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

请制止用神山圣湖牟利的“开发” 九年前，我有过朝圣冈仁波齐神山的转山之行。用近二十小时走完五十多公里的转山路。当冈仁波齐那奇妙的山形兀然显现之时，恰如目睹一个具象化的佛教象征——曼陀罗，如此清新、明澈，无污无染，令人感悟。对于非宗教徒来说，它只是一座平常的砾岩层山体。但对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它今天成了吸引猎奇者的诱饵和获利工具。 最近，在中国人气很旺的新浪微博上，刚刚从冈仁波齐神山归来的网友披露，亲眼目睹在转山道上，目前正在拓宽路基、修筑公路，不久各种车辆可从塔钦直达止热寺，并已见到竖起的电缆杆。 据了解，总部在北京的国风集团下属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了西藏的神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措，将其设为旅游区。从网上查到《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10-09/03/content_46902.htm ），显然把神山和圣湖当作了发行股票的招牌，归之为“西藏阿里神山圣湖旅游区开发项目”，“包括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环保车购置、制氧厂等其他设施建设等”，以后会有“大门、观景台……景区机动车道等”。这除了把宗教圣地商业化，制氧厂等企业的排放也会带来环境污染。 今年，一项环绕冈仁波齐神山的越野赛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将在7月31日—8月11日进行。承办单位“北京极度体验户外探险运动有限公司”的网站上说明：“活动费用：1、团队费用：(1) 商业队（企业、企业下设俱乐部及其他以盈利性质单位为背景或命名的队伍） 6.8万/队；(2)非商业队（民间自发组队） 56,000元 ；2、个人费用：1.5万/人……”（ http://www.exbear.com/community/group/event.aspx?tid=20952 ）。虽然这次活动打着“慈善”旗号，但已经显示出伸进冈仁波齐的商业之手初试牛刀。这并非无端的臆测，因为已经有诸多神山圣湖，都是沿着这个轨迹被置于了商业的砧板上。 冈仁波齐与玛旁雍错，位于今日行政区划的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了解西藏文化以及印度文化的人都知道，它们绝不仅仅是普通的山与湖，而是四大宗教——藏传佛教、本教和印度教、耆那教——共同认可的最为神圣、无以比拟的“精神之极地”（据说是佛陀所言），因此在传统上，朝拜冈仁波齐与玛旁雍错是众多信徒一生中不可缺少的经历。而步行环绕神山和圣湖，是延续了难以计数之岁月的信徒朝圣方式，要的就是通过步行的“劳其筋骨”达到宗教境界的升华，绝不需要公路、游览车等。相反，公路、游览车只是为着引来尽可能多的猎奇者，按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是一种“旅游帝国主义”行为，造成的是对神山圣湖的亵渎和毁坏——如有人含着惋惜的讥嘲：“总有一天会听到一首歌，歌名是《坐着缆车转神山》”。 即使暂且不论宗教信仰者在恒久岁月中赋予神山圣湖的各种神圣性，在特定地方保持一块神圣区域，不妄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有着宗教信仰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通过文化手段形成的一种对生态的特殊保护，体现了人与自然交融的“文化环境观”，既有效地保护了众生共有的家园，也为人类传统和信仰留存了一席之地，这正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理应珍惜，更应尊重。 众所周知，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西藏高原，其山川河流对于全球生态的重要性。目前在藏地疯狂进行的各种开矿、筑坝、旅游等“开发”，正在对藏民族的神山圣湖和宗教文化，对西藏高原的生态系统，同时也在对全球生态造成难以挽回的毁灭。今年1月4日，尊者达赖喇嘛在与中国国内人士视频会面时，江天勇律师提到尊者曾说“冰川溶化、森林消失以及采矿导致水源污染，这些问题不能再等了，但是在政治问题上，藏人可以再等5到10年”，尊者对此表示：“我个人最大的担忧是，要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特别是西藏高原的生态遭到破坏，亚洲各大江河的源头将会受到巨大影响，几十亿人口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 今日以“发展”为名对西藏的疯狂掠夺，正如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所写：“西藏就像一个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体，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巅，从不同方向飞来的鹰鹫，纷纷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从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或是抢夺主权，或是争取民意，或是表现意识形态，或是讨好国际社会，还有那些贪心不足的商人、盗猎野生动物的枪手、寻求刺激的旅游者、厌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涌进西藏各取所需。综观历史，西藏从未被外力摆布到如此程度，如此无奈、身不由己。” 尊者达赖喇嘛近期访问美国的议程之一，是与百名华人学者和民主人士见面，讨论关于中国民主前景、西藏未来命运等议题。那些议题虽有高瞻远瞩的理论意义，可是更为迫在眉睫、生死攸关的现实是——西藏眼下正在被分食。如果不能制止这种分食，等到中国民主、西藏问题解决的一刻，西藏很可能已被撕碎而死亡。所以，必须同时要把目光转向眼下，制止那些分食者的贪婪行为，让世人关注到正在西藏发生的对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为此，我向追求民主和公正、同情西藏的人士呼吁，用你们的力量，与藏人共同保护我们神圣的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并对挽救西藏文化和生态的迫切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唯色 2011/7/3 于北京 @岡仁嘛呢：这是神山冈仁波齐一

