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核心提示：中美官员越声称他们相互之间的意图是单纯清白的，他们之间因此产生的不信任感就越深。中国观察人士担心美中一方或另一方会出现战略误算。掩饰、敏感和细致是外交的重要特征，也是华盛顿为避免与中国对抗而喜欢采用的手段。不过，当良好意图的表白不落实在行动或政策上时，双方实际上会加剧相互间的猜忌。 原文： Five tough truths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发表：2012年7月12日 作者：Joseph A. Bosco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中美两国的官员越是向对方声明自己动机单纯，他们之间产生的不信任就越深。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担心美中两国中的一方会出现战略误判。 掩饰、敏感和细致是外交的重要特征，也是华盛顿为避免与中国对抗而喜欢采用的手段。不过，当良好意图的表白不落实在行动或政策上时，双方实际上会加剧相互间的猜忌。 官方坦承中美关系存在5个关键的事实，很可能会有助于两国建立一种更加成熟的双边关系，从而帮助阻止陷入冲突的可能。 1、 中国正努力取代美国，成为亚洲头号军事和政治力量 台湾是中国的首要地区利益。中国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控制了台湾就会将中国的触角再向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地区推进几百英里。1942年，日本利用台湾岛入侵菲律宾——现在，中菲之间存在严重的主权争端。 六十年来，美国一直阻挠中国夺取台湾。刚开始的时候台湾还是独裁政权，现在是一个繁荣的民主政体。不过，当1995年中国官员直言发问时，华盛顿表示，它自己也不确知是否将保卫台湾。从那以后，它一再重复着这种”战略模糊”态度。 北京的反应一直没多大变化：它购买了攻打台湾所需的海战、空战和网络战武器。为了阻止美国干预，中国建立了”反介入和阻绝封锁”武器系统，譬如攻击潜艇和世界首款反舰弹道导弹。中国的将领们曾威胁说，如果爆发冲突，中国将动用核武器袭击美国的一些城市。 同样地，北京声称，同台湾和西藏一样，南中国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对提出主权要求的一些国家采取威吓手段的同时，警告华盛顿不要干涉中国的事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站到任何一边，只要求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同时，美国已发誓将确保南海地区的航海自由。 中国还强烈抗议美国在亚洲建基地和进行军事演习，说这进一步证明美国在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而不是针对中国越来越大胆行为的自然反应。显然，中国希望在它在亚洲推行自己的意志时美国别碍事。 2、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军事崛起 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和西方一直努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崛起，并使之在外交和政治上融入国际体系。接触政策产生了对中国有利的效果，给中国的数百万人带来了好处。 就连在安全方面，中国在大幅加强军力时，美国却一直不愿妄下定论。对此，美国的决策者们尽量轻描淡写，他们承认经济实力的增强通常会导致军力扩大，如果不是出于其它别的理由，那就是为了获得国际声望和捍卫日益扩大的经济利益。 不过，这种宽容的观点忽视了三个事实：1）没有任何外部威胁需要中国进行巨大的军事投资， 2）美国海军维护海上安全，保持海上航道顺畅，保护了中国及其它国家的商贸利益，3）仅仅为了对付索马里海盗，中国根本不需要有像远程弹道导弹这样的武器系统。 在中国决定在加强军力的同时对美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发出威胁并采取威吓行动时，美国国内和亚太地区终于响起了警钟。中国的行为开始唤起上世纪30年代日本崛起给人留下的不愉快的记忆。 华盛顿的底线是决心阻止一个好斗的、扩张的中国，为此它正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安全联系。北京警告其邻国要记住”你小我大”，实际上，它的作法招致那些小国的”大朋友”采取认真的围堵行动。 3、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核计划问题上并没有相同的关切 自大家都清楚了平壤在寻求核计划以来，美国官员和亚洲问题专家纷纷让世人放心，说北京和我们大家一样担心——确实，中国与这个反复无常的国家为邻，这使得它更有理由担心。 官员和专家们作出的这种保证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核技术直接或间接地成了朝鲜核计划的源头。所谓间接，是指中国核技术经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汗之手传到了朝鲜。他们还忽视了另外一点，即，由于朝鲜依赖中国提供粮食和燃料，因此中国对平壤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尽管20多年来北京对安理会关于朝核问题的决议都蓄意阻挠，但西方对中国所抱意图基本都泰然处之。中国的阻挠使朝鲜免遭了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 另外，中国官员从来不提西方官员和学者归咎于他们的一些问题。相反，他们温和地说希望”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这意味着消除美国防止朝鲜再发动侵略的核威慑力。 然而，西方政府认可中国的合作保证，并使中国在朝核六方会谈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的地位上升，成为公认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不仅提高了它的国际声望，而且还使它在与华盛顿就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谈判时占有很大优势。在人权、台湾或贸易问题上，美国官员都不愿对中国施压，因为”我们在朝鲜问题上需要它帮忙”。 与此同时，朝鲜问题占去了美国外交和战略策划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北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作为长期的盟友，中国和朝鲜共同努力谋取自己的利益，并促进对方的利益，而不是国际社会的利益。 4、经济改革并非必然带来政治改革 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功地证明了西方自由思想的错误，西方认为分散经济控制权必定会促进政治改革。韩国和台湾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繁荣导致中产阶级队伍扩大，当技术使人们很容易就能获得全球信息，人们就必然提出民权和人权的要求。 不过，中国为亚洲、非洲甚至南美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非民主发展模式：摒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它保留列宁主义的治国体系。北京坚信相对繁荣就会使民众满意，并能保持稳定，抵消一党执政的合法性缺失。它还两边下赌注，时不时就掀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对付以美国为首的外强构成的所谓的威胁。 5、华盛顿希望改变中国政府 台湾和韩国实现了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因为他们的保护国美国一直施压，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中国一直能够无视现代历史，因为西方对北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没有取得政治进展，西方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不妄加指责。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给人的震惊早已消退，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作出的推进民主的承诺也已违背，且早已被人忘记。尽管西方国家偶尔批评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但他们从未让批评打乱日常事务。 不过，西方的缄默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未曾明言的建立一个民主中国的终极目标。华盛顿呼吁北京逐渐实行法治、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这自然是破坏一党专制的。如果实行这种改革，中国政府可能就不再是共产党政府。