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宾雁

　　作者： 卢跃刚 　　 　　 北京时间12月6日傍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座。我的听众是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主人给我定的题目是《以人民的名义》，是我1993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换一个题目。我从黑板上擦去原题目，板书五个大字：“记者的底色”。 　　 　　 为什么要换这个题目？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纪念一位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说，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的写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什么？是主见，是立场，是价值观，是彻彻底底的人民性。然后我问：“你们知道 ** 吗？”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哑然，隔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知道”。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刘/宾/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相信，除了邀请我来讲课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们，没有人读过刘/宾/雁的作品。 　　 　　　　我说，刘/宾/雁先生昨天去世了。刘/宾/雁是我中国青年报的前辈，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的代表作品是《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右派平反后，由中国青年报国际部调到人民日报，任机动记者，代表作品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等。我说，刘/宾/雁是中国新闻界、知识界的良心，你们不知道刘/宾/雁，当记者不是好记者，当学者不是好学者！研究当代报告文学史和新闻传播史， ** 绝对绕不过去！ 　　 　　　　眼前的“寂静“证明，刘/宾/雁被绕过去了。我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种“寂静”。 　　 　　　　刘/宾/雁1988年去国到逝世，也就是十七年的时间。短短的十七年时间。忘得真快，忘得真彻底。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课堂！ 　　 　　　　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面对这些单纯而茫然的脸，我能说什么呢？原来准备的讲座内容，这种情形，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沉浸在惊讶和伤感的情绪里。我只能从刘/宾/雁的ABC开始讲起。 　　 　　　　其实，从刘/宾/雁1987年反自由化被开除党籍算起，十八年的时间，我经历过无数“绕过去”的场面。 　　 　　　　下面我要讲一个故事。 　　 　　　　2000年，大陆报告文学界两个头面人物要编辑“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本人忝列其中，给我寄来约稿信，信中说，谁是主编副主编，这部大系如何重要如何权威，然后说，限于篇幅，每个人交给出版社一两篇已经发表的代表作品，因为容量有限，要求作品无论是中篇还是长篇，字数在四万字以内，超出四万字的，删到四万字以内。 　　 　　　　我打电话问：“大系收不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 　　 　　　　对方说“不收”。 　　 　　　　我问：“为什么不收？” 　　 　　　　对方说“敏感”。 　　 　　　　我说：“敏感就不必编辑二十世纪大系。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如果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起码要尊重历史嘛！” 　　 　　　　对方说“相信读者可以理解”。 　　 　　　　谁是读者？哪些读者？理解什么？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还谈得上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我说：“不收刘/宾/雁、苏/晓/康，宁愿不编这个鸟大系！” 　　 　　　　本来我就对其中一位老兄的主编资格提出质疑。 　　 　　　　我知道大系是一定要编的。我给两位主编写了一封信，宣布不参加大系选编，三个理由：1、两个主编中，其中一个不具有主编大系的资格；2、四万字以内阉割作品的编辑方针不能接受；3、遗弃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不妥。我还警示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收录我的作品，我将依法提起诉讼，维护我的著作权。 　　 　　　　大系是一定要出的，刘/宾/雁、苏/晓/康一定是没有的，有没有卢某人也无所谓。他们不需要严谨、诚实的历史态度，不需要全面准确地告诉读者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真实历史，不需要读者了解新时期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他们在参与这场为了忘却的预谋。他们要的是出版，而不在乎出版什么。