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

北京，中国——7月22日上午11:40，北京马连道家乐福发生一起砍杀事件，伤人男子当场被制服，但受伤的4名市民中不乏伤势严重者，其中一名女性还不幸死亡。警方表示，伤人者有精神病史，事件发生后超市刀具被要求不得销售。 22日在西城区马连道家乐福发生的伤人案件，是本月北京发生的第二起精神病人砍杀市民事件。伤者共4人，包括两名成年男女以及两名儿童，在抢救过程中，中年女性不幸身亡，两名伤者仍在ICU内观察，未脱离生命危险，一名伤者脱离生命危险，已被送到普通病房。 《京华时报》报道称，家乐福一位关姓负责人称，行凶男子在超市刀具处欲购买菜刀，因为现在的刀具是实名制登记才能购买，所以，工作人员将该男子的身份证信息登记过之后，才将刀给了该男子。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该男子刚拿到菜刀，却转身跑向其他顾客，挥刀便砍。关于是否违反购买刀具的规定，该负责人称并不知情。 报道还称，由于这一事件的原因，公安局已通知，家乐福等大型超市不让卖刀具，如果想购买刀具，只能去自由市场购买。FMN

（维权网信息员夏飞石报道）本网信息员日前得知：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北杨寨乡杨寨村民选女村主任王凤云，因为多次为村民维权向乡党委书记追问 300 万元土地补偿款，追查强行低价购买村民的土地。遭到乡政府联合多部门对王凤云进行打压，关黑监狱为她治“精神病”等折磨。 据悉，王凤云，女，现年 57 岁，身份证号： 342201195505189022 。汉族，初中文化，住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北杨寨乡杨寨村，杨寨村第六届村主任， 2004 年以 208 票当选，当时有投票权的村民是 300 人左右。 事件起因是： 1996 年到 2002 年桃园煤矿占用杨寨村里集体耕地 300 余亩，已付补偿款 3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40 万元人民币被杨寨乡政府强“借”，至今九年不予归还。还有 260 万人民币，被前村、乡两委干部挪用。 乡政府还强行低价“购买”村里 37.8 亩耕地，闲置至今，被丢荒；并将村委会的财务公章及村委会公章以“乡里保管”为由占为己有。 2004 年，王凤云经村民选举当选为杨寨村第六届村主任。 应村民的要求向杨寨乡乡党委书记赵存信追问 300 万元人民币土地补偿款下落，要求收回低价购买的 37.8 亩耕地，收回村委会的财务公章及村委会公章，由此受到乡政府联合多部门的多方打压。 2007 年元月，王凤云带领 10 多名村民代表，向乡政府反映问题，乡政府党委书记赵存信却联合公安局、派出所，以 “煽动群众扰乱办公秩序”将王凤云拘禁 15 天，罚款 1000 元。 2008 年，王凤云在北京日月星辰花卉公司打工。 8 月 14 日 乡政府党委书记赵存信带领一帮人找到王凤云上班的岗位，将她绑架，蒙面关进一所不知名的黑屋里整整三天。 2008 年 8 月 17 日 ，将王凤云押回安徽宿州市关进刑事二看守所。 8 月 19 日 ，刑事二看守所人员给王凤云戴一特大号脚镣，在宿州市主要街道沿街游行。之后将王凤云强行送到县医院“治疗精神病”，经医院检查王凤云根本没有精神病。又押回看守所关了 37 天，这 37 天中王凤云受尽了折磨 , 浑身是伤。赵存信及看守所人员怕王凤云死在里面，才释放。 2011 年 2 月 28 日 上午 10 点，王凤云又到北京上访，在北京站突然被杨寨乡派出所原指导员彭敏和区公安干警王新平二人抓住，不由分说塞进警车，飞速拉到驻京办，交给区政府一王姓之人，并把王凤云所带的上访材料搜抢一空。在一个不知名的黑屋关押两日后，将王凤云强行带回宿州再次拘留了 15 日，本次共关押 17 日。 截至到本网信息员发稿为止，王凤云还处在监视居住中，过着没有结束期限的监视居住生活。

