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中国

王克勤 | 农民工老王的中秋节

农民工老王的中秋节           王克勤   崔克亮     时间: 2005 年 9 月 18 日,中秋节 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某建筑工地 人物:王承修 性别:男 年龄: 65 岁 职业:农民工             9 月 18 日 ,中秋节。 在被人戏称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建筑工地”——北京。 我来到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平西府十字路口东北角的王府医院建筑工地。与这个工地上 500 多位民工中年龄最长的老王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中秋夜。     中秋节:“两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吃到肉”     “你真来看我啦!” 65 岁的老王一眼认出我来,他接过我手中的月饼带我走进他住的“棚子”,此时是傍晚 18 时。 众多的农民工正陆续从工地回到“棚子”里。“今天放工早。”老王告诉我。 不久,工地上开饭了,老王打回来了属于自己的中秋节“节日食品”—— 4 块月饼、 2 个苹果、 2 个梨、 1 瓶啤酒、约小半碗炒粉条、还有稍后工友带回来的小半碗辣椒炒肉,但肉已经很难找得到了。 “两个多月了,这是我们工地上第一次吃到肉。”老王高兴地告诉我。 他说,年过完他就来了,到这里已经大半年了,天天吃的是粉条、土豆、豆腐、茄子,主食总是馒头。 直到此刻,我才从老王这里知道,曾经我多次路过他们的工地,也多次看到傍晚时分,众多的民工们在马路边上或蹲或坐,人人手捧一个搪瓷缸,盛着一些白菜、土豆什么的烩菜就着馒头吃着。原来他们已经是好几个月没有吃到一点肉了。同时我也注意到他们蹲在马路边上吃饭时,根本就没有在乎过路上的风尘与汽车的尾气什么的。 当然,这个中秋节的“节日饭”除老王外,其余的 500 多人都在饭堂边上的一个空地上“会餐”去了。我看到,所有的民工都席地而坐, 7 个人围成一圈便算一“桌”,菜放在地上、人坐在地上。从“会餐”回来的工友那里得知,每一个工友都得到了老王所领到那些食品,另外,每“桌”还有一瓶白酒、一碟水煮花生。可能是这样盛大的“会餐”非常稀少,我看到在“会餐”场地有人在不断拍照。 工地上有一个专门为工友们开的小杂货店,我为老王买了些猪头肉、啤酒、白酒什么的,在“棚子”里陪着他一起喝了起来。     老王的“家”     老王,名叫王承修。是来自河南省泌阳县的农民。 喝了点酒后,老王的话多了,他乐呵呵地指着他住的“棚子”对我讲:“这里的住宿条件不错,比其他工地强多了!” 这个用石膏板搭起来的“棚子”,约 15 平方米 ,屋子里放着 4 个那种钢管焊制的高低床,把个不大的屋子摆得满满当当。所有的食品放在他们用木板自己钉出来的小桌子上,老王以及其他的工友们分别坐在床上或自制的小橙上。 众多的蚊子围着我们,我发现临时焊制的铁门上开着两个足球大小的洞,再往前看,发现正对的窗户整个就是一个窗户架子,基本是一个全开放的窗户,难怪被舍友称为节约得够“瓷实”(非常扎实的意思)的老王也买了蚊帐。 老王的床在一进门的右手,我看到床上铺着那种几元钱一张的竹席,席的下面铺着那种黄纸板,老王说“直接睡在竹席上太硬,从商店里要的纸盒子,铺上睡起来软多了。” 床上还放着一床军绿色的棉被。有工友告诉我“这是为我们民工开的那种商店里买的,一床被子也就 20 多块钱。” 我问蚊子咬不咬?老王笑着回答说,哪有蚊子不咬的呢!蚊子咬也没办法。 我问夏天热了怎么办?老王指着蚊帐上边挂着的一个小风扇说:“它还起点作用!”工友们告诉我,这种小风扇一个 8 元,好一点的 12 元。“我们民工只能用这个,其他的用不起。” 当北京酷暑到 40 度高温的时候,我与我的同事们坐在办公室开着空调还嫌热的时候,辛劳一天的老王和他的工友们却只能苦苦地煎熬着。 在这间屋子里还住着 3 个人,一个是老王同一个县来的工友,只比老王小 3 岁,是工地上专门负责捡钢筋头的工人;另一个是来自云南的小伙子,我看到他左脚大拇指包扎着,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是前不久施工时,钢管从楼上掉下来砸坏的。我问有没有休养,他说,没有。有工友反问我:“休息了谁给发工钱呀?”。还有一个 30 岁不到的河南农民,看上去更像一个 40 多岁的人。 老王他们这间房由于住着他以及另一个 60 多岁的工友,因此安排的人少一些。我看到其他的房间每个都是 8 人。 像老王他们住的这样的“棚子”在这个工地有好几排,大约有五、六十间之多。老王的这间“棚子”门口写着“ 27 ”的字样。                               老王的工作     老王是这个工地的勤杂工。 “大家对我很照顾,让我干轻松的活!”老王满怀感激的对我讲。他乐呵呵地说“俺是羊群里的老驴,年龄最长的一个。” 每天早晨“天一明就起床,吃了饭就上班。”老王的劳动工具是:两轮小推车、铁锹、扫帚。他的工作是每天把马路上、工地周边施工过程中形成的垃圾及时的打扫、清理干净。这些垃圾只要有工程车、运输车通过就会形成,他必须不断的打扫与清理这些垃圾。 一位年轻的工友告诉我,他们每天早晨大约 5 时许就得起床了,吃过面皮汤与馒头后,便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了。一般一直干到中午 12 时,午饭是烩菜馒头。下午是 13 时 30 分开始干活,到天快黑时下班,晚饭是菜汤馒头。 老王对于这里的吃住都非常满意,他不断说“老板不赖,给我们包吃包住。” 对此,有工友插话说:“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凡是包吃包住的工地,工资就低了许多。”老王也认可这一点,他说,他出一天的工,工钱是 30 元,刚来时只有 28 元。一般下雨时是不能出工的,“好好干,一个月也就是二十六、七个工”,据此,我发现老王每日天亮出工、天黑下工,每个月的总收入也就是 800 元左右。 工友们告诉我,每个工报酬 30 元的小工,在整个工地上能占到三成到四成;有一定技术的钢筋工的工钱是每个工 40 元;木工的工钱是每个工 45 元;水暖工、电工、瓦工的工钱是每个工 50 元。                                老王为甚来打工     65 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远走他乡做建筑工人? “俺家里穷啊!没钱过日子,没钱给儿子娶媳妇。” 老王的家在河南省泌阳县沙河店镇崔楼村,是豫南干旱的丘陵山区。“种的全是旱田”虽然一年有两季,但是“种地不赚钱”。夏粮小麦与秋粮玉米产量都在每亩 600 斤左右,整个折算下来也就是 600 多块钱,而现在化肥、农药等农资“非常贵”,整个成本占了大头。因此种田只能是维持一家人的吃饭。 老王之所以出来打工,因为他目前“上有老下有小”:其一, 91 岁的老父亲还在世,与他生活在一起,他得负责养老;其二,最小的儿子 24 岁了,还没有结婚,要娶媳妇得花钱;其三,老大与老二两个儿子的孩子都与老王在一起生活,当爷爷的他想让孙子们生活能好过一些。 其实,老王家里出门打工的不是他一个人,他的老大儿子目前在海南打工,给人家开拖拉机,每月可以赚到 1000 元;老小儿子目前在郑州打工,“挣多少钱,我不知道”;老二儿子目前在村里养猪,“日子过得最紧张一些。”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老王撇下只比自己小 3 岁的老伴来北京打工。                          老王最大的心愿:“没给家里寄回一分钱”     晚上 8 点多了,喝了几杯的老王有些兴奋了,于是我试探的问他你想不想老伴啊?老王说“咋个不想呀!没法呀”“不给结工钱,你回不了家啊。” 老王及许多工友告诉我,他们来到这个工地“大半年了,没有结过一次工钱呀。” 工地也偶尔给他们借支 50 或者 100 的临用钱,但一直没有结工钱。 我问老王多久没有与家里联系了?他说,好几个月了。我说,今天是中秋节,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说着我拿出手机,让老王报村里的电话号码,老王坚决不打。 我感到十分纳闷。 我问老王,为啥不打? 老王说“打电话说啥呀?来大半年了,没寄回一分钱,对不起小孩。”“没给家里寄钱,没脸见人呀!电话打了不好说呀!” 一方面老王结不了工钱觉得愧对家人,另一方面老王为了节约每一分钱,省吃俭用。我请老王抽香烟,老王抽了两根后就不抽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旱烟杆来,告诉我“这个省钱”。 他的舍友告诉我:“这老哥哥过日子真是个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 老王穿的上衣是一件泛白的甲克衫,裤子的颜色与工地上的灰土一样,他行走在工地上,看上去就是一个整体。光脚蹬着一双旧皮鞋。 对此,老王说“人老不嫌赖”“老家伙了,买什么衣服啊!捡到什么穿什么,人家不穿的,就是咱们穿的呀!”他说这些年没有买过衣服,前两年买过,是为自己买的“古衣”(死亡后穿的衣服)。 对此,他总结出了这样一句穷人哲学“是饭充饥,拾衣挡寒”。 虽然没有读过一天书,老王对于许多问题依然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能做到出口成章。 晚上 21 点了,应该是他们休息的时间了,我离开老王的“棚子”走出了工地,老王一直送我到路口,看着远处华灯灿烂的城市景观,老王又突发感想“长安城虽好,不是久恋之地”“俺是农民,这里不是俺的家啊!”    

