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十八梯棚户区，外人眼中的重庆“贫民窟”，距离解放碑商业区仅一街之隔。从重庆“母城”到城市“毒瘤”，十八梯被重庆速度远远抛在后面。2010年，十八梯拆迁改造工程启动，摄影师王远凌深入十八梯，记录下这些城市底层居民的面孔。 周云舫，男，91岁，原五金公司职工；张君香，女，71岁，原街道会计。老两口50年代起就住在十八梯商业局（现商社电器）职工宿舍。老两口称，这幢楼刚修好的时候非常漂亮，如今却变得十分残旧。近几年，随着原住民逐渐搬走，租赁户增加，除了老两口外，已没人再关心这楼。 王安茶，46岁，茶馆老板。1984年，茶馆开业，老板是王安茶的母亲。如今，王安茶便成了老板。20多年间，茶钱从最初的1分2分涨到了1块5毛，茶客却还是来来去去的这些老顾客，就连茶具茶杯也都基本没换过。 李奇志，54岁，重庆垫江人。李草药在十八梯开草药馆已有9年，开出了名气，所以人们都叫他“李草药”。他性格内向，每天除了看病就是看医书。草药馆能顺利经营，一方面靠他的医术，更多还是靠他老婆的打点。 陈素华，101岁，在十八梯居住超过70年，是改造片区里唯一的百岁老人。老人身体一直很好，但一次起身上厕所的时候摔伤了。伤病之后，老人每天只能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 何绍章，81岁，还俗方丈，常年住在“圆门山庄”旅馆。1948年到1989年，何绍章在峨眉山当僧人，一直做到了该庙住持方丈。60岁那年，亲人变故，他决定还俗下山。何绍章来到十八梯，住在临时的旅馆里，后来干脆在旅馆外搭了个小窝棚，3块钱一天，也算安了家。但对于喜欢四处喝茶访友的他来说，这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 任毅，地铁公司轻轨项目水电工。任毅不想住工棚，想有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于是在十八梯的一间旅馆住下了，5元钱一天。任毅习惯穿着干净的工作服和皮鞋，他觉得自己比那些穿破旧解放鞋的人看上去要体面。在十八梯，小旅馆多多如牛毛，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价格不等，但不会超过十元一晚。 王小梅，24岁，民营服装厂女工。王小梅在这个服装厂工作了快5年，如今已是4岁孩子的母亲。十八梯即将拆迁，服装厂还没找到新厂房，暂时停产了。王小梅面临着“半失业”的状态，每天只能等待着。 韩雪，19岁，贵州六盘水人，在十八梯外附近的一个发廊做小工。韩雪与男友及另一对情侣合租了一套房，每月租金600元，比外面便宜了不少。随着十八梯的拆迁，租赁合同期满之后，韩雪又要为找住处而奔波。因为出了十八梯，就很难再找到这样便宜的房子了。 何文林，64岁，低保户，与弟弟一起住在十八梯的公房中。虽然有老婆孩子，但基本上都没有跟他住在一起。由于房屋位置造成的常年潮湿，与大部分上年纪的居民一样，何文林患有严重的风湿。因此，何文林每天只能坐在家里，保持着一个固定的姿势。 唐立中（男），重庆人；唐冶香（女），广西人。两人在广东打工认识后，放弃了在广东相对优厚的待遇，回到重庆发展。2010年7月30日，他们举行了婚礼，新房是临时找的平房。尽管婚礼在十八梯举行，但小两口称，这仅仅是为了圆一个父母们“在老家办婚礼”的梦，等有钱了，他们会搬到条件更好的新房里生活。 黄峻凯，3岁。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1岁多从农村来到十八梯跟奶奶一起居住。由于还没到上幼儿园的年龄，黄峻凯每天只能在巷子里跑来跑去。大人们爱逗这个孩子，但一旦打起了麻将，就再没有人跟他玩了。 郑金林，45岁，住在十八梯厚池街的公房里。郑金林2岁就患上小儿麻痹症，母亲早年丧夫，为带大四个孩子，不得不卖血持家，根本无钱给郑金林看病。如今母亲老了，郑金林则承担起家庭杂事，白天出去捡垃圾，同时兼顾煮饭和洗衣服。郑金林希望一直能陪在母亲身边。 徐岚，62岁，原重庆电焊钳厂工人。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她搬到了现在这个32平方米的房子里。这一住，就住到了孙女参加工作。徐岚退休后，每天的生活就是跟家里的吉娃娃狗玩耍，做饭，然后等着丈夫、女儿、孙女回家吃饭。在听说十八梯要改造的时候，个性安静的徐岚曾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激动地哭诉着十八梯居住环境的恶劣。 王秀英，72岁。王秀英在十八梯临街的一幢老楼上住了26年，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捡来的。但王秀英爱美，最近她捡到一个挎包，每天都把这个包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向迎，20岁，患有白化病和中度视力障碍，跟着师傅做盲人按摩已有5年。向迎所在的按摩店租赁在十八梯厚池街，小有名气，但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老客户逐渐搬走，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他们希望能在繁华地段找个店面，继续维持这份利润微薄的生意。 王俊华，58岁，四川岳池县人。王俊华从老家来重庆，在医院做护工。每次来重庆找工，她都会在十八梯的女子旅店住上几天，一旦找到工作，便离开旅店，搬到医院附近的出租房。护工通常做不长久，所以，王俊半年来一次重庆，来时在十八梯住几天，走时也在这儿住几天。 曹贞蝉，47岁，重庆渝北石船人。曹贞蝉初到重庆，刚刚住进十八梯的这家女子旅馆。住下后，曹贞蝉将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对于她这样的农村妇女们来说，只要要求不高，找一份工作很容易， 唐贤德，53岁，在十八梯的重庆热工仪表厂工作。