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核心提示： 平安保险公司免于拆分后，温家宝的亲属和他妻子的朋友低价获得了大量平安股票。他们通过复杂的持股结构一度控制了平安3.2%的股权，在平安上市后获得了可观增值。 原文： Lobbying, a Windfall and a Leader’s Family 发表：2012年11月27日 作者：DAVID BARBOZA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版 【 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座115层的写字楼。该公司目前以500亿美元资产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 】 中国深圳——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一家保险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其负责人劝说中国领导人放松要求拆分该公司的规定。 1999年秋，官员们被告知，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的生存危在旦夕。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和中国央行行长都直接收到了相关请求。这两名位高权重的官员都对平安所在行业有监管权。 《纽约时报》查阅了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写给温家宝的一封信。马明哲在信中请求道，“恳请温副总理从更高的层次予以领导和协调。” 后来平安没被拆分。 事实证明，努力游说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 平安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之一，以500亿美元（约合3113亿元人民币）的身价领先于美国国际集团(AIG)、大都会人寿(MetLife)和保诚集团(Prudential)。而在幕后，温家宝的亲属得到了平安的股份。一旦平安实力回弹，这些股份将会价值几十亿美元。 本报上月报道，在温家宝自2003年出任总理后的任期内， 他的亲属变得非常富有 ，获得了旅游度假村、银行、珠宝公司、电信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股份。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截至目前为止，他们财富的最大来源是平安的股份。在平安取得豁免不受大型金融企业应进行拆分这项规定的影响约八个月后，他们买进了平安的股份。 监管记录和公司记录显示，远在大多数投资者能购买平安的股票之前，一家名为泰鸿(Taihong)的公司便通过早前在平安持有股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平安的大宗股权。不久后，泰鸿便被温家宝的亲属控制了。不管怎么看，该公司在这笔交易中获利颇丰。据采访和公开文件显示，泰鸿2002年12月购买平安股份时的价格是另一家大型投资者英国银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s)两个月前的购买价格的四分之一。 截至2004年6月，即便在平安于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上市之前，温家宝亲属所持股份的价值已是四倍于从前。截至2007年，泰鸿最初那6500万美元的投资已价值37亿美元。 公司记录显示，温家宝的亲属通过那笔投资获得的利益极有可能在2007年年底达到22亿美元的峰值。2007年是泰鸿作为股东的记录公开可查的最后一年。因为泰鸿不再出现在平安的公开文件中，目前尚不清楚温家宝的亲属是否继续持有平安的股份。 同样无法获知的是，温家宝和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是否亲自介入，批复了平安不要拆分该公司的申请，以及温家宝对自己亲属持有的股份是否知晓。 但平安的内部文件、政府文件以及同银行家和平安前高管的采访表明，在参加了相关会议的监管部门中，副总理办公室和央行都名列其中，且都有权批准不拆分平安。 文件显示，只有两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得到了类似的批准，免于被拆分，而三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都被迫进行了拆分。中国的许多大型银行都按照拆分要求，出售了在其他机构的资产。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拆分的规定是金融危机后出于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而实行的。 平安向《纽约时报》发了一份声明，称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过并不知晓股东背后的所有机构的背景。平安还表示：“股东之间的任何股权转让是股东的正当权利。” 中国外交部没有回复请其为本文置评的电话。早些时候，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严厉批评了本报对温家宝家属的财务状况所做的调查，称“有关媒体的报道抹黑中国，别有用心”。 本报上月报道了总理家族的财富后，代表温家宝家族的律师称本报文章中有未指明的错误且温氏家族保留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 此外，中国政府 屏蔽了中国大陆对《纽约时报》中英文网站的访问 ，称采取该行动“符合法律和法规”。目前，对本报中英文网站的屏蔽仍在继续。 本报无法和温家宝或戴相龙取得联系以求置评。预计温家宝将于明年3月退休。而戴相龙现在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参与了平安2004年香港上市，及其后来2007年上海上市的中外银行家和律师称，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温家宝的亲属获得了该公司的大量股份。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曾持有大量的平安股份，并在平安于香港首次公开募股时，作为主承销商。两家公司的高管也表示，从未被告知温家人的持股情况。在平安的敦促下，这两家投资银行也在2000年向温家宝及其他监管者提出请求，不要按照规定拆分平安。2005年，两家投行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把他们持有的平安股份以一起卖给汇丰银行。