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张树华：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 进入专题 ： 俄罗斯 经济私有化    ● 张树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社会出现危机。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先后打出了“民主化、公开性、改革与新思维”等口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搞乱了苏联社会、搞垮了苏联经济、瓦解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一职，这也意味着统一的苏联国家不复存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自由派掌握了俄罗斯的国家大权。1992年开始，国家解体、政权更迭、制度更替，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一场以“私有化、自由化、西方化”为标志的激进变革迅速席卷俄罗斯大地。 　　“私有化”是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上演的一台重头戏，是一场空前的财产“大分割”运动。几年间，大规模、“闪电式”的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俄罗斯社会的面貌，瓦解了原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一度导致了“财阀横行、寡头参政”的局面。俄罗斯“私有化”运动激化了社会矛盾，助长了经济犯罪和寡头垄断，贻害无穷，教训深刻。 　　 　　一、俄罗斯私有化的政治背景与思想动因 　　 　　1991年底开始的俄罗斯私有化运动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制革命。私有化运动自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是继俄罗斯“政权大革命”之后的一场空前的“社会财产大分割”运动。 　　俄罗斯私有化运动开始之初，改革派对私有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们认为，私有化是改革的关键，是摆脱旧体制的根本。根据他们对西方教科书的理解，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俄罗斯政府中一些年轻的改革派领导人认为，“私有制”的优越性被人类几百年的历史所证明，俄罗斯必须踏上私有化的征程，才能最终融入“世界文明之林”。 　　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将建立私有制视为转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为此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管理效益、收入等。被称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俄罗斯私有化史》一书中写道：“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私人所有制在俄罗斯的建立是绝对的价值。而为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候只能放弃某些经济上的有效方案。这是不同度量的范畴。经济效益是以一年、两年和10年的时间范围衡量的，而私有制则会在百年、千年和更长的时间中发挥作用”。（[俄]《新时代》周刊，1997年第48期，第10页） 　　俄罗斯改革派将建立“私有制”视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宝，将私有化看作是拯救俄罗斯的“救世良方”和“灵丹妙药”，建立了私有制，就能融入西方。丘拜斯提出，私有化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加速进行，甚至可以打破常规，不考虑后果。因为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并且要在几年中用突击式的方法完成世界上其他地方用数百年才完成的那些工作。盖达尔和丘拜斯认定，必须把所有权从国家和官僚手中夺过来。 　　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极力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他们的幻想与西方自由派人士的主张不谋而合。盛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推出经济转轨的模式，制定一个个可供模仿的样板。按照美国哈佛大学谋士给东欧诸国开出的药方，经济改革无非是“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而“私有化”又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俄罗斯改革派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会给俄罗斯大量的经济援助。他们在设计经济改革方案时，对西方的援助和贷款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纷纷将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程度作为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要求俄罗斯政府必须进行私有化改革。 　　 　　二、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出台与偏颇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内部政治混乱，社会经济开始失控，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非国有化”的大门。1990年前后，学术界开始讨论私有化的问题。苏联解体为俄罗斯实施私有化提供了条件。1991年11月，丘拜斯出任推进私有化的国家财产委员会主席后，迅速拟定了一份新的私有化纲领。一个月以后，1991年12月29日，这份纲领的主要条款被叶利钦以“总统令”的形式获得批准并开始实施。由此正式拉开了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序幕。 　　观察俄罗斯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可以发现俄罗斯私有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私有化更多的出自政治动因，而非经济上的考虑。私有化成为新政权摧毁原制度经济基础的工具，必须再抓住政治机会，迅速将国有财产分配下去。丘拜斯在电视节目中宣称：“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以至于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俄罗斯私有化操之过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另一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 　　2.私有化法律准备严重不足。俄罗斯私有化遵循的一些空泛的理念，依靠的是“总统令”和纲要，而不是靠法律进行。这样可以绕开议会的抵制。私有化运动实际上加快了旧官僚和新权贵将手中“瓜分的社会财产”合法化的进程。 　　3.追求规模和速度，大规模、突击式、闪电式地推进私有化。西方资本主义走过了几百年时间，而俄罗斯改革派期望短时间内培育出千百万私有者。英国一个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时间，而俄罗斯期望在一、两年的时间突击式完成15000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4.