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石力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 进入专题 ： 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韩方之争    ● 石力月       【内容提要】本文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实践及思想状况的脉络中来看待，试图解读出其背后一整套意识形态关联及变化，分析此次微博论战的各种表现。本文认为，“韩寒现象”背后发挥作用的是9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机制，而微博论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些公共讨论的特征，但目前参与者对于“韩寒现象”的反思主要囿于自由主义框架，它与“韩寒现象”之间所呈现的悖论性使此次论战似乎难以真正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          【关键词】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一、引言          自2011年底开始的围绕“韩寒代笔与否”的论战直到今天尚未平息，非但如此，反倒仍在持续发酵。这一方面使得本文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只能基于阶段性的观察，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其后续发展态势来检验及修正本文的阶段性判断。同时，鉴于论战尚未终结，本文所提及的“韩寒作品”均指作者署名为“韩寒”的各类文本（包括博客）。     此次论战持续时间之长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然而事实上，这并非是韩寒第一次遭疑代笔，早在2007年，其《长安乱》一书就被疑为枪手之作，后因多方辟谣而很快就不了了之。但为何此次遭疑历经时间如此之长，参与论战的人数如此之多呢？从数月以来的“战况”不难看出，这已远非仅仅是一桩孤立的代笔事件，其意义也远非局限于仅仅对“代笔与否”做出最终判定，而是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实践及思想状况均有所关联。因而，换句话说，即便韩寒最终确证未有代笔，他成名后十三年的成长轨迹也值得讨论。     从时间顺序来看，韩寒于2011年12月23日、24日、26日分别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以及《要自由》（以下简称“韩三篇”）三篇文章，①紧接着，2012年1月15日互联网IT博客作者麦田发表了《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一文，开启了论战的序幕。②虽然并不能就此直接断定“韩三篇”就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索，但是难以否认的是，“韩三篇”所探讨的主题及其谈论方式 / 思路将韩寒推到了聚光灯下，而此次的聚焦效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韩寒及其作品重新被人审视创造了一些可能性。     与早前以具有较小切入点的时评或杂文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言所不同的是，韩寒此番发表的“韩三篇”主题宏大，篇幅却依旧短小，这为众人的议论留足了空间。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议论中出现了不少来自知识界的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并未完全呈现于微博，而是散见于包括论坛、博客以及各种传统媒体之中），其中的质疑者既包括韩寒曾经的支持者也包括其反对者。这些声音从不同角度就其文本本身指出了作者在视野、概念、知识，以及思路 / 逻辑上的诸多问题，但这些较为学理化的分析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回应，而是在微博上多被“打包”视作了精英主义的论调。韩寒的父亲韩仁均于2011年12月24日曾发表微博：     我电话问韩寒，你为什么这么取题目，谈革命和说民主，又大又危险。他说，两篇小文章哪里说得明白啊，只是这样取名字，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能争鸣总是一件好事。我一想也是，无奈有些学者不解风情，大谈什么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最好闭嘴，肤浅不配这些标题啊，真滑稽。③     紧接着，易中天于2011年12月26日发表微博：     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学术好、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④     从这样的言论可以看出公共舆论空间与知识界之间存在的某种割裂性，这既表现在前者对于后者的陌生化认知——事实上，“革命”、“民主”、“自由”绝非什么“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相反，它们始终是后者的核心议题，却鲜有进入前者的视野；也表现在二者话语评价的冲突性上。同时，这种割裂的局面实际上也等于宣告了文本（韩寒作品）的封闭性，不仅如此，这种文本的封闭性还扩展并贯穿到了后来的微博论战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方之间持续的紧张感——质疑者紧紧抓着文本本身不放，而对于韩寒的许多支持者来说，任何针对文本本身的质疑都是不被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截至目前，这场微博论战并没有完全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这样的情形并不能由论战本身得到足够的解释，需要追问其深层次的缘由。           二、“韩寒现象”与“重返政治”的商业主义          暂且撇开人们对于韩寒成名之初的“猫腻”之争（韩寒与“新概念”作文大赛之间是否存在猫腻）不论，至少清楚的是韩寒最初是以“反教育体制”的面目进入人们视野的，这既表现在其高一复读两年后退学，并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以后拒绝高等教育，也表现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而从韩寒日后的发展来看，其“反教育体制”这个符号至少是拥有两重意义的，它既使得韩寒因为“好文笔”（以《三重门》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与“差生”之间的强烈反差而被人们确认为“天才”，也与韩寒后来能够被塑造成“反体制”的意见领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日后无论是“差生韩寒”还是“公民韩寒”的叙述也正是建立在这两重意义博弈而胜的巨大快感之上，由此多少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场微博论战中不少韩寒的支持者都是从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例如：李海鹏的《支持一个非我族类》一文，⑤而很少与方舟子等人或者网友考据派展开基于文本本身的对质。