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

[18]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很抱歉，刚才的留言中误打了个别字，出嫁 应为 出家，特此更正。 用户： 绿尾狼 发表于：2011-7-4 21:55:56 支持 (1) 反对 (0) [17]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看一群美少女穿红军的衣服兴高采烈的样子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滋味。回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日子，现在这些富家少女可以相像吗？回到从肉体上消灭地富反坏右的时代，这些富家少女又会作何感想？ 用户： xylophone 发表于：2011-7-4 21:01:10 支持 (5) 反对 (0) [16]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近几天在媒体上看到这样一些照片，一些出嫁的和尚道士在火红的党旗背景下大唱所谓红歌，身体还行的我差点因突然升高的血压昏厥过去。真魂归窍了以后，我想：难道出家人里都是党员？或者，出家人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为庆祝党的生日集体还俗入党了？再或者，是可爱的党员们把出家人的服装当作演出礼服？再再或者，这是哪个大导演新拍的一部现代魔幻大片里的镜头？谁能给个答案？求求您了，千万别说这是中国特色。 用户： 绿尾狼 发表于：2011-7-4 20:22:29 支持 (9) 反对 (0) [15]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少数人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反对唱红歌，其根本原因是唱红歌与他们宣扬的资产阶级“普世”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我认为唱红歌活动恰恰是顺应改革开放中保持、塑造社会主义精神，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的需要。所以，唱红歌不是糟的很，而是好得很！ ================== 唱红歌根本就没有错，但为什么有人说她错了呢，那是因为她唱的后面那个存在错了。就好比，你山人想进大学，想当大官，这都没错，这都是你作为公民的一个权利。但你是通过考试舞弊进的大学，但你是通过李钢那类老爸关系进的官场，那就错了，不公正嘛，悖法呀。唱红歌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你山人在行驶你的公民权利，你出面组织几千上万人到某个城市的人民广场唱红歌（只要政府不干涉，你就完全做的到，你做不到还有别人做得到，而且还做得更好，不花政府一分钱。），唱“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等等最红的歌，那你错了吗？你根本就没有错！可为什么政府她们可以组织唱红歌，而你作为公民却不能组织唱红歌呢？难道是她们真比你们唱得好吗？绝对不是，既然如此，人家不能让你自由的唱红歌是对的，那她能自由地唱红歌也就错了，何况政府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去唱红歌，还没经过你山人这个纳税人的同意呢。山人先生，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反感红歌并说她错了呢。唱红歌真是好的很的话，那你山人或其他公民也可以自由组织民众去唱红歌，那才就是真的好的很，可政府她愿意吗？她们敢吗？ 用户： 无待 发表于：2011-7-4 19:02:26 支持 (5) 反对 (2) [14]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重庆政府强大。 薄熙来在会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一行时，介绍了重庆的发展思路。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 看来他们真是不知道你的“贫富差距的存在是促进投资与就业的前提；平均主义才是社会生产力最大的破坏因素。”这些常识性的问题。 用户： cqzr 发表于：2011-7-4 17:17:55 支持 (6) 反对 (0) [13]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少数人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反对唱红歌，其根本原因是唱红歌与他们宣扬的资产阶级“普世”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我认为唱红歌活动恰恰是顺应改革开放中保持、塑造社会主义精神，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的需要。所以，唱红歌不是糟的很，而是好得很！ 用户： 山人 发表于：2011-7-4 16:34:45 支持 (2) 反对 (49) [12]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人家说了：重庆唱红歌，唱的是救国建国强国歌。 