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衫

　　 　　 　　 第一节 国民收入的半数供养政府工作人员 　　 　　中国需要老百姓供养的政府工作人员究竟有多少？这绝对是一个世界性的科研攻关项目，我国政府有关方面的统计是“截止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是636.9万人”，请无论如何记住一点，在政府机构的人员中，公务员所占比例并不大，2005年官方非正式估计“中国吃财政饭的人员约有4500万人以上，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 　　 　　我认为财政饭有三层意思，第一种财政饭是国家法理许可的财政拔款，比如公务员的部分帐面工资就是合法的吃“财政饭”。第二种财政饭是政府有关规定赋予的“自收自支”权利而获取的，如工商，城管等部门。第三种财政饭是法理法规皆不许可。但是却被社会完全默认的财政来源，也就是每一个政府部门皆在干着的乱收费乱经营搞实业拿干股，这个是政府默许的潜规则范围内的“财政饭”，而这个财政饭要比合法的财政饭大得多。 　　 　　有一点要指出，以上三种政府收入皆是被社会默许的财源，与贪污受贿并不是一个概念。 　　 　　这些数据就能够大致得出中国老百姓需要赡养的人员总数了吗？绝对不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以证明：我所在的国有企业（可以依此来类推政府情况），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办公室都有“借调”人员，什么是“借调”人员？就是不属于编制内，但实际就是靠他们干活的员工，这些人都是隐身人，是不在正常的统计报表内的，但是数量惊人。再举个特例，咱以前在城市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辆小型客货两用车突然出现，上面跳下来几个穿制服的城管队员和不穿制服的农民工，一阵鸡飞狗跳后，在城管部队的指挥下，农民工将缴获的战利品搬上汽车扬长而去，大家注意了，城管部队是法律不承认，但是可以吃部分财政饭的人员，而这种农民工就是俗称“白员”中的最贱层。高级的白员是什么人？是小有头面的小官员的家属们，他们被安插在政府各衙门里，活得绝对不比一般政府小职员差，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拟似“白员”群体，比如交警部门的暂扣车辆停车场，很多（我不敢说全部）交警部门的停车场都是由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管理”的，你可以疏通他们来要回自己被扣的车辆，这些人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白员”。 　　 　　我举这些例子目的很简单：中国除了包括600万公务员在内的，在党政机关中“国有”身份的员工1000余万人，以及科教文卫金融等等事业单位3000余万员工外，政府机构里还有很多很多靠“合法”或非法的财政吃饭的人，这些人的数量甚至比公务员的数量不知要多了几倍。其实中国那些行业协会也是属于吃自收财政饭的群体，因为它们之所以能够有威慑力来获取利益还是靠政府这张老虎皮给予的权力。 　　 　　我为什么将合法二字加“”号？因为我已经无法分清中国这个国家里什么叫合法什么叫不合法了。 　　 　　现在大家应该有个大致的印象了，中国除了四千多万国家承认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外，还有数量惊人的属于潜规则范围内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咱实在没有能力得出他们的实际数量，我想，一两千万人总是要有的，这个数字我认为是保守的。 　　 　　好几千万人的吃财政饭大军需要多少财富来供养？还请注意，农村这块地方还没计算呢，根据官方数字，1995年，乡、镇、村还有吃三提五统的1400万人，还不包括700万村官，又说是500万村官，我就不明白了，政府怎么连自己的职员都统计不清楚？经过改革，现在也许少了，我只能说但愿如此，不交农业税后难道要把这些人饿死吗？用多少钱来供养政府职员这又是一个科研难题。根据官方公布数据，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37亿，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近五万亿元，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知名学者周天勇的估计，中国2007年实际财政收入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 　　 　　这些蛋糕怎么分配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提供其他一些数据以分析：“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约为21715亿元，而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高达14266亿元，加上公安和武装警察的1500亿，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由这些被供养的公务人员所消耗；国家预算收入、有统计的预算外5000亿收入、没有被统计的3000亿预算外收入，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37.58%，由被供养的行政公务人员所消耗，而中国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达9000亿元，这都是官方的数据。 　　 　　从以上的官方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被政府人员消耗掉了。 　　 　　公布了官方的数据，现在我要谈谈自己的看法了，以官方认可的六百多万金牌公务员为例，这些人一年实际要花多少钱供养？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政治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中国共有33个省级行政单位（扣除台湾），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那么由此推类：全国各地就至少有一千多个省级干部，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至于京城及军队有多少高级低级干部我就不能得知了。 　　 　　现在沿海地区政府部门里一般职员年收入十万元是很平常的，属于中低收入，很多发达地方的政府普通公务员年收入二十万元也极普遍。注意，这是合法的收入，是基本可以拿出来晒工资的收入，养一个公务员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需要供养的地方太多了，可以说，国家除了没给政府职员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必须提供的，举些小例子：比如很多即使是普通公务员的家庭基本上都是不用开火做饭的。现在高调进行公车改革，交通费也给了公务员们，可是来来去去还是都有车子接送，现在政府职员每月的车贴就比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只要是稍有点权力的公仆，他们家庭外出海吃海喝哪个是自己买单的？说个笑话，我认识的政府人员中买个床单都要开个发票去报销。在很多地方，你做几年公务员后要是不搞个几套房子那简直是丢人。至于那些村王乡王县王市王省王等等的书记及某某长们，这些人及其家族一年需要多少财富来赡养？简直没法想象。 　　 　　废话说了这么多，大家自己可以估算一下：一千多个省级干部及其家庭一年要花费多少钱供养？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及其家庭需要多少钱供养？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及其家庭又需要多少钱供养？再统计全国好几百万金牌公务员又需要多少财富来为他们全方位服务？ 　　 　　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上千万人员呢？还有三千余万事业单位人员，还有几百万村官一千多万乡村混饭吃的人员，还有千百万个政府雇佣的形形色色的白员。党政机关其他几百万人难道就是省油的灯？事业单位难道就是后娘养的吗？你以为街道办事人员收入就低？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很多地方街道的工作人员月薪万元根本不算什么，不信你去调查。 　　 　　我可以说，中国国民收入的至少半数以上都装进政府人员的口袋里去了。 　　 　　中国就是一个超级二元社会，一部分相对数量很少但是绝对数量很庞大的中国人早已过上发达国家水准的生活，而其他中国人则是标准的贫穷中国的国民。 　　 　　 