因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能够成功地回避文本本身的对质而获得相当程度的共鸣？     作为此次微博论战的主力之一，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将此种情形视为“反智主义”：     （1）自我吹嘘并参与制造“不读书的文学天才神话”；（2）恶性嘲弄并且彻底否定教育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抵制教育和诬蔑教师职业、文学创作。⑥     他将韩寒本人的“反智”，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浪潮”之中来看待。他认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⑦     但是肖教授的这个说法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韩寒成名十三年变象的复杂性——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何韩寒最初的名声恰恰是依靠呈现丰富的阅读知识（以《三重门》为代表，且不论代笔与否）与拒绝学校教育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准确地说，韩寒是到了在博客写时评的阶段才标榜自己不读书的）而获得的？而为何在诸多支持者（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媒体人士及知识分子）的眼里，韩寒非但不具有肖教授所描述的这些社会弊病，反倒被视为对抗这些社会弊病强有力的思想者，从而成为新时期启蒙精神的代言人？肖教授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运行之中来看待的思路是没错的，他的文章将“韩寒现象”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张铁生现象”相提并论，既敏锐地捕捉到二者之间的某种勾连，也明确地点出了二者之间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只是在笔者看来，文化转向本身还不足以形成解释，其与政治经济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进行梳理。     常见的思路是将1978年作为中国社会历史20世纪后半期一条主要的分界线，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划分新旧两个时期。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足以解释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群体对于社会变革认知上出现的诸多分化，而这些认知上的分化实际隐含了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性与复杂性。正如贺桂梅所说：     80年代在当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位置。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不仅关涉如何评价80年代迄今仍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事实上也关涉如何理解50—70年代历史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当前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变迁之间的关联方式。而在这些理解及可能的分歧背后，则与人们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直接相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构成了一个连接当下与历史、“新时期”与50—70年代、当代与20世纪的枢纽时段。⑧     对于知识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告别革命”为特征的主流认知的叙述，以及对此转向所进行的各类研究已有很多，它们多是将对20世纪80年代的理解放置于思想解放 / 启蒙思潮的维度集中考察学生运动与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例如许纪霖就认为在1978～1998这二十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思想解放运动，下启九十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⑨然而，对于思想界的分析并不能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在其中的诉求、行动及思想状况提供足够的解释，而如果不将后者一并纳入分析，就很容易将今天的“韩寒现象”轻易地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这正是今天很多人支持韩寒最重要的理由和逻辑。可是吊诡的是，如果将“韩寒现象”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坚持质疑韩寒的原因恰恰在于认为他的存在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伤害 / 背离了这条思想脉络。因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分析需要突破原有的主流框架，特别需要纳入政治经济的视野，这样才有可能看到它的不同面相。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出现了一些反思性、补充性的研究，他们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叙述，而这却成为了知识界分化最显著的表征。本文无意也无力对20世纪80年代本身展开深入的探究，但却力求不要轻易抛弃这些反思性研究中不同于主流叙述的发现，因为它们可能为今天分析“韩寒现象”打开一些新的视野、提供一些启发和线索。     在这些前人反思性的研究中，汪晖的观察与分析是比较独特的。他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现，无论是在1978～1984年集中进行农村改革的阶段，还是在启动自1984年的城市改革之初，改革的推进并非简单地由“市场机制”的输入而实现，甚至，“市场”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反倒是“国家”通过对其自身职能的转变与改造，促成了包括市场在内的社会诸要素的布局与重组。这个观察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国家”本身的动态性以及市场的“非自发性”——其发展及作用恰恰是源于国家力量的推动，这一点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深入分析18世纪以来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所得到的发现是相似的：     自由放任绝非自然产生的；如果让事物自然发展，决不会产生自由市场。……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行实施的。一九三?、四?年代不但出现各种立法，以废除各种限制性的管制，同时也大大增强政府的行政功能，政府在这时已经由一集中的官僚体系来推动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各种措施。