也就是说，当下之国要拯救，当下之国要重建，当下之国很弱。所以，要唱红歌来救国建国强国！ 用户： 布西林 发表于：2011-7-4 15:56:43 支持 (18) 反对 (0) [11]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人们已经看穿了“唱红歌”运动的真实目的。只可惜老头老太们被当猴耍了。 用户： czc53 发表于：2011-7-4 14:14:57 支持 (39) 反对 (0) [10]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唱红能让人们增强信仰？那么多人举手宣誓的信仰几乎全演变成了捞权和捞钱了，他们真的还有信仰吗？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7-4 13:05:14 支持 (36) 反对 (0) [9]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关键在背后 1，“红歌运动”的本质是精神万能，精神控制； 2，得到乌有大力支持,要搞二次文革。。。。； 3，再搞封建“万岁”是千古罪人！ 用户： zmx1941 发表于：2011-7-4 11:59:06 支持 (45) 反对 (0) [8]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最给力的几段摘录如下 1.因为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并没有下达强制性的指令要各行各业统统参加、并没有跨省市地邀集全国各地的显要参与以壮大声势、并没有进军北京人民大会堂去展示“革命豪情”、更没有人在上海人民广场用霓虹灯打出“江书记（朱书记）你辛苦了”的标语——虽然他们对上海与中国的贡献是区区重庆的领导所不能比拟的。…… 2.唱红歌的组织者们还有一种妄想症：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导致了社会物质的丰富，却让人们丧失了“信仰”，社会问题严重到了大厦将倾的地步，必须由他们倡导“红歌”来提起全国人民的“精神气”。这简直是无知加狂妄的想法，是对社会大众的蓄意误导。 3.一个政党的美德在于：对人民群众无私奉献、对自身必须谦虚谨慎。只有黑社会才有那种狂妄自大、咄咄逼人的腔调。尽管包括重庆在内的各省市早就依法打黑了，也尽管现在重庆的“打黑”存在许多黑打现象，却俨然以领潮者自居。那么，请这些“打黑英雄”先改一改蛮横的霸气再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王道霸道之分，请问，霸道与黑道相距能有几何？ 4.一个政党真正的朝气在于：埋头做奉献，抬头向前看。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是真心实意地想讴歌祖国，就应该突出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可是，历数重庆强制推行的所谓“红歌”，有哪一首是歌颂改革开放的？ 用户： 淡风冷月 发表于：2011-7-4 11:15:40 支持 (49) 反对 (0) [7]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对文革造反派，当权者采取了双重标准。对于太子党出身的，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不予追究；对于草根出身的，坚决打压！ 用户： 新高 发表于：2011-7-4 10:52:48 支持 (49) 反对 (0) [6]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我也是这些“红歌”的爱好者，他几乎伴随了我的一生，但我仅是从艺术的角度去爱好的，是生活的一种娱乐而已。如果把唱红歌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那就令人反感了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7-4 10:48:28 支持 (43) 反对 (0) [5]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唱革命歌曲，没有错 我觉得，因为唱歌而出来的口号，或者别的神马，比较重要 66年，彭真等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口号应该没错吧，但是当时的情况下，这句口号的含义很多人都明白 69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有什么错吗？没有。但是大批知青下乡，省去了这帮人在城里折腾，省去了在城里的就业压力，这个作用不见得比发挥小年轻的“作为”小 用户： zmztx 发表于：2011-7-4 10:12:31 支持 (17) 反对 (3) [4]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与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用户： 一介 发表于：2011-7-4 10:00:50 支持 (33) 反对 (0) [3]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一出手一开口还是老“联动”的作派。记得刚工作的时候，组织提拔干部时对文革三种人的审查是很严格的，不知道何时放宽了。或许是大家认为《决议》后文革已无沉渣泛起的可能，没想到有人还会借道讹诈。 