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子

核心提示：现在管制社会越来越难。相反，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这显然和西方的代表制民主是不一样的。 原文： Et si la démocratie perçait en Chine… 发表：2012年3月6日 作者：Jean-Marc VITTORI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人上周末投票选举了。在把上一届腐败的领导班子赶下台之后，他们推选出一位退休的商人作为新的领导。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到了投票选举的机会。因为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个只有1.2万人、距北京150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乌坎村。不过，这个故事表明，独裁已不能再在中国为所欲为。当然，我们必须清楚一点：这一切离民主还很远。中国虽然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但人民却不能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共产党的领导已被写入了宪法。司法也得听从党的命令。没有言论自由。一些人会神秘失踪。然而，一些新生的芽苗在共产党这块混凝土的压制下正破土而出。这将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坦率而言，中国出现向民主靠拢的迹象丝毫不会令经济学家们感到诧异：事实上，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例如，熊彼特就曾说过，”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进程的产物。”然而，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机械的、必然的联系。当一个社会变得极为复杂的时候，个人所做的不仅仅是模仿，而且他还必须能够创新。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要靠上层领导来决策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法国两位年轻的学者Fabrice Murtin和Romain Wacziarg在2011年出版的《民主的转型》（见文末译注）一书中，证实了熊彼特的这一推断：在对70个国家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进行分析总结后，他们认同了民主与教育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人均收入、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与民主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反过来这种关系却不成立。然而，中国的教育的确取得了发展，而且人们也更有钱了——30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13倍。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院的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民主项目协调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强调，中国的收入到明年很可能会超过1987-1988年时的韩国——而这正是韩国开始民主转型的时间。另一位研究员亨利·罗恩认为，中国到2025年将相当于马来西亚今天的水平或者阿根廷2007年的水平。 当然，富裕了并不一定导致自由。不过，经济增长预期的放缓将迫使中共开启民主游戏。世界银行在上周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连续30年保持10%的增幅之后，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从2015年开始将降至5%到6%。然而，正如拉里·戴蒙德所说，”如果经济不能保持高速增长，生活不能持续提高，共产党就无法继续领导下去。这方面的失败不仅可能使共产党丧失部分权力，而且可能引起突发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危机”。类似的情况人们在过去的东欧以及今天的阿拉伯国家已经看到过了。世界银行呼吁中国给个人更多的权力，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现在管制社会越来越难。中国的5万名网络警察很难管得住人数高达5亿的网民：他们已经开始用暗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了，比如用”被和谐”来代表”被镇压”。相反，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比如，在乌坎征地问题（它导致了上一届村委会的下台）上的软化处理、在温州动车事故后突然叫停高铁计划以及使农村人口更容易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等。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这显然和西方的代表制民主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民主已经老化。这种民主最害怕的是全民公决这种全体民众表达意愿的形式，而且它也难于决策。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民主的经验教训。 译注：《民主的转型》这篇论文的英文版，如果你有一个中国为主域名的邮件地址，则可以享受剑桥的”国家经济研究所”的免费下载，地址在 这里 。 相关阅读： 拉里·戴蒙德：改变人心的民主精神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中国人大会议受到德国媒体的密切关注。对于中国再增军费，媒体没有表示不安，而是坐山观中美两虎相斗。另外，媒体认为中国问题很多，对即将到来的权力移交，媒体也有不少猜测。   《南德意志报》写道：中国大涨军费，令邻国和美国不安。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国防预算仅次于美国，为全球第二。但根据美国政府的估测，中国的军费支出实际上要高出两三倍，因为许多支出是算在别的帐目里。中国军人估计有2百30万，为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但他们的装备在大多数领域里并不如美军和其它国家的军队。隐形轰炸机的研制等等说明，中国至少在某些领域试图赶上世界先进国家。   N24新闻电视台认为，中国权力交班的紧张时期已经开始。会议期间，人们纷纷猜测，一场争夺新领导班子坐椅的斗争正在幕后激烈进行。按计划，习近平将于秋季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但雄心勃勃的薄熙来和他的警察头头这时卷入丑闻，使人们不仅要问，细心准备好的权力交班也许进行得并不顺畅？由于受到审查的中国媒体对这一丑闻很少报道，结果，一位与会代表表示毫不知情。   德国电视一台指出，中国经济要刹车。温家宝向代表们展示的是一个教为平淡的前景。不过，与以往不同，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突出了国防的意义，突出了中国赢得地区战争的重要性。