……通往自由市场的大道是依靠大量而持久之统一筹划的干涉主义，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⑩     具体地看，在农村改革阶段，国家通过解散人民公社，重新均分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通过政策调整，提高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缓解了毛泽东时代为了城市工业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差别，因而，汪晖认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主要来自于生产的灵活性和城乡差别的缩小，而不是单纯地由于开放了市场。”11     然而在随后的城市改革中，当国家的角色在城市工商业领域发生转变，即由拥有绝对支配权力的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向放弃绝对支配权力的调节者发生转变，原有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经济效益和集体、个人实际效益完全脱节，这就直接转化为集体和个人收益上的不平等了，汪晖认为：     城市改革包罗万象，人们通常将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但从实际的社会内容来看则是“放权让利”，即通过分散和转移原先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会资源，重组社会的利益关系。12     邓聿文的研究对此有所佐证：     始于一九七八年的中国改革首先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种放权让利在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其最明显的表现是”财政包干”；另一方面是国家向个人的放权让利。国家从过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对私人事务的干预中退出，让个人去主管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13     同时，邓聿文也观察到改革初期呈现出了一种“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状况，但它到了城市改革阶段却发生了变化。尽管与汪晖的解释路径并不相同，但包括邓聿文在内的一些学者却得出了与之几乎相同的结论：     由于改革采取的是增量战略，在改革刚开始时，增量一块很小，存量较大，所以，改革红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其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这时，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无论合法与否，其获利差异越来越大。14     而更复杂的情形在于，国家此后采取的价格改革（双轨制）与企业改革（承包制）并行的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但也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契机（例如权力的市场化带来分配的不平等、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各项社会福利改革的匮乏及滞后等等），与此同时，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利益对抗以及分化。汪晖由此认为：     1980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15     从20世纪80年代的具体实践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基层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直接来源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这与知识界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过程并不相同，而利益受损之所以会让基层民众激起这样的诉求恰恰是源于社会主义本身具有全民承诺的意涵，按照邓聿文的说法是：“对于那些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没有兑现以前实际上有过的隐性广义契约。”16所以汪晖认为基层的社会动员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观察。然而这样的意涵不但没有被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思想所觉察和理解，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被进一步地遮蔽。这恐怕便是汪晖认为“20世纪在80年代末提前终结了”的原因，也是他认为这个终结于80年代末的“短20世纪”是一个“中国革命的世纪”，“它的尾声是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问题”17的原因。而这一判断与诸如孙歌所提倡的“重新从中国革命遗产中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18贺照田所强调的“不能想当然地把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进行对立”19是具有内在呼应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韩寒及众人的社会批评中的问题意识从表面看是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民主”的线索，但从其内部看则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汪晖指出：     80年代末的社会动员批判了传统体制，但它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而是推动改革的国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场社会转变中的国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这里做出这一区分（即过去的国家和推动改革的国家）并不是否定推动改革的国家与过去的国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改革过程促成了国家职能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20     而这可能为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韩寒现象”提了一个重要的醒——需要追问韩寒以及他的支持者所批评的对象（或者说被其反复提及的所谓“体制”）究竟指的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事件并没有把中国带入后来苏东剧变的境地，国家原有的基本形式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终止，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从“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的“经济改革”阶段转向了进行“系统性、综合性、主动性的制度创新”的“经济转轨”阶段。