出售价约为10亿美元，比他们最初投资上涨了14倍。 《纽约时报》查阅的几千页公开公司文件显示，温家宝的亲属并未直接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持有平安股份，而是用一层又一层隐蔽的合伙人关系掩盖了他们的持股状况。 在上个月的一次访谈中，温家的一位富商朋友段伟红称，其实是她持有那部分平安股份，而温家宝亲属出现在持股记录上，只是一个意外。这个过程包括借用他们的身份证件，并取得他们的签名。 对于披露与上市公司运营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司信息，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都有详细的法规。这些信息包括大股东的身份，以及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是否为关联方等等。但是法律专家称，这些法规的执行力度一般都很弱，这点在大陆地区尤甚。他们说，也有一种名义股东的习惯做法，亦即由某人代表另外一个人持股。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有经验的律师和会计师都无法一窥究竟。 《纽约时报》并未发现有迹象显示，这方面的法规或任何其他法律被违反，也未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温家宝以本人名义持有平安股份。 在研究过《纽约时报》提出的问题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of Hong Kong)及香港证券交易所拒绝发表评论。北京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则并未回应质询。 平安现在最大的股东、持有15.5%平安股份的汇丰银行，也拒绝发表评论。汇丰银行上周宣布，作为其广泛筹资活动的一部分，正在考虑出售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 如今，平安是一个成功的大集团，去年的营收为400亿美元，在中国有约50万名保险销售员。它是中国唯一的完全一体化的金融机构，拥有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一家信托公司和一家证券公司。 2010年末，平安进一步增强力量，宣布了一个40亿美元的交易，并从此控制了中国中型商业银行之一，深圳发展银行。现在，平安正在深圳修建一个新的公司总部， 一栋115层的壮观办公楼 。该大楼由纽约建筑公司KPF建筑设计所(Kohn Pedersen Fox)所设计。 差点被拆分 高中毕业生出身的平安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最初是袁庚的助手。袁庚是中国最早的一些经济改革中的先驱者，也是平安保险的早期领导者。 袁庚欣赏马明哲的聪明才干，因而让他负责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工业园的人事工作，并最终让他负责新成立的平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在新兴海滨城市深圳生根发芽。 马明哲的时机很好。那时中国刚刚开始重构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政府开始打破共产党干部在养老金、社保和住房保障上的铁饭碗。 尽管平安创立之初是国企，却是首批实验西方管理模式的中国保险公司之一，包括聘用保险业务精算师，开展后台运营工作，及引入外国股东。 1988年，平安成立。马明哲负责协助管理这家小公司。几年后，他为公司寻觅美国的知名股东。 1994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私募股权融资部门各自出资约3500万美金，购买了7.5%的平安股份。在当时，这是一家中国金融机构收到的最大一笔外商投资。 平安最初的成功大多归功于马明哲。马明哲是个充满冲劲的高管，因其管理技巧、政治技巧及冒险精神而受到推崇。 “他具备一个伟大企业家的所有特质，”曾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管理平安上海分公司的严峰称，“他学习能力很强，知道怎么适应新形势，而且做事很有决心。为了实现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后，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走软，该公司的增长动力遇到了问题。 臃肿的国有企业开始崩溃，到了1998年，中国一些最大的国有银行几近破产。 平安辛苦得来的财富也开始不断蒸发。和中国大多数大型保险公司一样，平安是利用可以保证大笔收益的长期投资产品来赢取新客户，这些收益是利用银行在通胀时期为存款提供的高额利率来获得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利率暴跌，该公司也损失惨重。 1999年，平安的高管开始承认，该公司处于破产边缘。作为一家联合控股的股份公司，平安拥有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但很多这些公司都拒绝通过购买更多股份，为平安提供需要的资本金来进行救助。 平安一名前高管在要求匿名的前提下透露，“当时大家都不确定平安能不能继续下去，以后会怎么样。” 此外，来自政府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因为担心金融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北京的监管机关加大执法力度，要求金融机构限制经营活动的范围。 银行被告知要出售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的股份；保险公司则必须在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之间做选择，而不再同时经营两者。 1998年中国新的保险监管机构成立，之后它开始施压，让平安拆分其信托和证券业务，并将人寿和财产保险部门分成独立的公司。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马永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该机构已经做好计划，要对平安及其他保险公司进行拆分。 “分业经营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审批，”马永伟对媒体称，他还表示将“深化保险系统的改革”。 