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袁刚：“移坟复耕”无大错 殡葬改革慎推行 进入专题 ： 平坟运动    ● 袁刚 （ 进入专栏 ）   　　 　　最近河南周口市“平坟运动”引发了媒体关注，民间抗议声不断，闹得沸沸扬扬。我上网查看了一下，感到河南省政府推行“平坟复耕”，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采用“运动”的形式以行政强制手段粗暴推行，则有其不当。抗议者特别是一批学者声明中华传统“孝道”，对平坟运动中的“野蛮”行经，提出应“立即制止”，要求政府尊重民间传统的祖先崇拜信仰，也有其道理。但完全否定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提出要从“复坟”入手重建“礼乐中国”，“听任民众以自己习惯的方式自由安葬亲人”，不仅有复古倾向与改革大势不相符，而且其“追究相关部门及官员有关责任”，也有些粗暴偏激，是对改革者的求全责备。 　　 　　 古代儒家也曾推行殡葬改革 　　 　　殡葬制度要不要改革？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否定其改革的必要性。就是古人儒家孝子也提出过移风易俗的殡葬改革主张。上古三代乃至秦汉盛行厚葬，“事死如事生”，帝王贵族甚至杀生实行野蛮的人殉。秦穆公死以“三良人”殉葬，国人哀之。《诗•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就表达了当时人的惋惜和控诉。最近陕西凤翔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就发现186个殉人，而商周人殉之墓还有很多。对此惨无人道的葬俗，儒者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是强烈反对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使战国秦汉逐渐地改以木偶泥俑取代活人入葬，这显然是意义重大的殡葬改革。 　　废除人殉并不意味着中华殡葬改革的终止，关于厚葬、薄葬早在春秋时儒、墨就有论争。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汉朝尊儒，“以孝治天下”，乃大行厚葬之风，起坟是“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还要服丧三年，孝子在墓旁结草庐而居，哀毁骨立神情颓废，舍事也不能干，人力物力都浪费极大，造成“田荒不耕”。为此，尊儒的东汉光武帝、明帝都曾下诏禁止，倡导“薄葬送终”。厚葬又催生了盗墓风潮，使忠孝斯文扫地，曹操于是下达“薄葬令”，禁止厚葬之风。到宋朝时，大儒程颐、司马光等都肯定薄葬，反对厚葬，使民间丧葬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朱熹《家礼》所记葬礼，较之于《仪礼》已趋于简化。 　　当然，殡葬改革难度很大。殡葬是文明人类对死者遗体进行处理以寄托哀思的形式，其意味深长的告别活动和庄严肃穆的出殡入葬礼仪，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沉淀出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遗骸周围，就发现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有钻孔的兽齿、石珠、骨坠等装饰品随葬。千百代人的传承，使以“孝道”为中心思想的殡葬礼仪，在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几乎没有人能顶得住扒坟不孝父母的骂名。所以，殡葬改革的确要顾忌千年传统和民间风俗、民众心理，是一件“得罪人”而需要谨慎从事的细致工作。 　　 　　 河南省殡葬改革大方向没有错 　　 　　但是，近现代以来殡葬改革的力度却在不断地加大，清末新政改革就提出革除陋习，移风易俗。随着西风东渐，火葬更成为当政者提倡的殡葬形式，对传统习俗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孝子贤孙们绝难接受将父母祖先的遗骸焚烧成灰，所谓尸要完尸，以寄来世，焚之于心何忍？情何以堪！但共和国建政之初，开国元老们就个个都签字同意死后火化，后来我们也看到中共高干将帅们除极个别人（如许世友上将，毛泽东保留遗体则并非他本人遗愿）外，基本上都作火化处理，这带动了民间火葬新俗的形成，可谓是殡葬最大最难的移风易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 　　河南省政府“平坟复耕”之举并非始作俑，亦非其首创，早在宋朝时江浙膏腴之地因人多地少，就实行过“平坟复耕”，甚至推行过火葬。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吃饭问题日益严峻，“平坟复耕”于是在全国范围持续不断地展开，七十年代达于高潮。当时提出的理由和口号就是“不让死人与活人争地”，要移风易俗“破旧立新”，树革命新风。于是乎各地都大规模平坟烧尸，当时正处于文革浩劫之时，平坟是“破四旧”，是“斗私批修”干革命，相当多的地方并没有移坟重新安葬之地，遗骸一烧了之，甚至骨灰肥田。民众虽怨愤，却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有面谀者声称死后烧为肥田粉，是为革命作最后贡献，许多文物古迹庙宇也都毁掉了，那才是“严重侵犯信仰自由、破坏中国文化、伤害民众情感的野蛮行径”呢。 　　而如今河南周口地区的“平坟复耕”，则是和惠民殡葬改革联系在一起。只是把庄稼地中的坟，“移”到公墓重新安葬，做到“标准粮田无坟头”，整合土地资源，以利于大机器耕作，是“移坟”，且在公墓仍可以烧香祭祖，应该说并不是挑战祖先崇拜，破坏孝道文化。据报道，周口全市规划建设3130座农村公益性公墓，政府提供免费火化，免费提供骨灰盒及遗体接送等服务，这与文革的“破四旧”平坟大不一样。当然，农村传统陋习顽固阻力仍然很大，移坟复耕遇到了很大困难，于是出现了粗暴行政强制作法，这是应尽量避免的。中央也对《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作了修改，将“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改为：“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不否定殡葬改革的大方向，而是反对粗暴强制，以求“维稳”。 　　有人说周口地区平坟复耕仅仅平出3万亩耕地，是劳民丧财，得不偿失。我也不这样看，周口仅是一个地级市，如果河南全省都移坟复耕，就是几十万亩。如果死人与活人争地不加以制止，则农田坟头还会倍增，改革势在必行啊！河南是我国人口最多，产粮最多的大省，地处中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如果殡葬改革做得好，对全国的示范作用非常大。我要强调的是：河南搞的是“移坟”，而不是毁坟，移坟的同时在建公益性公墓，目的是节约土地，是农田复耕。改革过程中虽然有缺点，但大方向没有错，应该总结经验继续改革。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如不占耕地山岗上的坟墓暂可不平，任由自然淘汰。有几百年历史有象征意义的祖坟不迁，让后裔们有所寄托等。但据说有少数当官的把自己父母坟冢定为祖坟而拒迁，这是腐败行为，是应严加打击的。其它近30年来建在责任田中的简陋坟头，则应尽量迁移，可施以适当经济补偿或奖励，尽量不施以强制手段。同时，严禁田头再起新坟。 　　我所担心的是：同样施之以强制手段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了33年后竟仍无收敛的迹象。如今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在加速，农村是老人多孩子少，少壮入城去，老人缺少照顾死亡相属，如果还不尽快作出政策调整和改革，不久中国农村将出现“只见坟头，不见人头”的凄惨景象。那才是“千村薜荔人无多”；“万户萧疏鬼唱歌”呢，又那来“美丽中国”、“礼乐中国”的新农村呀！ 　　 　　 殡葬改革事业任重而道远 　　 　　殡葬制度要改革，“移坟复耕”的必要性也是明显的。我们只要在京广线或京浦线上乘火车，就会看到窗外华北大平原、江汉平原的农田中，坟头是一个接一个，参差不齐，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后30年新起的，一般都很简陋，既不文明雅观，也不庄重肃穆，又那里能体现传统中华礼乐文明呢？而即使是我国古代村落，也有家族墓地，是集中成片安葬。考古发掘出的史前氏族会社遗址，如浙江河姆渡、陕西半坡等，都有成片的家族墓区，而并非三三两两分散在田地中乱葬，可见古人也是爱惜耕地的。孔子家族墓地孔林，80多代都集中成片安葬，更是成为巍巍壮观的著名景区。