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宋石男 刊于《看历史》5月号，见刊标题为“七君子案：救国之罪”，有删节。本期看历史以90P篇幅做封面专题《起诉民国：影响民国的司法大案》，借他人杯酒浇己之块垒，值得一读！） 1936年11月22日深夜，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邹韬奋等七人因组织救国会，批评国民党政府，鼓吹抗日救亡而被捕，翌年6月两次开庭，7月底获释。史称“救国会七君子案”。 七十五年后重看此案，对事件涉及的人物、党派、社会等，或能有些许较具新意的解读。我们同时也希望，滥用司法迫害异见人士的旧时代，不再重来。   【七君子案前夕的蒋介石】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就陷入抗日有心、欲战乏力的状态。他深知中日军事实力强弱悬殊，何况当时中国只是名义上统一，西南、西北、两广等地均处于事实上的割据状态。蒋从一开始就认为只能采取持久战策略，必须“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越能持久，越是有利”。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攘内安外”的政策。“安内”的内涵，不止是剿共，还包括削弱乃至征服地方割据势力。他利用追击红军取得对西南、西北的控制权，精心设计布置抗战大后方，随后挫败两广事变，迫白崇禧李宗仁下野，取得对两广控制权。心腹大患中共虽仍在陕北活动，但只剩万余人军队，蒋介石自信可令张学良东北军将之彻底消灭。 “安内”告一段落， 1936 年 7 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将攘外御侮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蒋介石提出“最后的牺牲”和“最低限度容忍”，国民党正面抗战已在弦上。稍后，蒋介石更力排众议，严令阎锡山晋军等部发动绥远抗战，一举拿下百灵庙，取得局部胜利。 蒋介石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混合体。他受孙中山国家本位主义影响极深，“国家至上”占据了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地位。这种国家至上的观念，既有西方新黑格尔主义法哲学关于国家是体现个人自由和理性的唯一整体形式、元首即代表这一整体的内容，又有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内容，以致巴林·摩尔说蒋的思想是“既有儒家的成分又带点西方思想的稀奇古怪的混合物”。 由国家本位主义出发，蒋介石对国民的个人自由没有足够尊重。他认为“五权宪法所提倡的自由，不是个人自由，而是整个国家的大自由”，甚至认为“欧美革命要争自由，中国革命要重团结”，“中国之所以贫弱，就是中国人太自由的毛病生出来的”。 蒋介石也知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不过显然站在后者一边，他说：“传统的自由，是就个人孤立的观念，即消极的意义来说明。传统的自由，只是避免干涉的意思；三民主义的自由，却是积极的服务人群，而发展自我的意思”。在他眼中，如果个人自由的发挥，哪怕是为抗日爱国名义而发挥，如果可能危及或破坏国家的大自由，也是不可原谅的。他眼中的国家大自由，则是在他及国民党强有力的统领下，对外抗日，对内统一才能获得的自由。他显然无法容忍任何一个社会团体来挑战政府主导抗战的话语权，更不能容忍其打乱“攘外安内”的整体布局。 持国家至上、积极自由观念的蒋介石，在 1931 年 5 月 5 日直接授意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特别约法》，进入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将立法权授予了蒋介石，他得以颁布大量专制主义特别法规，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维护治安紧急办法》、《惩治盗贼暂行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借由这些立法，国家的大手可以轻易深入个人自由的领域中，蹂躏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   【七君子案前夕的中国共产党】   作为蒋介石一生最大对手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结束万里长征，抵达陕北，只剩下几个编制不满的团，加上陕北苏区的红 25 、 26 军，也不过万人之数。要确保生存，仅靠军事手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必须有绝路逢生的政治谋略才行。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新政策，过去敌我阶级分明的关门主义，现在变成了灵活的结盟政策。中共成功周旋于西北乃至全国各地实力派中间，与西北最大地方势力张学良的东北军秘密结盟，赢得宝贵的休养生息机会。同时，中共于 1935 年 10 月 1 日在《救国报》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停止内战，组建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这一宣言赢得国内民主派人士的普遍同情与共鸣。同年 12 月的瓦窑堡会议，中共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放宽“人民”的范围，将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等纳入，同时停止没收区内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允许有产阶级参与苏区政权管理，不再以阶级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 统战策略制定后，中共也落实了两个主要统战对象，一是日常活动范围常有碰触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 17 路军，一是以救国会为代表的民主知识分子。前者在军事上可提供最低为互不侵犯的合作（突发的西安事变更是给中共送的大礼，让其喜出望外），后者在舆论上可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博取同情和支持。值得强调的是，中共的统战策略，始终将抗日与反蒋捆绑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民主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治主张，救国会还与秘密到上海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等建立了联系。 1936 年 7 月沈钧儒等 4 人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正是在中共代表团成员潘汉年的鼓动和授意下完成。此文发表后，毛泽东专门致信作者，表示中共中央同意救国会的宣言、纲领与要求，愿意签名加入，与各党各派诚意合作、共同奋斗。   【救国会七君子等人的活动】   1936 年 6 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其骨干以 1935 年 12 月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主。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 14 人为常务委员，邹韬奋、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等 40 余人为执行委员。救国会的宗旨是和任务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在上海、南京、西安、香港乃至纽约、巴黎等地设有组织，并自办多种报刊鼓吹停止内战、抗日救亡。 成立翌日，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等将纲领文件面交上海市长吴铁城，希望得到承认，但吴铁城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要求立即解散救国会，并威胁说，“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一个月后，沈钧儒等 5 代表又赴南京，要求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议决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并请在全会上发言，被国民党拒绝。几日后，蒋介石邀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三人吃饭，双方在共产党问题上分歧最大，沈钧儒更明确拒绝救国会接受国民党领导，称该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谁抗日就团结谁”。