用户： 都是皱纹 发表于：2011-7-4 9:23:16 支持 (48) 反对 (0) [2]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社会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坏吗，社会的人有他们说的那么没有信仰吗，，无论怎么说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比较人格建全的，思想还是比较完整的，比60年以前的是强多了，这说明社会进步了，文明了很多，对不 用户： 普通公民1301 发表于：2011-7-4 8:54:14 支持 (29) 反对 (3) [1] 回复：“唱红歌”运动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 在一个号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唱红与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似乎并不重要，要是在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做的事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背道而驰，那就太不正常，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伪君子，变节者，投敌分子了！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了丑恶嘴脸。因为在一个颠倒黑白的社会，找一点理由并不是难事。 用户： 鄢浪云 发表于：2011-7-4 8:46:11 支持 (24) 反对 (10) 加载中…

[导读]不止一个人问侯德健跑去重庆到底是干啥了。问的人大多都预备好了答案：“老侯，怎么跑去红都唱红歌了?” 台湾音乐人侯德健，代表作《龙的传人》 三十年来，在台湾与大陆之间，侯德健数度出走，伴随着叛逃的骂名，每一次都留下难以解读的背影。这也令他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偶像，一个立场坚定的启蒙导师。 红歌 不止一个人问侯德健跑去重庆到底是干啥了。问的人大多都预备好了答案：“老侯，怎么跑去红都唱红歌了?” 2006年，侯德健从新西兰回国。自他1990年离开大陆再未踏足，十六年倏忽而过。老友安哥在广州见到他，惊呼：小侯，你肚子怎么这么大了!“当年走的时候，侯德健才三十出头，还很瘦，人称猴子。我总以为他应该还是那个样。”安哥忘了一个事实：时间的斧琢同样发生在了他这位年轻的朋友身上，“原来小侯也五十岁了。” 侯德健坐在家中宽大的沙发上，给我们斟了茶。茶几前头的地板上，摆着一套他的高尔夫球具，他说以此来减肚子。“比起最胖的时候已经瘦了一大圈了。”他指着自己的腹部比画。他号称是游戏爱好者，人生的动力便在于“扫除障碍、击中目标，从而获得游戏快感”。高尔夫是他这几年喜欢的游戏，而去重庆则是为了做一个新游戏。 这个游戏名叫音乐现场。想法诞生于他回国后不久，和安哥、孙冕等一群老朋友在珠江边的一个仓库玩。“那个仓库很高，很大，声效非常有趣。我就想把它改造成一个Live House，应该很不错。” 侯德健说他这是“想音乐了”。新西兰十余载，住在奥克兰，城市像农村，每天就是种菜放羊，“香菜种到七八十公分高，简直畸形，羊养得特别肥”。他在那里没写过一首歌，“写给谁听呢?真正是对牛谈琴。”如今甫一回华人社会，他便手痒，“还是想唱歌，不只是唱歌，想搞音乐，把现场给做起来。” 做Live House的想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侯德健凭借《龙的传人》、《归去来兮》等一批歌曲爆红台岛，“红到没对手，年底的金曲排行榜里三首中有两首是我的。”作曲唱歌的游戏算是玩到头了，他便想着做现场，要即兴，要互动，灵感来自于纽约东村酒吧里的爵士演出，以及诸如Michael Jackson等偶像巨星的演唱会，他觉得这样的现场才是音乐传递自由精神和作为交流工具本质的实现。很快他就做了两个演出吧，一个叫Ideal House，一个叫稻草人，胡德夫、杨祖珺、后来飞碟唱片的老板吴楚楚等都在里头唱过歌。侯德健希图以此来打破台湾流行音乐仅靠宣传和排行榜一统天下的呆板面目。 上世纪80年代初，侯德健从台湾突然出走，投奔大陆，人生轨迹从此不同。Live House大计搁浅。 孙冕、安哥都支持侯德健的旧梦重圆。他们先是在广州找地方，看了好多剧院、仓库，各有各的问题。 侯德健说落户重庆纯属偶然。2010年12月，他的老家重庆巫山县搞红叶节，邀请侯德健前往高歌一曲《龙的传人》以撑场面。这次巫山行，侯德健结识了重庆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后者正身负招商引资重任。南岸区有条南滨路，沿着长江，已被打造成了高级餐饮一条街，夏泽良头疼的问题是这里一过晚上九点就成了空城，客人们吃完晚饭便翩然而去。侯德健想做音乐现场的计划，和夏泽良试图把南滨路从“晚间三小时经济圈”延长为“夜生活六小时经济圈”的想法不谋而合。重庆方面很快拍板，为侯德健的项目打开绿色通道，还纳入了南岸区2011年精品工程。 南滨路上给了侯德健一块地，“我们找合作商买下来，然后自己建符合我们需要的剧场”。至于演出类型，他打算先请蔡琴、齐豫、胡德夫这些华语老将，也会请来自欧美的一流表演乐队及佛得角、哥伦比亚等地的世界音乐前来驻唱。 “真不是去唱红歌的。”侯德健说他已经解释了十几遍，“重庆对我们演什么从来没作要求，唯一一个建议是希望我们能命名为龙的传人·音乐现场，让人知道是我做的就行了。” “符号化的解读，人们喜欢这么搞。