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秀

中产圈|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社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钱理群,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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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公务员论辞职:好不容易挤破头进来 谁现在走谁傻

专家:中央禁令削减公务员福利,但不影响整体队伍,公务员仍是社会中坚力量 河南商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众多基层公务员,不愿意辞职或者不敢辞职,除了稳定和福利的吸引外,更多是因为“没有资金,没有人脉,没有特别出众的魄力”,担心“出去也只能摆地摊”。 有人说,能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大多数都是精英。但体制的渗透力却不容忽视,多年后,要么被体制同化,学会了逢迎、圆滑,要么当牛做马,干着诸多繁重的重复劳动;一旦社会发生变革,这两种人,都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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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张显扬:“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知道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恐怕不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使当年有所耳闻,现在大多也淡忘了。   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不少已经谢世,比如,王惠德先生、廖盖隆先生。王惠德曾经和于光远一起,担任过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们称“双中锋”,廖盖隆是副所长。和我同组(第二组)的黎澍、范若愚、孟凡、温济泽等几位先生,也已经相继作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议当事人将越来越少。抢救这个会议的材料,已经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再不抢救,很多事情就湮灭了。经验告诉我们:好事湮灭了会失去榜样;坏事湮灭了会重蹈覆辙。   一、会议印象   这个会议是在京西宾馆开的,我住宾馆九层,和王贵秀教授同屋。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至今已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   1979年春节前夕,理论界一百六十多人,包括长期在中共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人,在京的理论、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人士,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来的联络员,济济一堂,在胡耀邦主持下,就中共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那时人们习惯用“战线”这个词)的基本经验,以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开展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者心气很高,会议气氛热烈而轻松。   议程安排不是很紧,有点“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味道。看了不少电影,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等,外面还没有放映,会上放映了。伙食也可以,六毛,八毛,一块五,自选标准,自掏腰包。那时物价便宜,八毛的伙食就相当不错了。   会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令人鼓舞的气氛中进行的。凡是和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关的事情,凡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都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指示、决策有关的事情,只要你想到而又想说的,都可以说。至于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全凭各人自己把握,没有人给你划框框、定调调。而且,说什么简报上登什么,无需审查,也不作删改。   会议主要以组为单位进行。全体大会只开过四次:1月18日开幕式,胡耀邦作“引言”报告;3月28日第二阶段会议开始,胡耀邦讲会议议程;3月30日总结大会,邓小平讲话;4月3日全体会议,胡耀邦作“结束”讲话。   会上服务很周到。各组开会,都有专人记录。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靠人记。会议一结束,记录稿就送到手上,记录质量很高。《人民日报》的一些记者、编辑,像李泽兰大姐,都是工作人员。中宣部的许多干部,也在会上服务。上午的发言,拿去《人民日报》排印,晚上就送回来。下午的发言,第二天开会就能见到。各组交流主要靠简报。此外,晚上休息的时候,还可以举办专题沙龙。贴一张告示(当时好像没有“海报”一说),感兴趣的人就来参加,没有组别界限。我和王贵秀就举办过一次,请大家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研讨,发言非常热烈。   与会者都是中共党员,都是在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未见过、更没有参加过这样自由的会议。一些人不免心里打鼓。但是,年轻一点的,像严家其、王贵秀、郭罗基、牛欣芳我们这些人,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心底城府,根本没有考虑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说话口无遮拦。当时我们都四十岁刚出头,严家其还不到四十岁。现在回想起来,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结果,我们都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一个月的会议,出了两百六十多份简报,数百万言文字,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在中共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可与之媲美。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思想解放的盛会,以前没有过,此后近30年也没有,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除非出现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那另当别论。这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召开的特殊会议。上面有需要,下面有话说,是一次难得的台上台下的大合唱。