由此看来，河南周口将分散在农田中的坟头移入公益性公墓，即使是依古制看也不过份。 　　那么，为什么当今中国农民要把亲人的遗骨葬于农田，而不爱惜耕地呢？我认为这正是我国殡葬改革不到位，而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文革时“造反式”平坟运动，将农田中的坟头，以及非农田但可改造为农田的家族墓地，都基本上铲光了。却又没有建设公益性墓地，殡仪馆存放骨灰花费不菲，不少人只好将骨灰盒存放于家中，而不忍撒作肥田粉。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每户农民都有可自由支配的耕地，于是在自家田头廉价起坟安葬亲人。加上30年下来全国至少死了3亿人，其中一半以上在农村，没有坟地的农民只好在自家责任田起坟，这就使农村田头坟冢拱起，形成奇观。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也很快形成殡葬产业。不少民政部门打着公益的招牌乱收费，发死人国难财。如在荒山中修建的陵园，一平方米的墓地要上万元、两三万乃至十万不等，20年后还要花钱重新购买。山地坟价比城市楼价还要高得多！有人唉叹现在是“死不起”，穷人已是“死无葬身之地”。 　　本人近日也遇大丧，发现入太平间有床单费、冰冻费，出有解冻费、穿衣费、化妆费，加上寿衣、纸棺、骨灰盒等必需品，出殡车费、火化费、追悼会、花圈挽联等等，样样都价格超值，你不花也得花！加上坟地好几万，大丧大孝大花钱，穷人家怎么花得起？于是一些城里人也将亲人骨灰送回老家农村择田安葬，少花钱办大事，这是农村耕地坟冢连绵的又一大原因。 　　殡葬必须改革，改革的牵涉面极大，既牵涉过去传统文化风俗，也关乎未来子孙后代福祉，更涉及现今方方面面千家万户，是当今改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殡葬制度改革涉及国家发展战略，又关乎亿万民众日常生活，是大事难事而决非小事，不改革不行，改又麻烦多得罪人。所以，对河南改革者我们不应责备求全，要允许改革者犯错改错探索前进。如果说连个处理死人的改革也推行不下去，那还谈得上什么其他涉及活人方方面面的改革呢。 　　殡葬改革不光是农村移坟复耕，城镇居民也要移风易俗，从容面对死亡，再穷的人也应死有葬身之地。政府应加大力度推行惠民公益殡葬事业，刹住借死人发国难财的歪风，让人民活得自在，死有尊严。河南省政府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迁坟火葬，我看是可取的。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甚至将骨灰撒入了大海，实行“海葬”，这也为殡葬改革树立了楷模。如今寸土寸金，海葬之外，也可将骨灰撒入祖国母亲河－－黄河、长江、珠江、松花江等，实行“河葬”。殡葬重在礼仪，开个隆重的追悼会，摆个牌位年年祭奠，也可寄托我们的哀思，为什么一定要占用耕地起坟头呢？ 进入 袁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平坟运动   

陈季冰：“中国模式”与下个十年的改革 进入专题 ： 中国模式 改革    ● 陈季冰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在当代西方政经和学术界是一门显血。由于这是一个宏大无边且与现实高度关联的问题，绝非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能阐述清楚的。 　　本文将要提出的假说要旨如下：第一，所谓”中国模式”的确存在，但它并非当局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意识地描绘和谋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渐进式经济改革中无意识地逐渐形成的，最高当局甚至未必愿意主动认同它；第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后形成的，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基本成型；第三，2002年至今的十年间是”中国模式”得以稳固的阶段，这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就是前十年形成的”中国模式”的成果，而时下的大多数尖锐社会矛盾–如”国进民退”、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和生态恶化–也是它的结果。 　　因此，展望下一个十年，如果要推进改革开放的话，首先要对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进行一番解剖。 　　 　　一．”中国模式”的秘密 　　 　　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其内容基本上是经济性的。简单概括它的精髓如下： 　　1）一概放开日常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就是一切”终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和所有制限制，让它们完全由市场支配。这极大地调动了13亿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在短短20年里使中国从一个几乎什么都紧缺的社会变成一个到处存在”结构性过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对金融以及资源、原材料行业实施高度集权的国有行政垄断，据说这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所谓”社会效益”的最有效办法。但这种”新双轨制”造成了比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发政治动荡的”官倒”更加触目惊心的新的巨大寻租空间，是眼下司空见怪的绝大多数贪污腐败罪行的源头。 　　3）如果仅有上述两条，是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以后持续10年两位数以上增长的，而且显而易见也是不可持续的。非常幸运地，西方新一轮自由市场经济的30年繁荣与中国伟大的30年改革开放几乎正好重合，而整个20世纪90年和21世纪前8年又是这一周期的高峰。期间，西方的经济结构转变、创新活动与雄厚市场购买力与中国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无穷尽的低成本生产能力，以及俄罗斯源源不断提供的以原油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和原材料形成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优势互补。这造就了长达2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换言之，”中国模式”也包含了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一内容，所谓我在前文说，加入WTO是它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简言之，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般产业完全市场化、金融及资源产业国家严密控制、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和购买力旺盛的全球市场。看得出来，后两者是可遇不可求的，并非主动可控，而且因为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而正急剧改变。 　　下面，我将从”国有企业”和”金融管制”这两个关键词出发，剖析这种”中国模式”的弊端。 　　按照流行的说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之所以有万分的必要存在，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来控制”重大国计民生”；而之所以”重大国计民生”必须由国有企业掌控，又主要是因为据说它们不像唯利是图的外资或民营企业，它们会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这套理论因为被一再重复而仿佛已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的确，我们看见过中国工商银行像珠三角的民营玩具企业那样拖欠员工薪水吗？我们听说过宝山钢铁公司直接向上海黄浦江里排污吗？