因为贴标签最简单了。重庆是红都，去的人都是红人，做的事都是红事，这太简单了!”他放下茶杯，看上去颇为困惑，“说实话，我都是看电视才听说重庆处处唱红歌，我自己在那里都没听到。到底是在哪儿唱的?” 那么，《龙的传人》是一首红歌吗?在去年末的巫山红叶节，以及今年“五一”在鸟巢举办的滚石30年演唱会上，最后一刻才拿到批文登台的侯德健，都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唱这首歌。他曾经去国十六年，和这个国家断了一切联系。唯独这首歌，始终被视作寄予着强烈民族情感的宣言和恋曲，流传在这片土地上。 侯德健说，你可以把《龙的传人》看成一首红歌，但它想说的一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祸头子 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本该是一首哀伤的歌，而不该如它的初唱者李建复那样以雄壮、激昂的方式演绎，“它根本不是一首进行曲”。 写《龙的传人》的复杂情愫，来自于1978年12月美国与台湾断交的那个早晨。在台湾政治大学念书的侯德健被室友推醒，他看到的是一张张义愤填膺的脸。有的同学还哭了，说我们被美国出卖了、抛弃了。 22岁的侯德健自认为无法加入这群同龄人的幼稚。成长过程中，侯德健深受其外祖父罗秉谦的影响。罗秉谦曾是飞行员，国民党命其轰炸延安时，他把炸弹全部扔在了秦岭上。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小告诫外孙，民族民生民主，民族排最前，一个民族内部自己搞分裂，在老人看来不可原谅。 侯德健一方面觉得以岛为国的“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但更让他厌恶的其实是台湾当时尚充斥着的对威权统治的膜拜。他回忆了一件事：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每场电影正片放映前，都会出现蒋介石一副民族救星姿态在阅兵台上挥手的短片，全场观众则必须随之起立唱‘国歌’，并高呼老蒋万岁。有一次在梅花戏院大家起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再也不想忍受这样被愚弄，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本来只是我个人一场小小的行为艺术，但屁股还没坐稳，脑袋便被后排观众狠狠一拳重击。我回头一看，打我的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看上去也受过高等教育的男生。看着对方一脸忠君爱国而不自知的糗样，我差点和他打起来。” 侯德健后来自称“祸头子”，这是句北京土话，用来指那些调皮捣蛋、无法无天，还不知改悔的人。十年后，台湾“解禁”。身在大陆的侯德健想起了这件事，仍会忍不住地想：不知那个男生是不是还觉得对威权的崇拜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知他有没有懂得别人也有不崇拜的权利? 台美断交的上午，侯德健花半小时写下了《龙的传人》。“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他的原意是直指近代以降的民族伤痛，奴才二字尤为刺眼，这是侯德健的一贯观点—因为先有了情愿做奴才的人，才出现了统治奴才的主子。时值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高潮，侯德健此前已以《捉泥鳅》、《归去来兮》等歌出名，《龙的传人》很快被新格唱片公司看好，并交由李建复以进行曲方式演唱，随即风靡。十天后，《联合报》刊出歌词全文，国民党政府亦开始大力推广这首“轰轰烈烈的爱国歌曲”。 这让侯德健深感荒诞。紧接着，是时任新闻局代局长的宋楚瑜以“龙的传人”为题演讲，并亲自改动歌词，希望加上“庄敬自强”等国民党口号。侯德健拒绝了，还劝宋楚瑜说如果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如自己写首歌。 1983年侯德健来到大陆。当时台湾尚未“解禁”，侯德健此举被视为“叛逃”。到底何故来大陆?侯德健一直以来给出的官方回答是，他在泰国北部难民营目睹了华侨的凄凉绝境，为台湾政府不愿出手营救而愤怒，遂寄信心于大陆。而如今再次言及此事，55岁的侯德健神秘一笑： “告诉你，我当时对大陆一无所知。就知道这是唯一不让我来的地方，所以我就偏要来。” 作为勇闯禁区的台胞先驱，侯德健在大陆受到了“统战待遇”的欢迎。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歌舞团，拥有程琳、郑绪岚等流行歌手，舞蹈比起其他的正统团队也要洋气得多。侯德健主要负责写歌，他给程琳制作的专辑《新鞋子旧鞋子》一炮而红，卖了两百多万张，每张他可以抽成一块钱。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十多岁的侯德健已是一个十足的百万富翁，开上了奔驰，在北京广州都买了房子。 　 　符号 据侯德健说，东方歌舞团当时还给他开了份工资，每个月250元。他非常谨慎，没有领过一分钱。“我不给他们干活，不代表他们表演，所以这个钱我不拿。如果拿了钱，我非常清楚，我得为你做什么。” 侯德健努力避免成为符号。他试图以拒领工资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与此岸的体制保持一点距离。事后看来，他很有先见之明，一年半后即1984年底，侯德健与东方歌舞团闹崩，他在大陆受到的统战礼遇、他和官方的蜜月期也到此为止。 这一年侯德健出走广东，与安哥、孙冕等人的友谊即在此时结下。