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儿童教育政治学——关于天才 时间：2013-09-27　来源：经理+ 作者：汪丁丁 浏览：17次 我要评论( 0 ) 　字号： T  |  T 何为“天才”？关于天才的科学研究，很难，晚近十年有所进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或开端，是对现象加以分类和统计。天才是一种现象，但天才很难被分类和统计。不论是高斯的正态分布还是高尔顿的钟形曲线，大致刻画的，是“平均”状态。天才或白痴，是相对于平均状态的足够远的偏离。依照我们绘制分布曲线的惯例，向右方偏离足够远可称为天才，向左方偏离足够远可称为白痴。钟形曲线不同于随机事件的正态分布曲线，“钟形”反映的是人类奋力向上所致的非随机性。 我看到太多家长希望孩子是天才，而且往往因此而扼杀了天才。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普及一些关于少年天才或“早慧儿童”（child prodigy）的常识。中西古今，天才被认可之后，往往记录在案，有史料可查。例如，中国北宋的天才画家王希孟，18岁成名，“千里江山图”，藏于故宫博物院，然后在23岁死去。汉代贾谊是另一位有名的少年天才，脑崩而死。目前参与美国“早慧少年跟踪研究”项目的唯一华人被研究对象，广东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后裔数学家陶哲轩，24岁成为UCLA数学系史无前例的终身教授。印度人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早慧并终生延续他的数学天才。爱因斯坦被认为是天才，但不是早慧儿童。小密尔（John Stuart Mill）是早慧儿童，但他的天才大约在中年以前就消失。我从他的浩大全集（占用1.5GB存储空间）里看到，他的天才或许已转化为智慧。毕加索是早慧儿童，并且是天才艺术家。此外，纽约的符号逻辑数学家克里普克（Saul Kripke）是早慧儿童，并且被认为是天才哲学家。西方最著名的早慧天才，当然是莫扎特，5岁作曲，终生保持着音乐原创能力。此外，数学家高斯，是公认的早慧儿童，且保持数学天才至晚年。这些人物的传记和对他们的观察，让我们相信早慧儿童常有下列表征：（1）俗语所称“不合群”，或西方学者所说的“outliers”（统计回归时呈现在散点图里远离回归直线的“野点”）。用休谟的描述就是，早慧儿童或天才人物，在他们所处的社会里往往与社会脱节（disconnected），他们喜欢独自工作，尤其不喜欢社交。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描写，有些像自闭症儿童。而被诊断为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确实更经常地表现出数学和音乐才能，读者可检索陶哲轩的一位兄弟的故事；（2）原创性，在任何方面，或仅限于某些方面；（3）智商测验通常高于140，或180，虽然，这一测验至今只适合西方文化；（4）多少有几分疯狂，这是罗马智者塞内卡的描写，“没有一位天才是不沾点疯狂的”；（5）创造的激情，常因此而违反幼儿园或小学老师严厉监督下的行为规范。 脑科学的研究，最著名的一篇见于2001年1月《自然》杂志“神经科学”（“Neuroscience”，vol. 4，no. 1，pp.

