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译者 关照 “裸官”这个词汇是2008年由一个写博客的安徽省官员周蓬安创造出来的，指的是那些家人和财产移居国外的官员。一旦这些官员东窗事发，比如接受腐败调查，他们的家属早已跳出了中共当局的控制，只留官员本人在国内，因此被称为“裸身”。周蓬安表示，“裸官”现象已经在党内造成了信任危机，在上位者跟下属大讲爱国主义和清廉为官，却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国外。 当然你也不必非要因贪腐而“裸身”。把家人送到国外去只是一招万全之策。这表明你对中国的未来没有太多信心。很多有钱的商人也都准备着出国。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合法移民途径就是在美国、加拿大或是香港的移民投资项目，通常它要求你投上个100万美元。中国的侨民对此趋之若鹜。去年美国移民投资项目四分之三的申请者都是中国人。 收入较少一些的富人们则从其他的国家，比如南太平洋、非洲或是拉美，以一个更为可以接受的价格（仅2万美元）获得护照。北京大学反腐败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那些尚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备受贪官们的欢迎。云南省一位落马的前任省长被发现拥有五国护照。李主任表示：“这样他们要外逃时就不用等签证了。” “裸身”高官们通常第一步会先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估计最著名的案例就要算最近下台的重庆市的不厚书记了。不厚先生的公子瓜瓜就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之前从英国哈罗公学以及牛津大学毕业。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涉嫌谋杀在渝的英国商人而被拘留的不厚夫人也在国外居住过，他们的家族财产超过一亿美元。 中国政府在阻止移民出国的问题上鲜有作为。也就是在去年才开始监管官员家属和财产的去向，并要求官员填报申报表格。2011年，央行在其网站上发表了援引自中国社科院的一份估算。数据表明，自1995年至2008年，有一万八千名官员外逃，卷走了8000亿元（按最新汇率折算，约合1300亿美元）的公共资产。不过之后央行表示这份数据不准确，接着就把文章从网站上撤了下来（当然读过这份数据的人是不会忘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表示2011年外国政府协助拘捕1631名中国“职务犯罪”外逃人员（这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追回被侵吞的资产达78亿元。 一些政府高官已经开始推动改革。一月份，华南的广东省宣布家人移民国外的官员不得就任高位。但这只是个特例。能把自己家人送到国外去的官员通常都是权势最为显赫的，也是对中国的问题最为敏感的。北京大学的李主任表示：“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的模式难以相以为继，而这正是对所有人来说的危机所在。” 【附注】 1. Zhou Peng’an: 　周蓬安，男，汉族，1962年07月25日生，安徽芜湖人，国家公务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第十一届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在2008年6月28日首创“裸体做官”一词时，是缘于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因受贿20万及玩忽职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但其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借助其权势赚了大笔的人民币后，兑换成外币已于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了。庞家钰坐牢，其实是“判了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由此将那些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之为“裸体做官”，简称“裸官”。 2. well-heeled: adj. 富有的，考究的。 【 背景导入 】 201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一份课题报告详细披露，中国腐败分子通常利用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及信用卡工具等八种途径向境外转移资产，上述报告并称这已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 这份课题报告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显示的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今年6月13日，央行在对一项全国优秀金融论文评比进行公示时披露了上述报告。 上述报告还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相关日志 2012/05/27 — 林锋:九成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 习近平秘密谈亡党 2012/05/24 — 新加坡部分新老公民网上掀骂战 2012/05/21 — 巩俐入籍原因披露 新加坡人跳脚 2012/05/21 — 《泰晤士报》中国精英对未来经济感到担忧 2012/04/02 — 为何他们选择离去 2012/04/01 — 闾丘露薇:说说那些想离开中国的人 2012/03/07 — 陈破空:中国奇观：富人参政，富人出逃 2012/02/28 — 司马南儿子在美国，“妻女未移民”？ 2012/02/14 — 真实的美国工薪生活:一个华侨的自白 2012/02/06 — 金融时报:中国资本外逃暗潮

大陸雙非父母湧港產子，已成為本港踏入 2012 新紀元最重要議題，「香港不可能無限吸納移民」這個簡單到不得了的基本社會科學道理，在香港竟然是天條大罪。基本法在中國來港移民方面存在漏洞，吸引非本港居民的大陸人來港產子，由於漏洞類似抵壘政策，到步出生即有居留權，加上引入自由行旅遊，於是很多大陸孕婦以自由行旅遊之名來港產子，數年前特區政府鼓吹一千萬人口世紀亞洲曼克頓計劃，認為人多好辦事，人口夠多有助帶動經濟，並自以為很精明地催谷發展醫療產業，但事與願違，初期確有些大陸人來港醫病，令私家醫院鹹魚翻生，也為一些大陸孕婦進行高收費的產子服務，這美好光景火速被國內更精明的人盯中，看穿基本法在移民條款上有巨大漏洞，構想了新興行業，成立「來港誕寶寶」專門安排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中介公司，成行成市，最新服務包括安排人工受孕製造多胎，一方面在港產子原來可免除國內一孩政策限制，而特區政府也沒有對在港出生的雙非嬰設數量上限，所以在港一胎多嬰，非常高效率，對雙非父母來說很有經濟效益，不用多次來港生子，可能一次產兩胞或三胞胎，每個孩子均獲香港公民身份證，多生多得，很合符中國崛起的高效能經濟概念。大多數大陸人都在國內進行人工受孕，全無醫療保證，礙於慳錢及大陸人普遍不重視生命，很多大陸孕婦沒有完善的產前檢查，話說回頭，在國內所謂產前檢查也是全無質素保證，不如膽搏膽來港生了算，畸胎風險大為增加，生了畸嬰可拍拍屁股走人，反而香港有各類慈善機構，不會把棄嬰像大陸那樣拋在公路旁餵狗，強國崛起，高效能貪污經濟，高效率產子，上世紀共產黨毛澤東「人多好辦事」理論在中國註定失敗，老毛萬估不到今時今日在香港彈丸之地得以延續。 移民自主權的重要性 社會近日興起新議題，修改基本法堵塞漏洞來阻截雙非大陸人湧港產子，筆者早前已寫過《澳門 8/1999 法律堵截內地雙非父母子女居留權修訂》，詳細解釋澳門修正基本法堵塞和香港一樣的移民漏洞，期後也寫了《香港人沒有不修改基本法的本錢》，兩篇文章得到不少市民認同，民眾必須明白法律是最有效阻截雙非人湧港產子的方法，香港是文明國際都市，即使很多擁抱大中華情懷的人常高呼香港是移民之都，但一個地區也必須擁有「移民自主權」，無限吸納移民，人口爆炸社會資源崩潰，說關愛新移民也是空談，巧婦難為無米炊，高呼世界大同中港共融，也先要有其本錢，並且量力而為，否則只會令社會陷入長久災難，道德狂熱者及新興的半桶水左翼盲青 (盲塞熱血青年)，把移民政策問題一律歸納為反歧視、反大香港主義、地球村一體化、當中又夾雜了宗教仁愛觀，只要求政策有最高的道德基準但從不考慮其可行性。關愛移民不止針對大陸的，也包括來自世界各地族裔人士，大前提要有良好的移民限制，過量移民、無限制生育和走法律罅搶閘產子只會令社會失衡，移民失控，必衍生更多社會矛盾、衝突、仇視。 左翼道德狂熱者的病態心理 有些自命左翼的人有種很病態心理，響往世界大同烏托幫幻想，更有特殊嗜好，以最苛刻最刁鑽的方式妖魔化港人，極力醜化港人，把港人描繪成凶殘禽獸，港人什麼都錯，所有事都不文明，要完全踐踏港人的本土意識，像上世紀中國文革那樣全面清洗香港人對地區的歸屬感，把保衛公民權益視為「大香港心態」、「鼓吹歧視」、「移民都市沒資格拒絕外來移民」、「缺乏開明包容」等等，極之病態，本末倒置，對社會實況不了解，用道德高地扮演聖人來凸顯自己的出塵脫俗，這些道德原教旨主義者的心理極不平衡，標榜文明包容，實則心裡充滿怨恨和妒忌，對社會上際遇比自己好的人均看不順眼，這在他們極力反對港人保衛本土權益上完全暴露出來。