他们要的是现实江湖地位，而不忌惮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 　　 　　　　他们谋杀了历史，同时谋杀了记忆。 　　 　　　　今天讲座的情景便是谋杀的后果。这个后果应该在预料之中。 　　 　　　　1987年开始，“ ** ”三个字就人间蒸发了。我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学教科书中看不见刘/宾/雁的名字。我们在书店买不到 ** 的著作。刘/宾/雁去世，大陆新闻媒体没有刊登一个字。 　　 　　　　12月6日星期二，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稿时间。我们商量，无论如何要弥补一下。“封底人物”的一周“人物点评”栏目，登了刘/宾/雁一张小照片，写了一段如同“讣告”的叙述式文字。结果如何？我的出租车还没到人民大学，就接到了一个短信：刘/宾/雁稿子被毙。 　　 　　　　刘/宾/雁稿子被毙，早有思想准备。筹划时，我们就没打算能够发表。我们之所以要知其不可而为之，飞蛾扑火，就是要准确地告诉总编辑们，我们主张什么，坚持什么，尊重什么。我们必须留下历史的印记。他们有检查并终审稿件的权力，我们有体现职业水准、自主编辑有价值新闻的权利。你毙你的，我编我的，我的职业过程一定要完整履行。 　　 　　　　当然，在我的著作中，只要说到中国报告文学，一定有刘/宾/雁、苏/晓/康二位大名登堂入室。 　　 　　　　我们的努力是微薄的，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不放弃努力。 　　 　　　　这层意思，我在五年前就写信告诉了刘/宾/雁先生。 　　 　　　　五年前，吴稼祥先生去美国，我请他给刘/宾/雁先生带了《大国寡民》和我的自选集三大本书。前者是给我惹了大麻烦的长篇报告文学，后者收录了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几部中篇报告文学。一百几十万字，他居然全读了，而且给我写了信。 　　 　　　　那时，刘/宾/雁先生不会用电脑，发誓要在短期内学会电脑。所以，我们的通信只能用手写。他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甚至很叫劲。他的信，通过他的女儿刘小雁转给我；我的信，也通过刘小雁，先传真给他，再寄给他。总之联络很麻烦，拐弯抹角，好几个月才能收到。 　　 　　　　我把我的作品带给刘/宾/雁先生，有两层意思，一是向他表示致敬，二是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他，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狂飙突进地推动报告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九十年代薪火传继有人。 　　 　　　　文学界对文学“新时期”的时间概念是1976—1989，1989年之后的整个九十年代是“后新时期”，一共二十五年。其实没有二十五年。1989—1992年三年，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满目疮痍，不值一提。 　　 　　　　我在国内多种场合讲过，我把这二十五年的报告文学（或者叫“报道文学”、“非虚构”写作更确切一些）写作，按照理性特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狂飙突进阶段，这一阶段以刘/宾/雁、徐迟等为代表，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基础，影响一直到今天；第二阶段是以苏晓康等为代表的浪漫理性阶段。 　　 　　　　我在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沾了浪漫理性的一个边。 　　 　　　　1988年全国百家文学杂志参加的“中国潮”报告文学评选和1989年的《河殇》是浪漫理性的高峰。 　　 　　　　为什么我把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理性特征归纳为“浪漫理性”？这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以及作家运用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工具、方法、角度、知识准备有关，也与作家的写作姿态有关。包括本人八十年代的写作在内，知识构成浅薄，认识角度单一，一厢情愿，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观念重于事实，宏观覆盖微观，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转型纷繁复杂的局面和内质，绕过敏感的现实景象，用“文化决定论”去追诉老祖宗的罪过。 　　 　　　　我深信，这不是苛责。如果是苛责，也是建立在“六/四我们都有责任”这样一个基本认知上的。 　　 　　　　六/四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铭心的反省。我们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浪漫回到了现实，从西方回到了本土。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从浪漫理性到“客观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换了一个认识中国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气到触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识来铺垫来累积的。 　　 　　　　这是一个带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归。 　　 　　　　