《南方周末》10月8日 发表一篇“严重‘官心病’背后极恶劣的官场生态”，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由于官场生态严重扭曲，给中国政府官员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官员群体的心理疾病相当 普遍，程度严重。一是向上升迁压力很大，二是一些特殊部门的官员面临极大压力。这些部门包括拆迁、信访等面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岗位，还有面对官员的纪检，以 及面对政府部门与大国企的审计部门，以及各类游说不断的药监部门。这些部门的官员因接触的多是社会阴暗面，心理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该文还提及了官员心理健 康程度与执政能力之间的关系。 这让我想起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那篇“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这篇文章发布之时，正是台湾首富郭台铭宣布他的富士康N＋1跳的“坠楼者”有心理疾病之后不久。该文主要论证中国的精神病患者类型及生成原因，以及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政治介入方式。如果将两篇文章集中在一起读，会看到以下事实： 一、中国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无论是绝对数量之众，还是占人口比例之多，当称人类历史上空前之纪录。中国总人口官方报称14亿左右，其中精神病患者超过一亿，几乎占人口1/13~1/10。这一纪录相信在百年内除中国自身继续刷新之外，世界上无其他国家可能赶超。 二、 无论是社会中上层还是下层，全容易罹患精神疾病。今年《南方周末》的文章引述的调查谈的是官员阶层易患精神病的制度成因；去年《瞭望》新闻周刊谈的则是社 会底层为何容易患精神病。比如精神病患者多为“一贫如洗”的穷人。该文引证的“研究”如是说：“由于治疗费用高昂，加之被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和几十年的消 耗，大多数家庭已一贫如洗，就连享受医保的病人家庭也无力承担入院门槛费和门诊自付部分，更别说大 部分病人没有医保。”这等于宣布了如今中国的一条新社会定律，即“穷人＝精神病患者”。 上 述两篇文章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转型期的巨大压力造成的社会紧张。穷人的压力来自于基本生计，比如就业、家庭生计、医疗、子女教育、受到各种不公对待而长 期压抑委屈无处释放。官员的压力则来自于官场的不正常，比如买官卖官造成的升迁管道异化（流行语概括为“男靠送钱，女靠送色”），同僚之间的竞争不是依靠 业绩而是依靠利益结纳的关系，即上下级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政治保护关系；公务员群体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面对种种不公正的丑恶之事不能依据是非与良知，必 须“从党与政府的利益出发”（实则是本人前途出发）而扭曲自己适应这个腐败的体制。比如拆迁部门的官员们得炼就铁石心肠，不仅对拆迁户的流离失所无动于 衷，还要将拆迁户浇上汽油自焚看作是“阻碍执法”。其他部门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信访部门面对的是那些充满冤情被折磨得创痕累累的上访户，纪检部门每天饱 览贪官污吏那些花样百出的腐败事迹，审计部门面对假帐还不得不闭着眼睛放行通过（被审计者可以为“通过”审计付费）……，每天面对这个是非颠倒、黑白混 淆、五伦俱丧的社会，可以想象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有黑夜行。 我在国内时，一位检察官朋友曾对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深深的厌倦感，因为每天面对那些贪官污吏们的案卷，尤其是一些他认识的熟人看起来那么道貌岸 然，结果光鲜之下掩藏的竟是那样的人性之阴暗。久而久之，他几乎怀疑任何人都有问题。而在媒体工作的我，也常常面对各种黑暗而无法揭露，因而愤懑压抑，很 理解他的感受。但十年前的黑暗，比之今天已经不知要“光明”多少，许多国内人常通过留言告诉我：现实已经比当年我在《现代化的陷阱》所分析的要黑暗十倍还 不止，在这种压力不断增加的黑暗社会里生活，我相信有心理疾病的人会不断增加。 一 个国家如果让大部分国民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且这么多人口被认为患了精神疾病，那一定是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出了严重问题。政府应该想办法改善社会环境， 减轻国民压力。但中国政府减轻压力的事情几乎不做，反而效法共产主义屠夫斯大林的做法，将持不同意见者都列入精神病行列，采用政治惩罚来对付所谓“精神疾 病”。去年5月 《瞭望》新闻周刊那篇文章说得很清楚，由于精神病院不足，将由司法机构代行收治一些青壮年精神病人。具体做法是即将异见者与社会不满情绪的表达者均视为精 神病，鉴定者不是专业医院，而是中国的基层组织街道办、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由这些基层组织“摸排鉴定”，确定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并送交司法管制。这种 做法几乎就是按照斯大林定律制定的一套罔顾法治、无法无天的“游戏规则”。 写到此处，我想，读者大多应该明白是谁将中国变成了一个精神病大国。也因此，我相信大多数希望移民他国的中国人表达的理由是真诚的：想在正常的地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