当然，南方航空公司也不可能给乘客吃过期变质食物，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更绝不会对它的员工搜身打骂……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个美丽的表象而已。事实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有企业自身的光鲜，正是靠它们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攫取和掠夺支撑的，它们所具有的不是”社会效益”，而是”社会负效益”。上面说得那些可能都是事实，但那恰是因为：不是任何人都能随随便便成为工商银行、宝刚、南航和中石化员工的。 　　因此，指望国有行政垄断企业去”回馈社会”、实现社会效益，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国有公司本身说到底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尤其是行政的垄断央企–最典型的是那些”中字头”基建施工企业–一样，真正”干活”的人是它们的转包企业，也就是说，还是那些”散、乱、小和管理不规范”的民营企业，国有垄断企业不过是一些由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包括准入证、许可证等等许多民营企业不可能逾越的坚固壁垒）供养着的”食利者”而已！ 　　而在近年来牵涉到重大贪腐案件的各地许多工程建设项目中，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总承包的所谓”国有企业”实际上不过是相关利益人用来遮掩外部耳目的一件外套罢了，它不会去建设任何工程，它的功能只是合法地收钱（不管是来自财政的钱还是来自其他国有企业的钱）和转帐而已。通过它们的所谓子公司和分包商，相关利益人可以安心地坐地分肥，肆意捞取各种合法或不法的利益。它们自己一般也不会去亲自施工，这样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盘剥那些民营小施工企业，而且出了一般的事故，上面来查、电视台来拍的时候，当然都是那些黑心的私人老板的时期，与它们毫无关系…… 　　国有企业日益扮演的”二房东”食利者角色，这些年来，从大到渤海湾漏油事故，小到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维修工程（若非其后来所致震惊中外的”11?15″特大火灾事件，它将是数神州大地上每天上演的千百万未遭揭露的钱权交易故事之中最默默无闻的一个），都可以一目了然。它们残酷地将包裹着层层糖衣的”国有企业社会效益论”砸得粉碎。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它们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企业只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有者与经营者就必然是分离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外部又有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构成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它在理论上完全可能与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样有效率。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往往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裁判明显偏袒甚至吹黑哨）赢得所谓的”市场竞争”的。而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无法成为一个公正的裁判。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即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主观上并没有”国进民退”的意图，甚至还非常希望并连续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但客观上它实际上每天都在意无意地做着促使”国进民退”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不公平竞争一定会阻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甚而为国家迈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制造重重障碍。 　　因此，眼下已经到了必须要从根本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否则，不仅国有企业本身难以避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 　　国有企业的上述地位，即便有了行政垄断，若无金融管制和金融扭曲，也是不可能长久屹立不倒的。这就牵涉到了金融体系对它源源不断的输血。 　　近来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媒体，许多人都在讨论所谓”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当前的中国金融业，的确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亦即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从楼市到”蒜你狠”、”豆你玩”等等市场的疯狂炒作，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以所谓”温州危机”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去年以来备受舆论关注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结构性问题–这些应该说效率很高的中小民企难以从国家的银行里获得信贷资金，因而被迫进入非正规金融市场寻求资金。 　　那么，既然这些中小民企明明是有竞争力的，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却不愿意配置资金给它们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从中国行政垄断的金融体系本身去寻找了。 　　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初衷，并不是实现社会资本的最有效配置，而是以行政力量扭曲市场机制配置，使社会资本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向国有经济内。我记得十多年前有人曾精辟地指出过，”在改革的年代，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目的恰就是为了维护计划经济的残余势力。” 　　而这种扭曲，最集中地体现在银行体系的国有垄断、利率的非市场化，以及股票发行市场的审批等诸多有意识的制度设计上。仅以后者为例，如果IPO市场的审批制度取消，所有符合上市门槛的企业均可自由上市，那么还会有多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用天价圈到股民那么多的钱？这种制度设计就其初衷而言显然是成功的，其结果是：粗略地说，目前中国的GDP和就业当中有2/3以上是由民营和外资企业贡献的，国有企业仅贡献了不足1/3，但全社会金融资源的流向却正好相反，其中的2/3以上流向了国有企业。 　　这才是中国金融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根源，既然制度设计和行政力量使得社会资本难以流向那些创造了主要社会财富和就业的民营中小企业，那么，这些社会资本也就只能自我循环和以钱炒钱了。过去的十多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在大声疾呼的那句话–“中国股市比赌场都不如”，就是这种制度性障碍的真实写照。现在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了。 　　 　　二．撬动改革的支点 　　 　　由此可以看见，未来十年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最需要做的是改变视金融为国有经济输血脱困之工具的错误观念，还原其一个中性的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定位。