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

任建宇说：我设想过很多种出来的方法，后来我还是对他们说，你们都不要来接我，我自己走出来。 “我的心情难以平复，比较失望。”11月20日下午，在得知审判结果后，任建宇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摄影_乔彦杰 记者_周至美 重庆报道 11月19日下午3点半左右，任建宇走进一家移动电话厅，递给服务员一张一元纸币。他打电话给父亲任世六：“我出来了。” “你是怎么出来的？你撤诉没有？”父亲问。 “没有。” “坚决不能撤诉！”任世六强调说。 去年9月23日，任建宇，这个重庆彭水大学生村官，被重庆市劳教委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布劳教两年。在劳教所呆了近一年后，今年8月21日，他向重庆三中院起诉重庆市劳教委违法劳教。 11月19日下午1点30分许，在涪陵劳教所，靠近任建宇房间的值班人员的电话响了。一年多来，任建宇对电话铃声一直很敏感，这次，他感觉这个电话是关于自己的。 果然，管教很快走进来，通知任建宇换衣服。劳教所一大队领导带任建宇来到办公区会议室。重庆市劳教委工作人员前来对他宣布，已经撤销了对他的劳教决定，并希望任建宇撤诉。任建宇没有同意，他坚持要法院给个说法。 任建宇出了劳教所,头也没有回。有个说法，从监狱、劳教所出来的人，是不能回头的。 他给父亲打电话报告了自己出来的消息，但女友的电话，他没有打通。 他决定回到永川，那是他女友住的地方。晚上，女友见到久未谋面的任建宇，喜不自胜，而此时，任世六也从市区赶到了永川。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晚饭吃的全是肉。”一年来 任建宇在劳教所瘦了30多斤，他的女友再也不能嘲笑他胖了。以前，他笑她矮，她笑他胖。 他很兴奋，在11月20日凌晨1点发了一条微博：“回来了，真好！谢谢，谢谢你们的关注和帮助，夜深人静，愿好人好梦！” 就在任建宇离开劳教所之时，他的代理律师浦志强接到重庆三中院电话，获悉任建宇起诉重庆市劳教委违法劳教一案将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宣判。浦在20日上午赶到了重庆江北机场。和任建宇一起迎接他的，还有同样因发帖被劳教但如今已重归自由的方洪、谢苏明、彭洪、曹涧等人。 “我们都是劳教人员，都是在薄、王时期因言获罪的人。”方洪说。 他们都在等待一个结果。11月20日下午三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准时开庭，被告重庆市劳教委没有出现。 “（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据此，……驳回原告任建宇的起诉。”法官宣布。 这天，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担任重庆市一把手。 “我的心情难以平复，比较失望。”在法院门口任建宇被众多记者团团围住，他说，“裁定结果和之前劳教委找我谈的差不多。” 同样很失望的还有律师浦志强:“这个结果我们预料过，但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极小，更重要的是确认劳教委违法。” “法官应该也明白，一个人在被限制自由期间，无法到法院起诉劳教委。”浦志强补充说，“我毫不怀疑重庆三中院维护法制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将在十天之内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浦的身后，法院大厅内的一块石碑上，刻着邓小平的语录：“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而重庆三中院宣判庭内，挂着一则格言：“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南都周刊*任建宇 南都周刊：出来了，感受如何？ 任建宇：很轻松。我这两天给朋友打电话，就一句话：我回来了。我设想过很多种走出劳教所的方式，后来我还是对他们说，你们都不要来接我，我自己走出来。 南都周刊：这次的劳教事件，对你来说，算是一个教训吗？ 任建宇：应该说，是一种经历吧。 南都周刊：还记得去年8月17日、18日接受警方调查时候的情景吗？ 任建宇：恐惧呀。当时我想，要是能出去，丢了工作也不怕。我记得公安局的人和我吃饭，对我说，以后不要做这个事情了（指发微博评论社会问题）。我一个劲儿给他们敬酒，说“好，好。感谢你们”。那个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没事的。 南都周刊：接到劳教决定书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任建宇：我整个人都麻木了，他们让我做啥，我做啥。他们说要刑拘我，我都不敢问，就按指纹，我按了好几次都没通过。警察对我说：“现在你知道慌了？” 南都周刊：去看守所的路艰难吧。 任建宇：（笑）其实，公安局的人带我走的是另外一条小路，说是快一些。结果，那条路封路了，我们又绕了回来。当时我就想：路都有问题，我肯定没问题。不过，他们也不大清楚我到底做错了啥。到了以后，看守所的警察问：什么罪名？他们不知道，还打电话给重庆总队去问，然后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看你罪名多大！我们这里办过的最大的罪名才是偷越国境。 南都周刊：你觉得自己真的错了吗？我看到你写的《悔过书》，说对不起党和国家，对不起人民。 任建宇：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错。我当时对那份《悔过书》抱着很大的希望，他们说要写得深刻一点，所以我是好好写的。我酝酿了一个晚上，打好了腹稿，后来写了半天。