世界观作为人们对世界总体性的根本看法，对人的思想观念和实践行为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因为人们的文化背景、成长经历、社会地位和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所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人们的世界观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们在不同时代的世界观差异很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思想理论，都有其作为内在精神支撑的世界观；任何时代的新旧更替，都势必引发世界观的新旧扬弃。当代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正在跨入彰显民权的历史新时代。面对这个新的时代，正处于现代化进程关节点或者说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倡导什么样的世界观呢？鄙人以为，以下几方面需要予以注重—— 　　一、认同普世价值，融入当代人类文明主潮流 　　中国作为第一签字国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所强调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等观念，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引领当代世界发展和进步的普世价值。体现和弘扬这种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在短短一、二百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已经超过了以往一切世代的总和，谱写了人类文明发展史8000年来最值得骄傲的辉煌篇章。 　　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是现代文明的灵魂，言论、出版、信仰、结社、集会、迁徙和游行示威等权利均为自由的具体体现。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世间每一个个体的人，无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有什么不同，在人格、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普世价值的这些基本内容，均已写入改革开放后制定的1982年新宪法及其修正案之中。不过，由于“左”的残余和“潜规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宪法的这些规定基本上还停留在纸面上，远未成为现实。宪法肯定的这些普世价值，近几年来甚至还遭到以某些高层人士打头的主流思想界的厉声指责和批判。世人不无遗憾地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相当程度上还游离于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流之外。 　　一些人把普世价值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并予以激烈地排斥和否定，动辄就声称“绝不搞西方国家那一套”，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和做法。中国古代道家所幻想的“梦蝶”，儒家所倡导的“有教无类”，墨家所呼唤的“兼爱”，就内蕴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始胚胎。这表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一样，只是世界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而普世价值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有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而且，普世价值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一直处于不断再建构的过程中。胡锦涛2005年9月4日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他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2008年5月7日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助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又表示，要“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温家宝2007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记者问时也强调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普世价值是在全球化时代里意识形态全球化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认同普世价值，尽快融入主流文明，是后发展国家和民族顺应时代潮流的应有抉择。 　　