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墙外楼 | 《时代周刊》中国效率只是一个神话

中国效率的神话 作者Michael Schuman, 2012年10月1日 美国和欧洲有许多人深信,中国是现代交通和政治高效的一个典范。他们应该试着在这里住上一住。 前不久,在前往北京国际机场的路上,我注意到乌云正在地平线上涌起,应力水平便立即飙升。在北京,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里,航班延误也已成了家常便饭,一场小雨将注定带来麻烦。随着雨滴在挡风玻璃上噼啪作响,我已经想象出令人沮丧的场景:滞留在北京机场,错过了香港的中转航班,也就没赶上《时代周刊》的截止期限。到达登机口后,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起飞时间到了,又过去了。尽管太阳已经从云缝中露出一瞥,但是破坏已经铸成。 当然,乘飞机旅行带来的折磨不是中国独有的,这随便问问哪个如今胆敢从美国主要机场登机的人就知道了。但是绝不会有人说美国的机场系统是一个效率典范。然而,出于某些原因,许多人却认为中国当此称号。 我不得不忍受许多与国际(尤其是美国)商务人士的谈话,其中最经常出现,也是始终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关于惊人的中国效率的观点。他们吧中国描绘成有着快捷交通、快速决策和机智官员的仙境。这种论调说,只要美国像中国这样运作,其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对此,我的回应是:在这里住上一住吧。我能想象出受到娇惯的访客对中国产生错误的认识。假如你飞抵北京或上海漂亮的机场,由等候的司机一路疾驰送到华丽而俗气的酒店,开上几个会,然后再被送走,中国看上去或许像是熠熠生辉的现代社会。但是在这呆上一阵子,或者试着真正做点事情,那么中国是高效之地这样的想法就会被无情地剥去伪装,成为一个神话。 交通上的麻烦是最微不足道的问题。就像我在最近一期《时代周刊》杂志上所写的,在中国经营的商人抱怨其面对的旷日持久且官僚透顶的障碍——无休止地等待必要的许可和执照,混乱又不透明的监管,还有变幻莫测的海关程序。即使是小公司,也不得不指派专人处理跟政府的关系,别的什么也不做。另外,许多外国商人认为官僚化在加重——换句话说,效率在降低。这是中国即将到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功能,即政府依然对经济行使巨大的控制权,决定私营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同公务员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更加证实了政府效率是如何低下。今年初,我不得不把我的中国居留签证从老护照转到新护照上。这本应是一项简单的书记程序,因为签证还有差不多一年才到期。但与之相反,这让我耗费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奔波于各个办事机关以获得必要的文件,以及仅仅弄明白到底需要什么。接待我们的官员们对于所需表格和文件各执一词,其中一个认为我根本不需要转签证,事后证明不是这样的。 不过那些美化中国效率的人相信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这些日常小事,而在于所谓的政治制度本身的优点。他们辩解说,当华盛顿政府陷入党派政治的僵局,中国政府却在冷静高效地制定和实施决策。他们的观点是,中国政府像一个大公司那样运作,顶端的“CEO”认得清国家更大的需求并能相应地采取行动。 这其中有一定的道理。当美国还搞不清楚如何翻新老旧的基础设施的时候,中国却能随心所欲地新建机场、桥梁和公路。这些都能办到,只要你将人口中的大多数从政治程序中剔除,对于反对国家政策的人一贯痛打。但即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也远不象显示出的那样高效。自然,政府只要愿意,就能随时挖开一片农田铺上公路,那是因为政府应该大笔投资于基础设施这样的想法在中国不存在争议,不像在美国。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是如此,一方面,政府对Solyndra(美国的一家新能源公司——译注)的支持在美国引起了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沸沸扬扬的辩论,而另一方面, 在中国,北京政府却能自由地向特定行业提供补贴和保护,因为这么做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反对意见。换句话说,由于不存在异议,中国政府才能迅速行动。 要是那样的话,在美国也差不多如此。当某一项政策被普遍接受,美国就能闪电般地投入行动。由于对开战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9/11事件之后仅仅几周,华盛顿政府就能调动资源和民意,在半个地球之外的阿富汗实施了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要么也可以看看在深陷最近一次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是多么有效地介入,从而拯救了银行业吧。 但是当在政策方向上达不成共识的时候,中国的决策就远没有那么顺畅了。其官员们非常清楚为了确保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具持续性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增加消费支出,加强金融行业以及管控国有企业。然而能达到上述目的的改革即便算是有,也来得极其缓慢。高层领导之间没就这些敏感问题达成共识,因而行动就有限。政府中不同的派别对于解决中国经济的弱点各有各的主张,有些偏爱更快地市场自由化,另一些则希望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掌控。中国有着自己的困局,只是我们看不到,因为其角力是关上门进行的,而不是在公开的媒体上。 中国的整个政治过程相比之下也不高效。对于今年底将要在中国发生的十年一次的政治领导交接,我们已经期待了好一段时间,也已知道谁将成为一把手(习近平)。但是直到上周我们才确切得知这场交接何时进行(在11月)。我们也不熟悉习近平对于中国将要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观点,诸如经济改革、与美国关系、公民自由、收入差距等等。习认为没有必要公之于众。美国的选举过程或许有不确定性,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谁在竞选,以及如果当选了他们会怎么做。在中国,这是一个猜字游戏。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变得更加高效。我们常常忘记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她的许多问题——基础设施欠缺、监管低下——对于任何一个新兴市场来说都是常见的。但是,在中国变成许多美国人认为的天堂之前,将不得不向美国借鉴一二。如果没有更大的透明度和依法治国,中国将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高效。下次你飞往北京时,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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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孙文广:32年前狱中上书议修党章去毛化(图)