我写得还是很诚恳的，对这个东西寄予厚望。当然，我也写了一些套话。 南都周刊：劳教所的日子怎么样？ 任建宇：知道自己要住两年，反而放松了，也不再抱有希望了。我一开始去的是管训队，上午出操、站军姿，学会“报告”和服从，下午一般就是出工，做包装纸板。在里面每天都有任务，完不成要面壁，不过我从没有面壁过。出来的时候，我好像积攒了196分，减刑19天。 南都周刊：据说，唱红歌也会减刑。你唱吗？ 任建宇：我不会唱，也是反对唱红歌的。过节的时候都会集体唱红歌，我一般都是混水摸鱼，不出声。我有时要写稿，写思想汇报。我记得还写过一首关于“人生轨迹”的小诗，因此被减刑一天。 南都周刊：在劳教所里面，常常看新闻，关注时政吗？ 任建宇：是的。我每天都会看新闻联播，看法制报纸。方洪也会经常和我们讲。十八大报告我也看了，特别关心深化改革那部分。 南都周刊：知道关于王立军的消息吗？ 任建宇：他不再兼任公安局长（2012年2月2日）之后，我就知道了。整个劳教所都很兴奋，警察也是。其实，我是想过要考警察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副市长啊。）是，但他不当公安局长了。 南都周刊：温家宝总理的两会答记者问，你看了吗？ 任建宇：两会期间，其实我最关心的是这个。我当时没有看完，后来看到新闻了。温总理批评了重庆，还说到“文革”的遗毒。 南都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任建宇：我自认一直比较正直，有一点愤青。2011年初，我开通了微博，看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个时候，我对重庆的一些做法有很大的怀疑，比如“万元增收”，其实是宣传很大，但落不到实处。 南都周刊：知道彭水诗案吗？ 任建宇：我以前从报纸上看到过这个报道。当时觉得真是很神奇，写首诗就出事了。后来，我也……（笑） 南都周刊：是什么让你有勇气起诉劳教委的？ 任建宇：在方洪案胜诉之后（2012年6月29日）。其实，方洪更尖锐一些，我容易妥协。当时我想过所外执行的。到了7月，我就决定上诉了，希望家人不要阻扰我。 南都周刊：相比较劳教和接受审判，哪个你能接受一些？ 任建宇：审判。这样的话，我还可以上法庭，还可以申辩。要是被劳教，公安一家说了算，不用上法院，都没人知道。 南都周刊：现在劳教撤销了。以后有什么打算？还回彭水当公务员吗？ 任建宇：去年我离开彭水去涪陵劳教所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不会再回去了，我觉得彭水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是，现在我要回去，回去工作是恢复我身份的证明。至于以后，我不知道会做什么。 南都周刊：你父亲说，会让你以后说话收敛一些。你会改变自己吗？ 任建宇：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改变想法，但是我会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南都周刊：重提起你的“不自由、毋宁死”T裇。你现在怎么理解自由？ 任建宇：人都需要自由自在地生活，自由、权利更需要自己去争取。 （据《南都周刊》记者与任建宇对话整理）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2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5年前，彭水公务员秦中飞写了一首针砭时弊的打油诗，获罪入狱，40多人牵连其中，被称为重庆现代版的“文字狱”。5年后，同属彭水公务员的任建宇，因对“唱红歌、个人崇拜”等现象提出批评，被重庆市劳教委宣布劳教两年。 记者_周至美 重庆报道 10月1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原告任建宇坐在法庭上，两手有点抖，时不时合在一起，就像还戴着一副隐形手铐。被告是重庆市劳教委。 他的父亲就在旁听席上，他的女友和同事也到场。他们都快认不出来这个原本138斤的青年。关进劳教所一年后的任建宇，现在只剩下103斤。 他变得沉默了。“祸从口出。”他的代理律师浦志强说。 一年前，任建宇因言获罪，被重庆市劳教委宣布劳教两年。现在，他和他的家人决心讨回清白。 “无妄之灾” 2011年8月17日，这一天是周三，重庆主城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任建宇的女友正在家里看电视。她接到了任建宇的同事给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男朋友被警方带走问话了。而两天前，她才刚从彭水看望男友回来。 “无非是派出所民警找他核对一些户籍信息罢了。”她想。在当时，任建宇在彭水做计生工作。 任建宇被询问的是他在QQ群里发的图片来源。他发图片之时，大连PX事件正如火如荼，“7·23动车事件”的阴霾还未曾散去，郭美美事件也在发酵。他还在群里发了一张领导人的搞笑图片。 询问结束后，8月18日凌晨，任建宇回去了。他在车上给网友“飞熊”发了两条短信：“我被网络警察带走了，告诉其他几个群里的人，QQ群被监视了，不要聊天了，不用回复我，我没多大的事。”另一条：“如果三天之后我没回来，请在微博上帮我呼吁，一定，不回。” 他回家后，删掉了自己曾转发的一些微博和帖子，删掉了QQ空间里的一些文章，然后打电话给女友。 两年前，任建宇考上公务员，被调配到彭水县工作。事发时，任还处于转正的公示期。女友担心他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在电话里说：“要不，我来？” “不用，估计还会有事。如果我没事，准备回家一趟。”任建宇说。 但他没能回家。18日下午，任建宇再次被带走。这一次，“询问”变成了“讯问”。任建宇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立案，并在当日转刑拘。此时的任建宇又电话告诉女友：“我没事，协助调查几天。