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作者：張鐵志 | 评论(1) | 标签:台湾

「要法办和处罚，还是宽恕与遗忘？」

这是政治学者杭庭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关於第三波民主化的名著中 ， 所提出新兴民主国家的难题。他说，取代威权体制的新民主政府面临一个容易被情绪化的、而且政治敏感的难题，亦即如何处理对於过去政府对人权蹂躪的行为。

上个月四月十七日是台湾美丽岛大审宣判三十週年纪念，当年被军法审判入狱多年的施明德先生出来呼吁政府要公佈更多史料档案。

的確，即使已经走过威权时期，但台湾对於过去那段黑暗的歷史还有许多真相没有揭露，更没有细心处理关於「转型正义」的问题。

所谓「转型正义」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名字，指涉的是民主转型后的新民主政府要如何处理过去威权政府对人权的压迫、对无辜生命的凌虐等错事。亦即，还给过去一个正义。新民主社会必须决定这些错误包括那些行为、要如何补偿因为这些错事而受害的人，以及要如何处罚这些做错事的人等等。例如，有的国家起诉以前在独裁体制下工作的官员，有的国家不起诉但会惩罚他们（例如在德国统一后，有四万位前东德官员被革职），有的国家但组成真相与调查委员会来揭露歷史真相，但基本上赦免以前的官员。

这是民主化工程面临的一个道德难题，在台湾亦然。要如何釐清威权政府体制中的个人责任原本就是最困难的，再加上台湾各族群具有不同的歷史记忆，所以歷史责任的追究可能造成社会衝突。但这个问题虽困难重重，却是任何一个新兴民主体制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是让被过去扭曲的歷史得到正义、让受害者可以重新获得最根本尊严的起码作法。

　　转型正义的重要不只在於矫正歷史，更在於让我们在对歷史的反省中，去形塑公民对民主与人权的认识。毕竟，新诞生的民主体制乃是脱胎自威权体制的胚胎，人们对於民主价值与实践的认知也深深受到歷史的形塑。如果我们不去形成对歷史是非的裁判，不去釐清那段幽暗歷史中哪些行为是国家暴力和对人权的压迫，那么这个社会该如何在当前共同的政治社群建构一套民主的规范性判准，又如何真正做到永远不再犯这些错误？

　　台湾的民主转型由於是由威权时代执政党所主导，所以一直没机会对威权时期不正义的制度和价值进行彻底反省。政党轮替后的执政者又在短视的政治斗爭逻辑下，让对歷史的检討肤浅化，只把转型正义当作便宜的政治修辞，没有认真地推动。也因此施明德此次批评政府都未公佈当年美丽岛事件的档案。

因此，今日对於威权体制的运作和遗绪还有太多不了解；我们知道过去有白色恐怖，有许多受害者，却没有指认出加害者，例如对蒋介石的歷史评价仍有中大分歧。

歷史的疮疤，再痛，都要揭开，否则是不可能彻底治癒的。但是，追究转型正义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需要我们耐心地培养共识，而这个共同检视集体记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学习。

杭庭顿说，从第三波的经验看来，在新的民主体制中，正义不是来得很快，就是根本不会来。台湾显然没有很快得到正义，但是我们要让正义一直迟到下去吗？

作者：祝振强 | 评论(4) | 标签:时事观点

今天的《新京报》报道：昨天，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介绍，由市纪委牵头查处渎职行为有了一定结果。公、检、法三家曾经参与办理赵作海案的人员，已经普遍接受过询问调查。商丘市检察院对这起错案的查究正式立案，对三名涉嫌刑讯逼供的公安人员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现两人已被刑拘，一人在逃。

有关赵作海案，人们已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追究、分析、解剖，对商丘市公检法、政法委的初步、相对开明之举多有赞赏。比如商丘政法委领导当面赔礼道歉、呈送慰问金、启动赔偿程序以及立案追查相关责任人等。随着追查的进一步深入，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内幕浮出水面。人们之所以对这起离奇的、天方夜谭式的冤案得以昭雪寄予热情与厚望，概源于对暴力殴打、刑讯逼供以及草菅民众前途、性命的有关机构、部门的非法、非人、肮脏、龌龊做法的积怨与义愤——今天是赵作海，明天就可能是张作海、李作海，就可能是你我。是故有关方面有必要顺应民意，认真检讨过失、过错，依法查处相关责任人。