核心提示：中国正在探讨创建利用轻武装进行领海警备的”海岸警备队”。中国还将探讨，把负责海洋政策的国家海洋局升级为”部”，实现几个相关部门的一体化。此举旨在构筑以军队主导的形式确保海洋权益的体制，为应对纠纷和摩擦做准备。 原文： 中国が海岸警備隊構想　軍主導で権益保護   发表：2012年3月7日 作者：島田学 发自北京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本报6日获悉，中国正在探讨创建利用轻武装进行领海警备的”海岸警备队”。中国还将探讨，把负责海洋政策的国家海洋局升级为”部”，实现几个相关部门的一体化。此举旨在构筑以军队主导的形式确保海洋权益的体制，为应对纠纷和摩擦做准备。不过，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钓鱼岛和南海主权问题上存在纠纷，军队主导的构想可能对这些国家造成刺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6日在与包括本报在内的部分媒体见面时透露了这一消息。罗援少将把”海岸警备队”定位为”准军事部队”，”海岸警备队”主要为保护领海和专属经济水域(EEZ)内的海洋资源进行监视活动。 罗援少将认为，如果中国海军直接在周边海域进行监视活动，则”有可能演变为军事冲突”，因此轻装备的”准军事部队”是必要的。有关”海岸警备队”的指挥系统，罗援少将明确表示，平时由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但在发生战事时可能会直接纳入军队管理系统。 罗援少将指出，中国海上执法和搜救力量分别隶属于多个部门和各级政府，存在职责重复和权力分散等诸多问题。为了进行有效贯彻政策的实施，建立正部级的”国家海洋部”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军方的这一动向与中国外交部似乎存在”温差”。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同周边部分国家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我们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这些争议。这一发言强调了重视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想法。 亲中国的缅甸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周边国家自去年开始出现脱离中国的动向，中国外交部对此十分担忧。甚至有外交部内部官员指出，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对周边国家造成了过度刺激。 关于中日关系，杨洁篪外长表示，历史、钓鱼岛等是敏感问题，我们希望日方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杨洁篪外长并没有具体指责日本，仅强调”切实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处理好这些十分敏感的问题。 不过，不管杨洁篪外长怎么强调改善关系，只要中国外交部和军方在应对态度上存在”温差”，就可能反而加深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 这次军队干部提议创建新部队执行海洋政策和升级政府部门，其背景可能在于军队希望进一步加强对政策立案的影响力。今年秋天，中国共产党成立新的领导班子之前，围绕海洋政策的主导权争夺已经开始。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粉碎“四人帮”细节考证 文章原标题：历史真相与未解之谜——近年来关于粉碎“四人帮”若干细节的新考证 作者：韩钢 来源：CND 来源日期：2012-3-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9 5:29:17 阅读量：80次 　　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35年。35年来，事情的真相和细节一直为人关注，为人乐道。当年惟妙惟肖的传说，后来变成绘声绘色的戏说。关键在于，官方几乎没有公布任何相关的档案文献。这未必是有意保密，因为那是一次政治风险极高的高层权力变更，所以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相关当事人的叙述便显得颇富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相关当事人回忆、传记、年谱的公开和出版，以及媒体的采访，以往的传说和戏说很多得以纠误，事情的真相不少也得以澄清，但也留下了一些模糊不清或相互龃龉的疑点。 　　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去一般说是叶剑英。主要当事人的回忆表明，事情可能要分为酝酿和正式提议两个阶段。还在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已经与一些当时被边缘化的党政军元老交流过对时局的看法，聂荣臻、王震、杨成武、粟裕等人曾先后以不同方式，向叶表示了对“四人帮”可能控制局面的担忧，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叶则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此的态度和决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酝酿。 　　但酝酿是一回事，正式提出又是一回事。近些年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弄清楚了正式提议的经过。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等人的谈话和回忆，都说明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的。除了叶剑英事先的酝酿、华国锋正式提出动议外，一些知情人近些年还提到，李鑫在毛泽东追悼大会（9月18日）后，也曾直接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 　　目前的疑点在于，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的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来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剑英如何反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据华的回忆，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中旬或21日。看起来，两者似乎差不太多，但细究会发现《叶剑英年谱》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至于华叶密谈的具体内容，由于两位都已故去，已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如何谋划的？以往的说法，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也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据吴德口述，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不知情外，其余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了解此事。吴德还称，其中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都是华国锋本人亲自约谈的，只有倪志福是吴德受华的委托打的招呼。 　　