监 管机构让步 在公司即将拆分之际，马明哲（英文名Peter Ma）开始给北京的领导人写信，向助手口述备忘录提醒自己要为高层官员“购买高尔夫球杆”，还列出详细的图表，规定平安每一位高管应该担起的游说责任，上述记录的副本显示。这些副本已经经过了前平安高管的核实。 马明哲将自己的精力锁定在中国政府最高的行政机构国务院上，国务院由38名成员组成，高级领导人包括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此外，平安还同时向有监管保险业责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寻求帮助。 温家宝地位独特。他曾在权力巨大的中央金融工委任书记，中央金融工委成立于1998年，负责监督中国的银行业、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以及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平安的会议记录以及对出席者的采访显示，马明哲和这些监管者见了面，称自己的公司临近破产，希望他们能够批准该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从而改善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目前，平安的寿险亏损，产险和信托微有盈利，”马明哲在1999年9月29日写给温家宝的信中说道。平安两名前任高管证实了这封信的内容。 在不进行彻底拆分的情况下，马明哲提出了一条折衷之道。他在征求了其他投资者的意见之后，提议成立一家控股公司，实际上分开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业务，但同时又将这两个部门，以及证券和信托部门，置于同一家公司旗下。 他说，这个公司将重组为平安集团，《纽约时报》查看过的平安文件显示。之后，他就开始为自己的提议寻找支持者。 2000年1月，在马明哲的支持下，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们联名给温家宝写信称，拆分将“违反中国鼓励并保护外国投资的政策”，《纽约时报》查阅的该信函的副本显示。这封信的真实性已经由这两家投资银行的前任高管证实。 上述美国投资银行警告说，“作为美国上市公司，我们可能需要披露与投资平安相关的损失。这对于向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形象，并没有帮助。” 《纽约时报》查阅到的公司文件显示，这封信发出之前，平安高管以及两家美国投资银行已经进行了数月的积极游说，劝说北京的其他高层官员，包括中央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让平安保持完整。 早在1999年，平安高管也已经开始与温家宝的家人进行接触。 前平安员工胡坤曾在1997年至2000年之间担任马明哲的助理。胡坤回顾了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1999年的一次会面。 胡坤表示，他没有被告知会面时发生了什么，但他记得马明哲的反应。胡坤说，“因为那次会面，马董事长很激动。”胡坤现在居住在美国，他声称，平安欠自己5.2万股股票，并曾因此与平安产生了纠纷。 《纽约时报》查阅的公司记录显示，1999年6月17日下午，马明哲与温家宝的妻子，以及时任平安驻北京代表处主任的李春彦会面，随后还共进晚餐。 席间谈话的内容不为外界所知，但双方的关系似乎开始蓬勃发展。大约在同一时期，由张蓓莉的亲戚部分控制的钻石公司，开始在平安位于北京的办公大楼占据办公空间，该钻石公司向监管部门提交的文件显示。几位平安前高管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之后，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与人共同建立的创业企业，从平安赢得了利润丰厚的科技合同。 现年56岁的马明哲仍然控制着平安集团，他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胡坤的回忆，及《纽约时报》查阅的相关文件中关于平安的游说努力，以及与温家宝亲属会面的情节，通过对四名曾在同一段时间，在该公司深圳总部与马明哲和胡坤共事的高管进行采访得到了印证。 此外，当时负责北京代表处的李春彦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确认，在那段时间，他曾带张蓓莉与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会面。 但文件和采访并没有揭示，几次会面，是否对政府监管部门放弃拆分平安的决定产生了影响。不过在2002年4月，中国的最高监管部门作出了决定。经过国务院及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平安开始了将自己转变为一家金融集团的过程。 该公司不仅获准保留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牌照，还获准保留经营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牌照。平安还获准取得了一张银行牌照。 分析人士称，在中国受到严格管制的市场上，这些牌照价值连城。 瑞银(UBS)长期关注保险行业的驻香港分析师梁智勤(Bob Leung)说，“享受到了挖掘金矿一般的高回报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就是其中之一。” 2002年底，平安不仅安然渡过了下滑趋势，还呈现了光明的前景。公司的重组促进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当年10月，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汇丰银行同意支付6亿美元，从平安购买10%的股份。仅仅一年多以后，监管部门就批准该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销售股票。 在平安筹备赴香港上市时，一群与包括温家宝在内的北京高层官员有紧密联系的投资者，正在静悄悄地大量囤积平安股份。 买进 平安 平安披露的信息显示，2002年12月26日，来自总理故乡的温家好友段伟红经营的一家公司，通过一家名为泰鸿的企业购入平安股份。记录显示，之后不久，温家宝的亲戚，及其妻子的同事控制了这个投资工具。 根据平安在香港上市前提供的文件，泰鸿先是从全球运输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为“中远”）手中购买了7770万股平安股份，后来又从中远的大连分支机构购入220万股。股份一拆二之后，泰鸿拥有的股份数量翻番。因此，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2004年6月，即平安在香港上市前夕，泰鸿持有1.598亿股平安股份，约占总股份的3.2%。 