与其他国家不同，俄罗斯被私有化的是国有资产中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部分。在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一些资源、原料型企业首先被私有化，如石油开采、冶炼，有色金属、航空企业等等。 　　5.权钱交易泛滥，私有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私有化既没有解决经济上的收入、效益等问题，也没能完成结构调整的任务。私有化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了财产的争夺。私有化运动带来大量消极的社会后果，引发了许多严重犯罪活动，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损害了经济和国家安全。 　　 　　三、俄罗斯私有化的预计目标和实际结果 　　 　　按照《俄罗斯私有化纲要》的规定，官方宣称的私有化要实现以下7个重要目标：形成一个私有者阶层；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利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建立社会保障资金体系；促进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提高竞争力、经济非垄断化；吸引国外投资；为私有化创造条件、建立良好的组织体系。 　　然而，私有化几年过后，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私有化的实际结果与最初目标相差甚远。私有化既没有实现收入目标，也没有达到效益目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为一些国有优势企业的“大拍卖”，为瓜分国有资产提供了机遇和依据，使少数人借机暴富，进而演变成“财团巨富和金融寡头”。 　　1.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相反却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私有化收入也微乎其微，实际结果和几年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1992—1994年两年时间里，俄罗斯共计有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私有化（1996）：结果与结论》，[俄]《社会与经济》杂志，1997年第1－2期，第206—207页），占4年间私有化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据俄罗斯《真理报》的数据，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 ,占预算收入的 0.13%—0.16%。 　　在俄罗斯“贱卖国企”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不计其数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要达2000多亿美元。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价格仅为400万美元。后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莫斯科市政府不得不又重新收归国有。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施价值约1亿美元，被某公司仅以800万卢布的价格购买。类似的例证很多，俄罗斯报刊经常披露。除有形资产外，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流失更难以统计。 　　2.私有化未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私有化后的企业与原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差不大，经济效益差别不甚明显。一些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在经营管理、劳动态度等方面，私有化的企业与原国营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反倒是一些新出现的私营企业大大区别于私有化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俄罗斯私有化：经济行为与政治激情》，[俄]《经济与管理》杂志，1996年第10期，第148页）。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在一次对私有化的专门调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罗斯中央一级所属的1666家机器制造企业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 。这期间，1992年生产下降幅度为11.5% ，1993年下降为14.9%，1994年竟达到43.9% 。 　　俄罗斯学者认为，仅仅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将“无主的‘公有’”变为“少数人的‘私有’”只是为增加效益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加强市场调研，更新设备，改善工艺等都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3.私有化损害了俄罗斯产业部门的竞争力。私有化过程中，由于国外产品、特别是西方舶来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机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达45%，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90年代中期，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 　　在反垄断方面，“反垄断”的旗号被用来当作利益均沾、你争我夺的掩护。由于某些反垄断措施操之过急，结果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对农工综合体、森林工业和冶金工业等部门的负面影响巨大。一些有利可图的石油工业、航空运输和原料部门等分离出不少公司，例如原统一的“苏联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但俄罗斯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门仍为特大型金融工业集团或私人财团所控制。 　　4.私有化吸引外资效果微乎其微。在吸引外资方面，俄罗斯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显。1994年正值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1994年前9个月的外国投资仅为7.68亿美元，而1993年为29.2亿美元。而1995年估计仅私有化企业改造所需要的费用就达1500亿—2000亿美元。不少外资、特别是金融“游资”投放到证券市场。多数外国投资集中在那些利润丰厚的原料采掘部门。几年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勘探和开发领域的国外投资成倍增长，而机器制造、建筑业的外资增长却大幅度回落。 　　一些俄罗斯问题专家认为，外资不十分“青睐”俄罗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俄罗斯国内政局不稳；二是外国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由于治安状况不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影响了外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据美国企业家透露，在俄罗斯经营的外国企业，要把总收入的10％－20％拱手交给犯罪集团。 　　