你别和家人说。” 四天后，迟迟等不到电话的女友着急了。她告诉了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任世六正在工地上干活，听闻儿子被抓去，当时就昏倒在工地上。过年时，任世六不敢回家，任建宇的爷爷也觉得丢人：孙子成了劳改犯，家人抬不起头。 2011年9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提请逮捕任建宇。9月23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认为，“该案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不批准逮捕。但也就在当天，公安局管辖的劳教委下达了劳教决定书，决定将任建宇送往涪陵劳教戒毒所，劳教两年。 9月24日上午9点，心急如焚的任的女友接到了彭水县民警的电话，要她去领东西。9月26日逢周一，他们在彭水看守所见到任建宇。 此时，任的女友、任世六，乃至任建宇本人，尚不完全知道到底为何被劳教。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无妄之灾”。 女友在百度上搜索“彭水”，蹦出来最多的，是“彭水诗案”的检索结果。 2006年8月15日，彭水一公务员秦中飞写了一首针砭时弊的打油诗，被认为是攻击当时的县领导，因此而获罪，40多人牵连其中，被称为重庆现代版的“文字狱”。该案件后被迅速纠错。 “我连这个新闻都没看过。”任的女友说，“谁会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小镇青年 任建宇今年25岁，是重庆江津市石蟆镇关溪村人。2005年高中毕业后，任建宇考入重庆文理学院中文系。他家境贫寒，大学时曾靠给女生宿舍送水补贴生活。2008年初，他的母亲因脑血栓去世。 大学时，他是学院图书馆读书活动部刊物《书源》的副主编，还是入党积极分子，曾参加过入党培训。他读书广泛，曾是图书馆借书最多的学生，还为此得到了一纸荣誉证书。他骄傲地把这一荣誉写入简历。 2009年毕业之前，他曾在重庆的一个偏远县城支教半年。毕业时，他考上公务员，被调配到彭水县，在郁山镇计生办工作。 2010年7月9日，他工作刚好满一年，调入了山里当了村官。他有点失望，“一年前的今天，我结束半年的支教生活走出山区，刚好一年后我又再次走进山区，这一次也许永远都不能再出去了。”他不愿长期待下去，“不然将被时代无情地淘汰”。 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完成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在同事的眼中，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与同事和睦相处。领导、同事对他的评价，就像小学老师为优秀学生写的评语一样：“工作积极主动，服从领导安排，能不折不扣地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参加镇上的各项活动，思想上追求进步，还写了入党申请书”，“他被评为2010年度优秀大学生村官”。 只有在QQ空间的日志里，才可以看到青年任建宇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以及他对未知的未来生活的恐惧。 他抱怨医生见死不救，嘲笑地震局专家，对集体唱红歌不满，对某些上访户的愚昧感到无力，斥责人们对扒手的视而不见，“包括我”。 2010年对他来说，“荒山不改，污水长流”。之后，他开通了腾讯微博，看到了“太多的负面新闻”。这一年，他有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订阅了《南方周末》。他深感，“这个时代是有罪的，我们无可避免的，都是帮凶”。 他充满了愤懑，但“决定保持沉默”，只把这些写进自己的QQ空间里，留给自己和好友看。但在重庆市劳教委看来，这恰恰是任建宇“罪行”的佐证。 其实，任建宇很少有原创的信息。他转发的微博中，不少是专家学者，如杨恒均、于建嵘等，他们的书正在合法出版，他们也在四处为领导干部讲课。此外，任建宇还转发过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的言论，以及温家宝总理的政改言论。 他喜欢旭日阳刚版的《春天里》。“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自己的经历，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他的女友说。 他们先是上大学时分隔两地，苦恋四年；好不容易等到工作时可以在重庆相聚，女友回到了老家当了小学老师，但任建宇却又去了彭水当村官，被嘉陵江和长江隔断。如今，他们分别处于高墙内外，会见时隔着玻璃，相互望见却无法触摸，只能用电话一诉衷肠。 这种“只有在电视剧上才会看到的情景”，在江津这两个小镇青年之间上演了。 劳教所的日子 至今，任建宇仍被关押在涪陵劳教戒毒所。他在2011年10月被送进来，号子大约18平方米，像学生宿舍一样是上下铺，能住12个人。任进去之后，很快认识了早先进来的方洪。 方洪，网名“方竹笋”。2011年4月22日，得知重庆检方对“李庄漏罪案”撤诉后，方洪发了一条讽刺薄熙来王立军制造李庄案的“一坨屎”微博，旋即被劳教。这就是著名的“一坨屎”案。 据方洪回忆，他们在劳教所主要的工作是做圣诞灯。上午七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六点。早餐一般是稀饭、3个馒头和1个鸡蛋，午饭晚饭都有肉可以吃。“应该说，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大约花到五六百块钱生活费。” 方洪在里面负责分饭。“任建宇比较能吃，比我吃得多。”他说，“但他压力很大，精神状态不好，很紧张。小年轻嘛。” 任建宇干活非常努力，以期获得减刑。