在一次采访中，段伟红称，为了购买这些股份，她每股花费了约40美分（按照当前的汇率），共计6500万美元。 分析人士称，这一价格似乎享受了非同寻常的大折扣，因为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汇丰购买了平安10%的股份，每股约1.6美元。 中远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对泰鸿而言，这笔买卖大获成功。2007年，平安股价达到峰值，这1.59亿股的估值为37亿美元。不过，根据公开披露的文件，泰鸿已于2007年前大幅降低了持股额。 根据公司和监管文件，尽管泰鸿是名义上的股东，但是平安这比交易的受益人隐藏在温家宝的亲属控制的十几个投资工具之后，包括他的一个弟媳、他妻子张蓓莉的两名兄弟，以及她的数个长期同事和生意伙伴。所有这些人都与段伟红一起，列为泰鸿的持有人。 根据公开文件，到2007年，温家宝总理现年91岁的母亲，通过与泰鸿相关的两家投资公司，持有价值1.2亿美元的平安股票。 段伟红称，她从2000年开始认识温家宝的家人，但这些平安股份都是为她个人的账户购买的。她说，温家宝的亲属之所以出现在泰鸿的持股记录里，仅仅是因为她的公司借用了他人由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以便向公众掩盖她自己持有的平安股份。她称，总理亲属的身份证是错误借用的。 段伟红说，“最后的收益，100%都归我所有。” 余波 2001年，中国颁布了新的法规，限制共产党员及其家庭成员进行股票交易。 比方说，法规禁止负责国有企业的共产党官员利用亲属来买卖上市国有企业的股票。这些亲属包括父母、子女，甚至还包括子女配偶的亲属。 《纽约时报》没有发现温家宝与家庭成员分享内幕信息的迹象。 但是，《纽约时报》咨询的分析人士称，关于这些亲属持有的股份，有很多有待解答的问题，比如，谁可能知晓这些亲属购买了股票，以及是否有人应当承担披露这些信息的法律义务。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高管称，他们既不知道这些股份买卖活动，也没有参与到交易中。 这两家公司还称，典型的首次公开发行(IPO)程序中，不太可能发现隐藏在多重投资工具背后、采用陌生姓名的股东的真正身份。 根据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监管法规，公开上市的公司及帮助其承销股票的专业服务伙伴，有法律义务披露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的身份。《纽约时报》发现，即便是在持股最多的时候，温家宝家人的投资工具泰鸿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也从未超过3.2%。 另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是，泰鸿如何能够以似乎极其优惠的价格购买平安的股份。到2002年底，随着汇丰的一大笔投资，平安的IPO前景已经极度看好。 法律专家称，一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在平安2004年上市之前，谁作为中间人促成了这些亲属购买该公司的股份，以及这些撮合交易的人是否试图从监管机构得到好处。 纽约大学法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教授、中国司法系统专家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选中了这些人，以及他们获得这些股份的条件是什么？很显然，每个人都想在一桩热门IPO进行之前参与其中。”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很多人一开口就主张一步到位地推动全面改革，按照西方现代版本的民主教科书来说，他们的主张并不算错，但也不算高明。因为这些通用的民主教材所主张的几项几点，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可以倒背出来，就算有些人能更详细更全面地说出这些教材的内容，也不足以产生自豪感和优越感。因为仅仅知道这些经典民主教材介绍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还需要在综合考虑西方民主教材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民主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有些人因为经典的民主教科书所介绍的很多东西在中国没法落实，就只是责怪中国的国情变态和古怪，却丝毫不去怀疑民主理论是否完善，却丝毫不去质疑自己理论功底的不足。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这和“穿不上鞋子责怪脚”的人毫无分别。 　　对一些具有民主知识基础和民主思维的人来说，摆脱对西方民主教科书的教条式崇拜，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反思更是刻不容缓的事。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和民主绝缘的，尽管不同的国家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有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既然有各式各样的困难，相应的就有各式各样的克服困难的办法。这些办法虽然很难从西方的民主教科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未必就没有答案。过早地给中国下一个“变态”、“古怪”的定论是不科学的，说“中国自绝于民主理论”也是过于武断的。 　　只要不过度迷信西方的经典民主教材，只要去深入认识中国国情，只要去积极地进行民主理论和民主模式的创新探究，中国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在错开进行而不是一下子全面铺开的改革中向民主迈进，中国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在渐进推进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改革中向民主迈进。 　　1.除了全面铺开的改革之外还有错开进行的改革 　　当前的一些政改文本在谈论党禁、报禁和言论、集会、结社禁令时，往往直接引用西方民主教科书的内容和标准，主张什么一次性全部放开。像这样一次性放开之后，这个传统上的管控型国家会不会一下子陷入混乱和动荡实在难料。到时候是历史问题、民族问题、边疆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等一下子都摆脱以往的限制，全部被释放出来。