授权“维权网”发 三十二年前的1980年,我在狱中上书中共中央,建议修党章,除去“毛泽东思想”,至今不见改动。明天十八开幕,我再次建议除去“毛泽东思想”,实行去毛化。 (一)毛泽东很多思想和他所领导的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 32年前我在监狱中写了很多批毛泽东的文章,这些文章已经收集到《狱中上书——中共中央》(2002年香港出版)和《百年祸国》(2004年香港出版)。《对十一大党章的修改意见》写于1980年,收录在《狱中上书》(P198),涉及除去“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见附录)。 (二)苏联共产党推行非斯大林化,为苏联的变革提供了基础 1953年,斯大林去世。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报告,开始推行非斯大林化,反对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 1961年,苏联拆了红场上的斯大林墓,将其尸体从水晶棺中取出火化掩埋,随后推行改革,对国内外很多政策进行了调整,历经三十年,原苏联地区初步走向民主道路,实行多党制,开放了媒体。 (三)毛泽东阻止在中国批判斯大林 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表“九评”批判苏共、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维护斯大林的错误,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1956年苏共反对个人迷信批判斯大林,十年后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在中国重复斯大林错误,大张旗鼓制造个人迷信。又过十年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清除了“四人帮”,本来可以乘势清算毛泽东。但毛的战友,党内元老极力维护毛泽东,至今36年。天安门广场上仍然保留着毛主席纪念堂,毛的尸体还躺在水晶棺中,毛泽东的肖像,依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四)清除薄熙来为去毛化提供了机遇 薄熙来是中国毛派的在上层的代表人物,今年东窗事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这是天赐良机。希望中共当局能在党的十八大上,开始推行去毛化。为政治改革鸣锣开道。现行的党章是2007年十六大上制定的,在这个党章上,十二次提到毛泽东思想,将其定为指导思想,这些内容,应该从党章上除去。 (五)毛泽东的幽灵正在阻碍中国前进 毛泽东思想,阻碍中国实现民主法治和宪政,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也挡住了经济改革的去路。“毛泽东思想”在经济上的表现是消灭私有制,推进国有化,扩大公有制。“毛泽东思想”就是垄断权利、垄断资源的思想。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停步不前?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后,会在二十一世纪出现“国进民退”?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掠夺农民土地?为什么发生掠夺城市居民宅基地的暴力拆迁?这都与“毛泽东思想”的阴魂不散有关。 (六)实行去毛化,上层肯定有争议 十八大新闻发布会场上,出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照片,引起议论之后,很快又将其彻除,广东摄影展上出现了北京市民六四以身挡坦克的照片,也出现了同样的遭遇,说明中共内部有激烈的争执。 十八大要去毛,阻力可想而知。如果胡、习、温诸位能奋力争取去毛,并取得一定成果,应是功在千秋。也免遭“无能”评价。 2012年11月7日 于山东大学 电话: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附录: 对十一大党章的修改意见(摘录自《狱中上书》P198-P201) 按(2002年出版的《狱中上书》的按语):这是在中共“十二大”前(1980年)提出的修改中共党章的建议,有些建议经过20年来四次中共党代大会,已经陆续修改。但是有些建议内容至今仍然保留在“十五大”的党章中。如仍保留“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的推崇。 以下是1980年3月在监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摘录: 党中央: 提出一些修改党章的意见寄上。 “十一大”是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揭批“四人帮”不到一年的时间召开的。……但是“十一大”到底还是受到历史条件和客观条件的很大限制:当时还没有批判极左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把一些错误的思想,极左的思想理论,做为毛主席的旗帜来“高高举起坚决捍卫”。……所以十一大党章中必然保留一部分九大,十大党章中的错误内容,极左的内容和观点。 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供参考。 