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田羽翔先生   人生有许多奇特经历。如果事后回想，个人生命与那些完全不可能发生关系的人和事最后联在了一起，细细想来，必有某种因缘。我虽不是佛教徒，但有时想起自己一生中所遇的事，还是不免很感慨。 今年五月下旬，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商谈一个研究计划，这是年前就定下的事。我设计的路线是先到广州看望我的老朋友胡文辉，同时也想看看他的藏书。文辉兄以一人之力笺注了陈寅恪的诗，很得国内外学者的称誉，我们十多年前曾在北京见过一次，后来他 和夫人还专门来太原看过我。我此行就决定先到广州再转深圳然后到香港。我在广州将和文辉兄分手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是厦大人文学院传达室陈师傅打来的，他说有个老人找我，我一时想不起来，马上要他把电话给那位老人。接电话的是田际明先生，他说是庆洪的叔叔，我马上明白了，在电话里和田伯伯简单交流了几句。他说此次来厦门大学看望女儿，顺便来见见我，可惜我恰好不在，只好留待下次了。 田际明是田羽翔先生哲嗣，田庆洪是田羽翔先生的孙子，是我在晋中师专英文二班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是我师专时代最好的朋友。 我从香港回到厦门后，问庆洪兄要了一个田伯伯在北京的地址，寄了我近期出的两本小书，可惜这个地址大概是田伯伯孩子的住处，小区传达室不熟悉田伯伯的名字，最后退回来了。 暑假期间，我有一次去看林鹏先生，闲谈间讲起近年山西书法界的一些事，我顺便问及近代以来山西书法界的重要人物，林先生提到田羽翔先生，马上为我介绍了他书法的特点以及当年在西安主办书法展的经历。林先生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谈到田羽翔先生，我感觉应当写一点文字出来，纪念这位山西文化界的老前辈。按说我是最没有资格来纪念他的，他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曾出生，也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只是见过他的书法，而我与此道完全外行，但我对他的命运非常关注。我也一直期待了解他的人能写一点文章，可是终究没有。现在网上能查到的关于他的材料也只有很少几条，多数还是同出一源的材料。可想人在世间，被瞬间遗忘是常见的事，而我觉得有些人我们不应当忘记，田羽翔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最早知道田羽翔先生，是在 1985 年我来作协工作以后，因为一直留意 1957 年的相关史料，所以对于山西当年的右派，我很早就有兴趣，后来我写过一篇《 1949 —— 1976 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情况的分析》，其中就有关于田羽翔先生的简略情况，但我对他当时的具体处境并不很了解。我在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也曾去过庆洪兄在山西大学的家，印象深的是他有一位年长的祖母在家里，是一位非常温和的老太太，个子不高，身体非常好，但因为年长，一般已不和来人讲话，但我印象极深。多年后我见到庆洪兄，还问起他祖母的情况，他告诉我前几年去世了，已是百岁老人。现在想来，这位温和的老奶奶就是田羽翔先生的夫人。庆洪兄虽是世家子弟，但因了时代的变化，在晋中师专念书时，只在英文上用力，对文史的兴趣很淡，而我却只是对文史有热情。当时庆洪的父亲田伯伯因为中风，已在家休息，我去见过几次，田伯伯是山西大学英文系的老师。 记得我来太原后，曾有一次专门约了庆洪兄到田府去，想和田伯伯谈谈他的家世，但最终只是在田家看过一幅田羽翔先生的书法，记忆非常模糊了，后来我和庆洪兄同居一城，时相过从，但极少谈到他的家世。我师专念书时的同学多系贫民出身，来自山西的县城或者乡下，庆洪兄是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弟。今天想来，难怪他一表人才，面容白皙，走路腰直背挺，呢制的中山装，扣子从上到下，永远紧扣，而我则是少年失怙，青年即驼背，整日蓬头垢面，只看书，不上课。那时庆洪兄虽也是家道中落，但家风依在，教养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现在关于田羽翔先生的材料很少，我在网上查到了一则他的简历，我判断大体不误，抄在下面：   田润霖（ 1900—1957) ，字羽翔，汾阳县青堆镇田肯堂之子。 15 岁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民国 13 年毕业，先后获文学和哲学两个学士学位。一生矢志于教育工作，苦心孤诣，诲人不倦，先后在太原国民师范、国立五中等八所中等学校及山西大学、西北大学任教。 1949 年后，继任山西大学教授。曾当选为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政协委员、民盟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省文联常委等。田润霖一生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对古典诗词有独到见解。《书法》积学有素，兼有北碑南帖的精华。他编写的《书法大纲》分上下两篇，上篇称为“史篇”，专述书法的历史；下篇称为“艺篇”，专论书法艺术，此外，还有《书谱研究》、《评于右任标准草书》等文。   这个简历对于田羽翔先生的个人命运没有记述，我来做一点补充。 1957 年反右运动期间，山西民盟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有一个筹委会。这次运动中，山西民盟最大的右派是王文光先生，我在《民盟山西省筹委会对省筹一般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草案）》中，看到排在这个名单中的第一位右派是王文光，第二位是当时太原工学院的化学教授史景苏，第三位就是田羽翔，第四位是山西农学院的教务长朱先煌。这四位右派因为身份关系是报送民盟中央批准的，其它右派则在地方上处理。我注意了一下，这四个右派都是大学教授，分别在当时山西最好的四所大学里。当时处理这些右派都要列出他们的反动言论，而这些言论，今天看来多数是真知灼见。  