这样一下子释放出来之后，人们的思想混乱和行为混乱以及国家的混乱动荡都是可想而知的事情。由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向分裂容易统一难，动荡容易稳定难，一旦混乱和动荡持续几年或几十年，到那时一般民众就会认为最重要的是恢复统一和秩序，至于民主反而不是优先选项，可以放到以后再续，于是重新统一，重新在民主上倒退。以往的中国曾经上演过类似的场景，民国时期的动荡混乱相信很多人都还不陌生，只是对此反思得还远远不够。 　　在这些改革事项上，是不是一定要向西方民主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全面铺开呢？还是说有很多种路径和可能性呢？很显然只要我们摆脱对西方民主教科书的教条式崇拜，就更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变革路径。比如新加坡放开了党禁，但对传媒和社会舆论的限制很严，该国有选举民主但还没有自由的社会舆论，于是这个国家就很稳定。比如中国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前、廉政公署成立之后，是一种法制健全但总督集权的政治局面。另外西方民主国家的各项民主指标也并非同步同时完成的，虽然现代的西方民主教科书作为事后诸葛亮可以把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和放开对言论、集会、结社等的限制，作为一揽子政改方案和政改指标列举出来，但这些东西即便在西方也不是同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有些指标都还没完成。 　　所以中国在政改问题上完全可以抱着一种错开进行的思路。不需要像当年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四面出击，在意识形态多元化、舆论开放、反思历史、多党制、党内民主化和党外民主化等问题上同时发力，既搞经济改革又搞政治改革，结果国家在短时间内承受不了这么重大的冲击，一下子四分五裂、动荡不安。比如对报禁和开放社会组织登记等问题，可在适当的时机错开进行改革，不必同时放开。同时放开社会组织登记和报禁，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还比如在推动某些地区的直选试点时，可以不必同时开放报禁和社会组织登记，让选举试点先在言论不自由、结社不自由的情况进行。这种错开进行的思路并不局限于选举、报禁和结社禁方面，还可以推广到其它敏感事项上面。并非说放开报禁的同时一定要放开结社禁，错开进行或者其中一两项滞后一些年也没什么。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稳定就更有保障一些，国家的稳定有了保障，内忧外患也就可控一些，这样一来国民的心理才有可能更温和，有了更温和包容的国民心态才能为民主社会奠定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民主理论创新的机会，可惜很多研究政改问题的有识之士一上来就是倒背如流的那几句话，什么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结社禁等等。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有地方直选但同时没有舆论自由，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有结社自由但没有组党的自由，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没有报禁但有党禁，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意识形态多元化但不允许全面反思历史，一个国家可以全面反思历史但不可以自由竞选……如此等等，在一个国家实际上可以出现很多种不同的组合和配置，上面列举的只是少数几个例子罢了，实际上还可以有很多种错开进行的路径和思路。这些思路都比一下子全面放开更安全、更可控。要是多一些人从这方面下功夫钻研的话，政改的理论准备就不会这么不充足了，政改的僵局也就不会那么严重了，而且改革中的风险和不可控因素都可以因这种细化和具体的错开研究变得更加可控。 　　2.除了一步到位的改革还有渐进的改革 　　现代版本的西方民主，现在一眼看上去已经很耀眼很醒目，但其实其发展完善已经走过了很多个世纪。在西方，当年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当年黑人在美国只是奴隶，当年没有一定财产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的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一般平民的选举权都是逐渐获得的。可以这样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一步到位的，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所有国家的民主都是渐进获得的，而且远不是尽善尽美的，都还需要继续进步。我们探究中国政改问题，除了和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之外，还要重视对自己国家历史和现实的纵向比较。通过纵向比较就会看到，家天下早已成为历史，世袭制早已成为历史，这次换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任十年后裸退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就连很多自由派人士都对此给予正面评价。还有很多很多的进步方面都没有得到具体的分析和概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或大或小的进步都只有在温和和安定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得到巩固和继续发展，一旦中国失去了安定，倒退在所难免。一旦失去了安定，谁能保证中国不再重演上演了几千年的治乱循环。 　　所以我们在看待政改问题时，首先就要看清楚当代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相比有诸多进步面，首先要想办法保护好这些来之不易的进步面，然后再考虑怎样继续扩大进步面，怎样一步步让中国既不失去稳定也渐渐进步。这中间有很多事情都是普通公民可以出力的，并不是说只有大人物和大局的变革才是够分量的变革。实际上，更多温和和建设性的公民，更多热心公益的公民，更多心态包容多元的公民，才是中国进步的真正依靠。