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

南方都市报 | 发改委官员:同意百姓为呼吸新鲜空气买单说法

原标题:国家发改委能源与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 全部省会城市都可放弃工业 ●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1 .3%.很少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目前的发展程度。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实现的城镇化是成功的。当然,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污染问题。中国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没有之一。 ●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能达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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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限购汽车能否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汽车市场说明中国的汽车越来越多,多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实行限购措施,因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认为限购汽车可以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 中国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已经实施汽车限购,现在连二三线城市也要效仿跟进。这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坐不住了。利用召开例行汽车产销数据发布会的时机,中国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星期三在会上表示,反对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汽车限购政策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做法, 因为汽车产业在中国经济运行中仍然起到积极的作用,限购不仅无助于节能减排,治理空气污染, 而且还与中国扩大消费和稳定发展的总体目标不符,剥夺了广大百姓购买私家车的平等消费权,将严重影响中国品牌汽车的发展。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姚树洁教授表示,采取限购汽车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只是一个办法,但不是最佳办法, 如果坚持实施,新加坡和上海的车牌拍卖的办法可取: “拍卖车牌就是提高人们拥有汽车的成本, 就是你收入如果达不到一定程度你就不可能拥有汽车。与此同时, 拥有汽车的成本提高之后,汽车仍然可以卖的出去, 因为有钱人愿意付高价,政府用提高的成本部分治理环境和改善公共交通。 虽然有人说, 这样限购不公平,因为限购的只是那些相对没钱的人, 但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要体现真正的公平,一个社会应该为没钱的人提供更好的公共交通,提供更好公共交通所需的费用要出自那些拥有汽车的人,谁开车谁交钱,谁污染环境谁交钱,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各得其所。 此外,拥有汽车的成本提高之后, 一些本来打算要买汽车的人就不买了, 汽车需求量由此减少。 说到有人不赞同车牌拍卖的形式限购, 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和汽车制造商愿意多卖汽车。 如果汽车牌照拍卖,每个城市的汽车牌照数量被限制,汽车的需求就会随之减弱”。 限购汽车的方式不尽相同。迄今已经实施汽车限购的上海、北京、贵阳和广州四个城市,限购的模式各不相同。上海实行的是“有偿拍卖”模式,北京是“无偿摇号”模式,广州是“环保+摇号+竞价”的组合分配模式。 而贵阳则采取限行和限购相结合,通过摇号方式获取可在市区一环以内行驶的车牌。最早实施限购的上海从1994年开始实行私家车车牌照拍卖,从2012年6月以来,上海私家车车牌拍卖价“九连涨”,今年3月最低中标价接近一万元人民币,上海车牌由此被称为“最贵铁皮”。 说到采取汽车限购政策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作用大小这个问题,在重庆某地从事网络新闻编辑工作的向绍伟先生表示: “用限购治理交通拥堵有部分作用,但只能治标不治本。 至于用限购治理空气污染这个问题, 我手头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可查, 但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物应该没有污染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多, 由此限购汽车也不能起到治理空气污染的作用”。 中国曾有报道说,限制汽车往往是解决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各项措施中最直接、最简单,同时也是触动各方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最少的方案;当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真凶”不可追缉,而公众又需要尽快“怨有所归”时,在部分地方政府的眼中, 汽车自然成为最理想的“替罪羊”。向绍伟认为,以限购汽车措施治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是地方政府“懒政思维”的做法: “现在公车和私家车太多了, 像我所在的小城市也堵的不得了。让人少买车或者让车贵得让你用不起从而达到控制汽车数量的部分是最偷懒的办法。要从根本解决问题,政府应该发展采取公共交通优先政策。 如果我乘坐公交或打出租车比自己开车要快要方便, 不那么拥堵, 谁还去买车呢?通过限购政策只能让有钱人买更多的车。比如,有地方实行单双号限行,有钱人就买两辆车,一个单号, 一个双号, 每天都可以开车出去,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自然无法解决。” 汽车多了肯定会增加空气污染, 汽车多了肯定会增加交通拥堵。中国汽协星期三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突破1000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都超过10%。有专家表示,地方政府推行限购政策时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不能一味地将城市治理成本转嫁到大众身上;通过限购汽车获取的资金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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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空气净化器真能净化室内空气吗?

