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

自由亚洲 | 中共党报再发文强调制度自信 难掩当局舆控不自信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共机关报发表党校教授的文章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先进合理,因此必须坚定制度自信。但有评论认为,近期中国官方媒体连续释放诋毁宪政及自我辩解的信号,凸显当局在中国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现状下,对舆论失控的忧虑。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五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有制度自信》的文章,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文章认为,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先进合理,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中国以建成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就是先进合理的制度。 文章虽也承认,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完善,有待改革逐步加以解决。但作者并没有阐述制度“不完善”之处及产生的原因,而只用“一些社会问题主要是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能归咎于现行制度”一笔带过。 文章强调,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国情,因此应该坚定这样的制度自信。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就此表示,近期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表赞美现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文章,却正反映出了当政者不自信的一面: “现在有文章来为自己的制度、理论辩护,本身说要加强自身自信,那说明现在是不自信了:在黑夜里,喊着说‘不怕鬼!不怕鬼!’说明心里是怕鬼的。另外,制度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如果说经济制度的话,现在中国执行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列宁全集》里面他说过,‘市场经济加对外贸易’这就是资本主义。” 姚监复指出,以所谓生产资料分配形式划分,中国当前并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按劳分配阶段,包括固定资产总值、劳动力数量及上缴税额等范围统计,中国的三资或私营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已经超过整体经济的50%。姚监复说: “现在,(中国)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自信’就说明对资本主义制度是自信的。如果说叫‘社会主义’,你社会主义表现在哪呢?原来说计划经济,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如果说公有制,现在私有成分超过百分之五十了;分配也不纯粹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资’分配。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制度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只有一点就是共产党领导。”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职中国国务院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也认为,中共机关刊物近期连续强调要强化意识形态建设,很可能反映了中共高层对当前的社会形势感到焦虑: “根本点就在于他们发现,现在宣传当中使用的这套意识形态在党员、干部和老百姓当中越来越没有市场,急需要为它的意识形态寻找基础,所以在反复地讲。现在,中国现存的意识形态和现存制度其实本身存在根本性矛盾。如果按照中国现状来讲,中国既然在经济方面实行了私有化,试图通过经济制度的改变来维护政治制度,那么这时候实际与马克思这套正统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针锋相对了。” 程晓农认为,邓小平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初期,之所以提出“不争论”的观点,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挽救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衰败。邓小平的“不争论”,不但回避了中国经济改革是姓社、姓资等理论上的争议,也为中共推迟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 程晓农指出,从目前习近平的做法来看,似乎他并没有领会到邓小平的初衷: “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了‘不争论’,就是因为他知道不能争论。习近平选择了‘要争论’,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很有勇气,但实际上这个‘要争论’只是把邓小平当时试图回避的那些矛盾又重新翻出来了。但是他的说法比邓小平的就要差一些,邓小平强调不争论他是把毛的那套制度扔在一边、不谈了,习近平现在的说法是‘前三十年不许用来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许用来否定前三十年’。但他不想一想,这前三十年正好是他现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基础。” 在北京的姚监复则认为,中国官方媒体近期释放出的一连串保守意识形态信号,与习近平、李克强接班后的政治路线有关: “我想这就是中办‘九号文件’对当前意识形态提出的七个方面,认为西化、分化、敌对势力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反对民主宪政。司法独立、多党制这些都反对,那还有什么自由?还有什么民主?普世价值都不承认的话,这样的制度有什么值得维护的?所以我想,这说明自己不自信,总怕自己一党永久执政的合法性被人质疑。” 姚监复表示,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接班后,官方高调反对宪政并坚持高压维稳的社会控制政策,凸显当局在社会矛盾高发的现状下,更担心失去对舆论的控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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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美国阶级分化严重,教育难以改变贫困命运