“据说，一个月要是不被扣分，可以减刑一天。”任的女友说。 “那个时候，唱红歌唱得好的话，也可以获得减刑，最多减三天。”方洪说。 他能说会道，是个话唠，常常在夜间卧谈时，讲解自己的时政观察，分析形势。有时，劳教人员被组织学习，方会和教官理论，后来干脆就不被允许来上课。 在2012年春节之前，杂志是可以带进去的。任建宇写信给女友：“《读者》这样的就不要带了，《南方人物周刊》一定要买，其他的随便吧。” 他们也可以看报纸，但不允许自己带进来。《法制日报》和《重庆法制报》会定期送入每个房间。通常，任建宇会把报纸拿给方洪，方看过之后，对任等人解读报纸消息。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可以看电视，晚上他们会集体收看《新闻联播》。两会期间，他们看电视的时间更多一些。这是获取官方信息的主要渠道。 任建宇有空就会写信。他以前就很能写，劳教所的孤独也给了他一个机会，他拿起纸笔，写下十几封情书。在信中，他拼命地回想和女友相处的每一个欢愉的时光。一看到这些信，想起任建宇在劳教所的孤独和恐惧，女友就抹眼泪。 2012年元旦前后，他写信给女友，说他想再读一遍《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他特别喜欢这句：“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女友将这篇文章打印下来，连同2010、2011、2012年的新年献词，一起给他送去。任在劳教所迎来的第一个新年—2012年，他看到《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是《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这是一个亟需正义的时代，而你对权利的坚守就是正义之源。” 到了2012年2月，杂志也带不进去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副市长兼前公安局长突然驾车西去，遁入了美领馆。 “有一天早上六点多，我没去吃早饭。任建宇跑回来和我说，‘你的敌人跑了’。”方洪说，“我告诉他，他（王立军）早就该跑了。” 劳教所里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很兴奋，包括警察。”方洪说。再到后来，温家宝总理的两会答记者问，他们也看到了。3月16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任建宇不知道的是，从今年3月16日开始，人民广场不再集体唱红歌了。而他，曾在去年5月8日批评重庆：“唱红歌、大跃进、浮夸风、个人崇拜、蔑视法律。” 到了4月10日，中央宣布对薄熙来“双规”。“我快要出去了。”得知消息后的方洪对任建宇说，“我出去后，一定要救你出去。”事实上，按照方洪的劳教期限，他也该出去了。 那个月，任建宇还给好友欧小姐写了一封短札《结婚幸福》，祝贺她出嫁并且幸福。这封贺信当日在婚礼上被宣读，知道内情的几个好友无不默默流泪。 5月8日，已是自由之身的方洪起诉劳教委，6月29日胜诉。获悉消息后，任建宇赶紧写信给女友，托他打听方洪的消息，还要找律师。然而，他又有顾虑，又写信让她不要乱说话。 任的女友以前从来只看八卦，从不关心政治话题，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关心，因为政治已经找上门了。已经躲避不掉的她，开始变得勇敢起来了。 她上网搜索关于方洪的消息，开始知道更多媒体和律师的名字。八月上旬，经方洪联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何三畏就来到重庆，紧接着，浦志强律师也来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遇上了好人。”女友说。 8月21日，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的官司在重庆三中院立案了。就是这家法院，曾在龚汉周、方洪的案子中，判决劳教委败诉。 “不自由，毋宁死” 开庭前一天，10月9日，浦志强和徐利平两位律师前去看任建宇。任建宇早就知道浦志强的名字。 任建宇穿着蓝色衣服走了进来，坐在木制的三人椅子中间。他两膝并拢，双手做戴手铐状。他很瘦，衣服显得很肥大。会见的地方没有桌子，于是浦、徐二位律师分坐在任建宇的两侧。 “我握着他的手和他说话，他的手会抖。他看我说话的时候，挺开心的，就像一个替补队员看见己方进球一样。”浦志强说，“他有点紧张，我说，‘你令我气愤的是，为啥不转我的微博？’他笑了，才放松下来。” 10月10日开庭当天，任建宇的一些同事、同学去旁听了。一年来，任建宇成功减肥，瘦了35斤。这是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了。他撩起上衣：“你看，我的啤酒肚没了。” 重庆市劳教委出示的任建宇“罪证”中，有一件背后印着“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这是在2011年5月，任的女友在网上订购了一套情侣衫，分别印上了他们的合影。看到如此个性化的T恤衫，任建宇加订了一件，印上了“不自由，毋宁死”这六个字。 此乃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发表的演讲中的一段话；这句话亦成为希腊国训：希腊国旗上的九条宽带寓意在此。 在1942年，中共南方局早期革命者苏蔓与妻子罗文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留下“不自由，毋宁死”的纸条后自杀，以身殉党。中共建政后，苏蔓夫妇的英勇事迹被收录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接受前往红岩的游客们瞻仰，该事迹展板所配发的标题即是这六个字。 孰料，那件印着同样字迹的T恤衫，成为任建宇的罪证之一。 “一个警察对我们说，他（任建宇）的思想肯定有问题，不正常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任建宇的父亲说。 2011年8月24日，任建宇曾在彭水看守所写下一份《我的悔过书》。他“深刻反思，彻彻底底地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和无知”，认为自己“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对不起领导的关怀，对不起所有人”。他痛陈自己犯下大错，深深忏悔，乞求原谅。 当然，那是他在身陷囹圄的状态下写的。如今，重庆已然“换了人间”，一些因言获罪的人起诉并胜诉，他备受鼓舞。今年八月，他认为自己无罪，曾对父亲说：“20年内，我必平反。”他的父亲很害怕，嘱咐他“不要乱说话”。 任世六已经两个月都没睡过好觉。在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立案后，他来到重庆沙坪坝区打工，两个月来一直住在没有房门、只有半个天花板的工棚里，坐在一张席子上抽着闷烟。 “他父亲原来很绝望，之前也没有律师帮他们。现在，律师和媒体给了他们一种希望。他们从害怕、不懂事，到逐渐敞开愿意和别人交流，变化是所有人给他的。”浦志强说。 庭审结束后，女友勇敢走上前去，和任建宇拥抱。这种拥抱，已经一年不曾有过了。 任建宇的案子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新闻报道出来后，任建宇一位高中同学小于（化名）说：“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 事情似乎正朝好的方向发展。就在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说，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存在问题，正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 10月10日的开庭结束之后，浦志强前去结房账1262元，被问发票咋开，浦沉吟道：“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2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这篇文章的作者周舵是位老熟人。关于他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传言是：我的导师费孝通生前曾拟过一本书的标题，叫做《从胡适到周舵》。如果属实，那在费老心目中，周的地位可真够高的。能得到费老如此器重的人不会没点真东西的。没怎么见过他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很好，我很喜欢，所以转发一下。 　　中共18大闭幕了，评点18大自然成了热点话题。除了习近平就职后见记者那篇讲话颇受好评外，民间对18大的评价，负面的占了绝对优势，和官方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政改无望”、“言论自由免谈”成了民间舆论的“主旋律”，悲观情绪笼罩四野，一片愁云惨雾。但是，国外权威调查机构皮尤中心近年的“各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调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却遥遥领先，超过83%。根据本人的有限资讯，也证实了农民近年对政府的满意度确实大幅提升。这两方面之间的巨大差距应该如何解释？独立知识分子的看法，通常都会归因于皮尤中心的调查方法不科学。笔者忝为社会科学学者，却不敢轻下断言。轻信一己的判断，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忌。 　　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是，我们从网民和自己身边亲朋看到的，仅仅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情绪，远不能代表普遍民意。从薄熙来以极左民粹手法获取到的广大民意支持度来看，应该也可以印证以上判断。 　　作家梁晓声有一个观点很有趣，他说，他眼里有三个中国：官方数字里的，网络上的，和身边人的。我认为还有第四个，海外舆论里的。这四个中国总是在打架，弄得大家一头雾水。我的意见是，把第一和第四个中国加起来除以2，或者把第二和第三个加起来除以2，大概就比较接近真相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满意度高，绝不意味着执政党就可以高忱无忧。恰恰相反，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政权最严重的危机，不是来自广大民众的不满，而是源于各界精英的背离。民众推翻政府的大规模反叛，也都是在精英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下，才有可能成功。列宁对此要比马克思那个在书斋里用黑格尔哲学凭空构造理论的书呆子清醒得多，现实得多，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先进阶级意识”这回事，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是要靠他们这一小撮“职业革命家”从外面“灌输”进去的。1989“风波”之后，对中共政权合法性基础最严重的侵蚀，就是各界精英–包括体制内精英–的离心离德。虽然二十多年来政府对精英阶层用经济利益刻意加以收买，表面上看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但是，恰恰是精英当中最优秀，社会关怀最热切，参政意识最强烈的那一部分，对这种手法不但不领情，反而对执政党更加鄙视。