对于过敏症患者来说,4月非常难熬,5月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总是会拼命地打喷嚏。再后来,站在草地上,满脸通红、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成了我的经典形象,就好像刚从一场悲催的奇幻之旅中逃脱出来一样。你觉得棉手帕是老男人的专利么?告诉你,从5岁起,我的口袋里就一直有一条手帕了。 长大后,我的习惯对解决这些麻烦的根源——过敏体质也没有任何好处。我收集旧书籍和唱片,把整个布鲁克林公寓都堆满了这类容易招惹霉菌和灰尘的东西,还固执地拒绝进行打扫。现在回顾起来,那七年我一直阿嚏阿嚏地仿佛罹患了一场漫长的鼻窦感染。 我不喜欢吃药,所以即使开瑞坦(Claritin,氯雷他定)已经作为一种非处方过敏症药品通过了审批,也没能减轻我对春季的恐惧。 然而,总是充当那个在地铁上眼睛瘙痒、时时刻刻提防着千万别冲邻座打喷嚏的怪男人,或者是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被同事们安慰“上帝保佑你”的倒霉蛋,实在让人厌烦。于是,随着花粉日渐增多,今年我决定主动出击。由于我对药物和打扫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我决定走技术路线:空气净化器。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对六种不同的便携式空气净化器进行测试,整个公寓房间里都充斥着它们的嗡嗡声。这些净化器都号称能清除室内空气中的过敏原、空气污染物和异味。我家的猫(它那气味令人不敢恭维的猫砂盆是我致力于改善空气质量的另一个原因)似乎也感到空气中正发生着某种变化。 我把我的常见症状——涕泪横流作为指标进行了严密监测,想看看家用空气净化器能否像某制造商鼓吹的那样,可以“完全改变空气的清洁度,令人更加舒适”。 在开始之前,我进行了一点市场调查。如果你是初次接触便携式空气净化器领域,你会觉得这些家电看起来相当奇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净化器不单纯是电子产品,却也不能算是医疗器械,因此并不受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管辖。尽管所有的净化器都吹嘘其拥有种种“高科技技术”(一些声称能清除直径小于0.3毫米的污物物颗粒),但从产品分类上来说它们和营养补充剂之类“心诚则灵”的保健产品是同类。 历年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已对若干空气净化器的制造商提起了诉讼,霍尼韦尔(Honeywell)和奥雷克(Oreck)等品牌都名列其中,或因为它们声称能缓解过敏,但该功效并未经过证实;或因为它们在广告中宣传其设备可从人们所呼吸的室内空气中把几乎所有的杂质尽数清除。负面报道持续不断,《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杂志上刊登的几篇文章指出:某些空气净化器在执行后一功能方面表现不佳。(这一观点始终没有改变。正如该杂志的要闻副主编西莉亚·酷帕斯兹米德·莱尔曼Celia Kuperszmid Lehrman最近告诉我的那样:“关于空气净化器,你需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是,大多数人并不需要它。”) 为了防止卷入诉讼,该行业已经从对其健康效益言之凿凿变为语焉不详。 当我向罗得岛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的环境微生物学家、霍尼韦尔的顾问特德·米亚特(Ted Myatt)询问“在长期使用家用空气净化器后,是否可感觉更健康”时,他的回答闪烁其词。 “有些人能获得直接的收益,”他告诉我,“至于其他人,可能就没那么简单。” 米亚特博士称,关于哮喘患儿的近期研究表明,在家中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了症状和就诊的次数。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可我使用净化器的原因是想缓解过敏,而不是哮喘。如果是那样的话,米亚特博士说,“你恐怕不会这么快看到效果。” 空气净化器的制造商关注的是他们给空气造成了怎样的改变,而不是人体,却把其间似有若无的关联留给消费者自行联想。生产霍尼韦尔空气净化器的卡舒(Kaz)公司的营销总监谢里·赖特(Cheri Wright)称,该设备可清除室内空气中的微小尘埃、花粉、霉菌孢子和其他颗粒物。 “归根结底,从长远来看,你在使空气变得干净,”赖特女士说,“从而呼吸更为清新的空气。” 出于这个原因,许多过敏症专科医师向他们的患者推荐空气净化器。美国皇后区约瑟夫·P·阿达博家庭健康中心(Joseph P. Addabbo Family Health Center)的过敏症专科医师达里尔·R·奥尔特曼(Dary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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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雾霾笼罩中国经济短期前景

过去几天,北京天气炎热,一直处于雾霾笼罩之中。周末污染非常严重,当局建议居民待在室内。中国经济的短期前景似乎至少也笼罩着层层薄雾。 中国银行同业流动性紧缩的严峻形势已经有所缓解,尽管利率仍远高于2013年早些时候的2%-3%的水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上周五明确表示,央行将会“适时调节市场流动性,保持市场总体稳定”。 在周日发表的一篇访谈 文章 中,周小川表示,央行的举措提示“银行需要对自己的资产业务作出调整”,“央行对流动性的把握,市场基本上还是正确理解了”。他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央行将会出手防止混乱局面,但银行需要对一些投机性借贷加以限制。就像上周的 专栏文章 指出的那样,央行或许很难避免道德风险陷阱。 中国媒体出现了很多讨论,他们认为银行同业的压力将加速金融改革和去杠杆化进程。经济学家李稻葵在北京举办的一次 会议 上表示,世界误读了中国经济,他期待很快看到更多改革计划的信号——处理坏账、地方政府财政及放松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李稻葵曾在2010年至2012年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目前是清华大学教授、施瓦茨曼奖学金项目(Schwarzman Scholars)的负责人。 