看那些半桶水左翼社運新人類，反金融霸權變成反資本主義，但他們還是資本主義下得到溫飽和完善專上教育的一群，通俗地說，這些左翼小朋友自小不愁吃不愁住，阿媽定時定候有零用錢過手、天熱歎冷氣冬天歎火煱，飯來張口新潮電話隨時就手，入世未深持住有個學位扮天才，新興左翼就是這類人，什麼是左翼？左翼是否這樣演譯的？筆者以前也寫過《左右迷宮》一文，指出香港最需要的是社會公義，而不是吹噓什麼左翼右翼，香港根本無成熟的右翼，所以也未能衍生完整的左翼，港人面對各種財伐霸權，左翼或「左傾」或者是人民曙光，但非常遺撼，香港的左翼在未有健康發展之前已逐漸變質，這個質的腐化，令港式左翼思想成為社會毒瘤。 千奇百怪「移民救港」論 常聽說移民無限好對香港怎樣有利，論說多於天上繁星，最常遇到的包括「新力軍論」，意指新移民來港有助舒緩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移民經濟論」，以純經濟角度往最好的一面設想，多人多消費，多人多勞動力，人多創繁榮等等，把社會發展及文明先進全歸向「人多好辦事」之源，總之人多就是好，也假設所有移民都是全球最尖端優越人種，人口多是幸福的萬能匙。「中港共融大中華論」，香港人和大陸人本是同根生，中港是一家，只是一國兩制而已，香港屬於中國其中一個城市，大陸人移居本港，只是同一國界內由 A 城移往 B 地，就像日本東京人去大坂、或美國紐約人去芝加哥，是「搬家」而不是「移民」，所以香港無理由拒絕大陸人來港居住。 「強國崛起論」，中國經濟起飛 (雖然多半 GDP 來自貪污) ，擁抱大中華，面向世界，大國崛起，香港要成為強國面向西方國家的一個亞洲奇葩，期望中港共融蒂造「大中華共榮圈」，中港情同阿爺與乖孫，「強國崛起論」不單止商界信奉，有些新潮學界也大力吹捧此論調，說香港不和中國融合，必被世界邊緣化云云。還有更多看似很有道理但古靈精怪的偉論，在此不逐一詳談。 這一大堆所謂移民有利本港的口水論說，共通點是首先假設香港可以無限擴張人口，及大陸移民必然個個精英，同時又把移民和經濟增長劃上等號，只看最理想的一面，但不考慮接收移民付出的代價和資源配套。在資源分配上，社福界一直深信新移民與社會矛盾都來自資源分配問題，並認定香港人普遍富裕，像電視廣告在大酒家吃名貴飽魚那樣富泰，於是用分餅仔原理，新移民不夠餅吃，就由其他已有很多餅吃的人(即香港人) 分出一些，但問題是大多數港人並不富有，甚至非常貧窮，無可能在足襟見肘的情況下再分餅出來。另外，社福界也特別喜歡為新移民服務，求助個案夠多，也成為與政府爭取加薪及資金的基本盤，從另一角度看，社福界本位是扶助窮人，吊詭在於窮人也是業界重要「客源」，直接說，多些窮人即多些「客仔」，所以我們看見社福界時常為窮人申冤，但當有政界及學界甚至輿論界提出良好方案時，社福界只會不斷重複「資源分配」問題，抗拒任何方案，詭異非常。 正確議題‧港人得益 在《香港人沒有不修改基本法的本錢》一文，已很清楚說明本港面對的困局，只有兩個方法可以真正有效堵塞基本法漏洞阻截雙非人湧港產子，修改基本法或人大釋法。前者是文明、合法、合理之舉，香港是法治之都，法律有漏洞，必須加以修正，也是最舒服最妥當的方法，後者由中共摧毀本港法治基石，全面推翻一國兩制，人大釋法等同接受中共操控，一條是文明大道，另一條通往邪惡深淵，香港人是時候作出明智抉擇。 雙非問題已不能再拖，對政界來說，建制派當然想交由人大釋法，但民主萬歲的泛民陣營及高舉左翼旗幟的熱血政團，到目前還沒有明確表態，甚至正反暗示都沒有，又非常非常吊詭地，可能這些非建制政團也希望人大釋法，何解？因為又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天廿四小時為民請命，畢竟政治講求市場，人大釋法禍港，從政治利益角度看，何嘗不是巨大的潛力市場？ 據悉有一新興政治組織，開宗明義要求修改基本法堵截雙非嬰，時勢做英雄，也可以英雄做時勢，誰是英雄不打緊，認定正確議題才是真正本錢，其他政黨也要以此為鑑。 請閱讀： 澳門 8/1999 法律堵截內地雙非父母子女居留權修訂 香港人沒有不修改基本法的本錢

编者按/ 整个浙江乃至全国都沉浸在救与不救温州的大讨论时，义乌和温州的某些中小企业主却为自己铺好了“落跑移民之路”。更甚的是，有些移民的企业主拿自己的实业做抵押，在国内银行贷款然后去海外投资移民；也有些企业主早就把资产通过各种路径转移到了海外，只等着时机宣告破产。选择国籍是个人的自由，但牵扯到骗贷或假破产就需要另当别论了。 　　企业家移民，在这个危机重重的环境下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监督，也更应该引起这个社会的反思。 　　一线调查 　　用银行贷款海外置业，通过预付款、离案公司佣金等名目转移资金 　　义乌老板曝光海外转移资产链条 　　“身边很多老板都正在走移民的程序，当银行贷款和债务达到一定数量时申请破产，就可以规避一切责任。之后，把国内的烂摊子留下，直接去加拿大定居。”当全中国都在为债务缠身的温州乃至整个浙江的中小企业主担忧时，一位资产上千万的义乌老板则潇洒地对《中国经营报(微博)》记者表示不必过于忧心。 　　该义乌老板透露，一条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移民链条早已经在浙江存在多时。 　　用实业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用从银行带来的钱组团海外购置房产，再通过可以逃脱进出口核销的预付款及离岸公司佣金等科目转移部分资金，如今很多的义乌老板名下基本都已是空壳子。 　　以投资商铺的名义 　　记者了解到，在民间借贷发达和银行贷款量巨大的义乌和温州，有专门针对这两个地方私营企业主提供的移民方式。 　　2011年7月1日之前，加拿大政府为吸引高资产的移民人士，推出了适合企业主申请的“企业家移民计划”，这一计划只需要申请人拥有80万加元资产，投资40万加元给加拿大政府认可的移民基金银行(5年后，加拿大政府将40万加元归还申请人，但无利息)就可，没有语言和学历的限制。 　　为了进一步吸引投资性移民，加拿大个别区域还推出了直接投资商铺的快速移民方式。“我们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合作，有一些针对企业主的商业投资兼移民项目，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非常少。”义乌一家移民中介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一个快速移民的项目，即通过在美国和加拿大投资购买商铺的名义，进行投资移民。为了推广这一项目，移民中介公司已经在温州和义乌召开过几次介绍会。 　　“在今年9月份，已经有25人办好了手续，等待去加拿大，这25人全部都是企业老板，他们还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出去。” 　　据透露，该项目在过去3年，已经有近百人移民加拿大，“多数是企业老板，彼此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很多人相互认识。” 　　为了把投资商铺的移民“扮”得天衣无缝，“我们还会在商铺里安排工作人员，让加拿大当地政府觉得，该老板是想从事商业，而不是以移民为目的。”上述人士介绍。 　　该项目起步投资额仅60万元人民币，在办理移民的第一年，企业老板就可以在加拿大置业。 　　“这个项目吸引企业老板，还在于项目对投资者的学历没有任何要求。”在整个移民过程中，移民中介为客户全程保密，“客户情况我们不会透露的。” 　　移民中介楼团宇(应本人要求，此处为化名)保守估计，“每年仅通过义乌的中介机构向加拿大投资移民的企业主有40人。还有很多浙江人在上海、北京申请移民。”按投资移民400万元的起步计算，每年仅通过义乌中介移民所转走的资金就高达1.6亿元。 　　至于如何逃避监管在海外置业，该中介说他们不会以买房子的名义一次性把钱转出去，还是通过各种隐秘方式陆续转出。 　　外汇管理局在接受记者的电话咨询时也表示，国内政策并不支持公民海外置业。能够真正全面掌握义乌状况的机构“只有义乌公证处，因为每个在义乌办理移民的人都要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记者联系义乌公证处，但是对方表示，“无法提供全面的数据，即便有这样的数据也不能说明概况，因为义乌人在杭州和上海也可以办理移民公证手续。” 　　腾挪银行贷款 　　义乌人楼团宇在加拿大留学回国后，开设了一家移民中介公司，每年下半年他都常驻加拿大，期间带着来自中国的客户去加拿大各地看房、买房。 　　“去年，有几个义乌来的老板在加拿大买了房子并进行了其他投资，每个人都从国内往加拿大转移了上千万元的资金。”楼团宇告诉记者，这几个老板在“加拿大最好的地区买了房子。” 　　“我现在帮助办理的移民人员，全部都是投资移民，这些人都是义乌的老板，资产至少数千万元。”楼团宇说，“这些义乌老板彼此之间也非常熟悉，他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人，相互介绍，通过一个中介公司一起办理移民。这些人学历都不高，还特别喜欢在一起买房子，希望以后移民了不至于孤单。” 　　楼团宇告诉记者，在看房子的过程中，这些人经常讨论如何把国内的钱转移到加拿大。也就是从这些讨论中，楼团宇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人，买房的时候，都在等中国当地的银行贷款。 　　