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在国共两党都积极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当口，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脑际：一百年来中国的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思考这个问题越久，越纠结于一个词——革命。 决定中国命运的近代国内革命主要有三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倒蒋革命。三场革命对应的主要事件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1927-1937十年内战和1946-1949四年内战。 三场革命的背后站着两位总导演，分别是近代祸害中国最烈的日本和苏俄。考查这两位导演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的革命家们对它们的依附关系，有助于解析开篇所提出的问题。 1、孙中山·民主革命·日本导演 孙文一生领导了三次半革命。1912年以前的早期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反张勋复辟)，统称民主革命。孙去世前五年(1920-1925)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派蒋率团访俄、创办黄埔军校等，属于国民革命的前期工作，算作国民革命的一部分，犀利公称之为孙的半次革命，因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北伐)及其最终成功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的。 孙的前三次革命(1895-1917)，有太多的史实可以证明，其背后的总导演、支持者，甚至是起义军骨干，都是日本人，而孙的经费来源和武器供应，也有相当部分依靠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所谓民间组织。如1895年10月第一次广州起义，完全由孙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资助并组织。1915年孙、宋联姻也是由梅氏撮合并在其家中举办，孙宋还与梅氏夫妇义结金兰，1978年梅的女儿千势子应邀访华还专程去上海拜会宋庆龄。梅是玄洋社成员。玄洋社是由头山满组建的专门对中俄从事间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臭名昭著，1901年又由其骨干内田良平重组为“黑龙会”，这是一个比玄洋社更加凶恶的组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命名，目的就是要吞并黑龙江流域，“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纲领)。在孙中山几乎全部革命生涯中，都有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身影。如1900年帮助孙组织惠州起义，1905年7月30日在内氏家中召开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内田良平及多名黑龙会成员同时也加入了同盟会。 孙的后半次革命(1920-1925)，其背后的支持者已由日本换成了苏俄。因为列宁这位革命的小弟弟在1917年所取得的意外成功以及1922年苏联的成立，极大地刺激了辛苦一生却毫无建树的孙中山，以俄为师成为孙当时的思想主导。 基于当年拿着德皇5000万金马克潜回俄国闹革命的成功经验，列宁在得手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人提着金卢布四下里寻找革命的下家，一方面是为了推销他那套暴力革命的“真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革命阵营以对抗列强。在南面这个最大的邻国，列宁首先看中的是手握重兵地盘最大的吴佩孚，没成想这位“秀才大帅”根本瞧不上列宁那一套，将来人轰了出去。1921年的中共仅有57名党员，难以担负列宁的重托。在此当口，广州的孙文却主动找上门来，双方很快便打得火热。从1923年年底开始，苏俄送钱送枪送顾问，帮助国民党办军校、扩队伍。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纵观孙文一生之革命，背后的支持者和总导演主要是日本。 2、蒋介石·国民革命·苏俄导演 国民革命是一个边界不甚清晰的概念，通常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起算点，而终止点并无定论。但有两点是史学家认同的，一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北伐战争，二是北伐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蒋也是一个言必称革命的狂热份子。看他的演讲和日记，自1926年7月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以后，所有活动他都自称为革命，连其领导的八年抗战，蒋也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本帖只考查国民革命的最主要部分——北伐战争，并前伸到北伐前孙中山尚健在的准备时期，以说明国民革命实际是苏俄在幕后作总导演。 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依附于列强的各家军阀以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初的设想是以苏俄为后援，集结部队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往南攻下北京。为此，他于1923年1月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要求苏俄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苏联政府电报同意了孙的请求。5月10日，孙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一是答谢，二是研究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访问事宜。8月16日，蒋率领由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登船，启程访俄。自此，国民党与苏俄双方进入了蜜月期。据统计，从1923到1927年，苏俄向国民党援助了至少3000万金卢布、12万枝枪、500多名军事顾问。国民党一直嘲笑共产党是“卢布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依靠这些援助，并借鉴苏俄党代表制度的组织形式，孙、蒋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经过两年多北伐，打垮吴佩孚和孙传芳，逼降张学良，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统一，组建起新的南京国民政府。 尽管在1927年4月，因“清党”而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蜜月期终结，但改变不了国民革命由苏俄导演的历史事实。 蒋早在1919年就通过阅读《新青年》等刊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蒋介石日记》)，在1927年以前，其思想相当左倾，认为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而中共领导人也这样认为，周恩来甚至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察民生主义得以实现的今日之台湾，的确如此。既然蒋是左派革命家，那为什么后来与中共和共产国际闹掰并血腥“清党”呢?犀利公认为这是“一推二逼三离间”的综合结果。 “推”。1925年9月，蒋派胡汉民代表中国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正式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但遭到了婉拒。1926年11月，蒋又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遭到了拒绝。这样就把蒋推出了国际革命大家庭。当然，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激进标准，蒋的确是“不够格”的。蒋于1923年8月至12月在苏俄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考察访问，亲眼看到了高昂的红军士气与萧条的市况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完全印证了孙中山的论述：“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孙中山选集》之“民生主义”第1讲)。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主张，即中国革命需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能实行三民主义，第二阶段才能够推行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认为国民党仅仅是“同情党”和朋友党，算不上是一路人。 “逼”。自1923年国共合作到1926年北伐开始，蒋一直赞成并支持“扶助农工”政策，北伐军打到哪里，中共的农民运动就开展到哪里，但蒋不赞成激进的红色恐怖做法。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的“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以及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扬的到地主家里“杀猪出谷”“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做法，恪守儒家理学道德观的蒋介石难以认可。更糟糕的是，“痞子运动”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干扰了经济贸易、影响了北伐军的经费来源;还严重动摇了军心、打击了士气，因为许多出身“不好”的军官的亲人被农会拷打甚至杀害，连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游街示众。现实的危机逼迫蒋介石果断出手“清党”。 “离间”。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亲共左派逐渐占据上风，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全面掌权，引起了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以王柏龄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两大国民党右派的忌恨。他们联手于1926年3月20日导演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详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Ⅰ)》之“中山舰事件之谜”)。尽管蒋介石怀疑这个“谋害自己”的事件是汪精卫所为，但也严重伤害了蒋与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信任。 3、毛泽东·倒蒋革命·苏联导演 大陆官修史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以示区别1919年以前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革命”更是一个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大东西，官方定义说它分为北伐(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抗日(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四个阶段。北伐和抗日是蒋领导的，功劳很难记到新宇他爷爷的头上。而土地革命大部分时间的领导人也不是毛，至少在1935年以前是这样。到了1936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彻底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这才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共的统治地位，此时，所谓的土地革命已近尾声。毛主政时，党史专家说土地革命时期毛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但指导思想是他的，这也牵强。即便如此，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只能包括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两场事。 所谓的“新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毛和中共当时的言论与主张的确是民主自由(参见笑蜀《历史的先声》、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这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事成之后实行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复归两千年前的皇权专制，何“新”之有?反观孙、蒋的“旧”民主，尽管存在在军政时期孙文要求党员宣示效忠其个人的历史污点，但按照其本人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程序，孙、蒋一路走下来，大致方向并未偏差。“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马英九《2011元旦文告》)。可见，孙蒋采用过专制手段，但行的结果确是民主;而毛共口号是民主，行的却完全是专制。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都是内战，在犀利公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所发动的历次倒蒋战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权力之争。为了区别国民党内部的“倒蒋战争”，姑且称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为“倒蒋革命”。 1927-1937年的倒蒋革命，名为共产国际领导，实为苏联领导，历史依据看中共党史就足够了。 