汪东兴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汪在事件中的作用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也不公道。虽然汪迄今从未公开忆述此事，但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看，汪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华国锋回忆，他除了同叶直接商谈外，还找了汪东兴谈话，汪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华没有透露与汪商谈的时间，但吴德口述称，华曾告诉他9月11日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的意见。《叶剑英年谱》则记载，毛泽东生前叶就曾同汪交换过彼此看法。果真如此，汪就是分别从华、叶处得知这个动议的。至于详情如何，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有待汪本人的披露。 　　以往人们都以为一开始就准备对“四人帮”采取抓捕的办法，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透露出一个情况：在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共识后，曾经有过另一种考虑，即通过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华国锋、李先念回忆，9月16日，也就是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前两天，华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几位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室碰过一次头。吴德建议，用开会的办法解决。李先念表示质疑，还举了赫鲁晓夫上台的例子说明。华、李、吴权衡再三，考虑中央委员会有不少是“四人帮”拉进来的造反派成员，用开会的办法恐怕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故开会之策弃而不用。不过，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仍有不同记忆，华、李说是9月16日，而吴的记忆是9月26日或27日，两者相差了十来天。 　　据华国锋说，他不只是找了上述几位政治局成员商议解决的办法，更重要的还同叶剑英多次商量过此事。遗憾的是，华没有透露他同叶商谈的详情，因此华叶之谈仍是未解之谜。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的说法一直比较含糊或者片面。当事人的回忆逐渐相对全面地复原了历史。据华国锋、吴德的谈话或口述，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华、汪、李三人分别商谈，由汪、吴组织实施的。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又分为三个部分，中南海内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的行动由汪东兴负责，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舆论单位的行动由耿飚负责。为此，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五十来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 　　关于准备工作，实际上还有一条线被人们忽视了，就是高层经由叶剑英同一些军方人士和党政军元老打了招呼，如李德生、张廷发和聂荣臻、陈云、邓颖超等。从某个角度说，这些也是一种准备，特别是同李德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司令员）打招呼，更是对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预设。 　　至于具体行动的经过，当事人的披露比较详细。这是近些年研究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特别是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陈长江、杨正泉、保育钧等人的访谈，都相当细致地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丰泽园内抓捕江青、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过去一直不清楚。吴德在口述中作了叙述，但仍嫌笼统，远不及对中南海内行动叙述详尽。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过去人们只知道会议结果，如今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新史料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召开紧急会议。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因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环。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果，至于经过，则不知其详。吴德口述最早作了比较详细的忆述，周启才的口述则更为详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作为工作人员旁听会议的是李鑫和周启才。会议从6日晚上十点开到7日凌晨四点，时长六个小时，主要是由华国锋、叶剑英通报抓捕“四人帮”的经过，然后作出了关于隔离审查“四人帮”和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之后，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华国锋曾提议推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则坚持谦辞；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建议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基调，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认为这时的文件不可能解决“文革”的问题。 　　不过，无论是吴德的口述还是周启才的回忆，对会议安排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情况均寥寥数句，语焉不详。那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旁听者），仅有四位尚健在。更进一步的情况，还待当事人披露。

