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衫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陈志武 （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本文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白衬衫 　　 　　 　　

　　 前些年曾看到过一则历史解疑说，被美国大兵强奸的女大学生沈崇是党的人，整个事件就是党策划的一个反美阴谋。诡谲的是，美国大兵强奸一位女大学生立即被党抓住机会，掀起一个全民反美的运动；可是，前苏联红军在东三省强奸了更多中国妇女，却被有意识地选择性失明。而在欧洲战场上的“二战”史卷中，也有一段没有受到过任何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 在一篇叫做“‘二战’欧洲战场参战国军队的性犯罪记录”中，作者写道：“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曾以4条罪行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起诉并定罪，其中有一条是可以包括强奸行为的“违反人道罪”，但公诉人并未对德军的强奸罪行提出指控。战后，世界各国（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但德军的大规模强奸行为从未被涉及到。德国的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德国老兵中，无人承认其所在部队发生过强奸行为。”但与德国军队的荣誉感和严格军纪背道而驰的，则是“解放者”的前苏联红军的集体强奸轮奸和杀人暴行。 开进德国的胜利者非常野蛮，他们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一位当年的受害者是这样描述的：“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人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人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人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人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人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人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人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另一位受害者的描述如下：“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被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这样的描述很容易令人想到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如果说，日本军人在南京的强奸暴行是野蛮、残忍的法西斯行为，那么这些曾经被讴歌和颂扬的苏联红军就是禽兽不如。 关于苏军强奸德国妇女的史实，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全面的是两位德国女权主义知识分子、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这两位在童年时期见证过“二战”的女士开展的调查工作持续了整整5年。桑德尔和焦尔不仅采访了大量受害女性，还想方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除此之外，她们还查询了大量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 在这个基础上，两位女权主义者给出了一组比较有说服力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妇女遭受了苏军士兵的强奸，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攻占柏林后，共计10万柏林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奸的德国妇女合计约200万人。这个数字被德国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 强奸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2002年，英国人军事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出版了《柏林：1945年沦陷》，这本书是根据俄罗斯档案中一些未经公开的材料、德国、美国、法国和瑞典的战争档案，以及受害人的忆述而写成的。比弗在书中指出，在差不多三年多期间，苏联红军由普鲁士和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估计共有200万名妇女被奸，其中有些更是被人轮奸。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打击自杀，例如有些妇女不想落到红军手上而自杀，有人因奸成孕，感到羞辱而将亲生女儿杀死，还有学校女生集体自杀。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德国《明星》周刊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有时士兵们是排着队强奸一人的，据目击者反映，轮奸的秩序通常良好，只是有的人会拽一拽正在做事的士兵的腰带说：“结束吧，该我了。”