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盛会,近三十年来,除了当事人,几乎无人提起。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台上的指挥认为台下的人越唱越“离谱”,必须叫停。会议一结束,连简报都收走了,可谓“一网打尽”!   二、缘起和过程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分不开。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和“两个凡是”分不开。   (一)会议缘起。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把华国锋主席早些时候讲过的“两个凡是”的意思,提炼加工,以非常工整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提出,无异于宣布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一切都按毛泽东原来的章程办理。这实际上等于推行一条没有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毛泽东极左路线。“两个凡是”严重地阻碍了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人民群众不满,老干部尤为不满。在听了邓力群、王震告知,“两个凡是”出台目的是要阻止他出来工作后,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中提出,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潜台词是不能以孤零零的这决策、那指示为准。胡耀邦是一个实打实的人,为策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他在中央党校创办内部刊物,组织人马写文章,重编教学大纲,紧锣密鼓,准备打破“思想枷锁”和“组织枷锁”,包括与“两个凡是”开战。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胡耀邦亲自敲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文章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不料12日晚上,时任“毛著办”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口气极为严厉,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扣了三顶大帽子。“砍旗”,是指砍毛泽东思想这面旗;“丢刀子”,是毛泽东批赫鲁晓夫的用语,说他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吴冷西用这个话,意思是把毛泽东这把刀子丢了;“非毛化”,是说这篇文章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吴冷西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的时候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等,是完全错误的。他说,照文章作者的看法,“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该反对“四人帮”,反对修正主义,而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他还指责,文章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要反对只有“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在吴冷西看来,这篇文章简直犯了弥天大罪。应该说,他的嗅觉很敏锐。这篇文章本来就是要冲破毛泽东的禁区,否定他那些极左的的指示和决策,否则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但是,说这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则完全是政治陷害。不过吴冷西这一顿大棒倒也是起了大作用,在国人面前把上面的矛盾挑明了。没有他这一下子,“实践标准”这篇文章未必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讨论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吴冷西无意中扮演了这场大讨论的反面推手的角色。   按理说,斗争的形势是明摆着的。特别是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后,实际上胜负已成定局。邓小平的讲话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实事求是”。他居高临下、语气坚定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联系,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且反复引证毛泽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述。他严厉批评了反对这个原则,否定实践标准的错误,就差没有点名地批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但是,“凡是”们并不甘心。他们手中还有相当权力,特别是因抓捕“四人帮”有功而一下子坐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宝座的汪东兴,还掌握着舆论宣传大权。华国锋虽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和第一担纲人,但他并没有阻止“实践标准”讨论,这是他的明智之处。但他也没有表示要收回“两个凡是”,这就给了台前那些“凡是”们以广阔的想象空间。   1978年9月,《红旗》杂志上任不久的副总编辑方克主动请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方克是想借此参与“实践标准”讨论,摆脫《红旗》杂志几个月来的被动局面。但是,总编辑熊复秉承汪东兴“按兵不动”、“不准介入”的旨意,不赞成文章发表。后此文经反复修改,到了第三稿,题目改为《重温 》,成了一篇论战文章,名为“重温”《实践论》,实际是反对“实践标准”论。文章把吴冷西电话中的全套武器都搬了上去,大批不可知论、怀疑论、“海外奇谈”。所谓“海外奇谈”,就是指香港那边有人说,大陆现在非毛化了。《重温 》以此为靶子,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海外帝修反,说我们非毛化,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   《红旗》杂志的文章送到中央。叶剑英副主席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红旗》杂志这篇文章,起了大作用。没有这篇文章,不会有叶剑英的建议;没有叶剑英的建议,未必会有理论工作务虚会。叶帅提出这个建议,是受了同年7月到9月李先念在财经战线召开的务虚会的启发。那个会上,与会者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统一了思想,开得比较成功。所以叶帅就想,理论界不妨也开这样一个会。12月31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央政治局同意叶帅的建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22日结束,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8日开幕,前后相隔不到一个月。可见,中央对这个会的期待是很殷切的。   (二)会议过程。中共中央决定,会议分两个阶段开。