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何清涟 | 西方社会为何亟盼习近平改革?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将西方民主视为“邪路”的说法,让中国人暂时对政改死了心,有人愤而批评“政改期待症是一种新型斯德哥尔摩综合并发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群体性发作一次”。但有趣的是,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政改期待症”却正在发酵,而且也是群体性的。 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政改期待症”有多高?请看《华尔街日报》11月12日发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这篇与“光芒四射的中国未来第一夫人彭丽媛”等多篇文章一起组成了持续的期待。 该文分析习近平将从哪里找执政灵感。先断言习不会钟情于毛泽东,再努力发掘习近平将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几个积极因素:一、在西方国家眼中,习近平比胡锦涛更有亲和力,特别是对美国。习1985年初次访美时曾在艾奥瓦州小镇Muscatine与一美国家庭同住,习的小公主目前在哈佛大学读书。二、习比胡更可爱,因其伟岸的身材、深沉圆厚的嗓音和光彩照人的妻子。三、习父习仲勋的影响。外媒一致认为习仲勋是位经济改革派和相对的政治自由派,1987年曾为当时受到批判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说话,并谴责1989年的“六四事件”。 在畅想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积极因素的同时,这位评论者有意遗忘了一些重要事实:一、2008年习负责筹办北京奥运会时与周永康一起打造了“奥运安保模式”。这个模式以“六张网”全方位覆盖的严密监控而闻名,成了后来中国举办大型活动与会议必借鉴的“安保模式”;二、2009年2月习访问墨西哥时曾发表的那番宏论:“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三、2012年9月初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对毛与毛思想的推崇。 这种有意遗漏一些重要信息而过份解读一些信息的做法,充其量只是表达了作者(包括西方社会)对习近平的政改期盼。如果说《华尔街日报》这篇报导象拿着棒棒糖劝诱儿童做个“好小孩”,《经济学家》10月29日发表的“习近平:必须改变的中国人”,则是“危机劝诫说”。该文在列举了中国种种不稳定因素,如经济增长减速、社会不平等、腐败横行、环境恶化,官员对土地巧取豪夺;底层不稳定,中产阶级失望透顶,上层完全失控等等之后,发表劝诫,“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些不满情绪,可能会引发链式反应,最终导致社会混乱,甚至暴力革命”,因此,习近平必须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BBC与英国《卫报》最近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持这个观点。 上述盼改革的理由与国人相同。但政改期盼症产生的深层原因却并非中国人所能想得到的,比如《经济学家》担忧的理由主要是:“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比,一个虚弱、不稳定的中国会更令世界更加担忧”——这与中国多年宣传的“西方(或者美国)害怕中国强大”正好相反,倒是习近平2009年宣称“三不”才是针对西方社会这担忧而发。 国际社会为何害怕中国发生动乱?理由之一是:中国目前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旺状态,但在世界上以投资入股、高价购买等各种方式争抢资源,向世界倾销廉价商品的同时也在输出各种不安全的劣质商品,以偷渡等方式向外输出大量移民,从事非法洗钱活动,等等都给世界造成了不安。东南亚邻国充满了中国偷渡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区,这些社区的卖淫、黑社会、洗钱、毒品之害,让当地警察头痛不已。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面临同样问题。这些邻国担忧,一旦中国发生大规模动乱,中国偷渡者将会如潮水般涌至,更难应付。 美国还有一重考虑,即一个强大的中国如果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美国也许可以借助中国约束一些流氓政权。作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早就发现,目前的情况比“冷战”时期更难对付。“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这个“老大哥”在,美英法等国只需要与“老大哥”谈妥,让它约束社会主义小兄弟就行了。苏联垮台之后,西方世界曾庆祝过这个“邪恶帝国”的消失。但美国后来发现,世界上还有不少中小流氓政权在捣乱,而且缺乏一个能够对些国家施加影响的大国。再后来,美国发现中国或许可能具有这种影响力。 中国这种影响力从何而来?中国由于要对抗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态的谴责,需要与一些专制独裁国家形成联盟。加上中国还有资源需求,与这些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关系”。经济上日益富裕起来的北京政府很愿意通过援助、无息贷款这种方式与这些独裁国家结为“好朋友”。这种用金钱购买拥护的利益联合,使得中国及其“好朋友”在联合国内成功了抵制西方社会对它们的谴责及制裁。尽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与控制力均远不如苏联当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中国还是隐然以暴政俱乐部的“领头大哥”自居。 美国看到了中国控制力远不如前苏联,但还是希望中国能够担当这种角色,比如过去在反恐事务上,今后在北韩事务与伊朗问题上,美国都对中国抱有这类期盼,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要想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就得让中国向民主化道路迈进。这次胡锦涛宣称中国不走西方民主化道路,并将其视为“邪路”的说法,确实让西方社会很失望。但有什么办法呢?欧盟身陷经济危机不知何时解脱,美国经济还处在U型底部,如果北京坚持对内压迫人民,必然将中国引向动乱,并给世界带来不安。 习近平将带领中国走上一条什么路?世界都在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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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英首相电贺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

