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小凯

邓晓芒:我与小凯

    1982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是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 的,拿来一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 年读到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自学,在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可以想见,当我听说杨曦光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在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里,杨曦光,现在是杨小凯,面容刚毅,偏瘦,但显得很结实,虽然说不上漂亮,但英气勃发,同时却又很谦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偶尔还有点结巴,但思路极为清晰。那时他刑满出狱已有五年,听说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录用他,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允许这样大的动作,所以暂时安排他在邵阳印刷厂当校对。正是在邵阳印刷厂,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吴小娟,两人谈起了恋爱。这桩恋情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小凯家可能嫌小娟是个普通工人,文化不高;而小娟家对她找上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怀。我在见到小凯前就在长沙小凯家见过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脸上从不带笑。现在想来,她那时可能正为她不为杨家承认而痛苦,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后来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但社科院因为政治问题迟迟不敢要他,一直吊着。是刘道玉顶着“左”的巨大压力把他作为人才引进武大来,聘为经济系讲师,且分了一间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这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从妇幼保健院抱回来,就住在这间借来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层,虽然只有16平米,却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上山的小路,一个就直接对着几米远处珞珈山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楸树、樟树和马尾松,树影摇曳,鸟语声声。我们请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来帮忙,用小凯的柜子家具把这间房子隔成两部分,外面部分放一张双层铁床,由小保姆住下边,上边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张大床,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大床上,后来添了一张婴儿床放在大床边,给孩子睡;靠窗子刚好还能放下一张书桌。我戏称我们的房子是“两室一厅”。小娟留下的粮油证,开始我们还帮他们攒着,后来看看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了,粮票用不完,就拿去和农民换鸡蛋。这样直到两年后,有关部门才把粮油证收上去,那时候粮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得到,也不贵。小娟还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没有上锁。有次我偶尔打开看看,居然是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学创作手稿。我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这种情况我因为自己就经历过,所以十分熟悉。我当年也曾尝试过写作,但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缺乏创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这些都是小凯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他某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把一切放回了原处,细心保存起来。学校收回这套房子和煤气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亲从湖南来,用一辆大卡车把他们的家具用具,连同那口小箱子都运走了。不过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进了湖边九区一套一室一厅、带自己单独的厨房厕所和阳台的新居,30多平米,号称“鸳鸯楼”,并且分到了一个和小凯同样的煤气灶,总算是从住房的困窘中摆脱出来了。我永远记得,是小凯和小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庸人的世界。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 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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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惶人物志——先知杨小凯