唐贤德在仪表厂工作了34年，这34年都在这个小厂房中度过。这个厂也是十八梯片区最后一家尚在生产的企业。在十八梯即将拆迁之际，唐贤德和这个拥有几十人的小厂即将面临一个选择——在其他地方把厂办下去，还是就此分钱散伙？ 易淑芸，81岁，天主教徒。易淑芸是原山城针织厂职工，1951年就在十八梯居住。1986年，易淑芸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每天生活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做学习圣经。易淑芸称，她愿意在十八梯拆迁之后，把补偿的房产留给女儿和孙女后，到养老院生活。女儿则在其他地方买了套新房，想把母亲接过去。到那时，易淑芸也就搬离十八梯了。 张小妹，8岁，住在自家的房子里。她酷爱拉丁舞，曾经获得舞蹈比赛的一等奖。由于一家5口都住在一起，张小妹只能在狭窄的楼道练舞。她希望有一天能搬进一个宽敞的新家，有一块地方容得下自己和舞伴一起跳舞。 余海，48岁，原来是金属材料公司的工人。2000年下岗后，他就以摆地摊为生。余海住的地方是原来单位的礼堂，被分割成大大小小十多个房间作为职工宿舍。这里最多的时候住了几十口人，现在搬的搬，拆的拆，就剩下余海一个人留了下来。 张元正，64岁。张元正从小便住在十八梯，如今他和老婆、80多岁的老母亲依然住在十八梯。张元正右眼视力不好，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听收音机。 冯玉珍，78岁。1978年，为给老伴治病，冯玉珍卖掉了解放碑的房子。老伴去世后，冯玉珍开始了她的“漂泊”生涯，四处租住。2000年，她住进了敬老院，但由于肠胃一直有病，经常大小便失禁，她觉得影响了别人的生活，又搬了出来。2009年，冯玉珍换了三个住处，最后落脚到了十八梯。这个布娃娃，是她唯一的伴。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1721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山城“贫民窟”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11/23, 20:14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贫民窟的尊严 传奇贫民窟 – 九龙寨城 张海迪：对生活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传奇乞丐粉笔字震惊全国，字库上门求字 为什么说步步惊心才是史上最强穿越，因为若曦是会计女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璀璨山城乐活游 胡志强：创旅游春天 (@yun) 巴西：狗的贫民窟 (@ermiao) 山城·猫记 (@ermiao) (利比亚反抗军)利比亚反抗军攻下首都附近一个山城 (@yun) 跳蛋有多猛，女记者亲身试过就知道 (@fanjian) 无觅

美国《纽约时报》11月3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难题》的大特稿，字字句句击中中国留学生的要害，让人不禁感叹：原来美国大学已经将中国留学生分析得如此透彻。 文章说，那些急着想要增加国际知名度和校内学生多样性的学校，已经冲去中国招生了。中国学生像是一笔天赐的财富，能够帮助美国大学解决紧缺的资金问题；但这些学校同时也在“如何才能分辨出真正优秀的中国学生的泥沼”中挣扎。 谁才是真正优秀的学生？ ■原因 申请过程由中介一手包办 美国大学已经渐渐开始明白，大部分中国学生都会求助于留学中介，整个申请过程由他们一手包办。 《纽约时报》说：“教育中介在中国扮演着长期且重要的角色。招生专家说，中国学生将重心放在课业上，也许从没写过一篇个人论文。另外，推荐信这样东西在中国几乎毫无意义。而中介能够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就是引导整个申请流程，让它看起来就像在外国办事那样。” 一些中介会在申请材料上作假。 堪萨斯州立大学国际招生部主管刘易斯说，他曾收到过来自同一家中介明显的伪造材料——申请的5个学生身处不同的城市，但使用了同一家银行的户头；5份成绩单中有3份一模一样。 去年，一个机构出版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针对250名准备赴美留学的北京高中生、他们的父母和数十家中介机构。 报告指出，90%的中国申请者提交了捏造的推荐信，70%的个人自传是由别人代写的，50%的人篡改了高中成绩，10%的人列出了从未得到的奖励和成绩。报告还说，这股申请的作假之风还将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加愈演愈烈。 不为学习英语只为考出高分 中国人会读书，这早已不是新鲜的传闻。众多考过美国大学留学必备考试托福和SAT的人，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考了高分并不意味你就有和分数一般高的能力。 《纽约时报》说：“中国学生学习以考试为中心，高中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准备高考。因此，大部分学生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苦读英语是经常的事儿。”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招生部助理柏崔西·帕克说，他见过很多中国学生在她面前自豪地炫耀自己记住了上万个单词，学习考试机经（历年流传下来的考题和答案）和考试的答题技巧，这帮助他们能在考试中猜对答案。 她还遇见一些学生，能在短短一个暑假的时间里，提高30分或40分的托福成绩，但是他们的英语口语却一点没有提高。 ■改变 授课方式的改变 为了适应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很多美国教授做出了显著改变。 首先，减少演讲形式的考试。皮埃尔教授说，过去他一学期一般要求学生演讲3次，但现在尽量只让他们讲一次。因为曾有美国学生跑来向他抱怨，听不懂中国学生到底在讲什么。美国学生说：“这太让人痛苦了。” 其次，尽量使用最简单的词汇。史怀哲是金融学教授，有一次一个中国学生跑去问他：“‘升序(ascending)’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因为他们听错问题了，还是他们不会说英语？” 最后，很多学校开设了帮助国际学生融入美国学术生活的课程，同时也为那些班上有中国学生的教授开设研讨班。 完善招生程序 对于那些一年只能到中国一两次的美国招生老师来说，很难了解哪些才是真正的好学生。 于是，今年他们开始聘请更了解中国学生的当地机构帮助招生，尽管这事儿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所以备受争论。 另外，很多美国学校还加大了针对中国学生的面试力度。他们有的会派人常驻中国，对学生展开面对面的面试，有些则会使用skype（视频聊天软件）进行视频面试。 针对申请材料作假的问题，美国学校开始聘请设在中国的第三方审查机构，复查学生提交的成绩单。 ■现状 新学期伊始…… 特拉华大学（位于美国东部）开学这天，几十个新学生挤在一个小小的学生中心大厅里，大多穿着时尚，水磨牛仔裤搭配着亮色球鞋。他们分成两群，一半人安静地摆弄着手上的智能手机，而另一半则在热烈地交谈。如果你不说普通话，还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人群里，有个孩子像是丢了魂，无法融入任何一方。因为，除了他是哥伦比亚人（拉丁美洲国家）以外，其他都是中国人。 范伊苏（化名）是这群学生中的一员，6小时前刚从上海飞到这里。和大部分被特拉华大学录取的学生一样，他拿到的是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说，他必须在成功完成英语课程后，才能正式注册入学，开始大学生活。 范伊苏申请的是金融专业。他说自己毕业后会回到中国，加入父亲的建筑公司。当被问到你为什么要来一个离家11000多公里远的地方读大学，他回答说：“美国人的教育很好。” 谁才是真正的好学生？ 《纽约时报》说：“这种看法在中国广泛流传。” 事实就是，赴美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在几年内激增，这让美国大学震惊。不像韩国和印度，他们一直在向美国输入大量学生，但数量一直保持平稳。今年到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是3年前的3倍，共有4万人，已经跻身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团体。 那些能为国际学生提供特殊语言课程的大型公立大学特别受中国学生欢迎，特拉华大学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校的中国学生从2007年的8人飙升至今年的517人。 这些孩子基本都来自国内迅速扩张的中产阶级。他们能够支付全额学费，无需奖学金，有助于解决美国大学紧张的预算问题。 另一方面，他们也给美国大学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到底谁才是真正优秀的“中国好学生”？ ■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还得从中国学生在美国读书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说起。这些问题让美国大学惊呼：“他们和申请学校时，个人自传里、教授推荐信里形容的那个人是同一个吗！ 作弊、剽窃问题很严重 今年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秋季学期中，学校发现有几个坐在教室里的学生的相貌和他们在几个月前参加托福考试时拍摄的相片完全不同。这证明他们的托福成绩是别人代考的。目前，堪萨斯州立大学已成立了一个起草处理托福作弊政策的委员会。 去年9月，在特拉华大学纽瓦克校区的新生报到会上，语言学院主管斯科特·斯蒂文站在几乎坐满了学生的剧院舞台上。他身后的大屏幕展示着一张巨大的照片——两个白人学生坐在课桌前，其中一人试图偷看另一个同学的卷子。斯蒂文告诉主要是中国学生的观众：“你们都很聪明，所以就用那份聪明完成自己的卷子。” 斯蒂文坦言，面对人数激增的中国学生，防止抄袭几乎成了他们的首要工作。 英语水平跟不上 《纽约时报》说：“中国学生英语水平有限。虽然他们优秀、努力，但还是无法和同年级的美国同学处于同一水平。” 马达蒙（化名）就读于语言中心的衔接课程，这是最高级别的语言课程，从那里毕业的人就可以正式开始大学课程。 他的第一堂课是中国古代史，几个星期下来，他无法完全听懂课程。他说：“我大概能听懂70%的内容，没法听懂具体在说什么，一些细节和单词听不懂。” 有很多学生最开始都以为自己读上几个月的英语课程就可以，结果却在语言中心里待了一年多，为每8周的课程支付2850美元（约合人民币18000元）。 有5%的中国学生在大一课程开始前，就已从语言课程中退学。 死寂的课堂 吓跑了外国同学 去年秋天，一共有35名学生注册了肯特·皮埃尔教授的中级会计学课程，其中17人来自中国。很快，美国学生都不见了，教室里只剩下3个美国人。 为什么美国学生都逃跑了？他们说：“课堂上实在太安静了。” 《纽约时报》说：“在亚洲的很多学校里，设置大量课堂讨论是相当反常的。皮埃尔教授认为，同理，如果把一群美国学生放在中国学校的课堂上，他们将会变成一群合不拢嘴的话匣子。 皮埃尔教授补充说，“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不会比其他本科生差。”