很多受害者被摧残致死的事实，使柏林城内开始弥漫起了恐慌气氛，很多家长都尝试着把女儿藏进屋顶或杂物堆里，有的则把女儿扮成老妇，但因为这种伎俩因过于老套和普及，往往会被苏军大兵轻而易举地识破，能借此躲过劫难的人很少。女作家弗里德里希在《柏林舞台》一书中写道：一个18岁的少女在被苏军发现后，前后被强奸了60多次，士兵们会共享女人的住址，每天都有人来，每次基本都是新面孔。他们甚至强迫女孩子的父亲在一旁站立观看。有一位男子用割腕的方式杀死了他那被强奸了十多次的女儿，他说：尊严失去了，一切就都失去了。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苏军对自己的同胞姐妹也一样毫不留情。德军在占据苏联西部领土期间，曾把大批的苏联平民驱赶到德国强制劳动。当这些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劳工被苏军解放后，其中很多妇女竟遭受到了“子弟兵”的强奸。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契甘科夫曾在1945年3月就此类情况写过一份报告。在苏联解体后，英国历史学家贝夫在俄罗斯的解禁档案中找到了报告原文，并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公诸于众： “在布恩茨劳的司令部有一百多名妇女，她们被特别安排在离司令部不远的房子里居住。3月5日深夜，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的6名喝得大醉的军人闯进房间殴打和侵犯这些妇女。这种事情远不止这一次，几乎每晚都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些女人们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不满，其中一个名叫玛利亚?沙波瓦尔的女人说：我整天整夜地盼望红军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人们的军人对待人们比德国人还差。 叶娃?施图尔说：‘我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一开始就加入了红军。不久德国人来到了我的家乡，我被强行抓到德国在这里的一家工厂做工。红军来了，但士兵却侮辱了我。我向一个军官哭诉说我的兄弟也在红军，但他却打了我，并且强奸了我。’ 这份报告很快被送到了苏联共青团中央，接着又在当月29日被送交苏维埃国防委员马林科夫的手上。从表面上看，契甘科夫呈交这份报告的动机非常荒唐：他不是提请苏军政治部门和共青团组织加强对年轻士兵的教育和管束，而是想提请这两个部门“在被遣返回国的苏联公民中间更好地开展起政治思想工作”，以避免她们把对苏军的这种不满带回家乡。但军官契甘科夫的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建议只是一种策略而已。在军队的强奸行为已得到高层默许的情况下，他可以做到的只能是以一种能使上层接受的姿态来揭示正在发生的军队罪行。他的报告并未改变事态，却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证据。” 上面文字叙述的历史碎片令人恐惧、怵目惊心和非常震撼，几乎颠覆了教科书对于苏联红军光辉形象的所有解读。这样一支毫无荣誉感、尊严、纪律性、人性和兽性大发的军队，一支连法西斯野兽都不如的禽兽军队竟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利益集团和主流社会乔装打扮为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这样的蒙蔽蒙骗，令人特别愤怒、非常屈辱。 事实上，苏军不仅在“解放”德国是烧杀掳掠，在“解放”中国是照例兽性大发。离休老干姜万里，在其文章中就回忆了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有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的暴行。1945年他14岁，当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沈阳。他家住在沈阳方城大南门外、大南街中段药王庙附近，沿大南街有许多商铺，日本投降后，这里一时涌出很多游商摊贩；大约8月末、9月初，这里就出现了满街的苏联红军。那年9月2日是农历七月十五，民间叫“鬼节”，满街到处有售卖冥品冥币的。这天，从大南门方向走来一个苏联兵，走到咱家附近的一个售卖冥品的小摊前，看见花花绿绿的冥币，以为是能流通的货币，上前抢了一捆就走，来到另一个售卖食品的小摊前拿了食品扔下几张冥币就要走。小贩不干，比比划划拒收。这个苏联兵眼睛一瞪，抡起转盘枪逼着小贩，吓得小贩再不敢吱声。 有的还从仓库里偷盗出各种物资叫卖，或跟中国老百姓换物。一个苏联兵弄来一瓶海洛因，站在大南门附近要跟中国人交换贵重物品。有一个吸毒老头，拿了一块银壳怀表去换。那个苏联兵接过怀表揣起来，却不肯给海洛因。这老头不干，他就端起转盘枪，吓得老头只得认倒霉。但最招老百姓痛恨的是强奸妇女，满城惊慌，各家妇女都不敢出门，互相往脸上抹锅底灰。除了一些士兵单独或结伙施暴，当时苏军还有组织地拆卸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的机器设备，沈阳东关的兵工厂、飞机制造厂、铁西区的重工业厂等等，日以继夜地把机器拆下来，装火车运往苏联国去。沈阳的老百姓都气愤，说：“老毛子简直就是红胡子。”…… 因为他在生活中被人问到当年苏军行为说了实话，在反右派运动中因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列出识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其中第六条写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于是被人告发“诬蔑苏联红军”，将之打成右派。 但因为“诬蔑苏联红军”而入罪的，还为数不少。