JASON DePARLE 2013年08月03日 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安吉莉卡·冈萨雷斯(Angelica Gonzales)在高中时走的是“哥特路线”——黑靴子、链条和工装裤——她的优等生身份和她的奇装异服格格不入。她给自己起的昵称来自一个金属乐队,她立志成为家族里的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 “我不想像我妈妈那样在沃尔玛超市工作”,她写信给学校辅导员。 她的周末和暑期都贡献给了大学升学辅导班,在那里,她和她最好的朋友,玛丽莎·奥尼尔(Melissa O’Neal)以及比安卡·冈萨雷斯(Bianca Gonzalez)分享“离开这个小岛”的动力——她要逃离这不幸的加尔维斯顿,在这里生活没有出路。玛丽莎是八年级毕业礼上致告别辞的学生代表,她母亲的男友们和酗酒问题让她气恼不已。比安卡活泼天真的外表下,隐藏着父亲去世的创痛。她们整天形影不离,有个助教叫她们“三胞胎”。 低收入人群的奋斗之路更加陡峭。尤其是在波尔高中(Ball High School),女生班里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如期毕业。但是到2008年“三胞胎”毕业时,她们的去向似乎验证了“教育是伟大的均衡器”的说法。 安吉莉卡来自一个苦苦挣扎的墨西哥移民家庭,她去了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比安卡被社区大学录取;而玛丽莎上了德克萨斯州立大学(Texas State University),那也是前总统林顿·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母校。 “这感觉就像是我们从一种生活飞跃到另一种生活,”玛丽莎说,“感觉就像是‘我们出发咯!’” 四年后,她们的故事似乎不能作为人往高处走的范本,而更像在印证飞速发展的经济不平等时代的阻碍。她们都没有获得本科学位。只有一个人仍在全职读书,有两人债台高筑。安吉莉卡背着超过6万美元的债务从埃默里退了学,现在是加尔维斯顿一个家具店的职员。 她们有能力应付高校的学业,甚至表现突出。然而对赚钱的需求、与校园生活的疏离给她们带来了一系列压力,对校外男友的依赖让情况更加复杂。没有家庭或校方的引导,上大学对于她们来说就成为了没有防护网的勇敢一跃。 她们的失落反映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教育对阶级分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贫困学生的学习成绩长期落后于富裕的同学,但是从小学考试到大学毕业,这个差距越来越大。随着学业成就与收入前景越来越挂钩,其后果也更深远:教育——这一本应该消除阶级壁垒的力量,反而加重了阶级差距。 “每个人都想要把教育当作一种均衡器——接受教育就是趋上流动的开始,”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经济学家格雷格·J·邓肯(Greg J. Duncan)表示,“但是,几乎每一种测量标准都表明,高收入和低收入儿童的差距正在加大。这太令人沮丧了。” 几十年来,美国已在机会均等及反对种族倾向方面做出努力,差异已经缩小,然而阶级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让专家们感到意外。近期还有证据表明,低收入的美国人比同等条件的加拿大人和西欧人向上的机会更少,这一结论更加令人担忧。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玛莎·J·贝利(Marth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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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内蒙古统战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三报道,内蒙古统战部长王素毅因涉嫌严重违纪已被中共中央免职。王素毅成为近期连续落马的中共省部级高官中最新的一员。 官方“新华网”当天引述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消息报道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今年六月,《河南日报》农村版副主编顾华曾在个人新浪微博上转发爆料信息:王素毅“现被情妇联名举报贪污受贿近亿元,包养女大学生、女记者数名,房产数十套。安排近30名亲戚吃空饷”。 新华社公布王素毅被查消息后不久曾在微博上发表短评,认为中共“十八大”至今,近十位省、部高官落马,其速度彰显了中央的反腐决心。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就此表示: “这些案件实际上都是老百姓长期举报,无法掩盖了。长期举报但是一直带病提拔,大家都在问这些人他们的后台?刘志军向谁行贿,我们现在都没办法能追问到。所以,虽然最近有很多贪官落马,但这跟领导层的所谓反腐决心,大家觉得并不一定就有关联。” 王素毅被宣布免职之前,虽然中共纪检委监察部网站在7月1日已经公开证实了其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但由于《内蒙古日报》6月28日还在头版头条刊发王素毅的相关报道,王素毅自治区常委的头衔当天也依然挂在内蒙自治区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因此,王素毅遭免职,还是给人一种“闪电”落马的印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程晓农认为,以当前中国官场的腐败现状,一些省部级落马官员还远远达不到习近平宣示所要打的“老虎”级别: “如果是以被查处的官员级别来判断是不是‘打老虎’?那么打的最多的应该是胡锦涛和江泽民,而不是习近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任内都有过政治局委员被打的:江泽民时代 有陈希同,胡锦涛时代是陈良宇。那么习近平到现在为止,与那几个老虎相比他现在是打的狐狸。虽然官方媒体想高调宣传习近平反腐的努力,但是仅仅简单地按照被打官员的级别来判断政策走向,这种结论过于草率。” 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曾在今年五月强调,今年的巡视工作重心是要围绕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而王素毅的落马距离中共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内蒙还不足一个月。“中央巡视”这一在中共组织内部运行了十年的上下级监督制度,目前俨然成了“反腐利器”。 程晓农则认为,中国在缺失民主监督机制的现状下,腐败问题将难以在体制内部得到自我根治: “从江泽民时代到现在,中国的贪污腐败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蔓延,打的‘老虎’也不少,但是并没有起到真正的遏制作用。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有多少‘巡视组’,哪怕把中央政府所有官员都派去当巡视组,他们自己有很多人就是‘老虎’。现在实际上地方的很多腐败比方在省一级,通常都是在中央有某种后台的、有人保护,上下是勾结的。打贪的要害不在于有多少个巡视组,也不可能靠‘整风’解决问题,只能靠对这个体制做手术。让权力的完全垄断改变过来、让老百姓有真正的政治参与权、让媒体有真正的监督权,这样才可能改变官员的腐败(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2岁的王素毅自2010年6月起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部长一职,同时兼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王素毅也是今年继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和安徽副省长倪发科皆因涉及“钱权色”贪腐问题而落马的中共最新一名省部级高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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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官员送子女出国乃公民权利 政协委员高论引发社会热议