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四发电文,祝贺习近平出任下一任中共总书记。前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则表示,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将会继续。 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四向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致电祝贺,习近平在星期四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的新一任总书记,预计也将在明年3月接手中国国家主席职务。英国首相卡梅伦是英国议会最大政党保守党的党魁,卡梅伦在给习近平的贺电中表示,2012年是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40周年,卡梅伦指出,他将继续深化和中国的合作。卡梅伦说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会员,也都具有全球影响力,他相信两国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共同的合作。 在任内多次到中国访问的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星期四也在英国国家广播网的新闻时事节目中评论,他说这一代新领导人的成年生活过程,多数都是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后度过,她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卫.米利班德认为很重要的是,习近平是在中国开放走向繁荣之后的领导阶层之中,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应该会继续。大卫.米利班德也表示,中国新领导人和英国的领导人一样,也将要面对严峻的经济问题、安全和环境改变问题的考验。问题是,能否让中国是基于规则而不是他们本身利益考量,共同来参与在全球的体系下应对这些问题。 不过旅居英国的异议人士对新一代中共领导没有什么期待,英国民阵发言人金露西就对记者表示,尽管也有不少人对习近平有不错的评价,但是以国家大政而言,还是不会有什么改变。她说:(录音),她说这其实是大事方针不改,不过是领导人换了面孔。只是在自己的权力圈子里头摆平,并没有真正改变什么,或是让百姓可以说说什么,还是共产党统治的框架之下。对于反贪,金露西也表示那就要说到做到,过去说了多少次,但是贪官一批又一批,她认为制度不改革,没有监督、没有司法独立没有透明行政,反贪一再流于形式和口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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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周末:“做一个永远充满激情、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宣传者” 龙永图:激情“布道”十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育群 发自:北京 2012年8月28日,武汉,龙永图演讲,解读民企发展机遇。 (金思柳/东方IC/图) 编者按: 今天,中共十八大召开。20年前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上此前的入世十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每次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改革永远是最受关注的核心议题。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入世的明确思想。入世十余年,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在退休的近十年里,龙永图以民间的身份,依然活跃在与世界交流对话的舞台上。这位对中国前景历来充满乐观的前高级官员提出,中国面临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总结和反思。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严肃的电视节目坚持了5年,而部长级主持人龙永图也撑了5年。 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金边眼镜后略显冷峻的眼神,以及偶尔激动时短促有力的手势……2012年10月底的一天,当69岁的龙永图走进北京798艺术区的录播厅里,气场仿佛定了。 2003年初,龙永图正式离开政府,但更多的角色似乎都为他量身打造: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一当就是8年;卸任后又马上接任G20研究中心秘书长;还有几个大学院长头衔。2007年,受家乡贵州卫视之邀,龙永图以嘉宾主持人身份开办《论道》节目。 “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今后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永远充满激情、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一个宣传者。” 表情冷峻沉稳,话语掷地有声,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位“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形象。 他头上的白发记录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最初的艰难和决心。从1997年2月出任首席谈判代表以来,龙永图的名字始终与“入世”联系在一起,15年入世的艰难谈判,他经历了2/3。他曾经在谈判中摔座离席,也曾将美国代表赶出会议室。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真正跨进了全球化的门槛。大门前所未有敞开,冲击与阵痛可想而知。当年参与谈判的官员们,被放在火上烤。 很少有官员在退休后,关注度不降反升,龙永图是例外,也是“被需要”。他要向人们特别是反对者们解释各种国际规则,其实更多的是最基本的市场经济常识,比如,保护不是越多越好,外资来中国当然要赚钱,各种所有制企业本应一视同仁。 龙永图(1943-) 湖南长沙人,在贵州贵阳长大。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1961-1965,贵州大学外语系学习; 1965-1973,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干部; 1973-1974,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 1974-1977,经贸部六局翻译; 1977-1979,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三秘; 1979-1986,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1986-1997,历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外经贸部部长助理; 1997-2002,外经贸部党组成员、首席谈判代表,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2002-2003,外经贸部副部长; 2003-2010,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2010-, G20研究中心秘书长。 