王克勤 | 欧阳艳琴:云南师宗146 名煤矿遇难者记录

云南 师 宗 146 名煤 矿 遇 难 者 记 录          编者按:在全国重点采煤县云南师宗,人们与煤矿生死勾连,在过去的 53 年时间里,有至少 146 人死于矿难。   2011 年 11 月 21 日 经济 观 察 报 本报 记 者    欧阳 艳 琴   11 月 10 日早上 6 点半左右,云南省 师 宗 县 雄壁 镇 私庄村,私庄煤 矿 煤与瓦斯突出,截至 18 日,已确 认 34 人遇 难 , 9 人依然被埋井下。官方称, 这 是云南省 15 年来最大安全事故。 在全国首批重点采煤 县 之一的 师 宗 县 , 6.2 亿 吨煤就主要集中 储 藏在雄壁 镇 。在 这 里,人 们 与煤 矿 生死勾 连 ,在 过 去的 53 年 时间 里,有至少 146 人死于 矿难 ,一些人死而无碑,甚至未被 记载 、无人 纪 念。 下 鸭 子塘村的“敢死 队 ” 私庄煤矿中遇难或目前下落不明的矿工中, 12 人来自私庄本村, 7 人来自下鸭子塘村, 8 人来自与雄壁镇相邻的竹基乡。 矿难发生时,殷爱平所带的班正在三四百米井下的第三平面“打掘进” —— 打钻、爆破最后的岩层,使第三煤层露出。 这是最接近煤和瓦斯的地方,“打掘进”是许多矿工不敢干的活。殷爱平承包了私庄煤矿的这一份工,工钱可能是普通采煤工的两倍。 殷爱平找过来的掘进工基本都是下鸭子塘村人,包括张洪林、殷万培、尹春红、王石良、殷存光、殷双全。另外一位 —— 杨建良,则是殷爱平儿子的干爸,陆良县人。 11 月 8 日,殷爱平最后一次回家,拿了 20 多斤洋芋(土豆)到矿上做主食,另外拿了三个碗。 “他说(班上)加了两三个人,要多拿三个碗。”俞谷花回忆。 作为班长,这一个班在矿上做饭吃的锅碗瓢盆都是殷爱平带的。如果不出意外,殷爱平带过去的洋芋可以够班上的人吃两三天。 私庄 12 名遇难者中有 11 人姓“尹”,年纪最大的尹老包近 60 岁,最小的是尹兆明, 19 岁,与亲叔叔尹红坤一同死于井下。尹老七的家就在私庄,离出事的私庄煤矿不到一里地,遇难时离井口只有 30 米。 在私庄, 12 名遇难矿工的丧事并没有哀乐和锣鼓声。当地人告诉记者,在当地,年纪尚轻、非正常死亡的人,一、不进家门,二、至少在出殡前不鸣乐或敲锣打鼓。 2/3 的“临时工” “如果我知道他是打掘进,肯定不会让他干。”殷爱平的弟弟殷光平说,“瓦鲁、大舍这些地方,都是高瓦斯煤矿。” 在云南省 2009 年瓦斯等级鉴定中,师宗县 15 个煤矿都是高瓦斯煤矿,包括全县最大的四矿 —— 大舍、金山、瓦鲁、五一煤矿。这些矿井瓦斯涌出绝对量通常在低瓦斯煤矿的 2 至 10 倍以上,均有“煤尘爆炸性”。 而师宗县本地老板梁永辉在小阿舍办事处的两个煤矿 —— 私庄和盛宏煤矿,连续两个年度都是煤与瓦斯 “ 双突 ” 。 2011 年 11 月 10 日对云南全省瓦斯治理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按照云南省工业信息厅 2010 年底出台的 “ 瓦斯治理专家会诊工作实施方案 ” ,在 11 月 10 日这一天前,省工信委副主任牵头的专家会诊工作小组,应该完成前期的工作审查,并最终形成全省瓦斯治理会诊工作总结。师宗县以上 17 个高瓦斯矿井在治理和会诊范围内。 大舍办事处大普安村一位矿工在私庄煤矿工作了 6 年,但出事前还一直不知道私庄煤矿已被省市煤监局要求停产整顿。 “ 上面的人一来查,只要把煤运出私庄就行了,检查的人都不会下井。 ” 矿工们还透露,煤矿的入职培训通常只是上一堂理论课,做一份试卷。而这份试卷的答案,甚至就写在黑板上供新员工抄写,不会写字的员工,就让其他人代写。 “ 培训 ” 结束,新员工就可以下井。 私庄煤矿可能有 2/3 的人都没有上岗证,都是 “ 黑人 ” ,亦即 “ 临时工 ” 。 在师宗县雄壁镇这一条矿上,几乎所有的煤矿运出,都需经过师宗县煤炭局设在荫凉箐的检查站,查验、开票,以备日后征税。运煤司机说,任何煤矿企业是否在生产,甚至生产了多少煤,这一个检查站应该都有登记。 历史上的矿难死亡名单 “ 二十二冢坟 ” ,这是下鸭子塘办事处下鸭子塘村一个独特的地名,这个村里大部分人都知道, 1958 年,村后的煤矿瓦斯爆炸, 22 人死于矿难,之后被排成一排,集体安葬在村子的后山上。 11 月 15 日,本报记者爬到了下鸭子塘村的后山上,找到了 “ 二十二冢坟 ” 。 二十二冢坟,只有左开发和殷法明的子侄为他们在坟前立了一块墓碑还能被辨认出来,其他坟冢已经坍塌并连成一起,坟前坟后种着洋芋或玉米,除了有几十棵松树以外,与一般庄稼地无异。 在左开发的墓碑上,后人刻上了 “ 瓦斯爆炸而故 ” 六字。 当年遇难的 22 人中,不少人才十五六岁,无子嗣,且事故年代久远,因此很难查实他们的姓名。 在 1968 年和 1974 年,小阿舍和下鸭子塘办事处又曾发生瓦斯爆炸,总共造成了 29 人遇难。 “ 死得很惨。 ” 曾经帮助装尸体的这位殷姓矿工说。他记得很清楚,下鸭子塘大冲沟煤矿瓦斯爆炸发生的时间是 1974 年 12 月 7 日 12 点 17 分,只有殷明文背出了被烧伤的殷建德逃出了矿井,其余 17 人全部遇难。 2001 年,大舍办事处大普安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官方的记载是 “ 7 人死亡, 8 人下落不明 ” 。村民们说, 3 名矿工是被大水冲出了井外才得以幸存,当时的抢救进行了两三天,尸体打捞起来时都已经被水泡坏。 2006 年 1 月 13 日,小阿舍办事处白马田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 3 人死亡。 2005 年,小阿舍办事处私庄煤矿曾发生天然气自燃事故,导致 4 人死亡,据私庄人称,死者系云南昭通人,姓名无法考证。 就在 5 个月前, 2011 年 6 月 12 日凌晨 6 点 30 分左右,白马田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窒息事故,造成煤矿安全员孙小红、毛建昌 2 人死亡。 “乌金之乡”的煤矿改制 师宗县被称为 “ 乌金之乡 ” , 6.3 亿吨煤主要集中储藏在雄壁镇境内,一条法荫公路从荫凉箐往东,经下鸭子塘、瓦鲁、大舍、小阿舍等办事处, 30 公里长的路边,所能目见的就有一二十个煤矿,一些农民的住房甚至就挨着矿井。 在这一条矿上,从 18 岁到八九十岁的男子,大部分人都挖过煤或运过煤,以煤为生。 2010 年 10 月, 44 位大舍煤矿职工、 50 位金山煤矿职工,代表有近千名矿工的煤矿,分别签字同意了两大煤矿从集体所有改制为国有,转让给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两矿 1971 至 1988 年间的 400 多名老矿工,以及所在地大舍、小阿舍办事处的村民,对这次改制表示了集体反对。 “ 大舍煤矿与金山煤矿是大舍、大普安、硝硐、小阿舍、私庄、白马田、鹅鸭、小迫干村 8 个自然村的老矿工一手创建的。 ” 历任大舍煤矿(曾管辖大舍、金山两矿 —— 记者注)副矿长和矿长的李小谷等人说。 他们回忆起,上世纪 70 年代的大舍煤矿不过是两三个小平洞,没有机械设备,全靠肩挑手抬。 “ 那时候连双靴子都买不起,光着脚去挑煤,一挑就是 50 公斤以上。 ” 煤矿招工就像 “ 抓壮丁 ” 。 1982 年和 1986 年,矿工们用原来三个小斜井和三个平洞煤矿的收入,购买了矿车、轨道及采煤设备等,分别在小阿舍和大舍办事处建两个大斜井,成为金山煤矿和大舍煤矿的前身。 两个斜井共计投资 70 万元左右, “ 均是当时在矿上上班工人的未分配收入。 ” 李小谷等人说,两矿创建时期,政府除了在小阿舍顾家坟修建一座桥,投资了 8 万元,并没有给予财政支持。 村民们认为,改制违背了 “ 谁投资,谁拥有产权 ” 原则(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2008 年出台的《关于国有资产产权纠纷调处工作有关政策的通知》),侵害了老矿工们的权益。 师宗县发改局办公室主任朱某 11 月 15 日对本报记者说,包括大舍、金山等四大煤矿在内的改制,早在 2006 年曲靖市政府与昆钢签订水泥项目合作协议时,就已经约定。 2006 年,昆钢开始在师宗县投资水泥生产项目,后又投资焦化项目等,作为引进昆钢的条件,师宗县将大舍、金山等煤矿四大矿,大约作价二三亿元配置给昆钢。 今年 5 月,师宗县雄壁镇政府曾对村民承诺,煤矿占用土地遗留问题,依据方案直补到群众。但补偿尚未到位,关于老矿工的补偿问题,政府部门尚未做出回应。   本文已经发表在2011年11月21日《经济观察报》“社会”版 网络地址: http://www.eeo.com.cn/2011/1119/216108.shtml  

