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OhMyMedia | 南风窗:警惕“官民疏离”的生活方式

作者:本刊记者石勇  来源:南风窗2012年第3期   官民矛盾正通过诸如强制征地、拆迁等比较激进的形式制造中国社会的裂痕—无数声音已说到了这一点,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在对此作出警示。   但情况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坏。   清楚的是,官民矛盾一开始体现在制度的区隔层面,在这种区隔下,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和民众分割开来。而在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他们尽情享受“体制红利”,民众则暂时被推到一边。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官民矛盾已然渗透日常生活,进入社会心理结构深处,变成了生活方式。    区隔   2012年1月1日,江苏省某市。一场由政府主办、组织,由房地产公司赞助,名为“天鸿杯”的元旦万人健身长跑活动举行。   这类自娱自乐的表演,当然也会淹没在全国各地政府为政绩工程所组织的各类表演活动中。   但全国的公众还是注意到了它。他们对以下三点印象深刻。   在长跑的表演仪式上,作为主要的剧班成员,公务员们统一穿着配发的漂亮羽绒服和冲锋衣,喜笑颜开;而同样作为演员,学生方阵穿的却是夏天军训的单薄外套,瑟瑟发抖。至于普通民众,当“群众演员”点缀浩荡的权力恩情都没机会,他们最多只能当一个被预设的、可有可无的观众。   从照片上看,公务员们陶醉在享受体制福利的快感中。这一切,充满惊喜,却又理所当然。   任何一种由权力主导、组织的表演,当然都要符合权力的美学秩序,使其“威武”体现出来。这场表演按照行政区划,是暴力机构还是行政单位,是政府核心机构还是边缘事业单位等来区分“方阵”,并配上不同的着装,正在于宣示这一点。   不过,它同时也宣示、确立了官民之间的等级秩序,身份分野。并由此,成为一个当下中国经典的官民区隔叙事—一个对中国宏观政治,以及微观社会生活中官民关系的隐喻。   当然可以指控,这场表演是在变相给公务员发福利,同时,也合法化了房地产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结盟关系。不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官—民”作为“治理者—被治理者”的二元设定,以在福利上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满足,还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排斥实际地体现了出来,让谁都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其在公共空间对双方反复刺激,一方面使“官”享受体制红利时充满了优越感,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民”被剥夺的心理怨恨。   这当然不是有意识的产物,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流露:“我们”,这些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该享受什么,“他们”,那些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只能享受什么。   这样的“自我认同”,以及“他者认定”,并不为宪法、法律,以及意识形态所承认,但却隐藏在权力的日常运作和资源分配中,有时冒出公共领域吓人一跳,更多的时候沉入生活深处,悄无声息。    异化   按照官方说法,干部并非一个凌驾于民众(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上,干部和民众被意识形态设定为一体,两者之间仅仅是“分工”的不同,不是两个或许在利益上具有冲突的阶层(阶级)。   但“分工不同”当然会带来身份、地位、资源分配机会上的不平等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异,从而瓦解“一体”的设定。为消除这一Bug(漏洞),官方说法把干部视为民众(人民)利益的代表,承认权力来自人民,并要求他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即使“分工不同”,干部仍不是区别于人民的特权阶层,只有当他“背叛”了人民,变成“老爷”后,他才是。   当然,如何宣称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什么,则又是另一回事。   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曾经揭示过一个“寡头统治铁律”。其分析对象是民主政党。为民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当然是可敬的,不过,组织本身通过科层制的建构,会给领导层带来权力,而利益与权力如影随形,一体两面。   对于权力者来说,只要组织本身能够给他带来地位和利益,其功能就开始异化,有时候并不是为了“民主”这一目的,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权力者的利益。维持组织的存在,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在权力者那儿,其渴望更为蚀骨。   米歇尔斯没有讨论组织的收益是否会惠及被设定为“我们”一部分的每一个成员。但从领导层扩大开来,如果一个组织本身能够生产或攫取广泛的利益,那么,其一系列职位的设置,本身就具有双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维持组织的存在;第二种功能,给处于这个职位的人以报酬。   当“寡头统治铁律”放大到政府治理层面,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民众不能控制政府花钱的情况下,异化会更加严重。   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权力群体,治理得有效,社会控制得成功,当然符合社会的利益,毕竟,它可以提供诸如国防、治安等公共产品。但它本身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看起来这是无可指责的,毕竟每一个群体、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幸的是,在中国,在给公务人员的报酬上,“官本位”的色彩还比较强烈。   这种利益的体现有两方面,其一是根据职位的不同获取有差别的“权力报酬”,比如处级、厅级干部配什么车、住什么房等,超出制度供给的才不具有合法性,才被视为腐败;其二是权力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在享受体制所给的好处上与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区别开来,是谓“体制红利”。   比如,在养老金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民众分属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前两者不需要自己掏钱,由纳税人的钱供养—而改革“养老金双轨制”的声音已喊了很久,现在仍未有“改革时间表”出来,停留在个别的试点阶段。   权利无法约束权力所导致的异化不仅使官民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而且还会颠覆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像官员财产申报,本来就是官员的一种政治义务,但这一制度呼唤了那么多年就是不出来,以致“裸官”、“小偷反腐”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而对民众关于买刀、上网之类的“实名制”,倒是非常热衷。    疏离   官民之间,在生活中出现疏离,渐行渐远,实在不是福音。   对于民众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想成为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的一员,另一方面,内心里却对前者“有情绪”,有时候,情绪还不太稳定。   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其中的一个群体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另一个群体有被剥夺感,那么后者一定想变成前者,而即使没有变成,他们对前者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奴性,因为害怕被伤害,同时还有获得庇护的幻想。无数人挤破头也想成为公务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老百姓见到掌握一小点权力的人都会讨好,正是这种心理。   但如果变不成前者呢?受到前者的伤害呢?在最真实的环境下,比如网络,以及在可以获取力量的环境中,比如群体聚集在一起维权,他们所压抑的情绪就会发泄。当一个人因为害怕、羡慕而想变成另一个人,但最终却变不成,屡受刺激时,他一定对那个人充满敌意。   对于一些权力者来说,心理有所不同。享受“体制红利”的他们能够感觉到民众的不满所带来的压力,而要说服自己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只能预设自己所属的阶层和民众就是不一样,属于一个比较高档的阶层;而民众没有素质,得到这样的处境实属活该。一些公务员对民众的冷漠,所谓的“门难进脸难看”,正是在这种心理下泛滥,以致无数次的道德说教、行政处罚也难以好转。   另外,面对民众的情绪,一些权力者也会隐隐感到焦虑,甚至恐惧。毕竟,民众情绪背后的力量即使不能真实触摸,也是可以感觉和想象的。而蔑视,或者愤怒,当然是消除焦虑的药方。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比较正规的场合,一些官员往往不会说什么出格的话,他以一个纯粹的角色来表演自己,不掺杂个人的人格。但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或者有什么刺激,他就会蹦出一些严重伤害人民群众感情的雷言雷语。被压抑的情绪终于释放了,而它才是最真实的。   基本上不用想象:当两类都携带着情绪的人,不可避免地在实际生活中相遇时,彼此都容易失去理性。而今天去一些地方,官民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网络的信息流动,能轻易把现实生活中的情绪扩散。而它又将进一步强化“我们”和“他们”的心理疏离,乃至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对峙,使互动被情绪支配。   官民之间在生活上的区隔,以及心理上的疏离并无惊心动魄之处,显得波澜不惊。但它日积月累地蓄积着破坏性的牵扯力量。消除政治社会风险的制度空间、改革动力,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化”的疏离中面临更大挑战。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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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无知愚蠢与正义泡沫

  ——小悦悦事件的一个社会分析   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是让人心痛的,佛山市的悦悦在被汽车碾压过程中,有18个旁观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小女孩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这件事后的社会反应也同样是不幸的。   在媒体与网络上,到处都充满斥责之声,比如新浪微博上,有人大骂中國的教育是愚民教育;有人骂这个国家不是人住的,要移民美国;有说这是体制造成的;有人说这是国耻;有人说是官方冷漠;有人说是道德缺失;还有人说法律缺失,应该立法惩办旁观者等等,说这些话的很多都是教授、资深媒体人、网络意见领袖等,都是颇具社会影响的人。但对我而言,这些人的话语丝毫不出意外,这是他们在网络上的“标准化”反应,当然,他们的追随者们也是如此,甚至可能更激烈些。下面我不谈论小悦悦事件的具体经过,我想就网民们对此事件的反应做一个社会方面的分析,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分析,是个试图冲撞社会思想安逸的分析,挨骂几乎是必然的。   一、无知与愚蠢   意见领袖们对于此事说要移民美国、体制问题、教育问题、官府问题等等,就隐含着一个前提,这件事是中國问题,如果是西方如美国等公民的教育,民主的体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否则移民过去不就白移了。可是这真的是中國特色的事情吗?美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事实恰恰相反。   下面一个事例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纽约的皇后区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女子在深夜下班回家时在住所的街道被杀害。此女子并不是很快死去,她的杀害过程是个长时间的、喧闹的、充满了折磨的公开事件,此一过程持续35分钟。不可思议的是,她的38个邻居从自己窗户的安全之处观看了谋杀的全过程,没有一个人报警。一位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长文报道此事,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应。据报道,38名公民眼睁睁看着凶手三次追逐和刺杀,有两次,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卧房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使凶手吃惊的停了下来。但每一次凶手又回头追逐女子。女子死后,才有一名目击者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件事发生后,询问目击者时,甚至连目击者也莫明奇妙,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报警。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和今天小悦悦被碾后的中國媒体和网民的反应类似,都非常的震惊。事后,美国媒体的解释是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国家;城市的忙碌生活使人们的心肠越来越硬;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冷酷社会”等等。