然而，无论是怎么样的理性特征，一条主线鲜明其中，就是刘/宾/雁先生等作家开创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对此，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有相当的自觉，同时有强调，正如评论家周政保所说，强调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个大题目，展不开说。 　　 　　　　我没有见过刘/宾/雁先生。我们之间是通过传说和作品互相认识的。我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他也熟悉我的每部作品。他始终是我跟其他作家和记者私下交流的一个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 　　 　　　　中国青年报的两代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两代人促膝畅谈，将会是何等美丽的局面。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局面，等来的却是他的讣告。 　　 　　　　之前有人告诉我， ** 先生生病了，隔了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 ** 先生病重，要求回到祖国治病，被当局拒绝。 　　 　　　　我的心里充溢着遗憾和悲愤。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老人，一个中国老记者、老作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中国老记者、老作家，弥留之际，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治病，疗养，会会亲朋好友，亲吻生他养他爱他的土地，却被生硬地拒绝了。让他回来，可以证明虚怀若谷、从容自信、宽厚大度；不让他回来，可以证明什么呢？ 　　 　　　　一位境外媒体记者就刘/宾/雁去世电话访问我（在此之前，我从不接受境外记者的正式采访），说，“是不是害怕 ** 有什么威胁”？ 　　 　　　　我说：“中国人素有尊老爱幼的美德。刘/宾/雁先生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且重病在身，能怎么样呢？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会有什么威胁？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会有什么威胁？不让他回来，说不过去！很不人道！” 　　 　　　　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宿命么？讲真话必然是这样的下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讲真话，因为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便被两次开除党籍，第一次开除，在国内尘封了二十二年；第二次开除，在国外尘封了十八年，直到他去世。整整三十年！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容不得分歧，打击哪怕是有些过头的不同意见、批评意见，怎么可能健康、和谐、有前途呢？刘/宾/雁先生的示范，对于中华民族，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精神萎顿，万马齐喑！只能是思想贫乏，创造力枯竭，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加入了刘/宾/雁治丧委员会。我要写纪念文章公开发表。我要公布我跟刘/宾/雁先生的通信。这对我，一个体制内生存的记者和作家，严格讲是不方便的。但是面对刘/宾/雁——一个讲真话的殉难者——中国青年报令我尊敬的前辈，我只能这么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我还能做什么。 　　 　　2006年1月13日改定 　　 　　http://zhengyjz.yo2.cn/articles/%E6%9C%89%E4%B8%80%E4%B8%AA%E4%BA%BA%EF%BC%8C%E5%8F%AB%E2%80%9C%E5%88%98%E5%AE%BE%E9%9B%81%E2%80%9D.html

胡绩伟 　　 　　 　胡耀邦同志被迫下台的罪名，主要是什么”一手硬一手软”。指责他的权威人物认为，在他领导下的思想战线，存在软弱涣散状态，攻击他一再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是自由化的一个主要阵地；在人民日报社，除了胡绩伟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就是受到耀邦”纵容包庇”的国内外的著名人物。而我在以后，受到撤职和留党查看的处份，罪名之一也是”一直包庇刘宾雁。”据说，在批准下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的名单时，我们的最高领袖说：”胡绩伟能代表四川人民吗？……纵队一直包庇刘宾雁……”看，我的罪名中也有这一条。 　　 　　 　　刘宾雁曾是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的内部消息》两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引起文学界的注意，更受到读者广泛的称赞。一九五七年初，他在上海采访，写了一篇反映上海各界人士鸣放的通讯《上海在沉思中》，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才被摘掉帽子。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他又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报社的造反派打入牛鬼蛇神队，又在人间炼狱苦熬了十多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刘宾雁才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含冤受屈的二十二年，磨炼了他的意志和锐气，他重新拿起记者的笔，冲向刚刚擒开的腐朽复杂的角落。 　　 　　 　　