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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网 | 东京中国留学生体验青森魅力

  【共同社2月7日电】据日本青森县《东奥日报》报道,就读于东京都内各大学、研究生院的中国留学生一行30人5日乘坐观光巴士踏上了为期两天的青森县之旅。他们于6日抵达青森市,品尝了古川市场的名产“自选海鲜盖饭”,参观了青森市文化观光交流设施“佞武多之家 WA・RASSE”,充分体验到了青森的魅力。   此次活动由早稻田大学研究生李方明(26岁)发起策划,对日本的旅游业很感兴趣的他去年12月访问青森县时感受到了当地的魅力。为了让更多留学生了解青森,他在东京都5所大学招募了参加者。   留学生一行6日来到青森市古川市场吃午饭,体验了“自选海鲜盖饭”。他们按照个人喜好各自制作出盖饭,与朋友们互相比较并拍摄照片,并尽情享受海鲜的美味。甚至还有学生在选择食材时挑花了眼,绕场三周依然犹豫不决。   早大研究生院一年级的汪同学(23岁)笑着说,在中国很少能吃到新鲜的海鱼,尤其是海胆,非常好吃。李方明则说,很多留学生都会去参观著名景点,但我想更多地带大家到青森这样既有美食又有众多自然风光的地方去,今后还会定期组织乘巴士到青森旅行。   一行还游玩了鲹泽町Naqua白神滑雪场,参观了弘前市岩木山神社并乘坐了五所川原市的暖炉列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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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最牛留学生春晚群口相声《如此纳贤》

《如此纳贤》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自发原创的群口相声,该相声是以地府招聘为背景,引出的一系列荒诞的故事。相声中融入了2011年的各种热门事件:奥巴马、卡扎菲、萨科奇、金正日、毛新宇、罗玉凤、郭美美、hold住、红十字会、动车组、富士康、淘宝体等,以极其幽默诙谐和夸张的语言针砭时弊。 (您也可以在土豆网观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QE2Id8R0LU/ )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0314/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视频:最牛留学生春晚群口相声《如此纳贤》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2/04, 08:0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越南龙年春晚 春晚三十年精彩回顾 视频:费翔——故乡的云(87春晚) 没有人人网友评论的春晚不是好春晚 视频:刘谦驳斥春晚彩排失手,称网上解密均不对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最牛的鹦鹉敢于在TED大会上说相声 (@ermiao) 瞧这对儿说相声的猫 (@ermiao) 楼市春晚与畅游水浒送房产 (@hexieshe) 星空竟能如此之美!唯美手法拍摄“斗转星移”高清视频下载 (@ipc) 口交广告两则和其他内涵视频 (@hexieshe)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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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在朝鲜留学的日子

一群中国留学生进入全世界最神秘、最封闭的国家,和他们的异国同学分享“最幸福的”生活。 或多或少带给朝鲜学生们一些外部世界的气息之余,每个留朝的中国学生也都学到了不少自己从未掌握的知识,体验到从未经历的生活。 朝鲜娱乐活动有限,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组织本国留学生到平壤“凯旋门”进行拨河比赛。 (贾志杭/供图) 2011年10月15日,留学生结业典礼后和朝鲜老师合影。贾志杭觉得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老师了。 (贾志杭/供图) 两所姓“金”的名校 “在梦里,伟大领袖给了我最好的指引,我们的研究难题就要攻克啦!” “你知道吗?我梦见了!” “梦见什么?” “我梦见了伟大领袖金将军!” 北大韩语系毕业生白潇祎回想起自己5年多以前留学朝鲜的生活,记忆最深刻的场景就是朝鲜同宿生吉雪景有一天早晨起床,激动地讲述自己的“幸福梦境”。 白潇祎知道这位室友一向热爱金正日将军,但六七点钟,还带着刚刚起床时的朦胧睡意,听到这样的梦让她感觉相当震撼。吉雪景说:“在梦里,伟大领袖给了我最好的指引,我们的研究难题就要攻克啦!”白潇祎永远也忘不了吉雪景谈到这个梦时的样子,“那感觉简直好像见到了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几个月后,2006年10月,朝鲜在咸镜北道的丰溪里地区完成了第一次核试验,举世震惊。中国驻朝使馆召集中国留学生们反复开会安抚,但也要求大家在宿舍里贮藏水和泡面,以备形势紧张不时之需。 白潇祎的惊恐更多了一层,因为她还清晰地记得同宿生吉雪景的“伟大领袖梦”。吉雪景的父亲是朝鲜的一名科学家,她自己也从事核物理相关领域的研究。“但她才20岁,难道跟核试验也有什么关系?应该不会吧?” 整个朝鲜有两所大学接待中国留学生:金日成综合大学和金亨稷师范大学。金亨稷是金日成父亲的名字。每批中国留学生的宿舍里,都会被安排数量不等的朝鲜同宿生与他们做室友。 