这些言论在我们今天的中國真是一点都不陌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在这么说。   最初报道的记者甚至为此事专门写了一本书,他支持那种城市导致冷漠的理论,他在书中写道:可以假定,他们的冷漠无情的确是大城市的特征之一。这几乎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在心理上是否能生存下来的大问题。假如一个人被数以百万计的人包围并承受他们施加的压力,为避免他们的侵害,惟一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忽略他们。对邻居们和他们所遇到的麻烦无动于衷,这在纽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生活中都是一种条件反射。   此事除了记者罗森塔尔的书外,也几部纪录片的中心内容。这样的社会事件自然成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最终,两位心理学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旁观者。原因有二,一是当周围有其他人时,每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降低。二是基于社会认同原理,人们在做出反应之前,会很自然的先看一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等着别人行动自己再动,大家会表现的信心十足,沉着稳健,可偷偷的扫视一眼,结果发现每一个人都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于是社会认同就起作用了:每个人都认为既然大家都无所谓,就说明不用行动,这样,一个可能的紧急事件就被认为是非紧急的,遭殃的是受害者。与此同时,事情变得越来越危险时,终于达到某个临界点,这时候,有人不在受其他人表面镇定的影响,会采取行动。因此,很多情况下,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受害人获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一位大学生假装急病发作,当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他得到帮助的概率达到85%,当有五个旁观者的话,得到帮助的概率只有31%.在另一个类似的实验中,单个旁观者提供急救的概率达到90%,但是当一个旁观者身边有两个始终不动声色的旁观者时,提供急救的概率降到了16%.还有一些其他的实验支持了这种看法,甚至有的实验中施救者可能有危险的情况下,仍有90%的人立刻采取了行动。心理学家认为,很显然,因为单个旁观者几乎都会伸出援手,要是再说我们社会是人人自危的“冷酷社会”,就太牵强了。当然,因为城市的三个特征:混乱、人口众多、认识率低,这些因素使得该类“冷漠”事件更多的发生在城市里。   我们了解了那18人表现的原因,并不是说就赞同他们的表现,而是要理解,不要乱扣帽子,要超越,以后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知识就是力量。   我上面引述的事件和研究,是美国学者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研究出来的,这个研究经常出现在讲述社会心理学的书中,恐怕对心理学多少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小悦悦事件中,如果说我们的普通民众只是乱骂还好理解的话,我们的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及媒体们的言论就充满了无知,什么中國国民劣根性、官府的原因、道德的原因、体制的原因、教育愚民的原因等等,就是无稽之谈,把一个人类普遍的现象又一次无缝转化为中國的特有问题,这种现象我早已见多不怪。移民去美国,你真的以为美国的公民们伟大的不会出这样的事?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原因是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面对中國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媒体上的评论在先描述事件后,最后都落在这些玩意儿上,说实话,我现在不看时评就是这个原因,侮辱我的智商。当别人告诉你所有社会问题的原因都是什么时,这一定蒙蔽你;当告诉你什么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时,这个钥匙肯定是假的。   实话实话,我经常觉得中國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意见领袖是愚蠢的,他们既找不到发生问题的原因,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们嘴里,所有问题发生原因都是一样的,比如專制之类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也是一样的,比如政改之类的。他们总是用体制或劣根性之类的模糊不明的词汇来解释,或者用先进、落后、社会潮流之类的标签,来煽动民众的情绪,鲜见客观理性的分析问题。我认为,大部分网民是愚蠢的,他们轻易的被左右两股力量裹挟,用花样翻新的谩骂来发泄。网民愚蠢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共知和意见领袖的愚蠢与牛气,培养了更差劲的网民。   这里再简要分析一下网络意见领袖们。   首先,不能太理性,要非常的感性。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绝不会有众多的粉丝,意见领袖们的基础就是人气,网民们有几个愿意看你甲乙丙,abc一条条的论述,他们要的是刺激肾上腺,是激情四射,要的是你能替他们发泄。因此网络意见领袖至少表现出强烈的爱憎,要迎合大众的想法而不是相反,当然大众的思想往往是意见领袖们所塑造的,塑造好后,意见领袖们也不能随意的更改,否则会遭到粉丝强烈的反噬,从意见领袖的位置上跌下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意见领袖越来越偏激,说话口味越来越重,这其实也是追随者的需要。   其次,意见领袖们的思维和思想水平要比一般网民高,但绝不会高太多。思想和思维水平太高,一般的网民就难以理解了,这样出来的观点就会曲高和寡,无人搭理,就失去了意见领袖的基础。像有些学者,他的水平可能比不少共知们高得多,但他就成不了意见领袖,只能当学者,意见领袖可以戴学者的帽子,但不能是真的学者。网络意见领袖的思维水平比一般网民高,网民才觉得长见识,才会追随,但高得太多,网民们就会因不理解而离开。因为如此,网上真正有脑子的人不会把意见领袖太当回事。   第三,网民们的思维不能獨立,因此需要意见领袖。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实在太快了。面对这些,网民们往往不知所措,不知应如何理解,这就为网络意见领袖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我经常看到一些意见领袖在文章中说,最近很多人联系我,问我对某件事的看法。问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獨立思考,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却要跑去问意见领袖。这其实是大众缺乏獨立思考的表现,他们可能以为,意见领袖们的思考都是理性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意见领袖们经常说蠢话,办蠢事呢?那些,网民们也就可能说蠢话,办蠢事。在这次小悦悦事件中,意见领袖和网民的愚蠢是如出一辙的。在一个网络牛人的背后,往往追随着大量的傻人,这样的傻人越多,也就显得牛人越牛,让牛人显得牛,是傻人们的最大价值。这里引用学者石勇的类似的一句话,他不仅说网络了:通往牛B的道路上,奔跑着一群装13的人,背后是一群跟着 呐喊 的SB.革命领袖、宗教领袖、娱乐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刘邦、老毛、刘德华、韩寒、李承鹏,莫不如此。   网民们最需要提高的是智慧,而不是骂功和帽子功。你把周立波骂跑了,并不代表你有智慧。而周立波对网民的评价,难听却实际。如果网民只是意见领袖的亦步亦趋的录音机,只是不断重复网络意见领袖的话,却还自以为掌握真理,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自己的脑子只能自己负责。   二、正义泡沫   网络上缺乏智慧,但是却从来不缺正义,每一个来到网络的人都会注意到网络上充沛的正义。在小悦悦这件事上,虽然网民显得无知,但是正义却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止这一件事,在很多的事件中,网民们都表现出了充分的正义。   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正义就相对少多了,如果现实中有网络上大家表现出的十分之一的正义,中國社会就会大不相同了。这种网络上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而是一种泡沫,并且是一种永不破灭的泡沫,不会破的泡沫还是泡沫,不破是因为吹得人太多……当然,不能否认人们有正义感的,这也是网络泡沫存在的实施基础。但是,网上表现的这种正义本质上是对别人的要求,却不是对自己的要求。这些“正义之士”不知道,只有真正要求自己,这种正义才是真实的,才不是泡沫。我对网络这种充沛的,虚幻的正义起了“正义泡沫”这个名字,也许学者对这个问题有研究,有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我因为没有看到,所以为了行文方便,自己就先起个名字。   网络正义泡沫的重要特点是表演,或曰作秀,一个在网络上正义气场十足的人,在现实中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实中什么样的人到了网络上,几乎都表现出了正义,使得正义充满了整个网络。在小悦悦事件中,大家对那18人表现的义愤填膺,一方面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自己若在现场完全可能与那十八人一样,另一方面,这恰恰是一个网民秀正义的好时机,网民们总是抓住一切时机,拼命地表现自己的正义,说话一个赛一个的感性。   这种现象必然与网络这个特殊的载体有关。记得以前看央视的非常6+1,很多平民演员都说自己从小有舞台梦,今天终于实现了。网络或许就是一个天然的舞台,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一个能够表达的梦,大家的表达实际上就是表演,我们希望有来自别人的掌声和叫好声。要在网络上赢得掌声和叫好声,表现正义无疑是一个捷径。网络领袖们莫不如此,我上文所说的网络意见领袖的感性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家认为正义的基础上,他们的追随者当然也会如此。   正义泡沫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心理学上说的从众,也可说是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原理告诉我们,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保准之一是看别人是如何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社会认同的一个原因是大家认为和众人保持一致会少犯错误,就是犯错了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犯,躲在群体里比较有安全感。一个初上网络的人,对于网络已经成型的正义泡沫基本上会选择从之,这样,正义泡沫就会继续增加,而且不会破灭,也不可能破灭。长期的正义泡沫就会成为一种网络文化,与网络如影随形,离开网络就大部消失了。   网络正义泡沫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可能会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抑制了言论自由。当一种事物或论述被贴上正义的标签后,就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不能容忍质疑。因为网民们会认为质疑和不同的观点是对“正义”的挑战,这也是表现正义的好机会,大家会群起而攻之。比如说网络上的大众认为支持同性恋是一种正义行为,那么任何的不同的观点和质疑就会被唾沫星子淹没,你能对同性恋婚姻提出不同看法吗?你能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吗?在网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再多的理由也不行,因为在大家看来,维护同性恋就是维护正义。而有不同看法的就是法西斯。其实,客观的观察,同性恋的维护者的表现倒很有法西斯的特色。说真的,很多人在网上维护同性恋并不是对这一社会现象做了什么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只是因为觉得这样能表现自己的正义而已,因为意见领袖们都说同性恋是人權,维护人權当然是正义的。可是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是人權,什么不是人權并不是自然天定的,而是要看鼓吹者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   网络正义泡沫的另一个可能造成的问题是使网民们的头脑过于简单,脱离社会。因为它往往先入为主的打造一个负面角色,对它进行正义的攻击,或者打造一个正面的东西,然后去维护它。很多正义的东西从伦理上说不错,但是社会难以实施,或者实施的难度太大,这就让充满正义的网友难以满意,就会出现要“移民去美国”之类的反应。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相国管仲死之前,问谁能接班,鲍叔牙行不?管仲说不行,他的正义感太强烈了,不能很好的治理国家。明朝时张居正手握大权,领导了明朝的中兴,却不重用海瑞这样的正义感十足的人,用那些老练的,了解社会的官员。原因在于正义感十足的清流们往往头脑简单,治理国家往往更糟。网络上的正义泡沫的一个特点就是无知而敢言,还容不得别人不听,不听这个社会就如何如何的悲愤之语常常响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正义泡沫让大家在电脑旁,就知天下事真相,就可解决天下问题,这是神仙,哪是人啊!   正义泡沫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中國网民很多采用了谩骂的方式来表现正义。小悦悦事件的18名旁观者遭到了网民的痛骂。我注意到我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类似案例,那些旁观者并没有这样的待遇,大家的不理解是好人为什么不报警?