21然而此时，一方面，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依然存在，而市场已以体制变革的方式确立了根本意义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知识界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遇，而20世纪80年代基层民众的社会主义诉求被遮蔽，诸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霸权地位，它以反政治的经济纲领的面目出现，使得政治本身变得不合法，这既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深化市场改革的基本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对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基本意识形态。国家由此被视为改革过错的唯一承担者，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转变，以及与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里复杂而不可分割的缠绕关系，到了90年代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被”逐渐分离，而正因为这样的分离，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对于国家角色的认知有意无意地跳过了这种转变，退回到了之前拥有绝对支配权力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幻象之中，也进入到了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假设之中。但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却正愈演愈烈，然而，人们此时的认知一方面掩盖了二者纠缠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也为市场的不断扩张做足了意识形态的准备；另一方面这种认知构成了对于国家作为政治实践主体的压力，这使得此时的国家往往只能以一种几乎是自我保护的方式来抵抗这种压力，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那种“分离式”的认知。     以上是理解“韩寒现象”的重要社会背景及思想基础，由此才能理解为什么韩寒“反体制”的形象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韩寒最初的名声来自于文学写作（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然后出版一系列小说），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本身来看，充满了对于教育体制的批判（例如《三重门》、《零下一度》等主要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写作），但韩寒实际上与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暧昧不清而非果断对立的。因为他的成名作《三重门》在当年的畅销与他仅仅在一年前（即1999年）取得的“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头衔是分不开的，这是对他写作才能的一种确认，然而这个头衔之所以如此有分量并具有社会影响力，也与它能够带来直接保送名牌大学的机会是分不开的。即是说，这仍是一个落脚于体制内认可的机会，只是它通向这个结果的方式是具有创新性的。而虽然韩寒本人当年并未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却很难否认他的成名与“新概念”的“特殊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而真正根本性的变化是发生在2002年韩寒与出版人路金波合作以后。路金波对于韩寒的包装是全方位的，虽然此前韩寒的作品也得到了良好的市场收益，但它毕竟与“新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让韩寒摆脱前者而全面走向市场的还是与路金波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全面走入市场化以后的韩寒，其作品就越来越少见其早期作品中海量的文史知识了。韩寒自己对此的解释是早年“掉书袋”、“做作”，但即便这是韩寒本人的确切初衷，也并不妨碍人们去追究变化背后的东西。就内容而言，韩寒早年的两部作品《三重门》与《零下一度》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市场意图，事实上，之后成其代表作的《三重门》最初还被出版社退过稿，由此至少能够得出“海量的文史知识并非直接针对市场”的结论，并且从整个畅销书市场的趣味来看，海量的文史知识也未必是奏效的元素（就全面走入市场以后的韩寒来看，反倒是一些娱乐化的元素成为了其身上的亮点，例如“赛车”便是此时进入韩寒的生活及作品里的），因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2002年以后的韩寒确实不必再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的阅读了，因而此处的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作品内容的转变，还在于韩寒创作的机制悄然发生了转变。     最终成就韩寒的并非是这几部畅销的文学作品，而是其2005年开始的博客生涯，因为它使得韩寒经历了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蜕变。应当说，这样一个蜕变并不会发生在每一个畅销作家的身上，这多少成就了韩寒在许多人心目中的特别之处，但放置于前文所述的社会背景之中来看却也并不多么出人意料。     准确地说，韩寒的此番蜕变是逐步发生的，其早期博客与2008年以后的博客是有区别的，前者个人化的内容较多，2008年之后的内容才基本以针砭时弊的时评为主，而韩寒的社会影响力正是由后者所急剧提升的。这多少能够从韩寒所得到的部分奖项和称号的时间中得到佐证——2008年12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民责任奖”、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报》“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2010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环球日报》“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22     然而为什么韩寒的时评能够得到如此之高的肯定呢？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有着严重的分化，但知识界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境况还是颇有共识的。