第二节 主要经济组成部分是由特殊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 　　 　　中国的经济组成笼统地说是由公有经济、外资和私有经济组成，但是中国的公有私有经济形式已经完全变味，公有经济未必公有，私有经济未必私有，实际上皆是由特权阶层操纵，它们是由特权阶层操纵的非正常经济，在我们意识形态浓厚时期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公有经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垄断国有企业，这种垄断形式有两种，一是电信石油之类的在国内外仍然有一定竞争对象的企业，另一种是水电气之类的完全垄断的经营实体。 　　 　　曾经几时，公有经济实体里的职位还是一个鸡肋，大家是以其为耻的。而现在它们却是香饽饽，电信石油烟草之类靠着高度垄断和半执法者的地位以超烂的管理却获取惊人的利润，而水电气之类的经营管理者更是以狂赌烂嫖的水准照样获得无法形容的丰厚待遇，就算它们年年巨额亏损，以至于曾经代表高尚体面的外资白领职业都黯然失色，现在谁还好意思以外资白领职业为荣呢？丢人哦。 　　 　　其他国家也有中国这两种国有经济形式，一种是政府认为需要国有的如核工业之类的企业，一种是供水供电之类的服务企业。但是这类国有经济是被压缩到最小范围内，更要接受公众的严格监控，总之，不能因为你的特殊而骑到民众头上去，而中国的这些公有经济实体却是实实在在地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了。 　　 　　公有经济实体为何能够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难道政府故意与人民作对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公有经济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官僚权力集团的私家后院，只不过挂着公有名义的羊头而已，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做公务员的机会已经很小，那么你想进入待遇极其丰厚工作极其轻松的垄断公有经济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员工则是更难（请注意“正式”这个词，下文将会解释），因为这个公有实体已经基本上对老百姓关上大门。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真实面目是拥有国有企业特殊权力的私有企业，通常称为官僚资本，我们的还加上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有了这样权利的官僚资本经济实体对于其拥有者来说那还不是生金蛋的母鸡吗？ 　　 　　当今国有经济实体还有一个恶劣的原罪，那就是残酷剥削“合同工”，如果你能做一个光荣的国企正式员工，那你发达了，你可以躺在那里享受惊人的丰厚待遇，如果你只是公有经济实体里的合同工，那么你只是一头干活的驴子，从电信烟草到水电气交通等等各类公有企业都招募了巨量的合同制工人，给予其和正式工相比极其低廉的薪水和待遇，可以说，国有垄断企业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利润，也和雇佣了很多只需要给予微薄待遇的合同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合同工，水电气交通等政府经营实体简直难以想象还要亏损到什么程度，是国有经济实体中合同工的汗水把正式工的钱包浇灌的无比丰厚，真是同处一片天地却是冰火两重天，这是令人发指的残酷剥削，是完全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 　　 　　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极大的冲击了这个社会的一潭死水，然而对于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私有经济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中国这种私有制有别于通常的私有制，它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官僚资本，由特权阶层控制的私有经济占据了私有区域的最主要部分。 　　 　　特权阶层通过掌握国家权力而获取自己经营上的便利，如每一个国有经济实体的背后都有很多特权阶层拥有的私有企业为其“配套”服务，这种“服务”的利润自然是很高的，等于是转移国家资产，掌握国家权利的阶层将政府工程项目交给自己阶层经营的实体承做，这块区域是今天中国暴发户产生的主要源泉之一。而各个政府衙门利用自己区域范围的管理权力垄断了这些区域的产业经营权，不容民众染指或者极力打压普通民众的正当经营，至于那些“纯粹”的草根私有经济实体则时刻面临政府部门的“法规”威胁，环境保护，税收，劳动保障，不规范的法律条款随时可以要你的命，迫使你乖乖的卷缩在特权阶层的淫威下苟且生存。 　　 　　外资尤其是西方资本的进入可以说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是对中国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是环境污染的转移，二是西方面对利益的诱惑丧失了他们的道德标准而纵容黑暗的肆虐。我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外资项目—–扬子—巴斯夫化工项目，它的污染是显而易见的，配套企业的污染更是惊人，但是扬巴这个项目如果建在德国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市场对西方确实很有诱惑力，甚至可以用来要挟西方，资本家的根本目标就是利润，这种诱惑迫使西方经常放弃他们的道德和价值观。 　　 　　这里提一下中国一种特有的经济形式，就是政府建筑里的楼台馆所，大家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屁大的政府机构都要建个大楼，虽然屁大的官员都拥有面积超大装修超豪华的办公场所，但是在如此情况下各个政府大楼仍然有巨量多余的空间，这个空间自然就用来经营了，或出租或自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力量。而那些数量极其惊人，由政府部门，社会事业部门及军警等所有的商业建筑，恐怕是政府利益集团的很大一笔“非法收入”。 　　 　　　　第三节 土地是特权阶层的最主要掠财源泉 　　 　　我认为，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影响中国最大的事件恐怕就是波澜壮阔的圈地运动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大事，也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我想未来的人类历史学将会给它一个应有的地位的，对于这场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真是“十年之间，家不见家，国不见国”。 　　 　　圈地运动的目的何在？你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敛财的需要，我认为，在圈地运动的初期，因为中国自身环境的局限性，多数国人还没有看出土地的巨大财富价值，那个时候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可能还是为了官员政绩和发展经济的需要，然而就如股票的疯狂一样，当政府（准确的说是特权阶层）发现土地的巨大价值后，圈地运动就变得极其残酷了，从这以后，我认为圈地的唯一主要目的就是掠夺财富，资本家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不惜走上绞刑台，而这场圈地运动的利润早已不是百分之三百的事了，中国特权阶层还拥有资本家所不具备的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所以，当今的圈地掠夺是一场不可能被阻止的运动。 　　 　　圈地而获取的财富是今天中国暴富集团获取财富的最大源泉，将来仍然是特权阶层敛财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谁掌握了土地，意味着谁就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即使是今天的乡级首长，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村长也常常可以敛财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原因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任由一个村长书记来决定，由他任意使用，为了这个目的一个村长往往可以通过土地售卖分赃集团调动可怕的国家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这也是乡村变乱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四节 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平民失去翻身的机会 　　 　　直到现在，和家乡村里老人聊天时他们常说：还是你们那时读书好，有分配哦。