而在这场宏大的改革中，我认为当下最急切地需要做的有几件事情： 　　在银行业，必须放开民营银行，并放开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浮动。只有同为中小民营企业的乡（村）镇银行、私人贷款公司、同业合作社……才最能够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需求感同身受，从而以最低的成本为它们提供最迫切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储户的钱应当以更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更需要它、同时也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而不是让那些背后由政府撑腰的国有大企业无偿（或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占用。 　　在证券业，则是取消发行审批制度，让合规的企业自主、自由地上市融资，平等竞争社会资本。 　　此外，或许还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放开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当然，仅有金融改革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推得动。古希腊哲人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于踯躅不前的中国改革事业来说，当前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支点。 　　现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同意，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乎每一个领域内都存在大量制约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制性障碍，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改革。但分歧在于：朝什么方向改？怎么改？改革的轻重缓急和先后秩序如何确定？……面对所有这些棘手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不像30多年前那样能够轻易地取得共识。而关于这些问题的南辕北辙、甚至尖锐对立的答案和争论，足以使亟待推进的改革长久停留在原地踏步。 　　许多人于是呼吁，重启改革需要重新凝聚共识。但我以为，如果把所谓”共识”理解为在上述所有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一致的话，那么这个共识恐怕永远都不可能重新获得。因为在今日中国，利益和思想的多元已经根深蒂固，人们既没有共同的敌人，如当年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的”极左路线”；也缺乏共同的目标，如当年令全国人民向往的”温饱”和”小康”（还记得”三大件”吗？）–许多人在许多年以前就实现了”小康”，一些人如今甚至已是巨富。因此，现在和今后的改革共识，大概只可能存在于模糊的大方向上–例如，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等等。 　　但这仍然不足以直接回答”如何启动下一步改革”这个迫切的问题，因此我主张，当下亟需的是寻找到一个新支点，就像当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文革时期国家宣传机器动员政治运动时常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纲举目张”，改革时代其实也一样。系统性的改革应当像化学中的连锁反应，经由这个支点，一个改革撬动下一个和下一系列其他改革，直至最终完成全方位、整体性的变革。 　　很显然，这个支点本身应当是经济性的，这是因为中国当下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经济问题–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平衡，但它必须能够催化政治层面的变革。照此标准，在我看来最合适的，莫过于政府财政预算的民主化和透明化了，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管住了政府的钱袋子，差不多就等于管住了政府本身；而管住了政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中国模式 改革   

华生：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挑战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华生   　　 　　 现在分歧的实质是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国企问题和农村的土地问题。 　　 　　国企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为了竞争和留住人才。中下层管理人员薪酬基本市场化了，但顶层领导薪酬受控，形成上下薪酬趋同乃至倒挂的奇怪格局。国企主要领导既要搞好企业，又要顾及乌纱帽，行为很难不扭曲。 　　 　　中国社会存在的最大和最广泛的不公平，是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国家的财政资源、基础设施资源、医疗资源、福利资源对城市户籍居民严重倾斜，农村居民即便可以进城或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仍然不能享受当地户籍居民的同等公平待遇。 　　 　　当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天平倾斜后，那些原本总是稀缺的社会一般资源供给的分配关系也紧张化了，优势方总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三十多年来，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口号。近段时间以来，加快或深化改革已经不仅成了民间和媒体，而且也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呼吁。当然，改革在官方在民间乃至在不同的人那里其实各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今天的问题与其说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改什么，怎么改。 　　放大一些说，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谈改革。但对改革的理解人们则相当不同，这是许多已经陷入困境的国家变革起来也阻力重重的原因。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中国的难处究竟在哪里，如何破局，是对当代中国人的挑战。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能破解复杂系统。故下面区分领域和问题，聚焦主要矛盾，剖析分歧与共识，从而探寻改革的空间和通道。 　　中国改革是从经济体制起步的，1984年中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经济体制改革两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大体上结束了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在方向上的摇摆和分歧。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现在经济领域的争论，一种是属于方法和策略上的，这属于见仁见智，各国都有，永远存在。一种是实质性的分歧。也有两类情况，一类主要不是经济问题，是更基本的问题，只能到相应领域才能真正厘清。二是关于经济改革本身的取向，原本似乎方向一致，现在变成矛盾的焦点。 　　细究下去，原先的一致，是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当时很突破很振奋人心的口号。虽然也许人们的心思从开头就有差异和不同，但在相当一个时期中，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旗帜。 　　