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退回书斋，无论进行怎样的解读，至少知识分子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另一方面，正如许纪霖教授所指出的，“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 23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1992年以后，……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知识分子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经济问题中心化的发展思路是以悬置政治的方式展开的，而知识分子的退场使得社会实践丧失了一支重要的批判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2008年以后的韩寒恰恰扮演了一个“重返政治”的批评者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尤其是大众传媒敏锐地捕捉到了韩寒的独特意义。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市场化实际上也分化了原有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例如，媒介知识分子正是在媒介市场化背景之下出现的。这种局面使得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要经由大众传媒的中介才能被听见，并且才可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否则便无人知晓、无人问津。正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     当某个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制作人邀请某个学者，这等于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可在这之前，不如说是某种贬低。……如今，各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大大改变了，以致外行的评价标准——如在皮沃主持的节目上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越来越比同行的评价更权威。……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在同行间的声誉。25     从布尔迪厄的论述当中能够看到这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对于“韩三篇”的不同态度是针锋相对的。媒介市场化将媒介“独立性”的诉求及想象托付给反政治的自由市场，而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市场化的共生关系使得前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是服从于后者的（如布尔迪厄所说传媒只会在这个群体中寻找“同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知识分子退场的另一种表征。然而，仅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韩寒与此时的媒介知识分子并无本质的不同，为何偏偏他“重返政治”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韩寒在《写给每一个自己》中写道：“我出生是纯正的上海郊区?潘浚?奕ㄎ奘疲?资制鸺遥?疽晕?约菏且桓龊芾?镜摹?潘康哪嫦??墓适隆??保?6而80后普通网友敏娟发表的一则已转发过千，引起热议的微博《为什么我们轻易能懂的韩寒，他们却不懂》里也说：     韩寒不在神坛，他不是旗手、不是代言、他是凡客，他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小镇青年，……从一个被否定被争议的差生开始，韩寒一直努力向上，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写文，赛车，办杂志全部风生水起，一次次的质疑和否定，反而是成就了韩寒，这个时代，还有比韩寒更成功的励志故事么？27     从这些描述得以看出，韩寒与其他媒介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普通人”形象，这个形象既草根也不完美，相较其他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他更能够让千千万万如敏娟一样普通的民众进行自我投射，而“公民”本身是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概念，韩寒的社会批评由此被塑造成“普通 / 草根公民”问政的意象。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看到或者指出韩寒“重返政治”背后强大的市场动因，没有看到或者指出“?潘俊钡靡浴澳嫦?钡幕?凭烤故鞘裁础Ｂ方鸩ㄔ?推淦煜铝秸拧巴跖啤保ㄈ难┞?秃??┧档溃骸拔蚁Ｍ?难┞?呱桃祷?穆废撸???腿ナ?品蛔鲋?斗肿印Ｋ?橇┚?皇桥??妗⒛猩?娴幕?郑??且桓鼍?谩⒁桓稣?巍！?8这段话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政治的韩寒有被商业建构的可能，换句话说，无论韩寒的作品本身有没有被代写，但韩寒作为一个现象 / 形象，至少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行为所达成的，而是能够看到商业团队的痕迹。对此，作为“质疑派”代表之一的彭晓芸倒是有所意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29     而始终关注并参与韩寒事件讨论的崔卫平教授发表微博直言：     我的许多朋友，敏感于权力对于真实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但是对于金钱及商业力量对于真实造成的破坏，则比较不敏感。或者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后者则愿意轻轻放过，觉得那是其次的。然而，就谎言的滋生与繁殖而言，后者不亚于前者。包装成光滑无暇的形式，掩盖着不为人所知的真相。30     但是，为什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建构能够成功呢？大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点无论是从韩寒的时评总是被新浪博客置顶推荐，还是从后来传统媒体对其所授予的各类奖项都能得到佐证。大众传媒为韩寒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名声，名声为其带来了成正比的商业价值，据悉，仅2011年韩寒为某知名咖啡品牌代言的费用就高达千万元。31这说到底是因为韩寒、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路支持者与市场扩张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个内在同一性就是前文所述将国家从与市场纠缠而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作为过错的唯一承担者，自由市场由此既成为了解决过错的方式也成为目的本身。