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妇女节 , 外佣居港权 , 外佣政策 , 左翼廿一 , 刘况 文：刘况 按：今年妇女节，我们会以香港的女性移民工为主题，有一系列的文宣、放影会与行动。香港有多达30万名移民工，是很少受到注意的一群女性为主的弱势群体。她们来港工作与家人分隔两地多年，但同时不断受到歧视与误解。或者我们可以在今个妇女节，对她们作多了解一些以及作出团结的行动。 去年，在外佣按法律程序申请居港权的议题上，自由党、民建联和民主党反对，公民党和社民连支持。11月区议会选举显示，支持一方失去不少选票，加上几次「爱护香港力量」发起反外佣的游行，令人不得不检讨外佣的争议。反对者的基本出发点是，外佣来港打工，因而不属于基本法规定的「通常居住」香港的人士。支持者则表示，外佣官司的意义在于，法律上必须澄清依据什么原则给予外地来港人士居港权，基于法律上人人平等，外佣应跟其他外地来港人士一样，得到平等对待，否则就可能构成歧视。两方观点，立足于法律上对香港居民的界定，民建联、自由党和新民党主张人大解释基本法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公民党和社民连则反对释法。 本文希望说明，法律层面的争议没法令我们正视，外佣来港工作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脉络。根据美藉人类学家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持续十多年的研究，其著作《听人使唤的香港女仆──移民工的故事》注一可以令我们看见，外佣现象折射出本地劳动市场的阶级问题和性别压逼，这是大多数港人和政党不愿正视，亦不敢处理的问题。 揭开自由市场的幻象 首先，回顾外佣来港的历史背景，有助揭开自由市场和自由选择职业的幻象。我们强调，外佣签署雇佣合约来港，受合约和相关政策所约束，跟本地劳工选择一项职业，或去选择一件商品，十分不同，数十万留港的外佣面对的处境，并非简单的你情我愿的结果，而是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所造成。外佣来港做家务劳工(foreign domestic helpers)，源自1973年香港政府输入外佣政策。港人为何需要外佣？郭思嘉指出，六十和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经历了重大变迁，双职家庭出现，女性投入劳动市场的人口大增，双职家庭(double-income families)导致家务劳工短缺。不难想象昔日在工厂的女工，可以享有较高的收入和较独立的生活，而白领女士日渐增加，产生家务劳工的需求。显然，外佣来港工作，正好令本地妇女外出工作不致疏忽照顾家庭。 其次，为什么不聘请本地劳工？一般认为外佣来港打工，比其本国赚取的收入更高，这固然是事实。然而，人类学家的敏锐观察指出，我们不应忽略本地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七十年代新兴的中产阶级不再接受被传统家务劳工「马姐」那一套教养子女的文化，马姐年纪一般已届四十以上，有生育和料理家务的经验，会向年青雇主直接表达其观点。反之，外佣中介工司向本地雇主推介外佣时，特别宣传外佣年青，第一次来港，较被动和服从(submissive)，又可以教孩子英语，沟通没有障碍，这正好合符本地中产雇主的心意。不少中介公司强调，泰佣和印佣比菲佣更加服从，印佣不及菲佣般西化、外向、独立和有主见，因此雇主更容易驾驭他们。加上，印尼领事馆积极保证印佣政治组织较弱，印佣投诉会比菲佣少，令1993年只有六千留港印佣，至2006年大幅升至十万人，2009年有超过十二万，服务超过五十万港人。因此，表面上，外佣来港可以获得更高收入，而且可以满足本地中产阶级由雇员变成雇主的满足感，只需要付出低廉的价钱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追求个人事业。 有意营造的种族身份 三十多年来的外佣政策，造成港人对菲律宾女人和印尼女人的刻版印象，她们是港人的仆人，听从港人的命令，也不被视为港人的一份子。与其说这是个人主观偏见，不如说是政府、外佣中介公司和中产雇主有意识地营造的种族身份，以保证外佣不会融入本地社群而成为港人。郭思嘉引述1986年和1993年政府高层官员两度表示，选择输入外佣而非中国内地劳工的好处是，内地人和港人多有亲属关系，而且容易融入本地社群从而成为「永久居民」。加上，菲律宾和印尼政府规定，外佣要续约或传换雇主，就得回本国办理相关程序，除了手续繁琐外，更需再付费给中介公司，由此可以严格控制他们出入境期限，并令她们负债偿中介费用，而服从于新雇主，不会轻易辞职或转换雇主。换句话说，输入外佣政策也是塑造港人身份的过程，外佣自然的种族肤色变成了人为的文化身份，成为打工阶层中最低下的家务劳工，他／她们连基层市民得享的人权和社会文化权利都沾不上边。 商品化的女仆 对中产雇主来说，外佣不是外劳，而是商品化的女仆。女仆必须驯服于主人，中介公司甚至标榜肤色较黑，脸上有疤痕的女佣，不会挑起男雇主的情欲，可以令女雇主安心。更准确地说，她们不是自由市场里的劳工(free labourer)，而是驯服的主体(docile subject)，起身作息、行为举止、衣着和谈吐都要服从于雇主的命令，甚至打一通电话也要受到监视。在私密的家庭生活里，外佣却为监视和猜度的对象。郭思嘉记述一次奇观的经验，一个曾在马尼拉当经理的菲佣，回祖国参加哥哥的婚礼后，把婚礼的录像和她香港的雇主分享。中产雇主出于礼貌，一直把录像看完，同时感到非常诧异，原来这位外佣如此富有。她来港工作，不是为了赚更多钱，而是「想看看香港」，感受这个大都会生活的方式。