这说明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注重理性分析,没有急于要表现自己就破口大骂,在此事上美国人的表现值得中國网民们学习。另一方面,有些谩骂说明了一些网友根本不在乎什么正义,他只是披着正义的外衣,干的是自我发泄的事情。为什么某些网民的发泄要打着正义的旗号,因为这样,无论怎样发泄,都是合理的,可以避免很多的批评,甚至还有赞誉,何乐而不为。这当然也是网络正义泡沫的一部分。   写了此文,我对第一点即公知和网民的无知和愚蠢的论述比较有把握,对于第二点正义泡沫则没有把握,正义泡沫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对其的解读是否正确就不敢保证了,我希望这里抛砖引玉,更多的人注意这个问题,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   作者:曹豫生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2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无知愚蠢与正义泡沫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社会透视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迟到的正义,就是没有正义 (0) 正义被亵渎的责任 (0) 权贵私有化与矫正正义 (0) 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 (0) 必须旗帜鲜明的捍卫国家利益 (14) 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正义 (6)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0) 十足作秀的正义之举 (0) 关于正义的反思与断想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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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无知愚蠢与正义泡沫——小悦悦事件的一个社会分析

作者: 曹豫生  |  评论(3)  | 标签: 悦悦 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是让人心痛的,佛山市的悦悦在被汽车碾压过程中,有18个旁观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小女孩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这件事后的社会反应也同样是不幸的。 在媒体与网络上,到处都充满斥责之声,比如新浪微博上,有人大骂中国的教育是愚民教育;有人骂这个国家不是人住的,要移民美国;有说这是体制造成的;有人说这是国耻;有人说是官方冷漠;有人说是道德缺失;还有人说法律缺失,应该立法惩办旁观者等等,说这些话的很多都是教授、资深媒体人、网络意见领袖等,都是颇具社会影响的人。但对我而言,这些人的话语丝毫不出意外,这是他们在网络上的“标准化”反应,当然,他们的追随者们也是如此,甚至可能更激烈些。下面我不谈论小悦悦事件的具体经过,我想就网民们对此事件的反应做一个社会方面的分析,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分析,是个试图冲撞社会思想安逸的分析,挨骂几乎是必然的。 一、无知与愚蠢 意见领袖们对于此事说要移民美国、体制问题、教育问题、官府问题等等,就隐含着一个前提,这件事是中国问题,如果是西方如美国等公民的教育,民主的体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否则移民过去不就白移了。可是这真的是中国特色的事情吗?美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事实恰恰相反。 下面一个事例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纽约的皇后区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女子在深夜下班回家时在住所的街道被杀害。此女子并不是很快死去,她的杀害过程是个长时间的、喧闹的、充满了折磨的公开事件,此一过程持续35分钟。不可思议的是,她的38个邻居从自己窗户的安全之处观看了谋杀的全过程,没有一个人报警。一位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长文报道此事,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应。据报道,38名公民眼睁睁看着凶手三次追逐和刺杀,有两次,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卧房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使凶手吃惊的停了下来。但每一次凶手又回头追逐女子。女子死后,才有一名目击者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件事发生后,询问目击者时,甚至连目击者也莫明奇妙,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报警。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和今天小悦悦被碾后的中国媒体和网民的反应类似,都非常的震惊。事后,美国媒体的解释是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国家;城市的忙碌生活使人们的心肠越来越硬;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冷酷社会”等等。这些言论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真是一点都不陌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在这么说。 最初报道的记者甚至为此事专门写了一本书,他支持那种城市导致冷漠的理论,他在书中写道:可以假定,他们的冷漠无情的确是大城市的特征之一。这几乎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在心理上是否能生存下来的大问题。假如一个人被数以百万计的人包围并承受他们施加的压力,为避免他们的侵害,惟一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忽略他们。对邻居们和他们所遇到的麻烦无动于衷,这在纽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生活中都是一种条件反射。 此事除了记者罗森塔尔的书外,也几部纪录片的中心内容。这样的社会事件自然成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最终,两位心理学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旁观者。原因有二,一是当周围有其他人时,每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降低。二是基于社会认同原理,人们在做出反应之前,会很自然的先看一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等着别人行动自己再动,大家会表现的信心十足,沉着稳健,可偷偷的扫视一眼,结果发现每一个人都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于是社会认同就起作用了:每个人都认为既然大家都无所谓,就说明不用行动,这样,一个可能的紧急事件就被认为是非紧急的,遭殃的是受害者。与此同时,事情变得越来越危险时,终于达到某个临界点,这时候,有人不在受其他人表面镇定的影响,会采取行动。因此,很多情况下,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受害人获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一位大学生假装急病发作,当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他得到帮助的概率达到85%,当有五个旁观者的话,得到帮助的概率只有31%。在另一个类似的实验中,单个旁观者提供急救的概率达到90%,但是当一个旁观者身边有两个始终不动声色的旁观者时,提供急救的概率降到了16%。还有一些其他的实验支持了这种看法,甚至有的实验中施救者可能有危险的情况下,仍有90%的人立刻采取了行动。心理学家认为,很显然,因为单个旁观者几乎都会伸出援手,要是再说我们社会是人人自危的“冷酷社会”,就太牵强了。当然,因为城市的三个特征:混乱、人口众多、认识率低,这些因素使得该类“冷漠”事件更多的发生在城市里。 我们了解了那18人表现的原因,并不是说就赞同他们的表现,而是要理解,不要乱扣帽子,要超越,以后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知识就是力量。 我上面引述的事件和研究,是美国学者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研究出来的,这个研究经常出现在讲述社会心理学的书中,恐怕对心理学多少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小悦悦事件中,如果说我们的普通民众只是乱骂还好理解的话,我们的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及媒体们的言论就充满了无知,什么中国国民劣根性、官府的原因、道德的原因、体制的原因、教育愚民的原因等等,就是无稽之谈,把一个人类普遍的现象又一次无缝转化为中国的特有问题,这种现象我早已见多不怪。移民去美国,你真的以为美国的公民们伟大的不会出这样的事?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原因是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媒体上的评论在先描述事件后,最后都落在这些玩意儿上,说实话,我现在不看时评就是这个原因,侮辱我的智商。当别人告诉你所有社会问题的原因都是什么时,这一定蒙蔽你;当告诉你什么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时,这个钥匙肯定是假的。 实话实话,我经常觉得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意见领袖是愚蠢的,他们既找不到发生问题的原因,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们嘴里,所有问题发生原因都是一样的,比如专制之类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也是一样的,比如政改之类的。他们总是用体制或劣根性之类的模糊不明的词汇来解释,或者用先进、落后、社会潮流之类的标签,来煽动民众的情绪,鲜见客观理性的分析问题。我认为,大部分网民是愚蠢的,他们轻易的被左右两股力量裹挟,用花样翻新的谩骂来发泄。网民愚蠢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共知和意见领袖的愚蠢与牛气,培养了更差劲的网民。 这里再简要分析一下网络意见领袖们。 首先,不能太理性,要非常的感性。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绝不会有众多的粉丝,意见领袖们的基础就是人气,网民们有几个愿意看你甲乙丙,abc一条条的论述,他们要的是刺激肾上腺,是激情四射,要的是你能替他们发泄。因此网络意见领袖至少表现出强烈的爱憎,要迎合大众的想法而不是相反,当然大众的思想往往是意见领袖们所塑造的,塑造好后,意见领袖们也不能随意的更改,否则会遭到粉丝强烈的反噬,从意见领袖的位置上跌下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意见领袖越来越偏激,说话口味越来越重,这其实也是追随者的需要。 其次,意见领袖们的思维和思想水平要比一般网民高,但绝不会高太多。思想和思维水平太高,一般的网民就难以理解了,这样出来的观点就会曲高和寡,无人搭理,就失去了意见领袖的基础。像有些学者,他的水平可能比不少共知们高得多,但他就成不了意见领袖,只能当学者,意见领袖可以戴学者的帽子,但不能是真的学者。网络意见领袖的思维水平比一般网民高,网民才觉得长见识,才会追随,但高得太多,网民们就会因不理解而离开。因为如此,网上真正有脑子的人不会把意见领袖太当回事。 第三,网民们的思维不能独立,因此需要意见领袖。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实在太快了。面对这些,网民们往往不知所措,不知应如何理解,这就为网络意见领袖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我经常看到一些意见领袖在文章中说,最近很多人联系我,问我对某件事的看法。问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独立思考,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却要跑去问意见领袖。这其实是大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他们可能以为,意见领袖们的思考都是理性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意见领袖们经常说蠢话,办蠢事呢?那些,网民们也就可能说蠢话,办蠢事。在这次小悦悦事件中,意见领袖和网民的愚蠢是如出一辙的。在一个网络牛人的背后,往往追随着大量的傻人,这样的傻人越多,也就显得牛人越牛,让牛人显得牛,是傻人们的最大价值。这里引用学者石勇的类似的一句话,他不仅说网络了:通往牛B的道路上,奔跑着一群装13的人,背后是一群跟着呐喊的SB。革命领袖、宗教领袖、娱乐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刘邦、老毛、刘德华、韩寒、李承鹏,莫不如此。 网民们最需要提高的是智慧,而不是骂功和帽子功。你把周立波骂跑了,并不代表你有智慧。而周立波对网民的评价,难听却实际。如果网民只是意见领袖的亦步亦趋的录音机,只是不断重复网络意见领袖的话,却还自以为掌握真理,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自己的脑子只能自己负责。 二、正义泡沫 网络上缺乏智慧,但是却从来不缺正义,每一个来到网络的人都会注意到网络上充沛的正义。在小悦悦这件事上,虽然网民显得无知,但是正义却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止这一件事,在很多的事件中,网民们都表现出了充分的正义。 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正义就相对少多了,如果现实中有网络上大家表现出的十分之一的正义,中国社会就会大不相同了。这种网络上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而是一种泡沫,并且是一种永不破灭的泡沫,不会破的泡沫还是泡沫,不破是因为吹得人太多。。