80年3月 于济南劳改支队 应该删去的部分: 总纲(2) 段: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 总纲(14)段: [全党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第 二 条: [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 第 十九 条: [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 总纲(9) 段: 全党同志必须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总纲(11)段: 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条件,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总纲(4) 段: 毛主席的旗帜,是我们党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旗帜,是当代最伟大的旗帜。 总纲(4) 段: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总纲(4) 段: [毛主席领导我党……]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经过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复杂的斗争,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删去“毛泽东思想”的说明:(按(2002年):二十年后中共党章中仍然保留“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晚年思想犯了严重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和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决议中,实际上已经把一些极左思想说成是毛泽东思想; 曾经指导过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现在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因此我们现在不应该再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全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删去“毛主席的旗帜”和有关对毛泽东本人评价的说明:( 按(2002年):二十年后中共党章中仍然保留对毛泽东的崇高评价。)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思想理论和实践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在十一大时这个问题还没有被全党认识,因此在十一大决议中关于这些方面的论述是不确切的,有的是错误的。 《狱中上书》P198对十一大党章的修改意见 《狱中上书》P199建议除去毛泽东思想 2002年香港出版的《狱中上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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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改革时代需要思想市场

袁刚:改革时代需要思想市场 进入专题 : 改革 思想市场 思想解放    ● 袁刚 ( 进入专栏 )         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改革时代是开放的时代,也应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大变革解放生产力,不仅促进经济大发展,也必然涉及生产关系,触及政治体制,涉及意识形态等。我国已持续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全社会各个关节都在发生明显变化。改革在政治上是利益重组,要重新摆平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制度上要除旧布新,思想上要与时俱进,以求在新的平衡点上构建和谐社会。   这就意味着,过去僵化陈旧的意识形态说教不但已不适用,而且会成为改革最顽固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有意无意地坚持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坚守既定话语,完全不理会已急速变化的现实,不顾世界民主潮流激荡,死抱既往意识形态教条,对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满口官话套话,以禁锢思想来保住其话语霸权,保持其特权。所以,改革一定会有思想领域的斗争,改革是与陈旧观念告别,是新旧利益的博弈,改革的推进总会有阻力,有论争,每前进一步,都会有思想交锋,都要为破除僵化陈旧思想意识耗费精力。   如改革之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破除了“凡是”观念的羁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进一步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纠结,从而极大的解放了思想。在思想意识上摆脱旧枷锁之后,才有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破浪扬帆,才有了二十年的经济大发展。这既让我们看到了新思想的威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原教旨旧思维的顽固,使我们感觉到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解放、思想论争的重要性、必要性。   改革需要新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见解,需要各方人士为改革出谋献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心人对于国家战略、宪法宪政、政府设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或褒扬政府,评析当政者的政治作为执政能力,就大政方针提出正反各种意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救时药方。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更尤其需要忧国忧民之士挺身而出,考虑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径。