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
“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他们和老舍、张国荣的死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几乎无人关注。”作家孙惠芬说。 （CFP/图） 中国平均每年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指出，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死亡者，80%来自中国农村。 自杀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34岁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老年人是中国两大自杀高峰人群之一。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老年人为空巢老人。中国农村孤独居住老人，已接近四成，很多“空巢老人” 缺乏精神慰藉，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孤独、失落、抑郁等情绪。 2013年7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该法称：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优待的权利…… “老无所依”、“老无所养”从伦理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 “你们来采访农民自杀，不会对庄河不好吧？”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前，作家孙惠芬很是纠结。她怕自己接受采访，会给家乡大连庄河带来负面影响。 2009年末，同是庄河老乡的贾树华给她发出邀请时，她犹豫了两年，才决定和丈夫一起参与到贾树华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的评估与干预”调查中。 从2000年起至今的13年里，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带领团队，一直在她的家乡大连庄河农村，进行自杀死亡系列研究：“90%的自杀死亡者，从未寻求过任何帮助，自杀家庭获得国家和政府渠道的正式救助几乎是零。”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庄河是辽宁省大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约92万，在2011年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序为第44位。 “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但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一个个数字，让孙惠芬感到震惊。 “为什么选择庄河作为自杀研究基地？它是我的家乡，各方面关系都有，能够顺利开启自杀这个一直被视为禁区的研究计划。我们第一个研究测试，就是从我妹妹家的邻居开始的。”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3年5月，作家孙惠芬的小说《生死十日谈》在《当代》发表，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专门为这本书召开研讨会，“中国农民自杀死亡”现象引发社会关注。 为了不给家乡抹黑，孙惠芬甚至在《生死十日谈》中都没有提及“庄河”的名字。但她没有料到，《生死十日谈》出版后，庄河市委宣传部向全体党员干部推荐了这本书，并希望基层政府能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因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如果没有开明的官员的理解，民政、妇联等组织的帮助，一线工作的妇联主任的支持，这些计划也不可能进行。”贾树华刚刚完成的项目，是她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她和她的团队，走访了庄河八个乡镇，现场调查采访254个自杀者家庭，试图找到“中国式自杀”对于农村丧亲遗族和家庭的影响及其干预策略来。 2013年5月23日至28日，南方周末记者和孙惠芬、贾树华及其调查团队，一起走访了自杀死亡研究地，探访了十多户自杀者家庭。 没法过了 自杀档案1：家庭矛盾 “我如果那天不骂她，她就不会喝药自杀。”赵明军坐在凌乱的大炕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赵明军的家在一个土坡旁，远离公路，也远离赵村。赵家是一排红瓦坡顶的房子，这里被四周的果园包围，黄土地上，绿色的果树生长茂盛，蜜蜂嗡嗡飞舞，远远看上去，充满诗情画意。这是赵明军为了结婚盖的瓦房。 一踏进赵明军的家门，是过道也是厨房，落满灰尘的灶台杂乱无章，一个硕大的铁锅里还有些剩饭，灶台边堆着高高低低的碗，两个剩菜碗里，是没吃完的鱼，招来了许多苍蝇，四处乱飞。 赵明军今年43岁，小学毕业，瘦高个，浓眉大眼，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脸色蜡黄，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刚刚从午睡中醒来，衣服上都是污渍，身上一股酒味儿。7岁的女儿异常沉默和早熟，过道里是依靠着板凳的患软骨症的老母亲。 乔霞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2004年，21岁的乔霞嫁给36岁的赵明军。婚后不久，赵明军发现乔霞经常为小事发脾气，有时候还爱摔东西，大吵大闹。性格急躁的赵明军也来气了，往往就会对妻子大打出手。每次吵架，乔霞总说自己不想活了。 2009年6月的一天中午，赵明军回家吃饭，乔霞正在屋里做饭。他看见妻子没有洗鸡蛋，而是直接把从鸡窝拿来的沾着毛粪的鸡蛋放到锅里，和米饭一起煮，赵明军又骂了乔霞。两人争执到最后，赵明军打了妻子两巴掌。 吃完午饭，赵明军去睡午觉，一个小时后醒来，发现乔霞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意识，身旁放着百草枯的药瓶，满屋都是刺鼻的药味。 “我国女性自杀诱因以家庭、婚姻纠纷为主，比例超过50%，甚至可以达到80%。惠芬老师的解释是尊严的丧失。”贾树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农村妇女素有遇事‘一哭二闹三上吊’之说，这是传统的愚昧的解决问题方式方法和现象。