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

贺卫方:《财经》读者日答网友问

编者按:此文为贺卫方教授参加新浪《微访谈》节目的谈话记录,讨论主题是“市场与法治的关系”。          各位网友好!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方式独特的读者日。我虽然不大懂经济和财政,但是《财经》杂志却是自己很喜欢的刊物,也算是刊物的一个老作者了。财经的一个一以贯之的特色就是关注法治。很高兴,能够与王建勋教授一起。假如敏感问题,建议大家多问他。呵呵。          @尹朝辉:向@贺卫方 提问:在当下社会文化下,单独的以经济、法治可以支撑(诠释)吗?          答:当然不能仅靠经济法治支撑社会。这也是为什么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设。需要建立在利益和观念至上的多元化社会结构,需要良好的社会阶层或行业互动,需要道德水顺的普遍提升,需要政治家的责任感,很重要的是,需要保障信仰自由。无论是道德提升,还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宗教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          @郑华建律师:向@贺卫方 提问:贺卫方教授,你是我最尊敬的法学大家之一,请问,你对中国律师制度的前景怎么看?          答:唉,怎么说呢?我总体还是乐观的。我们前一两代人所憧憬的通过激烈革命改变社会的梦想已经破灭,我们知道,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急不得的。甚至,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社会不大可能完全消灭弊端。至于前景,取决于每个人的努力。我们爱这个国,像普陀山的那只鹦鹉所说:常居此山,不忍见耳。          @韩科2011:向@贺卫方 提问:您好,贺老师,您有无想到李庄案会发生检察院撤诉一事?这个案子检察院虽撤诉,但尚未最终结案,在法律上最终会怎样处理这个案子呢?          答:虽然撤诉也是一个选项,但是,老实说,我没有预料到。在这种情况下,假如重庆方面再搞出一些声响来,那么他们真的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所以,我预计事情已经完结。          @王科力:向@法律人王建勋 @贺卫方 提问:两位老师好,李庄案第二季中,律师群体,法学届、媒体界的相互扶持,跟重庆方面的妥协相比,哪一点给您印象更深?您对律协和司法管理部门的沉默有什么看法?谢谢!          答:还是前者即法律人与公众联合起来,一起怒吼,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律协中不少成员私下都非常关注,但是碍于体制,他们无法发声。至于司法部,不说也罢。          @惠和:向@贺卫方 提问: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成为台上各方的道具,也可能在关键时点上显现其本性。请问贺教授,您认为该如何让他们成为积极的力量?如果有一天他们再次陷于狂热,我们将何以自处?          答:法律人不大愿意回答假设问题。如果国人一定要选择走那样的道路,那又有什么办法?          @骑士与诗人: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民众并不主动意识自己权利,即如我南方老家是开放的前沿了,但农村民众比不自知自觉,诸如选举权利,例如村委、县和镇人大代表等,于民众而言都是“当官的事”或“XX有人”……。您看在现行制度下,如何推动、帮助形成制度性的民众权利辅导机制?          答:关键是推动民主的次序有些错误。应该先从全国层面,例如全国人大真搞民主,给国民作出示范。假如候选人都是内定,甚至人大也不起多少作用,那么就难以怪罪国民政治冷漠。          @RPWI:向@贺卫方 提问:贺教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一个充斥着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的类似“搬雷峰塔石头的百姓”的中国特色的“群氓”市场中,法治如何才能应对这种“群体犯罪”的不断发生呢?          答:我理解,这种情形的根源是产权制度出了问题,另外,保障私有产权的法律粗疏,解释混乱,执行不力,也都是让人们养成公共财产甚至私有财产都可以捞一把的心理之根源。          @此用户已禁止登录:对 @贺卫方 @法律人王建勋 提问:法治的核心是什么?          答:法治的核心是限制权力,尤其是政府的权力。通过权力分立、地方自治以及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实现这一目标。          @理性地主婆: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您好,您认为中国司法改革最主要的力量应该来自于哪一个群体?是所谓的法律共同体还是更具体点的某些群体?或者是法律群体之外的力量呢?谢谢!          答:我总觉得没有最主要的,你说的这些都重要。          @后座议员:向@贺卫方 提问:请问贺老师,在现有体制下,要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有多大的可能性?          答:政治体制不改,很难。          @多看几本书:向@贺卫方 提问:市场的开放使中国人有机会出国,法治的现状使有能力的人选择出国,说白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感觉得到朝不保夕,所以选择逃离,不知道贺老师觉得,要多久中国的法制建设才能让百姓感到安全。          答:还是要看到好的一面。我认识的一些法学界的朋友近年来陆续回国,参与到国内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中。          @杨应昊:向@贺卫方 提问:市场离不开法制,但是又必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您认为中国市场的信用体系欠缺问题能否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针对市场信用的法律体系应怎样建立?