● 苏小和       一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看见了他,瘦弱,有些苍白,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林毅夫针对小凯的演讲,专门写了一篇“后发优势”的文章。由此,这个话题正式放大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小凯的后发劣势表述,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让人眼睛明亮。事实可能正如小凯所言,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林毅夫的阐释显然有意背对杨小凯而去,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的宪政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认为当下英美的宪政体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此,后发很有可能是一种优势所在。       感谢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很多人开始了解杨小凯。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瘦弱的中国学者,竟然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翘楚。1998年,杨小凯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这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事实正是如此,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杨小凯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说杨小凯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并连续两年提名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周其仁对小凯的评价可能更接近本质,“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    我愿意把周其仁的这种见解当成理解小凯的一把钥匙,由此我们能够真正走进他独立思考的一生中去。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始终坚守的保留和怀疑,构成了杨小凯主要的精神气度。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杨小凯的人生遭际再一次见证了耶稣的真理。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祖籍湖南湘潭,1948年10月6日生于东北吉林,长于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 1966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小凯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和“狗崽子”。可能正是如此人生遭际,让年轻的杨小凯开始思考。1968年,20岁的杨小凯写出了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在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以至于身在北京的康生几次提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江青更是大发雷霆,直接告诉湖南官员:“让他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杨小凯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进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一年多之后,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遭受大难的,还有小凯的家人。由于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征“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    10年牢狱生活当然是杨小凯九死一生的时光。小凯的好友陈益南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但是杨小凯没有死在黑暗里,十年监狱,杨小凯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后来,他还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小凯在莫纳什大学最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再三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大约在2000年前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后的一个原因”。    一个如此聪明的生命在自己的家乡遭受迫害,让我们唏嘘,但这样的局面却是一个时代的常态,由此,杨小凯先知一样的人生在炼狱中得以完成。总体看来,除了卓越的经济学贡献之外,小凯的生命价值沿着3个向度展开,呈现出他那短短56年不同凡响的人生。    其一当然是他艰难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经历之中一直坚守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上帝对小凯的美意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他20岁身陷囹圄,可是他真正的经济学生涯却从监狱里开始。小凯在监狱里找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学英文,找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一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他还向被关押的一位陈姓老师借了一本厚厚的《资本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卷《资本论》通读完毕。正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杨小凯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后来他回忆到:    “等我看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监狱里的小凯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经济学任务,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他在劳改队沿着这样的思路甚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许多年之后,小凯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不过,小凯在监狱的数学训练,试图用数学来重新思考价值理论,甚至想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经济学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让他日后的经济学家梦想成为可能。这是段奇妙的求学经历,小凯自己如此总结:    “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小凯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没有10年牢狱生活,他有没有可能系统地研读经济学,的确是个问号。我想说的是,上帝通过让杨小凯坐牢的形式,使他在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里独自走上了艰深的经济学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将经济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小凯的经济学生涯才有所转机。4月,他刑满释放,回到了长沙,可是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小凯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1979年,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由此,杨小凯的学术之路真正开始。1982年,他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撰写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著作。小凯在这几本书里建构了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在国内尚属首创,这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小凯在1983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他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邹志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赵进行了批示,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向来开明且爱惜人才的刘道玉校长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手续。    其二是他一生对国家命运挥之不去的关怀。虽然小凯早期的大字报带有浓厚的青春躁动气息,但却实实在在凸显了杨小凯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意识。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春夏之交,已经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小凯,天天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忧虑。他的夫人小娟说,那段时间,小凯总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小娟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赵凌的如此表述揭示了一个重大事实。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的关系里。小凯的一位学生曾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国内宪政学者秋风认为,“后发劣势”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小凯研究宪政的主要观察对象。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 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相对于这几年沾沾自喜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小凯的宪政研究无疑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冲突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第三则是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一个崇尚理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接受上帝的拣选,似乎是一件不可为之的事情。在信仰历程的自剖中,小凯曾经坦承,他对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于看出基督新教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而这些便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为其成果。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乃是来自信仰。而历史可以为证,凡是以基督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经济上皆成为世界的翘楚。    细究之下,杨小凯分析出几个基督教让宪政成功的因素,诸如:尊重自由抉择、爱仇敌、不划分等级、服事最低贱的人等。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赖,而这正是能够建立大型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最佳商业行为的准则亦源自十诫。更重要的是,这些精神能带来和平的政治秩序,因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满足“模糊面纱”的要求,即正反双方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新教伦理所导致为对方着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宪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失败者愿意认输,甘愿为了社会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些要素促使一个社会能走向不断扩张之秩序和公正。    然而,从经济与社会贡献的角度发现基督教的伟大,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骄傲,骄傲的理性,距离内心的顺服和上帝的拣选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1999年11月,杨小凯的大女儿小溪长了脑瘤。手术前后,信徒们为她祷告,神对这样的祷告给予了奇妙回应,小溪竟然渐渐康复了。上帝的美意在杨小凯的理性世界里产生了震撼。2001年8月,杨小凯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既无法开刀,做化疗也只有短暂的功效。杨小凯在病房中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能讲话,通过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时谁都救不了他。他开始认真向上帝忏悔,也向妻子请求宽恕。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奇迹式地好转。次年二月,他们夫妻一同受洗。    这一年的年底,杨小凯为上帝的美意作了一个最系统性的见证: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基督教的教义乃是说明,人与造物主怎样才能恢复关系,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乃是关键所在”。    被神拣选之后,杨小凯的生命明显有了改变。他的妻子见证:“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2004年1月,杨小凯开始低烧不退,病情恶化。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里重逢。”小凯的好友,莫纳什大学教授Ian Harper教授说:“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11]杨小凯就是这样有福的人。这位聪明的读书人,仿佛神为我们预备的先知,经历了太多的困苦,太多的磨练和太多的试探,走出了封闭的世界,建立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用56年的人生,看清了人间最大的罪恶,也看清了人生最美好的风景。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升,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既有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度开掘,又有对上帝虔诚的敬畏与仰望。这样奇妙的生命,将光照活着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小凯,伟大的经济学人,卓越的宪政主义理论家,矢志不渝的爱国者,耶和华最虔敬的孩子。他深深地爱神,深深地爱人如己。在爱里,小凯没有惧怕,在爱里,他已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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