王克勤 | 探望陈光诚家人,我们被打出村庄

  探望陈光诚家人,我们被打出村庄                                         王克勤      编者按:最近许多朋友前往山东探望大家敬重的一位盲人、农民、民权行动者陈光诚。去年他出狱以来,不仅未获得自由,反而他及家人被监禁的程度升级了。而目前光诚已经便血,身体极为虚弱,孩子已到入学年龄,然而无休止的监禁让其无法获得正常的医疗,孩子无法获得正常的就学。为大家探视的热情所动,我将自己三年前,即2009年3月8日探访陈诚家的记录再次贴出来。供大家了解光诚,了解这一切。     此文章2009年3月10日发表于自己的博客,欢迎朋友们广泛传播转载刊登。谢谢!        这几日,在山东的采访很不顺利,许多当事人怯于种种压力不敢说话,更不敢会见记者,我被搁浅了。     今天是3月8日,星期天,工作已经无法开展。想到身陷牢狱的陈光诚家在山东,我便想了却一直以来的夙愿——探望在监狱里的光诚,看望他的妻儿老母。光诚是我在当下中国所最为敬重的人。     我与光诚四年前便认识了,记得2005年秋的一天,在北京,被妻子牵着双目失明的光诚与我在一间咖啡馆见面了。握手时,十分有力。清瘦、温和、坚定,还有他那着色极深的墨镜以及简朴的着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光诚正在致力于当地计划生育中野蛮行为的调查,他们夫妻俩期望我给他们讲讲新闻调查的主要工作方法,那天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交流的十分愉快。在此之前,我便知道他,好多要好的朋友介绍过,从一些相关的资料里我也读过他的许多事迹。     陈光诚,1971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的东师古村。一岁时,因病导致双目失明。18岁之前未上过学,1994年开始,他先后就读于青岛盲校、南京中医药大学。期间他自学了许多法律知识,进而走上依法维护民权之路。     ——根据199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可减免税收,但直到1996年临沂政府依然在向残疾人征税,陈光诚与当地政府多次交涉未果,1996年寒假,到京上访。此后,临沂地方政府根据上级批示,终于表态要停止向残疾人征税。     ——1997年,东师古村开始实行两田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陈光诚通过《半月谈》了解到上级政府不允许搞“两田制”,1998年夏,他到京上访,最后终于中止了村里的两田制。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第44条的规定,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2003年9月,陈光诚在北京乘坐地铁,检票员以其没有当地的盲人免费乘车证为由,要求其购买车票。陈光诚而后将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通过此案,终于使外地盲人也可免费乘坐北京地铁。     这些年来,当地村民每每遭遇不公、权利受损都会来找光诚,不仅残疾人在找他维护权利,很多身体健康的人也不断来找他维权。对此,光诚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主动的帮助更多乡亲,共同捍卫法律尊严,守护公民权利。于是当地村民都称他叫“陈律师”,其实他是没有律师资格证的。     2005年秋,他来北京时,在一次会见外国媒体的过程中,被山东警察强行抓走。之后软禁在家。2006年3月被临沂警方带走,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系。2006年8月24日,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也是这一年的5月,陈光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的100人”,其中华人仅仅5位,包括国家总理温家宝、环保人士马军、著名电影导演李安、时任国美电器总裁的黄光裕。     此后,有许多朋友前往沂南,但都很失落的回京。好几次,我欲前往探视均未能成行。后来听到朋友们讲,连同看望家人都进不了村庄,别说到监狱去探视光诚。     我想,光诚在里边已经关了好几年了,沂南应该十分“和谐”与“平静”了。                         探望     3月8日一早,我带着我的学生周福志,在山东当地两个朋友帮助下,驱车前往沂南县。     光诚家有老母,还有两个分别为四岁与两岁多的孩子,我们便购买了许多食品以及孩童玩具——去看望朋友的家人。     路上有朋友还打来电话,期望我带一些钱与他们,其实我早有准备了。     14时15分左右,车行至205国道距离孟良固约5公里的地方,看到路边有许多人似乎在等车,便停车问路,没想到这个路口便是光诚所在村庄的进入路口。我们刚刚调转车头,路口上坐着的一个体格彪悍的中年男子便敲击车窗,问:“你们是来干啥的?”我们说:“不干啥。”他再问,我们不予理睬直接前行。车驶出不远,就发现那男子骑着摩托跟来。     这一举动让我感到有些不妙。来此之前我已预料到见面会有些风险,考虑到光诚妻子袁伟静的手机很可能已被监控,为能够顺利见到他们,我便没有电话联系。     我们快速行驶,开出不到300米便进入村内。看到前边有一老大爷坐在路边,驱车问询陈光诚的家在哪里,老大爷告诉我们就在车后面三十米处的一个小巷子里。在我们掉头时,那位摩托男子也已赶到,立即询问那位刚和我们说过话的老大爷,随后开车紧跟上来。                                 围攻     车在那个巷口刚停下,摩托男子即上前挡住车门,问:“你们干什么的?”我们说:“不干什么。”他又问:“到底是干啥的?你们不能去!”我们说:“我们来看看亲戚关你什么事。”下车后,我们打开后备箱将食品提出来。     那位摩托男子开始在旁边打电话,看见我们提着东西过来,他又拦在我们面前,说:“你们找谁?不能去!”我说:“你有什么资格拦我。”他说:“我是这里的,这是我们的规定。”     转眼间,从巷子里出来四五个男子,纷纷问我们找谁?我说:“我找陈光诚,怎么了吗?”一个体型高大的胖男子说:“不能去,你们走吧。”他一把推得我后退好几步,之后立即问我是不是想打架?我说:“你们是什么身份?凭什么拦我们。”他说:“我们就是这村里的,不让你见,就是不能见。”摩托男子说:“你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么?还敢见,赶紧走!”     我说:“我怎么不能见?”男子说:“你到底是谁?”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怎么了?”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回应,反而笑了起来,更加放肆的围攻我们。     其他三个人也从一开始就被他们分开分别推搡,逼着我们步步后退。不知何时,对方又有四五个人赶来。我的学生周福志被他们一位新加入的瘦男子拉扯到路边,和另一位男子一起推着,口里还说着想打架是吧?我的学生几次险些被推倒。另外两名同行人员也被分别推搡围攻。     胖男子、摩托男子和另外几位男子继续推我,力度越来越大,几次险些打到我的肩膀和头部。我被迫转身,他们在我身后继续推搡。我的学生前来阻拦,又马上被另外几位男子扯到一旁。     我的学生提着一箱牛奶说:“这样吧,你能不能让他爱人出来,我们把东西给她就走。”一名男子说:“不行,不能见,你把东西给我们,我们给她。”     我们的司机也说:把家属叫出来,我们给过东西就走。但仍被拒绝。     因为担心把东西给他们能被转送到光诚家人的可能性很小。我们继续给他们讲理,希望能亲手将买的东西送到家属手中。     后来打算交给光诚的邻居让其转交,但我们每个人都分别被几个男子拦着不能靠近周围村民。     我们被推的只能后退,他们十多个人看我们退了,有些得意,说:赶紧走,不走想打架是吧!那位一直推搡我的胖男子把我扭到车的左侧,又有其他人围了上来。我们的另外三个人也都被推回车旁,被迫把东西放回后备箱。     此时,离我们进入此村仅仅过去了十多分钟,但我们已感到将东西送给光诚妻子希望渺茫。如果继续逗留,他们对我们的围攻将会更加激烈,如果我们四人中有一人忍不住稍微还了一下手,可能会引发他们肆无忌惮的疯狂殴打。     情况非常紧急,司机及学生不断叫我撤离,叫我赶紧上车,但是殴打还是开始了。                                 被打     我被他们推搡到汽车右侧,右侧两个车门早被司机打开了。在我上车的同时那个胖男子在我身后面狠推了一下。我与学生周福志一前一后刚刚上车,那个胖男子一脚便踹到我的胳膊上,口里说着:你走不走,走不走!接着他又弓下腰,一拳向我脸部打了过来,我用右臂一挡,这时汽车已经向前行驶了。     与此同时,我的学生坐进车内,那个一直围攻他的瘦男子说:还不走?想打架是吧?随后对他连踢两脚,我的学生非常生气地看着他。那男子说:你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然后又一拳打到他的胳膊上。     汽车走出十多米后,我们才将车门关上,而这个过程中,这些人一直跟在车后追打着。     我们发现,他们有人不停举着手机在打电话。司机说,不好,他们可能再叫更多的人来围堵我们!     我们把车开出路口,只见有三辆摩托紧随车后赶来。                                                                 电话     14点30分,我们离开村庄,汽车朝着沂南县城的方向驶去。车行约两公里,我第一次拨通了光诚妻子袁伟静的电话。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见到她,将东西和一些生活费交给她;另一方面是告诉她我们已经在村子附近了。     话筒响起伟静的声音,我说:“喂,伟静,我是王克勤。”     她说:王老师,您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你们,刚才已到你家门口,但是被一帮人打出来了。”     她听后显得很恐惧,说:“王老师,你们没事吧?”     我说:“没事,就是挨了几脚。”     她说:“王老师您不知道,这些人在我们家已经一年多了,去年初有人来看我都被打走了,有几位都被打伤了。你们赶紧走吧,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马上会有没有车牌的汽车赶来追打你们的。”     我问她是什么人,是村领导还是村民,伟静说:都不是,是社会上的闲杂人,一共22个。每天有11个保持24小时监视我们,轮流值班,从不间断。     我非常吃惊。伟静接着说:我们家附近全是他们的人,每天村口有两人把守,凡是来找我们的根本进不来,您是09年以来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能进村已经很不容易了,刚才您所处的位置离我们家估计只有十多米吧。平时,我们不管外出买菜还是下地干活,都有人跟着、都有人看着,到了晚上还蹲在我们窗外听墙根。     我简直无法相信,光诚的家里住着母亲、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两岁),全是老人、女人和孩子,天天竟是如此的境地。     我说:伟静,我知道了。今天给你们带了点东西,刚才被打出来,我们进去是不可能了。你能不能想办法出来,咱们在孟良崮见个面。     伟静回答说,尽力想办法。     挂掉电话,我让司机掉头回孟良崮。     可刚掉头没走多远,就发现离我们二百多米的前方停着两辆摩托。     还正如袁伟静所说那些人不会放过我们,会一直跟踪的!我很是震惊,情况之恶劣超乎了我的想象。山东当地的朋友十分紧张,不断要求我尽快离开。我只好让司机重新调头,向县城方向驶去。     之后,我又拨通了袁伟静的电话,告诉后面有人跟踪,我们无法见面了。伟静听了非常担心,说:“王老师,你们赶紧走吧!快点离开山东,再也不要来看我们了。”她一直重复着让我注意人身安全赶紧离开山东的话。     挂上电话,我沉默了很久。接着又拨通光诚的哥哥陈光福的手机,想问他是否在县城,如果在,我可以把东西送给他,让他转交给伟静他们。     不过,陈光福的回答让我再次震惊。他说:“王老师,你们赶紧走吧,不能给你带来麻烦了。上次我与母亲在一家小店和来看我们的人见面,没想到被跟踪的人发现。结果那家小店立即就被查封了,并被罚款2万块。因为我们的事让不相关的人遭殃,太不值了,你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们仅仅只是想看看他光诚的家人,把一些孩子吃的零食、几件玩具,还有给老人买的牛奶和水果和一些生活费交给他们,竟然无法实现!     此刻司机提醒我系好安全带,他发现后面的摩托又跟上来了。                               逃离     车在路上快速行驶,丝毫不敢减速。从袁伟静和陈光福的语气中,我知道他们对我们人身安全的担心程度。那些围攻殴打我们的人肯定会上报情况,沂南县城会不会被堵截?司机十分担心,决定绕道行驶。在路过张庄镇路口的时候我们转向南前行,并一口气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驶去,但前行道路不通。     山路旁有几堆小山一样高的石料堆,前无出路、后有追兵,我们只好悄悄把车停在一座石料堆后面。     路旁两辆卡车正在将石料装车,不时扬起满天灰尘。     我们坐在车里,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开口说话。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山东!     然而往县城方向走,司机最为担心是被当地警方扣住;往后退,距离双堠镇更近,虽然有一个路口可以上高速公路,但是司机担心被他们的人管制了。最后,我想到2007年在山西逃脱黑煤窑打手追击的办法——扮装婚车!     于是立即派福志独自一人徒步数公里赶往国道,赴县城购买婚车车牌贴。一个小时后,即16时30分,福志回来了,我们在车头车尾贴上了“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将车牌遮挡了起来,车前玻璃上还贴上了大红喜字。       之后,我们顺利的离开了沂南县境,晚上20时许我们离开了山东地界。随即,致电光诚的妻子:我们安全了。她告诉我:“此刻我又被三四个人围着,没有办法与你说话,你们安全离开,我便放心了,我非常担心你们为了来看我们而受到伤害!!”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将他的家人全部监禁起来呀!!!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不让朋友去看望他的家人呀!!!     伟静说:“我一个女人,我一家全是女人,他们要动用11个壮年男子24小时不间断看守着我们,围着我的家园,这日子怎么过??更可怕的是经常晚上听窗根,我房间窗台都被爬的光滑发亮!!”    “ 很多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都在讲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不好,多么多么黑暗,都在说着同样的话。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哪怕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怕把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点,尽一点点力也好。假如人人都能这样,那我们的社会肯定能改变。”                                           —— 陈光诚     必须有人为那些沉默的老百姓争取权利,     我想那个人就是我。                                            —— 陈光诚        一个盲人,却以正常人罕见的勇气和执著,坚守良知主持正义,为了别人的自由和尊严而抗争。他身陷牢狱,不是一个盲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张思之 律师    天下事最不公正者莫过于司法不公,而从事维护权利、推进正义事业之士反遭法律名义下的压制迫害更是一国之耻辱。陈光诚先生给临沂更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光荣,而眼下对于他和他的家人的迫害不仅是对于公民法律权利的悍然侵犯,也让我们的国家蒙羞。我们呼吁:立即释放陈光诚先生,赔偿他及家人的损失,并追究所有肇事者的法律责任!                ——贺卫方教授    让他们这些起而行的人孤军奋战,是社会的耻辱。                 ——萧瀚 律师  