1945-1949年的倒蒋革命，苏联的配合与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先是将日本关东军和驻朝日军的大批装备交给中共，迅速武装起近百万的林彪军团;后又将占中国80%工业份额的东北工厂全部交给中共。另据统计，1945-1949年间，中共依靠苏援组建了200多个步兵师，而同期依靠美援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师不到50个。这是毛敢于在1948年说“原来以为需要五六年现在看只要一年多就可以夺取全国胜利”的底气之所在。在争夺东北的战役中，苏军甚至直接派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加入林彪的部队作战。 事实上，自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之日起，斯大林就彻底抛弃了国民党，专心扶持起苏式革命的代理人——中共。 由上述简略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附于日俄这两大恶邻。这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大特色。概略地说，孙的民主革命是携日变华，蒋的国民革命是携俄统华(八年抗战是携美救华)，毛的倒蒋革命是携苏乱华。 这些不幸的革命为何会降临到中国大地?为何没有降临到印度这样一个与我们一样拥有庞大愚民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不仅拥有两大恶邻，而且拥有擅长借恶邻之力谋求一党甚至是一己之私的诸多革命家，而印度却没有。 4、引狼入室的代价——革命家的卖国史 清廷垮台之后，中国仍然发生了许多重大利益的丢失，几乎每一次都是由革命家亲手所奉。革命家卖国成为国共两党都极力掩饰的史实。有学者统计，孙文的卖国事实有3件，毛有8件，蒋有0.5件。这里按时间顺序，列出几件对中国危害较大的事实。 (1)1931年：满洲 满洲泛指东三省。这是一块曾经脱离中国控制的土地。脱离时间有两种算法：从1905年5月日俄战争日方胜利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主导权起算，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满洲国”解体为止，长达4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到1945年9月止，是14年。前者更接近实际情况。 出卖满洲是孙中山从不避讳的事，因为他认为那是“鞑虏”之地，不是中国的。1915年，正当日本压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而老袁又极力周旋的当口，孙竟然抛出比“21条”还要优厚许多倍的《中日盟约》，以换取日本人倒袁挺孙之承诺。但日本人觉得孙文及其革命党不成气候，没有把他当回事。最后在国人抗争及列强干涉下，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孙文如此献礼，却使得日本在压迫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实与汉奸无异。 满洲在1905年的半沦陷是因为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的无能，而1931年的全沦陷则是张学良的全责。“九一八”事发当晚，张在没有请示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指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抵抗，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飞赴北平，动员张学良率领已经退入山海关的东北军对日“小加抗战”，而患了严重“恐日症”的他仍拒不出战，致使东北尽失。这位被大陆捧为民族英雄的“不抵抗”者，常常自称是“爱国狂”，颇有点不知羞耻。如果我们把对侵略者搞的“事变”消极而对自己人搞起“事变”来却积极的人捧为“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仍将会面临被灭亡的命运。有一点倒还像张的胡子世家遗传的性格，那就是在中共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竭力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扣到蒋介石头上的时候，张从未附和过，相反，他在多种场合坦承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之“‘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一章，对此有详细的史料论述。 (2)1950年：外蒙古 外蒙独立，共分四步，最早便由孙文肇起。1895-1912年，孙在海外寻求革命外援的活动中，手里一直提着两件礼物，那就是蒙古和满洲。尽管当时的孙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送出这份厚礼，但却向日俄发出了“满蒙可任取之”的错误信号。内田良平回忆说，孙文一直讲“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外蒙也如此，然而当1912年各省开始重新统一组建中华民国时，外蒙却在沙俄的操纵下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不同意，沙俄被迫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要求实行自治。总之，在袁的手上没有弄丢。这是第一次蒙独，失败了。 1921年2月，白俄军队勾结蒙古上层王公，击败中国驻军，占领库伦，成立外蒙君主政府，中国军队退守买卖城。同年5月，蒙古人民党(共产党)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打败白俄，夺回库伦，同时将中国军队赶出买卖城。7月10日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红军从此驻扎下来，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才撤出，前后长达71年，而中国军队再也没能踏上自己的领土。当时的曹锟政府本想出兵夺回，但一面摄于苏联不断增兵，一面又要防备张作霖等国内军阀趁机作乱，只好频发外交文告谴责。这是第二次蒙独，成功了，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 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了斯大林的无耻要求，强迫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946年1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控下，以97.8%的赞成票率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这是第三次蒙独，成功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出于对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愤慨，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独立。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地图的北部是填平的，那就是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这就是前文所说蒋介石“半次卖国”的由来。 由于联合国接受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关于“不承认外蒙独立”的声明，因此，从国际法上讲外蒙古就还是中国的。但事情在1950年2月又起了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由于大陆在1971年成功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因此，毛对外蒙独立的承认也就发生了国际法效力，为外蒙独立的合法外衣缝上最后一针。这是蒙独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爱国愤青们如果想要收回外蒙，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重新取代大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有学者建议两岸组成联合政府，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将来就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 (3)1957年：白龙尾岛 原名浮水洲岛(越南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中部。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该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以帮助越南抗击国军。1965年，又改口说租给越南，帮助其“抗美”。该岛至今为越南占领。 (4)1960年：江心坡-南坎地区 江心坡-南坎地区(今缅甸克钦邦，缅甸称江心坡为myitSone(河水汇合))，位于高黎贡山以西、迈立开江以东、察隅县以南、尖高山以北，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1926年被驻缅英军侵占，但民国政府从未承认。1960年10月，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将这一区块让与缅方，理由是“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但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将占据此地的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不仅使中国永久性失去了对高黎贡山以西主权的声索权，而且也因为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而为印度段的解决树立了恶例，两年后艰难的中印边界谈判和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5)1962年：长白山、皮岛 1962年，中朝签订边界协议，“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将一半长白山(朝称白头山)划归朝鲜，此后又应金日成的请求将皮岛(朝称椴岛)送给朝鲜。利用这座山，金日成为自己的革命英雄史编造了许多闪光的足迹。其子为自己的出生编造了诸多“祥瑞”和“神迹”，官方通稿说：1942年2月16日的凌晨，在白头山密营，“霎时出现的两道绚丽斑斓的彩虹和一颗圣星(光明星)宣告着他的到来，忽又飞来一只喜鹊——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其孙金正恩将会为自己编排出怎样的神话，犀利公难以揣测。利用这座山，金正日修建了许多核基地，最近的金仓里基地距离中国仅40公里，如果点爆，第一个挨炸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声称的敌人——美国。 (6)1963年：坎巨提地区 坎巨提地区(今巴基斯坦罕萨一带)，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1956年周恩来访问巴控克什米尔，主动提出将该地区让给巴方，1963年中巴签署《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正式确认。 (7)2001年：唐鲁乌梁海地区 唐努乌梁海地区(今俄联邦图瓦共和国)，位于唐努乌拉山以北，原属外蒙之一部，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1921年，在苏俄操控下，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1926年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又更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1948年5月7日，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声明“唐努乌梁海是永远属于中国的神圣的领土”。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承认唐地为俄领土(条约第六条)。经过国共两党的接力，这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归俄人所有。 (8)藏南地区 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曾经收回，但旋即退出，并且比“麦线”还要往北移。藏南如今被印度完全控制。印度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多党制政体，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敢公开提议让步(只有独裁的政党才有可能“代民”让步)。中国期待印方妥协以达成分割协议，实属幻想。未来双方必有一战，当早定决心，勿在外交上抱幻想。 5、革命家为何热衷于向邻居送山送岛送土地? 一切皆缘于虚幻的革命目标、错乱的革命逻辑和自私的党权保护。 (1)虚幻的革命目标 对狂热的革命家而言，为了所谓的革命目标，送再多的土地、物资和人命，都在所不惜。 毛的革命领袖目标在三个时期有三种定位：1950年以前想当中国革命的领袖;1950-1964年想当亚洲革命的领袖;1965年开始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目标越大，卖国越狠。 1950年以前只是“卖蒙”，那是为了尽快签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结束在苏“吃饭睡觉拉屎”的无聊而又屈辱的冗长访问。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斯大林当面说过将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中南海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直到1950年10月13日凌晨，最终“统一了思想”，做出了出兵决议。这样，18万条志愿军战士的性命就成为毛实现“亚洲革命领袖”的第一次献礼。为了“援越抗美”，1957年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是第二次献礼。1960年把江心坡-南坎地区送给缅甸，是第三次献礼。1962年将半个长白山和整个皮岛送给朝鲜，是第四次献礼。1963年将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是第五次献礼。这是大礼，更有小礼无数，犀利公略去不表。