山西省民盟下达这个文件时，田羽翔先生已经自杀了，他不可能看到这个文件，我见到的这份文件，标有密件的字样，在当时可能也是发到很小的范围，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样的文件早已没有秘密可言，而只能算是历史资料了。我已复制了两份，想哪天见到庆洪兄时送给他，虽然可能引起痛若的回忆，他或者已不愿意再看这样的文字，但历史如此，我们也只能面对了。庆洪的父亲前些年也已去世，但庆洪的妈妈田伯母还健在，前年我还见到她，一位非常可敬的前辈。我把这份历史档案用现在这样的方式公布出来，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来回忆这位受难的前辈，我相信文字的力量。   右派分子田羽翔 男、五八岁。山西汾阳人，曾混入民盟盟员。曾任主要职务：山西师范学院语文系教授，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政协委员、山西省文联委员、民盟省筹委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田 羽 翔是山西右派分子王文光的“军师”，曾与王文光一贯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 （1）               田 羽 翔参与王文光泄露山西大学反饥饿斗争秘密，使中共地下党杜任之同志受到反动派的恫吓和威胁。解放后与王文光在政治上互通声息，在生活上形影不离。处处为王文光策谋规划，在王文光企图打击盟内党员王纪堂无机可乘时，田曾献策说“利用会议形式”进行斗争。当反右运动开始后，王文光第一次检查草稿给田雨翔看时，田说：“检查一下就算了，运动就是演戏”。 （2）             1949 年田即替王文光给张东荪起草密信，表达“意旨”。 （3）             田与王文光经常是彼此呼应，如王文光叫嚣不大力发展盟员盟是空的，田即呼应说“既然办盟，没有盟员怎建立起来。” （4）             王文光的反动言行开始受到群众的批判后，田在群众中散布说：“王文光是文人的笔法问题，那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并说：“王文光就不是个作政治的“，暗示王文光“不要轻易投降”。更阴险的向群众威胁说：“王文光是个忽冷或忽热的人，大家可招呼着”，意思是：“小心王文光收拾你”。 （5）             反右开始后，田在群众面前即与王文光订起攻守同盟，他说：“我和王文光经常谈话至深夜，只不过谈些盟内工作，有时替王文光抄写文章和讲稿，其它并没有什么”。 （6）             田阴谋造谣说：“民盟内有宗派”，和“晋南人派”。 （7）             王文光给邓老的贺信中写到：“楚材晋用”，也是出于田雨翔的心思。 （8）             贝利亚判罪后，田说：“是宗派问题，如果贝不死，马林科夫不能上台”，高岗问题发生后，田也说：“是宗派，政治就是明知不对，却不要你说”又说：“不然高岗下去，为什么就发表了十元大帅，以安军心”。还说：“陈独秀之死，也是宗派”。 （9）             田对党的仇视，在购买胜利公债时说：“为了买公债典了房子，不典早晚仍是要逼，没有财产，就不追了”。在镇反时他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是循环报复”。肃反时造谣说：“造成了恐怖状态”。对党员王纪堂说：“看那个球势，胸无点墨，还要站在我们的头上。不是党的支持，那有样威风”。还说：“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要说三顾茅庐，只要少斗争点就好了。”说什么气节，工农群众的人生主要是为了吃钣”。 （10）        还对王文光说：“你联系英美留学派，我联系地方人士与中学教师“有了群众，不怕共产党不重视你”。 （11）        田 羽 翔实际并没有入盟，而是王文光在解放后捏造为地下盟员，混入盟内的，以至篡夺了盟的领导地位。 右派分子田 羽 翔，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太原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给他用摆事实讲道理，采取了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说理斗争，在此期间，田也作过三次交待，虽极不深刻，但对揭发出来的问题，已大都承认了。与此同时，他的“主帅”王文光在另一个小组会上又继续揭发了田的一些反动罪恶材料，代表们为了解除其顾虑，并向田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面的解释与教育。十九日晚会完毕后，田即同师范学院的代表乘车返家。于翌日晨悬窗自缢。 经省筹委会研究认为田 羽 翔确系畏罪自杀，以死抵抗，表示甘心为资产阶级的立场而死，田雨翔并非地下盟员，系王文光捏造，经报中央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电复，予右派分子田雨翔以清洗出盟处分。   我在整理这些档案的时候，有时也不免有点联想。一个旧时代过来的读书人，对政治保持一点热情，至多也是旧时清议传统的自然流露，读书人有些狂狷之气，本是书生本色。田羽翔先生保持了读书人的传统，却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以想见当时的气氛。山西老辈学者中，我比较熟悉常风先生、宋 谋 瑒 先生，他们身上其实都有旧读书人的传统，所谓好发言论，最后都成了右派。 我比较仔细翻阅了山西民盟筹委会 1957 年的档案，也从中看到一点历史的细节。中国的任何政治运动，都难免人事的纠缠，借政治背景,强势压弱势为一般常态，但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时也还可以看出人心的厚薄，而当时对田 羽翔先生的处理，真是太不近人情了。 今年是田羽翔先生诞辰 110 周年，他的个人命运将会与他的著述和书法引起后人的研究兴趣，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凡为社会真正做过一些事的人，历史总不会忘记。陕西名书法家卫俊秀即是 田 羽翔先生的学生，有卫俊秀的书法在，人们总会想起 田 羽翔先生。去年庆洪兄的女儿到北京读书，行前我们曾见过一面，他说，她女儿写字很有天赋，我想这是对 田 羽翔先生最好的纪念。     2010 年 10 月 11 日 于厦门   （本文刊于《同舟共进》 2011 年 4 期，题目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