“他们通过手里的企业向银行进行贷款，再通过国内银行或者地下钱庄，将钱转移到加拿大。”新《个人外汇管理办法》规定，个人年度购汇额度限制为5万美元。银行业人士指出，银行对符合相关进出口手续的企业并没有外汇进出的限额。楼团宇时常和他们一起等待“贷款”，之后再一起去看房。 　　而用来自国内银行的贷款进行海外投资和购房已经成为了圈子里的潜规则。“每次都至少上百万美元，去年还有几次上千万元人民币的投资。”楼团宇透露。 　　经过介绍，记者来到一家位于义乌某国有银行不远处的移民中介公司。这家移民中介公司有30多人的规模，不仅仅可以办理移民和帮助海外投资，还能够协助注册境外公司，以及应对加拿大的要求，“运作”海外公司。 　　“你只要把钱汇过来，这个钱的来源如果有问题，我们会帮你做‘材料’。”该移民中介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如果想办理移民并进行海外投资，加拿大和中国都存在一定的监管，但是这些障碍可以通过移民中介做假材料，就可以简单跨越。该人士向记者透露，他们有专门的人员为客户登记各种材料，移民所需要准备的材料非常多，因为经验丰富，他们知道如何填写，哪些材料可以作假，能够规避移民机构的审查。因此被叫做“做材料”。 　　“我们基本上不问钱的来源。”该中介人士称。 　　朱亮(应本人要求，此处为化名)是一位40多岁的工厂老板，他在浙江多个地方设有工厂，其中最大的工厂和物流中心便设在义乌，“我周围自己开工厂的朋友，基本都在办理移民。”因为一些人在获取银行贷款时，需要朱亮的帮助，因此，朱亮对银行贷款转移的过程非常清楚。 　　在办理贷款的时候，银行需要写明贷款的目的，“他们会写，需要向我的工厂购买面料或者原材料。”之前，贷款人向朱亮打好招呼，明确告知，这笔钱需要转走，并不购买任何原材料，只是从朱亮手中转移一下。 　　当办理贷款时，朱亮在贷款证明上盖章，银行的钱打到朱亮的账户上，第二天，朱亮又会把这笔钱打回到贷款人的账户上。这一过程中，银行基本没有监管，“现在，银行偶尔会派工作人员到工厂转一转，问一下。以前，基本没有银行的人来监管。”由于现在银行贷款需要执行“受托支付”规定，银行不直接把钱打到贷款人账上，而是将贷款资金支付给合同约定用途的贷款人交易对手，也就是朱亮这样的人账上。 　　“在一些针对大企业的抵押贷款中，银行的监管更是少之又少。把贷款拿到手里后，银行和会计谁都不会来管，”朱亮透露，这笔钱用来做什么，决定权完全在自己。 　　此外，针对一些知名企业，银行还会提供一些信用贷款，即不需要抵押物的贷款，相比抵押贷款，知名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量。 　　预付款转移方式盛行 　　每个资金输往海外的关键环节，在浙江都可以找到为之服务的公司。在朱亮杭州公司办事处的隔壁，就是一家投资资询公司。“浙江的投资资询公司可以帮助在海外注册离岸公司，比如在维京群岛等地注册离岸公司，每年需要向资询公司交纳1万多元的管理费用。” 　　而注册海外账户，则在国内两家知名银行里就可以办理。朱亮向记者透露，国内某知名银行“在香港开设账户，只需要在银行的帮助下，通过视频，让香港那边的银行看到签字的过程就可以了，根本不用自己亲赴香港。” 　　到了香港，资金就基本自由了，因为香港没有外汇管制，可以直接被转到其他国家的账户上。而在移民链条上，监管同样微乎其微。“在移民的时候，加拿大和中国一般都不会考察申请者是否有贷款和债务。”义乌的移民中介向记者表示，“即便在资金上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做材料，让移民局看不出来。” 　　朱亮也向记者透露，转移资产到海外其实没有那么困难。“逃避监管这点很容易做到。”一位已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士向记者介绍，他就使用身边亲朋好友的身份兑换外币，直接带现金出去。“没人查，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带出去的。还有朋友把人民币存在信用卡里到国外取现，交一定手续费而已。”在义乌的中国银行(2.96,0.01,0.34%)(微博)，向加拿大和美国汇小额资金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如果以货款的名义汇大额资金，需要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汇款，同时需要纳税。 　　而向海外汇款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向海外转移资金。”前述移民中介向记者介绍，“人民银行门前有很多地下钱庄的代理。”在义乌的中国银行门前聚集着30多人，他们手中拿着美元作为标志，一旦有外国人走近中国银行，他们便会上前询问。他们中间的一位很谨慎地告诉记者，“把钱汇到加拿大，费用能比银行里面便宜一些。” 　　但是，因为地下钱庄运作并不合法，因此，记者采访的另一位移民中介并不建议，“因为地下钱庄一旦有问题，损失就大了。”据了解，转移外汇唯一面对的障碍是中国的进出口核销制度。 　　进出口核销是国家外管局实施贸易外汇管理的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在国内和国外买卖双方签订进出口合同后，要签署进出口核销单，这样管理部门通过事后核查，督促企业在出口货物后收回相应的外汇，在对外付汇后收到相应的货物，即保证货物流与资金流的对应，防止逃汇、骗汇的发生。 　　面对这一阻力，“企业可以以预付定金方式规避。”朱亮向记者透露，“比如，我出示合同，在加拿大订购了1000万美元的货物，需要先预付10%，即100万美元，可以先去外管局备注一下，因为预付款没有真正进出口货物，也不是真正地付款，所以不需要快速核销。” 　　据了解，外管局对长期不核销预付款的出口企业也有惩罚，如果一外贸公司长期不核销预付款，未来的出口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还可以通过注册离岸公司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公司，“我可以与自己的离岸公司签订合同，让离岸公司为义乌的公司提供技术服务，这样以‘佣金’的名义，可以转移外汇去海外的公司。”朱亮称这一正规的渠道，需要支付约5%的税。通过这两种方式，银行的资金或者民间债务都可以顺利输往加拿大等地。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10/15 — 周其仁：融资难不是小企业的最大困难 2011/10/13 —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移民探因：对安稳生活追求催生移民梦 2011/10/09 — 中国式次贷危机致私企大崩溃 2011/10/07 — 实业借贷的一个实例 2011/10/06 — 别怪温州老板大逃亡，政商界人人都想走－－一个国籍贩子的自述 2011/09/24 — 温州民间借贷危情警示中国企业发展 2011/09/14 — 《福布斯》:为什么中国的富人想要移民到美国？ 2011/09/11 — 中国周刊:危险的“票子” 2011/09/07 — 本嘉明:外贸企业的危机 2011/08/29 — 浙江甬台温及广东考察见闻

老邱44岁，从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心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就是利物浦队的忠实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飞机不可，我估计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头。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绍一家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完毕，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服务优良，收费合理，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这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也让他对香港的未来稳定生活抱有信心。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要去两次，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总之，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最终还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您留的作业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不免疑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几乎是天性，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决心把孩子送走，是因为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忽视，但天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锻炼身体，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间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传染，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来咨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觉得，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这钱来得快，我担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不过，老邱这两天刚刚办完选民登记，他说他要尝尝投票的滋味。 　　