第一阶段,以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会议名称为“理论工作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在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人参加,各省派联络员。会期一个月。1979年1月18日开幕,至26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2月1日接着开,开到2月12日左右。休息几天,进入第二阶段,改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有关人员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再开十天左右。以上安排是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宣布的计划,实际上会议进程与此有很大出入。   最主要的变化有三点。第一点,原来计划,第二阶段扩大进来的各省市的人,和第一阶段的人一起开会,后来改主意了。地方的人,军队的人,第一阶段的人,各开各的。第一阶段的人,搬到友谊宾馆,把原来住的京西宾馆腾给地方和军队。第二点,第一阶段休会时布置搞几个材料,准备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作报告用,以扩大第一阶段会议成果的影响。我自告奋勇报了一个题目:《华主席在湖南》。华国锋上台以后,不管是什么事情,工会工作也好,青年工作也好,妇女工作也好,兴修水利也好,湖南方面都以“华主席在湖南”为题,大吹特吹,令人作呕。我准备这个材料,就是想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揭露湖南方面对华国锋搞的这种新的个人崇拜。但是,第二阶段一个大会也没有开,准备的材料都没有用上。第三点,原计划第二阶段开十天,实际只开了七天。3月28开始,新来的人到会三天,还没有进入角色,30日就听邓小平报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听就知道,风向变化了,根本无法和第一阶段的会议接轨。4月3日,会议便草草收场。因此,严格说来,所谓理论务虚会,就是第一阶段那二十来天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不过走一下过场,除了邓小平报告外,别无其它实质内容,原定华和叶的讲话也都取消了。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确定参会人员的方式也不一样。第一阶段即“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代表”身份,不受单位指派,也不代表单位,而是作为个人,直接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名邀请。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反映了上面对这个会议的意图,倾向性非常明显。北京大学(我当时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3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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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北京看点:胡家公子谈政改 民众怀念胡耀邦

北京 — 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最近在北京主持的一场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再次聚焦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继胡德华在今年二月炎黄春秋座谈会上纵论国事引发媒体关注之后,北京“公知场”的又一大动作。 *胡德平再谈政改* 北京看点:胡家公子谈政改 民众怀念胡耀邦 据光明网7月4号报道,由胡耀邦的儿子,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原第一副主席胡德平主持的“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建议——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高端论坛•2013”日前在中央党校召开。这场高端论坛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与会者除了有《阳黄春秋》的学者之外,还有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空军指挥学院、上海市委党校、上海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科联、《炎黄春秋》杂志社等65位专家学者。 这次研讨会的主旨是“为党分忧、为国谋策、为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献计的主旨,围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突破口、风险、路径、目标和核心问题等,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改革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摆在面前。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一党执政* 这次高端论坛中,并没有回避一党执政等敏感话题。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说,有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一党执政与民主法治究竟能不能相容。有人认为二者不相适应,在原有政治体制下似乎不可能实现民主法治。王贵秀教授认为,通过改变原有政治体制,二者还是可以相容。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管住“书记”,而管住“书记”的方法就是要发扬党内民主。 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认为,从公共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化规范来讲,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他还提到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四大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直言不讳地点出了中国目前存在的四大风险,一是经济风险。二是社会风险。三是信任风险,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四是政治风险。他呼吁改革需要解放思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加强宪法的权威性。 *四大低迷*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总结了当前民情的四大“低迷”: 一是民众在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支持度低迷;二是民众对党政机关作风的满意度低迷;三是对党政干部的信任度低迷;四是公务人员的总体评价低迷。许耀桐教授认为,不搞政体改革,会出更大问题。今天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言论开放、基层民主选举和权力分立与监督这三个问题很关键”。 *胡德华也谈‘男儿’* 北京专栏作家高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介绍了今年二月份炎黄春秋的一次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胡耀邦的另一个儿子胡德华谈到,前苏联崩溃所犯的致命错误是对政治的垄断,对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真理的垄断。 高瑜说:“他对(习近平在谈到苏联解体时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他说“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苏联这个党到底是什么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还是一个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等而奋斗的党)?他就讲苏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总结,苏共为什么崩溃?因为它垄断了权力,是一党独裁的专制的党。他说什么是男儿?难道开着坦克车上街镇压就是男儿?” *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 有海外学者呼吁中国应该走胡耀邦时代改革开放的道路,并提出“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的说法。 目前居住在海外的中国独立新闻人姜维平分析说,习近平站在中国大船的掌舵位,却面临来自左右两极的臧否,左的希望搬出毛泽东,右的希望抬出赵紫阳,前者甚至反对宪法,后者急于平反“六四”。姜维平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被撕裂,中国又站在十字路口上左右徘徊。胡耀邦思想最有利于眼下的政策应对,扛起胡的大旗能吸引左右各派几乎所有的人:第一,胡是共产党的领导,学习胡不能使各级官员感到末日来临的恐慌,有利于政局的稳定;第二,胡耀邦的胸怀如大海,既能包容汉人,也能安抚藏人,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既能拢络工农兵,也能笼络知识分子,有利于团结绝大多数;第三,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欠胡耀邦的人情,没有他平反“六十一人叛徒案”,连薄家父子都无出头之日。总之,不论左派右派都认同他的理念,没有胡耀邦的义举,中国人不可能焕发创业改革的活力,而今的经济成就,都是胡铺设的精神轨道的衍生品,而胡的后代也是廉洁奉公的楷模。 高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胡耀邦在中国民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 高瑜说:“民众当时为什么拥护胡耀邦?现在谁能掀起那么大的群众运动?真正老百姓贴心的,就是一个胡耀邦。现在(当权的)有名有姓的死一个试试? 说不定微博上叫好的还有呢!” 姜维平认为,中国政改最好的旗帜就是胡耀邦。胡耀邦既是习近平父亲的战友,也是民众爱戴的好领导,既是共产党人,又是开明人士,他的身份、资历、名誉、地位、经历、形成一种精神资源,既可以凝聚左右两派的绝大多数的力量,又可以照亮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广阔道路。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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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孙旭培:中国错过了新闻法出台的最佳时机

中国从晚清到民国都有民营报纸和出版自由,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突然中断?如果中国再走上新闻自由之路,现实中的一系列不适应、不配套,甚至不允许又如何解决?孙旭培所参与的新闻法草案因为种种历史机缘而未能通过,中国的新闻立法也悬而不决;他本人因为常常在公共媒体直言新闻自由,而招致打压,新作迟迟无法出版。 2013年6月,腾讯网新闻中心编辑沈洪在北京对孙旭培进行了面访,授权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采访文字版,这是文字首次发表。 以下是采访第一部分。孙旭培畅谈了中国文化有史以来如何看待新闻自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自由的关系,以及中国筹备新闻法的曲折与艰难。本文有所删减和编辑,经孙旭培确认。 问:你是如何走上研究新闻自由的学术之路的? 孙旭培:我的特点是爱思考问题,思考是一种乐趣。常常思考、观察的是时事和政治形势。大跃进时期,报纸报道亩产几万斤,最高达十几万斤。作为农家孩子,我从小就知道一升米有多重?一斤稻能出几两米?根据这点知识推算,如果将十几万斤干净的稻谷摊在一亩田里,也有将近一尺厚。产量怎么可能有这么高呢?但是,面对报纸上不断批判“算账派”、“观潮派”的文章,我不敢说出来。 文革中,我在安徽淮北市工作,与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议论时政,我说,中央是被“海派”控制着,我说的“海派”一词,用来专指从上海发迹的那伙人,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正好也可以包括江青,因为她也混迹过上海滩。淮北市委成立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的写作组,要求集中在招待所写批邓的文章,我挑开话题:“难道邓小平出来进行整顿不对吗?”马上勾起大家的心思,一层窗户纸捅开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说出了心里话,都认为邓小平没有什么可批的。可这是个死任务,不写又不行。怎么办呢?无奈之下,我们来了个调侃之举。四个人齐刷刷跪在房间里的四张床上,朝着北京的方向,一边作揖,一边口中念念有词:“邓大人,我们对不起您老人家,现在要批判您了。”说完,找来几本《红旗》杂志,四个人在上面东抄西抄,拼凑了一篇交差了事。 在1978年考研究生之前,我就曾对单位里的女同事们讲:“你们将来都会烫头发、穿高跟鞋、抹口红。”她们听了,都露出怀疑的神情:“这怎么可能呢?”有意思的是,过不多久,就验证了我的预测。进入八十年代,淮北矿务局的老朋友,经常问我对改革形势发展的看法,我就直言不讳地说:“将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所有好方法,中国都会用,谁认识到这一点,谁就能抢占先机。”事后,朋友们都表示佩服。我的传记(王英著的《新闻自由冻土带的播火者》)记载了这类故事。 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我讨厌当时中国的新闻工作,却仍然报考新闻专业研究生,目的是研究和解释中国新闻的荒谬,第二年就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刍议,写了近七万字。 应该承认,我的运气很不错,没有因为说了许多敏感的话而倒霉,我的那些淮北朋友没有一个去告密。他们是我终生的好朋友。经过文革十年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不管世道多黑、多吊诡,总还有一种基本的民意在运行,顺着这股民意去思考,你就无须悲观,社会终究会沿着民意走,那些张牙舞爪的势力终究会垮掉。这个信念使我在政治形势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个人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都能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动摇。 问:你梳理过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从历史的大脉络来看,中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确切含义了解吗?