几年来，西方在俄罗斯的投资平均每人只有47美元，而在波兰为326美元，在智利为585美元。截至1995年以前，根据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的资料，在私有化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购买股票只占总额的10％。 　　5. 私有化恶化了社会局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万人到90万人，最后能够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金字塔顶尖上那不足2000人。 　　1993年4月份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证券私有化”能使自己变为所有者，1993年底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却降至9.6% 。与此同时，俄罗斯64%的居民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政治手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而取得红利的人数也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4％—5%的股民开始收取“分红”，实际上由于企业大部分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东”已名不副实。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1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1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1公斤香肠。 　　在社会心理方面，大多数人不认为分得的是国有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是一张“彩票”。俄罗斯学者指出，这种“平均分配”国家资产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经济上也是徒劳无益的。大多数居民没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或所有者”。随着“大众私有化”阶段的结束，“货币私有化”的开始，俄罗斯一些“油水”企业纷纷拍卖、招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俄罗斯 经济私有化   

张云：从薄熙来倒台与桥本彻崛起看中日民粹主义政治 进入专题 ： 民粹主义    ● 张云   　　 　　2012年的夏天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很不平静，在对外关系上中日两国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问题上的外交鏖战不已的同时，中日国内的政治变动可能更值得关注。43岁的大阪市长桥本彻在9月12日宣布成立新的全国性政党“日本一新的会”（the Japan Restoration Party, JRP），承诺将一扫现存的政治秩序。 　　在中国，9月28日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则被正式宣判政治生命结束。薄熙来倒下和桥本彻崛起看似没有什么关联，但是都隐含着民粹主义政治的影子，战后日本作为唯一长期经历一党独大的治理模式的民主国家，可能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借鉴。 　　 　　薄熙来与桥本彻的比较 　　 　　首先，两人都采用了将复杂问题成因极度简单化，解决手段极度单一化的政治手法直接讨好民众。桥本彻认为日本问题的根源是中央集权过强，立法权限过度集中在参众两院，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权力过小，导致想做什么都做不成，结果是经济失去活力，国民失去信心。按照这个逻辑，桥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地方分权，削减众议院议员人数，废除参议院。薄熙来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是道德沦丧导致向钱看成为社会普遍风气，结果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政府专政不够造成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横行，弱势群体得不到保护。按照这个逻辑，薄熙来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唱红打黑”和“分蛋糕轮”。这种将民众的积怨高度简单化和抽象化的做法是民粹主义最常用手法，很能够吸引民众眼球。 　　第二，两人都采用将打击对象集中化、图标化的政治手法，希望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气和集中权力。桥本彻主张打破官僚主导的治理结构，承诺削弱官僚决策权，他经常在电视转播前展示同官僚们对话时严厉批判对方的镜头，日本民众们心中的“官恶民善”的潜意识被他的这种手法最大限度得到了肯定回应。在此基础上，桥本还提出，要求首相直选和赋予首相更大权力，虽然桥本表示此次不会参加大选，因为作为大阪市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可以认为他是在为首相直选铺路，因为很明显他会成为受益者。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桥本彻新党的支持率竟然超过了执政民主党。该党提出将推荐300名候选人，估计可能会赢得30至70个席位，如果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很可能会邀请公明党和桥本彻的新党结成联立政权，这样桥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与此相对应，薄熙来“打黑”则把矛头指向“贪官”和“恶富”，无论是文强死刑还是黑社会“恶富”的专案取缔都满足了老百姓潜意识中“仇富仇官”的心理。如果说有些薄熙来粉丝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投机者，那么很大一部分可能真的是他的信徒。让我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如果进行直选，薄熙来很有可能成功了。 　　第三，两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两国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足。日本的中央权威缺失状况令人吃惊，石原慎太郎购岛闹剧本身就是明证。日本主流政治的领导力薄弱，执政党民主党内斗不断，小泽一郎率众离党，最大在野党自民党虽然掌握参议院多数，发挥的作用似乎仅仅是反对任何执政党的议案，结果造成国家政治僵局和不能决定的民主制（indecisive democracy）。正因为日本的中央政府权威不足，桥本才能够如此大胆地提出非常极端的改革口号，矛头直指东京。中国的中央权威情况比日本好得多，至少此次处理薄熙来案件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有理由质疑为什么在从2007至2011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央对于薄熙来的做法和所谓的“重庆模式”的问题没有能够提前察觉和防范于未然呢？如果说这是中央的观望期，是不是意味着最高层的意见统一遇到了阻碍呢？