刘太太和罗太太 　　刘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那里的雇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先生这样的，天天忙业务，另一类人不忙，就在公司里坐着，但有他们在，公司才会有业务。”我见到刘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刚从英国回来探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两位太太坐在一起，说的话又琐碎又家常。 　　罗太太结婚那年已经34岁，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两人的手续要在民政部门的涉外婚姻登记处完成。登记那天，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问罗女士：“这是你第一次结婚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工作人员感叹一句：“这么大岁数还能找个外国人，还找了个不错的呀。”罗女士说她当时脑子短路了，心想，是啊，30多岁了还能找到个不错的。随即意识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罗太太的闺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办结婚登记，闺蜜的那位美国丈夫年纪稍大，工作人员问：“你和他结婚，你家里人知道吗？你父母同意吗？”这位闺蜜已经30岁，不知道登记处的大姐为什么要这样问。罗太太带着一袋子喜糖，本想着办完登记手续，给工作人员送点儿喜糖，可几句问话之后，她那位略懂一点儿中文的美国丈夫对她说：“不要给他们糖，这袋糖我们带回去。”手续办完，罗太太及其闺蜜，连同她们的美国丈夫，两对新人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合影，罗太太手中拎着那包没有送出去的喜糖。 　　说起8年前婚姻登记处的那一幕，罗太太问：“你说，哪种逻辑是正常的？婚姻登记处那几位大姐，她们以为嫁给一个外国人，就跟捡到个便宜似的，她们的处世逻辑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思维？是正常的想法？我们遇到自己合适的人，去登记结婚，觉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们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们的逻辑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变成这样，原本我们是正常的，结果变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处世哲学，反而是社会的主流，这是让人别扭的地方。” 　　罗太太的孩子现在都7岁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国，这次是罗太太自己回国来玩。罗太太、刘太太凑在一起，说起孩子就有没完没了的话。罗太太说，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顿公学联谊，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学费是24万元，高中每年是27万元，这还不包括食宿，每天还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她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这都是那种纯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好拉面啊，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房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务，那价格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东西绝对要好很多。” 　　罗太太的孩子出生时，办了一本中国护照，母亲是中国人，自然可以办理中国护照，可父亲是美国人，又去美国大使馆给孩子领了一本美国护照，尽管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一说，但小家伙有两本护照——那本空白的美国护照在中国没什么用，要想拿着它走出中国，必须去补办一张旅游证件，可这本美国护照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用，这就是身份的吊诡处。刘太太对这些早有研究，她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曾经详细探讨过这种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国，让他领一本美国护照再回来。可随即打听到，父母双方都是中国人，抱着一个拿了美国护照的孩子回来，在海关多半会被羞辱一番：孩子那个美国护照不予承认，还是要去办个旅游证才能入关。刘太太的一位闺蜜曾经遭遇这样的麻烦，生了个孩子领了个美国护照，却发现在中国生活，那护照还不如一个北京户口好使，于是又去办理北京户口。户籍管理者说，那边注销美国护照，这边才能上北京户口，她去把美国护照注销了，可这边的北京户口还没能办好。刘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办理准生证等手续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办，户口这些事本来就够麻烦，不愿意再加上护照这个更麻烦的事情，所以踏踏实实把第二个孩子在祖国大陆生下来，一儿一女，按部就班地开始办理移民香港的手续。说起孩子的身份问题，罗太太那边又燃起怒火：“我怀孕的时候，就为我们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咨询，到咨询处我就说，我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现在我怀孕了。那位警官没等我说完，就来了一句，你怀孕了去医院啊，找我们干嘛？我当时就急了，破口大骂。你说，我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良家妇女，只要跟咱们的政府部门、物业等服务部门打一回交道，我就能变成一个泼妇，这太他妈神奇了。” 　　刘太太的大女儿在北京一家私立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8万多元，排队等着入园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儿园有一点点宗教背景，不接受赞助费，有班车，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条件的攀比。刘太太考察过好几家幼儿园，有些幼儿园硬件条件更为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闺女在那里呆上两年，就会变成一个“泼妇”。进了现在这个幼儿园，刘太太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和“主流社会”接不上轨：“现在这个幼儿园，总教育孩子，快乐是做正确事情的结果，快乐是要帮助别人。可有一次，我带着她在我们家楼下玩转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拣皮球，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个小孩子的奶奶就占住座位说，你去拣球，奶奶给你占着座儿。我就不愿意以后我的孩子要去跟别人抢座儿，我还得给他占座儿。我宁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说话间，罗太太去了趟洗手间又转了回来，打量一下酒吧里消遣的一帮中年男子，小声说道：“听说现在国内又流行红酒加牛奶了？