从中国传统文化里生长出来的“自由”与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有共识吗? 孙旭培:可以说,中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确切含义大多并不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意味着自由放任,为所欲为,是不受限制的。西方从17、18世纪那么多启蒙思想家开始,就强调自由对法律负责。洛克说:“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可是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与普世价值不接轨,究其原因,部分是与传统文化对自由的理解有关,部分原因是与现代、当代的政治有关。 自由主义原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平等思潮,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却把“个人意见第一”说成是自由主义,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自由”、“自由主义”等都是贬义词,它们同“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无法无天”等概念相联系。特别是在当代政治中,一会儿说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没有自由的,新闻自由也是虚假的;一会儿又说那些要求民主的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按毛泽东的解释,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彻底的自由,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是现在又说资产阶级是自由化的。对这些前后矛盾的理论,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会直摇头。由此可见,在一些权力者那里,自由主义、自由化都是打人的棍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挥舞。 谈到新闻自由,即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由,所以他要求新闻立法,依法保障新闻自由。当然,这并不是说,传媒不可以批评法律,传媒可以批评法律和建议修改法律,但不能煽动人民不遵守法律。 中国是一个与普世价值不接轨的国家,也使中国成了一个有点怪异的国家。世界各国都以宪法为最高准则,许多国家总统用手按着宪法宣誓就职,可是在中国,谁要提出依宪施政,按社会主义的宪法搞宪政,还是个冒风险的事;宪法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可媒体都认为这个词汇太敏感,极力回避。可见,与普世价值不接轨,就是与宪法不接轨。最近有个新闻,说深圳福田区三个干部上任拿着宪法宣誓的消息,使我们看到了落实宪法是人心所向。 问:似乎“一有自由就会乱”是共产党讳言自由的内里原因,一度,新闻自由还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属性标签。新闻自由阶级论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吗? 孙旭培:“一有自由就会乱”,真的是这样吗?毛泽东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两三百年,英法三四百年没有发生政变?无人作答。这些国家有新闻自由,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争论不休,但政坛上并不发生突然的大事变。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对报纸实行的政策是,党的喉舌,舆论一律,平常好像风平浪静,可经常发生举世震惊的大事变。我国宪法规定的接班人突然乘飞机外逃,摔死在异国他乡;一个省部级领导人跑到外国领事馆以求保命,这样的事为什么不会发生在自由民主国家呢?一方面,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可以消弭争执,另一方面,任何一方违反自由民主的制度也不可能取胜。现在从近处看,我国这几年,为了维稳,公民的自由削减不少,为什么还弄得七处冒火,八处冒烟呢? 我国长期不提自由,没有自由就无民主可言。1952年我国还向革命年代的有功之臣颁发过自由勋章,自那以后60年里,我国政治生活中自由都消失了。好在十八大报告中,又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提了出来。 但我们要搞清楚,在各项自由中,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列宁、毛泽东有一个共同点,掌握政权前都称赞美国的民主和新闻自由。掌握政权后,只想搞专政,不想搞新闻自由,反而批判新闻自由。有什么妙方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搞阶级分析。说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搞那些形式,实际上不自由;无产阶级虽没有自由的形式,但有实质自由。人民没有地方去驳斥这种观点,这种诡辩就一直吃得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本应是全社会的,由某一个阶级实行自由是无法想象的。结果是,只有那些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们才有自由,整个无产阶级仍是没有自由。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实。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是指一切有中国国籍的人,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也同样有言论出版自由。可见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说法也是违背宪法的,可以休矣! 问:很多人认为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充满改革激情的年代,同时改革也很曲折,左右力量斗争激烈。能否讲讲您在80年代参与新闻立法工作的经过? 孙旭培:新闻立法的经历更是充满斗争。经历“文革”的中国人都对媒体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自1980年起,每年都有新闻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要求制定新闻法,保护媒体说真话的权利。1984年中宣部新闻局起草了一个报告,建议筹备制定新闻法,由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牵头,由胡绩伟负责。人大委员长彭真、书记处书记胡乔木都批示:同意。我认为胡乔木是勉强同意的,这从他后来设置重重阻力可以看出。由于很难找到研究新闻法的人,胡绩伟要调我去全国人大,我不愿离开社科院这样的研究单位,于是教科文委员会与新闻所合办一个新闻法研究室,由我负责具体工作。我们招新闻法研究生,办《新闻法通讯》,编写《新闻法知识讲座》,跟胡绩伟到各地召开征求新闻立法意见的讨论会。后来我带着两个研究生起草了第一份新闻法草案。胡绩伟组织讨论,修改多次。我们的草案有两个提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是提到“保障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二是“报纸刊物的创办也可由自然人进行”。这招致胡乔木的不满。