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年，毛一面酝酿清洗“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面做起了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美梦，这才是中国人噩梦的真正开始。毛几乎同时在亚、非、拉、欧四大洲施展其“毛式革命”的宏图。不仅送武器、送粮食、派“志愿军”出境帮助中南半岛各国共产党闹革命，而且把切.格瓦拉、尼雷尔、卡翁达、波尔布特等“好学生”们请进来，传经送宝。一时间，“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郭沫若《宇宙充盈歌颂声》)。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革命景观”：宁愿自己人饿死无数，也要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宁愿自己的铁路不修，也要无偿修建非洲历史上最长的铁路;宁愿自己的军队使用旧武器，也要把新武器送到“援越抗美”的前线…… (2)错乱的革命逻辑 列宁说“无产阶级无祖国”，我们就把苏俄当作自己的祖国。 1921年，苏联红军占领外蒙。1922年，正当北洋政府要求苏俄撤兵之时，孙中山却与苏俄代表越飞商洽签署《孙越宣言》，支持“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1929年，正当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为争夺中东铁路而打得异常艰苦之时，远在南方腹地的中共却高呼“武装保卫苏联”，并计划派中国红军去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以策应苏联红军。 1944-1945年，苏联出动正规军和飞机，在苏军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策动伊犁地区叛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屠杀大批汉民，进攻中国守军，国民党将领陈伯良、高炜、杜德孚、曹日灵先后自杀殉国。中共不仅声援叛乱，建国后还将此事美化成“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1960年代，苏联再次策动这些致力于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的“革命者”搞叛乱，毛才停止了“三区革命”宣传。“革命家”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先是逃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等一干文人的文章，为“蒙独”大唱赞歌。“卖蒙”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壮举。晚清时期发生过多起令中国人痛断肝肠的割地悲剧，但从未出现过象毛时代这样举国欢腾的卖国场面。这种以耻为荣的革命逻辑亘古未见。 以上这些史实所反映出来的革命逻辑，已经不能用“错乱”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混账。 革命家不是以“爱不爱国”而是以“爱不爱党”来区分敌友、评判好坏。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在革命家眼里，几近亡华的侵略者倒成了我们的恩人。屠杀了近30万华人的波尔布特也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学生。 为抗日丢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不是爱国者，因为他曾经和共军作战。而投靠汪伪并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的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却是“爱国者”，因为他参与了西安事变并抓住了委员长。 唯一存世的“八百壮士”、90岁的杨根奎只能到“台湾找国民党落实政策”(四川金堂县政府关于杨的养老金问题的答复);而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原书记耿促进，虽然因出卖国家情报被判入狱，但工资补贴福利照拿，别人加工资他也照加，因为黄冈市委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党纪政纪处理，他还是党员。 我们不应当对逯局长和钱村长的事感到意外：逯局长必须官复原职，因为他是党的好儿子;钱村长不得不死，因为他擅自为民请命。 (3)自私的党权保护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革命家的口头禅。所谓“党的利益”，就是一党永霸政权、独享利益。只要能保住党的权位，送山送岛送人送物都在所不惜。 1894年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其《章程》犹如项目投资广告：“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对利益的诉求可谓赤裸裸。 对革命家而言，最近的威胁莫过于邻居，所以，安抚好邻国就成为执政党的首要选择。为了防止美帝通过邻国搞渗透搞颠覆，即便是再弱小的国家，也要向其作最大的利益让步。“固边”的目的就是要将邻国变成中美之间的隔离圈。周边国家个个都摸准了中国政府的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状：只要承诺不干涉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内政”)，就能够得到中国的利益让步;只要与美国表示一下亲热，立马就可以让中国神经紧张。南海周边五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甚至连朝鲜都常常拿与美国单独约会来吓唬中国，以敲诈更多的援助。 可见，只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更谈不上什么人民的利益。 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卖国并不罕见，但像革命家这样没有底线却是罕见的。越革命越卖国，这是我们通览近代史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与偏执的孙中山和老辣的毛泽东相比，推崇理学、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其“革命性”要弱得多，正如诸多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随着美、苏、日等国档案的解禁以及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历史渐渐显露出真面孔。戴在蒋头上的卖国帽子在一顶顶地被掀去，而戴在孙和毛项上的爱国花环却在一圈圈地被扯下。从蒋在大陆所处理的诸多国家重大事件来看，他没有因革命而卖国。如果说孙、蒋、毛这三位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家有什么区别的话，这就是。 有两位近代“反革命”军阀的行为，似乎更颠覆了官版教科书的标准结论。 曹锟，布贩出身，1916年9月担任直隶督军，实控北洋政府，1923年10月通过向议员发出573张银元支票而贿选为民国第五任总统。1921年7月，苏联红军出兵帮助外蒙独立，曹督军大骂，坚决不予承认。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汉奸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土肥原贤二请曹锟出面当头，曹断然拒绝：“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去世后，国民政府感于他的忠贞不屈，追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 吴佩孚，秀才出身，1924年9月8日，以“中国最强者”(BiggestmaninChina)的声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成为上该杂志封面的中国第一人。1921年，吴拒绝苏俄邀请其为中国革命代理人的“美意”，公开宣称“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做督军”，人称“四不将军”。1935年，日本人发起“华北自治运动”，多次引诱吴出面组织伪政权，吴严词拒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土肥原又多次登门请吴“出面工作”，吴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1939年12月4日，汉奸齐燮元带日本特务川本、军医石田及护兵若干进入吴宅，切破吴的喉管，“血流如注，一叫而绝殉国。”吴的长孙吴运乾当时10岁，亲眼目睹了罪恶的经过。 6、帖后语 (1)本帖无意为讨回“革命家已经出卖的领土”提供支持。在人权与主权同等重要的文明时代，不讲人权却热衷于高谈主权，无异于帮贩卖自己的人贩子数钱。唠叨几件领土的往事，是想告诉大家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没少折腾。 (2)本帖无意下“近代的中国革命都有罪”的结论，仅是指出借恶邻之力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危害。孙、毛结交的日俄两国，贪得无厌，勒索无度，每一次签订中外不平等条约，不仅割走我大片土地，索银也是其他列强的十倍甚至百倍，让中国背上难以翻身的沉重债务。 北边的壮熊贪婪成性恶习不改，而南边的肥羊却好大喜功毫无记性，这是一百多年来中俄双方形成人喜我悲的关系现状的根本原因。在去年朝鲜半岛的危机时期，不少“智囊”建议中国重建“中俄朝联盟”以对抗美国，犹如绵羊因为对大象产生无来由的恐惧而愚蠢地拉豺狼作朋友，真是愚蠢透顶!在未来某个关键时点，如果中国再次在俄国人面前丢失重大利益，犀利公不会觉得意外。 正是由于孙在国土意识上的模糊并以日为友，才导致以攫取“满蒙西(西伯利亚)”为目标的日本大小间谍，打着“帮助中华，驱逐鞑虏”的旗号，蜂拥入华，遍布于中国的军政商各界。满清时期他们是贼，满清之后他们是友，成为各地讲武堂和各家军阀的座上宾。他们拥有正义之名、合法之身，公开搜集中国的情报，大力培植亲日代理人。以至于抗战期间，日军的地图比国军的精，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比国民政府要准，组织起汉奸政权和汉奸队伍来得心应手。 (3)本帖也无意下“联外反内就是卖国”的结论。华盛顿接受法国和西班牙的军援，推翻自己的政府(英国是美国人地地道道的宗祖国)，就没有卖国。华盛顿也直接借助外国军队的帮助。1777年6月，20岁的法国陆军上尉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率领他自费购买的一条军舰和士兵，登陆美国，参加两年前爆发的独立战争，两个月后被大陆会议授予大陆军少将军衔，这是美军当时的最高军衔。总司令华盛顿直到21年后的1798年才晋升中将。拉法耶特参加了宾西法尼亚战役、巴伦山战役、远征罗德岛等多场战役，并在白兰地酒战役中腿部负伤。1778年1月至7月，他又回到法国招募一支援军，重返美国，用自己的存款支付士兵粮饷，参加1781年的约克镇会战，迫使英军投降，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当年底，拉法耶特回到法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并两次出任法军总司令。美国人感谢拉法耶特的无私援助，分别于1824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其后代也同样享有这个称号。历史上得此殊荣的仅有6人。华盛顿与拉法耶特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和友谊。1787年主持制宪时，华盛顿征询拉法耶特的意见，他指出了宪法存在的漏洞——没有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力。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0条“权利法案”，这就是成为美宪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修正案”。 美国革命家接受的外援，不仅自掏腰包不索取任何报酬地帮其闹革命，而且还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的革命家邀请的外援，不仅割我土地、抢我矿藏、淫我女人、烧我城池、毁我文明，而且崇尚专制与压迫。乔治·华盛顿的“美式革命”带给世人很多有益的启迪，这不是本帖的话题，以后再叙。

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主办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时间：2011年7月30日下午 地点：北京香山饭店 王占阳：本来想全程参加这个会议，我对这个会议很关注，但是因为记错了，就答应清华的会议了，那边12点半才结束，所以上午很多精采发言我没有听到，很遗憾。 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在这样一个思路下，我认为首先应对两地两位领导的主动进取精神都给予应有的肯定，不容易。在那么多省份都在按兵不动的情况下，他们都在动，这就很好，死水一潭活起来了，活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在死的状态下怎么也不能解决问题。 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谈经济，一个谈政治，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谈。这次有一个所谓做蛋糕和分蛋糕之争。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接受过《重庆日报》的一个采访，后来他们发表出来了，三千多字，叫做《做蛋糕是为了分蛋糕》，我是比较支持重庆方面把做蛋糕和分蛋糕结合起来的思路的，因为这也是我过去一贯的想法。这次广东方面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是做蛋糕的观点出来以后，我们看到的普遍是批评意见。但我认为这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所以我下面的话是对中央说的，是对全国说的。因为作为地方大员他必须得听中央的，在这点上他没有犯错误，政治正确。问题是中央错了，他就得跟着错。 我这里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守它过去的固有含义。 我们回想“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在计划经济刚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那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经济运作全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面，如果政府在那个地方天天闹革命，不去搞建设，建设就搞不起来，整个发展改革就都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就是说政府要动起来。