没有这些依靠或者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的情况下，就会越来越寄希望于大陆出现蒋经国式的人物，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极少数精英和极少数大事上面。这种寄托越强烈，只能说明公民社会发育得越不好，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还不够成熟。说句难听的话，这种寄托就像寄希望于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中奖的概率小得可怜。这种心理既虚弱又不靠谱，至少从这一点看，中国陷入目前的政改僵局是自有其道理的，不是偶然的。 　　甚至可以说，塑造越来越多温和、包容、热心公益而又积极进取的公民，才是中国政改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依靠。唯有拥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公民，中国的进步才会是不可逆的、持续的和越来越稳固的。一步到位的政改，也许能从形式上改变中国的外表，但对骨子里的中国的触动和改良到底有多大，实在难料。而且一步到位的政改，中间蕴藏的很多风险和不可控因素都是很难应对的。现在的一些人往往对西方的民主教科书非常熟悉，但对怎样应对一步到位的政改引发的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国家统一问题、国家稳定问题等等缺乏充足的理论准备。我们看到新加坡可以发明一个“集选区制度”来解决民主选举中极容易引发的民族问题。那么我国的自由派和西方民主教科书控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没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有没有哪位自由派人士发明出一种可以和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相媲美的解决民主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制度？当然，一些自由派人士是毫不在乎这个问题的，他们只是在不断地论述他们的自由观和民主观，至于“国家在民主改革中是否会分裂”、“民族矛盾是否会激化”都不在考虑范围。这样的政改研究到底有多高明，到底有多客观，公众自有公论。 　　大陆多半不会再有什么蒋经国，但没有蒋经国并不意味着就只能对中国的进步和变革持悲观态度了。如果能抛开“政改全面铺开论”和“政改一步到位论”的负面影响，抱着温和、包容和建设性的态度努力创建公民社会，努力和方方面面的力量和解（包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和解），努力推动国家在体制内的渐进改良和渐进的进步，重视纵向对比中的每一个或大或小的进步，并努力扩大这种进步，则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未必就会那么悲观。 　　总之，错开进行的改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全面的、一步到位的改革，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更能够激发国人在政改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潜力。在错开进行和渐进推进的总原则下，做哪怕一点点的技术分析（对细节的实证分析）、法理分析、全局分析和可操作性分析，都比倒背西方当代的民主教科书强千百倍。有些人自以为自己会背那些民主教科书很厉害，其实他们才是当代中国最无知、最浅薄的一群人。这篇文章也无意再斥责那些只要民主自由不要安定的人；也不想再斥责那些只要民主自由不要国家统一的人；也不想再斥责那些只要民主自由，亲美到脑残地步的人。因为是非对错，时代自有公论，历史自有公论。

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以习近平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他本人也将担负重任，领导中国走向更有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虽然习近平在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进行的第一次讲话中只透露出了一星半点转变方向的暗示，但他确实谴责了“腐败盛行的状况，并表示官员应警惕腐败扩散”。 习近平的领导班子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我们能有什么期待？  习近平面临的最紧急的挑战来自政治方面，而不是经济领域。显然，他将会面对经济放缓问题。恢复经济增长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比如促进金融领域自由化、国企私有化、放宽管制以及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但如果不作出政治努力，限制国家权力，抑制腐败，允许人民在公共政策方面发表意见，这些改革不大可能会成功。 经济改革离不开政治改革的原因非常简单：恢复和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政策将会损害既得利益集团——国企、地方政府以及官僚机构和统治精英家族的利益，他们通过腐败聚敛了大量财富。这些利益集团是共产党的核心拥护者。换句话说，共产党本身将会成为改革的目标。 当然，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可以挑选一些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启改革，比如推进放宽利率、汇率的现有尝试。新领导班子也可以改革歧视外来劳工的户籍制度。糟糕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被废除。 但最关键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统治精英阶层的特权，因此会遭遇强大阻力。 要想克服阻挠，习近平有两个选择。第一，他可以在高层领导集团内部组成一个改革联盟。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里有许多保守派人士。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位退休领导人的影响力仍在。习近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占据主导。第二，他可以调动群众压倒党内的反对势力，但这对习近平和共产党来说，风险都非常大。 