美国的希望与中国民众的愿望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与中国当前的统治者则不然。北京很清楚这一事实，也痛恨这一事实。 Joseph A. Bosco曾在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中国问题官员、在乔治城大学  Edmund A. Walsh外交学院为研究生讲授中美关系。他现在为国家安全问题撰稿。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所谓“管仲陷阱”，其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首创。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将人的需要分为几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后依次是安全与保障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他人的尊重与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才会出现。中国的先贤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个人就无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负就成了空中楼阁。“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这等于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缚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之上的——属于君主、贵族、官吏、地主、家长的等等。国家处心积虑地控制了一切谋生孔道，而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具体为依附官长，上司等等）这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中国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任统治者们姿意蹂躏宰割的命运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技术层面，“利出一孔”包括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贫）民术。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发达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商代，由于上交到中央的户籍簿册一律都规定用黄色的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包括人口的登录，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记内容主要有姓名、性别、年龄、高矮、胖瘦和长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详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官府登记，否则便为“脱籍”（黑户口），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邻和乡村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汉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200万流民中发现有40万人脱籍，构成丞相石庆的失职，石差点被汉武帝处死。 与户籍制相对应的，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系统，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这就是实行层层管制的里甲或保甲连坐制度。 里甲制的始作甬者当推管仲，《管子立政》详细记载了这一制度的内容。 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权力和户籍制度构成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体系，编织成一张密实的天罗地网，通过中央(中枢)←→州（神经节）←→府、县（神经元）←→乡、里（神经未梢）的逐级延伸，由此形成类似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一样灵敏的信息传递反馈控制机制，统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个臣民，在这张恢恢大网下——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商鞅这个专制变法的枭雄，在秦国实施严酷的户籍制和里甲连坐制，以至人民“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得只身潜逃，来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见人身控制的效果。 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还不足以控制人们的意志，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行，这就是历代政府奉行的弱（贫）民术。 弱（贫）民术的主要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其根本主张是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广大人民强行束缚在土地上，达到随时可以为统治者所驱使的目的。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在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不二法门。 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专制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历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五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财富直接来自商业活动），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权之后，更进一步要问鼎政权，终致设置议会，监督国王，并成为维护商人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代议制的产生。从而大大打击、限制了国王、贵族的特权，并将其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抹黑商人的形象，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第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第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第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二是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如西汉商人的算赋加倍；三是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史称“官山海”），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商人染指，中国历朝历代主要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搜括掉却毫不知觉，人民的血汗流入国库百姓却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认为是君主关心民瘼，为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而对其感恩戴德。此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而民爱可洽于上也。”此乃一箭双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确保专制制度的稳定；造成资本国有，取得巨额垄断利润，掩盖经济上对人民残酷掠夺的实质。 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进，工商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信息等，农业才可能发展，进步，人为将其对立起来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表面上看重农抑商似乎是为了重农，其实从抑商的实际效果看，它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业变得死板和僵化，长期停滞于简单再生产状态。 