这种喝法真是新鲜啊，你要是在英国，听说国内流行红酒加牛奶，一定觉得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国内，边上真有人喝红酒加牛奶，你就有点儿抓狂。所以咱们还是保持一点儿距离好，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可我真没听说哪里流行红酒加牛奶啊。” 　　小吕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小吕，北京人，在南京大学学地质，到美国后攻读环境学的硕士。她上高中时，父母就想过让她出国，但当时小留学生的负面新闻过多，父母不放心她，让她先在国内念大学后再准备出国。父母很早就告诉她，要出国见世面。这条出国之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准备，从高考选择学校选择专业，到“大二”开始准备托福、GRE，一直都在一步一步实现一家人的理想——就是出国。小吕“大四”的时候申请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几所学校，被宾大一个硕士项目和英国帝国理工一个博士项目录取，硕士项目没有奖学金的，博士项目有，小吕家庭经济情况不错，一年大约30万到4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对父母的生活没太大影响。“我爸妈说留学的钱从小就给我存好了，所以还是鼓励我来读硕士。他们不希望我读书读傻了，做个女博士嫁不出去，另一个担心是去读帝国理工未必能留在英国，就让我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项目。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的性格不大适合做科研，还是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好。” 　　没来美国之前，小吕想，以后也许还是要回国工作，父母不会英语，她是独生女，想跟爸妈在一起，当时一家人还没想移民的事，都说中国经济情况很好，美国正是次贷危机。“我当时都想好了，去学两年环境，然后去NGO（非政府组织）实习，回来找一个NGO驻中国办公室的工作。师兄师姐都告诉我美国其实就是个大农村，特别没意思，还是国内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多、朋友也多。后来我们大家想法就变了。” 　　宾大在费城，是美国东部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小吕刚到这里的时候也为费城的破旧纳闷，而后才发现这里的好处。“比如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发现美国大街上很多残疾人，就是坐着轮椅的那种，有的是半身不遂，有的是腿有问题，我开始还纳闷，觉得是不是美国残疾人比例高？后来渐渐就明白了，其实不是美国的残疾人比北京的多，而是北京的残疾人大多待在家里不能出门，出来很不方便。但是美国就不一样，比如我们学校的宿舍，我就发现我们那栋宿舍楼专门有一层是无障碍的，那层所有的门，包括楼道门和房间门，都有一个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一个按钮，方便坐轮椅的同学开门。学校也有专门的班车可以免费接送不方便的同学去教室上课。任何地方的卫生间一定有一间是比较大、有扶手的无障碍卫生间。市里的公交车司机看到残疾人都会放下一个踏板，方便他们摇轮椅上车，车上有专门固定轮椅的地方。”接着小吕发现，原来美国的东西很便宜，衣服、鞋子的选择也多，而不大方便的地方是中国菜不好吃，工作效率低，去医院、去银行排队很慢。人工贵，家具自己装，电器坏了自己修，搬家也要自己搬。 　　“说到读书，我在美国、在国内上的都是还不错的大学，我觉得差距还是挺明显的。课的内容差不多，可能国内的老师还讲得更好点儿，但是国内大学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比美国这里要少很多。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几个老师还是挺可爱的，不过总归有那么几个老师或者什么党委书记，一张嘴就特别官腔，虚伪。我特别不喜欢。美国就少有这种老师，听美国老师讲课，你就能看出来他搞科研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他就是爱地质！一上课终于有几个人能听听他研究的这点东西了，眼睛都发光啊。国内好多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打一份工，虽然也很努力、很敬业，但是没有那么爱，还有些老师纯粹是把科研当赚钱的工具。我以后有孩子，大学我一定让他出国念，省得学一肚子世故虚伪。” 　　小吕说：“我对美国的看法，说起来挺老套的，就是自由和公平。自由就是在这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可以得到理解。比如说，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比国内小。在美国，你愿意单身，不结婚，或者你愿意跟同性结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但是在国内，你说你不结婚，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要对你施加压力，像个邪教似的。四十几岁不结婚，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正常。我一个师姐说，她的理想就是一边打工一边环游世界。她在国内跟别人说，别人都说你疯了，你应该干点正经事。但是在美国，所有人都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应该趁年轻快点去。公平，可能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包括残疾人和穷人的权利，包括别人的权利。我在国内听大家说不公平，主要的意思就是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很少有人关心别人的权利。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听说美国常春藤白人学生和黑人拉丁裔学生的入学申请是区别对待的，你的成绩不够好，但是有可能因为是拉丁裔就能进常春藤念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这不公平啊！后来才慢慢发现美国的思维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投入不够，所以要加大投入，给他们更多机会。这也让我更加理解什么是公平。” 　　小吕以往多次和父母去欧洲，到美国读书后，暑假的时候就去南美。“大致就一个体会，我去过的所有国家的人都活得比中国人轻松，中国人太累了。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和外国人比，是一些深层的不一样吧，我说不出来。”她到美国一个学期之后，父母开始考虑移民的事情了，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身边的几个朋友都在谈论移民。对于移民，妈妈好像更热心一点儿，小吕的妈妈在民主党派做扶贫工作。“我妈妈说她觉得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哪天矛盾激化，她一点儿也不会惊讶。后来开始唱‘红歌’，我妈说感觉那氛围有点吓人。虽然我觉得动荡不大可能，但是准备着也没什么不好。而且现在国内通货膨胀这么厉害，钱存在银行一直贬值，买的股票现在还套着，我觉得还不如拿来投资移民划算。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私有财产不大受保护，哪天万一真要强拆我们也没办法，所以还不如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小吕爸爸的一个朋友，女儿在多伦多，一家人也要移民。“我去找她玩过，我发现加拿大真的很适合移民。我爸爸还有两个同学在多伦多，等那个叔叔也移民了，我想我爸爸妈妈过去之后，起码不会没有朋友。多伦多华人社区很大，中餐店又多又好吃，好多银行都有华人接待的，不会说英语问题也不大。房子我都看好了，在一个地铁终点站附近，有个很不错的社区，很多中餐、韩国菜，治安也好，房价也不贵。我想他们可能会无聊，没准开个小餐馆什么的吧，具体的还没想好。” 　　小吕说：“我和妈妈、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很难沟通的事情，我爸爸比较传统，也不善言辞，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新潮、有时候很天真的一个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妈从来没管过我什么早恋啊这些事情，也没逼着我学习。我问我妈，我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或者跟个女的结婚了你理解我么？我妈就说不结婚也没事，要是跟女的结婚了你别告诉我就完了。