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一定要追问这个主体。当时实际说的是党和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不是指老板，老板天天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合理的，在当时是很正确的选择。我们再追问这个“经济建设”是指什么?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这个经济建设其实主要是指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指以生产为中心，这在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对的。招商引资、投资等等，大家都抓生产，这才开始有了大发展。 但是，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后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经济建设已经主要是市场的事，而不再是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了。政府也应相应地退出这个领域，而不再是总想唱主角了。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就是政府继续拼命投资，拼命地把在很多情况下祸害老百姓的所谓国企做大做强，然后就是过度的国家干预，以至于搞国进民退，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反的。当初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而现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是反市场经济的。而且它还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型国企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腐败。腐败分子特别喜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投资、投资、再投资，然后就是他们的回扣、回扣、再回扣……，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代表人民利益了。 这个口号要不要拿掉?我说也可以不动，但需改变它的含义。问题是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建设?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生产、交换是经济，分配、消费也是经济。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必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过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少。但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仍以生产建设为中。生产、交换这个主要由市场来做，政府不要再以这个为中心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什么?是财税。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是搞再分配。西方议会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财税问题，政府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执行议会的财政法案，所以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所以我们转向市场经济后也要转向这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再是过去那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否则就是政府越位和缺位了，而且是走向非常严重的腐败了。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还可以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内涵已应转变为以公共财政为中心了。以公共财政为中心并不是不是财政收支越多就越好，增加和减少政府收支都是财政问题，征税和减税都是财政问题。政府收支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适当越好，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就越好。 分蛋糕包括两块，一是初次分配分蛋糕，一是二次分配分蛋糕。政府直接操作的是二次分配分蛋糕。一次分配首先是由市场来做，不应政府包办。但是政府也应为实现公平的一次分配创造条件，允许和促进这种公平分配所需要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创设为这种公平分配所必需的法律条件、司法条件和政府机构。比如应该允许建立职工真正能够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会，这种工会至少也应独立于私企老板和国企老总，否则就是“黄色工会”。至于这个工会怎么建?可以研究。工会是实现和保障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工会已经到了非发展不可的地步。不发展工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倒是应该政府出面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 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不是不可以延续，而是它的内涵一定要改变，要跟市场经济发展相配套，以实现和保障公共财政为主要内涵。也就是说，不能笼统的说重点做蛋糕还是重点是分蛋糕，市场经济自己既做蛋糕又分蛋糕，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不能再是做蛋糕了，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分蛋糕。这个东西需要掰开谈，不能笼统地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该看主体，主体不同重点就不同，总是笼而统之地谈问题行不通。 张木生：就是重点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没法弄。 王占阳：就是市场管市场的，政府的管政府的。 张木生：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王占阳： 对，就是各管各的，别混在一起，那样永远说不清楚。 在中国的问题上，下一步问题就是怎样把政治和经济统在一起，怎么把这个蛋糕既做好又分好。其实上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命题的内涵转换非常关键，这个转换就是要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重新理顺。如果固守传统内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仍然是一个劲地投资、办国企，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没法理顺。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改变后，政府才能把市场的应有位置让出来，也才能让市场活起来。国企做大做强，控制那么多领域，到处都是玻璃门、弹簧门，经济建设怎么能搞上去?出现的问题和麻烦大了，我就不多说了。这样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经济的空间，让市场充分活起来，经济建设才能搞起来，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要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问题都已经烂成这个德行了，还不狠抓分配，那能行吗?所以老百姓对于做蛋糕为重点，反映那么强烈，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换成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个问题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中央的思路问题，广东他不得不说，下级得服从上级，他得服从中央，这个没有办法。 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政府应样才能做好分蛋糕这件事?其实广东和重庆各给了我们一部分答案。重庆的答案是什么?重庆的答案是在现有政治体制还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一些事，而且他的这些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份答案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不要等到政治体制改革改完了以后再来解决分蛋糕问题，那就全崩溃了。政治体制改革要一步步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等政治体制改革完了再分蛋糕?来不及了!还没等到，忍无可忍的公众就造反了，天下就大乱了。所以，重庆的办法对于全国来说是一种救急的办法，一种接续的办法，客观上也是为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时间的办法。重庆经验确有积极意义，有重要性，也有全国性。但不是各地创造这种经验的力度都是相等的，重庆可以走到前面，是因为薄熙来有特殊政治资源，黄奇帆又是经济人才，这就可以先创造一些分蛋糕的经验，这对全国有好处。 广东特点在哪里呢?广东特点在于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光讲法治，是因为不敢讲民主，其实背后还是讲民主。在中国光搞法治搞不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而且广东还特别注意逐步落实和保障公民自由，特别是在培育新闻舆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广东培育了南方报业集团，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成绩。其意义首先就在于为长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布下了一枚战略棋子。不仅如此，它对解决当前紧迫的公共财政问题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什么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财政。民生性是经济内容，后三者是制度保障。集权政体也不是不能搞民生财政，比如古巴就搞得相当好，但这必须以政权尚未腐败为前提，如果政权严重腐败了，那就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就更难在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推进民生财政了。即使是在重庆能做到的，拿到全国去推广时，也必然会大打折扣。那么怎么办呢?靠民主法治吗?理论上当然是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法治在哪儿呢?现在的人大选举都是形式主义的，人大并未真正掌握财政决定权，而且大部分政府收支实际都是不经过人大的，所以现在既没有民主财政，也没有法治财政，这些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大问题。这时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只靠自上而下的推动，那就不仅会使民生政策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而且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越往后打的折扣就越大。以至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民怨重新沸腾，直至无力回天，全盘皆输。那么，有什么办法应对这种局面呢?办法就是大力推进阳光财政。不仅政府自己要去主动地做，而且更要依靠人民的推动和监督，因为只有人民才是追求民生财政、阳光财政的最执着、最有力的力量。而要使人民能够发挥这种重大战略作用，那就必须在实现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实现和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下功夫。这就是去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公众参与》一文的主要意思。 在民主法治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要以自由来弥补这个制度空间。有自由才能有公众参与，有公众参与才能尽可能地推进阳光财政，因而全国性的民生财政也才能有保障。即使是这种保障还是不充分的，那也远比没有这种保障好得多、自由本身当然也需要保障，民主法治就是自由的制度保障。但自由的根在社会，保障自由的最根本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也是来自于社会。所以在民主法治形成前，自由也有可能获得根植于社会的保障，从而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制度性的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实践中首先需要的就是政府的宽容、依靠和培育。这就能使民间和媒体追求公共财政的力量比较有秩地释放出来，从而使国家能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的战略合作中，持久有力地解决当前至关重要的财政问题，并使之逐步地发展成为一种秩序和制度。 所以，就当前的迫切需要来说，广东和重庆各有重要贡献。重庆的亮点在于民生财政，广东的亮点在于公民自由，特别是新闻舆论自由。这在两地是分开的，或者说是各有侧重的，但又是非常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紧密结合起来的。它们实际是中国的两个轮子，少了任何一个都得翻车。现在就是缺了这两个轮子，所以我们离翻车已经不远了。 