怎样写学期论文以及怎样写作业 第一讲，同学们的课堂发言，我认为很不错，在这里我又读了几位同学的发言，感觉有必要写这样一份提示。 1）不要盲目阅读英文文献（或中文文献）。因为，大多数发表了的文章，作者是为了发表文章而研究，不是为求解问题而研究，于是那些文章大多数是学术垃圾。我指定的阅读文献，要么是经典，要么取自MIT认知科学手册这样的权威著作。 2）阅读我指定的文献，不等于你们可以写出合格的作业和论文。因为，作业和论文，与课堂发言一样，要求批判性思考。我记得课堂发言的几位同学当中，陈云天同学的发言很不错，首先，他不知道他的见解可以归入何种经济理论，其次，他的见解主要基于他的观察或常识，第三，他基于观察或常识的见解与前面几位发言的同学的见解相当不一致，于是有了一番精彩的对话。dialogue – dia+logos 这正是我们追求的课堂讨论，对话的逻各斯（请用这一关键词查阅我以前的相关文章），这是培养每一个人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核心过程—注意，知识是过程，知识不是静止的（汪丁丁“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应试教育，为了应付考试而背诵的知识，是静止的和死亡了的知识。 3）学期论文主要不是文献综述，而是关于经济学家的幸福研究的批判性思考。记住，完全没有批判性思考的学期论文，得分不应高于30，这可能还算是宽宏的。若以我批判应试教育思维方式的激烈程度衡量，写了这样文章的同学，相当于浪费了一学期的时间来听我讲课。因为我第一节课已明确说了课程的主旨是培养和保护同学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我也在第一节课为特别适应应试教育的同学们提供了一套最佳选择方法—在开学最初的两个星期里估算为拿到一张文凭所需的最少学分约束下付出最小努力的那些课程（几乎确定地不会包含我这门课）。 4）我讲过几次，我评价一位经济学家水平如何，几乎从来不看他发表了多少文章，也不看他在何种期刊发表过文章。如果我关注是根本问题，那么，凡触及到根本问题的文章和作者就是相关的。否则，不相关。 5）批判性思考的归依是问题—你只能围绕问题展开你的阅读和思考。应试教育的归依是教科书—你必须围绕教科书展开你的阅读和“思考”。 6）那么，关键的问题是何为“问题”？请用“丁丁”+“问题三要素”，查找我写过的文章。 7）问题源于真实生活，或者，我称之为“基于常识”。没有常识，也就没有问题。不认真生活的人，也就不会有常识。 Dingding2011 最后编辑于 2013-09-17 08:30:23

在凡人与天才之间——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九 时间：2013-08-21　来源：IT经理世界 作者：汪丁丁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浏览：31次 我要评论( 0 ) 　字号： T  |  T 人皆有潜在天才，这是现代遗传学（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来）主流的见解（参阅David Shenk，2011，《The Genius in All of Us: When 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Genetics, Talent, and IQ is Wrong》）。传统的“优生学”见解早已被放弃，但只在晚近二十年里，遗传学的事实才逐渐说服我们放弃“天赋-教养”（nature-nurture）两分法的见解。至今，劳动经济学家仍试图，例如借助“同卵双胞胎”数据，分离人力资本当中的“天赋”贡献和“教养”贡献。根据“天赋-教养”两分法的见解，决定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首先是遗传因素，聪明的孩子不必投入很多就可毕业。所以，家长在愚钝的孩子身上投资是不完全理性的行为。然后，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之上，后天教养可以有或多或少的贡献。所以，在计量天赋与教养各自对人力资本的贡献时，我们使用的基本公式是“人力资本=遗传因素+教养因素”。换句话说，基因在前，环境在后。这是典型的遗传学谬误。修正之后，基本公式是“人力资本=遗传因素x教养因素”。也就是说，二者之间是乘法关系，可以相互强化也可以相互抵消。这一现代见解，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the coevolution of gene and culture）学说联合起来，彻底重塑今天的教育理论。根据“基因-文化”共生演化学说，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是双重遗传——基因的遗传和文化的遗传。例如，酗酒的母亲对子女未来的不端行为有统计显著的影响。类似地，家庭暴力对子女未来的暴力倾向有统计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孩子因遗传而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也可影响母亲，导致双向的恶性循环，所谓“共生”演化。 受到上述两大学说的重塑性影响，在21世纪的教育视角下，人的智力和行为，与环境和文化互动，于是影响人的智力和行为，……。教育，是一个动力学过程。在细胞水平，这一动力学被描述为“基因-环境-蛋白体”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构成一个“动力三角形”，由此决定了细胞的性状（在宏观水平上则是有机体的智力和行为）。