英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坦言:“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       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   变革转型时代需要思想家。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不少诸侯国或大贵族都出钱“养士”,招揽“门客”,以吸取智慧智谋救时良方。齐国更开办了稷下学宫,优容百家争鸣。饱学之士也周游列国,兜售智谋,寻找顾主。地处偏僻西鄙的秦国则不惜重金,向东方六国的思想市场大肆购买纵横策士,大量引进“客卿”以为己用,他们看中了法家思想,引入卫人商鞅主持了变法。秦始皇更是看中了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而不管他出身敌国公子,也要罗织到身边。只可惜大思想家韩非子最后被先他入秦的老同学楚人李斯所妒杀。   秦始皇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改革家,为建立统一强大国家,在制度上建树最多。但正是秦始皇结束了百家争鸣,不仅皇权独尊,思想上也要“定黑白于一尊”,焚书坑儒,统一思想,求学只能以吏为师,使强大秦朝不再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社会即失去活力,人民侧目而视,不敢说话,有错无人敢谏,也就丧失了纠错机会,更谈不上择善而从。紧绷的社会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因而没有半点回旋余地,结果是不旋踵而亡。   自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帝国,“历代都用秦政法”。但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入侵,粉碎了专制皇权的好梦,中国再次出现剧烈的社会转型。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出现思想市场,民办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东西文化论争,各种主义竞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之初就如何建立共和、宪政民主、民族国家、中央地方关系的新布局等政治问题,各派政治团体及个人都得各陈已见,有的发布政纲,有的陈说厉害。   众所周知,民国建立之初通过法定程序,订立了《临时约法》,初拟了民国政府架构和民主原则。但人们很少知道,当时各色人等还私拟了十余份宪法草案,就建国建政发表不同看法。孙中山构想了“五权宪法”,当时备受各方诟病,而孙中山任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外务部长留美法学博士王宠惠,也私拟了一部宪草,倡导三权分立。被视为保皇旧党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也各自私拟了一部宪法草案,就新政体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私拟宪法的还有当时学者、华侨等,甚至外国人古德诺也草拟了一份,参与建政讨论。“宪法者,立国之大本也。譬诸广厦,必其基础巩固,方能巍然卓立,虽疾风暴雨弗能破坏也。惟国亦然,必其宪法良好,国本巩固,乃足以自存,而不为政海波涛所摇动”(王宠惠宪草)。私拟宪草就是参与国家政权的“顶层设计”,当时人干这种事用不着提心吊胆,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发表!可以想见,连宪法都可以私拟,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公开论说呢。当时还有人提出我国地方省建制过大,应该划小,去省立郡,调整行政区划,建立郡县制,这一政改“顶层设计”,即使是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亦可用来概括当时思想市场的情形。   五四思想市场的取缔者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俄为师”的国民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党国体制,在全国推行“党化教育”,认定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搞“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由宣传部门实行报刊检查制度,箝制思想。   中共建政更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思想上“废黜百家,独尊马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虽也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方针,但随即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放弃,结果是造成极左灾祸。在人为灾祸面前,甚至少有人敢讲真话,思想单一,几亿人只有一个领袖思想,任何异见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你很难想象当时谁还敢私拟一部宪法,就是一句不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话,也没有人敢公开讲。思想界万马齐喑的沉闷状态,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才有所好转。历史表明,当权者垄断思想,非但不能引领时代前进,反而会开历史倒车。       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人类社会需要思想,就象需要粮食一样。任何时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导,没有思想引导会走弯路。思想不可能为一个人或少数人垄断,但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思想家。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善于思考的精英人物,苦其心志对政治问题作理性思考,以其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创造性而成为思想家,代表着一定时期政治思维的最高水平。