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政权更多了一层疏离和对立的理由；而到了政权的危机时刻，正是这些人的道德感召力、领袖群伦的组织动员力，才是颠覆政权的能量最大的。虽然“三个代表”对中共至今还在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试图赢取企业界精英的认同，但是，这套极左民粹的思想理论是和知识精英、企业精英从根本上敌对的，导致中共这个至今仍然自称代表工人农民，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党不但历来和精英阶层搞不好关系，更导致决策高层治国理念自相矛盾、一团混乱，严重阻碍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21世纪的高科技信息社会，工人农民不但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人口比例也不可挽回地要变成少数；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和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和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一个宣称代表工人农民、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戾气深重的党，怎么可能有前途？ 　　中外媒体各种关于中共高层人事和未来走向的揣测，由于中共政治决策的极度不透明，其实都没有多少意义。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中国的未来更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现在就断言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启动，实在没有价值。我倒是宁愿试试用医生的眼光，通过观察18大的会场，来猜一猜执政党患了什么病。我的初步结论是：高层领导患了脑梗塞。 　　先引中央党校校报《学习时报》一篇文章“重新学习开会”的要点如下： 　　什么是开会？开会的目的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是没有等级的研讨平台；开会就是要每个参与者都能各抒己见。眼下许多会议走了样子，没有了集思广益的讨论，变成了一言堂；没有了凝聚共识，变成了权威发布；没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众星捧月；本该研究问题的会议演变成了“官云亦云”、“权云亦云”、“会云亦云”，上级开会下级层层开会“落实”，会来会去，会议成灾，不仅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政府形象和与民众的关系，成为误事的根源和批评的焦点。等等，等等。 　　–猜一猜，这是哪天的文章？一定是18大闭幕以后的吧？因为，这里批评的一切，和我们看到的18大会场的景象，简直是丝丝入扣、契合无间啊！ 　　当然，这是胡猜，党校的校报，哪有这个胆子！文章是今年9月17号发表的，指责的自然也都是“基层会议”的弊端。 　　18大的开会方式不但和文章所言举世公认的“什么是开会”截然相反，充分说明被轰轰烈烈宣传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本不是开会；或者说，这会根本就没有开的必要–把最高层内定的人选发个通知告知全党不就完事了？更要命的是，18大会场的气氛，一片死气沉沉，没有表现出一点生机和活力，无聊沉闷到了极点，不要说和民主国家比，就连毛泽东时代，乃至中共13大，中共高层的会议也从来不是这副摸样。 　　这就足以说明，当下中国的种种弊端，特别是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见记者的讲话里指出的“许多严峻挑战”、“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根源显然不在“基层组织涣散”，不在“中层肠梗阻”，根子就在最高层，就在最高层的“脑梗塞”！然后，这个老年病，这个五十年代“一边倒”从苏联“照搬”来的“斯大林氏症”，上行下效，从最高层一路传染，祸及全党全国；不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就连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全都是中共教育主管部门通过统编教材规定的“标准答案”对老师“一言堂”“权威发布”，然后老师对学生“一言堂”“权威发布”，完全是机械制造厂制造机械零件的办法，不但和“创新性思维”绝缘，而且正好是对创新性思维的绝杀。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来创新型人才，答案还需多问吗？ 　　笔者在清华附中就读多年，曾亲耳聆听当年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阐述他的教育理念。他说，我们清华大学要培养的人才就是两条，第一听话，听党的话；第二出活，把党交给的活干好。毫不含糊，就是四个字：驯服工具。说难听点，就是好奴才。真是振聋发聩啊！难怪那位著名的红二代女导演胡玫钟情于清宫辫子戏，对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最杰出的代表雍正皇帝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光荣传统”养育出薄熙来、王立军式的大大小小无视法律、任意胡为的专制魔王，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这幅摸样，还幻想当世界老大？ 　　