我觉得我爸妈还是非常好沟通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叫我赶紧找对象啊、好好找工作什么的这些小事，大事上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很统一的。不过我妈不喜欢我批评时局，我妈说，这跟愤青一样没气质，而且有些事不必说，做就行了。”小吕知道，妈妈在“文革”的时候受过一点儿刺激，妈妈当时住在民主党派的院子里，经常能看到院子里的人被红卫兵逼疯了，或者是放学路过后海看到自杀者的尸体被捞上来，还有楼里有自杀的人，尸体被抬出来。“当时我外公关在九三学社的一个院子里，只有我妈和我姨两个女孩子在家，我妈说当时她们俩一个10岁、一个7岁，自己连饭都不会做，还成天有红卫兵闯进来抄家什么的，两个小孩吓坏了。我妈说那是她人生中最恐怖的10年。我妈妈也不是故意跟我说这些，就是我妈妈有点儿神经质，特别容易乱想。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是小时候吓着了，然后顺便说了这些事。我希望她能够健康、开朗，永远高兴。” 　　另外四个人 　　杰西卡，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后在两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务了10年，第二家服务至今也有6年了，这两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强里都排在前50名。杰西卡2004年在美国总部工作了一年，把3岁的女儿送到当地幼儿园。入园第一天，还不懂英语的小闺女就参加了地震演习训练，加州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幼儿园和学校时常举行演习。每天早上，女儿到幼儿园之后，老师会带着孩子高声朗诵一句口号：“我们对待别人，不能用我们不喜欢别人对待我们的那种方式。”这个略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翻译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杰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属身份去美国的，每天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的事情更多由他承担。工作期满，丈夫对“家庭妇男”的身份感到厌倦，一家人告别加州的明媚阳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领”，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国内忽然接连发生几起校园凶杀案，有杀手闯入小学杀害孩子，北京的小学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丈夫忽然跟杰西卡念叨，我们移民吧，去加拿大。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没费什么时间，他们服务的都是美国公司，对北美最熟悉。加拿大的情况也相对简单——温哥华适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多伦多的机会更多。从移民的念头萌发，到办完相关手续，杰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还成功传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样办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现在，杰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大的审批，一旦获批，就准备奔赴“新大陆”。她也有心情回顾这10多年的职场生涯：“我在美国总部工作那一年，发现那里是弹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上送孩子上学之后就到公司，这样下午4点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宠物，享受家庭生活，从来不加班。这种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大陆当做最重要的市场，定下非常高的目标，我们这些职员就要贯彻执行，都跟着这个目标拼命，其后果就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感。我们这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收入高，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的目标就是升职、涨薪水，时不时能接到猎头公司的电话，告诉你又有一家大企业给出多少万的年薪。可现在‘80后’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外企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很普通的打工者。现在，房价飞涨，要想过体面的生活并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为狭窄，人际关系——那种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竞争，让你待在公司里极其紧张。” 　　杰西卡的这种紧张感也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国考下了驾照，在中国却从来不开车。“我前两天带女儿出门，打出租车，出租车上的乘客要下来，我们要上去，后面过来一个奔驰跑车，一直就在按喇叭，我们上了车开走，那辆车还在后面跟着按喇叭。我就对司机说，不要回头，不要惹他，这时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英菲尼迪车祸案’——北大、清华毕业的夫妻俩，和我们一样是‘白领’，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去看病，结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还想起最近看到的新闻，说有些‘少爷’，车里都带着枪。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杰西卡说她在美国工作那一年，成了一个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岁，住在山东老家，一直是个教徒，可她自己从来没想过成为教徒，在美国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周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儿会用耶稣的教诲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她们学校搞一个班会，本来我女儿和另外一个女生被确定为班会主持人，可到班会召开前，我女儿的主持人资格被取消了，另外那个女孩子说我闺女长得难看，黑，不能当主持人。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问：‘妈妈，我长得难看吗？’我只能说：‘闺女，你长得很美，每一个人都是美丽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么宽慰她，她却在电话里说：‘没事儿的，耶稣说过，要服务于别人，要做头也要做尾。’她能这样想，让我觉得宽慰。我们的家庭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学校的教育在竞争。我们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终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成为一个我们不希望成为的人。” 　　与杰西卡不同，陈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梦还遥遥无期，他1997年在南京办理第一次加拿大技术移民，1999年办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开始第三次，如今在办理第四次申请，他在电话里承认：“这个梦想离我自己是越来越远了。”他的移民之梦起源于1995年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涯，那个地方的壮美风光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么奢华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环境，大家买一毛钱的樱桃吃，都会高兴，在市场上买点儿东西，顾客都会轻声细语地问，这个东西能便宜一点儿吗？不会粗声大气的说话。我看过《瓦尔登湖》那本书，我的梦想就是能在那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过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这样的地方。”