二、国家权力以人民意志为依据，以人民利益和福祗为归宿 　　人民的意志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举的代表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国家权力如果损害人民保障生命、获得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和目的，首先要加强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逐步弱化国家机器。恩格斯认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1]国家机器在本质上是一种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加强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所需要的只是逐渐弱化和消亡的国家，要逐步地“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2]。 　　其次，执掌公共权力者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要把行使公共权力的一切重要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性和自私性，执掌公共权力者本能地潜存着滥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要防止国家公职人员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必须将对他们的任命权和罢免权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里，对不称职者和渎职者随时罢免和撤换。 　　再次，取消公职人员的特权，让他们只领取相当于社会上中等收入者的报酬。在中国历史上，“升官”和“发财”往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官场如市场，从政只不过是一种利润更加丰厚的生意而已。许多官员口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借此享受特权并从人民那里搜刮财富。对公职人员报酬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有利于保障其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同社会公众大体上均衡。 　　此外，必须将社会意识形态、教育科学文化同国家权力分离开来，国家权力不得干涉社会意识形态及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创造。要把社会意识形态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从国家权力的传统束缚与干预中逐渐解放出来，确保其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正常、健康地运行和发展。 　　三、注重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推进生态文明健康发展 　　生态是指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一种新的文化伦理形态。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工业文明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表明它再不可能继续发展，人类必须开创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来延续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以建立低碳、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它注重和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和发展。 　　生态文明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相同点，在于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它们的明显区别，在于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极端重要性，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爱护和保护自然，决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 　　文明转型必然要求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和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生态文明为社会主义揭示了新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生态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区别主要是：第一，对时代矛盾的关注点不同。传统社会主义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关注社会的阶级矛盾，生态社会主义更关注人与自然的矛盾。传统社会主义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一定程度地实现自己目标，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在全球层面上才能实现。第二，追求的制度目标不同。传统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制度，生态社会主义则是要构建一种超越各种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第三，所依靠的社会力量不同。