幸亏当年邓小平力排众议，定下“废除职务终身制”的规矩，不然的话……嘿，不然会如何，诸位自己填空吧。 　　执政党决策层治国理念、思想理论的老化、僵化，和各界精英越来越疏离，和社会进步的步伐越来越脱节，这才是现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最严峻的挑战！ 　　新一代领导人能不能解决这个严重问题？也许能吧。根据呢？–不是还有领导职务任期制么！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曾有名言说，理论的进步多半不是因为信奉旧理论的人们转变了思想，接受了新理论，是因为旧的一代死掉，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 　　仅此而已。 　　周舵 2012/11/18  

昨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彭水县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转发微博、发帖被劳教而提起行政诉讼一案作出宣判，认为任建宇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裁定驳回其起诉。宣判前一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动教养决定，任建宇已解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核心提示：美国应该采纳一种新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解释民主会带来具体的益处，例如更平衡的增长、稳定和个人安全——甚至对于共产党高官而言。这一基于结果的论点将会获得许多中国经济和知识分子精英的认同，可能会有机会影响习近平及其幕僚的想法。 原文： The Key to Bringing Democracy to China 作者：黄亚生 日期：2012/11/19 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多年来，西方领导人诉诸道德辞藻，引述人权的普适性和对独立自由的渴望，推动中国更大的政治开放度和民主化。五月，国务卿希拉里为其帮助中国活动家陈光诚的决定而辩护，她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继续期望中国能承担保护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国际义务。”但是在中国，甚至连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精英也不认为这会有利于他们或者国家；饱受马列主义薰陶的中国领导人就更加不相信这一套了。 其原因是两者之间巨大的价值鸿沟。中国人对”权利”的概念很功利主义——他们寻求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与西方对权利的观点不同，后者认为这是保护对少数失去公民权者的侵蚀。即使最具批判性的北京知识分子也承认，陈光诚和其他异议分子的想法在中国13亿中只能得到微乎其微的回应。 美国应该采纳一种新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解释民主会带来具体的益处，例如更平衡的增长、稳定和个人安全——甚至对于共产党高官而言。这一基于结果的论点将会获得许多中国经济和知识分子精英的认同，可能会有机会影响习近平及其幕僚的想法。 但是首先，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个广为流传的迷思，中国目前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帮助了中国的增长。的确，在过去30年间，中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上亿人口脱离了贫困，但是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成绩。一个原因是，后毛时代的领导人将如此多民众脱贫，只不过因为毛泽东导致这么多中国人贫困。（1979年，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不寻常的坦诚，它自己公开承认中国人均消费在1957年到1978年间停滞不前。）第二，贫困线一般定义为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生活水准超出这条线是一种改善——但不是富裕。基于世界银行2008年提供的数据，中国人口大约30%，或3.9亿人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按照这一测算，中国贫困人口比率与洪都拉斯相当，而后者并未经历类似中国GDP的飞速增长。 此外，中国过去60年代增长尚不能比肩其邻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成功的经济体都在东亚：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条东亚成功定律有三个例外：中国、北韩和蒙古。前两国由共产党领导，而蒙古自1924年到1993年间是共产党国家。因此，合适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30年间成长如此迅速，而是与该区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为什么还这么穷。 无论如何，中国1978年以来的增长绝非前无古人。在1912年到1936年间，中国工业经济扩张迅速；估计年增长至在8%到13%之间。