谈判三日，未能达成共识，沈钧儒等返回上海。同年 11 月，救国会发电报给国民政府，再次要求其抗日，仍未获回复。 救国会与国民政府的接洽不能说愉快，与其他政治军事势力的联系则相对顺畅。救国会与中共的关系亲密无间、心心相印，前已述及，不再赘言。救国会还积极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系。 1936 年 11 月，救国会就“绥远事变”致电张学良、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渠，要求出兵援绥，坚决抗日。与张学良的电报中说：“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同月沈钧儒等 3 人还以个人名义致电李宗仁，称其为“国家柱石”，应“请求政府停止剿共，出兵援绥”，同时“援助日厂罢工工人”。 文化教育界也因救国会的《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而沸腾。北平顾颉刚、钱玄同等 60 余人呼应救国会，发表督促国民政府抗日的八项要求，上海教育界实业界褚辅成、穆藕初、黄炎培等 215 人也联合通电响应。 群众运动方面， 1936 年 9 月，救国会组织 2000 余人走上街头，进行援绥募捐，并派送抗日宣传品。 1936 年 10 月鲁迅逝世，救国会主持发起 3 天群众性悼念活动， 22 日包括学生、工人、店员、教授等在内的 6 、 7 千人集体为鲁迅送葬，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将鲁迅葬礼变成当年上海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活动。 与中共关系密切、积极策动地方实力派、联合文化教育界、自办报刊杂志鼓吹、发动群众运动，这一再挑战国民党的忍耐限度，但国民政府还有起码的耻感与底线，尽管蒋介石出面的拉拢谈判未果，仍迟迟未对救国会下手。 参与工人运动成为压垮救国会的最后一根稻草。 1936 年 11 月上旬，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数万人进行反日大罢工，救国会发表声援宣言，并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积极支持罢工。 11 月 18 日，日本总领事若杉派员找到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逮捕罢工幕后推手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五人。俞鸿钧表示无确凿证据不好逮捕，日方以动军队威胁。 22 日晚至 23 日凌晨，国民党上海当局终于向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邹韬奋等七人下手。第一次拘捕因证据不足，公安局又无拘票，只能将七人交保释放。 23 日深夜再次以涉嫌共党分子将沈钧儒等 4 人拘捕，章乃器、李公朴、史良随后自动投案。   【口袋罪《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七君子被羁押至翌年 4 月 3 日，始为江苏高等法院正式起诉，指控其涉嫌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一部法案，主要用于迫害异见人士。它的前身是 1927 年武汉国民政府颁布的《反革命罪条例》， 1930 年 8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05 次常会上，胡汉民、王宠惠提出《危害党国紧急治罪法原则》草案 7 条，较前条例更加严刑峻法。同年 10 月，草案更名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1931 年 1 月 31 日，国民政府公布此法，全文共 11 条，两月后正式施行。 该法被法史研究者称作口袋罪，也就是把不好判的政治犯，都往这个罪名里面装。什么是“危害民国”？很难有明确的法律解释。其将动机而非行为作为定罪标准（法文中多处出现“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字样），更是荒谬。因为就危害国家而言，只能根据嫌犯的行为及其后果来决断，不应归之于目的，否则司法极易流于诛心甚至栽赃。至于“与三民主义不相容”，是独裁政府不搞多元化意识形态的法律体现，但很难成立，因为学说是否相容，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1933 年 4 月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陈被以违反此法第二、第六条起诉），章士钊的当庭辩词就凌厉指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非不相容，并连续引用孙中山本人的话为证：“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国民党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 章士钊的辩护是有力的，然而该法既然是口袋罪，被以此罪起诉的人自然易入难出，陈独秀先被判 13 年有期徒刑，后迫于舆论，终审改判为 8 年。 现在，七君子也面临口袋罪的指控，他们能平安脱身吗？   【 政治问题法律化 】   因政治问题入狱的七君子一开始就是国民党的“炭圆儿”，若不能以充分理由说服公众，这些人是因触犯刑律而非倡导联合抗战的政治主张而被捕，势必引发民间强烈反弹。因此，与几年前的“陈独秀案”是被动的由政治转向司法解决不同，“七君子案”从一开始，就被强行纳入到法律框架中去解决。也正是在这种政治与法律的两难选择中，当局的作为不免左右为难，漏洞百出。 七君子中，沈钧儒曾任律师，沙千里被捕时为在业律师，对于国民党的非法逮捕、羁押，二人皆有文字撰述，又以沙千里的《七人之狱》最详尽。结合相关学者研究，下面将七君子被逮捕羁押中的法律程序硬伤分两个阶段指出。 第一阶段是七君子在上海被逮捕、羁押和审理时期。 首先是逮捕不合法。国民党对七君子的第一次逮捕连具体罪名都没有，而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 8 条，“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此外，依据法律，除现行犯可以当场逮捕外，对于非现行犯执行拘提，必须将拘票出示被告，拘票上应写明拘提理由和应解送的法院。但据沙千里记载，捕房逮捕他时并没有出示拘票，属于非法逮捕。   其次，《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第 6 条第 1 项规定“一切诉讼文件，如传票、拘票、命令及其他诉讼文件等，经依本协定设置之各该法院推事一人签署后发生效力”，而据《刑事诉讼法》，警政机关拘捕非自己管辖内的现行犯，一定要先请有管辖权的法院签发拘票。七君子并非现行犯，部分人又住在租界内，合法的拘捕程序应是持有法院推事签署的拘票，但租界巡捕房在没有拘票的情况下，仅凭上海市公安局请求协助的要求，就随意拘提，这是公然违法。   最后，羁押超期。《训政时期约法》第 8 条第 2 项：“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 24 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 24 小时内提审”。《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但七君子中的六人（史良除外）被移提到公安局的 5 日之内，既不移送审判机关，又不侦查询问。直到 11 月 30 日，也即沈钧儒等人在公安局羁押的第六个 24 小时，才有司法科长来讯问。 第二阶段是七君子被移送至苏州高等法院审理时期。 首先是章乃器、邹韬奋二人的移送法院不合法。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人最初是在法租界被捕的，法租界捕房认为三人无犯罪行为不予起诉，依据法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所定的协定，捕房不起诉的案件，嫌疑犯不能移送界外。江苏高三分院仍将此案交由检察官去侦查，三人还是被宣告不起诉，后又被上海地方法院以“妨碍秩序”嫌疑提去，几个来回，案件的管辖连法院自己都弄不清楚。最终章乃器、邹韬奋二人由江苏高三分院移提到苏州高等法院，理由是“妨碍秩序”嫌疑，但这个罪名依法应由地方法院管辖，移送苏州高等法院显然是管辖错误。   其次是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七君子的理由不充分。据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一四八三号文件，“刑事案件经讯问后，须被告无一定住址或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证人之虞，或犯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且经认为有羁押之必要者，始得予以羁押……对于羁押中之被告，并须厉行保释责付办法”。上述必须羁押的情况，没一个能套到七君子身上，但他们仍不能免于羁押，也不能适用保释责付办法。羁押期满 2 个月后，又再羁押 2 个月。