由于国家强行堵塞了经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约束条件下（“利出一孔”），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只有唯一一条现成的道路，即为专制君主服务（入仕或做官）。做官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正反映了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谓’官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君主独裁专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就是权力，权力的内涵不仅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转化的不可计数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专制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掌握权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风赫赫，权倾一方，官小者也是养尊处优好处无数，官之身价与神秘，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各种特权与实利。官位成了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是比贷币更具流动性，更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政权支配金权，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仆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导致投机政治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好更快地聚敛财富。吕不韦正是参透了这一点，才将异人视作“奇货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获利越厚。官位权力和财富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官位、权力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的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发财的意识浸透了国人的灵魂。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中流行着一种称为“升官图”的游戏。这种游戏使用的工具包括一个骰子和标有从普通学生到政府宰相各个等级位置的图案，每个参加者通过掷骰子决定是升级还是降级，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会从等级低的人手中赢得越多的钱。这种游戏的参加者不仅是识字的人，一些文盲也乐此不疲。 反过来看，没有权力作后盾的经济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向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使汉武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 历史上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也学着刘彻这一套，不过，他们要稍稍文雅些，名为“借商”，每次借款达数百万缗，结果自然是“刘备借荆洲——有借无还”了，谁还敢斗胆向皇帝讨债。 林彪得其神髓，将其简练地总结为:“有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以打倒。” 简言之，作官是最赚钱，最安全的买卖。所以中国发了财的商人要捐官:既为求自保又为图发展。所以历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红顶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强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全国上下形成一个等级依附系统，只有一个例外，即皇帝，因为他是权力的母体。后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仆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对依附者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质利益直接源于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时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统中有子系统，子系统中又有子系统，人身依附成为人际关系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于人身依附，各级官僚无法成为独立的政府官员，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样，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和升迁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得罪上司的代价是巨大的，又由于这样的官僚有为数众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级也永远只能是上级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听话（好使不好使），而不在于这工具本身有多大价值。 中国的官僚政治有一个致命的遗产——层层任命制。官吏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官吏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中国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级，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于是，“报喜不报忧”，上交则谄（谄媚），下交则渎（轻慢），就成了官场的常态。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级只对上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做法，必然导致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谓“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苏辙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 “淘汰”制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胜者，淘汰劣败者。“逆向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反而成为“适者”生存下来。究其原因，在于人的天性。人性的一个艮古不变的弱点就是喜欢听好话，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而不屑于钻营，庸人们则非拍马逢迎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资源用在迎合上级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长官的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他们自然会获得更多提升的机会，这样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杀，整个社会必然万马齐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 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结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的原罪。毛 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源于此。 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 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繁荣的枢纽，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温床。 