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自由的未来就是民主和法治。广东重视民主法治的思路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思路，因而也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思路。但除在自由方面有相当推动外，这个思路在广东几乎没法执行，因为直接推动民主法治，搞比较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不是地方能干的事，他没有被授权，也就没有操作空间。但这并不等于这种思路没有重大现实意义。实际上，不久的将来急需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央宣示政改决心，开始筹备政改，并在近年内开始实施有份量的试点，这对挽回人心、安定人心有很大的意义，而且这还是已有很强的战略紧迫性的重大现实任务。政改之路需要走三、四十年，但启动政改已是紧迫的现实任务了。 总之，从全局上和战略上看，广东和重庆的探索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民生方面的基本要素都很重要，它们之间的相互结合也非常重要。我们不应把它们弄成对立的，而应把它们弄成统一的，这才是未来中国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 但对重庆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也有些看法。其中一个就是基尼系数要在五年时间从0.42降到0.35，这是不是有点大跃进了，太猛了。因为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说我现在致力于逐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还可以。 杨平：在重庆会议上，经济学家给黄奇帆提出这个问题，黄奇帆算了三笔帐，说为什么能做到，其实大家都担心这个事情。 王占阳：搞得过快了以后，短期内可以实现，长期怎么样呢? 秋风：短期内先实现再说，管他长期呢? 张木生：他的失业率三年之内要降到3%以下，也是大跃进，但是他也要干，干吧，先干着再看吧。 秋风：对，能享受一天是一天。 王占阳：干总比不干强，什么事都不干是最大的错误。 张木生：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嘛，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杨帆：不过也可能做到，把有钱人都吓跑了，重庆的基尼系数就下降了。 张木生：他那个官员黑，但是和中央没有勾结，他的资本家也黑帮化，但是还没有和外资完全勾结在一起，这是他能改的前提条件。 王占阳：所以重庆能动起来，但又不具有全国全面复制的可能性，他们的做法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在全国用，但是必定会被稀释，只有自由和主动的公共参与才能解决这种稀释问题。我想根本的问题是，重庆、广东先做起来了，这些就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了。作为学者来说，我们提出善意的意见和建议，有些事情，比如他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个肯定是全国没法推开的。 张木生：包括他的运动式，你怎么接受? 王占阳：不能接受。包括警察都受不了了，重庆的警察。 秋风：我觉得真应该把警察轰到街上，这是对的。 王占阳：对警察的管理有点过分。我们学员是民主党派的，是重庆民主党派的，他们到警察中调研，发现警察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强度过大、睡眠不足、精神压力过大。 笑蜀：会造成另一种不平衡。 王占阳：这种做法具有不可有持续性。过一段时间薄熙来走了，高压没有了，他们又反弹回去了。 杨平：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去见地方官，哪有休息?根本没有休息，非常辛苦。 王占阳：现在批评重庆是人治就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都是人治。批评重庆违反法冶也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到处都是违反法治。只不过是他在风口浪尖，他那点烂事一下子弄出来了，其他的地方藏着呢，你看不见。 张木生：刑法306和307条就是重复的，你为什么偏偏给律师定这条，你有了恶法才有了恶政，是重庆一家吗?全国都是这样。 蔡霞：是重庆开了恶劣的头。 张木生：重庆不是最早的，东北那100多个是最早的。 李晨：陕西的更早。 王占阳：“革命前辈”很多。 张木生：前赴后继。所以，人家说有这条法，你干脆把律师制度取消。 王占阳： 所以，站在全国前列的积极的改革者必须对于一些基本的价值原则予以肯定。对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原则都必须予以肯定，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公平、平等、均富这些基本价值也都必须予以肯定，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必需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也是不得不特别强调的。因为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本身就是普世价值。如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只适合于欧洲的话，中国就不要搞社会主义了，也不要搞共产党了。马克思是欧洲的，你们是欧洲特色的，我们是中国特色的，什么建党伟业?建什么党?共产党是外来的，社会主义是外来的，我们都不要，我们只要中国特色的，要元明清的，不要外国的……。所以普世价值都要肯定，不肯定不得了。具体的做法则是可以研究的。作为改革者，在基本价值取向上还是要强调的。我认为广东和重庆在价值问题上各有所长。重庆方面强调的是公平、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讲公平和平等。广东方面则是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比较多。但广东想做的许多事情却没权做，做不下去。最近我到深圳去，我问我同学，他在那里干了20多年了，我问他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已经100%腐败了，小科长都能贪污好几千万，老百姓能架得住这么贪吗?受不了了。所以，他们说的很好，上面不动，下面一点办法也没有。 杨帆：如果重庆科长跑到广东去呢?

要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从今天开始，减少上校内的时间，更多地去读书吧。改变中国的，不是现在的你，而是将来的你。请做好准备！ 圈子   文/徐超（上海交通大学）   有人说：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可以被一个特征矢量充分描述，而任何试图对他们进行分类的行为，都将强调该矢量的某些元素，而轻视了其他相关的元素。或许不只是经济学家，对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进行标签化都是危险的，比如很多人经济上是右派，而文化上却是偏左的。 但是，我们却无法回避“人以群分”现象的存在。具有相似思想倾向的人往往会组成或大或小、形式各异的圈子 。 可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圈子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或者说是哪些共同的特质将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呢？几乎对于每一个问题，圈内都会出现 “思想斗争”，各路人马纷纷站队表态。从吃不吃狗肉，到中国还有没有救；从累进税vs单一税，到暴力vs改良,对于很多重大问题的分歧甚至会让某些人彼此拉黑。 对此最宽泛的定义或许是“校内政治控”，或者是某些人所说的具有“公共关怀”的青年知识分子。当然再细分又可以分为“泛北斗圈 ”、“草圈”，“跑路党”、“情怀党”，“激进派”、“改良派”，“钟表党”等等，彼此间各不相同又相互重叠。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初是如何“打入”泛北斗圈子的了。之所以称之为“打入”，是因为我确实是有意识地“向组织靠拢”的，每次看到好的文章，不只是点一下分享或者收藏，往往还会厚着脸皮加作者为好友。有时一次不通过，还会一加再加。印象里最大牌的是陆遥遥和朝夕，加了好多好多次才通过。后来慢慢的共同好友多了起来，在看他们各种状态的过程中，对北斗文昆意领之间的基情八卦了解地越来越多。不过唯一感到意外的一点是被拉入了北斗编辑部门。 进入“组织”后，对斗内的人了解地更加深入。之前曾经想写一篇《此间的少年》，可是终究一拖再拖，直到最后也没能动笔。一方面是因为身处魔都，与帝都的那些人素未谋面，不敢妄自臧否；另一方面，随着对圈子反思的深入，对圈子里的这些人不再如“初出江湖”时那样心潮澎湃。 重八过后，由于“有一大拨考试正在靠近”，另外也要开始准备考研，所以自封了大号；小号也清除了绝大部分好友，没有了那么多争论，安心读书，甚是清净。借这个机会，也认真反思了下这个校内圈子对自己的意义，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想来想去，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反思：   1.快捷的信息 每次打开校内，仿佛打开了一份自己定制的小报，徐偲骕会发布早中晚的简讯，林川、彭爱东会转载共识网、爱思想、中国选举与治理上优秀的博文，徐晨会发《每日一案》，各种淫才还会发很多精辟的政治笑话，特殊的日子大家还会自发的纪念“历史上的今天” ，如果你的好友足够多，那么新鲜事的更新速度是惊人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校内上，因为这里的世界的确很精彩，我能更方便的了解到很多我想了解的东西，而不用东奔西跑。     但是，弊端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在这里我们很容易沉湎于调侃当中。的确，“幽默是消解荒诞最有力的手段”，但是政治笑话跟男默女泪的小说一样，都只是一种娱乐方式而已，我们不能玩物丧志。 其次，我们过度地关注那些历史上的逸闻轶事。当然，不了解一国历史不配做一国国民，但是一天到晚发坦克图，或者民国时期的逸闻轶事，或许真的没有必要。而且，以这种方式了解的历史非常不系统，而且可能有很多错误。与其去看这些零乱的相册，不如去读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港版） 第三，这里的新闻时事很不全面。徐偲骕不做简讯之后，消息的来源更多的散见于各好友的状态中。而圈子里的人过度地关注一些鸡毛蒜皮、娱乐成分远大于实际意义的“小事”，比如说拿衣服一崩再崩，比如今天某县委宣传部长又发表了什么五毛言论；这些事情偶尔讨论一下算是怡情，如果占的份额过大，恐怕就有点浪费时间了。 另外圈子里的人对群体性事件过于敏感，不管是出租车司机罢工，还是农民工讨薪，却忽视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调高个税起征点，电信反腐，马云耍爱国流氓等等。我们似乎陷入了tg当年那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思维当中，一碰到群体性事件就下意识地兴奋，而不去反思这件事情本身到底反映了哪些社会弊端，如何改良。比如说很多人为钱明奇的“壮举”狂欢，可是你要是问他到底是哪条法律为强拆开了后门，他却说不上来；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匮乏造成的，就像每个人都可以评论药家鑫案，却没有几个人对李庄案感兴趣 。而显然李庄案的意义远胜前者。 笑蜀说：围观改变中国。但是我觉得，这个圈子本身的意义，只在于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种种弊端。要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 作为在校的学生，我们对于社会不公或许只能停留在声援和反思的层次上，即使你付诸行动，我认为也是杯水车薪。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些什么，请平衡好网络与生活的关系，在对社会保持关注的同时，更多的时候关掉电脑，去读书，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2.热烈的争论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就一些热点的问题跟圈子里的朋友讨论，可以让我们互通有无，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了解更多自己闻所未闻的事和观点；另外，跟意见不同的朋友争论，可以破除很多我们脑海中那些“很显然”的成见，可以让我们了解对立观点的来龙去脉，明了问题的焦点在什么地方，之后去读大师的著作也有的放矢，至少不会觉得废话连篇，满眼浮云。而且最重要的是，争论可以 激发我们的兴趣，让我们自觉地去读书，与大师对话。 但是这里的弊端也很多。 首先，这里有很多不靠谱的人和言论，选择讨论对象的时候要慎重，否则容易学到很多错误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像经济学、历史学这样的门槛比较高的学科。 不靠谱的人喜欢妄下结论。比如说“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中国的改良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中国必然会走向暴力革命”、“中国经济必然崩溃”。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敢预测未来，一群不学无术的学生就敢大放厥词了？ 你可能会说，不要迷信权威，专家也只是人，不是神。但是请注意，你和专家的话语权不是对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更深入、更系统的思考，他们也研究过更多的实证论据，比如经济数据和史料。因此，他们的的确确比你更有发言权。美国的民主体制允许平民组成陪审团断案，却不让他们制定经济政策，用意正在于此。因此，建议大家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是非对错的评价上，少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空谈未来会怎么样。 其次，微博式的140字话语体系，不利于我们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写一篇系统的文章要远远比发几条标新立异的状态有意义的多。写文章的过程，也是梳理思想的过程。写作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想到很多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最后，警惕对争论上瘾。适度的争论有助于学业的精进，但如果沉迷于此，没有输入只有输出，则只能是浪费本来可以读书学习知识的大好时光。   