依据法律，羁押期最长不能超过 4 个月，当局就在羁押期满的最后一天正式起诉。这完全是在耍流氓。可是，一个手握刀柄的独裁政府就算摆明了耍流氓硬吃你，普通书生又能如何？对独裁者而言，法律不是挡箭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针对逮捕羁押的种种程序硬伤，沙千里评论说：“这件案子是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实在不必牵涉到法律问题去，而当局则必欲深文周纳，迂回曲折地弄到法律上去。然而依法律便无法拘我们，以致一举一动，无一不是违背法律，乃令法律尊严、司法体面、国家法权，扫地无遗”。他还说：“这种种法律问题，虽仅发生在我们的案件中，而其影响所及，却与整个国家的司法有关。也是全中国几千百万案件中一个真实的反映”。   【庭辨要录】   1937 年 4 月 3 日，七君子羁押期将满，在这天的前一晚，法院连夜起草起诉书，以致漏洞百出。《救国时报》后来一篇文章分析，当时法院对于七君子如何处置，迁延不定，徘徊难安。 4 月 1 日蒋介石送孔祥熙赴英到了上海，据说陈立夫陈果夫也到了上海，是否有直接指示不知，但 4 月 2 日晚检察官就和书记官忙碌到三日凌晨，而在三日下午，起诉书公布了。 一审原定在 4 月 29 日，后因太多民众要来旁听而取消，改为 6 月 11 日在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法庭开庭。开审之前，法院曾发出 120 张旁听证，后以“恐妨害治安秩序”为由，临时决定不公开审理，除家属及新闻记者外，禁止旁听。 为七君子辩护的 21 名律师皆一时之选，包括张耀曾、李肇甫、陈志皋、江庸、汪有龄、江一平、刘崇佑、张志让等，当时中国律师界的精华几乎倾巢而出。这些律师既有做过司法总长、国会议员、大理院（最高法院）审判长的，也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还有上海和苏州的律师公会会长。他们未必全认同七君子的政治观点，但仍仗义而来，为七君子慷慨辩护。据沈钧儒 4 月 9 日家书，七人的辩护状只有一个，由律师方面共同商议，推人负责起草，决定后律师共同签字。七人则为律师提供参考文本，就起诉书诸项提供事实和理由，由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三人草成，七人讨论决定。 庭辨时检察官先宣读起诉书，罗列了十大罪状： 1 、有意阻挠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 2 、不承认现政府有统治权，并欲于现政府外更行组织一政府； 3 、蔑视现政府，故为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 4 、提倡人民阵线，有国际背景、政治野心； 5 、抨击宪法； 6 、煽惑工人； 7 、所宣传主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 8 、与第三国际有关系； 9 、勾结军人，酿成西安事变； 10 、令罗青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 律师答辩状开门见山，按着对手鼻子就打：“起诉书……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接着对起诉书十大罪状逐一驳斥： 1 、指控阻挠中央根绝赤祸之国策，引用救国会宣言辞句，但查遍宣言全文，并无此言。检阅上海公安局致法院函，始见其中先载此语，起诉书即承其错误。万不料侦查四月，起诉者竟连救国会文件原文也未细阅。 2 、政权与政府不同，权力之变更，不影响其组织。联合战线成立，政府权力更扩大。救国会也早明言，“这是一个政策之争，不是政权之争”。 3 、救国会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主角”、“握有中国统治权”，并无蔑视。联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各力量抗日，并非故为有利于共产党的宣传。 4 、救国会倡导的人民阵线是一致对外，与西班牙等对内的人民阵线有本质区别。人民阵线只是联合战线的一种提法，而国民党自己也提联合战线。 5 、国民政府明白就宪法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救国会诸君子不过是发表意见而已，不是抨击宪法； 6 、没有煽惑工人，只是慈善救济； 7 、宣传抗日救亡与三民主义无不相容之处； 8 、与共产国际并无关系，第四条已明言救国会的人民阵线与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全不同； 9 、通电张学良的同时，也通电了国民政府与傅作义等人，不能说是单独勾结张学良。西安事变发生在七人被捕之后，牢狱中人何能飞出煽动？ 10 、罗青自行组织江苏救国会，私藏共党书函，与七君子无关。 庭辨中，审判长与七君子的交锋也颇精彩，由于问题太傻，审判长似乎变成了七君子的托儿。譬如审判长问沈钧儒：“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审判长：“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审判长：“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沈钧儒：“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们抗日，我们甘愿被他们利用！ ” 6 月 11 日这次开庭，经过三小时的庭讯，决定次日续审。但辩护律师以审判长拒不重视、采用有利被告的证据，与检察官串通一气为理由，申请审判长回避，审判中断。到 6 月 25 日，江苏高院才对七君子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改由刑事二庭审理，审判人员除检察官仍为翁赞年外，其他人都做了更新。二次审讯后，并未当庭宣判。   【 法律问题政治化 】   七君子被捕后，海内外掀起救援、声援浪潮。 国民政府试图纳入法律轨道解决的刑事案件遂脱轨而出，转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本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又与救国会诸人有颇多渊源，因此救援最积极，还在南京发起 10 万人签名营救运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孙科、李烈钧、蔡元培等，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也纷纷行动，要求释放七君子。 张学良的举动尤为特殊。据其自述，得知七君子被捕，他独自乘军用机飞洛阳，请蒋介石释放七人。蒋不同意。张就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七君子被捕半个多月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在通电中说：“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还将“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列为八项救国主张的第三项。 与此同时，新闻界、京沪各界、救国会、共产党等各方也纷纷要求国民党释放七君子，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在海外，欧美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如爱因斯坦、罗曼罗兰、杜威、罗素等也致电蒋介石等人，要求恢复沈钧儒等的自由。张季鸾主笔的《大公报》以及申报等大报还先后刊出七君子案的起诉书与答辩状全文。这在今天是不可能想象的——政治犯的答辩书，竟能登上民间大报的版面。 在七君子案开庭审判后，宋庆龄等 16 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宣言，他们与七君子不可分割，爱国如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罪，并亲往江苏高等法院要求被羁押。 国民党以司法迫害异见人士，确为丑行，但其时朝野内外，从中央到地方、从精英到平民，都能对此政治迫害事件发声反对，甚至游行请愿，不能不令人感慨。   【 政治精髓在于博弈 】   国民党对七君子还算优待，后者在狱中可以一起读书、讨论、写字、下棋、唱歌、打拳，在西安事变之前，还能会见家属、朋友和新闻记者。即使在被禁止与人会见之后，也能与家人、朋友甚至蒋介石本人通信。 在与沈钧儒通信诸人中，杜月笙、钱新之二人最为关键。申请审判官回避、延迟二审日期就是沈钧儒写信托二人办到的。杜、钱二人还是沈钧儒等与蒋介石斡旋的中间人。譬如 1937 年 6 月 17 日，沈钧儒就写信给二人说，“尚望将弟等坦白挚诚之意，向蒋委员长及各方详为解释，继续从中转圜为荷”。在与儿子的家书中，沈钧儒也多次要儿子往访杜月笙，转达己意。 与蒋介石本人的通信或许更直接地决定了七君子的命运。 1937 年 6 月 13 日，沈钧儒等六人合署名（未署名者或是史良，当时她关押在女子看守所，未与六人同处）的一封信托钱新之交给蒋介石。其中说：“顷月笙、新之二先生来视，具述钧座对钧儒等关怀宽大之意，至深感慰。