当然,不能否认人们有正义感的,这也是网络泡沫存在的实施基础。但是,网上表现的这种正义本质上是对别人的要求,却不是对自己的要求。这些“正义之士”不知道,只有真正要求自己,这种正义才是真实的,才不是泡沫。我对网络这种充沛的,虚幻的正义起了“正义泡沫”这个名字,也许学者对这个问题有研究,有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我因为没有看到,所以为了行文方便,自己就先起个名字。 网络正义泡沫的重要特点是表演,或曰作秀,一个在网络上正义气场十足的人,在现实中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实中什么样的人到了网络上,几乎都表现出了正义,使得正义充满了整个网络。在小悦悦事件中,大家对那18人表现的义愤填膺,一方面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自己若在现场完全可能与那十八人一样,另一方面,这恰恰是一个网民秀正义的好时机,网民们总是抓住一切时机,拼命地表现自己的正义,说话一个赛一个的感性。 这种现象必然与网络这个特殊的载体有关。记得以前看央视的非常6+1,很多平民演员都说自己从小有舞台梦,今天终于实现了。网络或许就是一个天然的舞台,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一个能够表达的梦,大家的表达实际上就是表演,我们希望有来自别人的掌声和叫好声。要在网络上赢得掌声和叫好声,表现正义无疑是一个捷径。网络领袖们莫不如此,我上文所说的网络意见领袖的感性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家认为正义的基础上,他们的追随者当然也会如此。 正义泡沫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心理学上说的从众,也可说是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原理告诉我们,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保准之一是看别人是如何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社会认同的一个原因是大家认为和众人保持一致会少犯错误,就是犯错了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犯,躲在群体里比较有安全感。一个初上网络的人,对于网络已经成型的正义泡沫基本上会选择从之,这样,正义泡沫就会继续增加,而且不会破灭,也不可能破灭。长期的正义泡沫就会成为一种网络文化,与网络如影随形,离开网络就大部消失了。 网络正义泡沫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可能会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抑制了言论自由。当一种事物或论述被贴上正义的标签后,就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不能容忍质疑。因为网民们会认为质疑和不同的观点是对“正义”的挑战,这也是表现正义的好机会,大家会群起而攻之。比如说网络上的大众认为支持同性恋是一种正义行为,那么任何的不同的观点和质疑就会被唾沫星子淹没,你能对同性恋婚姻提出不同看法吗?你能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吗?在网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再多的理由也不行,因为在大家看来,维护同性恋就是维护正义。而有不同看法的就是法西斯。其实,客观的观察,同性恋的维护者的表现倒很有法西斯的特色。说真的,很多人在网上维护同性恋并不是对这一社会现象做了什么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只是因为觉得这样能表现自己的正义而已,因为意见领袖们都说同性恋是人权,维护人权当然是正义的。可是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是人权,什么不是人权并不是自然天定的,而是要看鼓吹者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 网络正义泡沫的另一个可能造成的问题是使网民们的头脑过于简单,脱离社会。因为它往往先入为主的打造一个负面角色,对它进行正义的攻击,或者打造一个正面的东西,然后去维护它。很多正义的东西从伦理上说不错,但是社会难以实施,或者实施的难度太大,这就让充满正义的网友难以满意,就会出现要“移民去美国”之类的反应。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相国管仲死之前,问谁能接班,鲍叔牙行不?管仲说不行,他的正义感太强烈了,不能很好的治理国家。明朝时张居正手握大权,领导了明朝的中兴,却不重用海瑞这样的正义感十足的人,用那些老练的,了解社会的官员。原因在于正义感十足的清流们往往头脑简单,治理国家往往更糟。网络上的正义泡沫的一个特点就是无知而敢言,还容不得别人不听,不听这个社会就如何如何的悲愤之语常常响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正义泡沫让大家在电脑旁,就知天下事真相,就可解决天下问题,这是神仙,哪是人啊! 正义泡沫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中国网民很多采用了谩骂的方式来表现正义。小悦悦事件的18名旁观者遭到了网民的痛骂。我注意到我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类似案例,那些旁观者并没有这样的待遇,大家的不理解是好人为什么不报警?这说明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注重理性分析,没有急于要表现自己就破口大骂,在此事上美国人的表现值得中国网民们学习。另一方面,有些谩骂说明了一些网友根本不在乎什么正义,他只是披着正义的外衣,干的是自我发泄的事情。为什么某些网民的发泄要打着正义的旗号,因为这样,无论怎样发泄,都是合理的,可以避免很多的批评,甚至还有赞誉,何乐而不为。这当然也是网络正义泡沫的一部分。 写了此文,我对第一点即公知和网民的无知和愚蠢的论述比较有把握,对于第二点正义泡沫则没有把握,正义泡沫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对其的解读是否正确就不敢保证了,我希望这里抛砖引玉,更多的人注意这个问题,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曹豫生的最新更新: 假期影片随想 / 2011-10-12 12:10 / 评论数( 1 ) 台湾选举和大陆台海政策 / 2011-09-27 22:21 / 评论数( 11 ) 批评南方系的幺蛾子 / 2011-09-25 22:19 / 评论数( 2 ) 学电脑的悲惨经历 / 2011-09-14 00:00 / 评论数( 0 ) 今天凑趣说说本拉登 / 2011-09-11 23:10 / 评论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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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胡玉坤 郑晓瑛等: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7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8 16:29:55 胡玉坤 郑晓瑛等: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 ——国际政策举措与中国实证依据 进入专题 : 青少年 青年    ● 胡玉坤 ( 进入专栏 )   郑晓瑛   等       中文摘要:有关“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混淆和年龄边界的游移已成为相关研究、政策及干预的一个“盲点”。本文首先勾勒联合国系统在厘定年龄界限并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上的发展轨迹,继而利用首次全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的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描述并解释未成年和成年的青年人在性与生殖健康风险与脆弱性方面的异同,最后阐明了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现实和政策涵义。为了与国际接轨,也念及中国国情,笔者力主在有关青少年和青年的研究、政策及实践中使用国际通用的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本土化努力中赋予这些静态范畴以更符合真实世界的动态内涵。     关键词:青少年 青年 未成年人 成年人 厘清概念 国际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健康界,愈来愈倾向于对“儿童”、“青少年”、“青年”及“年轻人”这几个彼此关联的概念做出明确的年龄限定。联合国系统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发展机构通常将10-19岁人口界定为青少年(adolescent),15-24岁的定义为青年(youth),10-24岁的称为年轻人(young people) 。这三个年龄范畴在不同程度上都涵括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一条规定的“儿童”概念,即不满18周岁的人口(见图1)。除了联合国系统而外,其他各种国际发展组织和英文世界的许多学者也都广泛采用了基于上述年龄限定的术语。          上述四个有明确年龄界线的概念都是伴随年龄增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连续谱系,而且相互之间存在部分交错重叠。其中儿童的年龄跨度最大(长达17年),其次为年轻人(15年),青少年和青年分别跨越了10个年龄段。从成年与否的角度来看,“儿童”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完全是未成年人,“青少年”亦以未成年人为主体,“年轻人”的15年中有一半以上涉及未成年人,惟独“青年”这个范畴涵盖主要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如下文所述,明确划定年龄分界线的这些称谓不仅在现实干预中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也具有深刻的政策涵义。     青少年期(adolescence,与英文中的另一个词teenage在年龄上完全重合)系人生的第二个十年,顾名思义是从儿童到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期,也是个体身心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尤其是跨入青春期(puberty)之后,少男少女性生理渐趋成熟,性心理及情感随之发生巨变,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在逐步形成。尽管青春期少年身体变化上的变化可能相同或相似,不同地方青春期的起始、终结及持续时间的长短则因人而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青少年概念的理解和期望也截然有别(Dehne and Riedner,2001)。     青少年人群的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已引起了国际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基于对北美和南太平洋萨摩亚青少年性行为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就率先对青少年经历的普遍化观点发难,指出青春期的骚动现象是缘于文化而非生物上的原因(庄孔韶,2008)。按照维基百科全书的解释,青少年期的终结和成年期的开始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一个人长大成人的里程碑事件可能包括:开始合法性关系、获得驾照、服兵役、购买与饮用酒类、参加投票、完成某种程度的教育以及结婚等等 。随着年龄的推移,跨入成年期特别是步入人生第三个十年之后,年轻的成年人在身心成熟度、人生阅历及社会经验等方面显然就会有别于生命中的第二个十年。     受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对“儿童”、“青少年”及“青年”的理解、界说和操作化定义迥然有别,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学术界、决策界和媒体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年龄上下限的弹性也很大。以青年为例(见下图),《现代汉语词典》将“青年”界定为15-16到30岁左右的阶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第一条规定:“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90年以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策划,多家新闻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则规定了18至39周岁的年龄条件。在上述三种界说中,团员青年的年龄范围更贴近国际上界定的“青年”概念。          有意无意地随意伸缩“青少年”和“青年”的年龄边界,或将这两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集合名词混为一谈的现象已变得习以为常。无论按字面意思抑或常识性理解来判断,“青少年”本该属于未成年人,然而青少年儿童(adolescent children)也罢,成年的青年人(young adult)也罢,它们常常被一概笼统地称为“青少年”。为了突显青少年人群的脆弱性从而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有的人刻意将20岁以上业已成年的人群归入“青少年”之列。英语中的youth常常硬被译为“青少年”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英语语境中截然不同的两个词汇adolescent和youth在中文中于是乎都成了“青少年”。与此同时,将45岁上下的人称为“青年”亦屡见不鲜。     “青少年”和“青年”年龄分界线的游移不定在学术文献中比比皆是。