虽然中国已经经历了6月的流动性紧缩,正在进行改革,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到达一致的期望,至少短期内是这样。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曾预测中国信贷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影响,结果证实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他上周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写道: “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家一致期望的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里以约7%的增长率增长,已经可以肯定无望了。通过消费而不是贸易和投资拉动增长,只够给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带来3%–4%的年增长率。但目前并不清楚,如果投资增长水平急剧下降,消费水平能否维持不变。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处理投资增长放缓带来的就业问题,它或许能够将消费增长维持在现有水平。” 新政府在今年3月将2013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7.5%,这个目标看起来越来越难以实现了。此后,领导层释放信号——他们能够接受较慢但质量较好的经济增长。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行将卸任的胡锦涛总书记设定了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年增长率达到7%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没有迹象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降低了这一目标,因此我们应该假定,中国的领导层认为积极的改革方案带来的增长将会超过佩蒂斯的预期。 还有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该领导层决定将重心放在增长质量而不是增长数量上。周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72周年纪念日,习近平在纪念日前夜承诺,“再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 那些认为中国领导人只是穿着中山装的资本家的人,应该关注习近平在会上说的话:“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周一发布的两项数据证实中国经济的疲软之势仍在继续。官方发布的6月采购经理人指数 从5月的50.8%下滑至50.1% ,而汇丰(HSBC)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则为48.2%,低于上月的49.2%。指数低于50%表明经济在收缩。我们尚不清楚这种疲软在多大程度上是受6月最后几周银根紧缩的影响,但我们应该预计到它会对7月的数据产生更大的影响。 期待已久的城镇化计划短时间内不会推动经济。6月29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 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中文) ,对城镇化的道路在高层还没有达成共识。上周,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会议, 城镇化是讨论的议题之一 ,但尹中卿表示,对城镇化计划草案的讨论“异常激烈”。新华社在周日的 一篇评论文章 中称,中国需要的“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只关注基础设施投资。 城镇化之所以不能像一些地方政府和商品生产者希望的那样走投资密集型道路,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中国的地方债务已经膨胀起来了。 审计署的一份报告 发现,2012年年底,部分城市的债务率高达189%。 收紧信贷可能也会影响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尽管最近出台了旨在控制价格的监管措施,但6月的房地产价格依然同比上涨7.4%。2013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土地交易大幅增加,北京的交易额几乎是去年同期的 四倍 。北京上半年的土地交易如此强劲,以至于都已超过了2012年的总量。 习近平继续大力推进对官员作风的整肃行动。政治局在6月22日至25日期间举行了会议,会议的部分重点是旨在打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该活动是最近才发起的,将持续一年时间。他好像在重申大约半年前提出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对高端餐厅和一些奢侈品的销售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两周前,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两篇文章,反驳打击奢靡之风会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的说法。投资者和奢侈品供应商应该注意了。紧缩实际上可能会加重。 我们看到领导层发出了一致的信号,表示为了解决一部分前任遗留下的问题,他们愿意忍受短期的痛苦。说起来容易,而且其中的一些话是我们以前听过的。但我们预计会度过一个漫长、艰难的夏天,大家都在等待将于今年秋天举行的三中全会。到那时,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应该会有一个清晰得多的认识。 利明璋(Bill Bishop) 每日自北京更新其博客 Sinocism (在中国大陆地区可能不能正常访问)。他的新浪微博是 @billbishop ,Twitter 帐号是 @niubi 。 翻译:许欣、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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