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小车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一位沈阳市无线电机械厂技术员，鸣放初期他一直没发言，后来因为本单位一位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和强奸妇女的事，批判者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也打成右派。 沈阳大南门外约5华里的南塔村，1945年10月间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保护妻子，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把老头打死，继而侮辱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村里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无法回天。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1952年搞三反运动，有人检举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兵这档事，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 下坎子是一个小自然村，在沈阳市西北郊，有一百多户人家。苏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王××（因其后代仍在原地居住，顾及子女的颜面，隐其真名）的妻子被苏军军官抓住，拽到砖厂空房内强奸，苏联士兵在外面站岗。高家12岁小女孩也被苏军强奸了。距离下坎子村几里地外，在沈阳西北郊有一个日本军用仓库叫“581仓库”，日本投降，社会秩序大乱，有些人从581仓库抢军用品，如皮鞋、毛衣、被褥等物资扛回来卖，有时苏军也开汽车拉些军用物资来卖。该村的徐树吉住在村东头，一天早晨怀揣着钱想买点便宜货，来到村西头两棵柳树下守候。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兵，见着徐树吉就搜身，把他怀里揣的钱翻着了，徐树吉往回夺，但钱还是被抢走了。他十分心疼，站在柳树下生闷气。不多时，那个苏联兵又找来一个苏联兵，先前那个兵用手指徐树吉，意思说就是他往回夺钱，不老实顺从。两个苏联兵走上前，抡起枪托搂头盖顶就砸徐树吉，把徐树吉打得惨叫声整个村子都听到。全村子没有一人敢上前搭救的，连他家人也不敢。大约过了半小时渐渐没有声音了，村里人才敢出来，见两个大鼻子兵已扬长而去，围过去再看徐树吉，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死了。 沈阳北郊有一条从东向西横穿的运河，那时都管它叫二道沟，我们下坎子村人管它叫沙河沿，冬天枯水期河面结冰，人车为了抄近都从冰上走。1945年冬，远屯有一辆胶皮轱轳大车路过二道沟，老汉赶车车上坐着老汉的姑娘。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军官，把姑娘强奸了，完事还要扒大车的胶车轮胎。赶车的老汉连哭带诉：“给我们的姑娘给糟蹋了，还扒车轮胎，这车还能走吗？怎么回家啊？我们受了小日本十四年的气，这又受老毛子的，连强奸姑娘带扒车带，……”。正好有两个中国警察路过，本来也不敢管，但听老汉的一番哭诉，其中一个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义愤，就豁出去了，照那苏联军官腿就打了一枪，另一个警察张玉清又给补了一枪。可是“解放”后1952年，把徐敬一、张玉清二人揪出来，五花大绑跪着，脖颈上挂着写有“杀人犯”三字的大牌子，被枪毙了。…… 还有一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做过共青团干部，加入了中共，1957年因讲了1945年苏军的暴行，受留党查看二年处分。但最典型、知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因为质疑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向我国催逼军火款项等不义行为，就被加上“反苏”罪名，扣上右派帽子，死不瞑目。 当年反右派运动中有许多因说了苏军的暴行而被陷入“阳谋”之网。只是因为后来销毁档案，后人已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此蒙冤了。 面对整个民族一代人目睹、亲历的事实，却不准人说，说了就严厉镇压，封杀历史见证人的嘴巴，企图使曾给整个民族造成耻辱和伤痛的事实随着历史见证人的消亡而抹杀，似乎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伤天害理的暴行。 这是对整个民族实行的强迫失忆。一个政治势力强迫自己的民族失忆，是为了愚弄民众，以便易于驱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民众知道了真相，就要追问缘由，就会辨别是非、分清正邪。不让民众知道真相，而是按照自己帮伙的利益需求有选择地让民众失忆，就便于引导民众为我所用。 施行强迫失忆政策，不会出于公心，也不会出于高尚目的。 强迫民族失忆的势力，是恶势力。 强迫人民失忆的行政，是暴政。 对人民实行暴政的政治势力，没有资格自称爱祖国、爱人民。 企图用暴虐手段强迫民众失忆是徒劳的，其结果，随着压强增大而相应刺激记忆力增强。文化大革命动员了上千万的红卫兵红小兵来消灭民族的记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人类具有任何暴力不能压服、任何金钱和物欲也不能腐蚀移异的人性良知。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作者：胡适(1891 —1962)哲学、文学、史学大师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佔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於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