这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中国学生在定量分析方面的过人能力，在无需精通英语的商科和工程专业里占有优势。 ■为何仍然爱招中国学生？ 有的为名有的为利 就在不久前，某网站的汤姆老师接到美国一所大学教务长的电话，他让汤姆老师帮助招收250个中国学生。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招那么多人时，该教务长说，他们学院正面临严重的预算赤字，需要有人填补。他说：“我们需要额外的、能够独自承担学费的学生，在中国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人。” 事实上，中国已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留学生市场。当美国俄克拉何马基督教大学决定招收国际学生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该校国际项目负责人说：“中国就是我们的目标。” 也有人不这么认为。特拉华大学的哈克博士说，他拒绝接受这种说法，“从新泽西来的学生也要付学费。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为了增加校内学生的多样性和学校的国际知名度”。 纽约时报原文如下： This article i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a daily source of news, opinion and commentary for professors, administrators and others interested in academe. Tom Bartlett is a senior writer at The Chronicle covering ideas and research; Karin Fischer is a senior reporter cover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OZENS of new students crowded into a lobby of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s student center at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Many were stylishly attired in distressed jeans and bright-colored sneakers; half tapped away silently on smartphones while the rest engaged in boisterous conversations.

老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天要15元的消费”，说他吹牛。孩子们也体会不到，“高速路啊，立交桥啊，火车站啊，怎么繁华，怎么人多”。没人去想，富士康厂房里，17岁的田玉，每天2880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是否有损坏，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本刊记者张蕾发自湖北襄阳 雨天。院子里泥土稀滑。砖砌房的正厅里，田建党坐在自制的小木凳上择菜，边择边说：“我在深圳记忆最深的事，就是去买菜。大夫说田玉要补充营养，吃排骨。我去一个卖菜的小超市，买了3棵蒜苗，1块钱；3棵香菜，1块钱。”他摇摇头，叹气一样吐出3个字：“太贵了。” 他身后正对房门的墙面正中间，挂着“气度非凡、和蔼可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左右的对联是：光辉思想照千秋；光辉思想照千秋。横批：福星高照。这是湖北襄阳老河口市孟楼镇邓岗村田庄的一户普通农民，也是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的家。 离乡 去年二月初二（3月17日），龙抬头。田建党接到村工委书记的通知：大女儿田玉在其打工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宿舍楼上跳了下去。 田建党完全没法相信。 “我们村里前几天有个小孩在城里上学，给他们家打电话说是他孩子出事了，叫他拿6000块去。”后来证明，打电话来的，是个骗子。 害怕上当受骗的老实农民田建党，马上联系跟女儿同在深圳打工的侄子，让其跑去医院，确认了消息。 田建党打听了镇上懂得联系航空公司的人，被告知当天襄樊（去年10月，襄樊更名襄阳）飞深圳的飞机已经没了。他只能等到第二天一早从镇上的长途汽车站出发。一个多月前，田建党就是在这里送别女儿南下的。 去深圳之前，田玉对深圳是座怎样的城市“一窍不通”。电视里，重庆的城市规划宣传片给她描绘了一幅大都会画卷，里面的世界斑斓闪耀。于是她想，所有的城市都是一样的吧。 田玉念完中专的课程后进入实习期，在家闲了两个多月没事做，打电话给在深圳打工的堂姐说想过去。 插秧“很累很累”，“天没亮就要起来”；种地“很脏很脏”，“像插秧，整天在水跳蚤、泥泞里面做”。田建党的“想象就是，在工厂干活，就是时间长一点，（但会）很轻松的吧。最起码在这个厂里卫生要干净一点”。 田建党舟车辗转来到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梅林关外的龙华镇，比家乡的老河口市还要大，地上有散发霉味的垃圾，天上有彻夜不休的霓虹。这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里，坐落着一间给海外电子产品做代工的庞大工厂，名叫富士康；老板是个跟影视女星传过绯闻的台湾商人，名叫郭台铭。 