例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98年联合开展的“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状况”和1999年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就选取14-28周岁的人口作为调查对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年推出的“专题研究报告”——《“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则将青年界定为14-29和14-35岁的两类。该中心出版的青年蓝皮书——《当代中国青年人口与健康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也采用前述两种年龄统计口径(郗杰英和刘俊彦,2008)。     检索国内冠以“青少年”和“青年”之名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便可发现更多这样的例子。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许多相关研究压根不触及研究对象的年龄界限。迄今为止,以国际上界定的“青少年”和“青年”年龄界限进行的统计或开展的研究少之又少,以至于相关选题的研究根本无从进行对照。而且,明知“youth” 一词翻译有误,一些研究不得不继续无奈地“将错就错”(见王晖等,2010)。     学理上的混乱势必反映在政策文本之中。例如,卫生部、国家计委、科技部及财政部1998年联合制定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明确提到,青年、妇女以及易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应成为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国务院办公厅2001年印发的由卫生部等30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则把青少年当作防治重点人群。它提到:“要特别注重在青少年中开展青春期和性健康知识、艾滋病性病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禁毒知识的普及教育,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高级中学要对入学新生发放预防艾滋病性病健康教育处方、宣传材料(品),开设专题讲座;普通初级中学要将上述有关知识纳入健康教育课程”。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漂移也不胜枚举。例如,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办事处同卫生部和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开展的第六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国别方案(2006-2010年),共确定了八个行动领域,其中之一便是15-24岁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该领域的目标之一是“减少流动人口、青少年和其他易感人群中与艾滋病相关的危险行为。”其目的在于“减少流动人口、青年人和其他易感人群与艾滋病相关的风险性行为,增强其防御能力。”这个国别方案的实施方案在17处提到了“青少年”,在3处用了“青年人”一词(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2006)。人口基金支持开发的两份项目文件–《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政策与法规分析》和《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研究现状–文献综述与项目回顾(2003-2007年)》尽管也是针对15-24岁人口的,却都以“青少年”为题名(见钱序,2007;许洁霜,2007)。令人非常不解的是,早在第五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国别方案(2003-2005年)实施期间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建立的China Youth Network则一贯被称为“中国青年网络。”     政府相关部门的统计实践同样如此。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没有专门涉及青年的任何统计。在青少年名下出现的唯一统计是有关犯罪的 。青少年作案人员按14-25岁来划定,并分为不满18和18-25周岁两个年龄段。这事实上反映了公安部门的统计实践和我国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同年龄界限。在法言法语里,青少年犯罪一般是指14—25岁年龄段的人实施的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这里的青少年常指年满14周岁至年满25周岁的人,未成年人指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青年则指年满18周岁至年满25周岁的人。将未成年人犯罪、青少年犯罪和青年犯罪等法律概念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统称为“青少年犯罪”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针对这种混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写的《“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就曾指出:“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犯罪与青年犯罪的规律是不同的,仅以犯罪率为例,未成年人中构成犯罪的人数占人口基数的比例相当于全国整体人口的犯罪率,而青年群体的犯罪率是前者的二倍还要多。事实上,未成年人和青年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主体差异也是很大的。因此,完全将其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这种态度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工作缺少针对性,继而也就限制了其实效性。” 这样的担忧显然不无道理。     无论在日常用语还是现实生活中,将已迈入青春期的15-16岁的青少年叫着“小青年”或“低龄青年”恐怕不会引起多少疑义,而将20出头甚至年龄更大的已步入合法婚龄的成年男女仍叫着“青少年”则名实不符。诚然,在一些场景下抽离特定语境笼统地论及青少年和青年并无大碍,有时也的确大可不必在两者之间划分得那么泾渭分明。然而在另一些场景下,按年龄划分人群则是十分必要的。     名实不符的称谓特别是概念的混淆不可避免导致相关政策和实践的缺失。殊不知,在政策制定或现实干预中,倘若将未成年的青年与成年的青年“捆绑”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重心游移,导致无从判断甚或低估乃至漠视真正的脆弱人群,从而使干预无的放矢。更堪忧虑的是,概念上的混淆还易于忽视青少年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成人青年人的成年人权利(参阅胡玉坤和刘爽,2011)。     综上所述,概念的混淆和年龄边界的漂移已成为青少年和青年研究和实践中一个“盲点”。尽管少数有识之士已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的混乱现象提出过质疑,但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亦未见任何专文探究。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以中国青少年和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为例,首先勾画联合国系统在厘定年龄界限和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方面的既有经验,随后利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09和2010年进行的全国首次青年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的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描述未成年和成年的青年人在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脆弱性方面的异同,最后阐明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明确界定边界明晰的目标人群无疑是理解并解决该人群发展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基于年龄准确地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之间的分野,不仅有助于看到这些范畴背后映射的社会现实,而且有益于实践干预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为了与国际社会接轨,也念及中国国情,笔者力主在青少年和青年研究中应用国际通用的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有关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研究、政策和实践干预中对年龄界线保持敏感性。           二、联合国系统的政策举措          从绝对数字来看,当前全世界青少年和青年人口之庞大是史无前例的。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汇编的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数据,2010年全球共有10-19岁青少年12.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7.6%;15-24岁青年约12.2亿,占17.6%。25岁以下人口共计30.8亿,占44.6%。预计到2050年,10-19和15-24岁人口仍将超过12亿,分别都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2%(United Nations, 2009)。      身处激变的全球化时代,当下青少年和青年人面临的健康风险和挑战有别于其父母一代。然而在各国现行的政策措施和实际干预中,这两个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往往被掩盖或忽视。世界各国的青少年和青年因而几无例外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健康与发展挑战特别是性与生殖健康危机。无保护性行为、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性暴力及贫困等多重危机症候和不良健康问题正在不断涌现。在非洲一些国家,艾滋病已演变为年轻人的时疫。     在国际社会迄今确立和认可的人权框架中,涉及青少年和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权利主要包括社会性别平等、教育权和健康权尤其是获得同其年龄、能力和环境相适应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及服务的权利等。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在推进并保障上述权利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公约及其确立的原则成为各种国际机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实践指南。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满足青少年和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并保障其权利,逐渐成为国际发展政策的优先关注领域之一。     联合国系统关注25岁以下人口发展问题的专门机构分为平行的两个部分。其一主要是针对未成年的儿童的;其二是针对既有未成年人又有成年人的青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专门关注儿童问题的,本文所讨论的儿童与青少年交集的部分,即10-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该机构关注的一个焦点。早在筹备1985年“国际青年年”时,联合国就将15-24岁人口归为“青年”。隶属于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面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的“联合国青年方案”(The UN Programme on Youth)便是专门关注青年问题的一个协调机构。     虽然联合国系统许多机构都涉足过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发展问题,但就健康促进与保护而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付出了更多努力,只不过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儿童基金会主要聚焦于青少年和青年中未成年人健康的特殊保护。世界卫生组织专设了儿童和青少年卫生与发展司(CAH),以促进从出生到19岁儿童和青少年的生存、健康和发展。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政策和实践则根据具体情形综合性地关注青少年、青年和年轻人口的发展,尤其这些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为了更好地监测和反映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发展状况,联合国系统出版和发布的凡涉及这几个人群的统计数据和报告,不管是人口、教育、就业,还是健康与保健等方面的都依据前述的年龄界线 。联合国一些机构每年定期出版的各种旗舰报告,包括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状况》、人口基金会的《世界人口状况》、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青年报告》、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统计年鉴》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等等都概莫能外。