传统社会主义依靠的或者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或者是一定阶层和群体选民的支持，生态社会主义依靠的则是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乃至不同国家之间的民主协商精神和多元文化价值原则下的平等对话。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宗旨，就是坚持不懈地推进生态文明健康、恒久地建设和发展。[3] 　　四、从国家主义走向世界主义 　　国家主义是近代以来逐渐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思想理论，其价值的归依是国家，它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要求国民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贡献自己的一切。在人类社会仍然需要国家、国家还是国际社会基本单元的历史时期，国家是社会资源与价值的主要分配者、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管理者、是社会秩序的主要保障者，在国际关系中也是最基本的行为体，它的基础作用和轴心地位显而易见，国家主义自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出于对争取民族独立历程和成果的珍惜，对国家主权和国家主义更有特殊的政治情感。 　　但是，在人类社会业已跨入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增强，无论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还是经济发展和政治事务，都越来越具有国际化、全球化的色彩。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已无法解释和解决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因此，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世界观，既尊重国家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里的现实合理性，更注重以宏观历史眼光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认清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促使国家主义逐渐走向世界主义。 　　具体来说，一是自觉认同国家主权的相对性，在科学把握国家主权本质的前提下，厘清国家主权中不可变更和可以变更的要素与功能，明确划分国家主权中只能独享和可以和国际组织共享的范围与界限。二是自觉认同国家主权和人权保护的一致性、统一性，确立主权保护人权、人权高于主权的新观念。当某些国家的专制统治者滥用权力、造成严重的人权灾难时，国际组织有权力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对这些专制统治者进行制裁。三是积极推进国际组织民主化和国际机制科学化，不断健全和完善国际法体系，以公正、有效地协调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防范和克服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中国家本位主义、大国强权主义的影响，确保国际组织行为与国际机制运行切实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公正性。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3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参考自生态社会主义相关研究成果。

三峡集团正加进建设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4座巨型水电站，总投资4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总投入两倍。4000亿元投资包括水电站基建工程、移民、环保等投入，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四个电站规划装机规模近4300万千瓦，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年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时，将是“西电东送”计划的骨干。 如此密集的水电站建设引发了争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称，水电站将对本河段的水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梯级水库建设将造成洄游性鱼类生命通道阻隔，水流条件变化使鱼类的栖息地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产卵场受到破坏，影响鱼类生存。“按照目前的梯级开发模式，即是全江全流域一级接一级地整体开发，这几乎就是疯狂之举。”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说。他认为，目前的水电开发更像是上世纪50-90年代追求经济发展导致森林遭到大面积砍伐的翻版。他认为，长江生物基因库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缺陷，生物多样性正在破损。