请注意，人体细胞大约每星期可完全更新一次。“基因-环境-蛋白体”的交互作用导致的改变如果持续十几天，就可能改变人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一种新的行为，可以在十几天里，从不习惯到习惯。例如，人类的短期记忆，即在几秒至几十秒的时间里可以记住的互不相关事物的数量，平均而言，是“七”，所谓“神秘的七”。所以，我们有能力在几秒内重复刚刚听到的七位数电话号码。两位重要的智力研究家，在匹兹堡大学的一次实验表明，一名记忆力和智商以及其他指标都位于平均值的大学生，经过35天的“短期记忆”训练，他的短期记忆力，从神秘的七，迅速增加到不可思议的“八十”。我要问每一位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在几秒至几十秒时间内可以记住八十位数的密码，你惊讶吗？不难想象，绝大多数家长将迅速相信自己的孩子是“天才”。这就是上述实验的力量所在，它要向家长们表明，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能是天才，只要经过一个月的训练。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试着背诵“圆周率”：3.1415926……，为什么大多数人毕生可以记住的圆周率是小数点后面的“神秘的七”？记住，大多数人只要一个月的训练，就可记住小数点后面“不可思议的八十”位数。 脑科学家研究天才儿童发表的一份实证报告表明，数字方面的天才儿童超常规地激活小脑的空间想象力和视觉想象力，他们表现出一种计算的激情，从而小脑和视觉脑区能够高速联接与运算有关的其他脑区。怎样确定儿童在数字方面有天才？出现在这一研究项目里的天才儿童（他不是中国人）可以在几秒时间里心算任何数字的五次根，达到惊人的精确度（例如小数点之后不可思议的几十位）。 训练的时候，脑细胞怎样改变？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提供了一些脑图和照片，显示出脑内细胞水平上的改变，大致而言，神经元之间的链接数目迅速减少但保存下来的链接显得非常粗壮（具有很高的鲁棒性或抗干扰性）。这些特征意味着，训练可以形成“直觉”——只根据微妙的信号改变而迅速链接原因与结果。 现在，请注意上面报告中说的“激情”，没有激情，脑区之间的链接速度就很平凡。激情来自兴趣和注意力，与教养密切相关。我批评“狼爸”和“虎妈”的教养，因为这样的父母很难使孩子对任何训练有激情。家长怎样诱导孩子学习，这是一种不很肮脏的家庭政治。（完）

意识、无意识、集体无意识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十 　　 汪丁丁 北京大学、 浙江 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社会必须调整自身，以免成为病态的社会。 　　人的成长过程就是自性化过程，从出生之前开始，到临死（或许）方休。“自性化”（individuation），这是荣格思想的一个重要议题。生命本质是精神（the psyche），临终前的两年里，荣格告诉我们（《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可见的人生其实是地面之下的精神偶然涌现到地面之上成为外在的生活，真正重要的是人生的不可见部分，在地面之下，如根块状植物那样具有顽强生命力。当地下生命力枯竭的时候，地上的生活就开始凋零。地下生命力，荣格指出，尚未分化出个体性，于是，姑且称为“集体的”——精神力量是集体的，此处的“collective”（集体），按照荣格的理解，包括全人类，也包括哺乳动物，甚至包括爬行动物。虽然，人类以外的动物未必能够表达偶然涌现到它们意识当中的集体无意识。最近二十年，荣格的原型心理学再度引发广泛的研究兴趣（参阅Polly Young-Eisendraph and James Hall，1991，《Jung’s Self Psychology: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究其理由，或许与“积极心理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迅速崛起密切相关。 　　每一个人的出生，用海勒女士的术语，是“双重历史性”的汇合。用佛家的术语，就是“三缘和合”。在可想象的人类全体成员（存在过的和可能存在的）的集合上，有人类全部先天性质的分布曲线，每一个人出生时，在分布曲线上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在可想象的人类社会（存在过的和可能存在的）的集合上，有人类社会全部性质（在每一特定时刻）的分布曲线。新生儿投生到一个特定社会的那一时刻，他带着个人性质的分布曲线上的相应位置，投生于社会性质的分布曲线上的一个相应位置，构成他的双重历史性。这两条分布曲线上的位置通常不协调，引出了个性与社会性质的不协调。怎样应对这样的不协调或双重历史性，这是后天教养的核心问题。根据我在上一篇文章里介绍的动力学原理，这一核心问题贯串着个性化（也称“自性化”）的全部过程。 　　首先，集体无意识的精神能量不断涌现到个体意识之内，通过梦境和原型的其他符号表达。如果这些能量被充分吸纳到个体之内，个体就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因此，荣格原型心理学与当代的积极心理学有相通之处。虽然，荣格列出的四大原型——自我、影子、男性中的女性和女性中的男性，更常表现出负面的（病理性的）而不是积极的影响。