其实我读书时整个教育环境已经是末日狂花了，只不过我这等草民总算能够安家糊口，还算对得起父母养育之恩。我绝对不赞成“有分配”之说，但现在的农村确实又回到“读书无用”的时代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那时有过“读书无用”的争论，不过那仅仅是针对一小部分群体而言的，比如对那时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来说，读书还真的无用，反正总有工作，你大学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往往还不如高中毕业直接分配的工作待遇好，如一些大型国企职工子弟等等。 　　 　　而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而言，读书几乎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道路，那时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都不高，就我这里来说，除了极少数非常困难的家庭之外，都是可以供得起孩子读书的，那时中小学的学生流失也比较严重，原因多为他们学习成绩太差，实在不愿意再读。那时的教育总体环境也确实很差，我读小学时教室里一到下雨天都可以养鱼，但是对农村孩子来说，只要你想读书，愿意读书，还是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 　　 　　现在呢？首先要承认现在社会发财致富的机会应该说是大大的增加了，然而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发财总是少数人的机会，创业更是少数人的成功之路，比尔.盖兹的成功并不能代表美国其他青年没有把握机会。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对教育投资结果的感觉普遍是负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有大问题。而对于中国的平民来说，对教育投资的普遍感觉早已经是负数了。 　　 　　现在的读书成本究竟有多高早已有无数的计算版本，我给个统计报告，中国教育在线http://www.eol.cn/html/06huafei/的统计，大家自己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中国30年来高等教育学费上涨了25倍。可以说，上个学校没有几万元你甭想拿到毕业证，对于年收入一两千元的农民来说，这是几十年拼命劳苦才能够积攒到的数字。 　　 　　这仅仅是大学的花费，小学中学的花费还没算，可以肯定数字也不小，我的印象中没有人认真统计这方面的数据，原因可能是各地差别太大吧，不好统计，但是有一点，既然现在教师的待遇有了很大提高，而国家并没有对教育投入多少，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不管你是城市还是农村，一概不能免俗，我这里就读县中的高中班，几年前的价格就是差一分一万块，还要有关系才行，有人会说：干嘛花钱读？县中不额外收钱的高中班就那三四个，教育是要好的环境的，不然大家为何总是挤破头读重点中小学？现在教师正常课程不愿教，热衷于补课，你敢不补吗？要你掏钱给孩子进课外班，你敢不出这血吗？农村穷苦，可农村教师也是人，三头两头叫学生交点费用，每次不多，细水长流，名目五花八门，真是难为我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能想得出来那么多花样。 　　 　　在中国什么职业好？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垄断国有企业，水电气等等特殊国有企业单位，我承认，公务员是全民招聘的，事业单位等等职位也是招聘的，先统考再面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潜规则，我有不少同事也进入政府机关，其他同事为何不去考？凡去考试的人之前都找好关系了，这才去考试去面试，你要是连考试关都不过那就不好说你了，考试可能是真，面试就是做个样子。自然，我不能说平民就进不了政府机关。 　　 　　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儿子的就业能力要靠老子掌握的权力来决定。今天的中国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某些大型国企等少数职业可以给你好的福利待遇之外，还有多少职业能够给予？不要太抱怨私有企业，一些私有企业确实是够黑的，但是就总体情况来说，他们要是按“规矩”办事的话，它们早就死完了。 　　 　　可是公务员这样的优厚职业现在基本上是给利益集团垄断了，官员世袭化，公务员世袭化。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完成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调研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 　　 　　现在大学生就业薪水竟然低到几百元的地步了，我估计，薪水低到如此地步的职业恐怕也不可能给你各种国家规定的劳保福利了，我这里农村建筑工人中，木工瓦工这样的人一天工资是一百元，加班另算，还供三餐及住宿，而我们象牙塔里的黄金一代竟然比提泥桶的工人还凄惨，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一方面，中国获取国家权利的部门及企业的员工薪水之高令人乍舌，我可以断定，今天中国相当一部分权利部门的员工生活水准已经达到或超过港台韩国这些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廉价劳动力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便宜得跟奴隶一样，因此而获得众多的外国投资，我们的政府并且以此为荣，以中国大学生十几年寒窗苦毕业后却只能获取几百元的薪水为荣，与之对应的是，近年来南方广东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 　　 　　我不得不佩服某些中国人的无耻程度，在这个国家里有数亿人迫切需要一个工作来养家糊口时，而我们的喉舌竟然说用工紧缺，要求民工不要过分挑剔，而就在如此低廉的劳动力的情况下，仍然有层出不穷的奴隶黑窑工事件出现，真是让人惊叹。 　　 　　读个十几年书能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倾家荡产，那可真是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穷苦人家的孩子在学校甚至靠检垃圾桶里的食品生活，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毕业即失业，毕业还不能够养活自己，那么现在不时发生在大学生中的悲剧就不难理解了。 　　 　　贫困并不可怕，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有贫困群体，可怕的是将平民翻身的机会彻底堵死，而现在的现实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晋升机会已经基本被堵死，贫民永远是贫民，官员永远是官员。 　　 　　民众不信神，民众不相信因果报应，民众没有希望没有未来，那么民众还能干什么？ 　　 　　　　第五节 还有多少财富属于人民？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 　　 　　几年前就有正式披露：中国大陆银行体系存款中的百分之八十，集中由百分之二十的存户持有。我认为这样笼统的统计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请看国家统计的数据：2004年年末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 　　 　　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分析，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 　　 　　什么叫没有解决温饱？就是还没有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肚子保持饿着，身体保持冻着，我为何这么废话？