东方歌舞团卡住他的档案，广东这里就无法接受，侯德健一时成了黑户，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当麻烦的。但在安哥的印象里，他从来没看过侯德健流露过任何忧愁和不快。他认识侯德健的时候后者二十七八岁，瘦得跟猴一样，一脸嚣张，正在大放厥词： “三十岁之后还有什活头，人都废了，还剩这两年，大家抓紧时间干吧!” 安哥当时三十过半，听了这话差点一口气抽不上来。侯德健还拍着他肩膀，当他是同龄人。 “侯德健是那种最好的朋友，他不会伤害任何人—可能除了女朋友。”安哥笑着说。侯德健是极度聪明的，“一会儿一个点子”，他帮安哥策划个人摄影展，这在当年根本没人办，“还帮我写策展词，拿张纸片，刷刷刷十五分钟就写好了”。侯德健也是慷慨的朋友，饭局上沈宏非夸他的手表好看，他说拿去拿去，谁夸他的琴好使，他也说拿去拿去，“从来不会记自己给谁送过什么。”程琳和侯德健当时生活在一起，在安哥和一帮朋友看来，两人并不合适。程琳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做事很绝，有时让侯德健的一帮朋友都觉得下不了台。侯德健送出去的琴，据说后来多半被程琳挨家挨户敲门又收回去了。 用今天的话说，侯德健几乎带来了“先进文化”。他的英文和中文底子都相当好，在北京时，他每周都往杨宪益、戴乃迭家的“二流堂”跑，座上客还有黄苗子、丁聪、唐瑜等人。所谓二流，就是不正经，二十七岁的侯德健和七十岁的杨宪益气味相投异常，杨宪益说什么这个小青年都能接上，两人并列为二流堂两大话痨。 对于中国流行音乐而言，侯德健是真正的开门人。北京的摇滚乐手最早正是从他家的地下车库里听到了侯从香港带来的数百盘西方摇滚专辑，从侯德健这里学习了电子合成器的用法、真正流行音乐的编曲理念、演奏方法以及录音技术。 然而，随着1990年侯德健的二度出走—这一次是离开大陆，他在音乐上的启蒙意义几乎被遗忘了。他走的时候留下的是难以解读的背影，一段虚与委蛇的历史，以及辗转于海峡两岸的反复。这令他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偶像，一个立场坚定的启蒙导师。以至于如乐评人李皖所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回顾流行音乐史的时候，已然“习惯性地把罗大佑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开启人，将《之乎者也》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张重量之作，以为流行音乐的文化关怀、社会良心、抗议、评判、反省和思考，都是从罗大佑开始的”。 如果可以离开那面太简单也太易变形的历史的哈哈镜，或许能见侯德健这颗敏感而矛盾的心。在李皖看来，侯德健的作品中分量高过《龙的传人》的有太多，比如收于他在大陆做的第一张专辑《新鞋子旧鞋子》里的《龙的传人续篇》。这是一首壮美无比的歌，两支芦笙交织出忧患的、悲凉的沉思，沉思的人被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之下。 “不同于《龙的传人》的中国主题，《续篇》虽然仍关注这篇土地，却远远超越了民族的主旨，我把它看做是对命运的追索。”李皖说。这首歌不曾大红大紫，或许是它出现得太早，或许是它的曲式太复杂，或许正因为它过于开阔的视野反而不能再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总之，这首歌，如同1990年之后的侯德健，被干净地遗忘了。 　 　客人 1990年，侯德健由一条渔船载回台湾。上岸的时候他双手举过头，表明偷渡身份。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大陆的时候，和台湾其实也有过联系。当时国民党文工会主席周应龙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和台湾关系很尴尬，我要是回去，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样的态度，似乎仍是责备中带一点无奈，好像侯德健只是一个因为不懂规矩而闯祸的孩子。 再回台湾，侯德健却明确地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包括罗大佑在《东方日报》公开向其开骂，视他为政治上的摇摆者、首鼠两端的风派人物。 “我当时感到很伤心。”二十年后，侯德健这么说。 1993年他去了新西兰。一开始靠种菜、教书为生，日子过得散淡自在。之后逐渐介入澳洲的电影业。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侯德健就担当过制片人，找年轻导演余为彦拍了部叫《月光少年》的片子，居然拿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台湾政府奖励了100万。在新西兰，他成立了工作室，专门帮美国大片做特效。他是技术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就捣鼓线性编程，自己冲印胶片，现在影视技术改为非线编，对我来说只会更简单。” 在老友安哥看来，侯德健的缺点是“太聪明”。“站得太高，看得太远，反而对自己周遭的危险不觉察，缺乏人情世故方面的基本感觉。”侯德健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仍有电话联系，安哥知道侯德健做电影了，结婚了，研究《易经》了，唯独不知道侯德健病了。 去年12月的巫山红叶节是安哥和侯德健一起去的。