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邮局取稿费。旁边有一个老人在寄信。我觉得好奇，这年头还有人寄信？探头一看，大吃一惊，信封上赫然写着：“请交北京市国务院李克强同志收 ”。另外两封一个是给习大大的，一个给春贤哥的。我赶紧提醒他，这信寄不出去，劝他放弃。可他好像听不懂似的。四川口音。我这才认真地打量了一下他， 发现是一个很老的老人，穿着单薄破旧的旧军装。我用四川话和他交流，很快他明白了我的意思，问我该怎么办。我看信封还没封，就抽出信纸看。是一张打印稿， 错字连篇，内容混乱，但其间悲哀难抑。信封上手写的字迹，虽然非常颤抖，却是规整的繁体字。内页为什么是打印稿呢？他说是他口诉，请打印店的人打的。大约是为了表示对领导人的尊敬。一封信只需一张邮票就够了，可他买了六张，大约为了保险起见……可是一切都将石沉大海。
阅读更多在国际化的今天，那些对中国充满好奇和探索欲的欧美年轻人来到中国就职于中国的国家媒体，承担着宣传任务。
在饭桌上我问这些外国记者朋友，是否适应中国的新闻审查？他们莞尔一笑，有一位说：“我们知道游戏规则才来的。”
但怎样在中国的制度体制内玩好新闻规则则是他们要面临的挑战或者要做出的妥协。
虽为中国媒体工作，他们显然和我一样，对某些企业或者官员对待外媒记者所持有的中式思维并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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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我曾经在10年前写过一次，在天涯上发了一个长贴，引来一些和我一样的小年轻点了好多个赞。那个时候的我初出茅庐，在政府的房地产管理部门干着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事，却是自以为掌握到了这个领域最精深的知识。十年过去了，我离开了政府，在地产开发和投资领域摸爬滚打，我见证了这十年来中国经济最深刻的变革以及倒退；我看到了财富浪潮的翻涌，以及退潮。我观察着这个领域的每一份制度的出台和废弃。现在我回过头来，再次写作房地产制度的变迁史，我认为我能写出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更加触及本质的东西。房地产制度，是一切财富的根基，而倘若这根基不牢靠，那么所有的财富，都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
阅读更多如前所述，清帝国既以强大征服者的姿态，拥有暴力统治的基础，又根据中国传统皇权，驯服了中国的文化精英。在这种背景之下，大清时代的文化活动，毋宁说也是在皇权掌握之下;康、雍、乾三代，朝廷发动的文化活动，一部分是压制明代开始的王阳明心学传统;另一部分，则是严防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清运动。明末清初，中国读书人发展了自由心态以及对过去的检讨，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和顾炎武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凡此，清朝政权都不愿发生。反清的民族主义，例如王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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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康雍乾三朝，人称盛世。盛世的顶峰，就是乾隆朝。乾隆老儿活的最长，统治时间最长，干的事也真不少。当然，自我感觉也最好。自称是十全老人，其实就是封自家为十全皇帝。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当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皇帝也不例外。十全过后，王朝其实已经进入衰世。当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虽然使命一个都没完成，但已经看出了这个庞大的王朝，不过是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罢了。王朝的衰败，不仅仅是钱都让乾隆花差不多了，而是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严重老化。 乾隆一死，做儿子的嘉庆，就忙不迭地把老子最宠爱的大臣关进了监狱，全然不顾死在地下的老子的感受，也不顾嫁给和珅做儿媳的妹妹的面子。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这个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贪污腐化的恶行，并不限于贪污了很多的银子和宝物，这些银子宝物，尽管奉旨抄家的人，会私吞下不少，但比较起来，还是剩给皇帝的多些。皇帝，至少不会亏。但由和珅造成的腐败空气，给败坏的吏治，在当时而言，却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救治了。 和珅案只是当时的一个大案，大案下面，还有若干次一等的案子，若放在别的时代，其实也不小，但因为有和珅比着，就只好委屈了。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卖官案，就是其中一个。 