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录

听说如今有很多人在做“头等强国”的梦，我没有见过，只是耳闻。有梦想当然是好事，总比浑浑噩噩好。我虽然没这样的梦想，但也不会反对别人有梦想。       直到看到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一个报告，我才有了一点发言的欲望。这个新闻透露的是个喜讯，标题叫：“我国已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揉揉眼睛，说的果然是我国在2008年底，终于从长期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显然和“头等强国”的梦想还很遥远。       报告中另外两个数据，却又似乎显示出一些“头等强国”的气派。一个是2008年的财政收入，有6.13万亿元，60年间增长985倍；另一个是外汇储备60年增长了近14000倍。财政收入也就是政府的收入，政府收入中还有一大笔非财政收入，数量也与财政收入不相上下。       一个政府收入和外汇储备有如此天量增幅的国家，难道还不算“头等强国”吗？       当然不算，因为，还有另外的数据制约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60年间仅增长了18.5倍（98600%÷1950%=51，就是说这60年里，政府收入的增长率至少比群众收入的增长率高5100%、5100个百分点，或者说“快51倍”。——楼主批注），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       比较这两组数据，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头等强大的政府，大致是没错的。这个政府，可能比年年巨额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都要强大，但头等强大的政府，并不意味着背后就能成长出一个“头等强国”。       近几十年来，有句口号一直很流行，叫“国富才能民强”，大家似乎天然认同这个逻辑，很少有人辨析。然而，细究当下，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可能都与这个逻辑有关。       国富民强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原句是“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从“民富国强”到“国富民强”，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下次序，但因果与逻辑关系完全不同。汉语的模糊性，使一个中国古代的常识性理念，就这么悄悄地被改头换面了。       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从春秋之后，民富才能国强就成了政治家治国的一个常识。       管仲曾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论语》有子对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还对国富民弱这种状况做过结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意思是，这种国家是要溃败的。       到北宋，王安石明确指出两者的逻辑关系：“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8世纪也曾问道：“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结论是：“只有个人的富裕，才能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       人们常言康乾盛世，岂不知“家天下”的康熙和乾隆，在如何“藏富于民”上也动足了脑筋。       有学者作过统计，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过天下的租赋有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4年多的全年财政收入。       而乾隆更厉害，曾先后5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亿两。       据黄仁宇计算，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可见盛世之名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民富才能国强”曾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政治伦理，今天却被各种花里胡哨的政治思想，搞得含混不清！       为何把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无法成为“头等强国”，反而充满了社会危机呢？       战国时代的尉缭子很早就指出：“亡国富仓府，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意思是，要想亡国就把财富集中到政府的库房中，因为，政府能控制的财富越多，各种腐败行为会愈多，社会矛盾便越激烈，贫富分化也会越厉害，社会秩序反而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祸患之中。       比如，曾辉煌一时的秦与隋朝都是这样，虽留下了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宏大工程，但都崩溃于一时。       苏联也是这样崩溃的，苏联曾是世界上最强盛的两个强国中的一个，苏联政府在搞军事和搞“国际政治”、对外称霸上很有钱，但在搞民生上很拮据、很吝啬，苏联群众的生活水平很低，食品和生活用品都很匮乏。       如果国家的强大不是以民众的富裕为基础，两者不是一个共同体，民众不仅会对政府的富裕漠然置之，对其衰败更是无动于衷，因为与民众无关，甚至盼望这样的政府衰亡得越快越好。如此一来，民众对政府的离心力，也会加速社会的崩溃。       其实，中国能否成为“头等强国”，缺少的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政治理念。而是要在一些常识问题上，与人类经验真正形成呼应，这个梦想才可能有基础。       