1988年他们就一起来过，当时还有侯德健的老父，从刚“解禁”的台湾跑回来，父子俩给乡亲捐了不少钱，资助了一群年轻人出门学开车、进工厂。侯德健对巫山感情很深，每次回来都很自在的。而这次演出，他在台上唱他唱过无数遍的《龙的传人》时，安哥却在台下发现他打冷战、非常紧张、满头大汗。 事后侯德健告诉安哥，他的抑郁症发作了。“没有及时吃药。”他解释的病因是，前几年身体不好，吃很多药，有些药不该吃，引发了抑郁。 此刻侯德健坐在沙发上，他看上去放松，平和，对于抛来的任何问题，都愿意回以足够的坦诚。“其实在新西兰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想通。我觉得我说的是真话，但不被人相信。人们不管你是真话还是谎言。这成了我的心结。小时候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外公就是。后来这段时间，我感觉我需要帮助，但是基督教没能帮上我。我又往佛教里找，还是没找到。后来我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了困惑都是要到《周易》里找答案的。我就开始研究《周易》了。外面传说我在搞算命，还说我成功预测了2000年国民党输掉台湾‘大选’和9·21地震，其实我没测准的也有很多，大家不关心罢了。对我来说，《易经》只是方法，我在学习通过它来解惑罢了。” 侯德健说他始终是个客人，这话并非矫情。“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我是四川巫山人，但我生在台湾。在眷村，我说自己是台湾人，同伴们说你明明是外省人。来了大陆，你们说我是台胞。等再回台湾，我成了大陆偷渡客。现在我又回来了，拿的是新西兰护照，大家叫我华侨。”侯德健语气畅快地背出这一段，仿佛在为今天的聊天作结。 确实，他的人生，就如他的身份一样，斑驳复杂，难以一言以括。无论如何，听过他音乐的人都会不吝给出最高评价，如李皖所说：这个很少照搬西式民谣和摇滚语汇的人，他在中国音乐运用上的雄辩和彻底，他的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讨好任何类型的观众也从未进入过商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位听者的想象。

专访：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 周瑞金指出，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是犯了大错误而能拨乱反正，这才是党的伟业，但唱红歌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应该回到政治体制改革。 应该拍摄一部《改革伟业》，这才是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时代特点。这是政治评论家、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对正引起热议的电影《建党伟业》的批评新思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前夕，六月二十日，他在上海接受访问。他说，现在讲述九十年前的革命、造反，九十年前的阶级斗争，今天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了，难道还要人民起来革命、造反、闹事吗？他说：「《建党伟业》作为一部历史片是可以的，但作为建党九十周年的重点大片，我认为还不够格。九十年中，共产党有六十多年是执政的，却没有拍摄执政的大片，今天难道还需要革命党的熏陶吗？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那么丰富，那么惊心动魄，错综而激烈的交锋，故事情节绝对不比建党时期差。」 周瑞金认为，现在这样做，还是传统思维，认为讲共产党合法性就是闹革命，不去讲述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犯了错误而如何反思，如何觉醒。共产党最伟大的，是犯了大错误而能拨乱反正。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二十年是由左的路线思想指导，拨乱反正而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这才是党的伟业。这正是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所在。今天中国影响世界的，不是当年的闹革命，而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是经济腾飞。 说到时下的唱红歌热潮，周瑞金说，不同的人唱红歌，心情就不一样。经历过文革的人，与今天八十后、九十后年轻人就不一样。唱红歌是一部分中共党员的历史记忆，他们人生走过的路，曾经历唱红歌的阶段。尽管当年经历文革是痛苦的，但一些人今天回头看，往往有宽容心态。现在唱红歌，只是当年岁月的一种记忆，因此这些人爱唱红歌。 不过，他随即指出两点。第一，今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市场化后累积的问题，以为能靠唱红歌解决，把社会道德、思想水平提高，是不现实的。第二，唱什么红歌，应该唱改革的红歌，但今天唱的恰恰是共产党革命年代的红歌，是执政后特殊岁月的红歌，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大跃进时代的红歌，用红歌美化它，这对接受历史教训没有好处。