3.别人的生活 这个圈子里的人跟你生活中的朋友应该差别很大。不管是跟着许志永做项目的吴如加、黄霄，还是参选人大代表的王箐丰，抑或薄然、陈轩、姜戬等北斗大佬们，还有休学一年环游中国的李胜博等等，他们都让你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一方面，他们让你感觉到“吾志不孤”，发现原来生活中还是有那么一部分人并不那么拜金，不愿向这个操蛋的世界投降； 另一方面，他们也许会让你激情澎湃，一时间纷纷想学习吴如加参加“公盟”的项目，或者都想去NGO做公益，或者都想环游中国，或者参选人大代表。如果你因为受到他们的影响有了这些想法，请先静下来想一下，这些是不是真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别人在做出这些选择之前有过很长时间的权衡取舍。   4.关于“唯恐天下不乱” 很早之前看过一条状态，说的是建议进入体制的同学如果不能不做坏事，那么就将坏事做绝，也算是为加速体制崩溃做贡献。 我觉得圈内潜意识中希望中国尽快崩溃，然后借机重新政治洗牌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跟tg当年在国民政府中安插卧底经济学家，搞垮民国经济有什么不同呢？你到底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还是只是为了实现你那点儿政治理想？外交部发炎人骂你们一句“唯恐天下不乱”其实一点都不过分。 说句听起来有点五毛的话，如果说真的要以极大的代价来实现民主，比如说革命带来的巨大的流血牺牲，或者经济的巨大崩溃，那么我宁可不要民主。我不觉得将千万人的生命和福利绑在追求民主的战车上是什么人道的事情。 再比如那些不断地唱空中国的同学，我之前写过一篇《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在里面我100%相信你们的动机本质上是好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其中的一部分好像并非如此，我想问你们一句：你到底是想让自己的预言一语成谶，然后享受“先知”的荣耀，还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 对于跑路我表示完全理解，但是跑路之后还在大洋彼岸唧唧歪歪地唱空中国，我就不得不怀疑你的动机了。当然你没有义务爱国（这里的“国”指的是土地和人民），因为你并没有选择出生地的权利；但是既然你不爱国，也就是说你并不“为了我们好”，那我就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对中国的唱空是“别有用心”的。而且正如我在《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中说的，即使不论你的动机如何，你的所言所为的的确确在将中国推入深渊。 最后，我想说，这个圈子的作用至多是扩大你的眼界，让你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学习；想在这里学到东西的话，您是走错地方 了。从今天开始，减少上校内的时间，更多地去读书吧。   改变中国的，不是现在的你，而是将来的你。请做好准备！   （采编自投稿邮箱；责编：陈锴）

一 《新闻联播》的开场白仿佛回到三年前。与胶济铁路脱轨事故后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相仿，也是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伤员及家属表示亲切慰问，部署全面加强安全生产——这一次，哀悼放在了最前面。 事发五日后，终于需要国家总理出面为其下属的一连串错误而“救火”。通稿刊登在《人民日报》右侧顶端，标题不再是中规中矩的“会议召开”，而是那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编辑们为这则重要稿件制作两段摘要：“调查处理工作要公开、透明，结果向社会公布，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要继续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全力减少因伤死亡、因伤致残。要准确核实遇难者人数和身份，妥善做好赔偿、抚恤等工作”；“搞建设、谋发展都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安全、可持续的理念，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把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落实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这条红线”。 那篇由“本报评论员”署名的头版评论更加得到人民网以及商业门户们的重点推荐。宣告“谋发展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文章痛心“我国一些地方接连发生煤矿和非煤矿山矿难、道路交通事故、建筑物和桥梁垮塌事件”，要求各地官员“切不可片面追求速度，要钱不要命”，“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 多数都市报选择了电稿中那句“给人民一个交代”或“调查处理要公开透明”作为头条标题。《钱江晚报》的封面像一个讣告框，“我看到，我震撼，我思考”是推荐的记者采访手记。这个头版总结标题已经是遮掩了浙江省委机关报子报的火气，在内版，23日连夜赶至现场的记者石磊开篇便痛骂“我看到的‘铁老大’和我们是如此的遥远”，引述的伤员家属控诉是“我没见过铁路上的人，我们是被警察救出来的”；“为什么事发5个小时了，没有一个铁路上的人跟我们解释一下？！”，文章补充描述，“接待他们的，大多是温州当地的政府官员。对于这些质问，他们也没有更好的答案。” 主编们允许另一位记者公布出回忆中的更多“不和谐”：“警察可以拦下我们的采访车，但他们不敢拦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的小汽车，有限的道路资源被大量的这种小车占用了，导致救护车和消防救援车屡屡受阻”。“我们应该为生命让路”，这位因为车被拦下而跑了两公里到达现场的记者写道，“在生命面前，我们没有位尊位卑，请你放下身段……不放低自己的身段，你的眼泪只能被人们视为一种矫情。” 一段由《新京报》编辑发布的微博声称，温州官方因为本次事故与铁道部发生争执，“铁道部要掩埋车厢，遭温州官员抵制，更出动警力抵抗，与铁道部发生争执，在场的温州副市长陈浩一度与工作人员大打出手，但铁道部还是控制现场。温州上下因铁道部失误却要温州为此埋单的做法大感不满，为死难者家属抗争提供方便，包括默许家属在市政府外静坐甚至堵路抗议。”迄今尚无正式出版报道可以证实这段描述，不过，在钱江晚报上，今天已经有了较之前日昨日更加不客气的点名斥责，《铁老大，请放低你的身段》：“你们在这次事故中的表现，有目共睹，不知道你们对公众的评价是不是心知肚明？无论是面对死难者家属，还是媒体，你们高傲的头总是昂扬着，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失误归结于‘生命的奇迹’，也可以从门缝里递出几张死者名单来应付媒体。例子太多，这里都懒得举了”。 这份浙江畅销报纸的评论员方小晶写道，“你毕竟是责任方，责任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精神，总归要大过你的‘铁老大’精神吧？……你还要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样子，我们看了能舒服吗？我们会谅解你吗？”文章将铁路这种服务业比作“天下奇闻”，奉劝铁道部如今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必须“尽快拿出改革方案”：“好好向市场经济学一学，学学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学学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学学怎么样危机公关，学学怎么和媒体打交道，学学如何去提高自己的美誉度。” 当然，即便是“不愿埋单”，即便是“默许抗议”，但媒体总有自己的宣传纪律要遵守。在温州都市报和温州商报上，本地官员们部署的报道重点仍然是“全城驰援，大爱温州”。市委机关报的头版昨天刊登了副省长王建满“要把维稳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的指示，今天又已经刊出系列评论之二，《“温州精神”，在灾难中升华》。 《新京报》则是跟踪那段流传于网络上的那段律协通知，今天刊出对温州市司法局律管处处长、市律协秘书长甘细平的采访记录，由其证实确曾发通知要求“接到死伤者家属求助的律所和律师，不得擅自解答与处置，在第一时间向律管处和市律协报告”。据甘辩解，通知是说律师不得“擅自解答和处置”，不是“不允许”。这次事故有一些专项政策，一般律师不了解，可能会误读。 在成为一整天的新闻议题焦点并饱受争议之后，温州市委宣传部还需要出面宣布那个曾由中新社发布的赔偿方案是“谣言”，即“早签约有4到5万元奖励的说法是谣传”。根据此前新华社稿件中的描述，50万元由事故赔偿金、一次性专项帮扶款以及爱心捐助款构成，并无“奖励费”一项。《新闻晚报》记者就此拨打达成第一例赔偿协议的遇难者林焱家属的电话，“没想到对方一听到是记者就呵斥道，‘我们在网上已经被别人骂死了，还接受什么采访。’” 《南方都市报》愿意体谅温州官方是“代人受过”。今日社论《谈判格局不对等，霸道赔偿谈何抚慰人心》主要骂的还是“铁老大”，强调“并非此次事故责任主体的温州市委此刻出来辟谣，却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于铁道部的霸道印象”。文章批评，“铁道部急忙就赔偿给出方案，断难摆脱规避责任、尽早脱离与遇难者关系的嫌疑，同时也与遇难者家属和舆论所要求的‘先给真相再谈赔偿’背道而驰”，指其50万元的方案刻意回避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而后，更抨击其“通过‘工作组’这样的利器制造与家属完全不对等的谈判格局”：“事发之后，铁道部和温州市立即以毫不逊色于救人的速度成立了57个‘5+1’工作组……一方面注意外部记者的探访(据《今日早报》的消息)，另一方面也采取对家属的不断游说行为”。 这份市民报纸还更进一步，转荐同属南方报业的《21世纪经济报道》昨日社评《铁路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亟待完善》：“我们会发现有这样一些现象，例如中海油、中石油在污染事件上同当地市级政府的‘交涉’。这些央企和铁道部都保持行政级别高于地方谈判对象的优势，形成所谓的‘条条高于块块’，从而在矿产归属、地皮、推卸各项社会成本负担上面有更大的‘胜算’，实现所谓国家对经济制高点的抢占”。 家属们的苦难继续得到聚焦。《新快报》引用态度转变的杨峰声明，“我没有被铁道部收买，安顿好家属后事，一定会讨个公道”；《扬子晚报》上，一位失去妹妹的男子跪倒在地给仰头喝水的调查组专家叩头，苦求说法，编辑们加上备注，“专家只回答，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京华时报》刊出“遇难者家属高举遇难者遗像，要求与铁道部官员见面”以及他们手持横幅聚集在温州南站的场景，并引用其中一位的原话，“他们一开始就谈钱，这让家属很难接受！”报道中，“家属代表称，上海铁路局的一位负责人会议半途到场，发言中主要强调了铁路部门在救援中的努力，对于家属们的四点要求，进行了‘官腔’式的回复”；《南方都市报》更引用凤凰卫视节目台本，由家属们追忆那个“一家四口被困车内，家人多次求助无人施援”的夜晚：“他们就不动，他们就不动手，就说没有生命迹象了”。 今天早晨，温州警方已然公布第三批遇难者名单，至此，官方死亡数据中的39人全部确认。《中国青年报》昨天那篇《“情绪稳定”终于被扫进垃圾堆了》言犹在耳，不料，《人民日报》稿件今又宣告，“温州相关部门已累计接待遇难者家属880多人。在心理干预小组和现场志愿者的陪护下，家属情绪总体稳定”。 对事故原因的调查正在向纵深处挺进。央视《经济半小时》昨晚公布“永嘉站异常情况早有征兆，人工调度代替正常的电脑自动调度”还只是引子，《第一财经日报》根据铁道部排查命令发现的列车控制系统更加疑似真凶。早间，《朝闻天下》播出新任上海铁路局长安路生的通报画面：“经初步调查显示，由于温州南站信号灯设备存在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应该显示红灯的时候显示绿灯，没有给后车提供应有的信号，相关调度人员也没有发出预警，引发追尾事故。”10时许，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的道歉信已然出现在各大门户页面上。 事发次日，铁道部曾称“初步了解，事故原因是雷击造成设备故障导致的”，此说饱受质疑。昨日中新社曾引述国家电网声明，称事故发生前后“给温州南站、永嘉站2个火车站供电的3回10千伏专线均未受雷雨天气影响，运行正常”。 人祸已然确凿无疑。以“要高铁动车可靠，更要人可靠”为题，腾讯今日话题感叹：“‘中国高铁，将脚步放慢一点’，事故发生后，很多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了这句话，其实，谁又不希望快点到达目的地呢？人们说的慢，不过是希望铁路除了速度之外，能在质量、管理、安全上能齐头并进罢了”。笑蜀更在凤凰网专栏中认定，“我们的问题已经不是人祸，而是人祸的轮回，而是由人祸的轮回所印证的”，他希望本次动车惨案成为关键转折点，“那种连生命都可以牺牲的发展，对生命来说，又有何意义？” 没能等到安局长最新结论的《新京报》，社论用在《动车事故调查，期待检察机关监督发力》；《京华时报》也说“调查公开透明才能真诚负责”。不过，还有人担心在铁路系统的“独立王国”里，如此“避嫌”仍不足。于是，贺卫方吁求人大介入的呼声得到了更多媒体版面，其中包括《北京晚报》、《青年时报》，以及《南方都市报》的头版头条位置。这位法学家在其微博中提出，“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以服众，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不过，今日《新京报》引用宪法学者许崇德之观，他认为“学者就此提出建议是可以的，作为一种民间呼吁是正常的，也是民主的体现，但是不能轻易启动”。 安路生认为“7?23”事故暴露出多方面管理漏洞，不过，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比起至少造成39人死亡的数据，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在此后四天里糟糕的救援善后，用凤凰网专题的说法是“目中无人的列车驶向何方，不人道是这次救灾中最可怕的黑洞”。温家宝的应急专家组成员昨晚也已通过央视镜头公开批评铁路同僚“事故处理不慎重”，从24日上午的“掩埋车头之争”、 24日下午的“先救援还是先起吊”、25日的“未查清原因就开通铁路”，一直到对“埋了又挖出来”之举十分吃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铁民面对记者摇摇手说：“难以置信，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个要出大笑话的。” 谣言与真相也在反复互相追尾，辟谣和反辟谣很难说哪个就成了“笑话”。每天都会有层出不穷的黑幕指控，其中仅有一小部分获得官方否认，进而被刊登在正式出版媒体上，例如“遗体集体火化”说。而绝大多数传言则是在回应和反驳中面目不清，例如究竟事发之后铁路部门有无掩埋车头——这甚至直接导致财新记者周凯莉与她所供职的那家素有独立之名的媒体，被安替、林天宏等曾经的同道中人公开谴责。根据财新网在7月25日发布的《“掩埋车体”事后现场目击》，“车头被推翻在一个大坑里，但上面并未覆土。