钧儒等……决无反对政府之用心，可质天日……徒以运动开展以后，未能随时向中央及地方倾诉衷曲，致生误会，事后思之，不胜遗憾……深愿得间面谒钧座，倾怀陈述，冀获钧座剀切之指示，以求得合理之解决，则对国家对社会始均可告无罪，而无负于钧座之厚望焉”。相比同样被起诉危害民国的陈独秀在庭上坦然承认就是要推翻政府，你们丫要判快判的孤傲，六人的谦逊别具一格。 6 月 23 日，沈钧儒等接到杜、钱二人转告蒋介石要面见他们的消息后，感激不尽，以七人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说：“嗣后如获在钧座领导之下，竭其驽骀，为国效力，不胜大愿”，并表示一经杜、钱二人保出，就面见委员长聆训。且将几日后将在庭上诵读的二次答辩状副稿附上，请钧座“垂察”。 7 月 16 日，沈钧儒给儿子写信说：“蒋对我等似有谅解，曾由杜月笙、钱新之、黄任之等到苏州来过两次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最近到庐山替我等讲话的人甚多。芦沟桥事变发动后，空气似较转好，一月左右或能有解决消息，告汝未可知也”。 沈钧儒的判断是准确的，随着七七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已非七君子入狱时的情境。原本救国会联合最为蒋介石忌讳的共产党，此时也成为国民党的联合对象。一个因政治原因而起的案件，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各自立场的松动而在法律层面得到软化。 7月31日，苏州高等法院对沈均儒等停止羁押，具保释放。 8 月 1 日，沈钧儒等人打算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但未得蒋复电，就没去。 出狱后，七君子内部也有奇妙的分化。章乃器先是淡出后来干脆退出救国会，理由是会里共产党人太多，救国会政治上完全追随共产党，而他不愿被中共控制。王造时则认为国民党已经抗日，救国会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后来也不再热心于救国会活动。此后，邹韬奋英年病故，李公朴被暗杀，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则坚持走了下去。（沈、史、沙三人在 1949 年后的政府内分别担任过部级或部级以上要职。章乃器、王造时则被打成大右派，造时且于文革期间冤死狱中。） 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删除了“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为犯罪的条款。 1939 年 1 月 26 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宣布撤回这一案件的起诉（因苏州沦陷，最高法院批准将七君子案管辖权移转至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在司法程序上七君子案至此始了结。 1939 年 8 月 21 日，因危害民国被判 8 年的陈独秀也被提前释放。救国无罪、结社无罪、批评政府无罪、自由言论无罪，历史做出了正确结论。   【 旁论：《反煽动叛乱法》的荣与衰 】   1937 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两起类似于“危害民国”的政治案件被判决。一起是德扬诉俄勒冈案。德克·德扬因为违反《俄勒冈犯罪工联主义法》被判有罪。当时，他正在协助筹备一个由共产党主办的会议，被裁定有罪的惟一依据仅仅在于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召集的。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推翻原审判决，德扬无罪。大法官休斯写道：“为讨论合法议题而举行和平集会不构成犯罪。同样，为采取和平的政治行动而召开会议也不能被禁止。我们不能给那些坚持举办此类会议的人贴上罪犯标签”。另一起是赫恩登诉劳里案。安杰洛·赫恩登是佐治亚州一名共产党领袖，还是个黑人，他被控“企图煽动暴乱”。最高法院以 5 ： 4 的微弱优势推翻了原判决，欧文·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中写道：“他的共产党内地位及对其他党员的鼓动完全不能构成煽动他人暴乱的企图，如将在党内任要职以及鼓动其他党员的行为定为犯罪，甚至处以死刑，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不正当的侵犯”。 德扬和赫恩登是幸运的，如果他们生活在 1918 年的美国，极可能无法幸免。 1918 年初，美国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蒙大拿州颁布了一部《蒙大拿州反煽动叛乱法》，规定凡“散布、印刷、撰写或出版任何对政府、宪法、美国国旗或军服不忠的、亵渎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视的、丑化的或者辱骂的言论”，均构成犯罪，最高处罚金 2 万美元及最长 20 年刑期。接下来的一年， 79 个蒙大拿人因此法案而锒铛入狱。其中一位是地产商，仅仅说了一句“因为我不买自由公债也不去扛那该死的国旗，他们就叫我德国鬼子”，一个酒业推销员，声称战时食品管制是一个“天大的玩笑”，更多的不过是在沙龙里谈了谈“国事”。 蒙大拿的爱国狂热只是全国症候的一个例证。事实上，国会在 1917 通过了被后人视为扼住言论自由咽喉的《反间谍法》（该法规定，在战争期间，任何人“恶意阻碍美国的征兵或服役”均构成犯罪），并在 1918 年以增补案的形式将《蒙大拿反煽动叛乱法》的文本添入其中。有时，人们也把增补案这部分单独称为 1918 年《联邦反煽动叛乱法》。这一增补部分在 1921 年被国会取消，但它存在的三年时间里，有两千多人因此被起诉。 《蒙大拿反煽动叛乱法》的蓝本可追溯到 1798 年 7 月 4 日，联邦党人推动参议院通过的一项将煽动性诽谤定为联邦罪行的《反煽动叛乱法》。该法案规定，“发表、出版任何针对联邦政府、国会、总统的恶意、虚假、诽谤性的言论均构成犯罪”；“不得散布蔑视、丑化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的言论，或者煽动善良的美国人民对于联邦政府、国会或总统的仇恨”，违者处两年刑期及 2000 美元罚金。该法案在 1801 年 3 月 3 日自动失效。但在失效前， 14 人因它被捕，多数是支持杰斐逊的报社编辑和所有者。 1801 年杰斐逊就任总统，迅速特赦了所有因《反煽动叛乱法》而获罪的人。在几年后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陈述了这么做的理由：“这是一部自始至终都绝对无效的法律，它好比国会命令我们集体扑倒、对着一尊金质偶像顶礼膜拜，而要我在旁时刻看守，揪出那些拒不从命的人”。 在此后的岁月里，将自由视为宪法生命的法律人或智者，在不同的时间里说出了下面的话：“一个有序的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和鸦雀无声来维系”，“那些为我们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压制批评不会为民主政府带来更多的合法性”，“在任何一个宪政国家，意见的自由表达是权力的最终来源”。这些金子般的话语，都是对《反煽动叛乱法》极有力的反驳。 我个人读到最震撼人心的一段话来自霍姆斯大法官。 1925 年，在吉特洛诉纽约一案中，最高法院判决印发左翼宣言的极端分子吉特洛有罪，霍姆斯对判决结果表示异议，他写道：“所谓以暴力推翻政府，正是被告和他的左翼团体所抱持的政治信念的一部分，而这一企图并没有带来任何即刻的危险。有人说，本案中的宣言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煽动。事实上，每一种思想都是一种煽动。思想本身就会提供一种信念。因为惟有相信它，才会照着它行动；除非它被别的什么信念所取代，或者在采取行动之初，即因缺乏影响而告夭折。在更为严格的意义上，意见表达和煽动之间惟一的区别仅在于，说话人对结果所抱的热情。滔滔雄辩可使理智着火。但是，无论你如何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冗长说辞，它都没有机会立即燎起一场熊熊大火。从长远来看，如果宣言中表达的信念最终会被大多数人接受，那么此时言论自由的惟一价值就在于：给它们一个机会，让它们得以表达”。 1964 年 3 月，大法官布伦南提交了关于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意见，其中写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富有活力和广泛公开，这些讨论包括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激烈、苛刻，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尖锐抨击”。他接着将 1798 年的《反煽动叛乱法》作为分析核心，认为“尽管此法案从未受到最高法院的审查，但在历史的法院上，对其有效性的批评一直延续至今”。至此，《反煽动叛乱法》在自动失效 163 年后被宣布违宪。 2006 年 5 月，蒙大拿州长布雷恩·施魏策尔为已过世的因 1918 年《蒙大拿州反煽动叛乱法》获罪的 78 人平反（ 79 人中有一个早前获特赦），州长说：“我很抱歉，祈求宽恕。