这些旗舰报告也不时将优先关注重点指向青少年和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鉴于儿童、青少年和青年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他/她们的性与生殖健康状况会因地区、城乡居住、年龄、性别、在校与否、受教育程度及文化等因素而大为不同,联合国相关机构往往根据具体情境在概念层面进一步细分这几个集合名词。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常将复杂而多样化的0-17岁儿童划分为儿童早期、小学期和青少年期三个阶段。青少年期又被分为青少年早期(early adolescence,10-14岁)和青少年晚期(late adolescence,15-19岁)。青年人口主要分成15-19和20-24岁两个阶段。     年龄介于10-19岁之间的青少年长期以来总被误以为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因而是不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群体,其实不然。这个人群尤其是边缘化的弱势少女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甚至“疾病负担”。下面便是几个触目惊心的全球数字:全世界每年约有1600万少女生孩子;每年有500万例不安全流产发生在女孩身上;妊娠、流产和分娩引起的并发症成为全球15-19岁少女的一个主要死因。少女妊娠和生育会导致较高的孕产妇死亡和发病风险,这不单对其本人目前和日后的成人生活有不良影响,并且还存在负面的代际效应。正因为如此,一些国际发展机构常常将儿童和青年中的青少年人口单独抽离出来予以特别关注。     在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展方面,联合国1990年召集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这系联合国首次召开有关儿童和青少年问题的全球会议。与会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一个有时限和明确目标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的大部分目标都涉及健康问题:改善儿童的生活条件和生存机会;降低可预防疾病的传播;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提供更好的卫生条件和更多的食品;保护面临危险的儿童等等。     作为1990年世界首脑会议的一项后续行动,联合国2002又召集了联大儿童问题特别会议。这次联大的成果文件——《适合儿童成长的世界》,将促进健康的生活,提供优质教育,保护儿童不受虐待、剥削和暴力侵害以及防治艾滋病作为最重要的优先关注事项,并据此制定了未来十年(2000-2010年)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联合国2010年通过的《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全球战略》也将儿童中的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年女性当作最脆弱的重点关注人群之一。     在促进青少年和青年健康与发展方面,早在1985年,联合国就发起了第一个“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与和平”。 25年后,联大又宣布2010年8月-2011年8月为第二个“国际青年年:对话与相互理解”。在1995年“国际青年年”十周年纪念之际,联大通过了《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计划》的决议。该文件确定了联合国促进青年发展的十大优先领域。它们分别是:教育、就业、饥饿与贫困、健康、环境、滥用毒品、少年犯罪、休闲活动、女童与女青年以及青年人充分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联大2007年的决议又添加了五个主题:即全球化、信息与通讯技术、HIV/AIDS、武装冲突和代际问题。涵括15个优先领域的《世界青年行动纲领》(2010年版)系统阐述了每个领域的具体行动建议。这个国际战略文件为指导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干预提供了行动框架和指南。     《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在健康部分反复提到青少年、青年和年轻人。该文件特别关切青少年人群的风险和脆弱性,指出“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许多国家都没有为青少年提供的信息和服务以帮助他们理解其性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并保护他们免于非意愿妊娠和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病毒/艾滋病”(United Nations,2010:23)。鉴于青年人已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该文件也强调,“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日益成为青年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世界。一些政府已关切地注意到下述事实: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新病例集中出现在青年人之中,而且缺乏面向青年人提供的信息以帮助他们理解性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并以增强保护自己免受HIV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侵扰及预防意外妊娠的能力”(United Nations,2010:50)。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召集的一系列全球发展大会,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儿童、青少年和青年问题。就性与生殖健康促进而言,1994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2000年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无疑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就一系列全球人口与发展问题达成了共识。青少年和青年的生殖健康与权利在这次大会上史无前例被确认为一个关键性的发展议题。这两个人群有获得同年龄相符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的权利和特殊需求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得到了明确承认:“青少年作为群体的生殖健康需求迄今一向为现行的生殖保健所忽视。社会针对青少年生殖健康需求的行动应是提供信息,帮助他们成长并且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特别应向青少年提供能够协助他们了解自身性特征的信息和服务,保护他们不发生非意愿的怀孕、感染性传播疾病以致不育”(第7.41段)。为此,“各国应酌情消除妨碍向青少年提供生殖健康信息和照顾的法律、管理及社会障碍”(第7.45段)(United Nations,1994)。     根据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所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有若干专门涉及年轻人健康与发展的具体目标。例如,2005年世界峰会后修订的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中直接提及青少年和15-24岁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监测指标至少包括:指标5.4: 青少年生育率;指标6.1:15-24岁人口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指标6.3:全面正确了解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15-24岁人口的比例(United Nations,2007)。在2005年的世界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还对实现四个新的具体目标做出了承诺,其中包括“2015年之前普及生殖保健”这个具体目标。     在联合国系统诸多发展机构中,为青少年和青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倾注了最多努力的当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发布的《青少年友好的健康服务:变革的议程》, 大力呼吁采取一致行动改善针对青少年的健康服务的质量,特别是服务的友好性。它主要着眼于面向青少年的医疗保健服务,并强调青少年自身对促进其健康和福祉的关键性作用。2004年召开的第57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生殖健康战略》,也对青少年人群暴露的风险倍加关注。为增强卫生部门应对青少年健康与发展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发布了《加强卫生部门应对青少年健康与发展问题的反应》的文件,提出了就青少年健康问题采取一致行动的4S框架。这四个要素分别是:战略性信息(strategic information);服务与产品(services and commodities);支持性的以证据为本的政策(supportive evidence-informed policies);加强其他部门的工作(strengthening other sectors)。     相比之下,联合国人口基金更倾向于从全观性视角理解并应对青少年和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这在它2007年发布的促进全球青少年和青年综合性发展的多部门战略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个题为《青少年和青年行动框架——向年轻人敞开大门的四个关键性方面》包含了四大支柱:创造支持性的政策环境;促进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促进性与生殖健康的一揽子核心服务;鼓励年轻人的参与权和领导权。该框架也特别呼吁维护年轻人特别是一些边缘化人群的权利。     联合国系统涉及年轻人健康与发展的跨部门政策举措和战略也层出不穷。早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联合发布了《青少年生殖健康:行动战略》的联合声明。为了加强并拓展各国的活动以便更系统全面地促进青少年健康,这三个机构的联合研究小组在1997年又共同推出了一个技术框架——《青少年健康行动的共同议程》 。该议程列举了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发展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及其相应的行动方案。     透过新近一二十年联合国系统相关政策和实践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在促进青少年和青年健康尤其是其性与生殖健康方面取得的进步和进展。概念的澄清使政策和举措为之改观,这对于促成社会现实转变所起的作用或许是难以低估的。换言之,联合国从概念界定到实际干预,再到政策层面的务实举措都见证了技术操纵层面变革改变现实的巨大潜力。这些国际标准和实践对中国应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三、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经验证据          按照国际上划定的年龄界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青少年和青年人口。到2009年年底,10-19岁青少年约有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5%,15-24岁青年1.96亿,占14.7%,10-24岁的年轻人共计2.8亿,占中国人口的21%(国家统计局,2010)。而且,不断进入和不时退出这两个队列的人口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总的来看,青少年和青年人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不过这两个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之势。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这两个人群所占的比例分别由2000年的15.9%和18.4%下降为2005年的16.5%和14.6%(见下表)。这种动态化的流变显然增加了研究和干预的复杂性。          青少年和青年不只是一种符号或标签,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鲜活实体。当我们将目光从“青少年”和“青年”这两个漂移的抽象名词移向现实世界时,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制度、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成年的青少年和业已成年的青年人在社会角色、责任、义务、机会及能力方面不尽相同,在某些方面还迥然有别。社会上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社会期望也大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像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与年龄挂钩的“青少年”与“青年”概念,连同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概念事实上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下面让我们对深嵌在社会角色、权利、责任背后的年龄划分略做一番考察。     1.公民与政治权利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第3条载明:“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未成年人虽然得到了特殊的保护和待遇,但由于他们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因而不能依法享有成年人应有的公民和政治地位,同时也无需承担成年人应负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和法律后果,《刑法》的规定是有显著差别的。     