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寒对于“不读书”的宣称也是在此阶段出现的，这与其早年的情形（包括早年作品里海量文史知识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断裂，虽然很难说清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韩寒，也很难说清韩寒究竟为什么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但无可否认的是，“不读书都能对社会拥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仅凭直觉也能把道理讲明白”的逻辑在此阶段成功地延续了韩寒早前的天才形象，而此形象经由大众传媒的强化与放大多少呈现了一种后现代的症候，它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知识界的话语，并强化了其与大众趣味之间的对立，而在这个不通过媒介则无以发声的时代与之互动结盟，最终成为最有力量的意见领袖。这种后现代的症候以其谈论政治的方式消解政治，这正是商业主义最为隐秘的秘密。     如此便能理解为什么质疑韩寒会遭遇这么大的阻力，也能理解为什么质疑者搜罗若干代笔证据的行为总是会被韩寒的众多支持者视作是阴谋和攻击。说到底，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复杂的意识形态关联，它出现于当下，却并不能仅仅由当下得到足够的解释，而需要追溯至以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化，这样恐怕才有助于解读这场具体论战的各种表现。           三、公共领域的诉求与“自由主义”的悖论          这场微博论战点燃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参与，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质疑派”中除了方舟子以外，还有好几个活跃的微博ID都充当了“旗手”角色，同样的，在支持韩寒的阵营中，也先后出现了多个活跃的微博ID，但前者因积极参与考据而比后者的行为更具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论战开始三个月以后，韩寒才在微博上做了有限的侧面回应，32而在论战开始的前三个月中，他仅在最初阶段通过博客、视频网站采访以及法律诉讼的方式有所回应，此后便不再发声，直至2012年4月1日重新开启微博。所以，应当说迄今为止韩寒本人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微博论战中来。此外，大批普通网友的积极参与也为此事的推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将此次微博论战简单地概括为“方韩大战”是不准确的。          值得玩味的是，微博出现以后，许多观察者都对它寄予了厚望，将它视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公共领域，例如有人认为：“微博……形成了‘一种用于交流信息和观点的网络’的公共领域，它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公民在这个空间内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克服了现代媒体因被权力涉入‘失真的沟通’的问题。”33也有人认为：“微博是网络传播最新和最具潜力的形式。它以分享与发现为基本传播形态，以独特的技术优势、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推动公民社会建立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34然而即便不加入历史维度的分析，这些基本脱胎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论述的认知也很难说就是对于微博现状的准确判断。且不论哈贝马斯研究本身的被抽象与被简化，即便是对微博实践的直观描述，上述这些观察与研究也多少存在着“寄望”与“现实”的混淆。     这点由前不久在上海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能够得到一定的佐证。这份报告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大致描绘出了微博意见领袖的群体特征，结果显示，在这些意见领袖中，男性占9成，60后与70后群体为中坚，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人占主导，其中商界意见领袖整体影响最高。35从这些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人能够发声未必等于人人都是意见领袖，换句话说，微博也同样存在权力关系，并且现实世界之中的各类权力是可以“移植”到虚拟空间之中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公共讨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在微博上，与他人互动的主要方式是“转发”与“评论”，但对于意见领袖而言，这种行为大多是单向的——他们对于普通网友是极少回应的，要么是意见领袖彼此之间相互回应，要么是普通网友之间有所互动，但其“议程”的设置者往往都是各路意见领袖。此外，各式各样的微博营销从另一方面更加确认了该平台的复杂性及其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少数人的游戏”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在此现实情形之中来观察这场关于韩寒的微博论战，反倒能够捕捉到一些距离“公共讨论”更近一些的特征：     首先，这场论战已持续了数月之久，并且仍在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尚无不了了之的迹象，这在迄今的微博历史上并不多见。虽然严格说来，微博并非这场论战的唯一战场，但确是一个主要阵地。这固然与微博本身的技术特性相关——能够实现广泛、便捷而即时的讨论，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与者（尤其是质疑方）的“孜孜不倦”。虽然每个参与者的动机各异、参与程度各异，不同立场的参与者对于各项证据的态度各异，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他们的孜孜不倦使得对于韩寒——这个当代中国重要的批评者（即便有被建构的可能）——的不同认知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呈现和表达，从而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诸多重要议题能够不同程度地浮出水面。诚如本文开篇所述，关于韩寒的论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代笔与否”的最终判定，更重要的在于它有可能成为在公共空间讨论与反思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契机。     这在持续参与微博论战的几个“旗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方舟子在其所接受的多次访谈中都表明对韩寒“打假”与“重建社会理想”的希望有关，他认为此事关乎年轻人对“青年导师”的认知，希望年轻人不要被误导。36彭晓芸则发表微博对自己质疑韩寒的动机进行概括：     1、职业病，好奇心；2、长期关注大众文化现象，与媒介批评相关；3、反感消费政治的伪民主；4、关注中国式家庭教育，韩氏父子有代表性；5、关注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应对当下及未来的挑战。