王克勤 | 欧阳艳琴:登封“死亡工厂”调查

在洛阳有尘肺病危害因素的石英砂厂,大多是小型乡镇企业,他们 ‘ 根本不理你(指卫生部门),不叫你做(评价、检测等),生怕你知道一些内幕。 —— 洛阳市疾控中心汪海生   登封“死亡工厂”调查        早报记者 欧阳艳琴   发自洛阳 登封   “ 就是咳嗽、发低烧、浑身没劲,搬石头搬几次搬不起来,那时候还在工厂里,不知道这回事,没有经验。他也不会说。厂长就叫他回家来了。 ”8 月 31 日,河南省登封市君召乡晋窑村, 66 岁的李新花,含泪向早报记者描述她儿子晋中超的经历。 34 岁的晋中超坐在她对面,只是偶尔一笑,插一句。家人都认为,是尘肺病,这一据称无药可治的疾病,让晋中超变得痴呆。 晋中超两年前在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诊断出矽肺二期,之后在北戴河医院检验出肺大泡而不能洗肺,几乎被宣告了不治。 10 年前,登封市国安硅砂有限公司在晋窑村开工了,晋中超是它的第一批工人。在陆陆续续进厂的三批 100 多位工人中,大部分就来自晋窑村,其中, 20 余人在 2009 年被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诊断为矽肺, 3 人已经死亡。 8 月 30 日,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玻股份, 002613 )上市后,洛阳市已有两家玻璃行业的上市公司。此前上市的,是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洛阳玻璃, 600876 ),其背景是央企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硅砂加工,是玻璃行业的上游产业,硅砂厂连片地分布在洛阳市及周边的郑州登封市等地区。而一些采用干破工艺的硅砂厂中,矽肺,正在集中爆发。干破硅砂厂,成为当地人不敢进去打工的 “ 死亡工厂 ” 。 早报记者在洛阳、登封经过数天调查石英砂厂工作环境及两地尘肺病人情况时发现,这个被集中检查出矽肺病工人的登封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洛阳玻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家族式”尘肺   8 月 31 日,记者在晋窑村采访时,村民何云章说:到明天,哥哥去世整一年。 何云章的哥哥何新义,虎年农历八月初四死亡, 62 岁,是全村诊断出矽肺的村民中第一个去世的。何云章说,何新义曾是国安硅砂公司的机修工。 从诊断结果出来以后,邻村的工友吴振营、吴振荣兄弟亦相继去世。 和晋中超、何新义以及吴家兄弟同一时期被诊断出矽肺的村民,包括:孟憨旦、孟相根父子,孟大伟、乔素英夫妇,何学治、何怀治兄弟,以及晋中超的堂兄晋中元等,共计 12 人。 之后,又有八九名村民被诊断出矽肺,包括与晋中超同龄的堂侄晋现伟,以及陈秋峰、乔大丰、李天成、李小根等。 而在更早之前,陈秋峰的亲叔叔陈始跃,疑似矽肺去世,如今已整整三年。 与晋中超情况类似的是,他的堂侄晋现伟在诊断出矽肺后,逐渐沉默,到现在一言不发也不动弹,成天只躺在床上,时不时流眼泪,连饭都不会自己吃。 “ 他好像心事老重。 ” 弟媳李素娟说。 “ 我也睡不着,看到他一哭,我也哭。 ” 晋现伟年近九十的爷爷含泪说。 在被诊断出尘肺病之后,晋中超的妻子也出现精神失常,他们 3 岁的女儿晋丰琳,如今寄养在哥嫂家中。 包括晋中超、晋现伟在内,晋窑村矽肺病人如今的普遍情况是,只有在咳嗽得厉害时,父母亲就找村卫生所的医生为他们输输液。   “ 每人两个月发一个口罩 ”   8 月底,记者在晋窑村采访时,国安硅砂有限公司大门紧闭,没有人迹。村民告诉记者,公司已停产好几个月了。 “ 在工作期间,只要一开机,就听见震耳的喀喀喀响声,看细粉飞扬,像大雾一样,看不清东西。放细粉和清地坑时呛得人直咳嗽,喘不过气。 ” 晋中超的《自述材料》这样描述。 2009 年 8 月,晋中超已转为肺气肿。为了做职业病诊断,晋中超由他人代写了《自述材料》。他自述, 2001 年至 2004 年间,他在登封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从事运料、破碎、放细粉、清地坑等工作。 乔大丰,今年 38 岁。他说, 2002 年,国安硅砂公司老板孙国安在村里招了第二批工人,乔大丰在自己进厂后,帮助工厂招募两名工人 —— 同村的李天成和李小根。在 2009 年 12 月,三人全部被诊断为矽肺二期。 在进国安硅砂公司打工之前,乔大丰说,除了种地,他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山上缺水,他们的庄稼至今都只能靠天吃饭。在国安硅砂公司,他的收入起初每天只有七八元,最多的每天也就是十五元, “ 不算高 ” 。像他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壮年,能在本村打工,方便。 乔大丰在工厂三年, “ 破碎、清地坑,啥都干。 ” 他说,粉尘最大的,就是放细粉和清地坑。 细粉,在硅砂生产中就类似于谷糠,是没有价值的粉末,在硅砂筛选过程中,过细的粉尘就被扬出,沉淀在地坑里。乔大丰从事的清地坑和放细粉工作,就是把沉淀在机器下方地坑里的细粉一下一下地铲出、装袋,然后搬运走。 乔大丰说,地坑大约有一两米深,细粉多的时候,基本上有半坑,能清出五六吨细粉。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工厂没有安装除尘设备。 通常采用干破工艺的硅砂厂应采取密封措施,将易产生粉尘的破碎、筛选等机械密封在一个可密封的操作车间内,车间内再装备吸取粉尘的设备。 据登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 2009 年 11 月,当地安监和卫生防疫部门对登封国安硅砂有限公司检查结果显示,该厂有两套 PPC 气箱脉冲袋式除尘器,直接接触危害因素 12 人,因未达到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相关标准和要求,责令国安硅砂公司限期整改。 乔大丰等人说,国安硅砂公司的除尘设备,是在村民集中爆发尘肺病后才开始安装的,装好后实际使用总共才半个月。车间密封不好, “ 一刮风,公路上都是粉尘 ” ,整个村子都是白茫茫一片。 而晋中超的《自述材料》提到: “ 厂里设备简陋,没有健康防护设施。工人仅靠一个普通口罩防护。 2001 年 6 月至 11 月工人上班连口罩也没有发过, 11 月以后至 2002 年,每人两个月发一个口罩。 ”   “ 不给乡政府添乱 ”   咳嗽、发烧、浑身无力,这是大部分尘肺病人反映的共同症状。 在知道可能是矽肺之前,晋中超有三四年时间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毛病,从村卫生所到乡卫生院,家人一直都只当感冒、肺结核治疗。直到 2008 年左右,登封市卫生防疫站的医务人员询问他,是否曾经在煤矿上打工?   “ 我说没有。 ” 李新花说, “ 他说,这可能是职业病啊。 ” 李新花这才想起来,儿子曾经在 “ 干粉厂 ” (即干破石英砂厂)干过两三年。对方于是告诉她,晋中超很可能就是矽肺, “ 我们这才知道。 ” 李新花于是带着儿子去郑州,找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 医生说让厂里出证明,做诊断,诊断出职业病,厂里才能给点钱。 ” 李新花说,医院方告诉她,必须要有劳动合同,或者每年的体检情况、工资表等材料。 于是,李新花开始找硅砂公司老板,几趟下来,始终没见到老板。对方带话给她: “ 要拿出职业病诊断证明,才算。 ” 院方要厂里的劳动关系证明,厂里要院方的职业病诊断证明, “ 两处逼到一块了。 ” 李新花说, “ 我儿子就没在别处干过。 ” 但没有证明都不作数,一年的时间都已经过去,晋中超依然拿不到职业病诊断证明和工厂的赔偿或补偿。 同样得不到诊断的,还有何新义。发烧不止的何新义,在 2009 年时连路都不能走了,何云章带他去拍片, “ 肺都已经成了白色。 ” 2009 年,同样在河南省的张海超 “ 开胸验肺 ” ,一时间成为关注的焦点。包括乔大丰、李新花、何云章等病人及家属们感觉到,长期困扰自己或家人的,可能就是和张海超一样的尘肺病。 “ 医院说机会到了。 ” 李新花说,张海超 “ 开胸验肺 ” 事件之后,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这么告诉她。登封市卫生防疫站提出了代替劳动合同等证明材料的新做法 —— 写一份包含工厂情况的《自述材料》,找五名无病的工友证明,并由村委会盖章证明。 其中辗转数次,包括晋中超在内的 12 名村民,在 2009 年 10 月被诊断出矽肺,且都已经过了二期。 诊断结果至今没有换来国安硅砂有限公司的赔偿。而相应的,登封市君召乡政府给予了人均 4 万至 5 万元,作为村民 “ 患尘肺病的全部经济补偿 ” 。 补偿的同时,尘肺病患者(甲方)与君召乡政府(乙方)签署了协议,约定双方签字后: “ 甲方对侵权者的请求权、债权(即请求赔偿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甲方不再对侵权者享有请求赔偿权。 ” 此外,患上尘肺病的村民 “ 自愿放弃就患尘肺病所享有的仲裁、诉讼权利 ” , “ 保证不再就同一事件、任何理由和方式(包括信访)向任何部门和企业提出赔偿要求 ” ,如果违反,所领取的补偿金应如数退还给君召乡政府,并支付给君召乡政府违约金 2 万元。 村民们说,在签协议时,他们还被要求按乡政府提供的格式文本,写了一份《承诺书》,包括承诺不再要求政府和企业赔偿,不再向上级任何部门和新闻媒体反映问题, “ 自觉维护社会稳定,不给乡政府添乱 ” , “ 相信乡政府是公平公正的,最后结果如何,我都非常感激。 ” 何云章说,哥哥已经去世了,仅仅得到 4.5 万元补偿是不够的,他要为哥哥讨个公道。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链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1-09/07/content_526358.htm

王克勤 | 欧阳艳琴:“国安硅砂有一“伙伴”是洛阳玻璃:曾合建硅砂公司

国安硅砂有一“伙伴” 是洛阳玻璃:曾合建硅砂公司   8 月 29 日,就在早报记者在洛阳、登封调查石英砂厂工作环境及两地尘肺病人情况时,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洛阳玻璃, 600876 )发布公告称,董事会通过了对登封洛玻硅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登封硅砂 ” )和登封红寨硅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红寨公司 ” )股权进行收购整合的议案。 上述公告称: “ 拟通过对登封硅砂及红寨公司的股权收购整合,实现对矿山资源的绝对控制。 ” 翻查洛阳玻璃的过往公告可见,登封硅砂是洛玻集团洛阳龙海电子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海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龙海公司则是洛阳玻璃的全资子公司,持有登封硅砂 51% 的股权,登封市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安硅砂 ” )则持有登封硅砂 49% 股权。 红寨公司为登封硅砂的控股子公司,后者持有前者 50.24% 的股权。 而国安硅砂,便是登封市君召乡晋窑村近 20 位村民的矽肺诊断证明上的工作单位。然而,在登封市,白坪乡程窑村,这一登封硅砂的注册地,村民说,并无这一企业。   登封硅砂与国安硅砂 法人代表同为 “ 孙国安 ”   就在登封市君召乡晋窑村村民孟憨旦、孟相根父子及何新义等人还在国安硅砂工作时, 2007 年,洛阳玻璃与国安硅砂就在登封市共同组建了登封硅砂,该公司 2007 年年报显示,法定代表人即晋窑村民都能叫出名字的孙国安。国安硅砂法人代表的名字同样是孙国安。 该年报显示: “ 本公司之子公司龙海与登封市国安硅砂有限公司(即国安硅砂)共同投资组建登封洛玻硅砂有限公司( ‘ 登封硅砂 ’ ),(登封)硅砂注册资本 100 万元,其中龙海投资 51 万元,占硅砂注册资本 51% ,登封国安投资 49 万元,占硅砂注册资本 49% 。(登封)硅砂作为本公司通过子公司龙海间接控制的子公司纳入 2007 年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 该年报称,洛阳玻璃 2008 年工作重点之一,是 “ 加强对硅砂资源的控制研究与管理,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建立优质、稳定、可靠的硅砂基地 ” 。 在此之前,洛阳玻璃旗下主要产品为硅砂原料的参股控股公司,只有山东沂南华盛矿产实业有限公司、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矿产有限公司。 在与国安硅砂联手后,洛阳玻璃旗下增加了登封硅砂和红寨公司两大硅砂原料公司。洛阳玻璃 2010 年年报显示,去年上述 4 家硅砂原料公司全线亏损。 另外,今年以来,洛阳玻璃子公司或附属公司至少有 3 条浮法玻璃生产线曾停产。   登封硅砂注册地未发现该企业踪影   在红寨公司注册地 —— 登封市白坪乡寨东村,村民陈某告诉记者,洛阳玻璃在当地小红寨山采硅石,然后运至注册地在君召乡水磨湾村的国安硅砂公司生产硅砂。水磨湾村,即晋窑的邻村。水磨湾和晋窑村村民指出,国安硅砂厂房实际属于晋窑村界内。 早报记者 8 月底、 9 月初在洛阳、登封走访时发现,洛阳玻璃在河南的三大硅砂基地目前正处停产状态。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矿产有限公司地处洛阳市新安县与三门峡市渑池县交界处,据当地人和运硅石(即石英石)的货车司机介绍,洛阳玻璃原拥有南坡石英岩开采权,但早几年前就已经分包给当地村民。 一位货车司机介绍,洛阳玻璃从小矿主手上获取相对廉价的硅石原料。 “ 去年硅石便宜, 16 块钱一吨,洛阳玻璃厂(即洛阳玻璃)要买的话,价钱是 9 块钱 / 吨左右。 ” 洛阳玻璃在山上修了一条铁路专门运硅石。 “ 有一两个月没见他们上山运石头了。 ” 当地村民说, “ 洛阳玻璃厂现在半停产了吧? ” 而在登封市白坪乡程窑村 —— 这一登封硅砂的注册地,村民说,并无这一企业。早报记者在该村所能见的,也仅有占地一两亩的小型硅砂厂。 白坪乡寨东村,村民陈某说,去年洛阳玻璃职工曾上山采矿,但因和当地村民矛盾无法调和,只开采了一两个月。如今,当地政府限制开采,洛阳玻璃职工带设备,全部撤离了该村。 9 月 1 日,早报记者前往洛阳玻璃,向总经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提出了采访要求,所提问题包括:对国安硅砂涉嫌因粉尘过大而导致工人患矽肺病,洛玻公司是否知情;因政府限制硅石开采等因素,公司经营状况是否受到影响;登封硅砂公司办公及生产地址究竟在何处;等等。至昨晚截稿时,早报记者未收到洛阳玻璃的任何答复。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链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1-09/07/content_526359.htm