今天，各种产品的价格基本市场化了，剩下少量的能源公用事业的价格要继续改革也没有分歧，只是如何平衡通货膨胀的压力，平衡城镇居民对这类产品和服务价格调整的抵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要不要或敢不敢改革的问题。 　　甚至，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在方向上也没有大的分歧，只是如何兼顾国内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如何权衡搞活金融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从而审时度势，精准决策的问题。 　　现在争论最多的，浮在表面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问题，分歧的实质则是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国企问题和农村的土地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是全球性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入门教科书都会说明，现代经济是政府与市场的混合经济。这在统计意义上也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国家由政府支配的收入大体占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政府的份额和作用是大一些还是小一些，各国均不相同，各有利弊优劣，难以分出高下。 　　如北欧国家政府份额很大，但政府为人民做的事也多，收支平衡，情况尚好。美国政府的份额小些，但以小博大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惊人，麻烦不小。正因如此，在现代西方国家乃至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极端国家主义或极端市场主义都没什么市场。真正的挑战，是选择适合自己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与市场的恰当混合。 　　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特殊性。我们从政府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走来，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初期备受阻挠和历尽艰辛，政府权力过大和过于集中的问题至今也并未真正解决。 　　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市场化已成为方向和正确的代名词。市场的极度推崇者，干脆将市场的逻辑理想化地归纳为通过使别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反之则称为强盗的逻辑；由于政府都是通过强制的征税权生存，又是通过强制力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奉行的显然不是市场的逻辑。 　　显而易见，这是非白即黑的两极化推断。这样我们就在政府权力还没得到有效约束前，又要回答”市场是否就是替代方案”的问题。 　　当然，如果市场的逻辑真那么美好和有效，问题就相当简单了：人们干脆选择一个没有或极少政府的市场社会，就可免除一切烦恼。可惜这不是真实世界。至少从1930年代以来，即便在从来以个人自由着称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规模与作用都在显着扩大。根本原因是，市场本身的运行，需要有外部强制力去维持秩序和公正，以防范市场交换中人们自身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两面性。同时，也是由于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和市场竞争内生的垄断大大限制了市场运行的范围和有效性。 　　从逻辑上说，小商品生产者的自由竞争是市场运行的理想状态。但在18世纪中小商品生产的鼎盛时期，市场既受制于封建枷锁和行会壁垒，也受制于交易规模和生产能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真实生活都并不美妙。因此，市场的内在逻辑就会导致生产的积聚和集中，进而推动市场规模与边界的扩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给市场经济带来真正繁荣的历史过程。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中，诚如马克思所说，平等不再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同等规模的资本之间。规模经济、人皆渴望的对垄断性利润的追求、信息不对称和品牌效应等等都推动寡头的产生。相对而非绝对垄断的寡头竞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 　　寡头所享有的一定垄断权力和垄断利润，使他们不仅有能力满足消费需求，而且有可能从事巨额前瞻性的研发和投入，从而能引导和创造需求。消费者在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也在被诱导甚至误导。 　　回过来综观历史，生存竞争和人性的机会主义，决定了市场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不是谦谦君子的，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从来贯穿其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和它一次次毁灭性的重生，导致了对市场的外部干预和监管的必要性。这样，即便为了市场本身的秩序和发展，政府的角色就一直如影随形。 　　当然，政府并不是一个省油的角色，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问题。这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但这就是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尽管它确实不是如市场主义者想象或希望的那样简单。 　　这是为什么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表面的。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既有政府又有市场的混合经济之中。加强权利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有助于解决不少矛盾，但仍然会存在并产生新的问题，就如今天美国和欧盟也有自己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困境一样。 　　 　　国企的尴尬 　　 　　就中国而言，我们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其实也已存在着在若干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商业利益的追逐侵蚀了社会公正和人文价值的问题。因此，当今中国在政治改革中确实面临如何建立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问题，但经济改革的真实问题，并非将市场理想化，以至替代政府的作用。实际上，现在经济改革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否就是国企，而后者又如何与市场经济兼容。 　　一些极端人士认为，国企天生效率低下，政企不分，现在已成为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名为国有，实为少数人谋私利，成为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是一个权宜性的口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个词本身就相互矛盾。而且他们不仅不看好后发国家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跨越的东亚模式，甚至也不待见北欧乃至德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所说的市场导向就是英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打开窗户说亮话，他们认为1990年代初邓小平讲不论”姓’资’姓’社'”是给”姓’资'”打开了通道，因而值得欢迎，但今天社资共存已没有必要，是实际上该取消”姓’社'”直接”姓’资'”的时候了。