不妨设想中产阶级能否接受女仆比他们富有？能否接受自己一向认为「愚蠢」和达不到他们要求的女仆，原来在菲律宾有田地，可以建几间大屋？ 阶级的焦虑(class insecurity)，正好掩盖了中产阶级于本地劳动市场承受的压逼。他们宁愿忍受长工时，也不愿意放弃高薪厚职，亦不相信集体行动可以改变劳动条件，因此他们期望外佣跟他们一样，勤劳和服从，以维持既定的阶级差异，从而得以继续享有社会名誉和相对高的收入。郭思嘉的研究，以傅柯的理论为出发点，关注外佣置身其中的权力网络，突出菲律宾、印尼等地和香港政府共同绘制的压逼地图。这张地图上，印有外佣在假日时常聚会的遮打道，遍布全港家居里全程受监视的「私密」空间，外国领事馆、中介公司、政府和中产雇主携手镇压外佣一切不满的声音，以巩固地区经济差距造成的全球分工。作者特别把外佣在2005年世贸部长级会议期间示威的照片，放在全书的中间，可见她们齐整的游行队伍和团结的服装，仿佛要求我们正视一群不被视为香港人的他者一直在香港抗争，宣示驯服的主体同时努力反抗，力求成为自主的主体(autonomous subject)，在法律尚未为她们带来平等的时候，她们团结的行动已经展现了追求平等的勇气。 注一：Constable, Nicole.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 stories of migrant work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作者是香港“左翼廿一”成员、教师）

青海警方发布公告，对参与示威活动的藏人限期自首否则严惩。西藏昌都噶玛寺过半僧侣被遣返原籍务农并严控。留在寺院者被迫对党表忠心，反抗者遭毒打。 本周三是西藏3.14事件三周年。本台得到一份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公安局上周二发布的公告副本，汉文和藏文对照的告示写道，曾参与囊谦县2月8日的抗议示威者，应依照警方命令在2012年3月某日（此处日期被抹掉）前到公安局自首，否则严惩不贷。   本台记者就此周三分别致电囊谦县公安局和县政府，接听官员均一问三不知。 公安局官员：您是哪一位？ 记者：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安局是不是上周二发了一个公告让2月8日参加抗议的人自首？ 官员：我不知道。 记者：2月8日囊谦县是不是有藏人抗议示威？ 官员：2月8日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昨天才轮的班。   本台藏语部得到消息，被指2月8日在囊谦县抗议示威的藏民有两批，一批是集结在县体育场的约1000名俗人。有消息说，他们身着传统服装，祈祷并高喊口号“西藏自由”、“达赖喇嘛万岁”，反对中国政府统治，要求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另一批数百藏人聚集在囊谦县大寺庙，唱经并抛撒糌粑和大麦粉。   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告诉本台：“2月8日囊谦县众多民众举行一些佛事活动、祈祷活动，在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里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由于那天我们西藏流亡政府这边举办了一个纪念或悼念西藏境内自焚藏人的活动，由于牵涉到这一活动，当局把2月8日当地民众举行的一些佛事活动跟政治挂钩了，现在要让他们到公安局去自首。”   同时，西藏昌都噶玛寺被指无适当身份证明的104名僧侣被遣返原籍，被迫以非信徒身份务农，而寺庙共有200名僧人。据悉，原籍各村委会分别负责对这些遣返僧人实行再教育，未经村官批准不得离开本地。   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则对留下的僧侣实施政治再教育。僧人住宿区被迫悬挂中国领导人毛、邓、江、胡的照片。村民和留寺的僧侣被强迫谴责达赖喇嘛，并对中共表示效忠和感激，拒绝执行命令者被毒打。噶玛寺院管理委员会拍摄整个在台上的谴责过程。   本台记者周三致电昌都县政府询问相关情况。 接听官员：哪个电台？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 官员：有事吗？ 记者：对。请问现在象噶玛寺这些寺庙的僧人如果没有适当的身份证明是否就要被遣返原籍？ 官员：对不起，我现在有点事情要忙。   格桑坚参说，所谓无“适当身份证明”是当局清理寺院的托辞：“他现在开始在清理整个寺院。其实他说那些被遣返的108名僧人没有什么身份证只是说辞而已，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这些跟当局关系不怎么好或不听话的僧人全部遣返回乡。”   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白木浪接受本台访问时介绍西藏寺庙情况说：“他们加大了寺庙管理制度。特别是今年西藏自治区新的一个措施落实了，在寺庙里都建立了协管会。以前寺庙民管会都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由住持等任职，但是现在改变做协管会，专门由政府的干部主管。”   当局还采用给予养老金等办法促使寺庙管理人员加强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主要他们要争取爱国先进僧人的称号，还有如果寺庙不出现任何问题，可以说是和谐模范。寺庙里都在落实这种。”   他说，三月当局对藏区实施严密控制：“藏区现在三月份都特别紧张，今天昨天全部是武警和公安，出入都要办身份证。”   此外，藏人自焚死亡者丹增彭措（音）的妻子被迫搬往邻近昌都县的古汝（音）镇，当地政府分配给她一份清洁工作，并让两个孩子在当地上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江沛的采访报道。