王克勤 | 欧阳艳琴:“砂厂多为外地临时工在干”

“砂厂多为外地临时工在干”     河南 “ 矽肺工厂 ” 调查   早报记者 欧阳艳琴   发自洛阳 登封      洛阳市偃师市寇店镇,一家原叫 “ 科发玻璃原料加工厂 ” 的企业,被指因粉尘过浓、防护不到位导致七名工人患上矽肺。矽肺病人之一的孙忠有说,工厂操作工通常也就三十来人。   洛阳偃师市寇店镇舜帝庙孙忠有,东朱村江龙子、高虎山,顾县镇高刚建,四人均已在洛阳市疾控中心等机构分别被诊断为矽肺,除高虎山是矽肺一期以外,其余均是矽肺三期。   除他们之外,另有三人,已经去世。   沙沟村的侯少明,在偃师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书》下达后三四天去世。偃师市劳动仲裁委裁决孙忠有等人与科发玻璃原料加工厂有劳动关系。 “ 不管咋说,让他见见这张纸(指裁决书)。 ” 孙忠有说。   舜帝庙的孙全力,则在虎年腊月离开了人世。   根据诊断证明,他们均在寇店镇韩寨村一家干破硅砂厂(即上述 “ 科发玻璃原料加工厂 ” )工作过。   锷破、锤破、棒磨、筛选、除尘 …… 孙忠有和高虎山说,哪样活他们都干过。孙忠有还担任过生产组长, “ 越脏越累的地方越要去。 ”   直到如今,七名工人中,东朱村已故的尚新洲的家属与厂方私下达成协议获得赔偿,孙全力和孙忠有各获得了 2 万元赔偿,其他人,因为厂方否认他们在公司的打工经历,目前尚未获得厂方的赔偿或补偿。   高虎山和江龙子说,他们分别已经花去 5 万余元和 2 万余元的医药费。   “临时工”    “ (石英)砂厂都是临时工在那干活。 ”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沟头村,富含石英岩的方山脚下,村民们如是对早报记者说。他们表示,相比七八年前进石英砂厂打工的高虎山等人,如今几乎没有本地人会进干破石英砂厂工作。 “ 好些(石英砂厂的)工人都得矽(肺)病,当地人对这个很清楚,都不干。那是看不见的杀人。 ”   将石英石(或硅石)加工为石英砂(或硅砂),其增值空间是原来的四五倍。一吨硅石销售价为 30 余元,而一吨硅砂的价格则可能接近 200 元。   与沟头村村民所说的一样,在三门峡市渑池县洪阳镇赵窑村、洛阳市伊川县彭婆镇赵沟村,这两个使用干破法的石英砂厂聚集区,村民们都告诉记者,如今,在石英砂厂里的工人,大多是外地人,他们通常来自洛阳市宜阳、嵩县,南阳市乃至四川省等地。   村民们都表示:砂厂开工时粉尘很大,他们也听说过有工人因此得上了肺病,但并不知道是哪些工人、现在何处。   在洛阳市,根据历年环保部门督查及市民投诉等的信息,新安县铁门镇、伊川县彭婆镇是石英砂厂的两大聚集区。   这两个镇,分别依傍着方山和冯家山等富含石英岩的山脉,衍生了数百家石英砂厂。仅彭婆一镇,该镇赵沟村某石英砂厂老板张旭辉告诉早报记者,全镇有将近 300 家石英砂厂,其中赵沟有 45 家。   赵沟,以及与新安县铁门镇相邻的三门峡市渑池县洪阳镇赵窑村,石英砂厂均采用干破工艺。通常来说,相对水洗工艺,干破工艺粉尘更大,换言之,尘肺病危害因素相对更多。   赵窑村,与新安县铁门镇毛毛沟村交界,都在方山之上。村民们之间 “ 为了各自的利益 ” 进行着较量 —— 村民白某说。   在方山南坡采矿的,大多都是赵窑村村民,他们在矿区边上开办了十来家石英砂厂。   砂厂一开工,整个村子都是白色的粉尘,地里、院子里都是,刮风时窗户都不敢开, “ 你打这儿走吧,过来你的头发都是白的,白乎乎咧。俺们从哪儿过,基本上,都是戴着口罩。 ” 包括白某这样的村民,一直因为环境污染问题上访。   白某等人同样告诉早报记者,在这些砂厂里干活的,大多是他们并不认识的外地人: “ 当地人怕死,不敢(在砂厂里)干。 ”   在赵沟村,村民赵某以前在山上采矿,但绝不进石英砂厂打工。他说,工厂全部开工时,天上全是粉尘,三四百米外都看不见。   记者在彭婆镇走访了五六家石英砂厂。在东草店村一石英砂厂内,两位工人说,他们是本村村民,这家工厂用的是水洗工艺,相对干破法,粉尘要小得多。 “ 干破的我们不干,粉尘太大。 ” 他们说。   除尘:只用一台风扇     东草店某石英砂厂工人张某来自洛阳市宜阳县,他说:上岗以来,当地卫生局从未检查,也没有体检,没有培训,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人告诉他,他现在做的工作可能会导致所谓的 “ 职业病 ” ;除尘口罩基本一个月换一次,是工人自己觉得 “ 不行了就换 ” ,平时 “ 没人管 ” 。   他对记者说,他听说过粉尘多了,可能会得 “ 肺矽病 ” (指矽肺病),几十万元都治不好。   但是,张某说,尽管是水洗工艺,在筛选环节,粉尘还是会很大,有些工友嫌麻烦,不戴口罩,而此时最大的防护设备,就是一台风扇。   在西草店最大的一家干破石英砂厂,尽管老板王某称自己的工厂除尘环保已经合格,操作车间基本密封而不危害工人,但早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工人没有戴口罩而在十几分钟内进了三趟车间,就在旁边的老板也没有做任何叮嘱。   石英砂厂的老板们对干破和水洗两种工艺的效益进行了比较:   就投入而言,干破工艺在前期生产设备上投入较大,水洗工艺对场地需求更大,且在后期,水洗工艺因为水电的成本消耗更大。   就产出而言,干破工艺的产量是水洗产量的两倍,水洗工艺由于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产量相对较小;而水洗工艺产品的价格,比干破工艺产品,每吨要高出约二三十元。   例如:一个占地 2 亩的干破石英砂厂每月产量 300 吨,销售价格 160 元 / 吨,总收入为 48000 元;一个占地 2 亩的水洗石英砂厂,每月产量则大约 120 吨,销售价格 190 元 / 吨,总收入 22800 元。    “ 我们是薄利多销。 ” 彭婆镇西草店村干破石英砂厂老板王某说。   相对来说,在国道沿线的东草店、西草店、北寨、东高屯、西高屯等村,绝大部分采用水洗工艺, “ 在公路边上,干打(干破)不让干,粉尘太大过不了人。 ” 北寨村石英砂厂老板沈某说。   赵窑、赵沟,这些山上的村庄相对缺水,则基本采用干破工艺。   “ 不用在卫生部门备案 ”     根据国家《职业病防治法》,涉及职业病危害的项目,要经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建设单位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未提交预评价报告,或者预评价报告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该建设项目。   此外,用人单位要定期让具备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上岗前后及离岗前,都需要对职工进行体检。   然而,在早报记者走访的洛阳伊川彭婆镇东草店、西草店、北寨、赵沟等村,各石英砂厂老板都表示,办厂并不需经过卫生部门。   西草店干破石英砂厂老板王某说: “ 我们这不是食品,不涉及卫生部门。 ” 至于员工上岗前后是否体检,他明确表示, “ 没有。 ”   北寨村某石英砂厂老板沈某说,办厂 “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 , “ 不用(在卫生部门)备案 ” , “ 只要收税,收税之后工商都不来,营业额太小,几个厂从别家买一些发票,基本上不用开票 ” , “ 不涉及安监部门 ” 。   沈某还说,办厂会涉及环保部门,环保部门每年都要查,但风声一过,厂子照开。   卫生部门称 “ 没管好 ”      8 月 29 日上午,洛阳市疾控中心职业病预防控制所所长汪海生对早报记者坦称,《职业病防治法》 “ 是写得最详细的、比较好的一部卫生方面的法规,但这几年执行的情况,就是难度比较大 ” 。   他说,这些年来,卫生部门 “ 没管好 ” 职业病的防治工作。而他认为,这不是洛阳或者河南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目前作为职业卫生检测评价、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职业性健康检查以及职业诊断等的业务科所,汪海生说自己并没有执法权, “ 企业叫我们做就做,企业不叫我们做就不做 ” 。   汪海生表示,在洛阳有尘肺病危害因素的石英砂厂,大多是小型乡镇企业,他们 “ 根本不理你(指卫生部门),不叫你做(评价、检测等),生怕你知道一些内幕。 ”   他说,职业病防治牵涉到生产改进、体检、检测等,需要一些费用,乡镇企业不愿意投入精力和财富。   与此同时, “ 地方保护非常厉害。 ” 他说, “ 县里搞个企业不容易,能交税,好多企业都是 ‘ 县长工程 ’ 、 ‘ 县委书记工程 ’ ,再加上卫生部门没有强制罚款的权力,执行不到位。 ” 汪海生介绍,将相应的监督执法职能调整至安监部门,可能是大势所趋, “ 但这个过程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可能要三五年。 ”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链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1-09/07/content_526366.htm    

