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器

德国之声|中国这样监听

美国情报机构“监听门”事件引起人们对国家间相互监控做法的进一步关注。德语媒体强调,中国是对内对外均实施电子监控,这在中国政府那里是传统行为。 (德国之声中文网)10月29日一期《 法兰克福汇报 》刊登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对中国政界人士而言,准备被监听是自己必须具备的一种心理的和专业的基本素质,在中国,监听、监控无所不在,内外一致,其原因便在一党专制本身: “在一个强权无处不在、且首先经由监控手段得以体现的社会,人们对何人有权监听何人这一权威的细微区别有着敏锐的感觉。……谁监听谁?在中国,这一问题很自然地被理解为一个权力问题,一个国家独掌权力的问题(在中国,首先是党享有专权),及国家主权问题。谁掌握监听器,谁就拥有主权! “一名政府顾问在党报《人民日报》上这样概括道:‘在数码时代,保障国家信息主权已成为国家主权的新内容。’这一表述既概括了中国的审查和监视机构拥有专权的对互联网的内控,也表达了它(中国)在全球网络战中拥有同其它大国交手能力的决心。” 位于上海的61398“黑客部队”大楼 文章在回顾了11年前中方发现美国交付的江泽民专机被安置了窃听器而中方当时未采取任何报复措施的历史后写道: “今天,(中方的)反应可能会大不相同。不过,中国依然放弃指控美国政府机构直接从事网络间谍行为,相反,它还不断地对自己在技术上的落后表示遗憾。外交关系学院的一名专家写道,‘我们目前的保护措施还很不够,其范围远不及欧洲和美国。军事科学院的一名专家也认为,中国的网络是‘别国操控的目标’。 “此类谦虚的表态符合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老要求,其义是,不张扬自己的能力,同时又表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摆脱技术落后状态的决心”。 天安门 “ 10.28 ” 事件 北京天安门“10.28”事件也引起德语媒体关注。在当局迄今鲜少提供事件背景的情况下,德语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官方媒体语焉不详的报道提出质疑,强调指出事发地点的政治敏感性。 《每日镜报 》这样写道: “天安门广场是中共权力的象征性中心。毛泽东纪念堂便位于该地;广场北侧,明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紧挨着广场西北侧的是公众不得进入的政府驻地中南海。一再有绝望的请愿人和示威者不惧无数的监视摄像头、人员检查和大量警察的存在,试图在这个敏感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举行示威。大多数人在前往该处的路上就遭到逮捕。……在被问到天安门城楼前的这起奇怪事故是否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事件时,中国外交部的女发言人以信息不足为由拒绝置评”。 “10.28”事件发生当天 当天的 《日报》 认为,有关方面在事发后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当局的紧张和害怕心理: “中国当局担心事件有可能被赋予政治含义的害怕情绪有多大,从审查当局的反应中也可看出。中国互联网上的照片数分钟内便被删去。安全力量还一度扣留了美联社的两名外籍摄影记者,并销毁了他们相机内的摄影底片。游客也被扣下,并不得不交出相机。一名来自美国的女游客通过推特报告说,被扣押两小时后,她才被放人。 “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消除痕迹十分迅速。事发后,警察在一小时内便大范围封锁了现场,并搭起3米高的遮挡棚。近旁的一个地铁站被关闭了数小时,平时川流不息的长安街上的交通一度停顿。到15时30分,封锁解除。那辆燃烧的车辆和被撞得支零破碎的铁栅栏踪影全无”。 摘编:凝炼 责编:叶宣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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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作为反抗的记忆

劳教是个反人性的制度,它的存在是人类的耻辱,而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奥斯维辛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一样,它是全人类的。制度恶与人性恶纠缠一起:人的选择的行动形成体制,罪恶的体制激发了人性中黑暗邪恶的一面,从而制造更多的罪孽。体制之恶不能免除个体责任。没有一个离开行动者的抽象体制,没有一个靠文字就能自动执行的法律。如果把一切罪恶都轻轻松松地推给“罪恶的劳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个体的人性责任和生活意义,如果不反省和清理每个具体执行者的罪恶,任何罪恶的体制都不会结束。而面对真相、拒绝遗忘是反思的前提,对于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对于罪恶的和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和写作,乃是人们能够重建人性的方式,这本身也是对极权和罪恶的富有意义的反抗。真相一旦说出,就不会被暴力战胜;见证一旦做出,就不会被遗忘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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