年满18周岁是一个公民第一次拥有政治权利的合法年龄。《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宪法》虽然将青年、少年和儿童加以区分,但具体的年龄界线却未加说明。《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可见,18周岁是法定成年年龄,因而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意味着从此爬上了成人的阶梯,也告别了未成年人的称号。跨过这个门栏之后,距离青少年期的结束也就剩下两年时间了。     2.受教育情况     非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分野莫过于是否在学校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从学龄的角度看,假定6周岁开始入学,6-11岁应处于小学阶段,12-14岁为初中阶段,15-17岁高中阶段,18-22岁年龄组应处于大学本科阶段。由此看来,18周岁左右应完成了中学教育,换言之,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应是成年人。《义务教育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这里所谓的适龄者,按学龄推算应主要指15岁以下的人口。在这部法律的法条中,儿童和少年几乎都是同时并列出现的,儿童出现了36次,少年35次,条文中不曾出现过青少年一词。很显然,把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15岁以下的初中生称为少年是恰如其分的,应比笼统地称着青少年更为贴切。     3.就业     《劳动法》第15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58条规定:“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第94条还载明:“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可见,16周岁是合法的就业年龄,满16岁但未满18周岁的劳动者是受特殊劳动保护的。     4.法定结婚年龄和合法性生活     从历史上看,男女孩的青春期都比较短暂,男孩子往往很早就参与养家活口的劳作,而女孩子常常尚未告别儿童期就已完婚并生子,从而早早承担起了成年人的责任。按照《婚姻法》,男女性的法定婚龄分别为22和20周岁,尽管一些农村至今还残留着早婚早育的习俗,但总的来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地区,青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明显高于法定的最低年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年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6岁,到2000年上升为24.5岁(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8:2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6岁,其中女性23.5岁,男性25.9岁(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7)。与此密切关联的是,年轻人的平均初育年龄也推迟了。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从1990年的23.6岁上升为2000年的24.5岁,到2006年达到25.7岁(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8:21)。     随着营养、生活水平及其他条件的改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少女月经初潮的年龄呈下降之势,平均约为12-13岁(Dixon-Mueller, 2008:248)。据200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汉族女生初潮的平均年龄接近13岁,其中城市为12.6,乡村12.7,男生首次遗精约为14岁多点,其中城市14岁,乡村14.2岁,城乡男女孩之间已几乎没有差距(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2007:232)。上述事实表明,男女青年的“性待业期”都达到了7-8年,而实际的平均年数应该更长。这意味着当代年轻人性成熟与合法过性生活之间的时间差越来越大了,这就不可避免引发许多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5.对儿童青少年的特殊保护     鉴于儿童作为未成年人的脆弱性和弱势地位,这个人群的健康与发展在世界各地都往往得到特殊的保护,中国也不例外。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并按照这个全球人权框架下相继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上个世纪90年代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都是根据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专门制定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的设立和完善同样是出于保护未成年儿童少年权益并促进其发展的目的。     一言以蔽之,无论按国际标准抑或中国法律框架,公民与政治地位、受教育、就业及最低婚龄等方面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多半是建立在刚性的年龄之上的。这与其说是精准的年龄划分,毋宁说是社会角色和履行角色的能力的区分。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区分不同人群尤其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不同的权利、义务和社会角色。从上述意义上讲,厘清未成年与成年青年之间的分野显然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     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步入青春期之后,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开始在个人生活中渐渐凸显出来。少男少女在生理、心理、情感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皆处于剧变之中,一些人还会深受“成长烦恼”的困扰。更何况,青少年和青年本身都很多元化。处于青少年期这个连续体两端的人口,即10和19岁的可能大不一样,这就更甭提10和24岁这两极之间的差异了。10岁的少男少女可能尚未进入青春期,他们还同父母生活在一起并处于求学阶段。而跨入成年期的19岁青少年有可能已离开家庭或学校独自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了。他们中有的人或许已开始探索性问题,有的人则有可能已处于性活跃状态。随着年岁增加,人生经验和阅历势必更加丰富,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也会有所不同。然而,不管是10多岁还是20多岁的,总的来说,未婚青年会都因缺乏必要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技能和权力而面临较大的风险,其中的未成年人就更加脆弱了。     这一切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起、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该研究将定量与质性资料收集方法结合起来,从供需两个维度探究了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信息与服务的需求、供给、利用及其障碍。2009年进行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涉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22288名15-24岁的城乡未婚青年;质性调查包括对青年男女本身,也包括对父母、教师、服务提供者与管理者及决策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这是中国首次就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展开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下文所用的定量数据和质性资料均源自这次全国性调查,尤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等2010年5月4日发布的问卷调查数据报告——《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等,2010) 。     按照联合国系统有关青年统计的惯例,也为了凸显未成年和成年青年之间差异,本文将调查对象分成15-19和20-24岁两个年龄段,前者主要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后者则是年轻的成年人。很凑巧的是,2009年开展问卷调查时,15-19岁被调查者正好属于“90后”,而20-24岁的恰好是“80后”,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尽管这两个年龄段青年在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及行为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之间差异也异常明显。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加深显然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同的时代烙印。限于篇幅,下面仅从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对15-19和20-24岁两个年龄段青年的生殖健康状况略做考察。     (一)知识     了解非意愿妊娠和感染性传播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的风险和危害是加以预防的前提之一。调查问卷设计了二道问题来测度未婚男女对性交行为风险和后果的知识。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能正确回答“女性一次性交就有可能怀孕”才刚刚超过半数,占50.7%;认为“人工流产对女性以后妊娠不会产生影响”却足足有一半人,达50.3%。对于困扰很多男青年的“手淫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这道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为15.6%。令人担忧的是,能正确回答上述三道性与生殖健康知识题的被调查者仅仅只占4.4%,其中青年为4.8%,女青年3.9%。     分两个年龄段的满分率数据显示,20-24岁青年知识掌握的情况略好于15-19岁青少年(χ2=23.69,p 人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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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风窗: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专访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 作者:本刊记者石勇 发自上海  来源:南风窗     王晓明   1955年6月生于上海,浙江义乌人。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中,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将近20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以药家鑫事件为标志,社会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   从“现代化”的历史长时段上看,在一个社会的剧烈转型过程中,大多都会出现道德沦丧、人心变坏的现象——曾经的西方如此,今天的中国似乎也难以例外。   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   “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它的逻辑和轨迹如何?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典型精神成长史   《南风窗》:说起中国社会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比如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阶层固化、信仰缺失,等等。一个不认为这一切很合理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这样?   王晓明:问题是挺严重,原因也很多,都搅在一起。为了说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先把范围缩小,从“个人”的精神成长开始谈:一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慢慢长大,他碰到的各种社会规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会将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先来看他怎么读小学和中学。这个阶段大致是10年,越接近高中,应试教育越是一手遮天,考试成绩第一,别的一概让路,玩蚂蚁、数星星、看电视、打球、读小说……凡是不能直接兑换为分数的事情,无论小孩多么喜欢,都得放弃,学校里老师这么管制他,回到家父母还是这么管制他。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开始“社会化”时的两个最大的权威,一旦他们口径一致,小孩只能服从。   