王建勋

作者：许志永 | 评论(1) | 标签:许志永, 兰大, 理想

在远方\在贫瘠的土地上\我的兰大\一如我深爱的祖国\在远方\在贫瘠的土地上\sunny在那里长大\从那里\走向四方

想到兰大，总是充满了感情，那是我记忆中的西部荒野，是我成长的地方。

一

早上九点半，学校后门小街上的牛肉面馆，要上一碗牛肉面和两个大饼，饱餐一顿后走向甘肃省图书馆，读《人性的光辉——林肯传》、《拿破仑传》、《资治通鉴》、《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午四点半出来，到黄河边，沉浸在恢宏壮丽的历史中，在落日的余晖中徒步走回学校。

那是兰州很多个周末的记忆。很多年后回想起本科四年，那是令人骄傲的岁月，我几乎是学了三个专业，主科法律，辅修公共关系，考研科目是国际政治。这三个专业对我一生的事业都很重要。从法律科目看，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至少有三个学期总成绩在班上排倒数前几名。但我根据自己的兴趣读了很多历史和政治书。我如饥似渴地借书读书，八张借书卡几乎从不离开学校图书馆，很多个周末都是在省图书馆度过的。

四年大学期间，我写了9本日记，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理想和成长，比如苏联819事变写下预测和评价。除了这些日记，我还单独写了一本6万多字的小册子——《自由中国》。1993年的那个春天，很多个日子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埋头写作，这是一本和理想有关的书，表达对二十世纪历史的看法以及未来中国的样子。

每学期我们有两次劳动课——到皋兰山上植树。那是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刻，先是一场登山比赛，大家带上干粮，争先恐后爬到一个我们承包的山坡上，挖坑、栽树、浇水。劳动结束后打扑克、讲笑话，我常常在休息时爬到最高的山顶，俯瞰脚下雾霭笼罩的城市，发呆，或者练习演讲。

1991年底，庞大的苏联帝国结束了，校园里张贴着“苏联为什么解体”的讲座海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课期末考试要求写一篇论文，像高中一样我再次冒险，题目是“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必要性”，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还在批判市场经济，我的论文得了全班最低分六十多分。两三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揭开了市场经济新一轮大发展的序幕。

大四我报考了北大国政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国际政治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理想，我一直期梦想着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世界政府，我相信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考研的同时我寄给导师两篇文章，《冷战的尾声——中美关系的未来》和《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阐述我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思考和展望。但很遗憾，我没能考上。本来我可能会继续报考北大国际政治专业，但那位导师回信说我的文章观点有政治错误。我非常失望，从此彻底放弃了北大国际政治专业。

二

过于自负的我本以为能考上研究生的，基本上没有找工作，毕业对我意味着一次沉重的打击。6月初心情郁闷的我回到家乡。麦收季节，正好碰上三天以前家乡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村庄与国营农场发生土地纠纷，农场在警察的保护下到争议土地上收割小麦时双方发生暴力冲突，警察开枪，四名村民被打死，七名村民受伤，混乱中村民也扣押了对方的两名人质、两把手枪和一辆吉普车。我回到家乡的时候，警方和村民正在村口对峙。

第二天我骑自行车来到这个村庄。先是以学生的身份和村民聊天，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和村民的领袖谈了一个下午，终于说服了他们释放人质，当然我承诺愿意在土地纠纷问题上为他们提供法律意见。

尽管我清楚告诉村民，我只是一个大学生，不是记者，但还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的一些紧张。当晚县委书记来到我家，名义上是慰问和感谢，实际上是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放心，我是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希望帮助双方和解。后来知道，县委书记到我家的时候市公安局局长就在我家院子大门外。

那是我第一次参与重大公共事件。有时想，一个人的立场很可能和某种天性有关，以后在辽宁铁岭、安徽砀山等很多地方为农民维护权益我都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寻求双方可接受的方案。我们的社会需要和解，需要有人走出一条和解的道路。

后来知道，村民们释放了人质，事情基本上也得到了妥善解决。毕业后我找工作曾经到商丘市公安局，局长一见面就说认识我，很顺利答应我可以到这里工作。但我只打算工作一年就考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不成一致，这里规定必须工作满三年才可以考研。我决定放弃这个工作，回到民权县，来到一家企业。

家人当然希望我到公安局工作，回到县城的一家企业，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80元，在很多人人看来前途仿佛就是破产和失业。来自家庭的压力是自然的，以后，当我冒着风险在全国各地维护公民权利，这种压力时常出现。还好，母亲对我的担心时间太久了，从中学时就开始担心，太久了也就习惯了，习惯了也就不那么可怕了。在稳定的工作和理想之间，我选择了理想，幸运的是，我顺利考回了兰大法律系。

三

我的硕士专业是经济法，其中包括一年的经济学课程，这极大开拓了我的视野。我开始思考法律的成本、政府管制是否必要等问题，这些思路直到我后来作为海淀人大代表时讨论一些社会管理问题还很有用，因为经常有代表提议什么问题政府应该管一管了，就像媒体经常呼吁的那样，而我提醒大家，问题确实存在，但不一定就要政府来管，政府管制可能成本很高，我们应该考虑还有没有更好的治理方式。