老田不晓得那么多，他一直唤女儿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为“副食”康。 在医院病房，老田守着刚从ICU里推出来的女儿。她保住了命，但下肢瘫痪。 从去年1月起，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先后传出15例自杀，其中3人幸存。 田玉苏醒过来以后，田建党逐渐问出女儿跳楼的原因–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田玉始终没有领到工资卡，龙华厂区的领导说她的卡在观澜厂区。田玉在观澜厂区转了大半天，被几个办公室踢皮球，最终也没领到工资卡，身无分文的她哭着步行回了14公里外的宿舍。加上此前弄坏、弄丢过两个手机（爸爸给买的手机掉到洗衣盆里坏掉，跟堂姐借的手机，放在工作服里被偷走），气性大而又毫无社会经验的田玉，在挣扎了一晚上之后仍然觉得这个世界绝望得无解，便跳了楼。 “就好像人掉到水里不会游泳一样，乱扑腾。”田建党总结道。 除了老田，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人会因为这样粗浅的理由自杀。作为一枚工厂的零件，躺在病床上的田玉，就像老家屋堂正厅墙壁上的对联一样，在旁人没留神的时候，一不小心，成了个难以理喻的bug。 “城市无情” 在深圳龙华医院的花园里，独自枯坐了6个半月，田建党没弄明白怎么才能让女儿站起来，没弄明白什么叫“人道主义”补偿，没弄明白富士康为什么宁愿花几亿修高楼防护网也不愿派个管事的人来问问田玉为什么要跳楼。 他只明白了一件事。 “虽说城市里，国家政策、人心都是好的，（但）实际上，城市无情。你这个人，有利用价值了，在城市能生存；要是老弱病残的时候，（本）属于农村的，你（就）得拔腿回来。” 老田第一次出远门是去北京，因着有六七个人结伴，初到大城市也没有感到不安，只觉得“比农村好几百倍”。“那一年，好像有人在自己身上倒汽油，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在工地上，老田他们接受安全科长的教育：千万不要跟那些“自灭”的人有瓜葛。安全科长还讲到，四川有个地方盖地下室，塌了方，一个老乡被埋在里面，“老乡们用手刨刨，刨出来一条腿，几个老乡拽着这条腿就喊‘一二三’往外边拽，结果拽出来一条大腿……” “我觉得他讲的就像单田芳说评书一样。”田建党的打工生活在这种既亲切又传奇的气氛中开始了。他在北京听过“评书”，在十堰讨过欠薪，在郑州被划过包，在杭州钱塘江畔的芦苇荡旁建过厂房。 五六年前的一个腊月二十八，已经结算过工钱的田建党想着省下火车票的钱，没打算回家过年。这天他到工地旁解手，刚一蹲下，便听到远处烟花升空的声响。他蹲在芦苇荡里，看着漫天烟花，感受着别人过年的气氛，“心里不好受”。“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买了一张八十多块钱的临客火车票，除夕那天坐车返乡了。 回到老家，田建党会跟大伙讲城市的模样。老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天要15元的消费”，说他吹牛。孩子们也体会不到，“高速路啊，立交桥啊，火车站啊，怎么繁华，怎么人多”。没人去想，富士康厂房里，17岁的田玉，每天2880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是否有损坏，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现实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田玉摇着头，用家乡话费劲儿地吐着那么几个字。 她会说普通话，但极不习惯，也就不常对人讲起，她操着口音说“老乡都听得懂我说话”。可实际上，在一个多月的工厂生活里，她没有结识一位老乡。只有一个玩儿得还不错的同伴，两个人的业余生活基本也就是逛逛超市，“把东西一个个丢进（购物）篮子，再一个个地放回（货架上）去”。 刚到深圳时，为了弄清女儿跳楼的原因，田建党申请进厂看看。在田玉的寝室，他见到几个只会念“不知道”、“不清楚”三字经的女孩子，张张面孔上硬板板地写着“陌生”两字。 从厂里出来正是傍晚，工人们下白班。 “我看都是30岁以下、十几岁的孩子，很多很多，一个一个数的话就看不清人。”老田迎着宽宽的马路上走满的人，感觉比秋收时家里剥下苞谷粒的数量还要多得多。 “在农村，刚毕业的女孩就像井底之蛙，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道。上学期间，什么事也没让他们操心，没让他们受罪。在家，我们在地里干农活，天一热，她就回来；凉快了，她想去就去，很随意。” “随意”是工厂的天敌，尤其在这个以军事化管理、以效率闻名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里。流水线上作业，除了线长的责骂以外，没有其他人声；进入车间的楼梯上写着诸如“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的名言警句；到处都有保安；指不定哪个角落里哪条道道上就矗立着一块“禁止进入”的牌子。 这些牌牌规规让胆子本来就不大的田玉“不知所措”。害怕、拘束、没经验，加上“成天高度集中在检查产品，大脑都有一定的影响”，身无分文的农村女娃子心里一下子“没有一点点谱了”。在老田看来，决定跳楼时，小田“脑袋已经不能正常地运转了，只能忽高忽低地运转”。 动身离开深圳前，田建党第二次去田玉宿舍，收拾行李。因为需要有公司员工陪同，田建党在雨里等了一个钟头，才等到田玉的线长。这个富士康公司最基层的领导，误将田玉宿舍所在的“百合园厂区”当成了“百花园厂区”；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他用了一个小时。 对这座大得无理的工厂，田建党既不解又愤怒。