《南风窗》:根据心理学的说法,大概从三四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么孩子就会感受到一种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他以后可能会报复社会或他人。   王晓明:没错。但在有能力报复之前,这个小孩已经先形成了两个意识:一、自己很渺小,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二、为了权威告诉他的那个以金钱为基础的将来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的大部分兴趣和爱好。   《南风窗》:进入大学阶段以及工作后,这些东西更被强化了。   王晓明:假定他顺利考入大学了,一开始,他可能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很放松,翘课、睡懒觉、每天打篮球…… 但到三四年级,找工作的压力来了,当他四处递送简历而回音寥寥,筋疲力尽地从“人才市场”回到宿舍的时候,或者,他凭本事笔试过关,却在面试环节被利索地淘汰的时候,他一定痛苦地发现,在这个越来越讲出身、讲关系的现实中,个人努力其实并无多大用处。   《南风窗》:他又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王晓明:对,他在少年时代体验到的那些消极的经验,现在又攫住他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个人”意识:一方面,各种从小就包围他的外部力量——比如父母的呵斥:“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很早就让他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最重要,别的都无所谓;另一方面,他同样很早就明白了,自己是不能做自己的主的,奋斗和反抗都是没有用的。    从“裸婚”到职场“心理过劳”   《南风窗》: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冲击和包裹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   王晓明:对,譬如爱情,在我们分析的这位年轻人到目前为止体验的各种情感中,它可以算是最具正面性的一种。假定他顺利从大学毕业,最后也找到了一份白领工作,薪水不高,但日子能过,这时候,他爱上了一位也是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希望与她一起走今后的人生长路。   但是,就像电视剧《蜗居》和《裸婚》所展示的,在今天,除了相爱之外别无所恃的年轻人,多半困难重重,压力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坏,现实的算计逐步压倒青春的欢乐,贫贱夫妻百事哀……   如果一个年轻人从爱情中尝到的,大部分都是沮丧和失望,是物质现实的强大、个人精神和心理冲动的退却,那就意味着,他的主要靠青春活力支撑的积极心态,再一次遭遇重大破坏。只要能深切体验某一种超越狭隘功利的美好价值,人内心的其他同类体验就会得到鼓舞。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这位年轻人不相信世上有纯真的爱情,他大概也不会觉得公正啊、人的尊严啊,真有什么意义。   《南风窗》: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阻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王晓明:再来看这位失恋青年的职场生活。今日的城市白领,无论国企私企还是外企,都经常碰到不能准时下班、周末出差之类的事,劳动时间被变相延长。更糟糕的是,公司运转越成熟,对员工心力的榨取也越厉害,尤其是那些薪水相对较高的行业,例如金融和IT行业,员工劳动的“心理强度”都明显增强,即便人是下班回家了,精神却松弛不下来,依然觉得很累。   《南风窗》:您提出的劳动的“心理强度”这个概念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   王晓明:看起来他是回家休息了,但他却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看一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电影或话剧,他甚至没有心情和父母多说说话,因为这也同样需要投入心力,要对别人保持关心和敏感。这样累得久了,连谈情说爱的动力也会消散:“我哪有精力啊……”他要的只是放松,只是第二天早上能有精神回办公室继续“搏命”。说得学究一点,他是完全陷入“劳动力再生产”的循环,无力发展自己的其他需求了。   《南风窗》:您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王晓明:是。一个小孩日长夜大,他的精神和心理的自主性,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进入社会和职场,对社会公正的信心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和各种人交往,对非物质功利的情感和价值的体验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3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后者,那就可以断定,“人心”大概不会好。    分配不公会抵消经济增长正面作用   《南风窗》:社会道德和人心上出现的问题,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对此怎么解释?   王晓明:经济发展了,贫困的压力轻了,人心应该会变得松驰和温和,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一般来说,要比我这年龄的一代人善良。   《南风窗》:这里有不同的关于“他人”的预设。在你们那一代人,一个人肯定和“他人”有关,无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但在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没关系。   王晓明:也就是说,往往只有在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才会形成对他人的比较深刻的关心。去年11月,为什么10多万人自发去悼念上海大楼火灾的受难者?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就在于这火是从外墙烧进窗户里去的。“坐在家里都不安全!”正是类似这样的联想,让习惯于不闻窗外事的上海市民,感到无处可退,必得要表示抗议了。   《南风窗》:回到您前面说的,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了,人心问题却更严重了呢?   王晓明:这就要说到事情的另一面了,经济增长虽足以令人心变得温和,至少不那么紧张,但财富的分配机制严重倾斜,以至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增长反而强化了经济对他们的压力。如果大家都穷,虽然我不满,一看别人,“都差不多啊”,我对自己“贫穷”的感受就不会很强烈。现在不一样了,贫富悬殊,虽然中低收入者口袋里的钱也增加,但这个增加赶不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多数人从经济增长中感受最多的,反而是经济压力的增大,于是更焦虑、更紧张了。   也就是说,分配制度的严重倾斜,大幅度抵消了经济增长对于人的心理和伦理状况的改善作用。    头脑知道对错,但身体不配合   《南风窗》:还有腐败在刺激人们。   王晓明:和经济压力的强化搅在一起的,是各种腐败。尽管仍有很多正派有为的干部,但如果问老百姓,今天社会上哪个群体最糟,他多半会说:官员!现在公众对官场的评价确实非常消极。   这个消极的意思是,一方面,普遍觉得官场很腐败,另一方面,又普遍觉得奈何不了这个腐败。   今天民众获取资讯的途径比过去多了不少,但在目前这种局面下,民众对官场腐败的理解反而更容易消极。以前知道得少,比较容易将腐败看成是一种局部现象,因此也就有信心去上访、去抗争。现在知道更多信息,容易认为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 类似这样的判断,确实容易助长人的无奈感。   正是这种无奈感,从一个方面助长了社会性腐败的膨胀。你意识到“恶”很强大,所有的东西都被它压着,你奈何不了它,那怎么办?一条路是逃开,躲到什么角落里去独善其身,也有人继续反抗,但大多数人恐怕只能走第三条路,放弃抵抗,渐渐麻木,甚至有意无意地分一杯羹。   《南风窗》:这就是一种恶性的犬儒文化了。   王晓明:对。这种文化的根很深,不但扎在一般所说的文化层面,更有很粗的根,深扎在经济层面。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就是市场如果不生产出和它配套的文化的话,它没办法顺利运转,因此它也直接来生产文化。   它生产文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日常生活,培养人对于现实环境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不要说城里的年轻人,就是现在农村的许多年轻人,也不再如父辈那样勤劳能吃苦,而是跟城里人一样懒惰,这种懒惰,就是这种逻辑训练的结果。再比方说,无论城乡,人的很多情感,都习惯性地通过消费来表达。   《南风窗》:好像离开了吃饭喝咖啡喝茶买东西送礼,一个人就不会表达了。   王晓明: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强化一个人的被动性。这个被动性不等于头脑糊涂,许多时候,我们其实是知道怎么一回事、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但是,头脑想清楚了,要奋起了,身体却拖着坠着不配合,理智上知道要节约能源,身体却要开冷气开暖气,不然就生病!身体已经被改造得一离开给定的现实环境,就不适应了,它似乎无力去创造别样的生存环境,尽管理智上知道那个更好。   《南风窗》:以资本逻辑来支撑它运转的社会,需要制造两种东西。一种是根据契约原则在市场上流动的“劳动力”,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所普遍具有的“社会性格”,尤其是要制造“消费者”。刚才您所说的出现人的疲惫、倦怠,可以归结为是“消费社会”制造出来的。   王晓明:从某个角度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无论城乡,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越来越多地体验对于现实环境的屈服的过程。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加固了前面设想的那个小孩的消极的精神成长:他越长大,就越缺乏自主性。   可是,今天的人的所有良性的道德选择,都依赖于精神的自主性。越是社会风气坏,你选择做一个正派人、一个不同流合污的人,就越同时是在选择做一个自主行路的人。这方面的困难,可想而知。    社会共识一旦形成将扭转消极心态   《南风窗》:近年来,资本主导社会的现象好像越来越明显。   王晓明:是的。资本逻辑成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主导力量。进入1990年代以后,政治结构实际上也越来越明显地按这个逻辑而重新组织。   这样的社会再生产推进到一定程度,整个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也完全改变,我们从大学就可以看出,比如,基础学科声音越来越轻,实用学科嗓门越来越大,立足于工具理性的学科喉咙越来越响,不这么立足的学科差不多都闭嘴了。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文化的再生产,就越来越像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利益的膨胀过程,其他的空间急剧缩小,这结果之一,就是一部分专家越来越不说人话,公然替权贵帮腔。   《南风窗》:专家坚持良知,会被视为不符合资本逻辑所决定的游戏规则,他可能很难混下去,除非出局,才会讲几句真话,假如确实有相应的学识的话。   王晓明: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 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   因此,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南风窗》:不能坚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辩护,由此形成几乎每个人思考和选择的共同的社会和心理背景,那实际上也等于说,出现药家鑫类的人,也不 足为奇了。   王晓明:是。今天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明白基本的是非,但他守不住,因此很不安,在这种时候,一旦参加某个公共问题或媒体热点现象的讨论,就本能地偏向那些能减轻自己这不安的歪理。药家鑫案中他的一些同学的言论,就是例子。   《南风窗》:药家鑫案中有一种声音“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干”,这种声音现在似乎比较流行。比如说,“我要是女人,也会当小三”。它背后有这样的逻辑:这是社会逼的,所以,不要问我有什么责任。但这样说话和行动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社会”影响别人。   王晓明:一个人要能如此反省,前提之一,是他多少有一点介入公共事务的正面体验,他能由此——哪怕是部分地——相信,因为公众的努力,社会能够变好。   可是,这些年来,我们对个人介入公共事务的体验,有多少是正面的?维权的代价,往往十分惨重。一个人如果长期缺乏这种正面的经验,他就会本能地愿意相信,社会是社会,他是他,彼此没什么关系。而到这一步,他也就不会再考虑“我这样做对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一类的问题了。   《南风窗》:糟糕的道德和人性状况,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哪些后果,特别是正在剧烈转型的今日中国?   王晓明:最大的后果就是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差,稍有风吹草动,就一塌糊涂。当然,社会的自我保护和修正能力也因此很弱。   《南风窗》:现在不少人都有一种无力感。   王晓明:但我们无需太悲观。所有的社会变革,背后都有一个东西在逼迫,那就是千千万万人的现实感受。“不能再这样下去”的社会共识一旦形成,就可能扭转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些消极心态。“文革”结束以后就是这样,今天和以后,我想也依然是这样吧。人民群众要求社会进步的共识之力,谁也挡不住。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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