此前一年多,白潇祎和另外五十余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平壤,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朝鲜公派留学项目。留学基金委的项目基本上是8-10个月,但中国留学生想跟本地人交朋友并不容易。白潇祎记得,有一次坐地铁时看到一位老奶奶背着很重的包,她和另外一名中国留学生就主动上去提出帮忙。没想到的是,老奶奶一副害怕的样子,立即吓跑了。 中国学生的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出去完全没有人陪同。他们知道你不会做什么坏事,也不敢做。赵嵩(化名)非常有把握地表示。 赵嵩是北京某高校韩语系学生,他于2011年4月到10月在朝鲜留学。他说:“同宿生这些朝鲜学生都不是普通人,多数家庭根红苗正。” 多数中国留学生只跟同宿生聊聊语言问题,赵嵩则不一样,他有时也会有意地试图探讨些更深入的话题,比如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但他身边的朝鲜同学往往会自动回避掉这样的谈话。 回避的方式有点好笑。“他们经常说,要出去打个电话,但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回国以后,白潇祎几次试图给吉雪景、莲花等同宿生写信,有时也托来年去参加项目的学弟、学妹们带信过去。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她们的回信,“人都像是消失了一样”。 礼物:Lady Gaga 现在的朝鲜校园里,男女生走路可以牵手了,以前牵手都不行。 飞机降落后,在去往学校的路上,白潇祎就不争气地开始掉眼泪。在她眼里,整个平壤似乎蒙着一层灰罩,没有一栋建筑是鲜亮的。 到了学校之后,慢慢的,白潇祎开始觉得这里的人还不错。“他们人都挺朴实的,而且没什么心眼。”她甚至发现,一名叫“莲花”的同宿生特别美,“像韩国电影明星”。 赵嵩的感触是,朝鲜人的生活并不压抑。身边很多朝鲜人的性格都开朗昂扬,“好像什么事儿都难不倒他们,国家给分配东西吃,活得无忧无虑”。 “物质的”中国学生一律配带了电脑、数码相机,有的人还带了电子书,这些都是让多数朝鲜学生羡慕的。有的中国留学生甚至从国内背了大包的零食、奶粉和火腿肠。 中国学生的记忆里,多数朝鲜同宿生骄傲、自尊,但也彬彬有礼。“零食送给他们吃,他们会开心地吃一点,”白潇祎说,“不会多拿,不会主动问你要,更不会趁你不在的时候吃”,赵嵩说。他的同学经常会自豪地对他讲,多亏伟大领袖金将军,给了朝鲜人民幸福的生活。 领袖创造了一切的幸福和美好,但如果还有不够好的地方,比如物资匮乏,朝鲜学生会郑重地告诉中国人,那归根到底一定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伤害”。平壤街头,“打倒美帝”、“一心团结,保卫祖国”的标语依然随处可见。 为了跟朝鲜师生搞好关系,中国留学生们往往会准备一些礼物。白潇祎给女生准备了一些小丝巾。她的一个同学给关系亲近的老师送了一条电热毯,她记得,拿到电热毯时,那位老师感动得眼圈都红了。 赵嵩则找到了更新奇的礼物:Katy Perry和Lady Gaga——前者是美国以动感和热辣著称的摇滚女孩,后者则是当今欧美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流行天后。他甚至向朝鲜同宿生们推荐美剧《天桥风云》(Project Runway)。这是美国一个关于时装设计的真人秀节目,由超级名模海蒂·克鲁姆担任主持人。“我告诉他们,西方的时尚就是这样的。他们很惊奇地说,这有什么好,还不如我们穿的好看呢!”回忆到这里,赵嵩笑了起来。 一届传一届的“前辈”留学生们还教授给了赵嵩跟男同宿生打成一片的“独门秘笈”。 除了《阿凡达》这样的美国大片、张东健主演的韩剧,他还按照学长们的提示,在电脑硬盘里存放了不少日本AV。“他们当然不会直接索要,但会比较明确地暗示说,‘把你所有的电影都给我,所有的!’” 赵嵩觉得尤其有趣的是,这些平日里严肃正经的男生,此时都变得像小孩子一般,“挺幼稚的”。他把这种直白的需求归因于性压抑,“现在男女生走路可以牵手了,以前牵手都不行。婚前性行为应该是基本没有的,各种商场、市场,也都没有见到卖安全套的。” 同宿生们拷贝了赵嵩“所有的”电影之后,过些天,有的人见了他眼神有些躲闪;有的人则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有些电影不好,已经删除了。 金日成花、金正日花 音乐老师安排了中国留学生演唱歌颂领袖的“朝鲜红歌”。有的中国学生态度不够积极,这让音乐老师相当恼火。 或多或少带给朝鲜学生们一些外部世界的气息之余,每个留朝的中国学生也都学到了不少自己从未掌握的知识。 白潇祎来到朝鲜之前从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花叫做“金日成花”,还有一种花叫做“金正日花”。前者是大红色的,后者是紫红色的。“金日成花比较美一点。”她想了想说。 中国留学生被分为两个班级,与来自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越南等国家的留学生一起单独授课。课堂上并没有朝鲜学生。 虽然相貌本身差别不大,但要分辨朝鲜学生和中国学生相当容易。朝鲜学生都是白蓝制服,而且人人佩戴领袖徽章。“听说以前也给留学生发放徽章,但是好像有的留学生不珍惜,让朝鲜人觉得不尊重他们的领袖,后来就不发了。”宋寒冰说。 除了戴徽章,牛仔裤也是这个国家里最明显的“异域特质”。学校附近,纠察风气的警察已经练就出了老练的眼光,基本能分辨谁是外国人,对他们的“仪容仪表”不做要求。男留学生的长发、女留学生的背心,都被朝鲜人宽容了。“附近的外国人多,他们见惯不怪。” 具体的课程以语言课为主,包括听力、精读、泛读、语法、写作,还有简单的历史和朝鲜文化课。白潇祎记得历史书上写着,“人类起源于朝鲜半岛”,讲“伟大领袖诞生记”的课文则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领袖诞生前的天象。