天佑美国，我们每个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利”。 【参考文献】 周天度主编：《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 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沙千里：《七人之狱》，三联书店，1984。 沈钧儒纪念馆：《沈钧儒家书》， 群言出版社，2008年。 穆矢：“蒋介石的法律思想初探”，刊于《2007南开法律史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陈利明：《 陈独秀大传》，团结出版社，2011。 谢振民：《 中华民国立法史》 (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杨奎松：《 中国近代通史：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八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日]田中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史： 中国共产党的危机与再生》，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美] 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 法律出版社，2010。 [美] 卡尔文：《 美国的言论自由》，三联书店，2009。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修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傅国涌： 追寻律师的传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ht36.html 章立凡：《“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的历史疑云》         《“七君子”的大结局——救国会对日苏中立条约表态始末》         见其电子文集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author.php?id=128 This entry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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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08日 22:15:19 　　31、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特别是要看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贪官污吏再多，也一口咬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整体是优的，是积极向上的。但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少数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干部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问题，确实暴露出我们在干部管理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特别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频发，有的小事酿成大事，就与治党不严、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关系。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对干部自身的成长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还有一个堪舆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颂德：   　　这是一种出格的，没有限度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谀奉承。例如，“形势一片大好”、“莺歌燕舞”。春晚：“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又例如，19岁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讲，震撼全场。班禅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欢呼四起”。班禅说：“我由衷地感谢党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分辨是非，认清谁真正爱护西藏人民，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破坏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这个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来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来自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在佛教徒心中，共产党比佛祖伟大，还有比这更出格的歌功颂德吗？   　　33、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而且反而增加了优点。   　　34、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空间，达到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消除政治批评和社会“杂音”的目的。   　　35、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36、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例如：“‘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权发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开本题, 窃取论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官方说法：“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决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一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对民主本题的理性讨论。   　　38、鼓吹所谓的“中国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国特色”，黑可以变成白，马可以变成鹿。一党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公检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5日头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说：“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就及时制定；反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   　　39、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外交部领导武大伟却认为：“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武领导笑着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武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替罪羊。   　　41、巧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参考消息》一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一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反华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反面教材”。   　　