他看到这些女娃娃的床位上，只铺着一张毯子，“没有凉席、褥子什么的”，再就一个枕头。田建党觉得“寒酸”，“还不如家里，农村最低的条件，夏天还有个凉席吧……你看富士康的外形，高楼大厦的，可好！” 转瞬即逝工厂梦 在深圳的最后日子，老田终于跟富士康“谈妥”了钱的问题。协议上写着“出于人道主义”，“补偿”给田家18万元。 “18万”是个老田不能接受的数字，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 “我一个人坐在花园里分析这个事情。我想国家、政府重视这个企业，把这个企业看得很贵重，别人也动摇不了它。到最后我就想，管它呢，就算它给我10万，我也要回家；就算他不给我一分钱，我也要回家。既然我生了田玉，她的后半生我还能照顾她。” 去年国庆节那天，老田坐车离开深圳，回去“慢慢过穷日子”。 乡村生活重新开始。田玉又逐渐快乐起来。在家里，单单看着聋哑弟弟抱着小熊公仔玩儿，田玉都可以开心地笑上一阵子。她继续种花，继续看家里的麦地从青葱变成金黄，“将田间的麦秆做成笛子，可以吹响”。 很多人希望帮助田玉。深圳的记者陈远忠从香港买来编拖鞋的手工教程送给她。老田带着小田，研究了将近两个月，基本上把书里教的66道工序的拖鞋做法弄明白了。编好的拖鞋好看、舒适。陈远忠建议说，你们就编拖鞋卖吧，一双50块。 田家觉得可行，就开始组织留在村里务农的中年妇女们来家里编制拖鞋。今年四五月间，“田玉拖鞋”经过网上传播，销售红火得很，订单传来：广州100双，深圳100双，北京100双…… “那个时候是你做多少就能卖多少，就是你做不出来。”田建党常常要劝着急的买主：你要有耐心才买得到。 那段时间田玉情绪高涨。她甚至想到了那座几个月来刻意回避的工厂。4月27日，她在微博里写道： “如果我建一个工厂，我不会像别的工厂一样，不让人说话，管的特别严。我会人性化的管理，我会让他们开心做事，愿意来我家做事，不会有压力，高兴来上班，高兴回家。” 这大概是迄今为止，田玉有过的、最明确的“理想”。但父亲田建党很不以为然。 “我对她写这个，只能说个‘不现实’。–要写得现实一点，哪个工厂是容易开的？” 实际情况很快应验了父亲的话。在做了千八百双拖鞋之后，订单就断档了。田玉这才从“爱心”造成的“假象”中明白，“最开始（的买家）都不是来买鞋的。” “以前是抱着希望去做（拖鞋）的，现在不行了……（办工厂也）没那个能耐。不敢想了。” 小田的工厂梦破灭了。 拖鞋没了订单，由农妇充当的临时工也被遣散回家，老田又闲下来。一天，他在屋里转悠，看到电视上说，郑州一家打火机公司招加工商，招商广告以讲故事的方式，诉说着没什么特殊技能的小青年组织工人在家庭小作坊里加工打火机而发财致富的传奇。田建党被说得心动，就打通了屏幕上提供的电话。一个说话“怪实在，怪好听”的女人出现在电话那边，邀请老田去观摩厂房。到了郑州，老田在那栋大楼里左看右看，觉得办公室里的人像是装腔作势的临时演员，展示的打火机只有一种，不像正儿八经做生意的架势，在9000块钱的押金合同面前，老田退缩了。 狐疑一直存在，总觉得有陷阱，但又不晓得人家的坑挖在哪里。不过老田还不死心。又一日，武汉也有一家打火机公司招商，老田又随手把号码记在挂历纸上。 他问我：你觉得做打火机这个事，现不现实？ 我到网上一搜，发现诸多控诉郑州那家打火机公司行骗的帖子。 老田的工厂梦也破灭了。 村里最后的女孩 为了生计，田玉在淘宝上开了网店，但因为地处偏僻，没有快递公司愿意来收件，所以发货只能用EMS，无议价余地，“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一双66道工序的手工拖鞋，加上邮寄费，共计75块钱才能买到的一双拖鞋，还要等上一两天的制作时间，这个因为要康复训练而不能经常在线的卖家，销售业绩可想而知。 如此精贵的拖鞋，田家人自己都没穿过，“只是做的时候在脚上试一下”。 绒面布料编成的拖鞋，颜色鲜得很，跟田家已经斑驳发黑的绿漆旧家具很不相称。拖鞋们被仔细地包在层层塑料袋里。 “这种拖鞋只能在地板和地毯上穿，到外面穿就不行。”所以，“这个东西非得在大型城市里销。”田建党分析道。 城市，对于老田一家老小来说，身在其中时，觉得“没办法”、“一片黑”；等到离开以后，又成了寄望的对象。 今年5月，通过《襄阳晚报》记者联系，襄阳的鄂西北工伤康复中心愿意为田玉进行免费的康复治疗。 在康复治疗大厅，田玉一边开着手机放音乐，一边进行康复锻炼。因为手机挂着QQ，常有好友上线的咚咚声，田玉妈妈被吵得很恼火：“你那手机，能不能关了？” 田玉不理会。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会让手机这么吵，但一进城，她总会让这个机器保持忙碌。 康复训练中有一项是田玉最不爱做的：上身与腿成直角坐于床上，身体两侧各有一支架，双手撑支架使腿部离开床面。她不爱做的理由是，“裤子会湿。不是因为出汗。” 这天她做了四五十下，嘴巴突然撅得老高，把两个支架撇到一边，抱怨妈妈：“我说不做，你非让我做……”她用手撑着，挪到床边，挪上轮椅，妈妈刚一卷好湿了的床单，她就一把抓过来，迅速掖到轮椅靠背底部，用后背严严实实地倚在上面。 她藏起了床单，也藏起了自己的难堪。 在《伤不起》的洪亮歌声中，她自己摇着轮椅，回屋换衣服去了。 那天，她在助行架的帮助和康复师的“逼迫”下，顺着康复大厅里画的脚印，走了一圈，头发滴汗。脚印画了64步，田玉走了一个半小时。 明年，回到家乡的田玉，将成为村里最后一个年轻女孩。平日里，除了过年，村里再也没有一个她这般年纪的人。连她去年辍学的妹妹，田建党也打算着，明年送到杭州她小姨那里做工。这跟他当初送走田玉时的希冀一模一样。 康复中心的房间窗台上，摆着田玉种的花：印心儿吊篮，观音莲，栀子花，还有一篮子石头，石头缝里钻出丝叶。 田玉很喜欢这篮子叫不出名字的不开花的丝叶植物：“我觉得它挺神奇的，不需要土，只要有水有石，它就能生长。” 