“还有一次看到电视节目说,地道战和地雷战战术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发明的。” 平壤的建筑多是灰蒙蒙的,但天空瓦蓝。街上贴满了标语和宣传画,除了领袖画像,士兵和医护人员的形象也很常见。街面宽敞干净,汽车并不多,人们等候公交时会很有秩序地排队。 北京语言大学韩语系的贾志杭留学朝鲜期间在金亨稷师范大学上课。他记得在2010年朝鲜国庆前,学校的音乐老师安排了中国留学生演唱歌颂领袖的“朝鲜红歌”。有的中国学生态度不够积极,这让音乐老师相当恼火。“我们的领袖曾帮助你们中国打赢了抗日战争呢!” 中国留学生的印象里,平壤市民非常喜爱野餐和郊游,还常有人带着吉他和手风琴,兴之所至时,常常载歌载舞。并且他们似乎总是在彩排,总是有一个接着一个的节日要进行表演,比如金日成的生日、金正日的生日,或者他在劳动党开始工作的日子。 2011年9月9日,贾志杭被组织前去金日成广场观摩“工农赤卫军阅兵”,接到的通知特别提示他们,要“保持必要神态”。 终于,金正日就出现在了离他五六十米远的城楼上,金正恩站在他父亲的身边。贾志杭记得,金正日频频向人群挥手、微笑。广场上,人民军的队列跳跃着走过,人群山呼海啸般地汹涌起来,看不到边际。 被窝里的韩剧 如果中国学生用自己的电脑播放带来的电影。“意志坚定”的朝鲜学生会主动走开。 课业之余,白潇祎最爱的地方是动物园和游乐场。50朝币就可以坐一次过山车。2006年朝鲜还没有实施货币改革,官方汇率中,1元人民币可以兑换12朝币,但在黑市上,1元人民币可以换到高达300多朝币。50块的过山车换成人民币只要几毛钱,“超值”。 或者她也喊上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去高丽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包场”,只要150元人民币就够两个人吃一顿。 赵嵩除了去市场上逛一逛,也喜欢在学校里看看朝鲜的电视。“能收到的电视台一共有三个,专播革命思想内容的叫朝鲜中央电视台,只有周末才播的叫万寿台电视台,还有一个频道只有到了大型节假日才播放,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最吸引赵嵩的电视台是万寿台,这个台会有国际新闻播报。 每周六、日晚上8点,最棒的时间到了。这时的万寿台开始播放中国电视剧了!《潜伏》和《亮剑》吸引大量朝鲜观众的同时,也让中国留学生找到了回家的感觉。甚至偶尔还有中国的电影播放,包括《英雄》、《叶问》等等。“古代的有,近现代革命题材的有,但当代的基本就没啦。” 赵嵩还发现,街上还有那种小亭子,兜售朝鲜木兰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本国或苏联老电影碟片,一般就是几百到几千朝币。条件比较好的平壤家庭都会有一台DVD。 如果中国学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自己的电脑播放带来的电影。“意志坚定”的朝鲜学生会主动走开。但白潇祎发现,不少家庭条件好的同宿生会自己带来DVD机或者电脑,有人会躲在被窝里悄悄地看韩剧! 经济对中国留学生来说不是问题。在朝鲜,每名中国公派留学生可以获得中方每月250美元、朝方每月40欧元的补助。“地铁差不多是人民币两分钱一次,雪糕换成人民币也不到1元,”赵嵩说。 大家的主要花费是打电话。国际长途必须去通讯局或者高丽饭店,费用大约是每分钟13元人民币。贾志杭曾经一口气打了3个电话,结果结账时,发现电话费高达78美元! 整体上,中国留学生除了和老师、同宿生、宿舍管理员之外,与当地社会最多的接触也就是饭馆老板和市场上的小贩。赵嵩留学期间,一名金亨稷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市场上拍照,拍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可能算损害了朝鲜人民形象吧”,被保安队带走了,还没收了相机,直到使馆出面才将人带了回来。这可能算是当年最大的一起事故。 “恐怕见不到啦” 年轻人聚集的地方,爱情是不可避免的。 2006年8月1日,学校组织中国留学生参观中朝友谊塔。没有吃早饭的白潇祎站在明晃晃的大太阳下,听老师讲解中国志愿军如何英勇奋斗。听着听着,她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白潇祎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使馆和带队的中国老师、其他留学生朋友纷纷来探望她,给她买了不少零食和水果。 在平壤,一小半西瓜也要用20-30元人民币才买得到。使馆送给白潇祎的大西瓜,差不多要100元人民币才买得到,那绝对是一个令朝鲜人惊叹的天文数字。白潇祎赶紧把西瓜切开,送给医生和护士们一起享用。 年轻人聚集的地方,爱情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学生之间的感情并不罕见,赵嵩觉得真正难得的是,同届一名来自中国南方的女孩,与一名朝鲜同宿生之间的“好感”。 这对中朝年轻人之间的“好感”和“暧昧”在留学生之间几乎是公开的。朝鲜男生也会偷偷给中国女孩买些吃的东西——这是这样的环境里最朴素和最好的表白方式。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不会有结果,”赵嵩说,“他们就保持着这种关系,始终也没有越轨的行为,甚至可能一个吻都没有……也挺好的。” 白潇祎清楚地记得,她回到北京是在2006年12月29日。妈妈来接她的时候,递过来一部手机说,快给你的好朋友们发个短信,通告下你回来了吧。白潇祎开心地接了过来,“是一部松下的翻盖手机,但我想了想,我好像已经不知道怎么发短信了!” 从3月到12月,白潇祎突然发现,9个月与互联网的隔离使这个世界陌生了很多。比如,同学们都在玩一个叫“校内”的东西。走之前她也听过,但那究竟是做什么的? 贾志杭清清楚楚地记得,2011年10月19日,同学们回到了北京。