另外5节车厢，还在事发地”。署名记者于达维还就此在微博奉劝那些抨击者：“谣言和阴谋最能红。但还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互联网舆论如同众声喧哗的广场，激烈的声音总是更容易浮现，更容易被人们听见，而那些相对温和（或称“理性”）的观点则有可能化为“沉默的螺旋”。尤其是在紧接这场惨烈事故的日子里，为中国铁路部门辩解需要特别的勇气，很有可能会被批评为“理性到冷血”。所以，当《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痛惜中国高铁出口前景遭遇重大打击，当企业家李东生呼吁理解新技术的发展需要过程时，他们迎来的是压倒性的骂声。 骂声中，很多是被哭声激发而来。新华社播发了《亲历者还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前后8小时》，《新京报》排列出更多遇难者的生前故事，《钱江晚报》宣布找到了事发前小伊伊正在叫妈妈的视频，搜狐设立了用来悼念的网上纪念碑。或许再过三年，人们提起这场发生在雨夜中的交通事故时仍会想起这个标题——“永不抵达的列车”。《中国青年报》的年轻记者赵涵漠拥有了自己的成名作，拥有了快速阅读时代一篇长文的罕见点击量，也拥有了同行前辈们的最高致敬－－鼓励原创的《南方都市报》、事发本地的《钱江晚报》都在用今天的版面原题转摘这篇报道，逝去的朱平和陆海天灿烂的笑容再次绽放。 午前，央广快讯：温家宝抵达温州，将看望慰问事故伤员和伤亡人员家属，并将向遇难人员献花表示哀悼。温家宝还将举行中外记者会，就相关问题回答提问。 此时，门户编辑们正在推荐一组发自事故现场的图片，当地民众在解除封锁后来此挖掘车体残骸。“尘归尘，土归土”，腾讯解说道，“有的人是回来再看看现场，有的人是来捡东西的，捡了废品拿去卖钱。不过现场除了一些掩埋在泥巴里的车身碎片，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二 新华社下属《国际先驱论坛导报》的编辑感叹：“果然！航空母舰一出来，动车追尾就退后了！残酷的新闻规律啊！连赖总也不能幸免，才火了半天！所以说，引导舆论转移焦点的最好办法就是再制造一个焦点出来”。 事实上，中国军方公开承认航空母舰存在的消息的确也具备登上头版头条的能力，那幅由新华社首度发出的“瓦良格”清晰大图也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上（此前，出现在新华网首页的只有源自“网友”的非官方照片）。 中共中央机关报固然要沿用国防部发言人那句“我国正改造废旧航母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作为头版主题，但也可以在整整两个内版飞扬一番，例如《中国人航母梦》、《图说航母》。在那篇《五问中国航母》中，更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出面答问，称“改造废旧航母是由国情决定的，改造后主要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拥有航母有利于保卫我国的海上安全，也是海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并再度否定“中国威胁论”，强调“我国改造航母在技术上面临全方位挑战，与最先进航母有不小差距”。 既要长我志气，又要韬光养晦－－作为军方喉舌，《解放军报》在用头版宣布“航母建设非常复杂，该舰距离真正形成战斗力还有很长时间”后，配发评论员文章《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强调“即使未来发展航母，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而是意味着对世界和平承担更大的责任。” 而在那些都市报的头版上，兴奋之情就更加表露无遗。《重庆时报》就四个斗大的字，“中国，航母！”；邻近台海的《东南快报》谐音“亮舰”；《辽沈晚报》高呼“中国航母，威武！”；《晶报》惊叹“真有航母”；《楚天都市报》说“大国重器，呼之欲出”；《潇湘晨报》宣布中国已成拥有这项战略级武器的“第十国”。《东方早报》干脆直接引述军方通报中那句“不存在下水问题，它一直都在水里”作为头条标题，据其内版所言，“舰上所有设备都是新的”。 《环球时报》社评尝试解读中国军方“低调、惜字如金”的意图：“中国显然很不愿意因为这艘航母增加周边对自己的担心，这样一个乖巧的、认真与邻为善的大国，世界政治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篇《中国老百姓盼望航母有威力》得到腾讯头条推荐，文章再度建议中国官方“既不高调也不过于低调”，“把实情告诉国民，把我们的真实意志通告他国”：“中国发展航母就是为了获取军事及政治的战略增量，第一艘航母既是试验平台，也是中国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国防部不这么说，但中国民间就是这么理解的，世界大概也都是这么看的。”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463 次 更新时间： 2011-07-27 01:31:30 陈晓苏：7.23温州动车相撞始末——动车乘客讲述事发经过 标签：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 ● 陈晓苏 我只会描述我经历的客观事实，并基于这些客观事实抒发我主观的感受和看法。对于政府是如何救援桥下车厢幸存者的，撞车时间到底是几点，我真的不清楚，不过现在网上有很多真实的消息和评论可供大家参考。 这次我和家人乘坐D301（北京至福州）号动车于南京南站上车，准备返回福州。我们是在第五节车厢30号左右的位置。此节车厢和前面的第四节车厢属于软卧改造型车厢。每六个人有一个独立的软卧包间。这辆车到南京南站站基本是正点。我们2点钟开始检票进站。D301原先正点应该是14点13分开车，但是不懂是什么原因，我们乘客在车上等待了很久，大约到14点30分左右才开车。这个时候车已经处于晚点状态。 一路上晴晴雨雨，我也睡的昏昏沉沉，不时聊QQ上校内上微博，耗费了很多电量。到了晚上8点多，我们大约到了温州范围内。我把表弟拉到软卧包间外面的走道上聊天。我记得当车快到温州南的时候有停下来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里也不是正式的站点。当时已经雷雨交加。重新开动的时候广播说由于天气原因会晚点，请我们谅解。我就说晚点也不说具体晚多久，让我们有个具体的接站时间。刚讲完突然停电，剧烈的颠簸。我整个人摔在地上，随着巨大的冲力向前滑，我马上用右手抓住旁边的扶手，不至于飞出去。持续这个姿势有一会，当我适应了这样的颠簸，想尝试向上拉起身体的时候，出现了第二次非常剧烈的颠簸。这次颠簸没有规律性，而且比第一次剧烈非常多。车厢在不停剧烈地震动。我又被重重的摔在地上，之后甩着滑出去了一些距离，只能用一只右手把住栏杆，人处于贴着地板半躺的状态。如果说第一次我只是下意识的抓住栏杆想要站起来，而这一次我晃过神心里开始恐惧，我怕车子出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地形。就当恐惧要蔓延的时候，车子停住。我想第一次应该是司机手刹，第二次是追尾。我站起来问我表弟怎样，然后开始寻找自己的软卧包间。这个时候所有包间的门都关闭了。当我开门的时候，发现里面很多行李都砸下来了，我外婆头还被砸了一下。有个女乘客的脚上有很多血迹但是伤口找不到，她自己也不知道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是不是她自己的。一片漆黑。我觉得车厢是平稳的，应该不是什么危险的地形。我就开始觉得没事啦，开始感叹今晚估计回不了福州了，真是的，本来坐这辆车就是因为它从南京到福州只要7个小时不用过夜，现在又得过夜了，还不知道怎么安顿。我就在那得瑟。很多乘客在那也不懂怎么办，有的人说这个车厢在晃，有人拿那个斧头敲玻璃但是敲不开。 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前验票的戴眼镜的男乘务员终于出现并喊：“我是本次列车的乘务员，请大家跟着我马上离开车厢，不要拿行李！”大家明白事态很严重，也不懂发生了什么就跟着乘务员走。刚开始方向走错了，往4号车厢方向的门走（我们上车就是那个门），乘务员说方向错了。往反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4号车厢已经挂在了桥栏上。往回走的时候我想到我戴着隐形眼镜，等会戴久了得卸掉，于是就顺路回去又拿了那个装着隐形眼镜盒的挎包，其他的旅行包就没能拿出来。我们一路走到5，6号车厢交界处的那个门，发现我们的5号车厢已经变形，车门也被挤变形，遍地是残渣碎片。当我们要下车的时候，从6号车厢走过来3名左右穿着类似警察制服的人，不懂他们是旅客还是动车上自带的。他们并没有疏导我们下车，而且逆着人流往5号车厢走，我们还得让他们。之后也没见过，不懂他们去干嘛。下车也是很困难的，列车门和轨道有一定的距离，因为这里不是正常的站台，是轨道！而且门栏都损毁了，抓也抓不牢靠。我外婆下车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帮忙在下面接着，我以为是乘务员，后来下去后才发现不是，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旅客。尽管如此，我外婆还是滑着摔了一跤。在下轨道的这条路上，我表弟帮着一个抱孩子的母亲拎了下小包。我们基本都撤到了轨道旁边的过道上。还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隐约看到了一节车厢垂着挂在了桥栏上，离我们这节车厢挺近，大概是第四节。然后我明白前面1至3号车厢已经掉下去了。这个时候那个男乘务员出现，高声对我们喊话，让我们往反方向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直往回走。但是我们也不懂到底要走到哪里才是安全的，走到哪里才会有人接应我们。 当我路过一节车厢的时候，听到一个车下的旅客问此时站在车门口的动姐：“我是温州的，我往回走可以走回站去么？”那动姐操着北方口音说：“行，那您就走回家吧！”我当时错愕，我在揣摩这动姐是在嘲讽那乘客呢，还是在正经的回答问题。此时那人又问“这样就能走回去了?”动姐：“对，您就走回家吧！”当我明白这动姐是在正经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很大声的问她，那到底要走多远你知道吗？动姐不语。此时又有人问动姐，我们就这样往回走就可以了么？那动姐说，是的，往前走就行。我又大声的问,那到底要走多久才能到？动姐依旧不语，开始讲对讲机。我反复大声的问了两三遍，那动姐依旧不理我。我当时也没想太多，劫后余生嘛，当时更多的是庆幸。得，我就跟着大部队走呗。事后我觉得，那动姐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也不懂这一路要走多远。我们当时根本就还没进温州站，这个轨道往回走可能要绕过一个山里的隧道，前一站在哪里都不知道。而且你动姐站在动车上，肯定可以看到这里是个封闭的高架桥，你让我们往回走走到哪里去？！你还跟那个乘客说“您就直接走回家吧！”太可笑了！你们有没有职业素质和专业能力？？？？！！！！ 后来我们走到D301最末节车厢，大家对于到底要继续往回走还是停住很茫然。最后一节车厢的门打不开，要自己手动掰开。有人说不如进后面几节完好的车厢休息，但是车厢里也很闷热。大家还是很茫然的往回走。期间，一个乘务人员都没有下车指引我们，更不用说陪同我们一起走。我们就这样一直走。那个过道的铺的很不好，很多翘起的石块和粗铁钉，很多裂缝，有些桥栏上的裂缝还很大，有些小的小孩说不准半个身都能塞过去。而且这个时候时不时有雨，最可怕的是一道道划过天空的闪电。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真切的闪电。我们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高压电杆，头顶都是高压电线。虽然可能这个时候这个路段的电都已经断掉了。有人就说，没被撞死，也被这闪电霹死。这个轨道根本看不到头，它是顺着前面的山弯进去的。可能会经过一个隧道。这时候有一个人打了110，问到底我们要往哪里走。那110说就继续往回走，已经派车来接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不负责的110的忽悠下继续往回走。哪里有车来接我们！根本就是扯淡！！！走着走着，我们看到了一辆因为前方事故停下来的动车。没有人开门询问我们的情况。就这样干眼看着我们走。我从窗外可以看出，那里面的人很闷热，在不停的扇。后来我外婆在温州客运站等待安置的时候跟旁边这辆车上的一个带小孩的年轻妈妈聊天。她说刚开始，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停下来了。乘务员什么都不肯说，对他们封闭消息。但是车厢里面太闷了。他们要求下车，乘务员不让下车，也不让开门。之后越来越闷热，有人感觉到窒息，有人甚至晕倒，他们就用手机上网寻求媒体帮助，让媒体救救他们。后来车门才被开了一小道缝。 我们又走了很久，此时有人打到前方没有往回走的同行人的电话，说在事故现场的边上开了一个临时的紧急撤离口，从那里才能出去。无奈我们只能折返。此时，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都快走到那山了。期间，没有一个乘务人员对我们进行指引，也没有一个乘务人员跟我们进行联系。所有的通信都是乘客自己进行的。如果没有人接到那个电话，不懂我们还要往前走多久！！！分拨出一个乘务员对我们这些乘客进行指引和联系，会很困难吗？这样我们完全不用在高架上走那么久的路，可以节约多少体能。我们最后下高架，已经是凌晨12点多。从事故发生后我们就一直在高架那么难走的过道上走了4个多小时，而且雷雨交加。另外我们这辆车的乘客完全处于自由的状态，没有上述那辆车不允许下车需要乘务员看门的情况。不要说紧急情况没有办法顾到我们，你们是中国动车组，你们这些乘务人员应该训练有素，肯定有突发预案和准备，各个方面各个群体你们都应该知道如何进行安排和引导！而不是就说一句“您就走回家吧！” 当我们折返再次经过那辆停在轨道上的动车的时候，才陆续看到特警一样的人员。他们问我们要不要喝水什么的，当时只能从那辆动车上乘客那里拿一些剩余的水给我们喝。那辆车的车门此时开着，但是动姐张开身体挡着门，不让他们下车，很多人挤在车门口的那个狭窄的过道上，估计他们非常的需要新鲜的空气，也很想下车。我们继续折返，特警这类的人看到越来越多，他们不断的对我们进行指引，搀扶老人，提行李，可以说他们在轨道上对我们的救援和帮助还是相当到位的。 我们终于又走回来了事故现场，期间有个特警跟我们说让我们停下，不然就往回走点，因为现在那里就只有一个紧急撤离通道，现在都在搬运伤员。我们都很愤怒的说，到底往哪里走，我们刚才往回走了那么久，现在折返了，又让我们往回走！那特警说，我也是特地从那跑过来跟你们说的，要不你们就就地休息会，等会再走。我们就原地休息了一下继续向前。其实这不能怪特警，之前我们走那么多冤枉路都是极品的动车乘务员造成的！！！！特警，武警，军人他们的态度一直都很好，而且对我们的救助也很到位。搀扶小孩，老人，一路上拿手电帮我们照路。而我们后面就走着三个动姐，她们就自顾自的走着，看着前面我70多岁的外婆，没有一点帮忙的意思，顶多就一句，小心看路。 我们走过相撞的残骸，车体都已经严重变形，很多救援人员在那里实施救援。挺触目惊心的，我隐约看到一个毁损的车窗旁边有一个人搭着脑袋，不懂是救援人员还是等待救援的人员，我就没敢看。我本来还想拍下来的，但是路很不好走要搀着外婆，而且那么多特警在那里，估计也不会让我拍。现场很凄惨。在临近出口的时候，有个特警一直指引我们，在出口处还问要不要背着外婆下去。外婆说不用，搀着就行了。这个时候已经12点多。我们已经在高架上来回走了4个多小时。期间有特警沿路拿着一箱箱矿泉水发放。下去的路非常泥泞。到了下面，我不记得有没有看到重型机械了。我们问特警，我们要怎么办，他说你们就近找个旅馆什么的第二天再等待安排吧。我们说我们的行李都还在车上，而且我们这里都不熟，以后我们找谁对这事负责？