执政党的红歌，要有执政党的红歌标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宣部曾重点推介南街村的所谓「经验」，唱革命歌曲，读毛泽东语录，当时在中宣部主持的一个会议上，他就说过，南街村的发展，不能靠唱革命歌曲，靠读「老三篇」，这歌可以唱，这语录可以读，但仅仅靠此是不可能推动南街村的发展的。现在南街村垮了，连国家银行的贷款都还不了，发展经济，唯有改革开放。 谈到当前为什么政治改革推动不了，他说，现在国内社会矛盾特别尖锐。他对国内总体形势，用三句话描述：经济能较快持续发展；政局是稳定的；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社会矛盾尖锐的原因，是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问题，社会事件层出不穷，每年平均七八万件。这些群体事件大致是三种：维权型、泄愤型、骚乱型。这些社会矛盾，还不是针对中央，不是针对共产党的，而是针对地方政府为主，凸显的是利益冲突，许多问题可用人民币去解决。最近出现新的趋势。针对暴力拆迁，以自焚自残抗议，如今发展到用连环爆炸，用暴力反抗，甚至采取恐怖手段。正是面临这样的态势，中央不敢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担心体制一乱，趋势恶化，更难控制。这些社会问题可以说与政治体制有关，但又不完全有关。当下，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为突破口，形成社会新的管理格局，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今天面临的全面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体制为一体的改革。为什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首先，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涉及的是法制，涉及的是国有企业、是央企垄断性的改革，涉及的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二，社会体制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发展社会组织，依靠社会组织的作用，让社会管理社会，很多社会服务交给社会去做，而不是全由政府负责。第三，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也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因此说，四位一体，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 superlee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3.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亚洲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隆重开幕 作者：肖竹，兰世秋 来源：重庆日报 来源日期：2011-6-30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 9:31:31 阅读量：138次 90年的沐风栉雨，90年的饱经沧桑，90年的艰苦创业，90年的壮丽辉煌!昨日，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开幕式在奥体中心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发来贺信，市委书记薄熙来宣布开幕并即席讲话，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长基辛格博士发表祝辞，市长黄奇帆，中央纪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李洪峰分别致辞。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成都军区副政委赵开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光国，市政协主席邢元敏，市委副书记张轩等出席了开幕式。 昨天的奥体中心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红旗招展，党旗飘飘。9点正，仪式开始。全场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参加本届红歌会的108支合唱团的旗帜入场。 在开幕式上，王世明宣 读了李长春同志发来的贺信。 李长春在贺信中说，欣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2011中华红歌会在重庆举办，谨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你们精心组织好这次中华红歌会，不断创新方式，吸引群众参与，突出教育效果，扩大活动影响，努力打造成为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好平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好载体，在全社会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黄奇帆在致辞中说，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和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也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文化之都。