被拘疫苗家长期满释放

被拘疫苗家长期满释放 地方政府看守所门口接人   2 位家长情况不知     2010 年 7 月 25 日 , 5 天的拘留期限已满, 8 位被拘留的疫苗受害家长有 6 位相继被地方政府接回;目前还有被打骨折的辽宁杨玉奎、山西的高二清情况不明。   地方政府人员进京接人     7 月 25 日 上午 9 时,我的学生冯军来到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在接待处询问得知,要上午 10 时才开始释放被拘家长。     冯军在现场看到,看守所门口共聚集了 27 人,都是各个地方政府派来“接回”疫苗家长的。他们分别来自王奎年老家山东济南,孙红丽老家山东淄博,李玉芬老家北京门头沟,刘凤琴老家河南洛阳。     冯军还注意到,一共来了五辆车,车牌号分别是:鲁 A · 38V28, 鲁 C · HD062, 豫 E · KD108, 鲁· C15776, 京 E · 17172 。     一中年女性告诉冯军,她是山东济南章丘市普集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行 7 人,由镇政府、镇派出所、镇卫生院三个单位组成,他们是来接回王奎年的。     她说,是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直接通知当地政府来接人的。     “家属不能接走吗?”     “应该不能吧?上访的人员都要地方来接的。”该中年女性回答。     冯军在看守所门口遇见了唯一前来接人的家属——北京门头沟李玉芬的丈夫潘昌楼。     他告诉冯军,北京门头沟此次来了 6 人,带头的是警号为 045611 的民警。     “是看守所还是门头沟地方通知你来接人的?”     “没人通知我,是我自己打听的。”     “门头沟也来人接,你也来接,究竟谁接你妻子?”     “他们吧,我可能接不走。”     冯军观察到, 045611 民警也简单地询问了潘昌楼“是谁通知来接人的”,之后北京门头沟人员和潘昌楼之间再无任何的交流。   现场: 4 位家长被释放并被接走     上午 10 时,从看守所门口出来一位警号为 023727 的警察,招呼各地方派一两人进去办相关手续。     10 时 15 分,王奎年在地方政府人员的陪同下,最先走出看守所大门,直接上车离去。     10 时 17 分,李玉芬在 045611 民警的陪同下走出了看守所大门;两分钟后,潘昌楼夫妇及门头沟 6 人员一起乘坐 京 E · 17172 车辆离去。     10 时 18 分,刘凤琴和孙红丽相继走出看守所大门,和地方政府来的人员一起乘车离去。     冯军注意到, 4 位被释放的家长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份国家卫生部下发的红头文件。     10 时 30 分,再也没有地方政府人员来接人,我的学生冯军离开西城区看守所。   还有两位家长情况不知     7 月 25 日 下午 15 时,李玉芬告诉冯军,中午 12 时 30 分她安全到家。     她讲述,从看守所出来后,她被送到门头沟永定站派出所。在派出所呆了一个半小时,民警对她录口供做笔录。并且叮嘱她,“不要再去闹了”,地方会尽最大的努力解决问题;并要求她一两天内上交孩子接种疫苗生病的相关材料。     早先被接走的山西家长易文龙告诉我们, 7 月 23 日中午 12 时 30 分,他被山西洪洞县地方人员从西城区看守所接走。 24 日凌晨 4 时到达洪洞,被关押在洪洞县拘留所。     在洪洞县拘留所,易文龙被要求“今后不许非法上访”,“有什么要求可以写出来”。     “骗人的,每次都这样说,他们是在拖延时间。”易文龙气愤地说。     7 月 25 日 上午 8 时,易文龙被释放。易文龙告诉我们,他在老家,“已经自由了。”     另外,山西临汾的王伟峰也告诉我们,自己于 7 月 23 日下午 15 时在西城区看守所被接回去。接他的地方政府人员一行 5 人,公安系统 3 人,卫生系统 2 人。     7 月 24 日 凌晨 4 时,王伟峰被直接送到家里。     地方政府同样要求王伟峰,这段时间不要去北京,“如果去的话要汇报”。并且要王伟峰将孩子的鉴定材料交上去。      “可是鉴定材料早就递上去了,都一两个月了。”王伟峰无奈地说。     截止发表此文时,已有 6 位家长被释放,他们分别是 23 日被地方接走的山西易文龙和王伟峰, 25 日被释放的山东王奎年、北京李玉芬、山东孙红丽和河南李凤琴。     但是,被打骨折的辽宁杨玉奎和山西大同高二清,至今情况不明。我们没有得到他们提前被接走的消息,冯军 25 日在看守所门口也没看到他们被释放,上述二人的手机直到 25 日晚 24 时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焦点:警察有没有打人?     7 月 19 日 被抓当天, 4 名家长被送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诊断检查。其中杨玉奎的诊断证明书记载:左膝、左小指软组织挫伤,左小指末节指骨骨折,胸骨骨折。     任姬凤的检查报告单记载:胸部未见活动性病变。如症状不减,请进一步检查。     另据李玉芬、王伟峰、易文龙等讲述,高二清也“伤势不轻”,在被拘留期间头痛、昏睡、眼角淤肿。     王伟峰回忆,从展览路派出所转移到西城区看守所时杨玉奎腰间缠着绷带。可是, 23 日中午,杨玉奎在看守所里就医后,绷带被拆除。因为“检查结论是没有骨折”。     可见,此次“疫苗家长被打骨折案”中,最大的焦点就是 7 月 19 日在卫生部门口警察是否出手打人。     据家长们后来回忆,在展览路派出所和西城区看守所,他们被审讯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是否看见警察打人?”     “我看见一警官打了易文龙妻子一巴掌,而且还掐她脖子。”     “但是派出所说掐脖子不算打人,是属于强制执行公务。”李玉芬对我学生说。     “说实话,因为场面混乱,我当时没太注意,但是并不代表警察没打人。杨玉奎、高二清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王伟峰说。     “看见警察打人。杨玉奎的伤是警察用脚踢的、踹的,或是用膝盖顶的。”易文龙说。      王伟峰还告诉我学生, 7 月 22 日下午 15 时左右,卫生部的张鸣(音)处长在西城区看守所,和王伟峰、高二清、王奎年、李玉芬、孙红丽、刘凤琴等 6 位家长举行了一次座谈。     张处长询问了各位家长的受伤情况,并表示“遗憾”,说“卫生部很重视疫苗案子”,已经采用了家长们的部分建议。     座谈会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四十分钟,张处长还给每位家长发了一份卫生部红头文件。冯军发现, 25 日上午被释放的 4 位家长手里都有这份红头文件。     

签发疫苗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

签发疫苗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

 

                                这就是我的总编辑包月阳,我们均称他叫老包。      

                                       

                                           王克勤 

     签发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今天上午被免职。今天是汶川大地震两周年祭日,上午930分,中国经济时报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报社主办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宣读了中心党组决定:免去包月阳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职务。会上透露,被免职的包月阳将去仅20余人的国研中心下属单位中国发展出版社工作。

    中心领导在讲话中说:党组做出调整报社领导班子的决定,主要是从报社发展现状、工作需要和干部交流的规定三个方面综合进行考虑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个别的事件,某个短期的议论,而仓促作出的决定。

    我的同事、本报著名调查记者刘建锋在自己的微博中这样讲:“中国经济时报创始人之一、现任社长兼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主管单位领导在宣布这一人事调动时,一再称‘与近期的某个事件无关’,一再如此声称。‘某个事件’,在报社一致被认为是‘疫苗报道’与态度强硬的‘声明’。”

    今天下午,我的总编辑包月阳被要求,即到新单位工作。

    包总离开了,离开时报了,我不得不说说我的总编辑包月阳,我们的老包。

 

              报人包月阳

    一头白发,面带微笑,温和儒雅。

    这是1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10年后的今天,老包依然如故。也许是因为一头白发,在报社大家平时称他老包。

    老包,仅仅比我大一岁多点,19631月他出生在河南舞阳县一个村会计的家里。19799月他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19837月毕业。与那个时代所有的大学生一样被分配了工作,他有幸进入新华社。

    到新华社后,他先后在新华社山东分社、经济参考报工作,1994年获得新华社首届十佳记者称号。

    恰此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筹办一份报纸,19944月起他便参与筹办如今的中国经济时报,任常务副总编。他主持了试刊、创刊的编辑工作,此后一直全面主持编采业务,对中国经济时报风格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三年后,他正式成为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时年34岁。

    本报记者刘建锋在自己的微博中讲:“包月阳1994年与发起人乔仁毅、杜少牧共同创办中国经济时报,在中国新闻界首家创立冷峻新闻文风,以‘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为创刊目标,追求客观性、前瞻性、国际性、权威性,‘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影响和集聚了一批富有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的青年,在时报编辑部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

    正如在时报创刊10周年时,老包在纪念文章里所言:“‘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这是时报的办报理念,也是我们一直不敢懈怠的报人责任。”