陈先生服务于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广州、海南等地辗转工作了10多年，电话中谈起为什么想移民就激动起来：“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给企业创造4000万元利润，可工资一直那么少，公平吗？我在西安买了套房子，繁华地带30多层高楼，到现在已经7年了还办不下来产权证，谁能知道这样的楼手续不全，我的投资得不到保障，这公平吗？”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陈先生刚在网络上跟人吵完架，他说他希望某人能出任总理，因为他意识到了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谈起国家大事，陈先生愤怒了：“那么多的孩子失学，可那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这公平吗？都说我们自己的红旗轿车好，可那些当官的谁买红旗轿车了？他们爱国吗？一辆玛莎拉蒂，多少人议论啊，这样一辆车4000多万元，能养活多少老百姓？这不还是发动机上弄个铁盖子，凭什么卖那么多钱？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享受好生活，浪费那么多资源，要我们买他们的国债，用金融衍生品来坑蒙拐骗，这个世界蕴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陈先生越说越激动，但很快就自嘲起来，“我说这些话，都是愤青言论，和我的年纪不相符，我的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是我的纠结所在，我希望能到瓦尔登湖那样的地方，把这些混乱的念头都抛开。”陈先生承认，技术移民逐渐缩紧，投资移民需要的钱他承担不起，第四次申请的结果可能还是失败。 　　对于西宁的小向而言，钱从来不是问题。他出生于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看见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为了攒钱买房子累到吐血，于是辞职，回到西宁接手家里的生意，感叹西宁的闭塞，办完了新西兰的创业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兰去。“上大学时我还是一个爱国青年，整天讨论光复台湾；可另一方面，为了加入学生会，又没脸没皮，请老师吃饭，请高年级同学吃饭，我猛然发现，我们对权力、对官职的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很多同学都会说，我既然改变不了现状，我就要加入其中。这时候我才开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学到的那些假的东西一行行删除，然后重新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国家究竟是怎样定义的，中国人这三个字的重点到底是中国还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入托前，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要学会打架和骂人，这样才不会吃亏。我可不愿意将来我的孩子重复一遍这样的生活，他们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坏人，见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还年轻，我只想过心地干净、有朝气的生活。”小向说，在新西兰工作一年之后就能获得绿卡，然后再考虑换国籍。 　　杭州的老王，已经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他选择了墨尔本，墨尔本刚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给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气、环境、政府服务，这些都无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这个城市略显陈旧，土了一点儿。不过，这里的确适合人居住。我从1994年开始做外贸生意，曾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长驻，以我的经验，外国人在异地总有一些紧张感，很难交到朋友，可我在墨尔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机里就多了40多个人的电话，都是我新结识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里很容易交到朋友，每个人都与人为善。孩子在那边也很幸福，下午3点放学就去公园玩，在国内，他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八九点是很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可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回来了，他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老王谈话极为从容，“我在国内生活也非常好，不会为钱发愁，可我们也有不安定的感觉，像我这样收入的人，买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难，我真不知道以后人们怎么生存，现在我逐渐把财产转移到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安定。但我对国家不会有任何激愤的批评，毕竟我得到了利益，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松。”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物质丰富后带来的这种膨胀感会让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我害怕会碰上这样的人，我害怕这样的人，可在一个正常的地方，一个人没必要害怕另一个人。” 　　(三联生活周刊)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10/06 — 别怪温州老板大逃亡，政商界人人都想走－－一个国籍贩子的自述 2011/09/14 — 《福布斯》:为什么中国的富人想要移民到美国？ 2011/08/29 — 浙江甬台温及广东考察见闻 2011/08/29 — 底层沦陷 上层逃离 中国正面临“人财两空” 2011/08/27 — 王馨语:中国留学生所受的双重文化适应分析 2011/06/24 — 《时代》中国的“财富外流” 中国富人倾心移民 2011/06/23 — 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要出国 2011/06/17 — RFA: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浪潮-中国的财富外逃和外流 2011/06/13 — 老外抱怨欧美房价飙涨：都怪你们中国人 2011/06/12 — 《建党伟业》演员国籍

中国经营报在反思大连PX项目时说，东亚国家大都是国家主导型的快速推进工业化发展模式，需要大量投资，所以政府和资本方结成的联盟，很容易把企业员工和民众的利益忽略了。在中国国内，政府和企业的沟通都很畅通，但是二者和民众的沟通都不怎么畅通。这就是大连PX留给中国社会的反思。这个也许可以作为“疏远群众、亲近资本”的一个注脚。 8月19日，前苏联解体20周年之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谈到苏共解体带给我们的借鉴时，他说教训之一就是千万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对党的建设要加强监督。(2011年8月22日《南方日报》) 资本在权力的庇护下应该日子过得很舒坦，但吊诡的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底层沦陷和上层逃离并存现象。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纽约时报》在报道印度获得板球世界杯冠军的文章中说：印度上层阶级追求的就是让自己远离印度—-远离印度的人群、灰尘、炎热、贫穷、政治、管理和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东西。“上层远离”现象不仅在印度，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仅远离贫穷、混乱，远离日益恶化的水和空气，远离不够宽松、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也远离趋向恶化和对立的阶层关系，甚至还有一种“祼官现象”或者“祼商现象”—-全家远离，一人“留守”。