我们缺少什么?          答:兹事体大。可以参考英国近代化早期如何通过普通法和衡平法来确保信用制度。当然,就近考察香港的相关法律制度也是一个捷径。          @咸云野鹤:向@法律人王建勋 @贺卫方 提问:二位老师好,在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许多时候法治与市场的关系很复杂,如何既不破坏市场原有的自主性,,又能维护司法的独立与公正?谢谢。          答:这两者这是唇齿相依的东西呢。          @我的cpu我做主:向@贺卫方 @法律人王建勋提问:我觉得市场与法治的关系,可以用某横幅来形容“律师与金钱是什么关系”。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如何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有效的,公正的呢?是按照功利主义 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吗?          答:好一个横幅哥!不过,问题不那么简单。法治在晚近的发展已经在理论上有不同于功利主义的共识。那就是,如果从功利角度有利,但是违反更高的自然法,也不具有正当性的。          @大刚无敌: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您好。从英美的历史看其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有序快速发展都是以法治为基础的。请问贺老师,利益、权利或许有一天会屈服于法治。但面对中国人讲究模糊美、讲人情关系的文化基因、观念意识,法治之路是不是显得更加艰难?该如何去走?谢谢。          答:模糊的语言、人情关系的确是问题。但是,白话文的发育已经减少了固有语言的模糊特色,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人群的陌生化。          @正负极2011: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我觉得司法改革的进程这些年过于缓慢,是不是因为法律人学者抗争不够?或者是力量分散?我觉得司法改革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不是得尽可能的团结起来呼吁司法改革?不改革,祖国没有明天!          答:正在团结中。格外重要的是,体制内外和法圈内外之间的互动和联合。          @ju理想国: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我很尊敬您,我认为经济会决定一国政治文化乃至法治的进程,就如同文艺复兴会率先在意大利兴起一样,请教您如何看待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法治进程的关系?          答:社会发展的过程,有时候是经济起主导作用,有时却是法律或观念起主导作用。          @苍蝇屠宰场:向@贺卫方 提问:你好 贺老师 孔庆东在节目里说你是汉奸。你怎么看?          答:坏的批评甚至谩骂总是提高了对方的声誉。          @大汉长安少年: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我看您经常说民主和政体改革,请问原动力是什么?          答:民主意识的觉醒,制度建设提供的愈来愈大的空间,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还有开放,外部世界的景观。          @寒清子C-ute:向@贺卫方 @法律人王建勋问: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与法治的关系?记得有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中国民主化的前提是基督化,福音化?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这种观点?          答:我不打赞成那种基督教宪政主义。对于法律人而言,世俗的许多因素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培育。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          @尘晖:对 @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您什么时候能再回重庆啊,不管是到西政,或者是其他学校、单位?          答:哎呀,我怎么能够回得去呢?很想念……          @灰机起灰啦:对 @贺卫方 @法律人王建勋 @罗昌平提问:当下各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是法律对市场的监管不够么?但另一方面有时又觉得公权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          答: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脉动乐园:向@贺卫方 提问:政府职能部门在依法监管市场行为时,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因此寻租空间也大,立法和执法部门应如何更好地约束自由裁量权?          答:问题的症结之一是,涉及到行政事项,行政本身制定的规则常与上位法律冲突,而且法院裁判时只能依据这类无法之法。          @气定爷:向@贺卫方 提问:贺卫方老师,您好!在司法不独立的国家,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出现了地方政府勾结检察院、法院,粗暴干涉法律程序的情况。