37     而崔卫平教授则将对韩寒事件的讨论与“公民社会”的设想连接在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韩寒是否代笔这个最终结论并不重要，更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这场讨论中，不同人们所发展出来的不同空间，所积累起来的有关质疑和承受的经验，以及如何改进了质疑本身。我尤其要提到一些独立的质疑者，比如在凯迪或者天涯论坛上活跃着的人们，他们是一些资深的普通网民，都是一些独立的个人。从一开始他们的工作便与方舟子先生无关，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起点、独立的观察，独立的论争，他们丰富和发展了不同视角和不同表述。支持韩寒的人们，欣赏韩寒的独立性，而为什么韩寒是独立的，这些人们不是独立的？38     其次，这场讨论有几个活跃的微博ID充当了“质疑派”的“旗手”角色，例如方舟子、麦田、彭晓芸、张放、刘戈、肖鹰、张鹤慈、陈笑黎，以及后来出现的“中财尚超”、石毓智、“eprom”等人，他们与普通网友的互动是不计其数的，并且许多关键证据的获得就是经由他们之间的互动而呈现的。例如，各路“考据帖”许多来自普通网友原创，它们经由与“旗手”们的互动、讨论、补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与反馈。这与前文所述意见领袖与普通网友之间较为单向的“转发”、“评论”是有所区别的。此外，因为对于“韩寒事件”持有不同的态度，所以“质疑派”与“挺韩派”或者“骑墙派”在微博上的互动也非常多，各抒己见（当然也包括人身攻击）也各不让步。所以，按照崔卫平教授的说法，目前的讨论“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置疑的权威，不存在任何压倒性的力量。没有一个人的身材比例可以超出其他人，他的声音可以盖过其他人。”39这也是讨论得以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     再次，从这次论战中能够看到微博与其他传播平台的积极互动，构筑了一个多样立体的舆论空间。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方舟子多次提及如果没有广大普通网友在各类证据上的挖掘和共享，他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对此事追索到如今这个程度的。同时，从方舟子的微博也能看出，他的诸多发言都是以各大网络论坛、博客所涌现的证据作为支撑的，他自己也曾做客数个网络论坛、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接受访问或者与网友聊天。彭晓芸也曾参加网易聊天，而张放及肖鹰等人多以自己的博客为阵地，完整阐述自己对于事件的挖掘及分析，然后再将其以微博的形式广泛传播。这些表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许多人对于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设想与期待，其传播优势在这次复杂、多向的传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早在该事件发生的初期，几家不同的电视台（辽宁卫视、广西卫视等）对方舟子做过采访，彭晓芸参加过凤凰卫视相关议题的录制，电视台也曾约过韩寒作访谈，但被拒绝。然而，在讨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后，电视媒体却没有积极跟进，而是基本退出了讨论。相比之下，纸媒基本上始终保持跟进。     直面这场论战的纸媒文章主要有：《新民周刊》与《中国新闻周刊》于2012年2月分别对方舟子的访谈《方舟子：我合理怀疑》与《方舟子：我在揭穿一个青年偶像》；《环球时报》于2月24日发表的彭晓芸的评论文章《韩寒事件：知识分子应当接受民间社会的启蒙》。而在此论战期间另有两篇文章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一篇是《南方周末》于2012年2月16日刊发的《差生韩寒》一文，另一篇则是《南风窗》于2012年2月29日刊发的《谁的韩寒》一文。《差生韩寒》有调查报道的色彩，而《谁的韩寒》则是评述与访谈的混合体。     《差生韩寒》一文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致使该文的作者陈鸣不得不在文章刊出几天之后选择在网易上对这些争议做出反馈。从形式上看，《差生韩寒》一文并未如其他几篇文章一样以访谈当事人（无论哪方）的方式来直面此次论战，但却以带有一定的调查报道色彩的写作方式对论战有所回应并表明态度。而对于这样处理的目的，陈鸣在网易的交流中说道：     我的第一任务是还原，或曰祛魅。有人说韩寒是神，有人说是鬼。南周（《南方周末》）对韩观察多年，从既往信息判断，这个三十岁还不到的人身上标签实在太多太重，光芒万丈之下很少有人去看他的来时路。我们想呈现一个真实的韩寒，个人特质如何决定了自我成长。我们希望读者看完会说：哦，原来现在这个众人眼里复杂不一的韩寒是这样走来的。其次，我们要探讨的是韩寒、乃至一代人的个人价值与命运感。我们一直认为，韩寒最大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这是他坚持主导自我命运，实践自我价值的结果。这一点是反常规的、独特的、有借鉴意义的。韩寒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和挫折、热闹与落寞、被追捧与被“追杀”，本身具有戏剧性。至于方韩之争中所涉及的哪篇文章是不是代笔、哪本小说是不是捉刀，韩寒聪明还是笨蛋、韩寒读书还是不学无术，这些只是完成上述两大任务之余，顺手解答和展现之处。母鸡陈（陈鸣的自我调侃）觉得很对不住心急火燎的那谁谁谁和谁谁谁的，我的两稿不是写给当下，更不是写给“口水战”，多少有些对大佬们失敬了。……我们不想帮谁，韩造假，我们就恪尽职守地黑他，韩没造假，我们就旗帜鲜明地挺他。……但虽然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这确实不是一篇调查稿。因为我们根据采访情况判断，就代笔门涉及的问题逐一查证逐条剖析完全可行，做一篇调查稿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但这真没有意义，说得再直白一些，这种操作手法在我们的眼界之下。如果我仅仅打算把文章写给当下，编辑曹筠武一定拿刀砍我。完毕。40     陈鸣这番解释实际上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意思：真相重要（造假就黑，没造假就挺），但韩寒所代表的意义更重要，而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后者的，所以既不必走方舟子的路子，也不必把这些争论摆在一个很核心的位置。但从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来看，人们恰恰认为首先在“真相”这个层面出了问题，在这些人看来不但调查本身存在诸多漏洞，并且没有针对这场论战所涌现的各项证据做出有力的回应。而文章置这些于不顾就直接走入了“价值”层面，在质疑者看来是不妥的，这也是他们认为该文章“立场先行”的缘由所在。     关于《差生韩寒》文本本身的具体争议和讨论很多，本文不作详述。但至少从陈鸣的解释来看，在价值和意义的层面，《南方周末》延续了一直以来对于韩寒的评价。     而《谁的韩寒》一文则干脆绕过了“真相”的议题，整篇访谈基本上都是针对“韩三篇”的内容让韩寒作一个观点的后续阐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对此次论战有所涉及，但它并不针对论战的内容本身。记者问：“现在很多人说上面有‘保韩令’，您寻求或者说感受到什么保护了吗？