这时，在他的家乡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集团领污案－－离哈尔滨六十里的宾县王守信案，轰动了全国，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突出的报导。刘宾鹰看到各报发表的像法院宣判那样简单的报导，很不满足，他决心进行一番深入的挖掘和研究，进一步揭露事件的真象：为什么这起创纪录的大贪污案，会发生在我们党执政三十年之后？为什么在毛主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像王守信这样的一夥坏人，会比三十年前更为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他反反复复地同有关人物交谈，夜以继日地进行采访和接见来访，终于写出了引起全国震动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文章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载以后，很多报刊都予以转载。《人民日报》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介绍，这篇长文刊登在十月九日三版上，题目是：《积极干预生活，推动社会前进–推荐刘宾雁特写〈人妖之间〉》。 　　 　　 　　《人妖之间》受到了广大读者高度的赞誉，也受到一小批人的切齿痛恨。表示欢迎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编辑部，而反对的、挑毛病的、说此文不符合事实的告状信，也连续不断地反映到党的有关部门。刘宾雁没有被反对他的势力所吓倒，群众的鼓舞更增添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以人民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深入到山东和辽宁的政治漩涡里，连续写了几篇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好文章，大为振奋人心。同时，也使那些憎恨他的人更为恼火。 　　 　　 　　可贵的是，刘宾雁的文章中所揭示的是：”文革”初期”夺权”那帮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堂握着大权；”文革”中许多人死于他们发动的武斗，而现在他们又藉清查四人帮帮派分子之机，发起了又一次镇压与迫害运动，许多在文革中被提升的官员比以前更大胆、更贪婪地剥夺农民；在张志新被处死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未遭到惩罚……。 　　 　　 　　他说，他的文章是要揭示：”林彪、四人帮虽然是反革命分子”，而”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十年浩劫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则不是？”理所当然，这就祗是激怒了下面一批当权派，而且激怒了上面的某些权威人物。一九八○年初，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时，在一次中宣部的例会上，耀邦在做总结发言时，一位高级干部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还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个人就是刘宾雁。”耀邦没有理他，继续讲话。在讲话快结束时，这位曾经长期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说了几句话，巧妙地保护了刘宾雁。他说：”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耀邦说刘宾雁”也有毛病”，是指这是一般性的毛病，并不是什么敌我矛盾的大错误。 　　 　　 　　粉碎四人帮，解放了受迫害、受打击、受折磨的亿万人民，十一届三中全会又解放了千千万万人们的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磨炼解放出来的刘宾雁，他的身心迸发出热爱人民、爱热党的事业的光芒，他那支熟练的妙笔更加盛开出绚丽的鲜花。他写出一篇接一篇的新闻报导，特别是报告文学，像一道道闪电划破了乌云未扫尽的天空，振奋了亿万人民，也震骇了那股保守势力的权威人物。在《人妖之间》之后，特别是《三十八年的是与非》和《第二种忠诚》等作品，更是惊世之作，在我国新闻史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的篇章。从全国各个角落里，成千上万封信飞向人民日报编辑部，也送到刘宾雁的办公室。成百上千的来访者在他的办公室和家里排队等待著同他谈话或送材料给他。有一年暑期，我同他一起在北戴河人民日报疗养院休假，他正好同我住在相邻的一个房间里，门外经常有几十个、上百个来访者在盼望著同他见面交谈，使我深有感慨。我在人民日报作了二三十年的领导人，收到的读者来信和来访，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位杰出的记者。 　　 　　 　　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向中央状告刘宾雁的高级领导人物却在增加，只是告状的主要内容，已经逐渐从告刘宾雁在政治上反动，攻击党、丑化社会主义等等，转为指责他报导失实、歪曲事实、偏听偏信、诬陷好人，甚至造谣中伤等等。这是为什么？因为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日益清楚，仍旧沿用”文革”极左那一套的整人手法也越来越丧失人心。