文化部把中华红歌会放在重庆主办，全国各地一如既往地热情参与，是对重庆的信任，也是对重庆的支持，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唱响主旋律，推进“唱读讲传”。 李洪峰代表文化部向中华红歌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盛，文化服务体系初具规模，文化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对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文艺精品层出不穷，中华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向世界展示其独特魅力。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青春常在。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在开幕式上发表祝辞。他说，40年前我就来到中国，以后就经常来中国参观访问，我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如何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因为中国人民政府的指引。在此我要感谢重庆邀请我访问重庆。30年前我曾第一次到重庆，此次，我惊喜地看到重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朋友，是伙伴，我们应该共同合作，共同努力。 9点47分，薄熙来宣布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开幕，并即席讲话。他说，热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演员，欢迎各位嘉宾参加盛会。大家熟悉的基辛格博士专程赶到重庆，又顶着骄阳，和我们一块儿欣赏数万群众的歌唱，表达心中的热情，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情谊。基辛格博士的出席，让我们回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想起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想起敬爱的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还有胡锦涛总书记，他们都和基辛格博士有过亲切的交流。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珍情重义，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好朋友，对他们怀有深情厚谊。今天还来了很多文化艺术界的老朋友、老艺术家，他们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精心创作，硕果累累，至今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他们的到来，让我们想起了《青春之歌》、《长江之歌》、《红星歌》，想起了《红色娘子军》、《金色的孔雀》，想起了夏菊花的《顶碗》，那些辉煌的场景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令人铭记于心，终身难忘。 薄熙来说，今天我们大家共聚一堂，在山城的骄阳下唱响红歌，发自内心地讴歌我们伟大的党，讴歌我们亲爱的祖国，心中倍感亲切、自豪，这必将激发出无限的热情，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祝中华红歌会取得圆满成功! 开幕式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主持。 傅庚辰、吕远、谢芳、白淑湘、刀美兰、刘兰芳、夏菊花、王世光、康建民、孟冰、田玉斌、何麟等著名艺术家及全国劳动模范任羊成、黄荣昌;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成都军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基辛格咨询公司及全国部分省区市党委宣传部、文化厅(局)的负责同志;参加本届中华红歌会的各省区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合唱团成员;重庆市在渝领导;驻渝部队副军级以上干部;在渝省部级离退休老同志;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人，重庆大学党政主要负责人及重庆市社会各界干部群众，出席了开幕式并观看了演出。 【重庆市政府网】 本文网址： http://www.cq.gov.cn/today/news/3279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