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一悲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他们的核心人物，不问是非，党同伐异，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式的政治结构。政府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现实和吸取经验与历史教训的传统。另外，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 国家作为一个生产安全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完全垄断者，对一切独立于官府的力量采取禁绝策略，拒绝给民众自由、民主和基本人 权。民众缺少民主锻炼，民主意识及民主素质低，没有协商、妥协、宽容的训练，就无从产生健康、理性和坦率沟通的政治文化，社会自治无从滋生，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稳定全靠行政权力将人民强行粘和起来，采取高压政策，社会管理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 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政府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敉平社会反抗，由于没有正常的沟通与发泄不满的渠道，一旦出现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破坏成性的暴徒（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 西方国家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是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60届政府，50年间，意大利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一年，虽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自动毁灭。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人类社会的铁则。历史反复证明在独裁专制这种体制下，即使有卓尔不群之士，也难以阻止腐败的蔓延，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专制制度让统治者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须不知特权实乃统治者堕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亲繁殖（“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没有竞争对手，执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没有权力制约，又没有舆论监督，统治者必然腐败堕落。贪污腐败是一种政治行为，非但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反而破坏正常的经济活动，减损社会财富，其实质无异于公开抢劫。 专制制度下的官吏是与作为草食动物的民众不一样的肉食动物，官吏与其治下的民众的利害关系短暂脆弱，比分封的贵族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产生道德风险。由于官吏拥有“合法伤害权”及信息优势，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枉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中，抑制这种对专制帝国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是困难的，从利害关系上是难以指望的。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会自我强化，加速扩散。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末期，贪污腐败都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贪官遍地，货贿公行，官吏们贪贿枉法，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人口思想，促成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天下承平日久，当人口存量超过土地的负载能力时，必然产生淘汰过剩人口的压力。人口压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内外冲突、政治动乱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使小农破产，破坏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官僚集团的腐败与膨胀趋势，“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口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使得民不聊生，生存无以为继。而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突破底线必然导致流血——下层民众博命以自保。后果就是社会动荡，天下大乱，最后是既有的秩序解体。 在旧的秩序解体到新的秩序确立之间，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民众则成为对立阵营的人质，被胁裹着互相杀戮。几十上百年的长期征战，造成对人口、文明、财富、环境的巨大破坏。为改朝换代而进行的征伐，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加上巨大的诱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斗争遵循的是最厚黑者胜出的铁则。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默默无闻，不名一文的混混无赖要成为人人膜拜的对象，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混战，尘埃落定以后，新的秩序怎样建立呢？认知心理学和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大都倾向于坚持自己已经形成的见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学习效应，这是一种正反馈。继起的王朝在政治遗产上可以继承的最佳选择和模式仍然是“利出一孔”，历史和人一样，都有沿现成的路径行进的惯性与本能，所谓萧规曹随，就是指文化上这种按既定的模式应对相似局面的自觉行为。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政治活动是集体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更为经常和强烈，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们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立成本高，个人对政治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订者总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因为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结果使得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度，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更为困难。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竞争的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当事者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政治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历史的常态。 “利出一孔”的政治实践，使最高统治者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少数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演义》扉页上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权兴亡的过程往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这个过程从古至今，周而复始，形成了任何政权都跳不出的兴亡周期律怪圈（金观涛先生称之为“超稳定结构”）。