因为对中国很多人来说根本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很多整天饕餮者认为野菜窝头好吃，他们估计会认为那些需要靠野菜窝头来糊口的人真是太有口福了。 　　 　　那些一年收入不到九百元的八千多万农民，我可以担保，他们的财富基本为零，在这个国家里他们的财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两亿多每天收入在一美圆以下的人，他们拥有的财富也是极其微薄的，中国有九亿农民，其中也有很多人生活富裕，但是大多数人的状况可以用三个字表达：还活着。也就是勉强使自己的生活运转着，为了这种“运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打工或者在自己那点土地上拼死拼活的刨食，这里面有多少艰辛和血泪已经不需要再重复，城市里的贫民也许还有可以安慰之处，他们或多或少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国家救济和照顾，这个群体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一般的估计在三千万左右。我的家乡属于中国中上等水平的农村地区，我这里的农民生活还算过得去，楼房逐渐普及，吃点鱼肉算是平常事，但孩子缀学厉害，主要是因为学费太高，很多家庭觉得供不起读书更划不来，农民如果生大病多数去医院治疗几天之后一般也就出院了，撑一天算一天。 　　 　　从以上分析我可以认为：中国近十四亿人口中有一亿人属于被遗忘的群体，这个世界与他们无关，有一亿人基本不存在拥有财富问题，也就是说“财富”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他们，还有至少四亿人不存在“购买”能力，他们仅仅能保证糊口，商品生产者完全不必考虑他们的消费能力，有一定购买力的是其余近八亿人口。那么我对中国阶层的分类是这样的：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惊人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上万或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的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高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富裕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那么我可以认为，中国有六亿人拥有的财富微乎其微，几亿平民阶层拥有的财富肯定不及第一第二个阶层所拥有财富的总和多，中国的主要财富掌握在前三个阶层的手里。 　　 　　　　第六节 污染和妓女是中国的代名词 　　 　　十来年二十年前，污染这个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而现在，它成了中国人最熟悉最流行的词语，可见二十年间江山变化之大。 　　 　　城里的同胞可能不了解，现在农村中的癌症村非常多，这些村里的中青年人不是偶尔死一个，而是成批的死亡。为什么？是因为工业转移，城市要保护环境，污染企业都转移到农村去了，本来农村那些小化工小染织等等已经是超级污染源，所以，现在的农村污染比城市还要恐怖得多，我一直想不透，搞污染企业转移，转移到其他地方就行了吗？难道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有一半不属于中国人的？ 　　 　　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所有的土地都被污染，所有的空气都被污染，这真是空前绝后的壮举。 　　 　　台湾早在几十年前就得出结论：工业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发展，而且工业必须分类布局以便于污染的治理。而现在的大陆仍然是工业遍地开花，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去治理中国的污染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难道我们的官员都是二百五吗？原因在于我们的体制要求官员都要去搞GDP，体制要求大家拼命增加税收。有税收才有钱花，有GDP才有官做，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缓解，我们的国土注定成为死亡地带。 　　 　　中国究竟有多少妓女？不好确定，也不许统计，古时妓女只有较大型城市才存在，后来中小城市也有了，但是“据点”范围很受限制。现在的中国，城市里哪条街道没有妓女营业？别说大中小城市，就是镇子上哪个没有妓女存在的？别说市镇，有些地方连村里都开始普及妓女了。再偏远的地区，国道两旁都是妓馆连立，“妓”满天下。咱们的农村，水电气化没实现，倒是首先实现妓女化了，咱们的乡镇领导干部天天“闻妓起舞”，“妓”中报国，精尽人亡。农民兄弟有福啊，这比取消皇粮国税幸福多了，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妓女是分多种的，那些高尚的、上层社会的妓女咱不谈，人家都代表咱们了。我们只谈中下层妓女，除了纯粹靠卖为生的妓女，还有无数兼职型妓女，在沿海“发达”地区，白天工厂里打工，晚上“做”的打工妹不计其数，此为“工妓”，价格低到过三四十元（也就是现在一公斤猪肉的价格），市场不好，供过于求啊，生存实在是不容易，可以说，现在农村出去打工的女孩，相当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妓为业的，或全职，或兼职。大学每到周末，校园停满了小汽车，都是接美女学生为官僚资本家们服务的，数量更多的女学生则纵横于色场中，此为“学妓”，其数目无法统计。至于兼职卖的小女白领数量相对比较有限，此为“白鸡”。街头那些属于中老年享受型的“摸妓”等等就算了，不纳入妓女范围，否则范围太大，有“反妓扩大化”之嫌。 　　 　　中国妓女之普及，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成绩，其数量也许是大几百万，也许是一千来万，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妓女数量有数千万，这个数字感觉太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全世界妓女数量的总和也根本无法与中国的妓女数量相比。 　　 　　中国妓女数量占了世界的绝对多数。很难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情。 　　 　　 　　本文来源: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作者：佚名 　　 　　 　　 　　 　　 　　 　　 —-白衬衫 　　 　　 　　 　　 　　 　　 　　

　　家旁边新开了一家水果店，水果品质高，价钱低，同样是我爱吃的桔子，他家的新鲜、多汁，一斤还比别人便宜三五毛钱。鬼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原因我不关心，每天跟他买水果就是了。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家时小心绕过原来经常光顾的一家水果店，以免伤人自尊。如果周边的五六家水果店不对新来者的强大竞争做出回应，这块市场它就是老大了。 　　 　　我也碰见不少想做生意的人，研究了几年，也没起步，从他们担心的事情来看，也都有些道理：政策对小微企业不友好、货币可能会大贬值、市场好像也很饱和，当然，中国不知向什么路走：是走回公有制的老路呢？还是终于摸上了对岸？——要等这些事都都有结论再开始，你的生意永远无法起步。 　　 　　这有点像中国当下的生存缩影。它有非常多的毛病，它又给人留了机会；它有的地方讲理，有些地方又荒唐；它不像《新闻联播》那么美好，也不像微博那么黑暗；人民好像忍无可忍，人民好像又喜上眉梢；北京一时沦为不宜人居的PM2.5爆表雾都，北京的地产形势却又见好。 　　 　　有人对过去的十年很失望，有人希望将来的十年有改变。有人希望破灭后又生新希望，我的意见是：千方百计当个强大的自由人，领导人改不改，大政方针怎么走，最好死心。正如你想开个水果店，那就去开，成了赚钱，亏了关门，换多少个总理都得这么做，只要这国家不变成朝鲜。 　　 　　中国应该不会变成朝鲜，中国应该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十年后，也许仍有纸媒在追求尚未得到的新闻自由，也许微博仍然要删号，除了你老了十岁，一切应该改变不大。 　　 　　换成你来主持中国，你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机器不坏不要修。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居民的生活水准普遍提升，意见领袖虽然粉丝多，但真带头造反没几个人会跟，而且也没意见领袖要反，一听说指示不许公款喝酒就变成了领袖的粉丝，觉得中国的新时代要开始了，却忽视了“要廉洁”的文件每年都有一大叠。