环保草根行动者在试图保护中国西部天然林遭砍伐的同时，也揭露其中所隐藏的多方利益冲突。 今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赴川西调查发现，当地天然林正遭到大面积砍伐，引起护林志愿者、NGO与国家林业局有关官员广泛关注——为什么在相关部门声称大力保护天然林之时，出现与政策精神明显相悖的大规模砍伐？ 被砍伐的天然林 去年底，志愿者王五之反映，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和白玉县天然林遭大面积砍伐。 2011年3月18日，绿色和平“森林犯罪调查小组”来到砍伐现场，发现的毁林事发地有：德格县的八邦沟、麦曲沟以及德格县和白玉县交界处的登曲沟。“沿途一路都能看到‘天然林保护区’的牌子，”易兰说，“这张照片上正是保护区的标识牌，面积有数千公顷，牌子后面被砍成这个样子。” 易兰说：“被采伐的大部分是直径达40—80厘米的云杉和冷杉，直径达到100厘米、高达20米以上的树也不在少数。” 调查小组发现，被砍伐的高大树木，有的已有百年树龄，且由于生长在高海拔寒温带地区，所在坡度陡峭、土层很薄，难以进行补植。易兰说：“在八邦沟，我们看到很多新植的杉树苗。但砍伐发生在陡坡，补植却仅在平地。” 除了“保护天然林”牌子后一棵棵还没来得及运送出去的高大树木，山体上已开辟出的“滑木沟”也随处可见。易兰说：“几公里的山路就有好几十处这样的滑木道，数不过来了。当地人也非常担忧，树都被砍了，极易引起山体滑坡。” 绿色和平介绍，四川西部地区的森林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天然林之一，栖息着熊、豹、白唇鹿、白马鸡等珍稀和濒危动物。砍伐森林破坏了它们的栖息地。在当地人的保护下，白马鸡数量近年来刚得到恢复，支离破碎的森林再次威胁其生存。 砍伐起因 绿色和平“森林犯罪调查小组”初步调查认为，天然林被毁，起因是当地正处于攻坚阶段的“牧民定居工程”。 据《经济日报》2010年7月报道，2009年四川省决定实施“改善藏族群众生产生活”三大行动。其中，藏区牧民定居计划决定在2009至2012年的4年内投资180亿元，在29个牧区县规划建设1409个定居点，改变10万户、48万未定居和半定居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家家有固定房、户户有新帐篷、村村有活动中心”。 对此易兰说：“政府帮牧民修房子定居下来，多部门配合。林业局作为配合的单位提供木材。” 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人冯永锋也参与了此次毁林调查，他说：“在牧民定居工程中已建成和在建的房子，很少使用全木结构。在相关通告中，也鼓励少用木材。”他认为，以牧民定居工程为由违反天然林保护禁令，是“为了某一政治任务置重大法律于不顾”。 绿色和平保护森林项目经理刘兵在其新浪微博上表示，支持民族地区的安居工程，但建议“严格规划用量，规范管理采伐运输，杜绝这种混乱不堪、对生态不利的破坏性采伐”。国家林业局巡视员杨百瑾在微博中回复：“问题可能还在基层林业部门。” 2010年5月中旬，四川省林业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2009年，甘孜州德格县林业局与该县各乡党委、政府协商，确定建立6个牧民定居工程木材采伐供料点。“总共有4个点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采伐供料”。但具体到采伐点位于哪些林区、计划的采伐量是多少等信息，目前尚未公布。绿色和平已联系四川省林业局，希望可以公开更多信息，以监督在工程实施中，是否有借“牧民定居工程”之名乱砍滥伐、偷拉盗运天然林等情况。 是否违法 国家林业局于2001年5月8日发布实行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在距大江大河干流和一、二级支流第一层山脊两侧500米的范围内不得从事可能对林下植被造成破坏的一切经营活动。《四川省天然林保护条例》中也提到，禁止对天然林进行商品性采伐。 调查小组照片显示，此次很多天然林砍伐正是发生于江河两侧的山坡上。 易兰说，四川全省都在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区’范围内，在甘孜州白玉县等地的破坏性采伐，与国家‘天然林保护政策’的精神相悖。 2011年被联合国定为“国际森林年”，也是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实施的第一年。今年1月，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说，与一期工程相比，二期工程“大幅度提高了森林管护标准”，“上半年要专门召开总结表彰大会，全面部署天保二期工程建设”。 民间护林行动 王五之是此次调查的线索提供者。去年10月，她随另一个NGO走访甘孜州当地的小学，发现路边到处都是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散落木材，感到非常震惊。她说，在和当地村民聊起此事时，村民的反应也很激烈。 有村民对调查小组说，曾见到每天有十几到二十几辆运木头的货车出入，其中有一些开出了甘孜州。村民们怀疑，这些被砍伐的林木不仅用于牧民定居工程，可能还存在偷拉盗运的商品性采伐。于是，村民们自发建起了检查站，3人一组，轮流看守，拦着不让砍。 “没有了森林，就没有了草原，没有了草原，就没有了牦牛，没有了牦牛，就没有了我们……”王五之在微博中写道，麦曲沟上游的藏族人，之所以愿意用生命捍卫家乡的森林，源于这首流传自远古的歌谣。她说，当时自发轮流守卫山林的村民中，有一位叫卓玛的学生，在青海读书时最自豪的就是告诉同学：我的家乡有山林。没想到这次回家，家里的山林都没有了。 国家林业局及相关部门的回应 绿色和平向国家林业局提交了这次调查的报告，目前林业局驻成都办事员已赴现场调查。同时，森林犯罪调查小组向国家林业局建议：一、调查结果出来前，至少在德格、白玉两县叫停天然林采伐；二、希望国家林业局对当地采伐量、采伐方式、采伐范围等情况深入调查，出台相关细则，以确保这些木材是被可持续砍伐的。 针对绿色和平要求公开牧民定居工程木材采伐信息，四川省林业厅答复称“我厅无您申请公开的信息，建议向当地林业主管部门了解相关情况”。随后，绿色和平向甘孜州德格、白玉两县申请信息公开。甘孜州林业局称“牧民定居计划的建房木材采伐量属国家秘密，不公开”。又称有文件规定， “林木采伐实行公示制度”，所涉部门“要将林木采伐许可证明确的采伐地点、面积、方式等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 4月14日，国家林业局巡视员杨百瑾在微博上回复“森林犯罪调查小组”：“分配方案肯定是林业厅做的，怎么会没有信息。就是省政府给各地市下达也必须抄送林业厅，不然怎么监督。” 4月29日，“中外对话”记者联系了中国国家林业局监督办工作人员，询问林业局驻成都办事员赴川西天然林区的调查结果。工作人员说，目前调查结果还没出来，等出来后要请示领导，再按程序公开信息。 （来源：中外对话网；2011年5月25日）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西藏：在破碎与完整之间（朱瑞博客） 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1113.html