人们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这个似乎不可抗拒的怪圈归因于中国人的宿命，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利出一孔”才是中华民族周期性治乱循环悲剧的总导演。 “国家往往确定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然后在一定的约束下设计出降低交易费用的规则”。制度建设的成本无疑是高昂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利益集团只要付出很低的维护费用就行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发轫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虽然汉以后文化上“独尊儒术”，但在政治层面，却是“外儒内法”，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实在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让他们在实践中用起来得心应手，爱不释手，成为历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国策。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色，让中国人跌入“管仲陷阱”几千年，陷入恶性的路径依赖。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国特色的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发生（自发或诱发）突变，同样的政治生态就会反复克隆，中国仍将陷入残酷而又无奈的历史宿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 在汉语中，管仲与管总谐音，管总者，总管也。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管仲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绝对要比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大得多——孔子就曾经发出由衷的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一个超级天才，为了统治的方便，在他所处的时代的一项天才发明，却陷其子孙后代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千年陷阱，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此，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特别补充一下:带来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收买”体制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利出一孔“,其所收买的不仅是已经在体系内的那些人，还有大批在外面削尖了脑袋想挤进这个体系里来的人（收买这些人倒不需要花费分文，只要给他们一个令他们艳羡的景象，和给他们一点点希望。），收买效应远比看起来要强的多。所以常常出现一种有讽刺意味的局面:特权阶层中偶尔有人士由于良心发现等原因要改变现有机制，而还在下层苦苦奋斗要爬上这一阶层的人反倒大多是现有机制的铁杆支持者。诺思真是天才，制度的规模效益递增和路径依赖，可以说是解释了很多历史问题。本人也是如同醍醐灌顶。一套看起来很不合理的机制为什么事实上却有远远超出预估的生命力？答案就在这里。制度的规模效益递增和路径依赖，这也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何很多看起来合理的改革根本无法施行。结构性通胀，是无解的难题，除非是凤凰涅盘般的浴火重生，由于制度的规模效益递增和路径依赖，想在现有体系上进行任何有效的改革都只是徒劳的幻想。 一直有一个谎言在国内流传，说俄罗斯是因为分了国有企业才造成了经济崩溃。事实根本不是如此。苏联在经济上其实早已经破产，只不过由于高压控制而使得很多危机暂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已，苏联一崩溃，经济上的破产局面就暴露无疑。而由于由于苏联体制本身的腐朽，很多官员趁着崩溃的混乱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获得了大量所谓的国有财产。同时人民由于生活贫困，同时也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把手里分到的股票贱卖了。而某些旧官僚借机收购这些股份，大发横财。所以祸根在苏联，而不是俄罗斯的改革。 在中国，有太多的谎言。阻止老百姓正常的思考。天天讲苏联解体的教训，又有多少人了解苏联解体的真相？你可以到俄罗斯和东欧去问问:有几个人怀念苏联？（我们要承认，有不少俄罗斯人怀念那广阔的国土，俄罗斯人对土地的贪婪那是举世闻名的，但绝对没有几个人怀念苏联那套体制）可以说苏联解体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改革也不是田园诗般美妙，俄罗斯的改革走了太多的弯路，民主传统十分脆弱。长期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下对人们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毒害，使得民主建设成为一项艰巨任务（就连叶利钦自己都曾经炮轰议会，强迫议会屈服于他的意志），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徘徊不前。 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分给全民，完全是一件正确而且正义的事情。俄罗斯是突变式地进入市场经济，他当时连股票市场都没有，从一片空白中突然建立起另一套全新的经济体制，从而产生了混乱；而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个人以为可以采取股票基金的形式，将国有企业的股权打包，然后分割成基金份额分给大家。可以直接在现有的证券交易平台上转让交易和派发红利。 上将高尔查克这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这部电影在俄罗斯拿了去年的票房冠军。这部电影代表了俄罗斯现在的主流价值观。俄罗斯人自己都认为改革是正确的事情（当然不否认改革过程中有不合理的事情，但这也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前苏联那套官僚体制，而不是改革本身）倒是某些人自作多情地一厢情愿。对俄罗斯改革进程的别有用心的歪曲解读，在中国蒙蔽了很多人。如果说使中国的改革延迟了十年也不为过。但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 苏共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大发横财的政党。它为什么能大发横财？正是因为苏共的官僚特权和不公正不透明的暗箱操作体制。难道这些官僚在这之前就不是在享受着特权？当普通百姓为了一小块面包都要排队或凭票时，他们在特供商店里享受着充裕的商品供应。改革之际，他们利用权力将自己的特权一次性变现而已，这也要归咎于改革？不管如何，至少改革以后苏联不再有特供商店。老百姓也不再只有在官僚体系里往上爬才有希望获得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很多人别有用心把造成俄罗斯后来的悲惨局面推到改革身上，把崩溃前苏联描绘得贴了金一样。难道苏联人都是傻子？如果不是搞得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走上红场面对坦克？如果不是苏联的威信在国内严重衰落士兵们会倒戈而站在人民的一边？前苏联的保守官僚可是发动了政变来挽救苏联的命运的,但是这些高高在上官老爷发现他们根本得不到支持，苏联那套体制和他们自己都已经被人民抛弃!俄罗斯的改革有挫折和教训，但是俄罗斯后来悲惨局面的罪魁祸首不是改革，而是苏联！ 多年以前，林语堂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某些国人：本身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利益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却具有着统治阶级的意识，要在动物界找到这么愚蠢的东西几乎不可能。这句话放到今天，还是何等的刻画得入木三分。