特别是宾雁的文章为党、为国、为人民的立场坚定，是非鲜明，忠诚可昭日月，赤胆可溅山河；他的文章夹叙夹议，他的分析评论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开启人们的心扉，得到群众、干部以至高级领导同志的称赞。在这种情况下，对刘的文章，要在政治上进行批驳就比较困难，因而转向指责他”报导失实”，更容易混淆真伪，一时难以弄清事实真象，中央领导同志也难以为刘仗义执言，不好同地方诸候辩别是非。比如，关于指责《人妖之间》一文中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一事，经过中宣部派专人调查核实，最后才肯定报导基本属实，祗有一些具体细节有出入。尽管如此，当地领导人还是抓著不放。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辽宁省委书记对刘宾雁写的《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提出批评，说：”刘宾雁这篇文章里很多不是实！”黑龙江省委书记也说：”他的《人妖之间》也是一样，有很多失实地方！”面对两位”诸候”的谴责，这件”官司”一直打到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耀邦同志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给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并转周扬和我，信中说： 　　 　　 　　刘宾雁同志这篇文章，是辽宁郭峰同志在座谈会上当面交给我的。交的时候，他当著各省市书记的面声言，刘在文章中所引举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实，省委也不同意刘在文章中有关辽宁工作的一些评论。 　　 　　 　　黑龙江扬易辰同志接著说：刘的《人妖之间》一文许多地方也不是事实，黑龙江省委对这篇作品得奖感到很不理解。 　　 　　 　　由于他们的意见，我把刘今年一月发表的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一篇抨击一个省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特写。一个作家可不可以、有没有权揭露党内黑暗呢？当然可以，当然有权。但写出来送给谁，是送给有关党委、或那个人还是迳直送给那个报刊公开发表，这就要从有没有利于问题确实得到正确的解决来考虑。 　　 　　 　　一个报刊能不能迳直发表抨击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虑：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需要加以核实，需要向该地党委和当事人加以核实，使自己发表的东西真正经得起检验。 ) 　　 　　 　　现在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我们说，我们对拨乱反正是坚决不动摇的，谁也不能夸口说，拨乱反正能够比党中央更坚决。但拨乱反正不能乱拨一气，而且不能稍有疏忽。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说得不客气一点，有点过于自信。 　　 　　 　　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耀邦指示要”同刘交交心”，这个任务理所当然的落难我的头上。我先把耀邦的信给刘宾雁，然后我们长谈过一次。在政治觉悟和政治勇气上，在采访的深入和写作的技巧上，我对宾雁是十分信任和钦佩的。我认为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上能够一再刊登他的作品，是《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办得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所以我同他谈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批评，只是在新闻真实性的问题上同他进行了讨论。他一再强调，一九五一年，《中国青年报》刚创刊时他就是记者，他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是以一个文学作家的身份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他写的报告文学是严格遵守真实性的原则，对所采写的素材都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写好以后也是尽可能地找知情人核实过的。他也向我吐露了他的苦衷：要认识和揭示事实的真象是十分艰难的，既有客观的局限，也有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干扰。他说，事情很复杂，要完全弄得一清二楚，要经过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时是当事人也搞不清楚，或者也记不准确；有的事情可以同本人核对，有些事就很难找本人核对；即使找到了，他也可能会一口否认，或者故意以假乱真；有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件的认识，随著他的阅历的增长和知识的提高，常常也有不同的分析和判断。他说他也为此很苦恼。但他是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对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负责任的。他还很激动地向我说，他知道一些权威人物在千方百计地攻击坚持改革开放的胡耀邦，他们把《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问题，把报社记者包括他在内的稿件上的问题，都挂在胡耀邦身上。他们攻击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所以他是十分小心谨慎，尽量避免让人抓到什么小辫子。