沙漠、草原、戈壁成为西部记忆的重要部分，几乎每一个暑假或者节日，我总会选择一个地方旅行。1996年夏天我加入一个探险队，主要组成人员来自两个乐队，其中我熟悉的两个成员赵兵是法官，邴喆是警察。8月一个月圆的晚上，我们一行十人，每个人腰间挂满瓶子，带着将近20斤水，背着大饼咸菜，乘公共汽车在武威北部一带沙漠边沿下车，徒步走进沙漠。那个夜晚，我们在古汉长城烽火台下搭起帐篷，看大漠日落，看繁烁的星空，看月亮在沙丘上缓缓升起。

正如本科毕业一样，研究生毕业我再次面临现实工作和理想之间的困惑。到南方周末经历了一段见习期，同时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最后签约了公务员。之所以愿意成为一名公务员，我是希望能够熟悉国家机关的运作。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北京。小时候就听到爸爸讲我的曾祖父的故事，家乡传闻说他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被日本人毒死了，就埋在王府井一带，父亲说家人曾经去找过但一直没有找到。1996年第一次来到北京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大气而有历史感的城市。

毕业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的论文题目是《经济法制本土化的文化误区》，专门批判苏力的本土资源说。论文被送到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那里外审，他写了长达六页的批判信，扣上了“私有化”、“民族虚无主义”等大帽子，当然是通不过了。

在蔡永民教授帮助下我连夜修改论文之后飞赴四川大学送一位教授外审。第二天法律系专门为我个人安排答辩。整个答辩经历了三个半小时，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半，可能大家都很饿了才算结束。

旁听席上十几位都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走出会议室，等待判决。几分钟后宣读表决结果，可以拿毕业证，但不能拿学位证。听完结果我动情地说，在兰大，我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七年青春时光，没想到最后是这样的结局，各位都是我的老师，知道我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我会反思自己的过错，但我还是恳请我的老师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请相信，无论走到哪里，我决不会辜负兰大的名声。

那一刻终生难忘，我看到有的老师眼圈红了。一位老师主张再表决一次。我们退出来等待，但这时答辩秘书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学校没有规定可以第二次表决。我只能等半年以后重新答辩。

这次挫折在以后的年代了让我反思了很多，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遥远的大西北，那个从黄河边徒步走回学校的年轻人太狂妄了，没有给自己的导师以及其他很多人应有的尊重，人，应当学会谦卑。可当时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毕业的时候，我没有资格穿硕士服，于是借室友一身博士服拍的毕业照。

7月底得知我的工作出了麻烦。本来没拿到学位就是问题，但教育部认为只要有毕业证就应当派遣。到了工作单位不久，新的麻烦随后来了，这和我在兰大的活动有关。我和几个同学在兰大组织了一个活动名叫“二十一天”，即每三周聚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有一次在教室里公开讨论《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我现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好事者开始盯上我。

四

8月，面对工作变故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和家人联系。接下来几个月是动荡的日子。决定去南街村作社会调查，在这个处处是标语和口号的村庄里，我已经了解到他们光是贷款就达六个多亿。但一周之后很快就面临生计问题。我考虑到附近的企业找份工作，这样方便社会调查。

我开始在一家企业担任董事长秘书。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八九点回住处已经很累了。这些忙碌也很有收获，但我真的很在意，企业的工作距离我的理想越来越远。如果在这里一直呆下去，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高层管理人员，也会有很好的收入和生活。但是，我的理想是公共服务。曾经想过从事实业，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但是，第二次到企业工作的经历让我终于明白，挣钱和公共服务需要的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从事公共服务和从事商业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我决定离开，找一个大学或科研机构解决生计问题。

1999年的春节期间我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社会调查关注基层民主的愿望，于是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复习考博士。考完一度也想过留在北京，关注上访问题，可是留在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生存压力，而找一份普通工作意味着大部分时间为生存而忙碌，我不想浪费时间，4月底，得知考博无望，决定回到郑州。

我决心留在郑州三年，好好作关于基层民主的调查研究，然后凭着自己学术上的影响力重新回到北京。在郑州可以留在大学或者社科院，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回到郑州对我而言还有一个好处，我可以搭乘上访者的拖拉机到农村调查个案，而在北京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北京距离村庄太遥远，我支付不起路费。

安顿好了工作和住处，那个满怀豪情的年轻人开始了心中神圣的仪式——祭拜中山陵和黄河，他要告诉先辈们，无论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也绝不会放弃心中的梦想，在经历了一连串挫折之后，他要开始新的征程了。

很多年后我都清楚记得那个命运的细节。1999年7月10日上午9点多，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登上中山陵。在中山先生的陵寝前，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静静站立，一遍一遍默念，中山先生，我来了……视线不知不觉模糊了。然后我出来，坐在石阶上，想这个民族一百年的坎坷和未来的道路。直到下午一点钟很饿了才离开。7月11日晚回到郑州，12日一早去黄河。在去黄河的公共汽车上我接到了好友王建勋的信息，说我考上了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