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用先进文化引领发展,发展将呈现境界之美;用先进文化浸润生活,生活将呈现细节之美。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以文化高地建设引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提升了发展的境界,创新了发展的思路,聚集了发展的合力。2011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等6个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都位居全国第一,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市民安全感指数和市民生活满意度也位居全国第一。与此同时,重庆还被一些国际知名媒体评选为2011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城市”、“亚洲最佳投资城市”和“全球15个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 　　“抓文化就是抓方向、抓未来,也是抓民生、抓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不断增强的“文化软实力”,正成为重庆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 　　 “思想解放”催生“内陆开放高地” 　　文化的高度,决定发展的高度。 　　“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里无处不在的软实力。只有文化才能让人类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只有‘以文化人’,人的素质和境界才能全面提高,进而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2011年11月24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应邀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主题演讲。几天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又应邀为重庆市委中心组作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专题讲座。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重视学习,还要注意学习方法,要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层次和文化品位。市委中心组举办的高品位、高层次、高水平的系列讲座,从此成为“受欢迎、起作用、有实效”的“思维盛宴”,使“理论之树常青,创新之泉常涌”。 　　市委中心组学习是引领重庆扩大开放、科学发展的“发动机”和智力引擎。2008年初,薄熙来在“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大讨论动员会上,提出要用纵向比较、横向比较和中央对重庆的要求这“三把尺子”,“量”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三把尺子”使全市干部群众的头脑更加清醒。查找差距、“加塞”学习成为时尚,“5加2”、“白加黑”成为常态,重庆跨越式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观念的更新带来了方法的创新。学习过程既是提高认识和水平的过程,更是解决问题、科学发展的过程。2008年以来,重庆市委常委会定期确定重点课题学习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市委全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内陆开放高地”和“文化高地”、“文化强市”,成为全市上下共同的奋斗目标。 　　重庆市委精心办好中心组学习这个“干部队伍建设示范班”,着力解决“不敢解放思想”、“不愿解放思想”和“不会解放思想”的问题,将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的直辖市。 　　2011年,重庆外资投资实际到位1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5%,增幅全国第一;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350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倍以上,增幅全国第一;完成海外投资60亿美元,位居全国前列。这三项令人惊叹的指标,标志着重庆已基本建成内陆开放高地。 　　 “唱读讲传”形成“干群和谐如一家” 　　古人讲:载舟覆舟,可畏惟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其实,政权的核心就是人心,一个政权稳定与否就在于人心向背。得人心,有两个方面极其重要:一是执政者能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二是能不能把道理讲清楚,让大家都理解你的政策。执政者不仅要懂得自己应该干什么,而且要让广大的民众知道你在干什么。大到国家,小到城市,都是这个道理。 　　干部队伍的境界,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境界。重庆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带头参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主旋律,变生硬说教、简单灌输为潜移默化地感染,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使广大干部群众由被教育对象变为自我教育的主体。由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策划,市委宣传部每月编辑出版的《读点经典》丛书,选取古今中外诗词佳作,开本小巧,好读好带,很快成为深受干部群众喜爱的“口袋书”。这套丛书目前已编辑出版37辑,单辑发行量超过70万册,并成为一些兄弟省市领导干部的“必读书”。 　　“唱读讲传”强化“公生明,廉生威”、“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理念,培养了各级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大智慧”,奠定了重庆“民生导向、共富发展”的人文基础。2007年以来,重庆市委先后召开了8次全委会,次次都关乎民生。会委会相继作出了“五个重庆”建设、“民生10条”、“共富12条”、“民主法治15条”等重要决定,形成了重庆科学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全市各级干部不当“和稀泥”的瓦匠,不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木匠,人人争当“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迎难而上“硬碰硬”的铁匠,一心一意谋发展,俯下身子为民生。 　　2008年以来,重庆市委在基层党组织建立“书记接待、成员走访、办理答复”三项制度;同年,启动“干部大下访”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座谈走访、驻点指导、专题调研等形式,带着感情、责任、法律、政策下访群众,推动矛盾大排查,问题大解决;2009年,在全市机关干部中普遍开展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进三同”和“结穷亲”党性作风实践锻炼。 　　