他做过许多次指示,最主要的有:新闻立法的目的应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新闻媒体的创办,由出版法去规定,新闻法不要管;先出台出版法,再出台新闻法。出版法草案另有一些人起草,结果很像个出版管理条例,在人大也很难形成统一看法。出版法草案通不过,新闻法就没戏了。 与此同时,上面还让上海也起草了一个新闻法草案,连同后来新闻出版署起草的,一共有三个草案。但是草案再多,也没有任何结果。到1990年代,多次人代会上,都有代表的提案,催促新闻立法,但总是被回答:新闻立法正在进行中。这显然不是真话。后来干脆回答:新闻立法排在远期规划中。 胡乔木还通过中国社科院,撤销新闻法研究室,虽然我们上书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让新闻法室暂时保存下来,但很快又被合并到新闻理论室,无课题、无经费,还是名存实亡,最后连名也不存在了。与此同时,胡乔木还先后要求《人民日报》、新闻出版署兼并新闻研究所,经过多方努力,直到胡乔木1992年去世,我们新闻所才保下来了,但是也无法参与新闻立法了。只有我不时著文阐述新闻法治的意义,并进行各国新闻法的比较研究,出版了一本《新闻出版法学》。如此而已!尽管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但新闻立法从提出到现在三十年了,仍是有花无果。 问:当时您起草法案的主要诉求有哪些? 孙旭培:作为主要诉求,还是保障新闻自由,当然是适度的新闻自由。我从来不认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那样的新闻自由度,适合于中国。我从不讳言,彻底的新闻自由与一党制是不兼容的。适度的新闻自由要靠新闻立法来界定。用自由度来衡量当前的状况,我国新闻自由度是不及格的。实行新闻法治才能达到及格线。 另外,我们拟出的新闻法草案规定,“除了战争和全国总动员时期,不得实行新闻检查。”新闻检查中,报纸印刷前的检查,这种检查《大清报律》就规定有。还有一种检查是事前就规定不能报道,这个做法是更彻底的新闻检查。郭学明所著的《纳粹模式的警示》里写道:“希特勒上台后,大搞意识形态灌输,由宣传部长戈培尔控制所有媒体。每天都对媒体下达书面指示,什么新闻可以发,什么新闻不可以发,什么新闻怎样说,甚至连标题都给出了。”凡是要对新闻进行集权控制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这种办法。特别是我们的机关报、机关台体制,管得更死,面对无数禁令,许多社会问题哪怕已经很严重,媒体也不能报警,不能促成舆论,所以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堆积成山难以解决时才能引起注意。 问:在新闻法的制订过程中,哪些问题上有过分歧? 孙旭培:胡绩伟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多,按照他的总结有五条:其一,对制定新闻法的指导思想,一种意见认为是保护新闻自由,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其二,一种意见认为新闻法是为全国人民制定的,是为全国人民实现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新闻工作者要遵守,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要遵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强调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加强道德自律,应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管理;其三,一种意见主张“报刊的创办也可以由自然人进行”(见新闻法研究室起草的新闻法草案),另一种意见则坚决反对;其四,一种意见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战争和国家总动员时期除外),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报纸的重要稿件,理所当然地要送党委审查;其五,一种意见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但另一种意见则强调要强化监督舆论。 问:如今回头来看,您觉得8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新闻法有真正出台的可能吗?陈云的一段话流传很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孙旭培:新闻法在80年代有没有可能出台,很难说。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杜导正先生两年前还跟我谈起,当时总想把草案搞得好一些,错过了新闻法出台的时机。我对上层的不同意见毕竟了解有限,但就我所知,出台很难。因为胡乔木要求先出台出版法,再考虑新闻法,其目的很明显是想往后拖。但出版法草案像个管理条例,在出版法草案中,创办出版单位仍局限在要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的框架中,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有抵触,在人大常委会中一时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 关于陈云的那段讲话,我也引用过两次,不过是持批评态度的。在文明国家里新闻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不能从如何掌握驭民之术的角度去看是要还是不要。而且,我认为一个政党当初用自由民主号召全国人民,取得政权,就应该兑现承诺,这是起码的政治伦理。 以下是采访第二部分。孙旭培畅谈了中国目前政治经济改革与新闻改革的关系,以及作为一名新闻自由研究者和倡导者的孤独。本文有所删减和编辑,经孙旭培确认。 问:在你的论文中提及:“美国那么高的新闻自由度对中国是不合适的”,那么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哪里才算合适呢?环顾世界各国的新闻法,您觉得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哪个?为什么? 孙旭培:长期以来,我所探讨的是如何在我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现实国情下面实行适度的新闻自由。如果新闻自由度(这个词汇是我发明的)可以量化,单纯从法制的角度而言,美国或许可以定为95度,西欧则是85度。我国将来能达到70-75度也就很好了。即使不考虑现实国情,我也并不认为,太高的新闻自由度将适合于中国。 去年我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美国、西欧高度的新闻自由对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与集权的新闻制度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弊病也不少。比如,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上推波助澜,美国媒体很少有反战的声音发出。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初,有的大报不断预测哪几个大公司要破产,弄得更加人心惶惶。在更大范围讲,西方的新闻自由与多党政治、民粹民主交互为用,使政府依赖指数不断升高,以致有些国家债台高筑,影响国家进一步发展。我国需要新闻自由,但要适度,有所节制。我相信,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也会创造出新的新闻文明,即理性的、适度的新闻自由。 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又有很特殊的国情,完全学哪一个国家的模式都很难,要在吸收多个国家的长处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那么什么样标志出现,就算达到起码的及格线呢?