□“政见”观察员 吴瑶 2012年5月-6月间，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政经】 1、Double Paradox：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 By Andrew Wedeman 按照常理来说，增多的腐败会损害经济增长，然而从1978年到2010年，尽管官员的贪污国家财产、受贿、吃回扣、寻租等行为史无前例地增多，中国经济仍实现了每年9%的高增长。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教授Andrew Wedeman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日益猖獗的腐败没有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在Double Paradox一书中，他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作者发现，经济改革带来迅猛发展之后，腐败现象才爆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腐败其实是产权从国有到私有部门转化时估值偏低的副产品，作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就解释说，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因此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乐于拿出一部分暴利作为回扣。 作者在书中同时指出，虽然有不少瑕疵，中国的反腐行动已经被证明能够有效避免腐败失控，这是最为重要的。 作者研究了中国三十多年的数据，以及韩国、台湾、赤道几内亚、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内部的腐败与发展关系之后，给出了建议：经济高增长不仅仅要求持续且力度不断加强的反腐行动，还需要巩固和加强不同的财产所有权权。 如果腐败情况没有好转，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后果？作者认为，如果不加控制，腐败迟早会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资产转移规模下降和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但腐败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将经济推入崩溃。” 2、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y Nicholas Lardy 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其实与外界观察者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求国家经济转向扩大内需，这一目标也反映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当中。但在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看来，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步伐其实很缓慢，进步非常小。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提高利率、允许人民币升值、提高能源价格，使中国更好地与全球市场接轨，通过敦促国有企业增加上交利润，为庞大的不断扩张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足够资金……这些建议都不新鲜，只不过作者把他们放到了一个条理分明、有说服力的框架中。他预测中国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从现有政策中获益良多，因此他们对重大变革保持着并不积极的态度甚至是强烈反对——目前看来，现状比较符合他们的需要。 作者提出，如果当代中国执政党中能够出现一个建设性的核心角色的话，应该能够推动公共利益高于并取代特殊利益，并且推动关键、重要的改革。   【社会政策与社会问题】 3、China’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By Judith Shapiro 中国面临的巨大环境挑战对所有人都很重要，这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健康和良好状态，也影响着地球的未来。 中国研究学者夏竹丽（Judith Shapiro）调查了在严重的农村贫困和高涨的中产阶级消费背景之下，中国试图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努力，她从五个核心分析概念切入，探究了这些措施的复杂性，包括全球化的含义、治理的挑战、存在争辩的国家认同、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正义和公正等。 她提出了多个犀利的问题：中国人能享受到发达国家的人们所享有的更高的生活标准吗？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此严重，它会影响政府的稳定性、合法性和控制吗？中国的环境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西方消费模式？在一个资源限制和污染愈演愈烈的世界里，能否建立一个公平的系统，让人们平等的享用资源，无需损害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或是从弱势群体或是其他物种那里抢夺资源？ 中国和这个世界都已经面临关键时刻，通往更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道路仍然开启着，但正如作者分析的那样，选择可持续发展，需要谦让、创新、拒绝部分利益诱惑，毕竟机会的大门不会永远敞开。 4、Prostitution Scandals in China: Policing, Media and Society By Elaine Jeffreys 本书呈现了当代中国媒体对于性交易相关丑闻的报道分析，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Elaine Jeffreys认为，关于性交易的话题讨论广泛，延伸到了影响中国公民的一些重要社会、法律和政治议题上。此外，这本书还介绍了公共讨论对多个问题的影响，包括公民权利、政府腐败、警察虐待、少年儿童保护、公共卫生等等。 作者还强调，今天中国新出现了有法律依据的应得公民权益的概念，比如儿童权益、隐私权、工作、性、健康、以及因为国家工作人员采取非法律手段而受到伤害和损失的，可以诉诸法律申请赔偿的权利。 5、China’s Pension System: A Vision By Mark C. Dorfman, Robert Holzmann, Philip O’Keefe, Dewen Wang, Yvonne Sin, Richard Hinz, Yu-wei Hu 中国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改革，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要素。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已经考虑了各种方案，也采取了几个重要措施。2009年，中国启动了农村养老金试点项目，2011年则启动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过程体现了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些原则有力支持了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承诺。 尽管过去二十年间，养老金体系改革一直持续开展，部分政策制定者还是建议应该有进一步的改革，以适应中国快速变化的政治和社会变化需要。遗产税、体制碎片化和覆盖有限等问题尚未得到完整阐述。 与此同时，新的挑战已经涌现，如急剧城市化、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均、城乡差别悬殊、更多的劳动力非正式化、家庭结构的转变、全球化趋势加剧所带来的影响等。 财政部提出了到2040年实现的整体规划中期远景，意在加强中国老年人的收入保障，这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相一致，这份报告正是因应规划远景的需求而生的。这本书的主体部分陈述了远景的纲要，总结了设想中的中期养老金体系的若干要素，在附件部分则提供了更深入的分析和具体内容，有力支撑了建议，为问题提供解答。   【外交】 6、China and Africa: A Century of Engagement By David H. Shinn and Joshua Eisenman 中国曾经限制过参与非洲事务，比如建造临时铁路或港口、支持非洲自由运动、在受压迫的非洲鼓吹社会主义团结。现在，中国的外交官员、国有和私营企业以及涌入的中国工人，已经遍布非洲。这一转变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现象之一。这本书以全面的视角展现了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 曾任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大使的David H. Shinn和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高级研究员Joshua Eisenman分析了中国与四十五个非洲国家关系的各个方面。