飞机降落时,他和朋友们在机舱里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贾志杭回到北京后,有时安静下来,还会常常想起送别的那个夜晚。曾经对中国学生唱朝鲜红歌不积极颇为恼怒的音乐老师,出人意料地流下了眼泪。 大家安慰他说,我们还会再见的。这个看上去年纪有60岁、但实际上只有40岁的男人喝了不少的酒。他带着脸上的泪滴说:“恐怕见不到啦!” 不想回国后仅仅两个月,之前还在接受人潮欢呼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了。朝鲜停止了一切对外交流活动,中朝边境的旅行团也停止了运转。贾志杭觉得,那个音乐老师,可能真的见不到了。 (南方周末记者刘俊、实习生徐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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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陈博:留学路的宽与窄

“ 我惧怕那种一眼能望到三十年后生活姿态的事业。但这也只是和个人喜好相关。美国留学生来到了这另一个国度并不代表这个国度给了你什么承诺。它只是给你一个环境,多一些选择——尽管这些选择,这些道路在高度体制化的结构下已经越来越窄。而最宝贵的,大概也就是他的多元价值观。如果你真能完全融入,放下家庭,自我的束缚,这个国度就不会对你轻下判断。 ” 留学路看起来很宽。我们当初在写着大学申请作文的时候,谁不是在憧憬着海那边自由的天地?在文章里,我们谁不是费尽心思把自己的十八年生命娓娓道来,再展望着去了那边的大学一切会更好?我们谁不是对着文理分科,一考定音的高考摇头叹息,向往着自由选课,自由思辨的美国大学? 但后来我们会发现,学术自由只剩下周五在图书馆内独坐的复习,丰富生活只成了周末唐人街的短途旅行。白人过度酒精的狂欢派对很快让人疲倦,空虚,只剩下朋友间一起做做饭,聊聊天,会让人精神一振。但这个世界还是很小。有时候身陷在玉米地的中央,翻过学校的后山就是一片加利福尼亚的沙漠,有时候下山都要半小时,有时候,只有一个小镇人来人往,让人记不起北上广跃动的繁华。 但更小的不是身边的物理空间,而是文化空间和精神的延展。这终究不是我们的国。你可以和美国本土的,印度的,韩国的,各地的人痛饮畅聊,但有时还是会感到切身的游离感。这和融入与否无关,和适应能力无关。这甚至也不全然是文化印痕的关系,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听的懂美国人开的玩笑,口中的段子,觉得那些傻呵呵的东西也有可爱之处。身份认同也有太多的文章讲述过,我无力涉笔。近一段时间有大量文章谈到了文化的归属问题,也有越来越多人觉得逆心而为的强行融入是一种自我虐待。但姑且不论个人偏好的不同,我所关注的是,一个留学生会认为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才是有意义的,而他又有多少的手段和途径能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前者关乎目标,后者在于路径。 但留学生真的有很多选择吗?我前一段和不少朋友聊起。我们都曾单纯美好的被那些周游世界的旅行日记所激励,被想象中美国人自由追求职业,浪迹天涯做街头艺术家的故事震撼,也想过像那群牛逼的人士作出彪悍不需解释的发明,甚至愤然离校,创业起家。但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魄力,能不顾家庭为自己花费的数十万学费放弃一张文凭,一份稳定可见的工作?乔布斯面对高昂的学费可以做出退学的决定,学一年书法,但一个中国孩子能够在放弃了高考后进了美国大学,再这样和父母摊牌吗? 更何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高度分工下文凭首先是一个重要的区分标准。这是社会面对庞大人口时所演化出的必要机制,效果犹如专业认证,是人类减少不确定性的伟大创举,并不是反文凭束缚的几句口号就能推翻的。再者,在各领域精细化发展的今天,无论是科学还是社科领域,天才洞见的时代已经衰落,剩下的是不断试验,反复验证以及测算来推动的实证发展年代,是依靠巨额Research&Development推动的进程。即使再有专利局职员能推导出世界的基本定理,也要通过学术界的层层检验,挑战,再被实验物理不断验证。这又何尝是一个人之力所能引领的?自由浪漫的英雄主义年代早已经过去,在这个实验室埋头出成绩,教授变老板的年代,潜心耐寂寞往往是最常见的。但这岂不意味着十几年的孤悬海外?如此一来,有心归去也路途艰难,一入科研深似海,这大半辈子就要留下来了。科研之路漫漫,走的很踏实,但并不宽广。 更何况是商业。 走上留美求职之路的人会发现,在这个高度发达的商业世界里,咨询,金融已占半壁江山,软件工程,市场紧随其后,但看满目招聘空缺,多少都要求美国身份,除了少数财大气粗的公司外,愿意赞助工作签证的凤毛麟角。而国内的各种机会却又远在万里之外,没有面试的机会就已经失去了先手。留学生身在海外有时反而夹于骑缝之中,两头不讨好。 在大多数的招聘职位中,无论起薪高低,往往都是以数据分析员开始。美国的商业早已经到了高度体系化,乃至自动化的过程,和人打交道而且能产生高额利润的部分已经缩减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余下的则是海量的数据和商业模型的执行,无论是大型超市还是金融投行,都高度建立在惯性流传下的数据之上。扩张,这一最富有使命性和刺激性的工作已经被精耕细作所取代,当年摩根高盛血拼疆土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反而是修修补补,遇上大型危机的时候这些巨型机构会虎躯一震。但问题是,基层入职的人在遇到危机时常常要担忧是丢饭碗,而不是出谋划策。在平时,经常扮演的还是高级螺丝钉的角色,在日复一日的高度脑力劳动中期待升迁。 但这对大多数美国梦来说不也够了吗?