那就是新闻实行法治。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新闻自由度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在及格线以下。换句话说,就是不及格。新闻实行法治,就先要从新闻立法做起。不解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我们永远只能在二三十度或三五十度之间徘徊,我国新闻想在世界上赢得公信力,那只是自说自话,是没有可能的。 适度的新闻自由的构想,会遇到来自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挑战。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喜欢在两极中作选择:要么很不自由,要么完全放任的自由,没有中间境界。不过,中间境界的实现必须是在社会渐进改革中实现,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可控条件下实现。 问:当下的中国,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可期,另一方面又保持刚性的政治制度。因此流行一些观点:市场化绑架了政治改革的热情;媒介已经从原先的“喉舌”转变成为“党的公关公司”,其任务不在洗脑,而在维护党的正面形象和正当性。你怎么看? 孙旭培:你谈到有人说媒介已经从原先的“喉舌”转变成为“党的公关公司”,我虽不完全认同,但认为毕竟是有了进步,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教师爷的说教面孔,变成公关先生的亲和的面孔,还是改进了对受传者的态度嘛。 关于“市场化绑架了政治改革的热情”,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认为,中国现在出现如此腐败和贫富悬殊,主要原因不在于我们搞市场经济,起初没有做好理论准备,没有将政治改革、新闻改革的配套进行的理论准备,实际上是机会主义地采取了先叫一切改革让路,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市场经济由于其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主体的多样性、利益的多元化,民主制衡、媒介监督就显得特别重要。 1992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王贵秀教授给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的课,我发言说:马克思主义讲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理,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搞自由经济,就应该是与民主政治相配合,而我们仍在搞集权政治,结果是:自由经济加集权政治,这样做行吗?王回答说,当然不行。随后,便笑了笑,不再作说明。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确信,自由经济如果加集权政治和集权新闻,就必然等于极端腐败,那是很危险的。当时中央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媒体监督很少、很弱,特别是在后来“抓大放小”的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官商勾结、行贿受贿比比皆是,但媒体只能装聋作哑,“以正面宣传为主”,留下的后遗症现在很难解决。美国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媒体开展扒粪运动,竞相进行深度调查报道,我们却大搞正面宣传,压住舆论监督,一时间,人们惊叹: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制度?说得尖刻一些,这种制度成了权贵资产阶级的摇篮。 1998年,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视察,讲了很多要求加强舆论监督的话,他甚至说,批评占49%,仍是“正面宣传为主”啊。他还说,我也是你们监督的对象。但是媒体在报道朱镕基讲话时,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却被丁关根部长删去了。我们的新闻宣传部门不思改革,中央领导人出来支持改革,他们却不让媒体人和广大人民知道。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也被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舆论监督又大大弱化了。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的关系? 孙旭培:新闻自由确实与国家制度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等中国政治改革了,才能研究新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思维方式:要其他领域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我所在的领域才能改革。每个领域的人都这样想,改革就没法进行了。 新闻改革一开始就力度太大,固然可能干扰政治改革,但新闻依旧管得很死,自由度太低,媒体不能为政治改革提供智力和舆论的支持,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从何而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新闻改革小步前进,不断发展。一个省的宣传部门,你去年下达各种报道方面的禁令1000次,今年能不能降到800次,明年能不能降到五六百次,若干年后降到五六十次,新闻自由度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我用1000次描述一个省的禁令并不不夸张。2006年南方一个新闻集团一年接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指示、禁令3700次,平均每天达10次之多。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真是不假! 又如,民办报纸现在条件不成熟,能不能将都市报改成公共报纸形式,即报纸所有制不变,但不要设主管单位。如果全都改做不到,能否先让七八家都市报做试点?现在,新闻体制领域比哪个领域的改革都少,不但不渐进,还不时看到倒退。比如,《南方周末》搞了跨地区监督十多年,受到人民的欢迎,因为机关报体制下难以进行的监督在这家报纸上得到一些展现。本来我以为国家还会再布几个这样的点,进行跨地区监督,没想到,宣传管理部门顶不住各地一些有权者的反对,竟于2005年完全禁止了跨地区监督。有关部门应该扪心自问,这样做符合新闻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吗?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短期行为?这样做该不该为近五六年更加升级的腐败、滥权承担责任呢? 问:你做了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什么样的提法阻力最大? 孙旭培:还是新闻自由的提法阻力最大。其实,1949年制订的《政协共同纲领》就规定有“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当然是真实新闻的自由,散布流言、谣言要受到追究。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出版自由就是新闻自由,英语里用的是同一个词。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当年说的出版自由都包含新闻自由,而且他们总是拿报刊说事的。