本书评论了自1949年以来中非关系的历史，横跨政治、贸易、投资、对外援助、军事、安全和文化等各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作者的研究结合了仔细的观察、谨慎的数据分析，而David Shinn的外交官经历也提供了不少细节详尽的见解。 作者认为，虽然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方式跟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都很复杂。中国和非洲国家对对方的认知都还在发展之中，这些变化的观点既有积极的层面，也有消极的层面。 7、Power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The US, Russia and China By: Martin A. Smith 权力就好像天气：人们总是在谈论，但极少人能真正懂得它。本书试图解开这个复杂概念的神秘面纱，通过深入吸引的介绍让读者了解当代全球秩序权力转移的形态。 作者认为，并不能仅仅把权力简单看作是一种物质能力，更应关注其被忽略了的社会维度，从冷战后中美俄三国的国际角色、地位、能力变化的细致观察中，作者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挖掘。 本书的结论是，多极化世界远未能实现，当下世界仍然保持着基本的单极化状态，美国正致力于纠正小布什第一届政府期间所犯下的错误，而中国和俄罗斯则以不同的方式，“限制”自身挑战美国老大哥地位的能力。 8、Europe and China: Strategic Partners or Rivals? By Roland Vogt 如果要给中欧关系赋予新的含义的话，它对官方语境中的中欧“建设性交往”和“战略伙伴关系”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它将解释中欧互动关系内部外部的局限和约束。香港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Roland Vogt分析称中欧并不是静态、统一的存在。中欧关系正日益成为一张涵盖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相互连接的复杂网络，并受到利益有分歧的各方的驱使。 虽然经贸是影响中欧关系的决定因素，中欧双方除了商业交流之外也有意加强了联系。对于能源、气候变化、人权和对非洲政策的关切、地缘政治学考量，以及中国崛起给欧洲带来的普遍焦虑等，都成为影响中欧关系中的重要因素。由于双方没有边境接壤或在对方区域内有战略利益，因此关系较为诚挚友好，但仍然保持了距离和暧昧。互动的增多并未带来双方关系质的提升，中欧之于对方还都是次要的伙伴。误解、错误的期待、对政策的内部力量缺乏基本的了解等因素，还是中欧双方提升联系的主要障碍。   【思想】 9、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ebates and Perspectives by Fred Dallmayr and Zhao Tingyang 西方国家的人们都认为中国已经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体崛起了，而且这种成功毫无疑问将继续下去。但是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的走向，他们却少了几分确定。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脚步令外界期待中国更民主，采纳更西式的政治体制，然而中国人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于西方人只能从他们的意识形态来看来中国政治，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政策和目标。 在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ebates and Perspectives一书中, Fred Dallmayr 和赵汀阳与多位顶尖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同辩论了正在不断改变中国的政治思想。他们探讨了非常热门的话题，比如“中国模式”，中国儒家思想的复活及其当代世界的应用，自由社会主义等等，讨论者们跳脱了常规的分析框架，用两位作者的话来说是“脱掉了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在比较了一系列观点和想法之后，本书用英语最好地呈现了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态度和表述。   【史论】 10、The Everlasting Empir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d Its Imperial Legacy By Yuri Pines 从公元前221年始，中国封建君主统治持续了2132年。两千年来，君主们遭遇了内战、外来入侵、同盟占有、毁灭性的叛乱，然而封建国家的基本制度、社会政治、文化特征仍然完好无缺。本书追溯了中国封建制度保持长久和稳固的根源所在，也由过去的封建统治联想到当下中国，分析它带来了什么经验教训。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Yuri Pines指出，封建制度国家将严苛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灵活的行事方式罕见地结合起来，使得封建国家得以维系，并且能够适应各种内外挑战。封建国家的政治决策者们与他们的邻居享有共同的基础意识形态准则，比如团结在一个帝王的统治下。因此，即使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反对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也会接受这种帝国规则系统。而规则的细节是可以不断协商和调整的。 作者还说明不同的政治角色之间的紧张制衡关系，包括君主、文人、诸侯、平民叛乱者，能从多大程度上确保国家基本制度既能保持批判的活力，又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 虽然21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强盛阶段，作者仍然认为，过去封建国家留下的遗产在塑造未来国家的道路过程中，会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11、Chinese Migrations: The Movement of People, Goods, and Ideas over Four Millennia By Diana Lary 现在席卷中国国内的移民潮看起来是个新现象，很多人说它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结果。然而，通过研究几千年来中国持续的扩张和收缩变化，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Diana Lary指出，当下的迁徙只是漫长移民历史中的最新阶段，无论是国内的迁徙还是移民国外。 一般来说，扩张时期会导致大规模的迁徙，当然间或有向内转变的停滞期。作者按照时间顺序讨论了各时期的迁徙，我们把移民看作范围宽广的迁徙，还可以从短期和小范围的迁徙讨论到永久性、长距离的迁徙。同时，它还可能作为一种有力的媒介，带来商品、文化、宗教和政治影响的变迁。 儒家传统并不认同迁徙，它褒扬安于故土的快乐，比如“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Lary认为，尽管儒家思想中存在这种观点，但移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关键因素，来自国家批评和鼓励的声音并存。 为您推荐其他相关“政见”： 政见书情（2012年3月-4月）：中国的诡秘、困惑和悖论 政见书情（2012年1月-2月） 花钱的艺术：中国要出手援助欧盟吗？ 村村通工程：集体负债之路？ 无觅