星期三，青海同仁的一位藏族僧人点火自焚，后被送经医院救治；与此同时，同仁县及其附近的泽库县的4000名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加强藏语教育。 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星期三的自焚事件发生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寺，这名自焚的藏族僧人叫加羊华旦，他今年34岁，他在隆务寺前的卓玛广场自焚，被其他僧人们送往医院被救活。其他藏僧后来把华旦带回寺庙，因为担心他会被中国当局逮捕。但是新华社的报道说，星期三上午10点，隆务寺僧人加羊华旦身着被汽油淋湿的袈裟走出隆务寺，掏出打火机点火自焚，被执勤人员及时发现。执勤人员在第一时间灭火救人。 受伤僧人第一时间被立即送到黄南州人民医院救治。12点10分，隆务寺数名僧人和部分藏族群众冲进州人民医院将受伤僧人加羊华旦强行带走。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与寺院僧人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积极与受伤僧人家属协调，准备将受伤僧人送往西宁治疗。印度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的外交和新闻发言人桑杰嘉说，华旦是自2009年以来藏地自焚的第28位藏人： “活佛藏人行政中央和达赖喇嘛曾经多次的呼吁停止这种自焚事件。当然还有西藏境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有名的作家像唯色之类的很多人也呼吁中央停止这种自焚。藏人行政中央也持同样的观点。” 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的消息，星期三，同仁县各寺庙的500名僧人高举达赖喇嘛的画像，试图进入该县县城的中心广场举行示威，但是他们遭到警察的阻止。记者无法接通同仁县政府的电话对这一消息加以确认。 与此同时，本台藏语祖报道说，同仁县及其附近的泽库县星期三发生中学生上街游行事件，大约有4千名中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当地政加强藏语教育。记者接通了泽库县政府的电话，要求查证这一消息， 记者：“泽库有部分中学生上街游行，是不是有这个件事？” 泽库县政府：“这个现在我不太清楚。不知道你们是哪里得到的消息？”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 泽库县政府：“网上得到消息？那咱们也不清楚。” 记者：“县里不知道这个事情哦？” 泽库县政府：“我们不清楚这个事情。” 但是印度达兰萨拉西藏行政中央的外交和新闻发言人桑杰嘉说，他们和泽库的藏人通过电话，当地学生确实上街游行，以维护藏人的教育和其他权利： “有一个地方叫泽库县，这地方的中学生上街游行。但这种事比较普遍，之前其他地方像安多阿坝地区僧人或藏人自焚的时候，也有学生也曾经参与过这种抗议活动。有的是中学生，也有小学生走向街头抗议中国政府。”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在人大记者会回答关藏人自焚问题时表示，对藏人自焚感到十分沉痛，但是温家宝说反对这种极端的行动干扰、破坏社会的和谐。西藏行政中央的外交和新闻发言人桑杰嘉说，西藏流亡政府也不`赞同藏人采取自焚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抗议： “我们最主要的是呼吁中国政府要克制，呼吁中国政府面对西藏存在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呼吁中国政府改善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然后跟西藏行政中央或达赖喇嘛代表进行对话。” 纽约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西藏过去一年连连发生藏人自焚事件，中国政府把藏人的这些行动怪罪于海外流亡政府的诱导，但实际上，中国政府应该从自己的西藏政策上找原因，应该更加尊重藏人的文化和人权： “西藏这种持续不断的自焚已经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抗议和反抗了。这个民族愤怒已经到了极点了。否则不会有人不断地用自焚来、自杀来表达愤怒和抗议。” 过去一年，中国西藏地区连续发生多起自焚抗议事件，有近20人死亡。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自焚背后的原因是北京对西藏的压制和文化灭绝政策。中国政府则认为，藏人自焚是达赖喇嘛及其藏独分裂集团欺骗诱导的结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今年三月份至今，中国西南部藏区已连续发生4起藏人自焚事件。西藏自治区政府目前再次部署维稳工作，加大全区检查力度。 