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三十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负责人称，去年中国大陆投资移民该国人数占全部投资移民的62.6%。福布斯中文网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称，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中国的富有人群把移居海外作为自己的人生向往。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南方日报》8月17日报道，中国首部华侨华人研究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8月15日发布。蓝皮书显示，留学生不愿回国发展，中国富豪移民海外，中国财富流失他国现象已比较严重。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恐逾450万，对比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4543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正面临着“人财两空”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一直嫌人口太多吗，多一些人移民海外岂不更好?中国不是嫌货币超发太多吗?移民者带走大量货币有什么不好?问题是，移民者多属社会精英，而且他们带走的不是货币，是真正的财富—-他们在竭泽而鱼的发展过程中，将大量社会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了—-这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财富。同时，不讲规则、不守法律、不讲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发展逻辑，把人间一切美好的规则和人心也都破坏了。这，不也是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吗? 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胡德平先生在提到许多民企老板赚了钱就向外国移民、置业时说，很多民营企业家也表示还是在中国市场赚钱最容易。但是一考虑财产和人身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移民海外。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发展的环境不利，它就会选择走。 为什么权力庇护下的资本却没有安全感?一考虑到财产和人身需要就要选择移民海外?这是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条件下，由于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使社会必然滑向权力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而无以自拔。制度经济学上“分粥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靠选拔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分粥，众目睽睽之下都难以避免滑向腐败深渊，不受监督而又资源无限的政府权力，以及直接投资经济的裁判员兼运动员双重角色，更难以指望其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夜者。更何况，官员任期的短暂性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短期行为和政策的多变性更加令人眼花了乱，今天你还是权力的宠儿，明天换一任领导你就有可能成了权力的弃妇!权力之手不断洗牌、翻搅、调戏资本，权力与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与资本之间、权力与权力之间，既彼此依赖和勾结，又彼此利益冲突甚至敌对。今天此权力是财富的保住伞，明天彼权力就成了财富的敌人。权力还是那个权力，只不过掌管权力者可能换了人。凭借权力，可以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也因为权力的虎视眈眈，你也可能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坠入赤贫。前几天和一位某报著名调查记者聊天，说到某南方城市，一个开发商刚刚盖好一楼盘，工作人员马上被一帮流氓打出去，这帮流氓将楼盘换了个名称就卖光光!地方公安根本不立案! 为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润，一些权贵资本的劫掠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上抗国法、下坑民众、中间则践踏和破坏一切道德与规则。全家人怀揣外国护照，一见风声不对或者权力失势，立即逃之夭夭，留下一个百孔千疮的大地，和沦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底层民众。 权贵资本的劫掠形式多种多样：行政垄断、行政管制、借土地矿山的“集体化国有化”混水摸鱼，等等，不一而足。任其发展，权力和资本只会成为劫掠自然和百姓的掠夺者和“刮地皮的”，剩下满目疮痍的大地和败坏的人心给底层和子孙后代。 杨锦麟先生微博说：某地见某退休高官，他主动谈及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刻，可见即使在高层，对几乎已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权贵资本结合现象，认识是深刻的，也知道任其坐大，影响深远，但老人家长叹了口气说，都明白，都了解，只是力不能及啊!力不能及之语，极具震撼力，至少当时我听了之后，感觉震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新锐作家、社会活动家刘思宇则提到台湾立法委员洪秀柱上大陆微博，感觉受不了：“希望通过微博了解这个社会，只用了两天，就没勇气再看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骇人听闻，太多太多的事情让人悲痛欲绝。这个社会里见不到的‘仁义礼智信’信仰，甚至没有‘伦理与道德’，公平和正义在这里都是愚蠢的行为，无法理解。” 我们受不了也得受，谁叫你生在中国大陆?谁都不行动，只能等着中国这艘船一起沉没。11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呐喊：改革正在过大关。今天的中国，仍然正在过大关。11年过去，这个关隘更明晰了：我们要过权贵资本的大关。权贵资本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掘墓人。遏制权贵资本，不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权力越大，腐败的空间也越大。况且，权贵资本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事实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众更不能对权贵资本作壁上观，看戏一样看他们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厮杀!须知，他们的战争，炮灰都是美丽的自然环境和逃无所逃的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的个人力量固然不如国家领导人大，但是，群起而为的曝光和媒体运动却能够使黑幕一点点暴露在阳光和监管者的眼皮底下，从而使权贵资本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恶行得到惩罚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权力，而是阳光。眼下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粪运动”，让阳光和公开化来洗涤污垢和罪恶。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6/17 — RFA: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浪潮-中国的财富外逃和外流 (0) 2010/07/29 —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0) 2010/07/12 — 我国精英移民潮引发思考 专家称系追求安全感 (1) 2010/06/04 — 多少精英正在移民海外，他们寻求什么？？ (0) 2011/08/29 — 浙江甬台温及广东考察见闻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