改革时代需要思想的支撑,也就需要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格伦•蒂德说:“许多伟大的政治思想不仅可以照亮现实的存在,而且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人类生活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所以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然而,大变革时代的当今中国,虽不乏授之以科学家、艺术家称号的人,也不乏称国务活动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并能得到公众承认的,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在于思想仍被严密禁锢,缺乏一个健全的思想市场,仍然奉行“定于一尊”,现行体制还很难容忍新时代的老子、孔子、孟子出现。这样的局面绝非好事,若不尽快加以改观,长期迟疑下去,将严重阻碍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应该是自由人,不一定在体制内,不一定在官场上混,屈从依附于权力,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求全国人民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等于取消思想市场,因为没有异见,就没有思想市场。知识分子应保持其人格尊严,敢于发声,不依附于体制,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做“顶层设计”工作,从而成为时代的灯塔、路标,当政者应尊重他们。思想家左、中、右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对任何思想流派都无须打压,任其争辩,兼容并蓄,择善以从。以权力来裁量真理才是最愚蠢的举动。   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不妨放开言路,让各路英豪各抒己见,做一些“顶层设计”,让社会各界争辩一番。真理越辩越明,改革时代需要思想论争,以分辨是非,探究前进方向。对于民间思想学术界的争论,当政者可以不介入,更不必害怕并压制,政府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放松对思想界的管制,让思想市场有货可售,百家争鸣,大胆探索,兼收并蓄。言路畅通,思想家辈出,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特征。思想开放会使中国更有前途。(2012.10.24)      (刊于《人民论坛》383期,此为未删原稿) 进入 袁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思想市场 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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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英媒:习近平握未来十年投资关键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被认为很可能成为下届中国最高领导人。 英国《独立报》报道预测,习近平在接任下届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他在未来十年任期将掌握全球投资者的投资关键。 《独立报》个人理财编辑西蒙‧里德在文章中表示,中国仅次于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少数人任命而同时受13亿中国人“膜拜”的新任领导人将影响所有投资者。 他认为,许多西方企业已将他们的未来与中国的崛起绑在一起,即使有些人在中国或亚洲没有任何投资,但人们的投资组合将取决于中国的新任领导人表现如何。 里德说,习近平将在本月8日中共十八大将成为新任中国国家主席,而他将与前任一样掌权十年。 那么,中国当权者的权力交替到底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经济 报道引述富达中国聚焦基金经理人王文莹认为,权力的交接将去除所有妨碍市场的政治束缚。 “新任领导人将专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这表示当局将继续关注国内消费者,幷进一步施行与消费者相关的股票之结构性增长机会。” 天利投资中国机会基金经理陈暟滋也向《独立报》表示,中国政治不稳定的结束将迅速为投资者带来益处。 陈暟滋预计,经过数月以来的政策瘫痪后,最高领导层的人选愈来愈清晰,这将在短期内对市场有正面影响。而当新的领导层一旦巩固其权力基础后,他们便可以专注于推进各项政策。 英国切尔西金融服务基金研究主管拉特称,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所带来的稳定均被视为正面。“中国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可观,幷受到所有已发展国家妒忌。” 拉特表示:“中国市场目前处于“超卖”状态,也是其中一个最便宜的新兴市场,这为长远投资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避开了‘财政悬崖’并保持控制欧元区风险,我们明年将可以看到中国上行的经济增长。” 政治 陈暟滋说,过去十年在中国已有共识──政治变革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政治和经济改革均倒退了。她相信由习近平领导政治局常委更有利于改革,也将令中国有政治变革。 她说,新的领导层固然意识到结构变化对维持长远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故此更多谈及改革方案,包括放松管制产业和引进更多推动市场的政策。 然而,陈暟滋警告说,这些改革对银行或一些其他大型的上市国营企业来说可能不是正面的。“但从整体上长远来说,这对包括私营机构在内的经济都是正面的,主要的风险是在执行方面。” 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全球权益部总经理迈松纳夫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领导层更替完成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 她表示,许多人会争论说,在一个通讯模式已经显著改变的国家,中国执政党迈向民主化来保持国家稳定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全球投资者将明智地密切关注新的领导班子是否会带领中国迈向民主之路。” 