一栋房子,一个绿茵的社区,一所子女就读的好学校,一架车,偶尔的假期旅游。这种在法治国度下的平静生活自然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但怎么看我怎么觉得有一点《美国丽人》中那种生锈阶级窒息般的痛楚,也许,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吧。而且,如果这条路到了顶峰也就如此,那还会选择开始吗? 在美国走创业之路,走从政之路的,或者走艺术,摄影之路的,哪一个不需要勇气和决心呢?我钦佩他们的坚定,但也知道这对很多家庭的人来说是困难的。投行之热,就在于它给了中产阶级第二代一个稳定快速的致富职业,何况这确实是需要脑力和体力的活,燃烧生命起来绝对值得那个价格。它缺少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当初你我写下的豪迈申请书向去甚远,但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归宿,在集体力量体制化运行的世界里已经足够让一个留学生拥有一个较为宽广的空间了——尽管此路很窄,能走的不多。 是的,我惧怕那种一眼能望到三十年后生活姿态的事业。但这也只是和个人喜好相关。美国留学生来到了这另一个国度并不代表这个国度给了你什么承诺。它只是给你一个环境,多一些选择——尽管这些选择,这些道路在高度体制化的结构下已经越来越窄。而最宝贵的,大概也就是他的多元价值观。如果你真能完全融入,放下家庭,自我的束缚,这个国度就不会对你轻下判断。那时候,窄的路也就变得宽广。 但问题是,你真的放得下去吗? 如果你发现这条路走得越来窄,你是否有一天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陈博:芝加哥大学学生,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renren . com / blog /240402460/770945372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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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罗志田:两个质疑留学的留学生——读梅光迪致胡适书信,1910~1913

“ 那时两人关注的重点除自己如何(为国家)求学外,便是怎样向美国或西方输出中国文明。胡适曾向梅光迪提出应在美国推动数事,梅氏颇感‘神往’。先是胡适在10月间曾上书康大图书馆长‘论添设汉籍事’,这次他也对梅光迪提及此事,梅氏一方面表示‘极赞成’,但也担心‘Cornell无中文一科,彼人自无能直接读我之书者’” 胡适在1927年曾将其一手推动的“整理国故”诠释为“捉妖”和“打鬼”,其“目的与功用”即“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以收“化神奇为臭腐”之效。这是许多论及胡适与整理国故关系者颇喜引用的句子。其实,在1916年留学美国之时,胡适曾有一首言志的词,自称为“誓诗”,那里面却说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两说截然相反,形象地揭示出胡适一身实兼具新旧中西不同的“两个我”。这是我所见胡适惟一一次这么明晰地表述聚集在他身上带有时空差异的双重认同。一般被视为西化象征的胡适,早年民族主义情绪颇盛,在留学时更一度以复兴古学为己任,这方面的胡适,还需要进一步认识。 我在八年前写《胡适传》时,曾论及少年胡适的民族主义一面,主要依据其早年文字和留学日记,因其日记中断颇多,又经他自己“编辑”,材料不足之处也只能语焉不详。那时耿云志先生已在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一大书的实际出版还在拙著之前,然其流通稍广则又在一段时间之后了。胡适留学日记欠缺最多的一段,即1910—1913年间。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则收有不少这段时间梅光迪给胡适的书信,按梅光迪和胡适是安徽大同乡,1909年结识于上海,后颇相契,该书所收的梅氏书信不止于1913年,写于1916年的字数也不少,当时梅、胡两人为“文学革命”事激烈争论几至决裂,这些信曾为胡适自己在其《逼上梁山》一文中部分摘引,故尚为人知。另据说梅夫人晚年曾辑出《梅光迪先生往来书信集》在台湾出版,书未见,不知是否也有相关内容。对了解两人以及那时的留美学界言,都蕴涵着丰富的信息。 今人甚重留学,视之为正途;当年也尽量争取并得到庚款留美机会的胡适、梅光迪,却都对留学有相当的保留,胡适更写出著名的《非留学篇》,认为“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竟然“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真是“天下之大耻!”那篇名文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梅光迪,且该文的写出也受到梅氏的敦促。他们当年有着怎样的思虑?何以会产生“非留学”观念?看看这批书信,也许能获得“了解之同情”,或者还可以进而反思昔年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方式、功能与得失。 “五四”学生运动前几年,北大不少趋新师生深感传统的压力(虽然这一压力其实颇具想像意味),却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感受不那么直接,故能激烈反传统;而作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校风似相反,或因该校以庚款兴办,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存在太明显,激起师生思想上的反动,直接导致“复旧”的愿望和努力。