来源： http://news.ifeng.com/shendu/nfrwzk/detail_2011_11/11/10592030_1.shtml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16654/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对话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每天重复同一动作2880次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11/11, 22:4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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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宝安区29岁的王娟近乎精神失常，半月来不吃不喝，还数次试图割腕自杀。10月23日晚上，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她家小店，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丈夫杨武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16534/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视频：监控实拍联防队员夜闯小店强奸老板娘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11/08, 19:1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这个铁栅栏是氏各庄通往地铁的必经之路，它就像一道闸门，早晨，“蚁族”像水一样流出去，晚上，又回流过来。 最早发布“蚁族”报告的学者廉思，近日再次发布了针对大城市高学历底层青年的报告：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在增加，毕业于“211”重点院校的“蚁族”比例也在大幅上升。很多大龄“蚁族”要比年轻“蚁族”更无奈，但也更理性、更现实。有人说，当代青年身上背负了太重的负担，一些年轻人甚至以此为理由不思进取。其实，哪一代青年不是负重前进、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和国家的希望？ “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就是我最大的梦想了。”宋时奎刚搬了家，从小牛坊搬到氏各庄附近。 小牛坊和氏各庄都是北京“蚁族”的居住聚集区。今年已经41岁的宋时奎仍然过着“蜗居”的生活。 “蚁族”，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该群体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 最早发布“蚁族”报告的学者廉思，近日再次发布了针对大城市高学历底层青年的报告：30岁以上的“蚁族”比例在增加，毕业于“211”重点院校的“蚁族”比例也在大幅上升。 “出身于底层却又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改变自身命运愈加艰难。”这是廉思得出的结论，“他们上升的渠道越来越窄。” “这里住的还不如家里” 按照2004年大学刚毕业时的人生规划，刘刚觉得自己5年内应该是一家公司的中层领导，哪怕不是个领导，收入至少也会在5000元以上，最起码，肯定要搬离唐家岭了。 唐家岭位于北京市区西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被称为“蚁族”聚集地。 7年了，他唯一实现的就是：搬离了唐家岭。因为2010年6月，唐家岭被拆。 可是，他现在居住的氏各庄，比唐家岭距离北京市中心还要远一些。 庄内建筑以4到6层桶状楼房为主，道路狭窄，路旁是各种商铺、垃圾堆、广告牌和杂物，凌乱不堪。 以前一间房子的租金一个月二三百元就够了，现在得五百多。 只是房子的条件比唐家岭的稍微好些，地面是瓷砖的，并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这里狭窄的小街每到晚上便热闹起来。 张晓松一手提着刚买的青菜，一手揽着腆着大肚子的媳妇往“家”走。 记者和他有一段对话： “你今年多大了？” “30了。” “也在这儿租房子？” “是啊。” “多大面积？” “十多平米吧。” “媳妇怀孕几个月了？” “7个月。” “打算让孩子在这里出生吗？” “不可能，打算回老家生。” “你现在是什么职业？” “什么挣钱干什么。” …… 宋时奎搬过三次家了，2008年初来北京时他住在小牛坊。一年之后，他搬到了六里屯，换了个稍大点的房子，十多个平米。就在前两天，他又搬家了，在氏各庄附近租了个两室一厅，月租1700元，他把在农村的妻儿都接过来了。 小牛坊、六里屯、氏各庄、小月河等都是“蚁族”聚集区。 宋时奎还记得，2009年，他还在六里屯住的时候，从农村来的妻子和儿子过来看他，儿子进京后一直兴高采烈地，可是下了地铁往住处走的时候，走着走着儿子不说话了。他知道，儿子在家一定幻想着爸爸住在高楼大厦里面，但是他住的地方嘈杂而脏乱。一进门，儿子说的一句话让他至今记忆犹新：“这里住的还不如家里。” “那时候，可以用胸怀壮志来形容” 在多次电话预约和短信交流之后，张晓松终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是在11月3日深夜11点半开始的，而且是在网上。 “我真是太忙了，实在是太累了。”甚至，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也懒得多打字，大多用简短的几个字来回答记者的提问。 张晓松是河北人，200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身上只带了父母给的800元钱。 “那时候，可以用胸怀壮志来形容吧。”