因此国企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退出问题，或私有化问题。用一个委婉的说法，就是从所有竞争性行业退出。现在垄断的领域，也要尽可能打破垄断。总之，同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一样，国企仅仅保留在个别自然垄断或公益性的领域。 　　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国企是公有制的代表，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废了国企，社会主义就名存实亡。因此，捍卫国企，就是捍卫社会主义。 　　还有一些人，是从保护民族工业、民族的经济独立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强调必须有国企，主要是中央企业。他们认为，打掉或分拆了央企，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就没有了主力军、国家队，在世界经济寡头竞争的大格局中，中国就会吃大亏，民族利益就会严重受损。中国就会受到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掌控。 　　迄今为止，官方的正式立场是”两个不动摇”的口号，即坚持公有制主导不动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动摇。国企的改革就是股份化，包括变为上市公众公司。但是其管理和控制，还是要在国家手中。 　　所有这些，造成了国企目前尴尬的现状。一些人抨击国企，不是基于经济，而是基于政治，是为了削弱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国企成了一些人抨击政府不甚方便时最方便的出气筒和替罪羊。国企赚钱了，被指为依靠垄断和与民争利；赔钱了，被指不负责任和败家子。国企资产是国家的，也不断被划给社保基金或上缴财政，但被指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把控和服务。国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好，不被认为是职工的境况地位在公企比私企强，反被指为特权和刮国有资产的油。国企领导的工资奖金只有同等规模的外企或民企的几十分之一，被指为薪酬过高，要严加控制和继续降低。 　　从政府角度，对国企的管理类同党政干部。国企领导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国资委的权力只限于规模较小的国企。国企领导人到点退休，余地比党政干部大不了多少。 　　在现在仍未设立国资委的领域如金融、证券、保险等系统，由于处在市场经济价值链分配的上游，政府与企业薪酬差距特别大，官员轮岗到被监管的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已经成为平衡干部需求待遇的常规管道。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可以想见，国企内部机制不顺，赏罚不明、效率难高。能干的人到国企，往往是为了有个经历，积聚资源，一旦时机成熟，或自立门户、反戈一击，或待价而沽，跳进外企。不能干的人觉得国企虽然待遇和发展机会差些，但工作压力不大，在这儿混个生活容易，养老也有保障。因此国企中优汰劣胜，很难避免。 　　国企这些年来市场化改革有相当进展，主要是为了竞争和留住人才，中下层管理人员薪酬基本市场化了，但顶层领导薪酬受控，形成上下薪酬趋同乃至倒挂的奇怪格局。国企主要领导既要搞好企业，又要顾及乌纱帽，行为很难不扭曲。比如：职务消费泛滥，利用掌控的巨大国有资源捞好处等。 　　正因如此，虽然从改革伊始，国企改革的口号就是政企分离，后来成立了国资委，文件中又加上了政资分离，但实际上，这些年来又有政企更分不开的趋向。政府需要掌控国企，自然也要保护国企。综合起来，虽有国家资源优势但内外交困的国企能搞成今天这样子，确实可说堪称不易。 　　 　　警惕寡头式分配 　　 　　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在经济领域，焦点除了国企，我们还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无法回避的财富分配问题。 　　这是因为如前所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国的大企业，除了央企、外企，就是家族型的私企。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无论银行保险证券，还是油田矿山电信电力，央企之外，要么给外资，要么就是家族寡头了。 　　有人说，中国今天已经是权贵资本主义了，央企本来就是为小集团利益服务的。这个说法显然并不客观。现在央企的有些负责人和相关权势者确实利用国有资源得到不少好处，但相对于巨额国有资产，毕竟是九牛一毛。他们的手脚毕竟偷偷摸摸，不敢过于放肆。面对着他们自己能掌控或影响的巨额资产，有些人确实早已心动或垂涎欲滴，只是慑于党纪国法和众目睽睽，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但如果央企退出搞私有化，这些巨额资产必成他们囊中之物。那时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时代就会真正到来。 　　还有人说，我们不必也不能追求结果公平，只要机会平等公平即可。但严酷的事实是，如果财富分配本身不公平不公正，人们的机会乃至下一代的机会也不可能公平。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寡头化和土地兼并导致社会结构固化和混乱动荡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样，我们就在经济问题还没解决时，又要横跨进社会领域进行分析。 　　 　　维权与维稳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人们讲的是效率动力和做大蛋糕，那么在社会领域就得讲公平公正，分好蛋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人有惰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 2012-12-01 10:34:45 董兰淑：越南共产党与越南革新 进入专题 ： 越南共产党    ● 董兰淑   　　 　　越共在提出革新政策之前，是一个孤立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986年越南共产党（以下称越共）在第六次全国党代会上提出了革新政策（Doi Moi），开始推行经济改革，随后政治、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领域都引入了革新政策，开创了越南发展的新局面，越南也逐步变成一个融入国际社会具有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领导越南革新事业的过程中，越共因应形势、与时俱进，妥善处理了革新、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经济革新和政治革新的关系，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关系，在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巩固了其一党制执政地位。 　　 　　一、越共革新政策提出前的历史回顾 　　 　　1930年2月，胡志明和其他在中国的流亡者，在香港召开会议，发起成立越南共产党(Viet Nam Cong San Dang)，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越共的名称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the 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越共历次代表大会记录了该党的历史和走向，反映了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1935年，越共在澳门秘密召开了成立大会以来第一次全国党代会，吸收”统一战线”的理念，把印度支那所有民族主义政党作为潜在的联盟对象。 　　1951年，越共第二次全国党代会在越南北部高原偏远地区宣光（Tuyen Quang）举行。