中国的污染工业用地可帮助缓解耕地占用与城市发展间的紧张局势——但首要任务是，我们需要清理这些地区的污染。 罗伯特•贝斯特 报道了有关新兴的环境治理业的情况。 “一些污染地区的土壤污染可能深达10米，而污染水平则可能超过可接受限度的100倍以上。” 相关文章 走访中国“癌症村” 2011年2月10日 中国米污染(一) 2011年4月1日 告别美国毒镇的昂贵代价 2011年2月10日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让人们更明显地注意到当下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城市空气质量。为了缓解这一问题，重污染工厂（城市工业历史的遗留物）搬迁到了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新场址。然而这样做，无意中又制造了另一个环境问题：如何处理这些工厂搬走后遗留下的污染场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些污染场址，也就是所谓的“棕色地块”，得了更多的关注。尽管最初这些场址是位于规划好的工业区内或市郊，但城市一扩张，它们就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城市扩张还导致了城市与日益减少的农业用地之争。 正如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所言：“目前城市与耕地之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可以说，现在居民区所占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是良田。” 棕色地块的开发有助于减轻耕地所面临的压力，还可以解决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居住面积需求 。 然而，棕色地块的重建发展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对中国的一些重污染场址来说，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艰难。最近，《上海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对一些污染地区而言，土壤污染可深达10米，而污染水平则可能超过可接受限度的100倍以上。即便污染已严重至此，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关部门出台关于棕色地块整治管理的统一政策。 世界银行9月份发布的 报告 称，“中国有关土壤污染防治和控制的法律法规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现在，中国还没有涉及土地污染与棕地整治和重建的国家法律。”考虑到中国的政策现状，世界银行认为，“在国家水平上，中国还没有官方发布的有关土壤污染监测、环境风险评估和土壤整治技术的全面的技术指导方针和标准。” 然而，像中国的所有行业一样，这种情况也在迅速变化。近几年， 中国环境保护部 （MEP）已经考虑并指导中国土地调查和整治政策，有关的管理与技术指导方针有望在今年年底发布。 在接受中外对话的采访时，中国土壤与地下水环境委员会（CSGEC）副主任兼 环境资源管理集团（ERM）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谢辉 博士曾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酝酿所有的标准和技术指南方针，包括来自美国测试和材料协会（ASTM）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那些。 ” 2010年12月，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和加拿大学习北美地区的棕地整治技术，也印证了这一点。 对中国与之学习技术指导的美国和英国来说，棕地整治技术并不陌生。在美国，全面的棕地整治政策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 超级基金计划 的建立。超级基金计划的创建是因为 爱河事件 的爆发：当人们发现，纽约爱河社区住房项目的施工现场有2万1千吨化学废物，且该地区有高比率的疾病和先天性缺陷，民愤激化了。在这种不安的社会状况下，政府不得不考虑对废弃地重建严加管理，并下令对374个场址进行整治。目前，在政府监督下进行的场地整治又增加了1280个。 这些棕地整治费用的70%由污染者担负，这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也促进了企业界环境责任感的形成。类似的筹资机制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种范例，通过不再支持“现在污染，以后付款”的模式，达到促使废弃地整治和提高污染防治的目标。 在英国，奥林匹克公园（为迎接2012年奥运会而建造，目前仍在建设中）的管理人员正在对200万吨的土壤进行现场整治，这样的土壤整治量是前所未有的。伦敦 2012 筹委会 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大卫• 斯塔布 斯说，该区曾是许多工业仓库、运输场地和工厂的所在地，一旦整治工作完成，预计该奥林匹克公园将可承办历史上最环保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时，在未来的 150 年内，它都将是欧洲最大的新型城市公园。 但是，除了向其他国家寻求政策建议外，世界银行和 谢辉都强调了中国棕地整治在地方上的成功案例。为了世博会，上海成立了土壤污染整治中心，用以促进污染的世博会用地的清理工作。