7月19日，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西方提出的涉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这也是中俄第三次联手在安理会否决涉叙草案。中国为什么投反对票？ 一些网友认为这是要联俄抗美，不能让美国等西方太过嚣张、为所欲为。我认为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反对票最多表明了一种态度，并无实际意义，更不可能真正制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采取行动。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由安理会成员国投票通过的大规模国际军事行动，除了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还真不多见。冷战时美苏两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从来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冷战后的二十多年里，所有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干涉（例如科索沃、伊拉克等）都是美国或北约牵头，没联合国什么事。 俄罗斯与西方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普京只是为了在国内制造硬汉形像，俄国同西方的经济联系本来就不深，加上俄国这些年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己丰富的石油储藏，在中东制造一些混乱对俄国实在是有益无害。而中国的反对票也只是表明了政治立场，中国不会真正去阻止西方人采取行动，也没这个能力，如果知道这张反对票会引起西方对自己的经济报复，中国不会投反对票的。 然而，这个政治立场表态是缺乏眼光的，关于这方面，我写过很多文章，这里引用在微博发表的一段话： 中国不应和独裁走得太近。时代不同了，独裁的历史终将终结，独裁政权会一个一个从地球上消失，这不是你我可以决定的，更不是任何势力可以阻挡的——利比亚卡扎菲走了，埃及穆巴拉克也下台了，叙利亚政权的日子屈指可数，北朝鲜的政权也一定会成为历史……但人民却会永远存在，而且继续创造历史。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当叙利亚、朝鲜人民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会质问中国人：你们当初为何同压迫我们的独裁站在一边？你们为何向那些残酷镇压我们的人民公敌伸出援手？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正如那些遭受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压迫的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一样。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同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等中东国家是有区别的（见《中国为何没有重蹈苏联与埃及的覆辙？》，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几届政府也都以小平改革思想为指导，做了很多工作。然而，这张反对票却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同叙利亚的距离，得不偿失啊！ 国际上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投下反对票表面是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其实是经济利益驱使。中国是叙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每年贸易额高达数十亿），中国是叙利亚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帮助叙利亚“维稳”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那些认为一切国际关系归根到底都是经济利益决定的年轻人尤其支持这个观点。 然而，这种观点是极其短视的。尤其当我20日打开电视与报纸，从美国的CNN、Fox News，到英国的BBC，再转台到澳洲的7号台与9号台，看到各大媒体以鲜见的时段与强烈的语气批评、谴责中国，把中国列为邪恶轴心一员的时候，我感到了这张反对票的沉重，认识到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反对票。 先让我们稍微绕一个弯路：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目前孔子学院已在106个国家的350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达500多个，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汉学的全球品牌，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十年不到，人均GDP 在世界排名只在一百位左右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大多是富裕国家）开办了如此之多的免费教育机构，相比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难，与希望小学的雷声大雨点小，堪称奇迹。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不差钱，差的是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如果孔子学院真能够传播中国文化，推广我们的价值观，花一些纳税人的血汗钱，也算是无怨无悔吧。 让我们继续看看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事迹：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人物篇”亮相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广告屏，在国际上激发了媒体的集中关注和公众的热烈讨论。2011年8月，新华社从美国金融时报手中接手了一块18米高、12米宽的广告显示屏，更为中国广告出现在时代广场提供了方便。 好了，如果要列举的话，还有世界各地的报纸媒体等很多很多，现在让我们粗略算笔账吧，为了传播中国价值理念，提升中华软实力，拉近我们同现代文明国家的距离，我们国家一年在海外花费宣传与推广费应该不少于一百个亿吧？ 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这一张反对票，在世界各国媒体中占据的比重几乎压过了我们所有的宣传与推广。如果你不相信，20日晚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做一次民调，中国的国际形像与“软实力”比一年前同期应该跌了至少十个百分点。我们一夜之间，疏远了文明社会，拉近了同叙利亚的距离。换句话说，我们一年花费在孔子学院与外宣上的钱算是白白浪费了。 谢天谢地，美国及时发生了丹佛枪击案，见异思迁的国际媒体立即调转了镜头，转移了公众视线……

《译者》原文推荐仍在招募志愿者。以下为今天的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译者》 ( iyizhe@gmail.com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邮件组、Google Reader、Google+（@xiaomi2020）、推特（@yigroup，@xiaomi2020）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每日野兽： 艾未未输了官司，但是他说，我在”道德上”获胜了。 他告诉记者Dan Levin，他为当局感到”可悲”，他将一直战斗到底。 纽约时报 ：周五，Alison Klayman女士在纽约发表了纪录片《艾未未：从不道歉》。此片可谓恰逢其时，Klayman女士正好见证了中国近年来发生的最扣人心弦的故事：艾未未从一位先锋艺术家转变为最著名最感言的政治异见人士。 路透社 ：中国核工业公司在考虑投资350亿英镑在英国安装5座新核电站。据接近中国公司的信息来源说，”中国人有钱，也有经验，他们希望通过在英国建电站，证明他们能够在世界上最苛刻的监管环境中建核电站，以此进入中东和非洲等其他市场。” 时代周刊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逐步对尼泊尔施压，藏人的逃亡之路变窄。他们发现，通过喜马拉雅国家尼泊尔的道路比以前更多舛。 新华社 ：东盟十国在峰会后发表了关于南中国海的6点声明；其后，中国誓言与东盟合作，捍卫南中国海的和平。 彭博社 ：从巴克莱银行到瑞穗证券，分析家们质疑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认为该数据被高估。而美国银行认为中国数据可靠，工业产品数据与GDP一致，而电力数据只不过可能漏过了一些增长项。这显现，中国政府仍在努力赢得经济学家和投资界对其经济数据的信任。 赫芬顿邮报： 西藏自杀者：悲剧还是转机？ 无论我们觉得自焚是好是坏；无论我们觉得这事是宗教还是世俗事务，在中国主导的情况和政策惨无人道，藏人无畏而起。藏族的未来，其人民其文化，正在刀俎之上。 路透社： 独家：金正恩计划在北朝鲜进行经济变革 。根据和平壤北京都接近的消息来源透露，年轻领袖金正恩及其大权在握的叔叔赶走了反对变革的军事领袖，将推行农业和经济改革。 商业周刊： 中国外汇监管者发言说，中国公司在海外并购必须遵循市场法则 ，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行事，淡化国家利益。企业家们必须牢记投资回报法则，注意成本和现金流。 美联社 ：周五，叛军继续在首都深化游击战，以推翻现政权，他们伏击政府军，攻击警察局；成千上万恐慌的平民逃亡黎巴嫩和伊拉克，以躲避这场16个月的冲突的暴力高潮。 法新社 ：日本的H-IIB火箭周六发射，将一个无人供应仓送往国际空间站。 纽约时报 ：一位著名的致力于北朝鲜民主的南韩活动家金永焕和三位同事被中国驱逐出境；今年3月，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在中国被捕。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且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