现在中国人都不上吊了，喝农药更方便更经济更容易一些。各种农药太容易获得，家家茅房后面都有，村村小卖店有卖。” “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在贾树华眼里，“百草枯”是农村自杀者的“第一杀手”，她此次调查的245例自杀案例里，喝“百草枯”的自杀者是最多的。 “我不该和妻子动手，脾气太暴躁。”赵明军一直活在内疚和后悔中。 妻子死后，赵明军每天4点就去地里干活，到了饭点还要赶回家给母亲和女儿做饭，因为忙不过来，家里的猪没人看管跑掉了。 在农村，自杀被认为是不光彩和晦气的事情。没人会选择嫁给他，甚至乡亲们没有必要都不会来他家，赵明军一家生活在孤独中，村里同龄的小孩也很少和女儿玩耍。 贾树华和当地的村干部曾想帮助这个家：“这个女儿已经有点自闭，我想把她带到大连，找个城里人家寄养，这样父亲也更容易找到老婆。”后来发现不行，女儿现在是这个家庭运转惟一的希望和动力，父亲和奶奶因为内疚，把自己的爱和希望都给了这个孩子，如果她离开了，这个家也就散了。 如今赵明军算是接受了妻子的离去；多年躺在床上的老母亲，靠着板凳也能够行动了，偶尔还能够帮孙女做点饭，或者去门前的地里摘洗点菜。7岁的女儿也快要上小学了。 她拿出了自己的拼音本，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一笔一画的铅笔字。里面不小心掉下一张照片，那是她妈妈的证件照，照片上，她妈妈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发黄的照片上满是女儿的手印。 求死 自杀档案2：老无所依 2007年8月5日下午5点，在离村庄不远的山上，85岁的张元峰在自己腹部割了两刀，第一刀没有割开，就割了第二刀。 “当时肠子都出来了，他在地上疼得直翻滚。”发现他的村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们跑回村，找来他的儿女，把他送回家中，请来乡村医生诊治，村医认为伤口太大，已经无法缝合伤口。他的7个儿女，不肯出钱往城里大医院送，放弃了抢救。第二天早晨，张元峰因流血过多致死。 张元峰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很多年里，他一直和四儿子一起居住。张元峰性格开朗，十分勤劳，除了有风湿病，身体基本健康，还经常上山下地劳动，家务活也都是自己干。 57岁的四儿子把父亲的死归于老年痴呆症和精神错乱，理由是自杀前两周，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不仅经常忘事，有时连家人都不记得了，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回家，夜间睡觉时还经常出现震颤症状。 当地村民背地里说，张元峰虽然有7个子女，但活得并不幸福，其他儿女平时基本不管老人，和他住在一起的四儿子长期酗酒，脾气暴躁，儿媳也不孝顺。对父亲的自杀，四儿子不愿多谈，他觉得父亲自杀让儿女们蒙羞；另一个儿子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感到羞耻”，父亲这样离开，不免村里人在背后说他们不孝。 “中国已经成了老龄型社会，截至2012年3月30日，中国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为1.85亿，其中49.7%的老年人为空巢老人。农村还有570多万，是‘无子女、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贾树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老无所依、子女虐待老人已成为农村普遍现象，不给老人饭吃，给老人馊饭吃，逼迫高龄老人下地干农活等虐待行为屡见不鲜。“但这个85岁的老人生养了7个健康儿女，最后剖腹自杀，没有当场死亡，儿女放弃治疗，不送到医院缝合和抢救，还是比较极端的。” 和张元峰不同，80岁的黄吉胜自杀是不愿意再拖累侄儿。 黄吉胜小时候患有眼疾，视力微弱。26岁时，黄吉胜的妻子难产，最后妻子和孩子都没保住。他大受刺激，从此眼睛失明，需要别人帮助和照顾才能维持日常生活。 因为怕拖累别人，黄吉胜一辈子未再娶。黄吉胜的大哥不放心弟弟一个人过，把他接到家中一同生活，一照顾就是五十多年。 2006年，黄吉胜的大哥胃癌去世，侄儿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照顾黄吉胜。 “我叔叔眼睛不好，但为人很好，善解人意，很明事理，一辈子都在替别人着想。我和叔叔感情很好，生活中遇到事情，不和父亲商量，却会和叔叔商量。”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虽然经济状况一般，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开心。2010年6月，黄吉胜大嫂突发脑血栓，全身瘫痪，家里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我母亲瘫痪以后，叔叔就有些反常，以前很喜欢听广播，后来也不听了，经常和我说不想活了。他说了很多次，我只是安慰下他，没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如果我当时多开导叔叔，他也许就不会自杀。”侄儿黄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12月25日，黄吉胜在侄子和侄媳都出门后，在家里窗台下上吊自杀。 黄吉胜到死也不知道，针对他这样的孤寡老人，年满60岁、丧失劳动能力，可以去政府的敬老院生活。 53岁的李春菊选择自杀，是因为爱，她不愿意再拖累丈夫孙德勇了。 2009年2月25日，刚刚过完春节，孙德勇去大连打工，8天后，李春菊在家，偷偷服“三步倒（老鼠药）”自杀。在遗书中，她叮嘱丈夫；“你要再找个伴，但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康的妻子。” 李春菊和孙德勇育有一儿一女。生女儿时，因为难产，大出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家里经济条件差，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32年来严重失眠。为了给她治病，孙德勇带妻子去了很多医院看病，前前后后，倾家荡产，还欠下了大约7万元债务，最终还是没能治好。 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08年末。这年年底孙德勇打工回家，工钱却没有拿到，一家子只能过了一个拮据的春节，这令好面子的李春菊备受打击。2009年正月十六，她对丈夫说，不想活了，拖累了丈夫一辈子，病也治不好，活也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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