但是，遗憾的是，在这起冤案被清查的程序启动之初，我们就看到了商丘市政法委有意遮瞒、推诿、敷衍、逃责的迹象。

现在，这样的事实细节基本上已经大白于天下。赵作海被抓捕、在忍受了诸如严刑拷打、爆炸炸头、一个月不允睡觉等等非人虐待、屈打成招之后，案卷移送检察院。就是这样一起案件，在当地检察院眼里，轻易的就被发现了诸多疑点——检察院在受理赵作海的案件后，认为证据不足，不足以立案，因而二次退卷。其后，检察院甚至不愿意再接此案此案卷。这足以说明在这一点上，商丘市检察院工作的负责任与相对独立。但是，其后发生的足以决定赵作海命运的一切，却令人沮丧——公安机关在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检查活动中，将该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进行研究。政法委为此组织了专题研究会，经过会议的研究，作出结论，郑重拍板：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会后的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检察院一反先前的态度与决定，顺利地受理此案。由此，赵作海被一路绿灯地起诉、审判并毫无争议地被送入了监狱。

一切都已非常明显，正是政法委的这个研究、拍板的会议，最终确立了赵作海冤案，最终把赵作海送上了法庭、送入了监狱。至于检察院前后态度、决定的天壤之别的逆转，相信里面有最重要的“指示”、“指示精神”起了终极作用。

很显然，若要把赵作海冤案弄个水落石出，真正引以为鉴、吸取教训，真心改正错误、以求今后不再发生之目的，就当从政法委的这个会议调查入手——这个会议是关键，是枢纽，是责任的起源、发源地，是赵作海的命门。

而当下的情形是，商丘市政法委正在试图绕过、避过这个会议，而从前后端入手，进行调查、了结——刑讯逼供的三个刑警两个被抓，一个外逃。接下来，或许就是厘定判处刑期的检察院的轻微责任，启动赔偿，或极大满足赵作海此时的要求，皆大欢喜。商丘市政法委当年初一，今天十五，有错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至于当初究竟是谁、是怎么决定这个冤案的，皆遮蔽于上述处理的圆满运作中。

但是，且慢，民众忍不住要发问的是：当年政法委的这个有关赵作海的命门会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按照前述报纸的报道，对于这个问题，昨天商丘市政法委副书记王志中在电话中表示，当时参加会议的领导或者调离单位或者退休，他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当年的政法委书记是王师灿，已经退休，现在美国。而且他不知道他当年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对于会议纪要，他说会议纪要已找不到了。“搬家搬了好几次，有的材料就找不到了”，他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没有做会议纪要，“并不是每次会议都会做纪要”。对于政法委组织专题研究会，王志中表示，政法委作为一个组织者，召集公检法专题会非常正常。“这种专题研究会并不是拍板”，他说政法委只是督察督办案件，对于怎么判，怎么处理，还是由职责部门决定。他否认当年赵作海案检察机关不受理，政法委会给检察院施压，他说政法委一切都会依法行事。

由上面的言谈来看，很显然，今日的商丘市政法委，在表面问题上是诚实的，但在实质、本质问题上是不诚实的。其一、调理原单位或者退休，都不是涉嫌失职渎职及至触犯法律的理由。你调离原单位了，或者退休了，就可以既往不咎、一切随风而去？哪里有这样的法律法规、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其二、人找不到了，材料也因为搬家而找不到，这个理由很值得怀疑——自然毁坏材料与人为丢失材料，两者间的区分是显见的。设若，公安机关办案，会因为当事人材料的或人为或自然丢失而止步吗？无疑，丢掉的可以找回来，毁坏的可以还原。无论是自然丢失还是人为毁坏，都应追究丢失或毁坏的责任。其三、关键的一点是，按照这位政法委副副书记的说法，既然当事人不在，自己不知道当事人“当年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纪要或没做活丢失，反正已经荡然无存，如此，又何以“否认当年赵作海案检察机关不受理，政法委会给检察院施压”呢？

若是果然本着严肃负责、严查不怠的态度，政法委首先要做的，是先从美国或退休疗养所找出当事人，请他面对社会、面对公众，解释、还原当年的事实真相；人证之外，其次是找出当年会议的相关资料，搬家丢失、人为毁坏，不能再成为一个悬案。人证、物证之外，还有，商丘市政法委还是先别忙着在对当年情况全无了解、知晓的情况下忙着“否认”，当年的政法委及其当事人是否依法行事、是否施压，还是让事实来回答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