全国人大的困境素描 作者：秦前红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10:16:46 阅读量：2215次 　　一年一度的三月，俨然已成中国政治的春天，“二会召开”是这个春天中最耀眼的花。正所谓;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但春花春景并不全然带来美丽与愉悦,有时却须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期许一寸愁。 　　在有序政治发展的思路统领下,国人享有的政治参与空间委实逼仄,于是对三月里的春天故事有了太多的浪漫主义憧憬。媒体每逢其时,也卯足了力气,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国人的想象.但一次一次大幕褪去,国人只是抱憾而归,惆怅难已。 　　上述遗憾与惆怅均生成于全国人大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在本篇短文中难以条分缕析,可大致勾勒如下： 　　成本高昂 　　西式民主的金钱支撑性曾为我们素所诟病,但却是可计算和可检测的,也是可预期的,但中式民主的诸多成本却是隐形的、间接的甚至是不可计量和预期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除了几千名人大代表及工作人员的食宿、通行费用外，还有正常的交通管制、社会维稳、兼职代表停工损失、食品特供等费用。为了保证如此庞大数量代表吃到丰富可口的食品而安排的食品特供，是可以想象的靡费不少。敏感的时刻自然会牵动敏感的神经，每年两会召开时刻自然也是信访案件高发时刻，一年一度的拉锯拔河在此刻异常激烈。据国内公开媒体报道，去年北京市为了保证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动员六十多万人力走上街头。今年两会尚未召开之时，临近北京的河北省省委公开提出，为了防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派出一万多人的工作组深入基层，以消除不利两会的隐患。围绕两会产生的不正常开支是来自地方的达官贵人为公为私，搭乘两会的便车之礼，支付的巨额送礼、请吃、公关宣传费用以及为其服务的三大班子（维稳、宣传、秘书）费用。 　　行政主导 　　全国人大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干部大会”、“老板大会”。据有人统计，全国人大近三千名代表中来自真正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很多官员甚至垄断多个层级人大的代表席位。其中尤为典型是一级地方党政主官通常担任三级人大组织代表，成为民间戏称的“特命全权代表”。举例说，一个省会所在市的书记、市长既是市代表、又是省代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书记通常既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又是省人大会议代表团团长，形成特殊的话语垄断权。人大代表的产生也充满浓烈的行政主导味道，行政安排、行政操控的痕迹尤为明显，难能有真正自由、开放的提名、选举过程。 　　会议形式僵化 　　民主即开会，全国人大功能的实现主要仰赖于会议形式开展。全国人大主要有主席团会议、全体大会、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几种形式。每次会议的主要基调都定位于“成功、胜利、圆满”，而宪法组织所定位的“决定、监督”等其实已悄然退居其次。会议的程序基本上由主席团会议所主导，而主席团会议程序则由常务主席会议所决定。全体大会一般是听取“一府两院”等工作报告，表决重大事项，代表并无发言表达意愿的机会。全国人大每次会议审议事项涉及立法、预算、人事任免以及两院、政府事务，会期短、事项繁复，很多代表并不具备审议的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会议的形式也易使代表没有发言审议的机会。代表发言的平台主要是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这两种会议形式通常按行政区域划分来组成，只有解放军代表团是按功能界别组成，针对上述现象有学者戏称是地方各省市，到北京找场子异地开会。由于代表团组成的行政化、地域化趋向，导致代表团内发言一般按照规定动作进行，罕见自选动作。在代表越来越行政化、荣誉化、利益化的情形下，代表们基于种种考量，越来越丧失勇气在自己“领导”面前去表达真知灼见，这也是人大会议越开越和谐，越开越沉闷的重要原因之一。偶尔有个别代表特立独行，表达了不同声音，但此种声音也可能代表团团长领导的简报工作小组给过滤掉。 　　功能萎缩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的宪政定位，但权力能力不等于行为能力。全国人大自身的身段臃肿造成行动不便，而宪法解释、违宪审查制度的沉睡不醒，使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地盘被蚕食。“五不三要”（常委会领导人关于人大定位的解读）更使得她四顾茫然，彷徨无计。每年全国人大开会之际，全国人大代表都要大晒自己的提案或建议案，涉及之广几至“乱花渐欲迷人眼”地步。但检视其内容，有相当比例的提案都侵犯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空间，更有部分雷人提案令人不禁捧腹喷饭。宪法、组织法、立法法本来有全国人大与常委会不同的职权划分功能定位，但在实践中却早已是欲剪还乱。在法律制定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诸多本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样性质的法律却由不同的主体通过，例如《合同法》、《物权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侵权责任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政处罚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企业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个人所得税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法律修改方面，按照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只能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现实中这一修改界限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屡屡冲撞。举例而言，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过三次修改。1986年由常委会对两法所进行的修改补充条文分别占36%和44%，1995年对两法的再次修改条文分别占30%和42%。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已明显超出了常委会的应有权限。在修改幅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6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64%；对《婚姻法》的修改范围则更广，该法原有3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占原有条文的106%。在人事任免方面，人大常委会本来依照宪法组织法对“一府两院人员”只能“零敲碎打”，但在实践中却是经常批量通过。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例，国家共设立28个部委，全国人大决定的部长、主任共有28人，但在五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任免19人次，涉及的部委共有15个，超过了大会所决定数量的一半以上。海峡对岸曾走过了“虚国大，实立法会”的政治旅途，在兹念兹，不仅让人心有戚戚。 　　代表力孱弱 　　当下奉行的下级人大选举上级人大代表的方式， 导致层级越髙的人大，离选民越远，代表性也越孱弱。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全国人大有着决定人民最重要权利、福祉的权力，但人民却对产生、去留、履职毫无实质影响权，人大代表的官僚化、贵族化、明星化，也使全国人大代表与人民的关联度渐行渐远，此种状况既违背民主的要义，又削弱了代表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