此外，在运用荣格原型心理学原则时，临床的和理论的心理学家们，必须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类和动物共享的集体无意识在不同人类社会和不同时期怎样呈现为千差万别的文化传统——即表现为特定人群的集体意识而不再是集体无意识。 　　带着上述的问题，临床心理学家们目前正在积极地运用荣格心理学帮助许多儿童缓解自性化过程中发生的心理障碍。为什么自性化过程如此重要？因为，发端于双重历史性的不协调，只能通过三种方式缓解：（1）社会规范的内置，也就是要求个体逐渐习惯于服从社会性质，为了融入社会；（2）文化创造，也就是为个体特殊的性质提供可被社会接受的新价值或新意义，从而个体带着特殊的性质，也能融入社会；（3）个体陷入疯狂，也就是心理失调状态。这三种缓解方式，在每一个人的自性化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习惯于服从社会主流规范、为自己的特殊性质寻求新的意义、以及在某些情境陷入疯狂。 　　家庭，是新生儿接受教养的第一情境。新生儿怎样应对双重历史性，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投胎而入的家庭决定的。家长的行为，是社会规范的缩影，于是也成为社会与婴儿之间性情冲突的开端。观察表明，宽容，是家庭（和社会）能够提供给个体求解双重历史性问题的最佳环境。宽容的家庭和社会，最常产生天才。又因为天才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贡献数千万倍于普通人，所以那些最早形成了宽容心态的社会，最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当中进步最迅速的。中国的家庭与社会，很遗憾，至少在明代以来的几百年里，宽容越来越少，于是进步也越来越缓慢。 　　不能被宽容的个体性质，于是从个体意识进入个体无意识，并不断涌现到地面之上，成为“病态”（参阅福柯《诊所的诞生》）。自性化过程仍要持续，病态的个体能否康复？这是每一个社会必须解答的问题。社会必须调整自身，以免成为病态的社会。  相关专题： IT经理世界2013年第17期

我观看人潮并大致估测每年长假的损失，保守估测，大约折合两千亿元。我是这样估测的：目前每年两次长假，假前假后的低效率，心态调整，大约等于每年损失十个完整工作日。长假旅游，主要是年轻人，其中劳动力约两亿人日。全国损失20亿人日。据2012年城市人均产值数据，劳动生产率以每天百元计，即两千亿。若问损失上限，可达两万亿元，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的低质投资及超额损耗、消费品质的降低、环境污染等成本。人囗老龄化，劳动工资快速增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教育改革、知识更新），于是长假的机会成本快速增长。建议进一步取消三天以上的法定长假，爭取两年之后普及弹性休假制度。 关于消费，流行的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一视角下，有所谓“乘数原理”，每一元消费，例如，可带动三元总需求。可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旨，在当时，是针对严重的失业问题（非自愿失业），故而，无论是“破窗”还是“挖坑-填坑”，关键是减少产能过剩，于是可增加劳动就业。中国的问题，几乎完全不是英国当时的问题。首先，据我观察，失业的青年人大多是“自愿失业”而不是“非自愿失业”。有工作机会，工资不达预期，或工作条件不达预期，要知道，劳动力的主体，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里，是“85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啃老族”——事实上，他们的父母确实很特殊——收入迅速增长却很难改变计划时代养成的节俭生活习惯——很难不让子女“啃老”（存钱在银行里未必更合算）。 其次，中国的问题不是产能过剩，虽然，表面看起来确实是。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都明白，是深层的，例如，体制问题，导致的是“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率”（参阅吴敬琏《中国改革》2013年9月号“从钱荒看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所以，乘数原理，在中国问题面前基本无意义。 第三，哪怕我们运用凯恩斯乘数原理，计算长假期间消费拉动的总需求，我询问过旅游景点的朋友们，得到普遍的回答：这些游客的消费额远低于本地客人！为什么？因为，呵呵，你只要看看这些游客整日围着西湖行走，手里拿着何种食物——老玉米、油炸各种廉价食品、水、自带的各种干粮，简直就是“红卫兵大串连”的时代。湖滨路28号（凯悦酒店内的中餐厅）是西湖边最好的餐厅，在那里，我看到一群上海游客走进来，固执地要一桌“片儿川”（就是杭州的面条），最后悻悻然离开。外面游人如织的日子，那里的经理告诉我，日均营业收入比平日大幅下降。要知道，我报道的，是西湖景区的普遍现象。中国人的储蓄倾向本来就远高于西方人，更何况游客到杭州只觉得任何东西都贵（与他们回到自己居住地之后相比），勤劳节俭的美德，是凯恩斯批评的对象。总之，消费的边际倾向与储蓄的成反比。所以，游客的消费，可以拉动的总需求，实在很可怜。所以，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讽刺文章：黄金周实为规模浪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