42、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周恩来穿补丁衣服，所以是一心为民的好总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无数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坏事。因为温家宝穿旧旅游鞋,所以，他能证明共产党是廉洁、爱民的执政党。   　　这则报道也是一个例子：“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   　　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   　　……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这种宣传的，民间顺口溜说，“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王宝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1995年4月5日，因腐败案发，自杀于怀柔乡间。7月4日，中纪委開除王宝森的党籍。)   　　43、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八荣八耻”，除了这个“八”，有谁真的记住了哪些“荣”和“耻”？“   　　荣、耻”问题又何曾有过公共讨论？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   　　“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数字简化甚至侵蚀到一些学者的“学术语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觉也成为一种简单、不实的宣传。例如，北京大学某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为“和谐社会”的宣传敲边鼓，名大学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歪理和说谎高明到哪里去呢？可见，会不会说歪理、假话与是否有知识、学历、学衔、权威并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最大的，最有欺骗性的歪理和假话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很有知识、学问，并享有各种权威的人说出来的。   　　“歪理”是不真的话语，因此是虚假的。假话有三种不同的颜色：“黑”、“灰”、“白”。黑色假话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谎言。白色宣传提供的信息是确实的,不是编造的,它甚至提供确实的信息来源。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故意混淆问题的实质。例如，火车出事那天确实有雷雨和闪电，但是，说火车出事是由雷雨和闪电所造成，却未必是事实。灰色宣传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宣传,它是一种“半真话”的谎话，它说的那一部分也许是真的,但故意不说或不让说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今天，说黑色假话的已经不多见了，但不说黑色假话并不就等于是说真话。事实上，假话者的精明和辩才往往表现在既不直接说谎，但也不说真话，也就是说那些或“白”或“灰”的假话。以上的例子中大多数是“白”或“灰”二色的假话。有心的读者不妨对这些例子自行增减、灵活调整、建立相互关系、重新组合整理，总之，只要举一反三，必能对认识歪理和不会说理有所助益。   　　  上一篇：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2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9月08日 00:11:13 　　 黑眼珠.红昼夜.我Me [upload=1] 《上海文学》2011.8期  发布时间：08-02 16:14 http://www.shhpl.com/structure/WsbKS/SHWX/XZGY/XZGYn?infid=75606&categoryid =   　　 对话者：张辛欣  作家   　　 章德宁  《我》责任编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   　　 龚应恬  编剧、电影导演   　　 章立凡  历史学家、章乃器之子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张辛欣以“文革”时抄章乃器家的经历为原型创作了短篇《浮土》，在本刊发表。这段抄家经历在她新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中得以再现。不久前，章乃器之子章立凡作为书中唯一非虚构人物的家属，和章德宁、龚应恬等三人在北京就此书的文学、历史意义进行探讨，张辛欣因身处海外，以邮件的形式参与了对话。   　　张辛欣邮件：   　　德宁，应恬：遥远的距离，商量一个近事，关于我们在《上海文学》的对谈。   　　新浪微博上有不少《我》的读者评论，有人介绍说作者我当过农工，战士，护士，导演等，经历丰富，曾经还是小红卫兵。于是，我在微薄贴出书里的有关段落：小红卫兵我抄家大右派章乃器。那时候我不到十三岁，除了知道这人是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因右派下台，其余一无所知。很多年后写书时才知道，他是辛亥革命小兵，学商，做银行，做电影，一江春水和八千里路都是他投资的！（应恬，咱们怎么没有生在他投电影的时代？）办杂志（一人全活），成立党派（两个），反日六君子之一入狱，爱因斯坦等国际呼吁救出来；经济学教授，房地产商，粮票发明人……微博限在一百四十字，我分六次贴了六段“章乃器”，转帖者纷纷感慨，那时代！那人！一个转帖说：“看章立凡回头来找你算账！”   　　章立凡，二位知道，是章乃器的儿子。圈子里看过书的朋友都问到，他知道你写吗？他怎么反映？   　　我不知道。我等待他找来的。有点忐忑。德宁你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我的不安。书中文革和“章乃器”这一大段读者反映很强烈，搞历史的读者说看了好几遍，一个上海80后写到，“章乃器那章看得我好感动，喜欢你用的小妞视角，天真无邪地观察周遭一切，最后当头一击的反省和思考，被震倒了，文革还有别人用小妞视角写过？”一个长沙80后写到，“这是我好多年来读过的最精彩的中文小说，简直是电闪雷鸣，章乃器那一段，我忍不住朗读给我弟弟听，读了好久，口干舌燥的……”我在意读者反应，但是眼下有点不同，我在意书中一个人物的亲属反应。章立凡也在书中出现，连名字都没有，只是“小儿子”。我没有见过他，读他，知道他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他追究当代史，追究真相，追究到他父亲被红卫兵抄家并追究到我写到的挑起的人，活像多年追查漏网纳粹的犹太人，而被追到的逃逸纳粹有送上法庭的；我不很怕他追我，怕他再追后面当时的大人，我很怕老年人受不起……当这本书稿在中国出版圈内转着读的时候，有位编辑建议我把“章乃器”虚拟化，保持小说类型的艺术感，而我的原始设计就是，所有人物都用“外号”，给出距离美感，只把章乃器一个人名字实写。我不是第一次写这段故事，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个短篇《浮土》，同一个故事，好多细节相同，不过那时候没有写他的名字，那是我写这本长自传小说的片段。   　　虽然，文革不是我的自传小说的唯一话题，我甚至不记得《浮土》发在哪里，跟《上海文学》编辑崔欣说到（她是这部稿子的第一位中文读者，也是一位80后），她在编辑部老杂志合订本里翻到了，立刻放在膝盖上拍了张封面发给我，80年代初的朴实封面，已是浮土下的发黄历史。   　　真实，历史，虚构，小说，你们两位一个是书的编辑，一个是最后给出书名的朋友，身在北京，约了章立凡见面谈一谈？   　　章立凡：我一直说，历史是一张拼图，同一件事，在每个人的经历或记忆中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记住的是这个颜色，我可能记住的是那个颜色，每一块的形状也不一样，需要拼起来。她这本书解决了我记忆里的一些空白，某些我没有经历，或者我记忆跟她不一样的，被她填补了一些。抄家那天我没有在现场，我住校，后来写过当天在清华园里的见闻。当时我还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不要回来，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什么的。辛欣帮我还原了一部分现场，像她提到父亲手持宪法，阻止红卫兵侵犯公民住宅。我知道同样的举动，父亲有过好几次。一生经常引用宪法，绝对是他的个人特色。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还提到，他62年在政协有一个提案，要重申宪法的尊严。最后就是因为这个提案和另外一个提案，把他的政协委员开除掉了。毛时代有了宪法也不遵守，完全是按政策指令办事。他对这种情况一直有意见，多次批评国家根本大法没有遵守。我知道他有若干次与人辩论的场合，是手持一本宪法的。可以确认，张辛欣描述的，应该是其中未知的一次。