就是说，不能违反人类社会的规律、社会规律，就象我们做事不能违反自然规律一样。有些中国人总认为中国能成为人类社会规律的一个例外，总认为中国可能、可以不必按人类社会的规律做事，大跃进时期提出的“十年超英，15年赶美”、“5年超英，10年赶美”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违反人类社会的规律，违反常识的。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不是把政治或经济说得越来越复杂，而是如何说得越来越简单，因为，问题往往出现在那些最简单的地方。比如，成为“头等强国”首先得有“头等强民”，没有这个基本逻辑的认定，谈得再多都是枝节问题。枝节越多，人们越糊涂。       政治学和经济学在今天表达得越来越复杂，不过是权力隔绝民众的一种技巧！       人们研究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模糊事实，或者分散民众的注意力，而是为了呈现一个社会的真相和对未来的远见。但学者们却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样的学问又怎能配得上政治、经济这样美妙的词语呢?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其中有这么一段：      “中方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方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有效促进创造就业，中方将加速发展服务业，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为进一步改善民生，中方将继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等。”       这段话有些意思，也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无论是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是进一步改善民生，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都是我们中国政府对中国老百姓应该做的事情，怎么还需要向美国政府承诺呢？难道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还关心中国老百姓的民生吗？       这分明是中美对话中，中国对美国作出的保证和承诺。无论怎么看，中国作出的这些承诺，原本属于自己的内政，中国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这样做了，更无需给美国承诺，向美国保证，毕竟中国人民收入分配如何，好像与美帝国主义无关。       可是，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其实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中国做出这种承诺，也等于是在向美国示好。       事实上，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劳动者权利保护，社会保障等等，本身也不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但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自然美国政府首先是考虑自己的利益。       因为，中国老百姓太穷，收入太少，社会保障太差，人们买不起东西，国内市场很小，中国就只好生产更加低廉的血汗产品，向美国出口，结果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严重失衡。美国人也着急啊！所以，美国人不得不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改善国内老百姓的生活，提高劳工报酬等。       那么，什么办法能够让中国人不再这么拼命生产血汗产品，向美国出口？人民币升值既然做不到，那么，就促使中国政府把中国人当人，让中国人能够多一些收入，然后，拿这收入购买国内的产品，这样，就会走向良性循环。——这办法或许可以试试，       中国劳动者收入增加，就会花钱买东西；中国人社保有保障，就减少后顾之忧，也敢于花钱。而通过这种方式，就会减少国内矛盾，保持社会稳定。而中国社会的稳定，事实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社会分崩离析，人们狼奔豕突涌向周边国家，以及美国，那么，美国人能受得了吗？       美国人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中国人民生，当然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但是，这种做法同样也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这么浅显的道理，中国政府看不到吗？需要美国人来施压和说明吗？       中国政府当然是明白的，只可惜，这么做不一定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工具，前几天世界银行就有统计，说中国１％的人占有４１％的财富。中国政府就是１％的人手中的工具。而消除收入差距，公平收入分配，提高劳工工资，完善社保之类，并不符合那１％的人的利益。谁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呢！       就我所知，中国的“劳动保护法”就是在德国施加压力下才制定的，现在在美国施加压力下，中国政府又向美国承诺了。       奇怪的是，这次没见到爱国贼们喊什么“不许干涉我国内政”之类口号表示抗议，看样子，这“内政”还是可以干涉的嘛。       王二麻子虐待父母孩子，同仁看不下去了，就对王二麻子说：“你要对你家人好一点，别自顾自只管吃喝嫖赌，否则我就不跟你合作生意了。”       这回王二麻子一改流氓秉性，没有指使那几个被愚化了的孩子高呼，“不许干涉我家内政”，难道他一夜之间变成好人了？你信吗？                                 （网文编辑）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 请点击进入~