龙永图说,“世贸组织的精神无非两个词,一个是规则,另一个就是开放”,而这是让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俱乐部真正平等成员”的惟一捷径。这种动力让他一直在公开场合为这个国家这样那样的问题疾呼。 前首席谈判代表展现了作为国家谈判官的良好口才,但一如既往从不拐弯。结果可想而知:麻烦不断,骂声不绝。反对者甚至认为,当年的这些官员在谈判中出卖了国家的利益。 “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这是首席谈判代表的最著名自辩。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一直很直率,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管是对领导,对同级,还是下属。很多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先说出来,就算第一个说出来就要承担一定风险。” 被舆论逼得无奈时,他说了句:历史会证明,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还是让历史来证明。 事实应验了他的判断。渐渐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那些曾经最让国人担心的汽车产业和银行业也安然无恙,这一切让龙永图数年的坚持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他说,正是因为中国遵守承诺,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才让世界对中国有了信心。 中国这个WTO的后来者,成为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推动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十年”,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龙永图对于中国的前景的判断从来都很乐观,比如,他在SARS期间对于唱衰中国论调的反击。这并不影响他的反思与批判。在多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中,他强调国家应当继续开放和继续改革。 “10年前入世时所做出的承诺肯定不是底线。”2011年11月,入世十周年之际,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十年过去,中国的国力已大大提高,“我们的开放度也应该大大的提高”。 在他看来,过去的十年,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十年,这是中国入世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这倒逼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的国家——必须迅速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把中国当成一个竞争对手还是当成一个合作伙伴。 当天录制的节目,是有关华为、中兴在美遭到调查的话题,龙永图数次提到“开放”。西方国家正是通过议会干预市场竞争,转移视线,让中国企业成为本国经济发展缓慢的替罪羊。 中国的企业选择了诉诸法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龙永图认为,中国不应该以政治对政治,而只有更开放才能跟欧美国家成为利益体,才能更安全,“尤其是中国借开放促改革的路并没有走完”。 以开放促改革,这是中国入世的明确思想。11年前,政府管控经济,因阻力太大而无力推动,而当时的决策层希望通过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的决心是那么强烈,甚至不惜在一些重要利益上做出妥协。 十余年过去,中国的崛起成为事实。 但即便建立市场经济已经多年,部门分割、条块分割依然构成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巨大阻碍。 “讲中国国情、讲中国特色,这是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方面的一个特殊挑战。”龙永图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一切依然要靠规则与开放才能克服。说到这些存续至今的问题,龙永图眼中闪动着冷峻的目光,“日子太好了,就没有改革的压力,没有改革的冲动。”他告诫说,一些国有大银行不可能再有十年的顺利和辉煌。 这个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历练多年的老人,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地奔波在路上,他觉得应该把自己获得的领悟告诉更多人。 企业家和官员是他最重要的布道对象。与十多年前如潮的骂声相比,现在,他的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 “十几年前,我在宣传中国入世的时候,和很多官员的对话,差不多是鸡同鸭讲,现在和官员对话,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官员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说,具有全球视野的新一代官员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希望所在。 2009年6月,龙永图成为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的致敬对象。他说:“我的中国梦,就是使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全球的经济强国,而且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受人尊重的国家。”他想着能为此再尽一些力。   “政府强势有它的优势,但要扬长避短”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谢鹏 陈新焱 采访整理 资料图片:龙永图 (宋荣成/CFP/图) 每周六晚上,作为嘉宾主持,龙永图都会出现在贵州卫视的《论道》节目。对话的主题往往是当下的政经和时政大事。 这些话题有的是跟龙永图曾经的工作经历有关,比如对外开放。有的则是他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跟白岩松一起聊足球。龙永图感慨地说:“多几个恒大这样的企业就好了。” 他的英语很好,有的时候会直接用英语跟嘉宾对话。主持人称呼他龙先生。但大多数来参加《论道》节目的嘉宾,还是习惯称他为“龙部长”。 上过这个节目的有不少各国总统、总理等政要名流,龙永图说,像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这样的人物,连国外大媒体都很难请到。 “我觉得电视影响力非常大,很多地方都可以收看到《论道》节目,我可以把它当作宣传我自己理念的一个平台。”龙永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几次应邀参与《论道》,记录了龙永图在节目中的讲话,结合近几年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数次访谈,整理出以下自述。 