3年多来，重庆干部累计走访群众5026.3万户次，建立民情档案21.6万册，“结穷亲”57.6万户，投入127亿元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27万余件。干部下去了，民意上来了;问题解决了，民心回来了，“草鞋作风”进一步融洽了“干群和谐如一家”的鱼水关系。抽样调查表明，认为干群关系“好”或者“很好”的重庆市民，已经由3年前的56.2%上升到2011年的75.8%。 　　 文化民生培育城市“根与魂” 　　最宏大的文化工程，在社区的楼栋院坝里;最美丽的文化风景，在居民的举手投足间。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重庆提出了“为民服务、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在未成年人中开展“五心四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大学生中开展“六个一”社会实践活动，以建设“民生国企、责任国企”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积极培育重庆城市精神，实现了文明城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全覆盖，创新开展了餐桌文明大行动，推进户外公益广告建设，坚持每年评选“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和道德模范、美德少年、“雷锋式警队”、“白求恩式医院”。 　　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山村小学任教，在讲台上坚守到癌症晚期的“80后”“最美山村女教师”曹瑾;20余年资助300余名农村贫困学生，自己至今居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的水泥厂普通职工郑书明……一个个践行核心价值的动人事迹，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凝聚着城市的精神，催生出知荣辱、守法纪、讲诚信、树新风、做好人的良好社会风气。 　　文化要贴近人心，文化设施要贴近普通市民，实现在“惠民”中“慧民”。2009年，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将文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重庆市委全委会又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据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介绍，近5年来，全市预算内文化投入每年都明显递增，文化设施建设已累计投入300亿元，每年的经常性文化运行支出也由5年前的5亿元增加到了近30亿元。全市实行城市住房开发投资的1%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以大投入夯实文化发展的基础。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城镇“15分钟文化服务圈”、农村“半小时文化服务圈”，基本建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财政每年为远郊区县划拨3000万元，兴建了区县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四大件”。从主城区征收的城市建设配套费按照每平方米4元用于街道文化中心建设，累计建成街道文化中心100个、社区文化活动室2169个。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914个，配套村文化活动室8967个，标准农家书屋5400个，文化大院12000户。2010年以来，累计投入7.3亿元实施“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工程，安装广播终端6万个、直播卫星接收设备90万套，发放彩电11.4万台，解决了500万人口看电视难的问题，广播“响在了老百姓的耳朵、通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遍及城乡的群众大舞台，是文化发展的良田沃土;广泛开展的送电影、送图书、送故事、送戏剧、送展览、送春联等“六送”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让老百姓实现了从“文化吃饱”到“文化吃好”的跨越。 　　贴近时代，经典才有魅力;把握市场，文化才有活力。2005年，重庆以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为着力点推进专业文艺院团改制，“第一个吃螃蟹”的市歌舞团整体转制，划入重庆广电集团。市财政对市级专业文艺院团的扶持从“养人”转为“养事”，按演出场次进行补贴，鼓励和引导院团贴近演出市场，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市委宣传部牵头拍摄和重点组织创作的《周恩来在重庆》、《记忆之城》、《解放大西南》、《医者仁心》等50余部影视剧作品，成为立足本土优秀文化资源、彰显新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感知，与他国对当今美国的认识恐怕相差无几，即美国正处在四大困扰之中。 其一，全球化时代，美国与西方的金融力量在重组世界制造的同时，也在逐步抽空美国等国的国内制造业，造成这些国家难以挽回的就业流失以及与此相伴的财富分配更加不均。 其二，美国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已长期预支其财富与繁荣，因此造成其民众与国家惯见的财政赤字与日益高涨的国家债务，这已严重影响美国的经济健康与它对世界的政治影响。 其三，美国因政治内耗而难就财政平衡达成共识。受选举政治的压力，美国两党在财政平衡问题上既难以就增税开源达成一致，又难以脱离各自党纲就优先节流项目取得妥协。 其四，美国周期性的对外扩张虽已进入新一轮的全球收缩，但其国家政治基因和利益诉求使其无法接受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美国面临重大困难但仍寻求世界主导，不免力不从心，因此引发的内外矛盾还将继续耗损国力，加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 上述四方面问题，有些是时代使然，有些为美国独具。全球化引起的世界制造业重组，并非美国独有现象，因此引起高失业和分配不公加剧是当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通病。西方福利制度正给其财政平衡带来严峻压力，公共开支失控也绝非美国一家，而竞选政治恰使增税节支难以取得共识。属美国独家之怪的，则是美国的超高开支。美国为此长期高度透支，使国家肌体深受侵蚀，其来源就是美国主导世界的独有定位。 如果说在冷战期间世界处在两极对立，美国的成败得失更多与其盟国的利益发生正相关，那么当今美国面临的复杂局面，很多是它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互动的必然后果。 发展中国家开放劳动力市场，中国也放弃自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无法克制逐利冲动，而新兴市场本身既无意图也没能力学习西方曾经使用过的“炮舰政策”以胁迫外资涌入。即使他国本币被刻意低估，但美国政府并未因此禁止本国资本投向他国，而是在支持美资在他国获利的同时，通过其他手段来调节与他国的经贸关系。 可以说，在支持美国资本海外逐利与保护本国民众就业的平衡中，美国两党总体都倾向前者，至多只是采取象征性措施，安慰本国失业人群。 美国惟利是图，使其获得巨大的短期收益。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目前并未消耗世界最多能源，而在获得最多财富的同时，它将伴随经济发展的环境负担留在了世界各地。美国即使在过去的年代发动了两场战争，它仍经济将近增半，而其新增的零头几达中国经济总量，尽管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了三倍以上。 但是，美国无法摆脱的经济短视，又使它以最快速度培育起自己的竞争者。过去十年中，以美元计算，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美国十倍，经济规模已从美国的10%增大到40%，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已从美国的近1/20缩小到1/7。中国的快速崛起，虽本质上源于中国开放和民众劳作，但若无西方对华投资和技术转移，若无西方开放市场，也断无可能。如今美国虽仍对中国等新兴市场拥有相当的综合优势，但其领先程度已今非昔比。担心中国的走向，担忧受到局部挤压，尤其是担心受到不当竞争，正日益成为美国的焦虑。