今天又是敏感词了，我不知道当年去国的敏感词们，现在你们好吗？

       
赵作海冤狱十一载，彰显今日中国之悲歌（转载）

                 
作者：熊永立  来源：博客中国 
2010-5-10

                  
得知获释消息赵作海失声痛哭

   
今年4月30日，被同村人赵作海“杀害”10多年的河南省商丘市农民赵振裳突然回家。此时，赵作海已经被判服刑11年，他的妻子早已带着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改嫁到外地，十几年没有再回去，也从未去监狱看他一眼。

   
此事被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

   
赵作海，一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在“和谐盛世”的21世纪，却被担当社会正义最后一道守护神的国家司法部门，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对所谓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司法机关，真是莫大的嘲弄和讽讥！

   
本没杀人，为何承认杀了人？一切皆因刑讯逼供使然。不仅赵作海遭受身心之摧残，其妻子赵小齐，亦难幸免。她曾经被警方关在一个酒厂，长达一月之久，受尽折磨。警察用棍子打她，让她跪在砖头上交代赵作海的“罪行”。人民警察的这些“故事”，读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我们不禁要问，早被现代文明国家不耻和唾弃的古代酷刑制度，为什么至今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依然阴魂不散？这一丑恶的黑道酷吏手法，究竟还催生了多少无辜的冤魂？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面对如此天大的冤屈，赵作海和其妻子放弃了抗争，选择了沉默，甘心于权力的欺凌和暴戾。

   
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后，赵作海默默地接受了权力对他的死刑宣判，未提出上诉。即便在服刑期间，他也一直没有提起一次申诉。

   
面对这样的一份颠倒黑白的判决，面对这样的“赵作海”，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已经无语！

   
中国底层民众，是世界上最温良的一群人，他们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直至今日，他们依然是中国社会地位最为卑微的一个群体。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去责怪赵作海及妻子面对刑讯逼供时，所表现出来的惊恐和懦弱。

   
肉食者们以凶惨的逼迫方式，在最隐蔽的场合，把最大的身心痛苦施加于他们身上，以彻底摧毁他们的尊严与人格，让他们失去最后一点点做人的勇气。历史上，有几个人能经得起如此身心摧残？他们不得不低下那卑微的头颅，向自己悲惨的命运屈服。

   
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责怪赵作海丢弃了击鼓鸣冤的气节和勇气。在这个权力横行，赢者通吃的社会，任何社会个体的抗争，都是微不足道的。

   
连社会正义化身的司法权都已经如此为虎作伥，我们还能奢求什么？古代还有“包青天”，今朝今世的“包青天”在哪里？

   
可怜的赵作海，面对这样的人生际遇，他不得不忍声吞气，甘愿受辱。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择。

   
这是赵作海个人的悲剧，也是今日整个中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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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当年，三个办案负责人仍在公安系统，且都得到升迁。

   
赵作海叔叔赵振举介绍，当年主抓赵作海杀人案的领导朱培军，时任柘城县公安局副局长，现任商丘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局长；当年柘城县公安负责刑侦的领导丁中秋，现为柘城县公安局副局长；而当年刑警大队队长罗明珠，现在已被调任商丘市公安局。

   
柘城公安局宣传股股长张树营证实了赵振举的上述说法。

   
附2：

   
赵作海获释后“被旅游”？

   
赵振举表示，赵作海的妹夫余方新，于前晚到开封等待赵作海出狱。但是，赵作海获释当天，柘城县检察院和法院的人及县委书记，已专程赶到监狱，赵一出狱，马上将其接走。

   
当天，记者拨打余方新电话，手机一直关机。赵作海一整天未出现在赵楼村。赵作海姐姐和叔叔均称不知道其去向。赵振举说，曾接到县公安局电话，“他们说，带赵作海去旅游了”。

   
记者又多次拨打柘城县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多个负责人电话，他们均表示不清楚赵作海身在何处。

   
赵振举说，赵作海和县委书记在一起，记者拨打县委书记手机，也一直关机。

   
附3：

   
根据聂树斌、佘祥林、赵作海，三个案件的相关报道，多年前，我天朝的公检法一干人等，经过废寝忘食地缜密侦查、细致工作，均已将上述案件办成“铁案”，除了这次赵作海的案子官方明确承认是“冤假错案”外，聂、佘两案的经办者，面对事实，至今还言之凿凿，不肯认错。

   
从聂树斌到佘祥林，再到今天的赵作海，这样的人间活剧几乎每年上演，主题雷同，情节雷同，主人公的遭遇和结局雷同。——相比还能侥幸活下来的佘祥林和赵作海，聂树斌就更为凄惨，背负十恶不赦重罪并惨死在枪下，冤情至今尚未昭雪。

   
吾等屁民还能说什么呢？天朝英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