一省的布政使，在明代，就等于这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了。但是，由于一省并列的长官有三个，除布政使之外，还有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怎么也摆不平，到了明朝中叶之后，就在三司之上，加了一个中央派来的总督或者巡抚。到了清朝，这种体制被固定化，因此，布政使就变成了一省行政官员的老二，但依然保留了较多的人事权。在形式上，下面的官员委派，要由布政使操办。只是，在督抚强势的情况下，真正决定官员任免的，并非布政使而已。不过，如果某个布政使来头比较大，硬是不买督抚的账，自己挂牌任免，在体制上也不能说是有什么错。 郑源璹在乾隆朝后期，官任湖南布政使，由于他跟和珅走得比较近，所以，湖南的官员委派，就他一人说了算。那个时候，地方的官员的选拔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无论是科举考试考上的，还是捐班买来的，军功得来的，都由吏部派到省里。在省里候选，有了空缺，就由省里的负责这方面的官员给你派下去。一般来说，凡是有权派遣的官员，无论是督抚还是布政使，都可以借机弄点油水。让你候多长时间，补什么样的缺，里面大有名堂。但那时的规矩是，凡是科举正途来的候选者，理论上是不能让人家长期候着，有些来头特大的，比如从翰林院下来的老虎班，可以指定某个县令，说补就补。可以做大文章的，只是捐班和杂途的官员。真正的卖官，大家还不大敢，操作起来也有困难。卖官，在原则上，是吏部官员的买卖。 但是郑源璹有和珅这个靠山，他不管什么规矩。只要上面派来候补的官员，不管你是谁，一律候着。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位置上现在有人，你得等。即使来头大的指定县份的进士，也得等。想不等，也容易，拿钱来，看县份的优劣，少说也得万把两银子。那些指定县份的人，可以据理力争。你来争，人家也答应，但就是不肯挂牌。拖到最后，你带来的盘缠用完了，又舍不得这个官位，只好想办法。一个办法是借高利贷，到任之后，想法还上。如果你是指定县份的，高利贷不用借了，但得派人到这个县里，让这个县的书吏带上银子上省里帮你运作。县里早就知道谁是指定的，你派人来求，自然答应。但是，等你到任之后，书吏再怎样横行不法，你是管不了。反正，借高利贷也罢，找书吏帮忙也罢，总之，你这个贪官是做定了。如果不肯就范，就只能等。事发之时，湘乡知县按吏部的统计，已经委任了七年，但人家实际才到任四个月，而隔壁的湘潭知县，已经授任五年，但却还没到任。 这样能卖官的官，自然很肥。布政使衙门，家眷就有四百人，连同家丁和仆人，浩浩荡荡的一支大军。家里养了两个戏班子，连台好戏，昼夜不息。因儿子结婚，要送部分家眷回籍，十二支大船，“旌旗耀彩，辉映河干”。 弹劾郑源璹的官员感慨，郑源璹之恶，关键是坏了规矩。原来下级也孝敬上级，官员们都按潜规则拿钱，但彼此之间，都谨守一个分寸。盘剥搜刮不过分，老百姓大体也能过得去。当官的，大官小官，都有当官之乐。但是，自从和珅这一批人出来，潜规则也被破坏了。巴结孝敬上司，必须加倍，大家比着来，你孝敬一，我就有二。如果你不孝敬，就像郑源璹这样，逼着你孝敬。官与官，大官与小官，官与吏，关系大乱。彼此捞的钱多了，孝敬多了，阿谀奉承也都翻了倍。所有的负担，最后都得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弄得百姓嚣嚣，活不下去。中原五省白莲教起义，原本在乾隆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闹了，一直压着，盛世嘛，怎么能有这种事！到了乾隆翘了，嘉庆一看，哇，已经成燎原之势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之扑灭，皇帝自己都累快趴下了。 其实，所谓的盛世，都是扯淡。不过清朝到了乾隆年间，长时间的平安岁月，人口增加，物产也增加。至少位于社会上端的人们，机会多了，享受也发达了。皇帝带头享受，几番南巡，几次北狩，钱花得像流水一样。这种时候，和珅这样的马屁精，说话办事，就愈发入眼，连带着带坏了整个官场的风气。所谓圣主的自负，又使得这样的风气无从得以修正，没有什么直臣，敢于冒掉脑袋的危险，指出这一点。和珅倒台之后，即使刻意地搜寻，满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经抵制过“和相”之人。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御史，在巡城的时候，碰上了和珅张扬的家丁，把家丁的车给烧了。和珅一倒，各种抵制事迹都冒出来了。其实所谓的抵制，都是若有若无，牵强附会，再不就是死无对证。 皇帝换人了，和珅和郑源璹都伏法了，白莲教起义，也镇压了。但清朝的吏治，从此却一塌糊涂了，一直不可逆转地坏了下去。嘉庆皇帝，看到了这一切，但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和胆略，来个彻底整顿。塞上几个过于明显的窟窿，抓几个过于扎眼的贪官，也就罢了。言辞激烈抨击时弊的翰林洪亮吉，还被他发配新疆。大清，刚刚过了盛世，到了他的手里，就只能得过且过了。说来也可怜，作为皇帝，他处处节省，不敢出巡，喜欢大臣们穿补丁衣服，有点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诏，也没能唤起臣工的天良。到了他儿子手上，这个曾经显赫的王朝，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盛世的后遗症，发作起来，还可真是可怕。 推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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