李克强先是11月21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文章名义是学习所谓“十八大精神”，用于不脱官方调门，当天，也是十八大闭幕仅6天，他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并作讲话。 这次中国国务院召集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中南海的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举行，与会者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辽宁省、湖南省及成都市、上海浦东新区政府负责人等各地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 也许因为总理温家宝即将卸任，而又出访，因此李克强主持会议并讲话，某种程度上，李克强也是选择了这个机会作为经济政见的初步亮相。 李克强的首次亮相，基本上并不意外地，只谈经济，只谈经济改革，并未延续总理温家宝的政改话语。但无论如何，作为未来至少五年的中国总理，李克强的经济政见值得外界关注和期待。 昨天，官方新华社和中新社对李克强在会上的讲话做了不同口径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更加传统和官方，中新社则提供了不少的现场背景和李克强的鲜活的表态。 中新社的报道略有些夸张地说，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李克强在座谈会上讲话核心，那就是：“改革”，并说，这次会议被不具名的所谓“部分人士”，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事实上，随着公民运动者“改革已死”观点的提出和逐渐被接受，所谓当局发出的“改革信息”已经不太让中国右派民间意见者有多少激动和期待，更多的是冷静漠然的分析与应对，而从左派，尤其是毛派观点来看，“改革”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化公为私，社会不公的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克强发出的“改革”信号，与十八大胡锦涛“不走封闭僵化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既批左也打右一脉相承。 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有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无法延续高速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大挑战。 据中新社报道，李克强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他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还有9亿人，但他同时承认，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说到此，他提出一个让与会人员深思的问题：那我们还有什么红利可以利用呢？“这就是改革。”李克强自问自答，“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 李克强会上强调，我们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靠什么？改革开放就是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他又说，“让人民要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改革开放。” 对经济增长速度，李克强承认，中国将很难长期保持百分之八九的增长率。 李克强说，不片面追求GDP，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很难长久保持两位数，但是只要保持住7%的增长，到2020年实现小康就完全有可能。而实现这一目标靠什么？还是要靠改革。改革的空间和潜力仍然十分巨大。 李克强承认，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他说，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李克强说，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中国区域广阔，国情非常复杂，仅有顶层设计远远不够。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 李克强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分配体制也与之密切相关。这里既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又涉及到土地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眼下中国又碰到各种瓶颈制约，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如何破解这种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 对此，李克强认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 李克强说，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他说，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 李克强说，“这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但他似乎并无政治意愿也没有政治能力打破所谓既得利益。 根据他的说法，“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 对民间的对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不满，呼唤社会公正的呼声，李克强的回应是，“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李克强说，“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李克强的这一说法意味深长，留待历史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