法律似乎不仅无法保护弱者,还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工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答:让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完全独立于地方,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青帝一梦:向@贺卫方 提问:贺老师您好,一个社会通过教育,使民众树立法治信仰和观念,之后逐步进入公民社会,这样发展通常比较平稳。而由民众自发的领悟,而政府不去宣传法治观念,最后认知参差不齐,结果一般是专制倒台,但却混乱。但今天有关部门好像更热衷于精忠报党的教育而不关心法治教育,怎么办?          答:你把问题的症结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类似的问题还有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打压,转过来又拿社会一盘散沙来恐吓改革的倡导者,或者自己吓唬自己。          回复@starhub:老实说,1949年之后的舆论环境很难接纳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如果说今天司法建设的路向,我认为不必拘泥于英美或欧陆,重要的是要独立,司法人员高素质,中立,裁判说理,程序公开透明,在决策审慎与判决稳定间的合理平衡。 //@starhub:贺老师,微访谈里您没回答我的问题。您是比较法方面……          回复@老食和尚:六十年来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反宗教的。但国家学说里又难以找到足以慰藉心灵、抑制丑恶、鼓舞善良的内容。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在吾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古老难题了。 //@老食和尚:贺先生的解答真好.俺想请教先生你一问题,(现在叫兽太多,就请原谅我称呼你为先生.)我一直认为宗教和信仰是推……     不是纸上谈兵,是人类经验。与你说的相反,腐败往往来自不独立。独立才有清楚的责任划分,才能激励法官追求正义。独立配合以严格的问责制度,加上权力制衡和国民监督,至少减少许多腐败。//@和蔼老虎猫:这些学者就懂得纸上谈兵。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目前中国司法如果独立,只能增添一个新的腐败平台。          通过渐次的独立赢得渐次增长的司法公信力,政治也可以在动态中变革。制度是由各种细节构造的,局部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到整体。//@和蔼老虎猫:所以说一党执政体制,你根本搞不了司法独立!就是搞了也是增添混乱。司法独立是皮毛,一党执政是根本,你说了皮毛,不说根本,我当然认为司法独立是隔靴擦痒了。          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去呼吁和推动所谓潜移默化就成了不移不化,下一代依旧无望。水到渠成,你要供水啊。//@和蔼老虎猫:回复@贺卫方:渐次那就是慢慢来,或者是潜移默化,我看早着呢。20年内不要轻谈。那时候我们退出了。下一代搞去了,对于我们没有意义了。水到渠成时不用你呼吁就来了。   进入 贺卫方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37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贺卫方:《财经》读者日答网友问 贺卫方:律师与正义 贺卫方: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贺卫方: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一个人吗? 贺卫方:在《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发布会上的发言 贺卫方:口说脏话种芫荽 贺卫方:司法如何获得国民的信赖 贺卫方:民意决定死刑? 贺卫方:民主宪政创造和平与繁荣 贺卫方:像章 贺卫方:杰出民主人士奖答谢辞 贺卫方:警察与法治 贺卫方:知识人扎堆儿说想象 贺卫方:在北大法学院2000级新生入学典礼上的演讲 贺卫方:时间将证明伦奎斯特的伟大 贺卫方:柯克的故事 贺卫方: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贺卫方:言论与科研自由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贺卫方:寻求大学之道 贺卫方:律师被难日 国民遭殃时 相同主题阅读 阮炜:向东亚大家庭迈进 郑永年:中国要稳定须建“橄榄形”社会 宋学勤:中共党史学的科学性不容置疑 赵晓:中国经济改革向左还是向右? 端宏斌:为何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 田雪原:“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城市化视角 刘瑜:超越那一天 杨念群:“道统”的坍塌 王中江:“耳顺”和“耳聪” 南帆 :论“纯文学” 雷颐:表态的“艺术”与“胆魄” 许纪霖:究竟谁有安全感 杨恒均:从华盛顿到孙中山:“国父”不好当啊 维舟:任何表述都有赖于他人的沉默 秋风:没有道德觉醒,何来制度变革——为温家宝总理的“道德血液论”辩护 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 杜导正:纪念杜星垣 张千帆:地域歧视推高中国房价 冯飞: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存在四大问题 冯飞:发展方式转型是“十二五”能源发展的主线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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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闭幕…