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会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干部子女。官员将子女送出国外是他们的公民权利。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受到非议是不公平的。宗立成的这番话引发了中国社会和网民的争议。 据北京出版的《新京报》3月7日的报道,宗立成甚至还说,一个官员是久经党的考验,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官位的,是老百姓的精英,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关爱和尊重! 他表示,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习,这就无可非议。但因为某人是个官员,把子女送出国就要受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 宗立成还声称,他这么说不是因为自己是位官员,而是要给社会一个公平。 对宗立成的这番话,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表示,官员子女出国读书不是教育问题,涉及到官员的信息是否公开,他们的收入是否合理,是否廉洁等问题。他建议,有关部门将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出国读书情况,纳入官员申报范围,有助于对其财产情况进行监管。 3月7日公布在中国网滨海高新网上的、针对宗立成言论的一个点评指出,不可否认,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但现实问题不能不让公众焦虑,一些腐败官员的背后经常有子女在境外、甚至全家在境外等情况。再者,结合现在的收入现状,很多公众认为一般官员家庭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出国的财务支出。作为支配公共权力、有“权力寻租”便利的领导干部,公众对其的关注和期待自然会更高。要让干部送子女出国这个“公民权利”不被质疑和放大,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以及官员作为“公众人物”的信息透明是当务之急。 另外一份3月7日发表在 国际在线专稿网上的文章也指出,不错,官员送子女出国本身没有错,只要不损害公共利益,的确无可厚非。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基本的报告公示制度,公众对于官员及其家庭情况一无所知,面对送子女出国的高昂留学费用,公众必然要问一声:钱是从哪里来的?果真都是正常的薪俸收入吗?事实上,官员因为要送子女出国而收受贿赂的例子不胜枚举,太多已经宣判的贪腐案件都可为之佐证;这足以说明,官员送子女出国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贪腐触因。因此,为“防腐于未然”,非常有必要将官员送子女出国的情况公之于众。 国际防腐败机构“透明国际”的亚太事务负责人廖然先生表示,政协委员宗立成有关官员送子女出国留学是公民权利的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个政协委员这番言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在中国反腐败反了这么久,连政协委员都是这个水平的话,真是很悲哀。谈了这么多年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政府官员在中国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大家都很清楚,外国尤其是美国一年的学费是多少大家也都很清楚,一个政府官员有可能把子女送出国吗?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一篇发表于3月7日的署名王学进的新浪网博客表示,不可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确是出于望子成龙的愿望将子女送出国深造,但也不用否认,有相当多的官员将子女送出国是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近年来查处的贪官贪污受贿送子女出国留学案件看,基于三种目的的居多: 一为招财进宝。一些实权在握的官员往往以子女留学为借口,暗示他人送钱送物,达到“创收”目的。以大贪官毕玉玺为例。毕玉玺夫妇经常故意在公开场合说儿子留学费用高,暗示他人“送钱”,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姜某便以合办公司名义将31万美元存入在国外留学的毕玉玺之子的账户上。 二为转移赃款。有一些贪官急于把子女送到国外,美其名曰出国深造,实际上是转移贪污受贿巨额赃款,将黑钱“洗白”。对他们来说,赃款犹如烫手山芋,无论藏在家里,还是存在银行里,均不安全。一旦出事,这些赃款就会成为犯罪证据。因此必须转移到海外。 三为预留后路。近来坊间热议的“裸官”问题多与此相关。一些贪官先是将子女送出国外,再是将在国内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子女在国外的账户上,有的甚至在国外置办房产,为自己以后外逃铺路。典型的如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一人独居北京,将妻子儿女送往美国,随时准备外逃。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对宗立成的这番话表示: “现在中国的官员子弟在海外留学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流行现象。就像国内很多网民在意的一样,这些官员的名义工资都不足以供这些子女海外留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的政府保护官员的收入不公开,政府也不调查官员的财产和收入来源,所以官员才能够心安理得地用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收入送子女出国。” 一位叫孙维国的网民在商都网上发表题为 “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正确的废话”的文章说,宗立成委员说的非常正确,但宗立成委员可能忘了一个事实,老百姓从来没有说过不让官员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知道这是官员的权利。之所以对官员此举有议论、有质疑,是因为到国外学习需要很多钱,对照官员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子女在国外学习费用。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官员财产信息彻底公开,让百姓清楚知道官员有多少财产,这些财产是怎么来的。如此,只要官员的财产来源合法,送子女出国学习就不会遭受百姓议论、质疑,反之,叫百姓怎能信服?怎能不质疑?可见,官员是否送子女到国外学习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的钱是哪里来的?也正因此,笔者认为,宗立成委员所称:“干部送子女出国是公民权利。”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新浪网的一篇博客报道,中国著名反腐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估算,目前中国有118万裸官。另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凡此种种,民众还能像宗委员那样“理性”看待官员送子女出国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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