特警说你们这样的情况的人很多，现在我们都在抢救伤员，没有办法顾及你们了。你们找一个车的人一起看看吧。我们就不再询问，看到下面一块地方聚集着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乘客。我们就朝那个方向走了。其实只能说特警不熟悉善后安置的具体安排才会这么说的，他们主要是在轨道上负责救援和疏散的，这个也不能苛求什么。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在轨道上对于我们的救助是很到位的，只是之前我们走的实在离他们救助的范围太远了。 我们在那里继续等，期间我们去找在路边警车旁边靠着的警察，问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时候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也走过来问了相同的问题得到了相同的答案。那年轻人激动了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在这里干嘛，你们有封锁现场吗？这里怎么有那么多车子（当时那里有很多当地人，还有很多小型面包车，像面的那样的，你们懂的）。你们就知道在旁边看热闹什么都不管。”警察说：“领导没说，我也不知道。”年轻人：“那你们是人民的公仆吗？你说啊！我问你，你们是人民的公仆吗？你们就在这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做吗？！”警察：“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领导没说我也不知道。”作罢，无用，不再理论。从这点可以看出，其实组织工作是混乱的，很多警察在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现场也没很好的封锁。 我们继续在人多的地方聚集等待。后来有个没有穿着制服的人说，往外面走！到二十三中门口有车接。说完人也不见了。我们无奈，只能徒步往外走。期间也是一个官方的指引的人也没有，没有人喊话。我都不知道之前那人讲的是不是官方的安排。我们只能跟着人流走。人是一群一群，一段一段的跟着往外走。我们走到一个叉口，找不到前面的人流了，不懂要往哪个口走。这时候看到一个穿着类似警察制服的人，我们就问我们要往哪走，他就说往这边走，我带你们。我们从现场出来走了很远的一段路才看到这么一个穿着正规的指引的人。他说之前的一批往另外一条路走了。我们问他我们是去二十三中过夜还是怎样？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管好自己的环节就对了，其他的都不知道，偶尔衔接还会脱节。 我们到了二十三中，发现那里已经有大批的人在里面等，有的人还去了里面的礼堂休息等待，那里有空调座椅什么的。我们就直接在外面的花坛上坐着等。有工作人员给我们发面包这类吃的和水。有几个D301的人还聚在了一起，用矿泉水瓶碰杯庆祝劫后余生。等了一会，有好几辆大把开到校门口，把我们接到了温州客运站的大厅，等候安排。他们在那里也用推车给我们发放水和快速面之类的食物。那里聚集着三辆动车的人等待安排（包括之前那辆停在轨道上的，他们最终也是下车从紧急出口撤离）。他们有人问我当时的感觉会不会很可怕，我觉得还好，只是觉得走的实在是太久了！！！！我看了下我的脚，全都是泥，我的膝盖上都是大块的擦伤和淤青，尾骨好痛，估计是那时候被撞的。当时有快2点吧，我摘掉了我的隐形眼镜，怕戴着过夜以后得了干眼症再也戴不了了。我的眼前一篇模糊，框架眼镜还在第五节的车厢的行李里。过了一段时间，有大巴陆续开来接人，我们错过了第一辆来接去福州方向的车子。问了下穿黑色制服的动姐我们要怎么办，她说下面还有一班。我问她我们行李要怎么办，她说那里有警察看着，看着以后是来取还是给您寄过去。这个动姐还挺不错的，跑来跑去帮我们问，说到时候会有人喊到福州的车子，你们就上吧。可惜，唯一一个还像样的动姐，我还没看清啥样。 不久拉福州方向旅客的大巴就来了，我们上车。说是把我们送到温州南站，坐动车回福州！！！OMG，又是动车!都有阴影了！有个客运公司的人跟我们聊天说，不用动车你们那么多人我们根本就运不回去啊，那些杭州到厦门的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呢。我们把一辆温州到宁波的动车停开，让那些旅客都下来，用我们公司的大巴运到宁波，让你们坐动车回福州。我前面坐着两个从第四节车厢爬出来的男的。他们说还好当时那个方向，软卧包间的门顺势关上了，不然人就被甩出去了。整节车厢竖着挂在桥栏上，最前面那两节估计也被挤下去了。他们是顺这那过道的栏杆竖着爬出来的！如果说第五节的人是劫后余生，第四节的人真的是九死一生啊！被这样弄一下，我坐任何交通工具都很恐惧，我坐在大巴上心想，不要在动车上没撞死，在大巴上给撞死了！我们最后安全到达温州南站，但是没想到令人无比气愤的旅途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上车的时候，动车上已经坐满了人，我们不懂后面还有没有位子，就在餐车里坐着，于是我有幸在那里目睹了乘客第一次跟动姐激烈的理论，并且亲身参与其中。刚开始他们用广播通知我们要停靠的站点，一路听下来，发现他们不停靠福州，只停靠福州南。我觉得福州南也太远了吧，我就去问，有的旅客也去问餐车里的乘务员。她们就说我们也不知道，你要去找15号车厢的列车长。有的人回来说那里根本没有人，动姐说那你敲敲门啊（我们傻啊没人不会敲门啊？），乘客说我们已经敲啦！没有人。动姐她们就茫然了，就说那你们等等吧。途中我看到穿着黑色制服不像是一般乘务员的人走过，我就问她为什么不停福州站，我票是买到福州站停的。她就说会安排接站，具体的要去问列车长。说完马上向前走，并且面无表情。觉得她们都没耐性解答我们的问题！这时候我后面一男的轻轻的说:“不是说好了有停宁德站吗？怎么又不停了。”我晕倒，既然这样他干嘛干坐着不去问啊，我个800度近视的还到处眯着眼在朦胧的世界里到处找人问呢！过了很一会，列车长终于来了，我过去问停福州站吗？“不停”“为什么不停福州站，我买的是福州站的。”“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不停。”“…………”这就是列车长的回答，而且依旧面无表情。我也不懂怎样继续。就坐回去观察等待时机。 这时候陆续来了两个人，很大声的问为什么不停福安站。这时候人还算少，动姐继续拽啊，很大声的说：“你们不要这么大声，我们在工作！”接着人越来越多，来了几个高大的男人，还有的抱着孩子。他们讲话非常凶悍而且很激动，开始骂脏话敲桌子。动姐见势，马上较之前软了不少。有个阿姨说：“网上都公布了安置办法了。说会把每个人都送到需要的站点了，你们现在说好了又不停了到底怎么回事？我是带孩子去上海看病的，现在一晚上孩子都在吐，这样你们还不把我们送回家！”还有个上年纪的人说：“我们是劫后余生的人啊，你要是在第四节车厢也许你就没命啦。你能知道我们的感受吗？我们下来的时候当地的人还会给我们东西吃，搀我们一把扶我们一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啊！”还有个比较粗犷的男的说：“你们苍南那样就一两个人下车的站你们都停，我们福鼎福安宁德的人就不是人啊？我问你们怎么不停，你们还有人跟我们说，那你们就在福州南下吧！你们知不知道多远啊！我都通知家人在站等了，我还带个小孩。…………（此处省略一些三字经）”我见时机成熟，也加入了：“我外婆70多岁了一晚上没睡走了4个多小时，现在把我们送回家还这么难！福州站你们必须要停！”列车长说她要打电话跟司机联系协调。我就说，那我们现在都不说话，你马上打电话去！那列车长马上改口说，我已经打过了，现在还是没有协调出来！我觉得她们一直就只会在那推卸责任。而且所有动姐包括那两个餐车乘务员都一直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看着我们，搞的我们好像是无理取闹的难民一样。我一看就火了，我对列车长说，既然你在这个位子上，你就应该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有你们基本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质，不要弄得一脸很无奈的样子对着我们！经过一番争论，列车长说肯定会协调，人渐渐散出了餐车。之后广播播报了最新的站点，所有的小站都有停，大家也都算满意了。列车长还解释说因为对福建这里不太熟悉才会这样的，晕倒，就你们那点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就知道推卸责任的人能知道什么？？？？！！！！就是有欺软怕硬的贱质，不集众对你们态度强硬就解决不了问题！！！都这个时候了还要我们这样九死一生走了一晚上的人对你们用骂的用吼的才管用！！！ 我以为这样就可以顺利回家了，可是我没想到狗血的事情还在后面！他们是这样报站点顺序的：本列车停靠XX站XX站XX站-福州南站-福州北站-XX站……”我听的觉得很合理，但是我方向搞错了。因为我之前都是从厦门坐动车回福州是由南往北开的，都是先经过福州南站再到北站的。但是我们这次是从北向南走，应该先经过北站再到南站。我们就这样啥都不懂的看着动车开过了南站，过了一段时间。一个男的过来找餐车那两个什么都不懂的乘务员说，你们好像开错啦，都开到福清啦！那两个乘务员果不其然的说：我们不知道啊，要找列车长。结果依旧找不到人。其实餐车那里有个电话，她们都有用那个内部联系，她们完全可以打电话帮我们问，而她们每次都让我们自己走到15号车厢去问，而且每次都找不到人！这时候我们都处在质疑的状态，觉得不就一条线怎么可能开错呢？但是当列车到达下一个站点的时候，果然赫然写着福清站！！！ 我们愤怒了！我和另外一个男的真的是冲到那两个餐车乘务员怒吼的问：“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停福州站！”那两个乘务员依旧那么一句：“我们不知道，你们要找列车长，在15车厢。”我真的气愤到极点，我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推卸责任让我们找列车长，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还有人把她们的手推车推出车门卡在门口，不让车开。我们在那里嚷：“站也能开成这样，难怪会撞死人！”“没被撞死也被气死了！”这个期间，广播只通知了福清站到了，请有下车的旅客下车。对于为什么没停福州站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解释和道歉。在福清站滞留的这段时间里面，没有除餐车以外的乘务员在车厢里出现，没有任何广播和官方解释。什么都没有。我说以后还坐什么动车，还不如坐头驴出去呢，驴还会叫几声，你们问什么什么都不懂！还对旅客这样不负责任！ 就这样僵在福清站，后来我发现他们在外面吵起来。列车长乘务员福清站的站长警察很多七七八八的人，还有很多情绪激动的乘客。一个年长的人跟站长怒吼说:“我们是劫后余生的人啊，回个家你们还这样！你们要把我们送回去。”站长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先下车，让车先开，然后去候车室等另外一辆车去福州的车。我们坚决不同意，一定要这辆车直接把我们送回去。我也凑了个热闹支持了下，并用相机把这个情景都录下来了，可惜数据线还在动车行李上，现在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导不出来。不过这个技术问题迟早是可以解决的，到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些乘务员石蜡一样的嘴脸。我回车厢里面等，估计前后在福清站滞留了1个小时左右，车子开始广播：“请涵江泉州厦门北厦门的旅客下车。”反反复复就这一句，也等了一些时候才开车，估计那些旅客也很不甘愿。这个期间广播除了播报让旅客下车就是一句谢谢配合，没有多余的一句话，依旧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我对于他们这样的处理态度非常以及异常的愤怒！我知道你们之前疏散原先的旅客肯定也被骂的够呛，有的动姐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估计高跟鞋穿久了，据说疏散原先的乘客是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2点。但是你们是专业的动车乘务员，你们得拿出你们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不然谁不都能当了？！你们不是传说中训练有素的中国动车组乘务员么？？？？！！！！以前你们动车的刊物不是都把你们捧的跟天使一样，现在你们原形毕露了吧？？？！！！！我很多同学都跟我说，平时坐动车动姐态度就不好，我现在对动姐彻底无好感，你们是服务我们的，不是给我们脸色看的！！！请你们有点起码的智商，再加点专业的能力和态度好不？？？？~！！！！！！！ 几经周折把我们送到了福州站，下车的时候列车长只说了请带好自己的行李。其他也没多说一句。当时同在餐车的人说，看到那乘务员死灰一样的脸就觉得别扭。之前我们在福清站滞留那么久，都没有早餐供应，有人问你们发矿泉水吗？餐车的人说，这个我们不能决定。那人说，那我买行吗？于是就买了一瓶。有的人喝着从他们那里买的5元一份的粥。我不想在那里买任何东西，我觉得她们那些人简直就是恶心到家了！我不懂为什么之前没停站也一点广播解释都没有，也许司机脑子晕了站点不熟，也许根本就是计划好的，想先斩后奏，到了我们就得下车，再给我们安排其他的车。如果你之前说，也许我们可以协调，但是你们什么都不说，就这样蒙我们骗我们，而且任何官方的解释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道歉。这样的态度和素质，我觉得追尾并不稀奇！也许下次你们可以直接开到长城上面去！！！！！！ P.S.我现在就有两个迫切的要求！ 1）拿回我的行李。因为我第五节的车厢是完好的停在轨道上的。或者给我实际的赔偿。现在是实名制，不仅可以确认死者名单，而且也可以确认赔偿者名单吧！你们不能就这样让我们九死一生以后送我们回家就了事了。而且还是让这样素质的动车员送我们回家！ 2）赔偿损失。最低限度370的车票钱要还给我们。虽然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太低了。但是我嚷着要赔偿的时候，周围很多人包括同车的人说，谁给你赔啊，捡了条命，他们能把你送回来就不错了！这样的公民意识不行啊，不能说没有死我们的正当权益就不要去维护。现在有很多死伤者，很有工作需要安排，我们谅解，但是绝对不能不了了之！ 最后，希望那些逝去的人安息，希望那些重伤员能够平安无事！希望大家都能有合理的赔偿！人在做，天在看，下一个“奇迹”也许就发生在你们身上，请那些黑着良心的人趁还活着多积点德吧！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50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人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陈晓苏：7.23温州动车相撞始末——动车乘客讲述事发经过 相同主题阅读 张钰铖：爱国贼 郑克中：权力对生命的蔑视 王南：高铁事故应成为反思和改革的起点 小一：朱平，让我代替你去看未来 马九器：唯有真相才是最好的祭奠 斯伟江：铁轨上下，命比纸薄 信力建：大规模铁路投资应该反思 笑蜀：动车惨案应成为终止人祸轮回的关键转折点 南都社论：恢复秩序高于抢救生命，是令人心寒的价值莽断 高铁之乱：“不可能”的事故 北大教授呼吁紧急设特别委员会调查动车追尾真相 雷希颖：人祸猛于天灾的中国 郑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要速度，但不要带血的速度 石龙洪：一问7.23动车事故：“高铁中国”是现代国家吗？ 李光杨：关于动车事故的一点看法 张钰铖：谣言止于胜者 王建勋：铁路私有化急不可待 秋风：高铁：不惜一切，只为政治象征价值 易宪容：723温州动车惨剧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