在众多的回顾辛亥百年的论述中，不少论者将清末民初的形势同目前中国的形势进行比较。比较典型的有著名学者张鸣有关这一主题的一个演讲，他表示： 后意识形态时代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张鸣甚至表示：从总体上讲，清末的政局的确跟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领导地位”。 从社会冲突的角度，他也认为：现在的情势比那时还要紧张，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 万起，而2007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9万多起，2008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 不过，目前的中国当然不是清朝后期的中国，即使二者存在比较的可能性，但分析其区别至少同样重要。张鸣提出了两点区别，一是当初，清朝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了改革的激情，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而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换句话说，今日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腐败远远超出清朝末年。第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 言论封禁程度今非昔比 张鸣提出的这两点区别甚为重要，因为这两点很可能决定着中国今后社会与清末的不同走向。其实除了这两点之外，当今中国社会同清末民初的一个重大不同则是政权对言论的掌控。尽管目前的中国处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互联网已经拥有超过五亿用户，近年异军突起的微博获得飞速发展，据称已经有两亿人注册使用微博。但是，不仅互联网牢牢的掌控于国家之手，微博也不过是政权予取予夺的舆论工具而已。近期微博实行实名制后，新浪微博接连传出或者如于建嵘、贺卫方、张鸣等影响甚大的学者“搬迁”或者如有“民主小贩”之称的著名网络作家杨恒均的微博被关闭等消息。 同清末民初相比，当时中国社会上下新知新学一浪高于一浪，科举考试废除之后一代新型知识人横空出世，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创新激烈交锋。思潮激荡中，催生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巨子。当时中国社会言论虽然受到清廷打击，但是办报纸、开书局一时成为时代风气。换句话说，清末的文网虽然存在，但其严苛与封禁程度却远不能同今天相比。 同清末相比，此种情势下的中国社会，虽然有着经济发展的不同，但同哈维尔所描述的后极权社会更为相近。在这样一种社会，会不会发生革命？如果发生革命，是类似辛亥革命式的革命，还是更类似于天鹅绒革命，抑或是离我们更近的茉莉花革命？

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与日俱增，中国的最美好时刻终究会到来。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可能双方都会崛起，形成对世界的共同垄断。 “动荡征兆在中国不难发现” 《法兰克福汇报》1月23日写道：”……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算命者和风水师预测说，龙年会有很大动荡、自然灾害或政治变革。为了给自己留点余地，有些人也说，这些大变化或许今年只是刚刚开始。 “以往的龙年符合这个大框框。1964年中国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于次年1965年开始酝酿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6年的龙年，唐山大地震动摇华北，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相继去世。1988年，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监控之后，这个龙年带来政治和学术氛围的自由化，躁动不安的气氛导致了一年后的天安门广场大学生抗议。” 该报指出，”对于即将来临的一年，动荡与变化的征兆在中国是不难发现的，秋季最高层的更换或许还只是最小的事件。许多中国人担心的是，几乎无限大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担心房地产泡沫崩溃，担心欧债危机现在也会导致艰难的到来。也有算命者安慰说，今年是水龙年，还不至于这样糟糕。” “最美好的时刻将会到来” 《新苏黎世报》（1月22日）评论说，”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象征着力量对比转向有利于美国的转折点一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象征着又一个巨变，经济强国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准确地说，从美国转向中国。 “过去500年是西方主宰世界，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世界，在经济和贸易中，英语是业务语言；在政治上，西方式的民主被视作人类的最大成就。” 评论说，”现在，东方500年来第一次卷土重来，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眼下可以观察到的主要还是经济发展，然而迟早会扩展到其它领域，这是毫无疑问的。” 评论认为，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用”中美联合体”（Chimerika）这个概念描绘从美国垄断到中美两国共同垄断的权力转移。”中美联合体还刚刚开始，目前中国正经历第二次革命。 “经过6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现在轮到经济革命，千万个可能性随之而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同样，其政治影响也与日俱增，踌躇满志，有信心和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中国最美好的时刻将会到来。然而，这也意味着美国已经落后了吗？果真关系到非赢即输、中国胜而美国就自然败的零和游戏吗？ “按照意大利工程师和经济师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发明的帕累托最优理论（Pareto-Optimierung），结果未必是这样。在经济中，无损于任何人而至少有益于一人的事情完全会有的。从全球来看，完全可能的是，中国崛起，而美国不没落。甚至还可能双方都崛起，只有美国敢于转变方向才有可能。”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