虽然，当时和朋友合租挤在一间几平米的小屋里，可是他喜欢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安慰和激励自己。 他刚开始的工作是销售电脑，基本工资只有500元钱，卖出电脑后可以拿提成。 他当初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攒够一定的资金，积累一定的经验，建立一定的人脉，然后自己开一个店铺。 在当了两年零七个月的电脑销售员之后，他积攒了6万元钱，然后和两个朋友每人拿出4万元，合伙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店铺销售电子产品。 现在，张晓松自己干，主要是做U盘批发，他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实现了目标没有。“其它的也卖，说实话，我都说不清我到底卖什么，反正是什么挣钱卖什么。” 对于未来何去何从，张晓松说自己没时间去想这些事情。生活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他已经惯性地跟着旋转，停不下来，也许他根本不愿去想。 面对现实，宋时奎也坦言：“我读博士时的雄心壮志早已灰飞烟灭了。” 从严格意义上讲，宋时奎应该算不上“蚁族”，用“蜗居”来形容比较合适。他现在一家外企工作，工资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外企不给解决户口问题。 但宋时奎所面对的，和大多数“蚁族”并没有太大区别。 宋时奎是那种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他是山东莒县人。1991年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县城教书。连续参加6次考试后，他终于在2000年考上了研究生，然后又继续读博士。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博士。 2008年宋时奎博士毕业时已经38岁了，他本来还想出国深造，但是实在没有经济来源来支撑。为了供他上学，妻子在农村省吃俭用还借了不少钱。他和妻子1994年结婚，1995年儿子出生了。妻子在家一边照顾儿子一边供他读书，“她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毕业之后，他只能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面对找工作的艰难，尽管他在2007年做的实验课题大豆基因转化成功。 他曾回学校所在地的一家农科所应聘，是导师推荐的，投了简历后一直没有音讯。 后来，也是在导师的帮助下，他到了一家外企工作。 “我妻子说，我这个学不该上。”宋时奎说，为了上学他已经和妻儿分居多年，“我甚至不知道儿子上几年级，他上五年级的时候我还买四年级的书邮寄给他。” 坚持还是回老家？ 宋时奎平时不怎么喜欢回莒县老家，哪怕是回去，他也是看看老父亲，窝在家里不愿出门。“在乡邻眼里，我是博士，我在北京，好像非常了不起，其实呢？冷暖自知。” 宋时奎也不是没想过，在北京挣几年钱，然后回到家乡买栋房子，“但是已经回不去了，不是不愿回去，而是没脸回去。” 对社会阶层颇有研究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胡建国认为，“蚁族”现在只能算是中产阶层后备军。 这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划分的，而不是经济学，“按照经济收入划分在中国也是不合理的，你说一年收入多少才算得上中产阶层？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他坦言，如果按照收入来划分的话，“蚁族”算得上底层了，和农民工一样，是城市里的弱势群体。 而且，胡建国认为，“蚁族”改变现状非常困难，“哪怕有的人上升，也是非常缓慢的。”他举了个例子，就像跑马拉松，最后一名跑到第一名的可能性非常小，在起跑线上已经输了一大截，“有很多人可能坚持不下来被甩出去”。 “根据我们的调研，很多大龄‘蚁族’表示，在北京干几年多挣些钱，回家也就有了资本。”廉思告诉记者，很多大龄“蚁族”要比年轻“蚁族”更无奈，但也更理性更现实。 刘刚的同事两个月前辞职了，和老婆一起回老家了。小两口在北京呆了7年，攒了十几万块钱，“现在县城开了个小店，听说他们打算在县城买套房子。钱挣得不多，可是压力小多了。” 刘刚已经开始矛盾了：到底是坚持在北京，还是回河北老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蚁族”人名为化名。) 来源： http://focus.news.163.com/11/1107/18/7I9DL8SC00011SM9.html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16471/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报告称大城市30岁以上蚁族比例增加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11/08, 18:0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香港底层平民的社会 大货车夫妇的艰辛生活：一切只是为了生活 高学历、低收入， 北京城郊的”蚁族”们 天朝的强拆 中国十大最“烧钱”建筑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天马的血族 (@99770) MM一族 (@99770) X暴族III (@99770) X暴族IV (@99770) X暴族I (@99770)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