此次会议重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更名为越南工人党(VWP, Dang Lao Dong VietNam)，因为在此前的1945年，为淡化该党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印度支那共产党曾一度被解散。 　　1960年，越共第三次全国党代会在河内召开，正式了明确了在越南北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越南南部开展革命的任务。 　　1976年12月，越共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党代会。这是越南统一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这次大会又把越南工人党更名为越南共产党。这次大会越共公布了治理越南这个统一国家的蓝图，并且进行了1930年以来该党最广泛的领导层调整。 　　此次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取代了1960年国家分裂时通过的旧党章。新党章声明越共的目标是”在越南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该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不仅要保证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要”保证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因国家统一，越共中央委员会从77人增加到133人，中央政治局从11人增加到17人（包括3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从7人增加到9人。超过一半的中央委员是首次任命，其中不少中央委员来自越南南方省份。越共党员增长了两倍，从1966年760，000人增加到1976年的1，553，500人，占越南总人口的3.1%。 　　在经济上，越共第四次全国党代会把重点从第三次全国党代会制定的重工业转到了轻工业，渔业，林业和农业，并聚焦已经实施了一年的第二个五年规划。这次会议还确定了一系列经济目标，包括在全国范围建立经济管理系统，更好得发挥用价格调节供给和需求的作用等。 　　1982年3月，越共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党代会，会议确定了与苏联保持一致的方针，但会上，党内领导层就苏联发展模式是否依然适合越南的实际情况，产生了分歧。 　　1986年12月，越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党代会。此次大会的显着特征是对党的坦诚评价和对领导层的调整。党内就改善经济的失败，展开了异乎寻常的自我批评，并做出了一项复兴越南经济的新承诺。越共六大的政策旨在平衡党内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立场，因为激进派主张通过集体化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温和派则强调利伯维尔场的力量。 　　 　　二、越共革新政策提出的背景和成效 　　 　　1975年，在越共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与外来势力（先是法国，后是美国）艰苦卓绝的斗争，越南终于实现了民族统一、独立和主权。虽然越南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但越共却没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几十年后，社会主义革命政府领导的越南，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越南的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40%五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 　　越南的经济衰败源于战争破坏和越共对经济的管理失误。与美国长期的艰苦战争摧毁了越南绝大多数人力资源和资本。而且，在越南早期重建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越共进行了经济禁运，不仅剥夺了越南获取多边贷款和援助的机会，而且切断了越南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联系。 　　对经济的管理失误源于越南政府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集体农业。越南是农业占主导的社会，所以，越南政府只有强制农业集体化，通过对农业的过度攫取才能在财政上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结果，这种政策并既没有带来工业的高速发展，也没有带来农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对农业的过度攫取使得农民收益过低，对农业生产缺乏积极性。对农民的不公平政策，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了越南食物短缺和人们整体生活水平的停滞。1980年代，越共认识到持续的经济停滞将最终削弱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越共认识到了改革其经济政策的紧迫性。 　　”Doi Moi,”（越南语）字面意思就是改变和革新，这是越共对经济改革和创新的称谓，这一称谓最早是在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的，在1992年和2001年的越南宪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申。革新政策包括从中央计划指令性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通常理解的市场社会主义。与东欧改革不同，革新政策避免激进变革，强调改革的渐进性和政治的稳定性，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优先于私有化。革新政策的目标是向地方分权和向全球开放市场。 　　越南总理阮晋勇说，革新政策必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符合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革新政策必须在充分发挥国内优势的同时，拓展国际支持，把国内优势和全球化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时代优势结合起来”。 　　革新政策针对农民制定了一系列综合性政策，对农业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农业政策从集体化调整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拥有了生产自主权，在完成国家配额后，他们生产的产品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尽管土地还是国有财产，但是农民可以承租20年甚至更长时间，其子女可以继承土地的使用权。这项政策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增长迅猛，越南从大米进口国变成了继泰国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大大米出口国。 　　到1990年代早期，越南的经济发展前景看好。越南每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5%以上；根据国际标准，越南贫困家庭率从1990年代早期的58%下降到2007年的14.7%；人均寿命从63岁增加到71岁；每年解决150万人的就业。 　　根据联合国的评估，越南已经提前10年，成功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中关于减少贫困和消除饥饿问题规定的”到2015年人口贫困率减少一半”的目标。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基层民众满怀热情参与到越共的革新事业中，革新政策成了全国人民的行动，人民的活力和创造性得到了发挥，人民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保障，人民多样化的要求得到了更好地满足。 　　