1916年就读于清华的闻一多就有意振兴国学,并认为当时新旧两派皆不足恃,只能靠他们这些预备游美的清华学生。 闻氏晚年有句应该却尚未成为“名言”的话:“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脱离上下文的这一表述相对中立,其实那时他的态度已逆转,基本赞同新文化运动时北大人的主张,故其“不忘”的结果便是主张继续反传统。但此语体现出的宽阔心胸,或即是“古今中外”色彩明显的清华教育所带给他的。对生于清季的读书人而言,庚款即提示着“国耻”,清华人日日身处其间,民族主义情绪焉能不强。今日有些人侈谈什么“清华学派”,却不及当年清华人耿耿于怀的耻辱感,多少有些“数典忘祖”的味道。 (当然,北伐后国民政府接管清华,使该校的隶属关系从外交部转到教育部,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清华师生的心态。据说陈寅恪以新校长罗家伦的姓名为对联,委婉挖苦其“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其实有深意在。假如确有所谓“清华学派”,北伐前以专注于国学的研究院和其后的文史哲各系学风差异甚大,而陈氏固更多代表着旧校风也。) 胡适虽未进清华,然也以此款留学,多少具有相似的感触,而梅光迪更从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说:庚款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故“谓之吾人救国续命之资可矣!以救国续命之资,易而为君等谋教育,在美人好义之心,固不可没;而吾国人之所责望于君等,则救国之材,而四百兆同胞所赖以托命者也”。梅氏自己在1911年初考入清华后,对校园和师资均较满意,但仍不忘此校办学之“款项由奇耻大辱而得”。 胡适初到美国,即与中国同学成立“薪胆会”,其立意多少也针对着上述耻辱,可知那时以“雪耻”为留学目的者尚有人在。梅光迪正从此会看到“复仇雪耻之先声”,他希望胡适等“人人能为勾践,则祖国尚可为”。梅氏本以“与华盛顿相映”的“事功”期之于胡适,对其所学之农科,也从救国方面认识,以为“救国之策,莫先于救贫,尤当从振兴农业入手”,他想知道胡适是否以“东方之托尔斯泰”自命? 但胡适显然不仅有意“立功”,且已有“立言”之意,拟在诗文上下功夫。梅光迪则希望胡适像韩愈、欧阳修一样不“以文士自居”,盖“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故胡适当“抱定为学之旨,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将来学问经济,必有可观”。只要坚持“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 梅光迪对胡适之所以一再以事功相鼓励,如他后来承认,“迪始交足下,不过仅以文士目之”。直到他自己在1911年秋也赴美留学,得胡适给他一封“约二千言”的长信,才认识到胡适“有如许议论怀抱,始愧向者所见之浅”,不觉对胡适“五体投地”,甚望其“永永为我良友,互相规勉,为他日救国之材。非我二人之幸,实中国之幸也”。梅氏此函差不多也有二千言,从其所论反观,胡适此时已基本不着意于事功方面,而梅光迪也无异议。 这在两人而言都是一个较大的转折,即其关怀和努力的方向逐渐从形下之学转向形上之学。此后两人思想观念还有许多变化,这一自定位皆未再转变。后来胡适从农科转到哲学,明确其“有志于立言”的方向,梅光迪极表赞同,认为胡适的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盖其“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一国文学之进化,渐恃以他国文学之长补己之不足),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 梅氏明言其抱负说:“吾人生于今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于一,乃吾人之第一快事。”稍后在论及学外语时,他表示,正因“我辈志在兼收并蓄”,所学语言门类不可不多,“然德、法文不必求其好,只求能读其高深之书而已足”。这样宏阔的抱负与沉重的责任并存,故梅光迪认为,“我辈生此时,责任独重,因祖国学术皆须我辈开辟;一世之后,学术大昌,只须人习一学与一外国语足矣”。 从信中这些名副其实的“豪言壮语”看,两人确实都胸怀“大志”。那一代读书人中有此胸怀者尚不少见,大致还继承着传统士人那种“澄清天下”的气概和责任感(不过基本落实在“立言”一面)。但一般在美留学生情形似稍不同,在梅光迪就读的威斯康新大学,中国留学生“在此者不下三十余,求其狂妄如足下万一者,竟不可得”。而胡适的“狂妄”,却是梅氏“梦梦我思之者也”。两人皆自负不轻,而对侪辈又不甚看得起,正是他们逐渐走向“非留学”的一个伏因。 那时两人关注的重点除自己如何(为国家)求学外,便是怎样向美国或西方输出中国文明。胡适曾向梅光迪提出应在美国推动数事,梅氏颇感“神往”。先是胡适在10月间曾上书康大图书馆长“论添设汉籍事”,这次他也对梅光迪提及此事,梅氏一方面表示“极赞成”,但也担心“Cornell无中文一科,彼人自无能直接读我之书者”,即使在图书馆中“添一中文部,是犹愈瞽者辨五色、聋者审五音耳。吾恐徒资蠹鱼之腹,不孤负此书乎”。故添设中文藏书,“现在尚非其时”。对胡适提出的练习英语演说,他认为“固亦应有之事。然归去后为祖国办事,所与游者皆祖国之人也。若用英语演说,势必先使祖国四万万人尽通英语始可,岂非一大笑话乎!” 他因此提出:“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而为重我之心,而我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晰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大光荣,莫过于是。”