你从中南海往外一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看完《人民日报》，再品《环球时报》，有什么可改的？不让别人改已经太仁慈。 　　 　　如果机器开始坏了，河里的石头摸了几遍，经济变糟，会不会改呢？可能会改，也可能不会，还有不少邪恶的大牌可以打：由于许多人仍然接受“富人的财富是通过剥削穷人聚集起来的”这一胡扯蛋，劫富济贫还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社会运动，抢劫或牺牲一批富人，可以维持政权，这招不行，还有万能的“爱国主义”，找个邻国碰碰瓷，官媒火力全开，鸡血青年大开杀戒，也可以维持政权，搞个十年，饿死了，咦，听说有个村庄农民分田单干，效果不错，赶快推广，然后万民欢呼…… 　　 　　我的意思是，不要指望他人，对领袖要死心，对集体要死心，一切要着眼于你自己变得更自由、更强大。你在中国能开好一个水果店，你到任何地方都能开好水果店；你想读书？虽然这个该死防火墙连YouTube、Facebook都封，但它还是留了一百辈子都读不完的好书让你自由浏览；你不想当寄生虫？你是公务员也可以辞职，政府不会觉得没面子…… 　　 　　一个国家，可以浪费十年，甚至五十年，无所谓，一个国家的衰败和灭亡对人类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事。一个国家如果倒霉，进进退退，消磨时间，够耗上几代人了；而人不同，浪费十年，基本就毁了。在中国做人生规划，最好是这样想：假设这一切糟糕的事情都不变，甚至变得更糟，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你可以当一个好的水果店主，当一个好商人，当一个好匠人，当一个有学问的人，当一个自由人……可以成为各种各样全人类都需要的人；不要去当一个崇拜领袖的人，不要当砸他人日本车的人，不要当寄生虫，不要指望抢劫他人变富，不要当一个斯德哥尔摩患者，不要毁灭自己，不要受他人胁迫……这样的人，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更好。 　　 　　一生的时间不多了，别傻傻地等着别人赏你什么，快变自由，快变强大。 　　 　　 　　本文摘自《大家》 　　 　　 　　 　　 —白衬衫 　　 　　 　　

　　罗纳德·科斯：计划生育是最奇葩的政策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02岁的罗纳德·科斯。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他是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他和他的门徒雄霸诺贝尔经济学奖近20年，他的理论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102岁的他如何看待中国现状？他给中国发展提出了什么建议？ 　　 　　科斯的学说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更加直面真实世界。他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科斯对此表示惊奇和荣幸。科斯指出，中国商品市场的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思想市场”仍需开放。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开放的“思想市场”，但是我认为这终将会到来。” 　　 　　科斯强调生产更多东西和让中国变得更好是两回事，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仍大大低于美国，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科斯不建议中国花太大精力学习西方，而应从自己的历史中总结教训。他说：“中国能从自己的过去中学到很多教训。这些才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谈到中国的腐败问题，科斯说只有直面腐败，认识到腐败的坏处，才有可能最终铲除腐败。科斯对中国土地所有制度感到不满，因为现行制度阻碍许多潜在交易，阻止了生产力的和土地价值的提升。他说：“腐败问题要依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斯认为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他听过的最奇葩的政策，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影响。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最终会破坏经济。谈到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期望，科斯说不能指望西方世界，最终所有的难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他说：“如果中国一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可能最终消失。” 　　 　　以下为访谈实录：（本访谈由科斯助手王宁先生担任特约主持人） 　　 　　中国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 　　 　　网易财经：您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究竟是您理论中的哪些部分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科斯：对此我不清楚，我只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惊奇。 　　 　　网易财经：这可能是因为您的理论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有重大的区别，即所谓的“科斯定理”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比如您对产权的强调，对于法律，对现实经济的影响。特别是交易成本理论，让经济学真正走入真实的世界。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非常深远和重大的影响。 　　 　　科斯：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原本由西方经济学家所垄断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抽象并且不存在的世界，而我强调经济学应该分析、讨论真实的世界。这就是我的理论和传统理论的区别。 　　 　　网易财经：这两者之间有显著的不同，要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经济。我认为这正是您的理论会为什么会在中国如此有影响力的原因。您的理论还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以及其他重要问题。 　　 　　科斯：对，他们在中国的改革实践做的很棒，并且还会对西方世界产生影响。 　　 　　网易财经：您认为中国改革在哪些方面做得较好？ 　　 　　科斯：他们在建设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改变非常的巨大。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开放的“思想市场”，但是我认为这终将会到来。 　　 　　网易财经：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思想市场”，并阐述下您对中国未来变化的预期？ 　　 　　科斯：“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显著的区别。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我们能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将会受益于观念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决策者应努力使中国变得更好 　　 　　网易财经：现在预测中国何时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中变得非常流行，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构成了对他们的潜在威胁，而在中国一些人在讨论何时能够取代美国。您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取代美国？ 　　 　　