我只是从新闻工作对真实性的要求来提醒他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稿件拿给编辑以前尽一切可能完成必要的审阅手续。谈话以后，我还把同他谈话的观点记录下来，经过一番研究，写成了一篇长文《一个新闻工作者谈报告文学》，发表在一九八三年的第四期《时代的报告》杂志上。 　　 　　 　　我把同刘谈心的情况告诉耀邦，他要我劝宾雁到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不要再留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我把耀邦的意思转告给宾雁，他感到很为难，说他会认真考虑耀邦的意见。当时，我也不愿意把这么优秀的记者调走，也就一直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八月底，我得到耀邦给周扬、贺敬之和我的信，并转来了八月七日宾雁给耀邦的信，耀邦还在宾雁的信上加了两处很重要的批语。耀邦的信内容如下： 　　 周扬、敬之同志并绩伟同志： 　　 　　宾雁同志这信，我今天回来才看到。现转给你们。 　　 　　我相信他对自己的解剖是诚实的。任何一个同志只要善于总结经验，都能够为党为人民发出更多的光和热。个别地方的看法我有点不同意见，在信上批了一点话。请绩伟同志就便代我向他致意。 　　 　　　　 胡耀邦　８．２３ 　　 　　刘宾雁给耀邦同志的信如下： 　　 耀邦同志： 　　 　　您七月初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的批示，我细心读过了。和我去年听到您一月份在中宣部会议上关于我所说的话时一样，您的关怀和爱护使我非常感动。 　　 　　多年来我一直未去看您。您太忙，不忍占用您的时间（四人帮在台上时，则由于我的身份会给您带来不便）。但几年来听到的关于您的一切，我都记住了，敬仰之情，更甚于五十年代。 　　 　　对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的批评，我在八月六日的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您会在会议简报上看到发言摘要，我就不复述了，只想告诉您：二省领导同志反应尚好，主动和我谈话，并表示欢迎我重去该地。我还想找他们谈谈心。 　　 　　确如您批评的，我是过于自信了。倒不是狂妄到自以为比中央高明，而是自以为坚决拥护三中全会路线（并觉得我们这些人应以新闻、文学特有的方式为党服务，中央一时不便说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事实说一说），而对于方法和步骤，则欠考虑。至于有些同志说的我有点”情绪”，您可以相信，我（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同志也一样）对于党、毛主席以及当年处理我的人，都毫无怨恨情绪。这也是因为年纪大了，比较能够历史地看待问题了。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有其不可避免性，不应从人的主观上追寻原因。但我确有急躁情绪，或者还有一点偏激，虽然我还常常说服年轻人不应偏激。 　　 　　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年纪不允许我重犯错误了。 　　 　　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近来，气氛又显得紧了一些。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但写批评性的东西是难了，除非随同中纪委去采访他们决定处理的问题。我想今后到一个领导班子好、大力推行改革的地区（如福建，或连云港市），从正面写党委如何克服阻力和困难取得纠正党风、进行改革和四化的成绩。 熾?l眾葛! 　　 　　困难确实很多。山东省沂南县的一封匿名信骂我是”复僻倒退派的走狗”、”纳吉的鹰犬”，并恶毒诋毁小平同志，狂吠”权奸不除，国无宁日”的事，您大约已有所知。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情况还在发展，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 　　 　　送上我写的一本小册子和翻译的一本书。听说您对以群同志的一本书很赞赏，这一本更新一些，我看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艺术的特性比 较透彻，又是结合苏联历史上几次大论争和创作实践写的。您不会有时间通读全书！德平或德华同志若有兴趣，可以先翻一翻，把重要处划一划。 　　 　　请原谅我占用了您极其珍贵的时间。 　　 　　代表很多很多人，祝您健康！ 　　 　　　　 刘宾雁　１９８１．８．７ 　　 　　担心您也许一时看不到会议简报，我应该告诉您一点情况：关于辽宁省纪委三位书记的介绍、三天清查办会议上的汇报，会后我又留下大连、鞍山、抚顺等中清查办的同志作了核实和补充。有三个事例是我听来的，迄今祗知其中一个在程度上略有出入。纪检系统与地方党委在组织清理、组织路线上看法不一（有些个组织部门本身就不乾净），要彻底搞清也很难。 　　 　　黑龙江提出的《人妖之间》问题，去年中宣部调查组已一一查过，主要事实与细节没有失实。一个事例错了，另有二三处有些出入。省委看法与调查报告有很大差距。 　　 　　　 刘宾雁又及 　　 　　耀邦对这封信没有再提要宾雁去作专业作家的话，而且在宾雁的信中表示不愿放弃记者职务的话下面，用红笔划了注重线，并写了批语，表示了对宾雁意愿的支持。宾雁信上说：”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写触及时弊和现实矛盾的报告文学，’;保存自己’;要紧。．．．．．．但我还不想放弃报告文学这种最直接、最有效地为党服务的武器。”耀邦在这些话下面划了红线，写了这样的批语：”这也可算文艺界朋友中的不健康的情绪表现之一。难道中央的文件、讲话不是触及时弊的吗？至于’;保存自己’;，那要看怎么’;保’;法。” 　　 　　宾雁信中说，对于极左势力，”我的感觉是比去年更猖狂了。”耀邦划了红线，写的批语是：”可能有个别人更猖狂了，因为感到时局的发展对他们更不利了。