彼时的中国与如今不同，私营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承担领导角色。许多银行为私人所有。政治控制严苛，但是比不上现在的极权政府。这一增长的时代并不是被当时制度内生的弱点所终结，而是被日本1937年入侵和随后的内战中断。 今天很多人聚焦于摩天大楼和高档汽车，中国的经济成长在上世纪80年代最令普通民众受惠，当时中国政治最自由。在那个年代，三位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仅仅推行经济改革，还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包括干部任期制、党政分开、开始农村选举。回到彼时，中国没有如今这样巨大的不平衡。当年的消费占GDP比率为50%，按照中国标准，与今天的35%相比要高。中国的汇率高估，每年录得贸易逆差。最重要的是，人均收入增长，特别是中国的8亿农民收入增长在80年代实质上超过了中国的GDP增长。那时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增长可以兼得。 然而，中国在过去20年的GDP增长不再惠及普通民众。用中国GDP数据来诊断中国经济的健康有点像从飞机上窥探一座建筑物内部；你需要近距离研究真实情况。检视生活标准是了解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的更好方法。例如，中国总能耗2009年超过了美国，但是中国家庭在这一能源爆炸性增长中仅扮演次要角色。人均电力占总电力消耗比例在2001年达到峰值，大约14%（相比之下，美国的比例约为38%）。剩余部分为工商业用电。 将这些因素理顺：2009年，普通中国人个人用电量是普通美国人的8%。这与人均GDP的20%相去甚远。中国消耗了很多电力——中国人没有。 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过去20年间，中国人均家庭每年收入一直落后于GDP增长2到3个百分点。今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无疑比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要好，但是更多的GDP增长流向了政府和企业，而不是普通民众。 从结果导向来看待民主，这无关怎样更快驱动GDP增长，而是如何更公平和有效地进行分配。一个不受限制的政府会竭尽所能——攫取增长的收益。根据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计算，中国政府2007年的收入是1995年的5.7倍；而2007年城市居民收入只有1995年的1.6倍；而同期农民收入只有区区1.2倍。今年，当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放缓而面临财政短缺，据报道他们在”预征”2013年的税收。 无代表的税收是窃取国家资源的方式之一；腐败是方式之二。一些分析家们相信，中国人容忍腐败，以换取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有点象在说纽约人容忍桑迪飓风。快速增长表面上维持着稳定，但这并非因为政府获得了中国人民的默许，而是因为它加强了专政工具。中国政府现在的国内维稳支出已经超过了军费。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放慢，这一资金模式随即土崩瓦解。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够仅仅靠压迫维护真正的社会稳定。真正的稳定来源于参与政治、公民事务和决策，来源于对经济、社会、政治机会和产出的广泛共识，来源于社会如何分配。两个字，民主。 如果希望中国走向政治开放，其精英必须相信这符合他们的利益（事实上的确如此）。西方可以开始指出，中国蹩脚的司法制度甚至危及有权有势的人。黯然下台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1998年著作一本书，其中，她批评美国法制过度保护被告权利，不如中国审判制度快刀斩乱麻。今年8月，经过一天作秀式的审判，谷开来因谋杀一位英国商人被判处死缓。当快刀斩到她的脖子上，我们可以假设她大概希望司法过程能慢一点。 不仅仅是薄熙来和谷开来：中国的一党制对其自己的许多精英而言过于残酷。在过去20年间，中国4个最重要的地方政府中，3位党委书记（北京、上海和重庆）被贬黜或被判刑。自1949年到2012年，共产党有六位党委书记。三位突然被赶下台；一例明目张胆地违反党自己的程序，一位死于软禁。两位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死在任上：刘少奇被折磨而死，用假名火化；林彪试图逃亡苏联，死于飞机坠机起火。邓小平的一个儿子被推下楼房，高位截瘫。2007年，一位人大副委员长，一位高院法官和一位药监局局长被判死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充斥着暴力和专制，为其自己所不齿。限制党的权力不应该被理解为弱化组织的零和游戏，而应该看作是限制党伤害自身能力之道。 中国政治精英暗中理解民主提供财产和人身安全。当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被薄熙来驱逐，他并未转向中国司法部，而是向成都的美国领馆寻求帮助。其他中国精英将家人送到美国学习定居，以分散个人安全的风险；他们难道不想在家门口得到更多安全吗？如果想要在中国看到民主，它必须能惠及中国最有权力的阶层。别无他途。 黄亚生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中印实验室创始人，著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