科斯：我不清楚。人们认为中国将要取代美国经济地位的原因主要是其生产总额，但是中国的人均产出依然很低。中国的人均GDP大大低于美国。从劳动力整体规模看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但是从人均资本角度看中国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网易财经：您似乎对中国是否取代美国不感兴趣，您知道两年前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现在很多人开始讨论什么时候可以超过美国，您现在说更为重要的是人均GDP规模。所以您认为中国应该更侧重改善自己的经济，提高经济质量，而不是考虑什么时候可以取代美国？所谓超越只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命题？ 　　 　　科斯：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生产更多的东西是一回事儿，让中国变得更好是另一回事情。这一点应该得到中国决策者重视。 　　 　　网易财经：这一点非常重要，谢谢。中国现在已经对全世界开放，特别是对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您认为中国应该从西方世界吸取哪些教训？ 　　 　　科斯：我认为中国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学习西方，更为重要的是要把精力放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中国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 　　 　　网易财经：我想您所说的是中国在过去曾犯下了巨大的错误，中国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教训。 　　 　　科斯：对，没错，中国能从自己的过去中学到很多教训。这些才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中国要铲除腐败首先得直面腐败 　　 　　网易财经：今天腐败已经成为了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中国人对政府中存在的腐败感到愤怒，您认为什么才是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关键。 　　 　　科斯：对于这个问题我了解的不多。但是我认为腐败问题要依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网易财经：我认为您提到的一点非常好，除非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意识到腐败是坏的是错的，这样你才能解决腐败问题。 　　 　　科斯：对，你首先必须直面腐败问题，然后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最终铲除腐败。 　　 　　网易财经：您对中国的国有土地拥有制度有什么看法？ 　　 　　科斯：这个制度显然很坏。因为它阻碍了许多潜在的交易，阻止了土地生产力和价值变得更大的可能。 　　 　　网易财经：我想您想要说的观点是，中国土地面积辽阔，不同类型的土地质量和价值不同。单一国有土地政策，将使得土地效用最大化变得相当困难。 　　 　　科斯：你完全正确，这不仅仅是非常困难，而且是几乎不可能。 　　 　　计划生育对中国有毁灭性的影响 　　 　　网易财经：下面的问题有与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中国政策有关，即“一个家庭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 　　 　　科斯：这是我听过的最为奇葩的政策。事实上这个政策具有潜在的毁灭性影响。如果中国一直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可能最终消失。中国至少需要允许“两个子女”的人口政策，这样才能维持人口增长。 　　 　　网易财经：另外家庭对中国经济体系而言是重要一环，如果长期执行独生子女人口政策，是否会最终破坏中国的家庭体系？ 　　 　　科斯：破坏了家庭，最终意味将破坏经济体系中最重要一环。家庭单位是国民经济所仰仗的基础。 　　 　　网易财经：你对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否有所建议？他们正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他们中一些人在西方接受训练，一部分人没有，但是他们现在都有机会研究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运行。 　　 　　科斯：努力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努力克服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难题。最终所有的难题都要依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不要指望西方世界的人能帮助你们解决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也有问题需要解决。 　　 　　网易财经：非常感谢科斯教授接受采访！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白衬衫 　　 　　 　　

　　杨继绳：为恶骂者感到可怜 　　 　　关于杨继绳的段子，多与书有关。 　　 　　一次去复印店，小老板正埋头盗印他的书，当得知面前的老头儿就是杨继绳时，吓了一跳，杨继绳抚慰道：有人看就好。算是表达歉意吧，按成本价，小老板又给他复印了10本。 　　 　　自己的书被盗版，杨继绳有时也会买来签名送人，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原版。对此，出版商利益受损，抱怨杨继绳没管。杨继绳更委屈：“这种事，我怎么管啊？” 　　 　　杨继绳的书能畅销，并不是因为它们轻松、有趣，相反，在他笔下，有种沉重得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然而，每次再版，都是洛阳纸贵。足证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中，我们仍需要一份良知与真诚，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可欺，其实，每个沉默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声，面对历史，我们终将投出庄严的一票。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所有的伤痕与苦难，寂灭与坚持，都将被牢记，都将被刻进永恒。 　　 　　杨继绳的书，满纸沧桑，但从那里却能读懂未来。 　　 　　今天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却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体。 　　 　　十年搞懂四个字 　　 　　北京晨报：您做了35年记者，这35年是怎么过来的？ 　　 　　杨继绳：大概分三个阶段，前10年还在“文革”期间，那时是跟着跑，90%以上是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只有少数独立调查的东西还能留下来，这10年只学了四个字，即“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大家都认识，可真正搞懂，我却花了10年青春。第二个10多年，很多是独立调查的东西，自己出选题，自己完成，现在看大多能留下来，当然，应景的东西也得搞，不搞也不行。最后十年左右，我一律不说假话，连应景的话也不说。说真话有没有风险？当然有。我在讲课时对学生说：“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一无所求，就是不求别人赐给一顶乌纱帽，二无所惧，就是自己行为检点一点，不留小辫子给人抓。 　　 　　北京晨报：作为一名记者，也是“文革”的见证人，当时感受如何，不觉得荒唐吗？ 　　 　　杨继绳：当时许多人都是积极参与的。老百姓的初衷是反特权，老百姓对特权非常反感，有一些基层干部也有欺负、压迫老百姓的行为。这么多人投入“文革”，是有社会基础的，不是一个号召就能起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很多官员受到迫害，这是事实，但文革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对于那段历史，很多人写成了官员的受害史，对百姓受害的揭露不够，这当然是很片面的。 　　 　　