“两会”闭幕 “演出”结束 14.03.2011 3月14日,随着中国人大会议的闭幕,历时多天的”两会”结束。两会期间中共高层关于政治改革的不同表态、拒绝司法独立及”两会代表雷人提案”等,依然成为公众热议话题。 3月14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了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闭幕式,如同以往的人大会议一样的程序,表决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决议草案、财政预算2011草案等。 盘点其中:政治改革、宏观经济调整、通胀应对、法制等关系未来政治走向及公众社会权利保障的内容,似乎并无突破性进展,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莫之许在推特上发出对两会的相关评论:”两会提案只有一个属性,那就是如何更好地管老百姓,至于如何制约权力的,一个都没有” “中国配合最默契的黑脸和白脸搭档,原来是吴邦国和温家宝,一年一度的堂会,总是激发起亿万人的关注,前者引人愤怒绝望,后者使人期待幻想,莫衷一是之中,一年又过去了。” 政治:政改无望 在此次两会中,吴邦国强调:”中国不搞多党制”,而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二者大相径庭的声音,有公众指中共高层出现分裂,也有人指二者只不过扮演不同角色,但是二者为利益共同体,目标是一致的。 德国之声就此采访了中国的宪政学者陈永苗,他认为:”他们两人之间说话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温家宝即使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也很清楚的看到他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所说的政改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党建活动,意在加强中共的领党,建设共产党的能力,这不是真正的政改。二者之间也不可能有区别。” 关于中国政改的未来,陈永苗表示并不冀望中共体制内:”现在清楚的看到有变化的是两个阶层:一是权贵之下的知识分子,慢慢的从原来相信政改,到再相信政改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再把信心寄托在体制内的改良上,因为体制内的革命已经死掉。他们开始相信体制外的改革与转型,所以开始推动维权运动和建设公民社会;第二个有变化的阶层是底层民众,由于社会不公等因素造成他们站到维权运动的最前沿。这些是未来社会转型的力量。” 法制:没有任何突破 吴邦国在两会上作报告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则明确的表示”不搞西方分权式的司法独立”。两会的法律风向标指向如何,德国之声采访了中国政治大学法学学者王建勋,他并不认为这次两会上在法律方面有任何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样的提法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即使有足够多的法律,并且涉及各个领域,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讲和法制毫无关系;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在法制领域裹足不前,所以炮制出这样一个名词,会让老百姓和非法律专业人士错误的认为,法律越多、越齐备、越完善,在法制方面就有突破。” 这位法学学者认为,中国距离法治国家还非常遥远,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法制,必须要承认分权的意义和重要性、必须要承认’三权分立’这样的制度安排。否认这些,就没有办法限制政府的权力。司法不可能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没有对权力的限制,就不可能保护民众的利益和自由。” 经济:控制通胀后财富的重新分配机制是最重要的 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及答记者问时都表示政府将努力控制通胀,通胀也是有可能引发中国更大的社会矛盾。中国政府是否能控制通胀?中国著名的经济评论人叶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是表示:”从二月份的数据来看,基础货币的发行量已经在下降,所以短期内控制通胀是有可能的。现在关键是控制通胀之后,国内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协调,我想这是比较难的事情。控制通胀之前经常出现反复,如果经济要发展、就业要上去,就有通胀的风险。调控货币、通胀下来后,经济增速也会下来,就会导致就业率下降,社会矛盾尖锐。从现在来说,给民众财富的重新分配的机制恐怕是最重要的。” 社会稳定:维稳经费首超国防预算 在今年两会上,当财政预算公布时,其中维稳经费首超国防预算,中国用来维护稳定的预算在2011年将达到高峰为6244亿人民币。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执行秘书潘嘉伟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当局对于民间维权人士等有更严厉的打压:”我觉得中国政府非常脆弱和紧张,他们非常惧怕维权人士的影响力,通过这个数字也可以想象国内的打压力度和人权状况是非常的糟糕。但这样的作法只会更加激化社会矛盾,因为打压力度越强,就会有越多的人透过社会不同层面把他们的遭遇表达出来。过去几年,我们没有看到高压之下维权减少的情况,相反,有很多的维权律师站出来,更有一些底层公众站出来发声,政府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 选举:未来应该允许人大有竞争性的直选 两会期间,中国网民汇总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雷人提案”,如:”农村孩子不宜上大学”、”提案唱红歌”、”企业一定要听党的话”等,对此中国选举专家李凡认为这些代表大部分不合格:”早前有学者和媒体说我们的人大代表,就是’橡皮图章’,虽然现在有所改变,但基本就是这样。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人大代表。” 