他希望自己三五年后,若“得有博士硕士等学位,西学足以取重于彼,又能以西文著书,当要求此邦著名之校添设中文一科,而我辈为其讲师,务使彼人能直接读我之书”。梅光迪后来还真在哈佛大学教了好几年中文,也算是求仁得仁。其实这也是胡适已在思考之事,他在那年2月的一篇作业,就是以《美国大学宜立中国文字一科》为论题。 可以看出,梅、胡二人当时思想上共鸣处不少,但梅光迪相当遗憾地说,“此事迪若一出诸口,吾国人又当笑为病狂,可叹可叹!然吾与足下自当共勉之以成此志,以为祖国光”。这里说的国人,即指的是留学生。梅氏来美时所携中文书稍多,当地留学生就“诧为异事,无不暗中笑骂”,常指其为“书痴、老学究”。据他观察:“吾国人游学此邦者,皆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甚至彼此信札往来,非蟹行之书不足重,真大惑也。” 当年留美学生中,教会学校出身者众,这些人不仅不重中文和中国书,根本是中文能力就甚差,有的甚至不会中文,也难怪其以英文往来。问题是这些人英文也未必好,因为他们实不曾在文字上下功夫:有些人“以为文学不切实用,非吾国所急”,梅氏“初来时亦欲多习文学,而老学生群笑之”;另外一些人则因“校中Text Book文皆浅,遂以为文不必重”;最等而下之的,是一些学生“以束书不观、略习应酬末务为学。此美国学生大缺点,而吾人摹拟之惟恐不速,真可痛耳”! 在其1912年初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更指责当时《留美学生月报》主笔“实系买办人材,于祖国学问及现状毫不之知,日以污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为事。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在吾人当力与之辩。今某等反从而推波助澜,真非中国人也!”当时正值辛亥鼎革,一些留学生认同于清政府乃发自内心,他们当然不会同情“乱党”;同时,若清朝被推翻,许多人的官费即可能出问题,也不排除有些人站在政府一边立论,或者带有些许私心。——(这里的“私心”大约也分两种,一是希望国家不乱,诸事依旧,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受损;二是未必看好民党,担心事情结束后留美监督“秋后算账”,故不敢出声。) 但在梅氏眼中,主要还是因“此辈出身教会,洋奴之习已深”;他们“多不识汉文,故最恨汉文”。且“近年来此辈之势力大昌,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与名誉为事(如欢迎外教,鄙弃国教,亦最可痛心者)。幸而光复事成,国赖以不亡,否则此辈得志,恐不但尽祖国学术而亡之,并且将其文字而亡之,而国亦因之亡矣。故迪对于国学常抱杞忧,深望如足下者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并使祖国学术传播异域,为吾先民吐气。足下其勉之!迪当执鞭以从其后焉。” 这里的思路和表述方式,尤其是“复兴古学”的愿望,都与梅光迪不甚欣赏的清季“言国粹者”非常近似,可见他无意中受其影响不少。——(梅氏曾明确表达了看不起清季提倡国粹者,认为其“不脱汉宋儒者之范围,登几篇宋明遗民著作及几句说经说史之语,即谓之为《国粹学报》,以保存国粹自命”,不免“可笑亦可怜”。)在论及辛亥革命的成功时,梅氏特别感到“不能不崇拜东洋留学生”,因为他们办的杂志“极有价值”,为此次成功奠定了基础。胡适稍后在《非留学篇》中采纳了这一见解,以为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 崇拜东洋留学生的梅光迪很快“对于此邦留学界已绝望,决意跳出此范围,暑假时有暇当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材也,此最可痛哭之事”。他很想和胡适一起去考察美国那种侧重专科的自助式学院,“以便输其学制于祖国”,因为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坚忍耐苦恺切诚挚之人材”,且“尤须深懂祖国文明”,这样的人材“非所望于教会学堂出身、月领六十元官费者也”。 1913年他到西北大学,发现那里的留学生颇不乏“刻苦自励之士。有不恃他人一文而作工自给者,又自浣衣炊饭,服饰尤朴素。而对于留学界情形,尤与迪同其感愤。江西邹氏之子,家资数百万,近又得官费,而浣衣炊饭自若。迪由是益信停止官费留学之不可缓”。受当地学生影响,梅光迪自己也开始“学浣衣炊饭,非为省钱计,实为练习吾身体、能耐劳苦计”。因为“吾国今日救时之士”,须能“耐劳操作,与至下等人同其甘苦,始可以有为”;故在美国留学,“亦可仿留法俭学会办法”,为其“调查工作之途,以为刻苦有志之士倡”。 反观那些官费生,“月领六十元,衣裳楚楚,饮食丰腴。归国后非洋房不住,非车马不出门;又轻视旧社会中人,以为不屑与伍,而钻营奔走之术乃远胜于旧时科举中人,故此辈官高矣禄厚矣。然试问五十年来,如此辈者,不下千数百人,有几人曾为吾民办一事,稍可称述者乎?”若说讲求学术、“输入西洋文明”,这些人“不但无一本著作,且无一本翻译”。他们回国后,“在中学校,且用西文科本,用西文演讲,强学生以至难,而彼乃扬扬自得,以为饭碗稳,莫能予毒”。这样的留学生,“实行不能,著述又不能,要之何用?” 在梅光迪看来,“留学界稍有希望者”,还在于他所看到的私费生中那些“有心人”。他一面主张可在美国尝试勤工俭学,一面强调必须在美国留学界“提倡一种良学风”。同时更当“联合留学界中西学术精通之士,发刊一大杂志(月报,用中文),以饷留学界与国人。庶几留学界学风可改良,国人亦可获益,留学界之名誉亦可恢复”。不然的话,“将来归去,实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耳”。 梅氏这次连函详论留美学界的状况,多少受到胡适的推动,当时任《留美学生年报》编辑的胡适正打算“刊行关于论学论留学界现状之书札”,梅光迪甚愿参与,拟稍改订从前书札,以符合“吾现时思想议论”。