北京晨报：您那时就意识到这些吗？ 　　 　　杨继绳：那时可没反省过来，只感到有一点问题，比如江青到天津视察，我作为记者陪同，对她的一些做派、言辞很反感，觉得像泼妇一样，也就到这个层面了。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 　　 　　北京晨报：有一些网站说您是“西奴”，甚至声称要绞死您，您怎么看？ 　　 　　杨继绳：听说过这件事，但没看到这个网站，对骂人的东西我从来是不理睬的。鲁迅先生说过，恐吓与谩骂绝不是战斗。骂人是骂人者丧失人格的表现，我只是为他们的人格感到可怜。他们没有讲道理的能力，就像小孩子一样，刚学会写字，只能在墙上写“XX是大王八”之类。他只有这个水平呀，能怪小孩吗？ 　　 　　北京晨报：这些谩骂者有的还是学者，他们发出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是否有点奇怪？ 　　 　　杨继绳：学者出现文化自贱的情况也不奇怪，他们只是少数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骂人，是因为有不满情绪。不否认，今天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蛋糕做大了，成本支付少的群体却得到了蛋糕最甜美的部分，而不是成本支付最多的群体。有些人赞美过去，但肯定不会回到过去。我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曾写过：“人们忘却了毛泽东时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抽象成了一个社会公正的符号，并用这个符号来批评现在。”年轻人并不了解过去，他们只把过去当作一个符号。作为学者，如果他本身真的有那种看法，我尊重他们的表达；如果是因为利益所在，想用自己的“骂声”换点什么，那就很可悲，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是为历代所不齿的。 　　 　　我写的是历史 　　 　　北京晨报：您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再版，作为记者，当初您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呢？ 　　 　　杨继绳：我不是社会学家，是记者，退休前是新闻记者，退休后是“旧闻记者”。社会学家做阶层分析要花很多钱，搞很多测试，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做社会学的观察。他们做的社会阶层分析成果是指一个时间截面的阶层状态。我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资源，只能根据各种权威资料和专家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我这本书不仅是讲一个时间截面的状态，而是讲改革前后的变化。1997年，我的《邓小平时代》写完了，我就开始写这本书。《邓小平时代》是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本书是写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群体在改革前后社会地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怎样发生这些变化的。所以，这本书与其说是社会学著作，不如说是历史学著作。 　　 　　北京晨报：有趣的是，梁晓声同名的书近期也再版了。 　　 　　杨继绳：梁晓声先生很有才华。他阶层分析以讲故事为主，描述了不同人群的状态，很好看，我的这本更偏重分析。两本书同时再版应该是一种巧合，人们对社会群体分析一直比较关注，并不仅仅是今年。 　　 　　北京晨报：抚今追昔也许是今年的公共情绪之一，读了这些书，读者也许会想，如果当初如何，是不是会避免后来的一些问题呢？ 　　 　　杨继绳：当然，是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是，也不能用现状来要求前人。人是有局限性的，会受时代、信息和知识的制约，当时的决策认为合理、阻力最小，但实行结果与当时设想的不完全一样，出现了一些没想到的问题，这很正常，不能用今天的状态来批评历史。 　　 　　做一个好公民最重要 　　 　　北京晨报：这本书写于10多年前，重新阅读，是否会过时？ 　　 　　杨继绳：书中所写的问题，依然值得思考。今天我们关注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主要是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和谐，不是原子态的人之间的和谐，这就要着力去解决各群体之间的矛盾，解决得好，就会化解危机，解决不好，就会加剧危机。如何防止矛盾的激化，就要主动自觉地去改革，建立“制约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我猜想，中国有许多明白人，都会支持改革的，这也包括既得利益群体中的人，他们会主动放弃一部分利益，通过让步，达成共识，实现共同理想，这是付出成本最少的途径。 　　 　　北京晨报：可是谁来负这个责呢？ 　　 　　杨继绳：有权力就有责任，责任与权力是硬币的两面，连在一起，掌握权力而不负责，就是历史的罪人，我想，在今天不会有谁愚蠢到不负责任的。 　　 　　北京晨报：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他们应该怎么选择？ 　　 　　杨继绳：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去做一个好公民，公民与臣民是相对的，臣民即权力至上，服从、依赖和顺从，而公民则关心社会，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每个人都是公民，那么就不可能长出专制的毒瘤。但培养公民意识并不容易，因为整体氛围存有弊端，打开电视，有那么多鼓吹皇权、美化皇权的电视剧，培养的是“吾皇万岁”、“臣该万死”的意识。此外是一些低俗化的节目，比如有的电视节目提倡“忽悠”，还传授“忽悠”的技术，这是很危险的。低俗化的文艺不能培养出公民，只能培养出“愚民”和“臣民”。 　　 　　【注】：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本文来源《北京晨报》 　　 　　 　　 —白衬衫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启蒙绝对没有完成，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对它进行批判和反思。 　　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 　　文 | 杜维明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启蒙思想是现代文明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理性、公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跟启蒙有关系。但是，人类现在碰到了几个新的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保的挑战，还有女性主义、男女平权运动、社群伦理运动、文化多样性运动、宗教多元运动的挑战，启蒙思想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所以对启蒙也需要反思。 　　 　　首先要反思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或者叫工具理性，要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启蒙突出了自由，但是对正义照顾得不够。法国大革命有三大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博爱的观念后来没有突出。最后，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不够，我们应该探讨人心和天道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启蒙绝对没有完成，但这并不表示不能对它进行批判和反思。我们既要尽量发挥启蒙精神，又要超越启蒙的视野。儒学可以对启蒙思想进行修正，但前提是儒学本身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转化的前提是要向西方学习。 　　 　　儒家有三个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一是超越而外在的宗教；二是崇尚理性的哲学；三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实践，包括市场经济。