北京、重庆及江苏也都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此外，谢辉强调，这些地区已经建立了他们各自的管理规则，将规划、建设及整治联成一体。他说：“这些政府部门已经注意到，很多在以前污染废弃地上建造的公寓或大楼导致了人们中毒、生病，并使他们对其住所表示忧虑。” 除了帮上海提高棕地整治知识，世博会侧重强调了中国的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都曾是工业旧址，今天却变成了生气勃勃的社区生活中心。一个为期一周的展览宣传的是华北河北省唐山市中心地带的改造工程。过去，这里曾是废弃矿井和临时垃圾填埋场；今天，这里是一座全新的生态社区公园。改造工程涉及：搬走碎石碎砖，用新土壤和粘土、自然植被及群落功能替换污染土壤。该改造工程摘取了由中国政府、迪拜政府以及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众多 奖项 。 近期，一个较知名的例子是正在建设中的 中新天津生态城 。这座城市有意建在污染的沼泽地之上。因为，如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所说，“在肥沃的土地上建设一座现代城市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建造出一所生态城市，那将会对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建设过程中，施工队伍要移走污染土和盐碱土，对其进行过滤和污染物清除，然后更换表层土。 虽然，这些案例表明棕地重建可以改造社区，但是，它们都不能为棕地整治工作的技术或管理过程提供很好的指导方针。世界银行和谢辉都认为，在中国，棕地整治中的技术管理是主要挑战之一。谢辉说：“现在，由于建设商业区或住宅区的需求紧迫，很多整治工作主要是将原土挖走，然后堆放到另一个地方。”因此，许多棕地整治工程包含焚化或“挖掘和转储”的工作。 他说，整体上，人们没时间在现场对棕地进行真正的技术整治，因为这会使工期延长几年时间。全球工程与建筑顾问公司 西图 （CH2M Hill）的环境服务前副总裁约翰尼•布鲁卫斯认为，现实情况很复杂，因为中国缺少易位处理污染土壤的专门设施，可接收污染土壤的危险废物处置场地在中国也很有限。 但是，人们的预测也并非都是严峻的。谢辉认为，中国环境保护部即将发布的新的整治政策会有助于推广最佳实践。他说，在中国，有些公司已经采取适当的整治措施，但这一般仅限于有相关规章的国际公司及大型国有公司。许多国内的中国公司并不像跨国公司那样考虑企业社会责任（CSR），因此，对这些公司而言，政策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谢辉说，如果没有相关的法规，这些公司通常不会愿意去投资进行现场棕地整治。 布鲁卫斯认为，清除中国公司在棕地整治中阻碍的关键在于解决资金问题。传统上，政府部门和企业都认为污染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去年由南京土壤研究所和西图共同组织的研讨会，不仅侧重技术方面，也讨论了政策与筹资机制问题。会议上的一些案例报告表明，棕地整治的资金可部分来自政府、污染者以及房地产开发商。 即便如此， 切诺基 （专门从事棕地重建的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总裁汤姆•达登称，“就土地拍卖和清理土地来说，一些开发商不确定（棕地整治）该在哪里介入。有时，他们也不确定政府何时起作用，不清楚成本如何算入以及谁来埋单。”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在制定政策时考虑金融指令。 但是，推出同时包含整治目标和经济模式的政策只是成功的一半。此外，还需要技术知识来确保废弃地被合理地清理。达登说，经验对避免错误的操作很关键。否则，不仅耗时费钱，而且会导致更严重的污染。整治技术不能单纯从一个地区直接复制到另一地区。 达登在最近一次去中国时特别提到，他对棕色地块问题的理解更深了一层。他觉得，关键是学习如何将其他国家的系统和知识拿来，在中国应用。依他的经验来看，通常来说，西方企业会进行废弃地评估，有时他们也会进行棕地整治。但是，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这个市场中。此外，他说，很多以前在西方该领域的企业中工作的人们开始回到中国，并在中国看到了这个市场。结果，“这些人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和知识转移”。 布鲁卫斯同意，这种技术和知识的转移很重要。但他也提醒，对这些转移必须谨慎管理。“仅仅因为一些做法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奏效，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也一定行得通。中国与其他地区相比，分工与技术不同，经验上存在差别，整治目标通常也不一样。”他认为，最好的策略是有经验的公司，比如西图（CH2M Hill），与本地公司合作。“我们的合作伙伴非常擅长他们所做的项目，和当地政府及知识机构也建立有良好的联系。” 虽然，中国的棕地重建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但是，整个国家正迅速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变。谢辉希望在年底前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其指导方针。布鲁卫斯也指出，新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会在今年6月生效。这将是中国法规中第一次系统地在项目审批程序包含地下水质量的评价，它也要求项目负责人对地下水污染采取整治措施。 同时，虽然当前中国棕地整治的状态看起来很不乐观，但很有可能到年底时这种情况会大为改观。布鲁卫斯说，有了正确的政策，“你可以将环境绩效与企业联系起来。随后，工作开展会非常迅速，因为它会自行发展，尤其在中国。”达登也表示赞同：“离开中国时，我非常乐观，心想‘这仅是刚刚开始，但（中国）将会清理掉大量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