目前的一个重要舆论:房地产调控是经济下滑的主要推力。龙永图认为,这是误解。 要把房价压下来,这当然是整个房地产调控的重要一方面。但房地产调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目标应该是满足人们对于住房的需求。这才是地产调控的主要目的。现在的调控相当于给房地产打了麻药,让政府腾出时间来建设保障房,来加大土地供应。但打麻药是暂时的,不能长期搞。应该从供给上来解决房地产行业的市场需求,继续发挥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样才是房地产的健康发展之路。 另外,我认为房产调控政策有完善的空间。比如,现在房子交易要交税。但其实买第一套房子,没有必要交房产交易税,等你买第二套的时候再交税,买第三套的时候再加大税收。 现在大家都在说,经济下滑主要是房地产调控造成的。其实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除了房地产,还有出口不力和新经济增长点未出现等重要原因。 不能说经济下行都是房地产带来的。全球需求在萎缩,中国的出口乏力了。还有就是东部发达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时间,不能很快地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旧的鸟飞走了,新的鸟还没回来。这些都是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 龙永图最受争议的观点之一:房地产确实存在价格虚高问题,但房地产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很多人提出,中国要赶紧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我觉得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依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只要我们的工业化没有完成,城镇化没有完成,房地产就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我们那么多农民要进城,我们能抛弃制造业吗?能抛弃传统产业吗?能不继续发展房地产业吗? 龙氏语录 【美国】我们还需要不断学习,在各个方面从美国学习……中国人总是不断地从老师那里学东西,虽然老师也会犯错误。 【开放】最好的保护就是开放,引入竞争。 【自主】我们不能够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 【国际标准与贸易壁垒】跨栏栏杆高度没降低,刘翔不也夺冠了吗! 【苦力】有些人现在开始埋怨,中国始终在做苦力,引进了外资,总是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好像中国现在不应该再做衬衫、鞋帽,不是,中国至少还要再做20年衬衫。 【买房】每个人都要买房?这样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年轻人想着无论如何都要买一套房子,我只能说我同情他。 只不过,要从供求上解决高房价的问题,积极地引导房地产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彻底解决房价虚高的问题。 除了房地产外,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并未结束,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大批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充实着城镇劳动力。大学生人口比例逐年提高,人口素质、质量增加。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对住房、医疗、教育的需求远未饱和,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经济转型是否迫在眉睫?龙永图认为,转型要慎重,不能激进,更不要盲目迷信新兴产业。 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是健康,就看两点。其一是国民幸福,第二则是创造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要惠及老百姓,以往经济发展中对量的追求要转变到质的提高上来。 但现在一些地方提到转型,就认为是转向服务业,这会误入歧途。 中国制造业企业应向德国学习。德国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制造业以质量和品牌优势在全球有稳固的地位,是一个出口大国。中国还是一个不成熟的经济体,我们的产品质量、品牌价值远远赶不上德国。所以一旦市场发生波动,首先受影响的是我们。我们只有在质量上、品质上、国际标准上有更大的提高,才能在全球市场占有更高的地位。 中国几十年后可能还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大的制造业能有效解决当下中国就业的问题。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经济危机后奥巴马提出“重回制造业”和“出口振兴”计划。 从基本国情出发,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传统产业会占很大比例,当然新兴产业也会占很大比例,但吸纳就业最多的,可能还是传统制造业。 现在GDP下行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工业化没有结束,工业化进程会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关键是让工业化走得健康,比如环境问题要注意。 有人说,龙永图是“经济刺激计划”的不同意见者。这多少有点误读和片面理解。龙永图自己说,政府改革势在必行,但一个强势的政府未必就一定是坏事。 不要一味地把政府的强势看作是一件坏事。政府的强势,也有它的优势。它能够集中很大的力量,尽快做出一些大的决策。 我去印度的时候,那里的官员问我,为什么他们的铁路和机场就是修建不起来?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政府在整个决策当中受到了太多制约。而我们中国比较强势的政府能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比较快的决策。这个优势,我们要发扬。 一个国家处在发展中阶段,特别是国民素质还有待提高的情况下,由一部分思想开阔、改革开放能力较强的干部组成的政府,应该说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相当重要的一个力量。 但是,这个强势的政府,应该在用权和用钱上能够非常慎重,能够自我约束,能够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做到扬长避短。另外,光靠人的自觉还不够,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体系。 龙永图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在他看来,过去十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老百姓视野的大大开阔,以及官员治理理念的进步。这些变化让中国“下行”的概率大大降低。 我们一些老百姓对全球事物的了解,要比以前好很多。