我们现在即使不用新闻自由,谈言论出版自由不也是一样很难吗?你看我们的刊物发过几篇言论出版自由的文章?我们建国以来有哪个部门开过言论出版自由的会?连学术会议也不敢开。这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高百万倍”的说法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而我就是研究新闻自由的,所以常感,“我发现表达真理的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难”。但是,有宪法支持我,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支持我,还有一些有学术良心的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支持我,所以我还能伺机发出一些研究成果。 还有一点,我始终坚持新闻自由对法律负责,这是普世价值的新闻自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没有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自由就是为所欲为,不受限制,所以民国初年的报纸上竟有杀总统、总理的言论,甚至号召军人倒戈反总统。现在有人反对普世价值,必然陷入这样荒谬的立场:要么反对新闻自由,要么就要不受法律限制的新闻自由。 我的研究成果,只要发出来,那些有权力的人面对宪法的规定,面对马恩的新闻思想,面对我的一环套一环的严格的逻辑论证,也很难批判。有位当年当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领导人,2005、2006年两年都邀请我参加政协的座谈会,两次对我说了同样的话,大意是说:你的文章我每篇都看,你的观点我都同意,就是有点超前。我说,我不是政府政策研究室的,我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能只谈眼前好用的。 问:你曾自述:“我对新闻自由的研究和倡导,很像沙漠中的孤独的旅行者”,是怎样的艰辛“吓退”了你的同道? 孙旭培:最主要的是新闻自由的研究成果难以发表。一些主要学术刊物,不但不发表新闻自由的论文(对新闻自由持批判态度的除外),连新闻立法的论文也被打招呼不能发表。我曾有一篇论文最后一部分因涉及新闻立法,被删除才得以发表。我当时编了个对联自嘲:年年难过年年过过得不爽;篇篇难发篇篇发发得不全。横批:难上加难。 其次,新闻自由、新闻立法的题目没有任何一级政府社科基金资助,可是评职称不但要有发表出来的成果,还得要有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我先后带出9个博士生,有7个是研究新闻自由与新闻法的,他们毕业后基本上都改做其他题目。对于像我那样,写处处设防的文章,他们暂时也不适应,我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人们总得先顾及生存、发展吧。但是我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写违心地批判他人的文章,这是能做得到的。 我自己到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以后,我做了一个各个有代表性的国家新闻法的比较研究的详细计划,请我的学生们汇集在一起,安排了10个题目,准备等到社科基金申请到以后就开始研究,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翻译费,就无法动手。而且中国学者花钱做课题,还要花几万元钱出版,因为出版社要靠上面限定的书号生存。但是我的申请再次失败了,我们的项目至今无法上马。有这方面知识储背的我的学生尚且如此,其他学人退避三舍更是可以理解的了。 问:你最近在研究什么题目? 孙旭培:我这几年都是忙于两本书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我的自选集《通向新闻自由与法治的途中》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可是,我最重要的一本学术著作《坎坷之路:新闻自由在中国》,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本新闻学术著作,至今出版不了。我三十多年来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从晚清到民国都有民营报纸和出版自由,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突然中断?如果中国再走上新闻自由之路,现实中的一系列不适应、不配套,甚至不允许又怎么解决呢?许多问题如一堆螃蟹互相撕咬。现在写出的这本书就是这些思考和研究的总结。这本著作,前年我就与出版社签了合同,但“南周事件”发生后,出版社干脆书面通知我,书不能出版了。原因有人告诉我,是为了出版社的生存。尽管他们也认为我写的是真事,说的是真话。 我多次要求出版社为我提供一份书面资料,说明我的著作违背了合同上所列的11项禁载内容(其中前10条都是《出版管理条例》上所规定的)中的哪些条文。还有违背什么其他规定的,只要有文可查的,我都认了。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提供。秘密在于出版界一直存在的“法外禁载”,即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条文作依据,而禁止发表或出版。他们凭长期在极为严格的管理中所积累起来的感觉,就知道什么东西出版了,出版社就要倒霉,根本不需要看《出版管理条例》。他们为我举出多个因出了一本不该出的书,而导致出版社被解散的例子。这些事虽不一定发新闻,但在出版圈子里会拿出来杀鸡儆猴,让大家晓以利害。可叹在我国,并没有”法无禁止即自由”,而是法不禁止也不一定自由。一切凭有关部门琢磨“社会效果”如何而定。可是作者或其他人无权对“社会效果”做出评判。不过,我并不灰心,因为广袤神州毕竟有出版自由的地方。 这两年我把这本著作中的一些内容抽出改写,作为几篇独立的文章发表,《炎黄春秋》上发的就是。你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也只是做这件事,如此而已! 问:从“文人办报”到“政治家办报”的转变,文人论政传统的断裂,除了制度以外,新时期的文人自身是否也有需要反省之处? 孙旭培:“文人办报”是在有言论自由制度的条件下出现的,现在只有“党人办报”,而且是唯一政党的报纸。报人以党性原则为依归。只要跟着党的路线走,对人民造成再大的祸害,也安然无事。大跃进、文革中一些新闻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什么追究,就是证明。他们是在既无新闻法,也无法有强烈的新闻道德意识的情况下工作的。 现在,传统媒体的新闻人最需要反思的是,面对严重腐败,你们做了什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省部级,甚至厅局级的贪官是传统媒体先揭发出来的。我国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媒体不向国家和社会报警,不形成社会舆论促其解决。这当然主要应归咎于我国新闻管理上的弊端。可是,一些媒体在报道庸俗、低俗新闻方面非常起劲,表现为没有社会责任感。例如一些媒体报道母亲跟女儿争一个男人,争不过就投海,而被人救起。还有公公与儿媳妇通奸这类乱伦新闻也报。不断报这些新闻,会削弱人们的道德羞耻感。还有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一些人新闻理想破灭就一味捞钱。有必要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上升,广告总值也不断增长,但由于国家几十年来实行媒体总量不变的政策,足以用高收入养活一批不求进取、只求保住乌纱帽的新闻贵族。他们对新闻改革不建言,对新闻自由度的提高更是不敢去争取,只怕失去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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