这些当然都是需要等历史去回答的谜团，然而同革命时代领导人相比，“权威递减”的挑战可能是影响最高层共识形成速度的重要因素，革命时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在于战功，和平时代领导人的合法性则在于选举，而目前中国领导人产生机制的合法性不足，就是政治权威递减的原因之一。 　　第四，两人都属于从地方挑战中央。在日本，已经有九位国会议员从民主党和自民党以及其他政党转到桥本新党的麾下，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媒体人也积极向他靠拢，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将桥本彻建立新党形容为地方政治的叛乱（a local political insurrection）。在中国，薄熙来的做法要含蓄得多，至少没有公开挑战中央权威，但是他的具体操作则又是另一回事。虽然薄熙来一直说只关心重庆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却积极推动红歌进京。 　　第五，两人都看到了民众求变和自身诉求难以反映在政策上的焦躁心理。这种心理的最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对崭新的领导人形象的渴求。日本民众对于传统的不苟言笑，没有新意，不善言辞，以及太子党出身不知民间疾苦的传统政治家形象已经厌倦，桥本的普通出身，衣着休闲没有官架子，喜怒形于色，说话直接敢言都获得了民众的好感。在中国，中规中矩，神秘莫测的领导人形象似乎也已经接近了民众的政治消费期限，相反薄熙来表现出来的幽默、亲民、健谈的形象满足了人们一定程度的需求。 　　 　　党内民主的滞后催生民粹主义 　　 　　如果说到两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是否涉及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桥本彻对于日本的战争暴行和慰安妇问题倾向否认态度，在修宪问题上积极，主张集团自卫权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右翼的倾向。薄熙来基本上没有利用外交问题来争取民心的表现，最多也就是邀请例如基辛格、施罗德等前外国政要到重庆访问，以提高重庆模式的国际认可而已。 　　薄熙来和桥本彻仅仅是两个个案，更重要的是探究催生他们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虽然日本被认为是一个自由民主政体，但有意思的是战后从1955年到1993年为止，自民党始终保持了一党独大的单独执政地位，1994年以后自民党尽管不能单独组阁但通过同其他政党的联合组阁到2009年，始终保持了最大执政党地位，这样算来，日本自民党执政时间长达54年之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直到三年前日本政治属于一党执政的威权主义政体，这样的经历就给同样长期一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从日本自民党的失败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有效的党内民主，导致日本政治精英开始不得不选择直接讨好选民，结果出现的就是民粹主义的产生。 　　1955年体制建立后，日本自民党内部形成了派阀政治，党内民主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尽管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后派阀的力量有所削弱，但是党内民主仍然没有得到重视。上个世纪末，小渊惠三原首相突然病逝后，自民党党内元老们小圈子内定后决定让森喜朗上台的“密室政治”就是明证。但在另一方面，日本老百姓已经对经济发展乏力情况下的旧式自民党政治相当厌倦，日益强烈地渴望政治决策更大的透明度和打破旧治理格局。遗憾的是，从1993年大选失利到2009年完全下台的16年时间里，自民党没有能自我革新发展。一方面是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滞后，一方面民众迫切要求诉求反映到政治上，结果是日本在没有经过执政党党内民主充分发展的阶段就被推向了直接的民意民主状态，民粹主义政治家开始登上政治前台。 　　2001年，在自民党内没有派阀根基，依靠“打破自民党”为口号登上首相宝座的小泉纯一郎可以看成是引领日本进入民粹政治的第一人。在内政上，他把邮政改革作为主要政策，在外交上则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关系恶化，政治简单化和政策口号化是他的主要手段，并为小泉赢得空前的支持率。但当日本人回过头来看小泉五年的执政时期，似乎没有留给他们什么。2009年，首次执政的民主党并没有能力抵御民粹主义的诱惑，上台后以反对官僚为旗帜，进行所谓的“事业划分”对国家预算确定在现场直播的状态下进行，有很大的作秀和讨好选民的嫌疑。这些表演政治并没有给民主党带来持久的支持，相反三年内首相更迭三次，而且下次大选极有可能失利，民众对主流政治的失望则又催生了新的民粹政治家的恶性循环。 　　 　　中国民粹政治危害大于日本 　　 　　从上述日本民主过程和民粹政治的考察，中国必须认识到自身的民主化进程中一定要避免在执政党还没有充分发展好党内民主的阶段被，就迫进入低质量民意民主甚至民粹政治。由于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民众对于民主社会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还很低，一旦中国陷入民粹政治，危害程度将远远大于日本。过去20年，中国改革明显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却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持续提高。但是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扩大事实上保证不了所有人都会受益，因此一旦经济大幅减速老百姓审视执政党的目光将会更加严厉，到那时执政党就会丧失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良机。面对民众日益强烈的压力，长期执政党的权威和合法性势必受到挑战，而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的产生过程继续保持不民主和神秘主义的话，那么党内最高层本身的权威在党内都会受到挑战。党内领导层权威不足就会给一些民粹主义政客所利用。此次薄熙来事件和重庆模式就是一个警钟，如果真的发展到那种程度中国式的石原慎太郎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 　　发展党内民主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透明程序选举党的最高领导层，明确最高决策层的权限，巩固中央权威和党内合法性，同时通过法律手段保障执政党党员的各种权利。发展党内民主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进一步透明有程序地加强党的领导。因为有两大优势，目前主动权还在中共手中，首先中国领导人没有竞选的压力，任期较长，可预测性强，政策延续性好，决策逻辑明晰，仍然具备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能力；第二，中国大多数的民意是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尽管有可能是消极支持（因为相信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代替，可能不一定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宣传）。但这些优势并不是会想当然地持续，如果贻误时机就有可能重蹈日本自民党的覆辙，到那时大家都将是输家。因此党内民主不仅仅是为党利计，更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大计。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大学副教授 　　来源: 联合早报 |    进入专题： 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