几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救市。老百姓都非常关注,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尖锐性,都比过去大大提高了。 过去十年,中国相当多的官员都去西方发达国家接受了短期或者长期的培训,他们比过去对世界的了解更多了。十多年前,我在宣传中国入世的时候,和很多官员的对话,差不多是鸡同鸭讲。现在和官员对话,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官员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很多官员善于吸收西方市场经济好的地方来对比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这种意识比过去好。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闭关自守地管理我们的国家,而是试图用国际先进的理念、最成熟的市场经济方法来管理自己。 但是,视野的开拓虽然让官员们知道怎么做,但是回来到自己本单位、本部门做的时候,他又碰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 所以,怎么来克服一些国内利益集团的挑战,怎样克服体制内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制约,对我们干部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原文依次点击: 一    二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1/1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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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分析:政治保守的新政治局常委

分析人士认为新政治局常委在政治上都比较保守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星期四(15日)终于亮相,结束了在“入常”问题上的猜谜游戏。而两位有改革意向的热门人物出局,引起分析人士对中国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的关注。 数位接受BBC中文网电话采访的分析人士都认为,李源潮和汪洋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显示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未来不大可能有任何作为。 美国布鲁金斯协会高级研究员李成说,“李源潮代表了很多社会力量,包括开明知识分子,包括呼吁政治改革势力,包括海归万人计划,包括大学生村官,所以他没有进常委将在中国政坛引起轰动。” 他说,这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潜在问题,“那就是政治改革会不会像我们最近讨论的那样放到议事日程上来。看来这方面的可能性减少了。所以这会带来很多社会的批评,开明知识分子的批评。” 他说,尽管新常委在经济方面都很能干,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下一步是需要政治改革配套,所以在这方面存在非常大的潜在问题。 老人政治 李成还认为,从新常委的构成看,江泽民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说, “7个人里6个或者5个半都是江泽民的人,这是一个缺乏平衡的政治局常委。” 香港著名中国事务评论人士刘锐绍说,新常委都是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人。他也认为,新常委的构成显示江泽民老人政治影响力还非常大,“因为7位里有6位曾跟他工作过或关系比较好,是江泽民大力推荐他们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只有李克强是团派。” 他说,新常委年龄都偏大,其中有4人5年以后肯定超龄,“如果他们遵守退休年龄规定,那就意味着5年后中国高层会再来一次争夺战。这对中共权力平稳交接不一定有好处。” 刘锐绍说,“在这些人里,政治保守是他们的特点,尤其是刘云山,他能进常委,而且排名第五,他未来可能还要负责意识形态的工作。刘云山在过去工作中给人的印象是非常保守的。他当中宣部长时正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很快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刘云山就采取了很多压迫性措施,阻挡互联网的发展。因此,新政治局常委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给人很大希望。” 香港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丁望也同意这个看法。他说,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没有启动,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太大,已经成为阻挠政治改革的力量。他说,“比如先富裕起来的人,国企改制时的获利者以及高薪和特权阶层都不希望有政治体制改革,只想保留他们的经济利益。” 他说,新常委中的7人大部分都有比较强的地方资历,都是做过两个省以上的书记,有宏观经济的经验,而未来五年,中国的局面将是“经济的右手和政治的左手并进,政治方面会比较左。” 历史包袱 但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计划研究主任钱钢则持不同看法。 他对BBC中文网说,“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要只寄希望于一个或两个人,汪洋在广东作了一定的努力,李源潮在党内民主上姿态较为积极。这值得肯定。但是中国的政改非他们俩就无法搞起来,这也未必。” 钱钢还说,“习近平亮相的讲话给我很正面的印象,很亲切,(他)说了一些很实在的话。我觉得这里面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就是说人话还是说神话,他是说人话。我觉得中国的变革要从说人话开始,从说朴素的、常识性的话开始。” 钱钢说,习近平的讲话让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说这个党对老百姓承担的责任,一个是老百姓追求幸福的权利,包括对于孩子,包括教育,那一大段都让人感到亲切。他谈到反腐败时也是比较实在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他讲话中的历史包袱不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见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都不见了,倒不是说他有意要放弃这些东西,而是作为一篇讲话,他不需要背这么沉重的包袱。我注意的政治术语里他只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他那些空的大的,大家感到很厌恶的那些话,他都没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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