但算不得什么，’;多行不义’;的好汉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看来，耀邦同志同我们这些改革派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太乐观了。极左势力同我们的斗争十分顽强。一九八三年底，他们发动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乔木和邓力群想控制中央党报的企图得到了不小的胜利，我和王若水被免去了职务，他们还在报社开展了一场对我和王若水的大批判运动。可是在耀邦等坚定改革派的制止下，”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几天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我离开人民日报的职务以后，报社新上任的当权者，又是一个”比有胡绩伟更胡绩伟”的秦川。 　　 　　一九八三年底，我不负责人民日报的工作，那些批评人民日报的实权人物，更趁机大肆攻击人民日报，除了我和王若水以外，刘宾雁是一个最大的出头鸟。一九八四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的《三十八年是与非》。文章内容反映的是一笔四十年前的旧帐：一九四六年初秋，李先念的部队从大别山突围到陕南，被胡宗南部队包围在山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面临绝境，只好向当地农民求救。郭建英热心扶助，向亲友借了一千三百万法币给部队（新四军五师）送去，师首长给他写了借条，告诉他以后可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找主席林伯渠还钱。郭建英接济共产党的消息被国民党知道后，四处追捕他，他只好携妻子逃离家乡，流浪在外。全国解放后，他不但没有讨回这笔旧债，反而被说成是政治骗子，是资本家。他多年为共产党偿还这笔债务被弄得倾家荡产，受尽歧视。一九八四年刘宾雁到西安采访，接触到这笔冤情，愤然执笔，写出了《三十八年是与非》。想不到这篇稿子又触怒了陕西省委的领导人和在中央的某些人，纷纷向耀邦同志告状。在一次书记处的会上，耀邦又一次提出刘宾雁：”他还是不要作人民日报的记者，去当作家吧！”幸亏李先念出来说话，为这篇文章作证，保护了刘宾雁，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下来。 　　 　　一九八五年，刘宾雁的《第二个忠诚》又引起一场风波。刘宾雁在这篇作品中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的忠诚，而且更要有”一批又一批正直、勇敢、有真才实学而又敢于坚持自己人格的人”，当党和领袖犯错误的时候，要有敢于”直言不讳地面谏君前”的”第二种忠诚”。这篇文章在新创刊的《开拓》杂志刊登以后，很多报刊纷纷转载，单是陕西一个报纸转载后就销售了一百万份。广大读者们如此热烈欢迎的文章，竟然得罪了中央的某些权威人物，因为他们只喜欢第一种忠诚，不喜欢第二种忠诚。好在万里同志出来说话，表扬了这篇文章，又专门约见了宾雁，当面给他鼓励。万里见到刘宾雁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万里的支持，又平息了这场风波。人民日报没有让刘宾雁去当作家，耀邦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一九八五年四月，哈佛大学邀请宾雁去讲学，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同志对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他们早就把刘宾雁列入”不同政见者”的黑名单。到了一九八六年底，党内那股极左势力终于用”逼宫”的政变手法，以包庇自由化分子的罪名，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了台。半年之后，刘宾雁也被”开除党籍”。 　　 　　耀邦在被迫下台时，作了一些违心的”检讨”，其中有一段关于刘宾雁的。他说：”这个人的右派立场没有变。我多次对人民日报打招呼，说这人不能当记者。”胡耀邦在审查他的讲话录音时，删去了这个话，但是他们仍然把这句话保留在耀邦的书面检讨里。以后耀邦曾托几个人向宾雁道歉。一九八九年，宾雁在写《自传》时，特别这样写道： 　　 　　”在胡耀邦这段话里不难看到：在导致他下台的各种因素里，必定有一种是他对于我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他何必说到我，并且还说得那么重呢？这就证实一九八五年那位政治局委员对我讲的话属实：胡耀邦的对手（也是我的对手）确实把他看作了我的后台。强加于我的所有罪名，同时就成了胡耀邦的罪状。”刘还写道：”我知道我每引起一个省委的不满和攻击，都给胡耀邦带来麻烦，他始终暗暗关心和同情我，每次给我以保护，不然我是不可能继续写作到一九八七年的。他对不止一个人说过：刘宾雁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 　　 　　在纪念耀邦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之所以特别记上他同刘宾雁这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感到，当年人民日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主要原因就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十分正确，耀邦同志是历届领导中央党报的领袖中最英明的掌舵人。正如我在前面几章里所叙述的当时，人民日报上那么多精彩的评论和理论文章，大都是在他亲自指点和主持下撰写出来的，而且，在人民日报上，那么多出色的新闻、通讯、典型报导、特写、报告文学（像刘宾雁那样优异的稿件），也是在他亲自指导、鼓励、支持和保护下刊登出来的，这是人民日报一页十分光辉的历史。 　　 　　 二○○○年九月 　　 　　http://bbs.21ccom.net/thread-173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