1994年美国解除对越南的经济禁运时，越南期望成为下一个”亚洲虎”（Asian tiger）。为实现该期望，越南开放了市场,实行了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1995年，越南加入了东盟（ASEAN），1996年加入了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亚欧会议（ASEM），1998年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2001年12月加入美越双边贸易协定，为越南2007年加入世贸组织（WTO)迈开了一大步。 　　经过二十多年的革新政策，越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孤立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转变成了一个融入国际社会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越共领导”革新”政策的经验启示 　　 　　1、保持”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越南在实施革新政策过程中的一大优势，越共认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前提条件，在领导革新事业中始终把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置于首位。政治稳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稳定有效，能够形成社会共识，得到人民支持。为了达到政治稳定，越共须要在与时俱进、自我改革的过程中，维护其在国家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地位。 　　1980年的国家宪法规定越共是”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唯一力量”。所以，越共超越政府，在所有国家活动中居于优先地位，政府的功能仅仅是贯彻越共既定方针政策而已。越共通过党的领导人占据越南所有政府部门的核心职位，同时控制越南所有的群众组织，来确保其统治。 　　2、 赋权其他政治机构 　　越共不仅通过自身的组织和党员发挥领导作用，而且通过授予其他政治机构更多权力进行领导。越南祖国阵线（Vietnam Fatherland Front）和工会（Trade Union）等机构在革新政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ational Assembly）的权力在1992年以后，也逐步得到了加强。 　　越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最高代议和最高立法机关，它是唯一具有宪法和法律权利的机构，颁布与内政和外交，社会和经济任务，国防和安全相关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政策，制定政府机构组织和运行、社会关系和公民活动的基本原则，行使对国务活动最高的监督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质询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总理和政府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质询，相关部门和个人必须给予答复。越南的电视展播此类质询和答复会议，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改革的成果，预示着越南的崭新实践。 　　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政和外交事务的代表，其任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均为五年。 　　政府负责领导各部委，落实国家计划，充分调动资源建设和保卫国家，确保社会稳定，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越南的政治革新加强了整个政治体系的权力，巩固了社会统一和稳定，调动了经济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通过政治改革并与国际社会合作，越南强化了革新意识，其革新事业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3、迎接各种挑战 　　在加速改革步伐的过程中，越南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着力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社会问题，努力在二者中寻求平衡。 　　越南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因此，越南在探索实践新模式和新方向中必然要克服诸多挑战。 　　越南在革新政策中还面临着其他挑战：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过度依赖市场力量和缺乏社会保障体系。 　　4、实施政治革新政策 　　越共不仅进行经济革新，也把革新政策运用到政治领域，进行政治革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务实的方式处理人们业已存在的各种期望和实践。例如，推动越共党内民主（鼓励党员更多地参与党的政策和战略制定过程），允许越共党员经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2006年，越共在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上，首次正式允许其310万党员从事和参与民营企业。另外，1986年亲市场政策（pro-market polices）颁布以来产生的企业家、企业管理者等也允许申请入党。 　　二是明确分工、各司其责，调整越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关系，避免三者角色和职能的交叉重叠。为确保政府更好地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越共的角色主要是把握方向，通过全国党组织团结人民，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履行立法职能。 　　三是完善各类社会政治组织的功能。越南转变了对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等群众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积极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同时，让人民群众成为战略和政策实施的参与者和监督者。 　　把革新政策引入政治领域的同时，越南意识到良好有效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因此，越南对全国范围的行政管理，尤其是对行政管理程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越南也需要一个透明的国家机器，为重整人民对越共的信心，调动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潜力，越南着力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 　　5、实施法律体制改革 　　在领导革新事业过程中，越共高度重视法律体制改革，不断加强法治建设。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2-2007）期间，越南史无前例地提出了115项法律草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7-2012）期间，截止到2010年已提出了152项法律草案。 　　宪法也进行了修正和补充。2001年12月25日，越南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此次对宪法的修正和补充集中在两项制度：经济体制和国家机构设置，(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越南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