但我们不是要放弃一切向人家学习，而是要与西方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对话。经过对话，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突出儒家的宗教性，不能只讲道德，不讲制度和治理方案，不能只讲人性本善，还要看到人性的阴暗面。宪政民主很难学，但一定要学。有了法治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会形成有道德的社会，在法治的基础上要讲德治，但没有法治讲德治一定有问题，如果没有法治，德治一定是人治，一定堕落。 　　 　　“五四”那一代人整体上采用的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学习策略，为了鼓励大家向西方学习，就鼓吹我们百事不如人。鲁迅就是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来定义何为儒家。儒家是什么呢？就是阿Q、祥林嫂。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相比是不行的，要发掘中华传统中精华的精华，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之间进行对话。 　　 　　我现在要开展的一个项目是中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从我们的核心价值来看，西方非常注重理性，这是对的，我们也要突出理性，但是同情是不是也非常重要？慈悲是不是很重要？和谐是不是很重要？西方讲法治、权力，那还有礼貌、责任、义务的问题呢？普世价值我们必须要有，假如我们用一套包装起来的语言说我们不需要人权，主权比人权更重要，那绝对是荒谬的。但假如认为有了人权，我们就已经比较现代了，那就很糟糕了。为什么？因为在人权论中，我是亿万富豪，你无家可归，你尊重我的人权，我尊重你的人权，但我们中间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不帮你任何忙。 　　 　　有人认为，儒家应该为中国近代面对西方挑战遭致的失败负责任。的确，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家的影响太全面了，儒家思想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DNA，以前我们对自己的DNA的认识都是负面的。比如，儒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是主张等级制度、权威制度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所以它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亚洲四小龙”非常认同儒家文化，又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突出，而且台湾已经实现了充分的民主。反而是在中国大陆，对儒家的反感最强，儒家的好处没有发挥出来，它的阴暗面反而影响力非常大。比如说走后门的问题、贪污腐化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政治文化很多都跟儒家有关系，儒家不能辞其罪，但是，这个关系是不是必然如此？这值得我们反思。如果你说儒家就是小农经济的，只有小农经济的社会才能够推行儒家，只有大家庭才能推行儒家，儒家阻碍民主，那就错了。 　　 　　儒家是一个活的传统，儒家是没有教条的，一方面包容性很强，一方面它的自我批判能力也很强。“五四”知识精英是批判儒学最严厉的人，但他们都是儒家文化中最好的传统的受益者，胡适、陈独秀、鲁迅，都是吃着儒家的奶水长大的，他们的道德情操都跟儒家有关系。 　　 　　儒家文明是个学习文明，《论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学”。因为提倡学习，第一期的儒学，从曲阜到中原，吸收了中国内部很多其它思想的优点；第二期的儒学吸收了佛教的优点；第三期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优点。儒家的特点，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包容，它一直在对话中发展。所以，在儒家的文化圈里面有“三教合一”说，有一种关于天下的宏观视野，有天地一体的情怀。 　　 　　儒学经过历代创新，并非没有发展出权力制衡思想，只是它跟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不一样。有一个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叫咸载凤，韩国人，他的博士论文是《作为宪法主义的儒家》。他认为，宪法就是一个调控系统，儒家的“礼”就是个最完备的调控系统。以前黑格尔说中国人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他说，中国最不自由的人就是皇帝，因为他一切言行都要受礼的控制，包括他的性生活都是在大家关照之下，只有皇帝没有私事、私心。这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所以西方出了英主，也出了暴君，中国大半皇帝都是比较正常的，或者循规蹈矩的。三权分立思想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中国未来发展出来的民主政治，应该和儒家礼的传统密切配合。 　　 　　熊彼特给民主规定了两个量化条件：一是定期投票，二是多党制。现代民主不可能没有透明度，没有竞选。另外，民主还有一个侧面叫公共理性，有公共理性才能发展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中国传统中最了不起的价值就是强调公论，皇帝常常将最重要的问题拿到社会上一起讨论，汉代的《盐铁论》是公论，唐代关于儒家、道家、佛教的优劣的讨论也是公开的。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制是不行的，没有一个机制让大家表达意见，那你能算民主吗？不可能。现在糟糕的是，只有在网上的炒作，这不是公论，公论是负责任的讨论，需要有知识背景的或了解情况的人参与，然后根据各种不同的观点，再做出一些结论，政府必须将这些结论列入政策。 　　 　　“权力优先于善”是现代西方政治最重要的理念。一般来说，在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在政治领域里不能谈价值的问题，但现在来看，这太不现实了，现在宗教问题不进入美国政治领域讨论是不可能的。政治不是个独立领域，不可能把宗教、道德驱除出政治，你必须要面对价值的问题。 　　 　　儒家政治具有深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贤人政治是儒家基本的精神。贤人政治强调的是，越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越应该对社会负责任。儒家的道德说教都是面对精英的，它要培养出一批关切政治、注重文化，对宗教、对价值敏感，能够参与社会建设的“士君子”。“士君子”在现代社会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和各种场合提出对政治和社会重建的批评或改进意见，这是真正的协商政治。 　　 　　儒家一定是入世的，儒家能够存活下去的根本就是它的抗议精神，它永远在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使社会越来越好。我们以前把儒家和专制的关系放大了，实际上儒家的抗议精神历朝历代都是存在的。有人说，董仲舒设计了一套神学来为汉代的皇帝服务。荒唐！他设计的那一套理论，用今天话讲，如果有天灾人祸，政府就要负责任，宰相就要辞职，皇帝要下诏罪己，因为你触犯了天怒，你要仔细看看你政治上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所以抗议精神太重要了，没有抗议精神就没有儒家。儒家在明代出现了三个观念：一个是官、一个是公、一个是私，潜台词是，官已经不能代表公，朝廷变成了私欲集团，所以知识分子要以天下的公论来批评朝廷，要以德抗位，也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道德也罢，哲学也罢，神学也罢的高度批评现实政治，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就完了，那就不叫儒家了。 　　 　　儒家有三个层面：道、学、政。道就是基础理论，学就是学术传统，政就是经济，这三个必须配合。蒋庆有个盲点，他认为应该讲政治儒学，不要讲心性儒学，他对儒家整体上的人文精神重视得不够。 　　 　　 　　本文摘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