李凡还谈到区台湾观摩选举的感受:”台湾也有一些立法委员也不知道如何在立法院应该做什么,但是他们会针对公众做地方服务。而我们的人大代表代表既无地方服务,又不在人大会议上履责,所以讲了很多’雷人’话和不靠边际的提案。人大代表应该是选举产生的,我们的人大代表直选是在县、乡、和城市的区,再往上都是间接选举,这些本该直选的地方那些代表是不是直接选举都有疑问。未来应该在人大允许有竞争性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还要学会公共政策、了解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也要学会代表公众表达权利。”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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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9 远行的路上,你能听见吗? / 萧瀚

  远行的路上,你能听见吗?   痛悼蔡定剑先生   萧瀚   凌晨3点半,蔡定剑先生走了。   认识先生,我想该有十年了吧,如果没记错,第一面当是在《工人日报》的会议室见的。时光荏苒,我已不复记起当时细节,只是这一刻,确实幻想能重回那个场景,回味一个毫无官架子的人大官员的自然笑容。   2004年,先生和我几乎同时来到法大,先生创办了宪政研究所,从此,先生开始了离开庙堂后的全新学术生涯,你原本就不适合呆在衙门。   和先生并无多少私交,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但许多“小事”足以让我对先生印象深刻。   宪政研究所举行的各种研讨会,先生并非不知我生性疏懒不喜开会,却一次次邀请,我虽没去,但心中感动,感佩先生行事之诚恳。   知道先生罹患,是在一年半前,我一边遵守知情人告诉我时的承诺,从未主动与人聊起此事,一边实在想去看望先生。但怕打扰——平日疏于联络,此时的看望简直是提醒你身体有恙,犹豫再三,还是作罢。直到去年12月初在怀柔宽沟召开“中国宪政前景论坛”时,先生委托张乐伦女士力邀我参会发言,我才找到一个最合适、最不露痕迹看望先生的机会。   那次会上,来的人特别多,或许很多人和我想法一样,一定要看看先生,亲眼见证对先生身心安康的期待。虽然没有人说过什么特别的话,但送给先生的鲜花,与会者由衷的掌声,以及亲眼目睹先生的良好状态,当是大家最欣慰之事,这个会除了讨论中国宪政的前景,还有一层默认含义:向先生致敬。   然而,会议毕竟繁忙,我除了见到先生,寻其间隙,与先生聊几句,并没能分享到更多与先生说话的机会,我也不想去对先生作特别关心的表示,那将会是一种冒犯,令人尴尬。人世间有些关心,关系不到,是不适合的,隐私具有其本然的尊严,不应被轻易打扰。   今年9月,当先生听说我这学期未能复课之后,很着急,立刻向院里要求恢复我的课,令我感慨万端——后来我知道,那时先生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可能是10月20日左右,张乐伦女士来电话问我第二天去看看先生是否有时间,我说要等太太从四川回来一起去看望,怕打扰多了,我太太没机会看他。10月25日,我太太回京的第二天,打先生电话,希望能去看望,他说要去香山开会住几天,我坦言怕他太忙,不敢叨扰,待合适时希望他说一声,电话那头,他喃喃地说:“我很累,看就不必了,多打打电话吧。”挂了电话,心里很难受,莫名的不祥之感。   果不其然,昨天在病房外,与张乐伦女士聊起往事,张女士说先生在10月26、27日的香山会议期间,多次疼得无法吃饭,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忍着,装得没事一样——就如他历来的那样,随和,但始终保持尊严。   时间,对于先生这样的人,吝啬到残酷的地步。11月18日,从王建勋来电话说医院给先生发病危通知,到昨天中午看到他,到今天凌晨3:30,短短不到四天,才54岁的先生就这样走了,我知道先生还留下很多遗憾,还有很多他想做没来得及做的事。   絮絮叨叨说这些,只是些小事——甚至都没什么内容,那么多年来先生对中国宪政事业的贡献和成就,有目共睹,这一切,我能说,也愿说,但今天不想说。   今天,我只想从一个滤掉光环的人本身来谈论先生。先生于我,不仅可敬,更是可亲,想起这些小事,是因为无论耀眼的光环是否会消褪,但我相信先生的人格更久远——这至少是我更看重的。   我相信灵魂,所以相信先生定能听到亲友念叨你的声音,也定能理解我这一年有半犹豫于看望还是不看望的尴尬心理。昨天,当我在病房里见到你时,虽不知该说什么,依然相信你知道我在身边。正如先生你还在我的手机里,那里保存着你9月10日18:52、18:57发给我的两条短信。   现在,我看不见先生,先生却看得见我,我知道,你在走,也陪我、陪很多人一起走。你悲悯却温和的激情,善良的单纯,不知疲倦、不知挫折关注底层人的正义行动,还有你对人永不打折的亲切,这一切,都是我生命舷梯上的好风景。   今天是节气上的小雪,这会儿天冷了、黑了。先生,你已远行,要走很远很远。这一路,会有无数人陪伴你,正如你陪伴我们,我也相信,这路会和你在的时候一样:   “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2010年11月22日於追遠堂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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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谁是上海灾难背后的“玩火者”

若想让安监部门有效发挥作用,必须改变当下的监督监督者的模式。一方面,打破上下级的监督关系,让每一个监督者单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另一方面,且更加重要的是,让内部监督转变为外部监督,即让普通民众、新闻媒体、NGO组织以及司法部门等外部的力量监督那些监督者。这就要求,民众、媒体和NGO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他们的批评和“扒粪行为”不应受到不当的限制。同时,这也要求司法部门获得独立地位,翅膀硬起来,敢于对强势的行政权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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