    在老包创办及主持中国经济时报的16年里,时报创造了不少辉煌与光荣。

    九十年代中期,时报成为“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引领者。连续三年,报社发表了一系列尖锐、前瞻、权威的专家访谈。先后刊发了“充分认识初级阶段,坚决防‘左’”、“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加市场经济”、“冲破姓‘公’与姓‘私’的思想疑惑”、“各种所有制应公平竞争”等大量呼吁自由、市场、公平、公正的文章。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时报在保持发表大量尖锐、前瞻、权威声音的同时,加强了调查性报道。尤其是近十年来,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经老包签发,公之于众。每每发表各种调查性报道,老包便面临被要求做检查的尴尬。但从2001年开始,老包毅然先后签发了《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透过土地交易黑幕》、《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山西“煤毒”》、《北京上演四合院保卫战》、《野蛮拆迁、暴力拆迁案例调查》、《北京十家医院看病记》、《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煤窑真相调查》、《四川龙门山校园悲歌》、《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四川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粉粉砖惊现绵阳灾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等。

     他曾经笑着对我讲:“只要是好报道,多写一些检查,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提高啊。”

     去年以来,根据老包提出的“重大事件决不缺席”、“热新闻做深、冷问题做热”的报道思想,时报在国内许多重大事件上,均做出了被新闻同行赞许的深度调查报道。例如,此前的玉树地震报道,为了做好这个报道,老包差不多每半小时与前线记者刘树铎联系一次,让我这个中层干部有些尴尬,这只是多年来老包勤于新闻的众多细节之一。据我的同事刘建锋介绍,1997年他刚到中国经济时报,第一眼看见满头花白的老包,以为年介五旬,得知年仅34岁时,方知老包白头皆因创刊3年所累。

    十余年来,老包专注于报社大小事务,却因体制原因,改制一再受挫,其将中国经济时报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的理想,未能实现。

 

       一年为我哭过两场的总编辑

     我与老包的相识,缘于我早期的一篇揭露兰州证券黑市案的报道。

     2000年底,作为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的我,历时三月调查兰州证券黑市案。鉴于地方媒体发表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又基于调查的艰难危险,我邀请时任中国经济时报甘肃站记者王宏(即现任搜狐网副总编辑王子恢)加盟一起完成了《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

    2001年春节前稿件便由子恢交与老包,老包答应春节后即刊此稿。23,中国经济时报伯整整两个版刊登此文,此案即成2001年全国市场经济秩序整顿第一案。

     也是这一年的1017日,作为甘肃《西部商报》记者的我,在该报发表了调查性报道《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温家宝当即做出批示,在甘肃引发党风整肃风暴。同时,因一系列揭黑报道亦招致我被开除公职。

     几个月后,经上访申诉得以复职的我被中国经济时报接纳。

     调入时报后,我被安排专事调查性报道。2002年我历时半年调查完成《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当年年底,南方周末组织的“2002中国传媒杰出表现”评选中,时报获得“最具成长性媒体”提名、我获得“社会关怀杰出表现”提名。

    2003年报社让我出任首席记者,自此,我开始更加专业的进行调查性报道。几年来,我以为自己做过的有影响力的调查,还有《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黑煤矿矿主打死“记者”的背后》、《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调查》等等。每篇调查报道的问世,都离不开老包的支持。

    谈到老包的理想主义情怀,2005年老包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这一年,老包为了真正的报道,为了我所做的调查,哭了两场。

    总编辑第一哭。当年620日我与同事乔国栋完成了《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知道此次调查十分艰难,稿件发表后,包总提出要为我们接风洗尘。于是在四川老友他约了报社许多同仁一起吃饭。席间,当听完我从定州市绳油村装扮成农民逃跑出来的陈述后,包总感慨的说:“兄弟们,你们知道吗,克勤前几个月在南京调查拆迁时,被40多个警察围困在一栋拆迁楼里整整5个小时,他们还准备了手铐与辣椒水。”说到这里,包总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了起来。

    总编辑第二哭。当年1130日我完成了《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稿件发表的当天,包总在博客中写下了如下文字:

    昨夜,我含泪签发《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这篇四万多字的泣血之作,是《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所写,为此他历时数月、三赴河北邢台下辖的八县二区一市及邯郸下辖的武安市,采访了34位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众多艾滋病家庭,亲眼见到了8名艾滋病儿童,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昨晚在食堂吃晚饭时,负责编辑此稿的我的同事、周刊要闻部主任陈宏伟对我说,好几次我都编不下去了,太难受。夜里我签发这组稿子,几次因为流泪不得不停下,连电话也不能接。现在我写这几个字,还控制不住要流泪。

    “为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冒点风险值!”这是包总向我讲过的一句话!

    此次山西疫苗事件报道中,老包依然秉持这样的报人风骨。发表稿件前,他总是慎之又慎地细细把关,认真修改。他常常说:“不是我害怕,我们做调查、做新闻一定要扎实严谨,做到滴水不漏才是。”

    317,疫苗报道见报后,面对各方压力,他毫不惧怕,而是不断给我和车海刚副总编辑鼓劲打气,“你们别害怕,有我!”。

    318,面对山西方面凶猛的反扑,他毫不犹豫的提出:“我们要有坚定的立场与鲜明的态度!”随即,当晚经过他修订的《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的声明》在本报网站上推出。

    正是这份掷地有声的《声明》为整个中国新闻人赢得了光荣。

    此后,面对更大的压力时,有一天,老包对我和海刚讲:“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们战斗到底!”“为此,我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

 

           老大哥本是慈悲居士

 

    老包是一个温和、友善,富有爱心的人。因为他长于佛禅之道,而且常常讲出极富哲理的禅悟,在报社大家还送他一个雅号叫“包居士”。

     在我面前,我一直认为他就是一位老大哥,与我住在同一个单元楼的邻居兄长。

     有时候,我与调查报道部的同事们为了一些风险较大的调查报道不能及时发表,会与他去吵架,他总是认真听取,耐心解释。

    宽厚、包容是他的非常大的性格特征。这些年来,我感觉,只要你的调查是十分扎实的,表述是理性平实的。对于你的文风、文章的长短及个人的喜好等等特点,报社一直是兼容并包的。正是如此,时报这些年吸纳了一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有争议的记者编辑,也引进了一些当年曾经认为“非常危险”的新闻人进入时报,为做好时报新闻提供了可贵的人力资源。

    老包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且不说过去他做过多少这样的事情,单就这次疫苗事件,他被免职后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发这样的报道,我一辈子不得安宁。即便为此付出成本,也是值得的。”

    324,山西疫苗事件核心当事人患儿家长王明亮来京陪兄看病,山西警察追踪到北京来“接”患儿家长王明亮。为了王明亮的安全,当天晚上我将他带回家里。第二天,当老包得知此事后,即让办公室找我,给王明亮提供了一间报社小招待所的房间。

     疫苗报道签发不到两个月,老包被免职了。

    在得悉自己免职的消息后,今天凌晨老包在自己微博写了这样一段话。“生活里的忧愁来源于我们的得与失,患得患失。也来源于我们对自己未来命运感觉到不可把握,难以预料。所以,算命术长盛不衰。而一颗禅心是彻底放下了忧愁的。”

    

本报采访疫苗记者被警察跟踪

采访疫苗记者被警察跟踪

     今天上午1030分,在山西省太原市跟进山西疫苗事件调查的我的同事—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屈一平打来电话说,当地警察一直在跟着她,她很紧张!我告诉她不要慌乱,沉住气。然后她便挂了电话,不知道山西方面想做什么?!昨天中午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据警方内线有人透露,山西警方将对你采取非常措施,期望注意安全。”

    此后,我给自己的同事屈一平,发了手机信息:“别害怕!沉住气,我想他们不敢胡来。以安慰她。

    1236分,我联系在太原跟进山西疫苗事件的同事屈一平。她告诉我:“目前,我一直在闹市区转,找人多的地方走。总共有两个警察,上午我赶到山西迎泽宾馆802室‘疫苗信访接待办’采访患儿家长时,被他们挡在门口,要查我,他们称是太原市公安局的,说:‘不要再找麻烦了,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昨晚22时许,屈一平电话向我报告:山西太原市迎泽宾馆802室,对外称疫苗信访接待办。患儿家长上门申诉,被拒之门外!过程极端不堪!今天下午,新华网提到的山西省卫生厅曾经调查的“刘紫阳父亲刘云斌“,第一次来该处登记,802室闭门不开,刘云斌对着空门介绍自己,等了近20分钟,无奈欲走。从紧闭门内出一女,一言不发,关门离去。之后再敲门,又是没人。

 

全国疫苗相关患儿名单资料已递交中央

 

    另外,截至331日,中国经济时报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怀疑疫苗致病患儿资料250例,其中山西141例,死亡10人;其他省份109例,死亡5人。相关详细资料及档案,我们已经通过合适渠道递交到中央有关部门了。

    

 

凤凰社会能见度《“华卫”之迷》

     三人合伙私有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2004年1月6日成立。注册资本仅仅50万,还是垫资,注册完毕随即抽走注册资金,因“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一年后被北京市工商局处罚。统御山西全省疫苗经营管理近两年之久的华卫公司,其经营范围中居然没有“疫苗”,但却于2006年到2007年10月,以卫生部企业名义在山西垄断疫苗,并籍山西省卫生厅的文件推出标签疫苗,获取暴利。

    高温疫苗是否致死残,或许科学永无定论,但背后的利益链呢?

    请看子墨做得华卫之迷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zMzv7uHGsE/

   

 

 

子墨做的山西疫苗第一集如下:

凤凰社会能见度《山西疫苗事件调查》

子墨她们做得很好!请大家看看。视频http://sinaurl.cn/hTp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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