中国官方“西藏日报”星期四报道说，负责维稳工作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郝鹏日前通过视频连线再次部署全区维稳工作。报道说，3月13日晚，西藏自治区维稳指挥部总指挥郝鹏步行进入拉萨八廓街及小昭寺等地。郝鹏还指责“达赖集团不断策划煽动、图谋在西藏闹事”，并强调当地正处于维稳的关键时刻。 虽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星期三向中外记者重申，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实行西藏区域民族自治。但在当天，青海同仁县隆务寺发生一名喇嘛自焚。这已是今年三月至今，中国西南藏区连续发生的第4起自焚事件。 加拿大艾伯塔大学中国学院的姜闻然教授认为，虽然当前西藏局势动荡升级，但在中共“十八大”高层领导人换届之际，当局也只能通过强化“维稳”，试图保持现状： “从目前的政策来看，中共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拿不出来很多更有效的办法。从这个基本动因来讲还是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从长久来看西藏本身会不会有更大的自主性。我觉得这些反抗性的一些活动确实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没有拿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今年和明年是中共和中央政府领导的一个转折和换届的过程。所以说我觉得从温家宝的反映来讲是维持底线、维持现状。” 据本台藏语部和美联社发布的消息，星期三发生藏人自焚事件后，引发当地500余位僧人高举达赖喇嘛肖像抗议集会，示威活动曾一度导致青海隆务寺遭警方包围，事态紧张。 在深圳的中国民间“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中国国内有关西藏事态的消息来源，还只能依赖官方单方面的宣传渠道。而官方一味以海外势力挑动自焚加以指责，并无助于倾听藏人的诉求，化解矛盾： “西藏这些政府部门要求要把维稳作为第一线，这样就联想到之前广东乌坎事件，当地官员也是用维稳来办法压制民众，导致矛盾激化。藏区持续出现的这些问题原因在哪里？我觉得特别是党政部门应该认真地了解，倾听藏人的意见，而不是说一味地用粗暴的办法来对付压制这种抗议的声音。同时应该开放媒体。有更多的沟通管道，就不至于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这些自焚的僧人或者说所谓海外的势力。” 本周三，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西藏局势问题时，强调要发展西藏经济，同时指责藏人自焚行动是“干扰、破坏社会的和谐”。 加拿大艾伯塔大学的姜闻然教授表示，在涉及宗教和民族纠纷问题上，经济援助终究难以实现“政治稳定”。而中国中央政府能否主动开启西藏实际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尚有待观察： “中央政府对西藏经济投入大量的资金、投入大量的援助这个是比较长期的一个政策，但是通过最近这些年发展的历史我们来看，单独大量的资金注入或者经济支援本身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就等于政治上的稳定。指责海外势力，认为他们在国内煽动也有忽视了西藏内部和中国国内发展过程的这个矛盾。所以说我觉得中央政府现在仅仅指责海外或者仅仅依靠经济发展来诉求政治稳定的情况下，没有见效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能够进一步地采取一些在自治方面、在宗教方面和民族调和方面的一些措施还有待于观察。” 本周早些时候，欧盟成员国法国、德国、英国、捷克，以及美国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了西藏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3名在联合国总部外绝食抗议的藏人健康状况表达关注。而目前西藏当局日益强化的维稳举动，更为当地的局势增添了不确定的因素。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2012年 3月 15日 美议员就朝鲜叛逃者问题批评中国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詹姆斯·麦戈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将朝鲜叛逃者遣送回国是严重侵犯了这些人的人权。 麦戈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官员清楚，那些朝鲜人被送回国后会面临悲惨的命运。 他说，中国应该允许叛逃者申请难民身份，美国和国际社会应该将这个问题作为一项首要议题。他说，北京无视人权，中国必须面对因此所产生的后果。 朝鲜星期二指责韩国绑架因经济和个人原因到邻国旅行的朝鲜公民的做法。 星期一，包括朝鲜叛逃者在内的几十名人权活动人士到中国在首尔的大使馆前举行示威，要求中国停止强迫遣返。他们和韩国国会议员朴振一起敦促中国给朝鲜叛逃者难民待遇，这种难民身份可以保护他们避免受到强迫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