追查地主这段情节，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清楚，辛欣说的与我记忆的到底差在哪儿，是谁记错了。我问过父亲，当时是谁给红卫兵开的门？他说是保姆开的大门。当时我家院子里养了一只德国黑贝，被红卫兵就用顶门杠当场打死了。   　　我记得还没看这本书的时候，《作家文摘》就摘登了这一段。当时编辑还问我，里头有一些内容是不是要删节？我说我不干涉，第一、该怎么摘编是你们的职权，第二、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可避讳的。   　　章德宁：我真是不知道你们（龚应恬）这代人对“文革”是怎么样的看法，有些60年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觉得其实“文革”中也有光明的东西，也有很有趣味的东西，他们觉得“文革”是一场灾难这是主流话语，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没有切身经历那场旷古未闻的浩劫，不明真况，责任主要在于我们这一代亲历者乃至整个民族集体失忆，或者陷溺于流行的、通俗的、统一的记忆里。而《我Me》的可贵在于卓然自拔，不仅直面真实历史，更直面真实的自我，真实的灵魂处境，直面自己曾经活成过什么？供奉过什么？充当过什么？制造过什么？作者的记忆是坦诚的，质感的，鲜活的，个性的，富有生命与精神的原生状态，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文学记忆，并“为记忆文学提供了新一代的精彩版本，是久违的小说家给我们一个新的惊喜”。八十年代，张辛欣便以《北京人》记录一百个中国人的口述记忆，《我ME》正是这种记忆品性、秉赋的延续和升华，以抵抗遗忘，以求索逝去历史的当代意义。   　　龚应恬：这是因为家庭背景不同。我是出生在一个造反派的家庭，在浙江义乌那样一个环境里头，我印象中的“文革”是很热闹的。因为我父亲写得一手好文章，被对立面说成是“狗头军师”，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对他而言是找到了一个发挥他文学才能的（机会）。我小时候感受到的“文革”，除了看人戴高帽游街以外，反应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父亲突然有一天回来，悄悄在那说话，说话的时候我透过那个蚊帐，看见我父亲手里端着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起来去看——黑乎乎的，是一支手枪。我父亲一个教书匠怎么跟一支枪连在一起啊？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六岁，看到那个枪的时候，我都有生理反应，小鸡鸡都竖起来了。   　　章德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性别、性格差异，我跟张辛欣差不多大，但背景完全不同，可能跟章立凡有相近之处。我在“文革”中虽然没有直接被抄过家，但是对“文革”的记忆始终就是特别恐惧。那时我都不敢上街，因为随时可能看到被暴打，被羞辱、被头发强行剃光的人，特别丑陋，尤其是女人被剃成“阴阳头”以后，和男的被剃光头完全不一样，我现在都能记得那种特别触目惊心的惨白颜色，印象极深。也许人和人不太一样吧，我看到侮辱人，就觉得特别不能接受，我真觉得如果那样的话人生不如死。当时，学校里有一个猥亵女生的老师，被定成坏分子，到了“文革”时就打他们，有人也发给我一根棍子，说：“你看着他”，然后他们就上去群殴。我就绝对下不了这个手。“文革”之前我看《红岩》，看到那些酷刑，就觉得人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当时觉得坏人怎么那么坏，但是换一个环境，所谓好人竟然也可以这么残忍，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找的男朋友绝对是不可以打过人的，真的，谈恋爱时我就问我现在的先生，你打过人吗？那时候我天天是极度恐惧的，每天回家就特别怕门口会有一群人，那就一定是我家或别人家又出事了，然后看到这群人不是在我家而是在另外一家，尽管同情人家但还是松了一口气。我爸爸每天上班之前会跟我说，如果我今天回不来就怎么样怎么样，每天都交待如果回不来，你就带弟弟啊什么的。可以说，每一天都面临的是一种生离死别。   　　龚应恬：我想说的关于“文革”的几件事，前面说到一件，还有就是知青，知青来就意味着上海姑娘上海小伙子来了，带来了钢精锅，带来了搪瓷的碗，感觉他们走过都有股香味。当地的农民的恶作剧，给田埂上涂上稀泥，上海的女知青就在上面“跳舞”，一滑一滑的要摔倒了（笑）。我们那个年代一个孩子眼里的“文革”，还看不到痛苦，看到游街的人我们真以为那是坏人。看到别人在那里打，我觉得他们岁数那么大了，但我真以为那是坏人，若干年以后才知道其实那是些心地很善良的人。我父亲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听到的全部都是后悔，都是难过的记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像张辛欣看到章乃器家的那一幕一样，细节都那么的真实生动，就是镇里头最漂亮的一个寡妇，硬说她跟某个造反派的头有关系，然后一帮造反派就把那个女的关起来，一定要让她交代他们之间的那些私事，一方面是作为那个年代有限的精神会餐，娱乐，一方面是想听那些小说里看不到的细节，提供不了细节就不断打，打到最后，那个女的把自己裤子脱下来了，然后她跟那些年轻人说，你们看，我是“白虎”。我后来才知道“白虎”是什么意思，地方传说这样的女人男人不能近身，近了就要倒霉的。所以这个女的其实是想说明她是有自己的操守的，起码不会去害人，别人知道她这种情况也不会沾上这样的晦气。我父亲是亲眼目睹这一幕的，第二天我他意识到问题往这个寡妇家跑的时候，就知道会出事，跑到那儿这寡妇已经上吊了。我父亲叙述这段往事的时候非常难过，他的“文革”是这样一种“文革”，父子之间关于这个话题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能感受到那种痛苦，我感受不到，我可能感受到的，他不能理解。所以“文革”这段历史从张辛欣的角度上我能看到她的叙述中和我父亲一模一样的那种内心，尽管她的语言非常的平和，但是记忆里的那种难过，我们完全能够闻到那种气味，那种眼泪的味道。   　　章德宁：其实在“文革”中我们听到、见到的太多事情，但是到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谁在“文革”中被整、被打、被抄家，却没有一个人——我认识的，或者我周围有名有姓的人——坦承自己参与过抄家，参与过打人。所以这些年反思也好，忏悔也好，其实都是说自己是受害者，是被蒙蔽被批斗者，但是那个年代——事实是几乎全民都是文革参与者，施暴者更是以千千万万计，却极少有人坦言自己曾经积极参与文革，参与焚毁文物，批斗同胞，刑讯逼供，抄家劫舍，文攻武卫，不能面对真实的自我。四十多年过去了，真实的文革历史可谓一片空茫，罕有凭籍。所以，我觉得张辛欣虽然写的是小说，但同时又极具自传的真实性，保留人物、时间、社会、群体真相，尤其坦承自己参与过这个事情，正是保留一段真实面对历史的这份勇气，我觉得特别可贵。她是不太愿意说“忏悔”，她是觉得这个说俗了，可能在国外人家觉得说俗了，但是在国内我觉得这种忏悔意识意识不是俗了，而是很不够。忏悔，不仅源于灵魂自觉、道德自觉，更源于文化和文明自觉。忏悔，在宗教之内多产生于对圣神的良心，在宗教之外，多产生于对良知的敬畏。忏悔，无论私秘的、公开的，无论诉诸补偿的生命方式、行为方式，无论面对神界、俗界，或者面对历史，皆属于人性承诺的高尚和生命更新的美好。尽管忏悔有着与心灵搏斗的难堪，但拥有罪错又拥有忏悔的人，拥有的才是真正完整的生命。忏悔，是自救，是宽广的胸襟，是人类精神家园最珍贵的遗产。自我们一代人始，深刻忏悔最是心灵巨创最是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以引领整个民族的忏悔，需要可以想见的深刻理性、良知和巨大勇气。   　　张辛欣邮件：   　　三位各自的文革记忆在我心里徘徊不去，似乎一部“新十日谈”电影。我担心的追究全然没出现，不是章立凡不追究我，宽恕我，是同龄参与者对这本书保持沉默。曾经说很期待这本书，后来似乎都拒绝读（一翻便立刻拒收这本书）。我也很理解。在不断地埋葬基本真相的大循环下，多一个少一个回忆，So What（又如何）？太多剧烈动荡，太少精神依托，回避自己生命某些段落，保持空白，也是感觉生存安全的心理学的需要？   　　也在这部自传小说中的斯蒂夫，听了我简述的章乃器的故事动容地说，“他是一位‘英雄’”。斯蒂夫是个迷醉历史的读者，他读的中国当代史给他的印象是，我们越来越剩下着被政治惨整的残存者，没有英雄，没有浪漫……他被章乃器的生命打动。而我这样写着，却眼泪涌出，我羞耻，我深愧。13岁时候，和章乃器面对面坐着，和他谈话，他说自己成了右派因为太自负就是骄傲的意思——他觉得需要跟小学生我解释这词的意思。我把从网上下载的年轻时的章乃器照片，印出来，放在我的书桌边，时常提示自己，我用最残忍的方式在最近的距离学到的“历史”……   　　“自传小说”的基础是真实，（虽然，文学定义“自传”也可以是完全虚构，是无赖汉吹牛皮），这本自传小说，在中国当代历史下靠真实的我铺底，展开，魔幻；书写历史真实的时候读者会高度在意“真相”，而究竟什么是“真相”？真相有各种角度吗？真实也是《罗生门》的吗？我读过章立凡关于抄他家第一天的个人回忆，和我看到的似乎有一点点不同。当然，这很要紧吗？还是大历史观更要紧？   　　章立凡：叙事者到底处于“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辛欣这本书是“有我之境”。