至于署名,则以“真姓名亦不妨;吾有言论,吾自敢负责任”。他自认其所论“颇有可采之处,或可置之[《年报》]留学界论学门中”。关于停止官费留学的主张,他更希望胡适“于《年报》中发明其说,以醒吾国人、政府迷信遣派留学之沉梦,则造福于祖国将不浅”。 对其负面为主的观察,梅光迪也承认,他之“痛恶留学界,虽出于实情,亦间由感情用事,有过激失当之处”。主要是他自己英文不够好,而又多带中文书,两者皆为先来的“老学生”所不欣赏,而梅氏自己却“昂首自豪”甚而“轻视彼辈”,又不善与人应酬,不肯“步老学生后尘,效其风尚”,终至“名誉扫地”;“两年来所受种种之揶揄笑骂,不堪罄述。而吾又不肯变易面目以阿世好。由是一意孤行,由轻视留学生而为痛恶,专从其缺点处观察;虽留学界亦间有美处,然迪以感情用事,不暇计及之”。本来“世间一切事,皆有美恶两方面”,往往是“爱之者只见其?,憎之者只见其恶”,他自己的观察也不免失之于“人情之偏”。 不过,也许担心胡适在正式的议论中低估了留美学界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他又提醒胡适:“吾之忤俗固然,而留学界之黑暗之罪恶,终不出吾平日所揭破者。足下万不可以吾犹自悔之言,遂将留学界抬高也。吾自忤俗,留学界自黑暗耳。”胡适向来有荀子所谓“君子善假于物”的特长,果然很快写出了颇具影响的《非留学篇》刊发在《留美学生年报》1914年第1期,其中许多议论明显受梅光迪影响,可见梅氏见解痕迹处甚多(尽管他也缓和了对留学界“黑暗”一面的贬斥)。 如梅光迪以为:“一国之立,必有其特出文明方可贵。如希腊、罗马,虽久为瓦烁[砾],然世界文明史上彼终占一最高位置,为今人所凭吊倾仰。印度虽亡,然印度哲学在今日亦占一重要位置。惟国家无学,事事取法于人,乃最可耻可痛耳(即能效法得当,如彼日人,然究竟在世界文明史上,彼终无光彩)!吾人道德文明本不让人,乃以无物质文明,不远三万里而来,卑辞厚颜以请教于彼,无聊极矣!”试将此与本文开始引用的关于留学是国耻的话比较,其立意甚至表述都非常相似。 再看胡适对留美学界的观察:“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吾见有毕业大学而不能执笔作一汉文家书者矣,有毕业大学而不能自书其名者矣。”关键在于,“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其流弊有二”: 一是不能输入文明。这些人连中文都不通,“既不能以国文教授,又不能以国语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即使学问高深,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于祖国之学术文化何所裨益哉!” 二是无自尊心。因不知本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见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他们回国,自“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 这些观察,与梅光迪之所见所述,何其相似。文中可见梅氏影响或两人“所见略同”者还不少,如当以中文发刊杂志以饷国人等,此处不一一枚举。不过,此时胡适已开始跳出“复兴古学”的思路,将梅氏欲“合中西于一”以开辟祖国学术的愿望表述为“为祖国造新文明”。虽然他提出以中国办大学来最终取代留学这一长远规划仍带有“雪耻”——即不再为“弟子国”——的思绪,但“以建设为否定”的取向毕竟已经提出,尽管还要过许多年国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建设重于破坏的意义。 胡适承认,中国人眼前还必须留学,“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然留学不过是“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终当“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只有办好中国自己的大学,才能使“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 梅光迪书信中可参考者尚多,容当别论。一般而言,书信、日记、回忆录这类史料可能带有较多个人的“主观性”,我们过去对其使用偏于谨慎。实则如“落花有意”那句老话所云,落花本各有其意,史料不论主观客观,亦皆有其“意”之所在;既知其可能带有“主观”甚或“偏见”,则或尽量去其“主观”、“偏见”而用之,或更顺其意之所近而用之,皆有助于理解过去、认识往昔。且群体的“人”正由个体的“人”组成,若稍减对规律、结构等面相的关怀,更注重历史的创造者本身,则每一带有“个性”的史料原是“历史”之一部分,其“真实性”不仅不让档案中的“官文书”,官方文书多不免说“官话”,刘知几早就说,自从帝王诏敕由臣下拟,便无不“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他名此为“假手”(《史通•载文》),多少类似于古人所谓“代圣贤立言”。杨荫杭视民初军阀混战为“五代”再现,但他发现,若“观于南北诸人物电报中之文章,则固盛世之音也。后之良史,如以此类电报编入《民国史》,则民国生色矣”(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33页)。可知档案中不少“官文书”的“虚构”意味甚强,史家有时或不能不从正反两面读之,详另文,有时且过之,最宜为史家所采用。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data . book . hexun . com / chapter -126-2-9. shtml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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