机会 《独立报》引述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股票是由年初至今表现最差的其中一个行业,但它们在10月份──领导层交接的前夕却录得反弹。 拉特认为,中国地区的潜在机会不仅仅代表着抢购本地为主的基金和股份。 拉特说,“投资者不应该只专注于在中国或香港上市的证券来涉足中国之经济增长,而应该着眼于全球和本地公司的收入流向,不论他们是在何处上市。” 她并说:“参与中国社会持续的变化和成长的一些最佳方式是投资在保险、消费和选定商品之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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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时事观察: 刘必荣教授谈面对中共18大台湾人所关心议题

刘必荣教授: 中共十八大是中国大陆每十年一次的政治大戏。政治上来说可能是交班。交给谁?大家都很关切。台湾的老百姓一般也很关注,报章杂志都有专题报道中共十八大可能的人事布局。不过归纳一下,台湾人对于中共十八大的关切有三方面。 第一是人事方面。其实,台湾人一般对中国大陆政治人事并非那么熟稔,也不那么关切。但是,自从薄熙来事件爆发后,让中共这次的交班充满了戏剧性张力。所以,台湾人都很想看看最后到底谁可能出来,以及政治局的常委九个变成七个,哪些人可能中箭落马;团派、江泽民派系、太子党,三个系统,到底哪一派系统的人接班时占了多少位子。其实,一般的台湾老百姓原本也就不晓得大陆上,谁是什么党派,属于什么派系,谁是江系,谁是太子党。不过,由于杂志上都作了很多的分析,且图文并茂,大家因此变得很有兴趣。 另外,很多大陆的朋友来到台湾,也很想与台湾人谈,打听台湾人是不是听到一些他们在中国大陆所没有听到的消息,如此一来,大家都似乎变得有点八卦。因为它本身充满了戏剧性,而一般人都比较关心“人的事情”,所以这也成为台湾人所关心中共十八大的第一个重点:人事的布局。 台湾人关心十八大的的第二个重点是:十八大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及李克强上台后,对两岸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两岸关系牵涉到许多面。当然,我们目前知道习近平过去有厦门经验,他与许多台商也非常熟稔,但不知道将来上台的领导班子是否会比较开放,或者他们是技术官僚,所以不敢在两岸事务上有什么大开大和的作为。台湾人当然也很想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新领导班子出来,他们与日本的关系可不可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又是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一向非常密切。台湾在相当程度上也依赖美国,那么中国如果与美国及日本的关系搞不好,那台湾要是与 大陆缓和关系,又碰到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就会被卡在那里。这就会让台湾在选择上显得尴尬。所以,台湾在想到两岸关系怎么走时,也要想到中国与美日关系怎么走,而台湾夹在中间,就得想想如何去调节这三边的关系。这是中共十八大让台湾人关心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台湾人关心的是:这个中共新体制上台后会在中国内部的政治或经济改革上采取什么方向。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目前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不论是产业结构的改变、是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年龄老化的问题,这些都是过去中国几代领导人可能未面对过的新问题。一些台商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工资比较高了、环保的要求可能就比较多了,他们就会考虑是不是将工厂转移阵地;如果中国人力成本太高,是不是转移到东南亚去。所以现在东南亚有很多台商一起结伴、规划。所以说,台商的资金或台商的流动,当然与新领导班子将来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中国社会,是否将有一个比较稳定比较清楚的蓝图规划。他们或者会考虑现在工资比较高 是因中国整个如人民币的问题、与美国汇率的问题,或内部维稳的问题都让他必须付出比较高的工资。若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企业家会考虑,是否开始转移阵地。所以,我们会观察习近平及李克强的领导团队对于中国大陆将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中国是否能稳定,会造成什么改变,然后台商就会考虑自己的钱是跟着他们而摆放在中国,或是应该转移到别处。 总之,我觉得像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国家,他们人事的改变是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大家都在关心、都在准备回应。而这种反应不只是台商有,只不过,台湾人自然特别关注台商的反应。其实每个国家的人也都紧盯着北京十八大看。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人事分配来说,中国当局可以谈的东西,在背后全都已经谈完了。就召开十八大来说,也只不过是个仪式,只是把背后谈完的东西正式化而已。所以现在台湾人要看的不是十八大的那个场子,那出戏怎么唱,而是十八大之后会呈现出来一个怎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的新貌,这是我们大家屏息以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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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闭上眼睛,鬼怪并不会因此遁去”(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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