按我的专业方式，即便写到自己，我也只是那个旁观者，尽量不当参与者。但她是参与者，是“有我之境”，这是另一种角色和角度。我知道当时有一拨红卫兵还拍了些照片，就是把章乃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拍照。有位朋友看到过这本相册，我问能不能帮我找到？回答是根本不可能向你提供的。辛欣只是个小学生，目击了我家发生的事，当时先后去了很多批红卫兵，她可能是开头的那一拨，但不会是抄家的主体，不占主导地位。   　　辛欣自己在网上也跟我说，写这本书的时候，她看了很多我写的东西，也一直有种很纠结的心态。我想要说明的就是，她没必要这么纠结，因为：第一、我不是犹太人；第二、中国的所谓富人也好、精英阶层也好，也不是一个民族。中国人的“国民性”仍是一盘散沙，不像犹太人那么团结一致，既缺乏民族的一致性（中华民族只是个政治名词），也没有宗教上的认同感。所以，实际上不存在 “文革”的受害者对于施害者实行集体清算。但是呢，这同时也说明另一个问题——有些参与者的内心，被一种罪恶感折磨了很多年。   　　小说形式和写史的形式有些不同，比如章诒和的文章，就老有人跟我提出疑问：她怎么记那么清楚？对她描述的诸多细节表示怀疑。当然她自己也做过一些解释：有些事是刻骨铭心地反复记忆，此外还有日记等等。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说，你读《史记》里鸿门宴场景，觉得司马迁在现场吗？要是按文字来看，你会觉得司马迁就在现场，其实肯定不在。上古史诗，有很多东西无从考证。History（历史）和Story（故事）之间，到底差在哪儿了？实际上两者一开始是不太分的，后来逐渐分工，走向专业化，就变成历史和文学了。   　　章德宁：我觉得张辛欣写这个小说的出发点，其实并不是刻意写历史，而且有时我感觉到她有意尽量避开所谓“大历史”。但是由于她特别真实地直面自己的内心，直面自己的精神世界，直面真实的人性，这“真实的人性”包括精神深处斑斓驳杂的各个层面、断面，因此，她实际上对那个年代精神、文化、社会、伦理历史就有一个格外独特而又比较真实的呈现。   　　章立凡：有时候正因为目的是想写历史，反而写不出来，有很多东西就忌讳了，就避讳了。我发现这本书提供了一种途径，它既不是完全地按历史的路数来写实的记述，但却从个人心灵史的角度，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重新展开，重新回顾，重新评价，也包括重新反思。这种带有文学色彩的手法，可能比较容易被当事人接受，也被读者接受，要求某一个人直接写，当年我打了多少人，甚至打死了多少人，是很难写出来的。但如果用一种文学的笔法，有可能写出来。日前纪念清华百年，互联网爆出清华首任校长的如夫人，在“文革”中被打死，又被切下头颅的事。这类血淋淋的历史，你很难指望当事人直接写出来。但如果用文学的方式叙事，作者和读者或许都能接受。张辛欣当时不满十三岁，她并不是这个事件的主体，只是一个引子，但我确实知道小学生也有打死人的。这种书以第一人称写出来，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至少我们以前没有看到，哪个人敢在自述中同时公开自己及受害人的真名实姓，我希望有更多类似的作品出来，对我们的民族性、国民性有更深刻的反思。这本书不仅披露了一段滴血的历史，她还写了中国人的很多毛病，盲从啊，从众心理啊，对领袖的权力的崇拜啊，等等等等，“从众”、“从圣”、从权”，是中国人主要的毛病。她叙述自己经历的时候，对“国民性”的丑陋面作了很多揭示。一些段落章节（比如说书人讲袁崇焕的故事），在我看来是一种隐喻的笔法。我个人感觉，她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深入两种不同的文化以后，对文化有了对比，对中国文化的缺陷，会有更深刻的反思。   　　龚应恬：我觉得她原先的书名，《北京坏女孩》，基本上就代表了张辛欣这本书的立场，是她的一种反思，自我反省，对自己的性格和历史的定位。不管她是出于怎样一种立场，个人历史也好，客观历史也好，主观历史也好，我觉得还是观照、回顾自己的那段历史。一个人很难代表，或者说谁都不应该代表一个时代，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每个人只能代表“我”，只能是“我”眼中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用一个“我”字来概括或者来切入，可能更加平和一些。我最担心把自传写成一个很自恋的东西，每个人都会沉湎于自己的往事，好在张辛欣还在传记里带到了“小说”两个字，从她的叙事和立场看，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平和。所以我会在她的故事里感受到那种毛糙感，那种生活的质感，让人能够感受到呼吸的那种细节。我八岁的闺女和十六岁的闺女，居然把这本书都看完了。我也专门问过两个孩子，你们为什么能够把这样一本书看完？我那个老二，就特别喜欢她童年那一段，写一个发胖的孩子，她对生活的感受，写一个小女孩在皇城根的城墙上准备自杀，写那个不靠谱的理想……所以尽管她们相差将近五十年的历史，为什么她们还能够穿透五十年？差了那么多岁数的人，依然能够感情上找到一个可读的契合点。   　　张辛欣邮件：   　　我读三位的谈话，还想到一些“关键词”：历史—真相，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暴行人性恶的环境，读者—语境……我继续考虑读者的反馈：我这部自传小说是不是针对并颠覆父辈的历史写作？如果这是某些读者的更大期待，而我没有这么直写，我还能怎么修理？21数码世纪的纸媒形式的一种文字，并不意味着一本“书“就划上句号了。这是我一个激烈的考虑。至于几位争论开篇的形象，“黑眼珠”，是打从哪儿得来的，可能和人种学有关；也可能是从我画画来的。我的“黑眼珠”，是我的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小点心吗？   　　前面我写《浮土》是突然的。躺在大学宿舍里翻文史资料消闲，读到“章乃器和六君子入狱”，突然回忆起来，我抄过这个人的家啊，见过这个人啊，后来呢！？我跳起来，跑到对面一位女老师宿舍，张皇失措地跟她说。老师看着我，眼圈红了，泪出来，说，我妈是章乃器那个民主党派的普通党员，他右派了还在大房子里住着，小学教师我妈因为他也成右派，被劳改，我弟精神病了，后来自杀了。老师从没跟我说过这么多私人的事，最后缓缓说，“我不知道你手上是不是沾着血。”   　　那是1983年夏天，是中国文化开放时期，我是“生存竞争”和“存在主义”在中国的创作代表，我已经使用“你”的叙述角度写小说，参与见证各种新事件，我前卫、悖论、深读、困惑，但是，我完全忘记1966年夏天大事件里的一个我。携带不断挺进，但不断遗忘的“我”的各种真相，如何书写？写出“真相”就行了？虽然“真相”是这么这么稀少地被呈现，能有记忆就不错了？甚至“忏悔”就够了吗？我写了很多片段。我深感沉乏。   　　直到“黑眼珠”出现。一个简约的形象，突然开启记忆的展开角度。很小的时候，我好像是能看到前世的物质的，空无中一棵树，那也是隐秘的真相吗？我写着想，小孩子一定都有神奇的黑眼珠，后来，被俗世—教化弄消失了，被遮蔽的黑眼珠，有时在内心提示着更多层面的真相，可惜，自己会看不见自己的黑眼珠，看不见更大的眼前，在遥远的自我放逐的更大记忆画板上，我的黑眼珠在睁开来，我获得全书的结构，“地狱之后”开篇，“地狱之前”收尾，我展开我链接我不断忘却的轮回的现世努力……   　　我的黑眼珠变幻。这是小说艺术在失落世纪的最后灵性？至少使得自传的着实材料有各种舒展的可能。黑眼珠给我的语言和音调变化各种可能性。你们谈到我的语言，看法不同，我自问，我的“原本语言”是什么？   　　远在赫塔·缪勒得诺贝尔奖前一些年我注意到德国对这位女作家语言的评价，说她在现代化高度混乱分崩的语境里保持着古典德语的纯度。咱们知道她是移民，成长在一小撮说德语的罗马尼亚偏僻地方，后来移居西德。在类似环境中成长的我不难想到，严酷的党文化难道不侵蚀不改变生活用语吗？难道不扭转不制定思维的于是语体的套式吗？“纯正的古典德语”是老式结构？是某些词汇保留？古典德语和现代德语的界定是什么？比如和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作者的德语（受法国荒诞派戏剧，表现主义造型艺术，波兰文和俄文影响的德文写作）怎么比较？我问过顾彬，那时他不知道她——汉学家谁在意她呢？而我是德语文盲。我对他人语言问题的关心，出自对自己口中和笔下变幻的审视。   　　我的语言根来自哪里？我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浙江人，父母跟我说各带乡音的“官话”，我南京生，北京长，说一口标准普通话，是广播电台音调的。幼儿园和小学头几年我在军队子弟寄宿幼儿园，五年级进胡同上小学，发现胡同孩子口中那么多的“儿”——儿化韵。口语当然影响书写，在中文书写中，北方语系出身的作者沾便宜，这非我的独特观察，不少作家指出过。我只是想，北方语系的作者得利于阅读效果，跟读者被官话统治有关吗？好多年前（1986年），我和韩少功在法国跟读者交流的时候，我听他介绍他的小说《爸爸爸》，那之前我读了，但不大懂他的用意，听他跟读者说要用他的家乡口音读，然后他朗读。对我来说，他的朗读有着音乐效果，而我的疑惑也跟着盘旋：沉默书写的规定在哪里？多少读者听过中文的各种乡音？对包括我在内的缺乏辨音力的读者在中文阅读进行时中失去着得到着什么？(未完待续) 上一篇： 要提高执政能力，先提高执政智力 　 下一篇： “文革”亲历者四人谈（下） 阅读数(2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