在这场风波之前和之后，您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发言有了更多限制或者更多保护？”韩寒这样回答：     ……作为媒体人，你们应该最清楚了，媒体顶多说不准报道方舟子韩寒这件事情，因为也许有人觉得这件事情炒太热了，但他不会说保护韩寒，批评方舟子，绝对不会有，其实大量的文章还都是批评我的。41     而该访谈之前的评述文字也与《南方周末》一样“不仅仅着眼于当下”，文章写道：     无论结果如何，在这场风波中，韩寒都被极大地祛魅了，对公众来说，这不是坏事，在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变动的议题上，期待有一个神明一样的人物来充当裁判，来占据如此巨大的话语空间，本身就是危险而不可取的。对于韩寒而言，这也远不是末日，只要保有其自由不羁的思考与基于直觉的表达，不功利、不虚伪、不热衷于站队，他依旧会被很多人视为英雄，从而在中国未来漫长的社会与政治革新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42     即是说，至此，传统媒体远远未有呈现网络平台对于“韩寒事件”真相的追索局面，较有影响力的文章基本都以回避直面论战本身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既使它们能以回避与既有“证据”对话（许多人都认为，即便不认同论战所提供的证据也需要提出反对的依据而不是回避）的方式拥有自己对于真相的认定，也使它们能够停留在一直以来的逻辑框架之中进行意义与价值的阐述。按照学者赵鼎新的总结来说，即是：“他们都回避方阵营对韩寒的一些关键性的质疑；他们都把韩寒作家身份的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信仰或者问题的出发点”，4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媒体基本上未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公共论战之中来。     这场集中于微博平台，带有相当程度“公共讨论”色彩的论战目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共领域”的诉求？另外，就内容来看，这场微博论战迄今仍然主要围绕“代笔与否”展开，虽然偶有穿插与之相关的其他议题，但“真相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基本上是质疑者们（尤其是几个“旗手”）的共识。然而“追索真相”在韩寒的支持者们看来是一个非法的命题，因而论战双方始终处于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紧张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其中骂战居多的缘故。无论“追索真相”“合法”不“合法”，质疑者都采取一定要通过“真相”来作为探讨整个“韩寒现象”中介的思路，这便使得对事件本身的探讨始终难以充分展开。对于整场论战来讲，实际上一直都隐含了一种可能性——如果韩寒最终被证明未有代笔，那么“韩寒现象”就无从讨论，也无须讨论了。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这场论战目前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之所在。真相并非不重要，但是“韩寒现象”讨论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真相本身。     如前文所述，在支持者眼里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思潮的韩寒却在不少质疑者的眼里是对该思潮的背离，但也正因为如此，能够看到二者的同源性。彭晓芸将韩寒的支持者（包括媒体）对于韩寒近乎偏执的袒护，以及对于包括她在内的质疑者所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视为“伪自由主义”，她说：     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宽容等等概念，都是中国化了的。这种伪自由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一个主义：反专制的主义，……在中国，只有对抗虚无的体制才是最安全的，因为这样你就无敌了，没有人可以反对你了。如果对具体问题、具体人进行研究和观察分析，那么，你就是自由民主的敌人，因为，你不宽容，你居然与公民对着干了。44     彭晓芸看到了韩寒及其支持者如前文所述的“分离式认知”，也准确地指出了它与自由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偏差，但却并没看到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根源。一方面，彭晓芸、崔卫平等质疑者看到并指出了市场也是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仅仅将质疑放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来看待，这就使得在其叙述中很难处理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市场是今天自由主义价值的来源，对于前者更为彻底的批判会带来后者自身的危机。因此，在衡量韩寒及其支持者的行为时，无论是他们所使用的“自由主义”概念，还是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语焉不详的。     如前文所述，虽然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的意识形态高度混杂，但是“韩寒现象”的产生与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的相遇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无论韩寒与其支持者在实践领域的行为究竟与自由主义的理想有多大偏差，其所持有的“反（政治）体制”的基本主张本身与众多质疑者所持有的理念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论战的突破口总是限于“真伪”的范畴（无论是对象的真伪还是意识形态的真伪），也使得论战的意识形态总呈现出一种内部循环的特征而难以扩展。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指出：     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是“文明的核心价值”。45     单单就各自的文本也能看出，这正既是韩寒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也同样是彭晓芸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大卫·哈维不失犀利地指出：“新自由主义论述在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证明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4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们与彭晓芸们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实现同一目标而寻求各自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已。     因此，单纯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内部来看待”韩寒现象“是很难在实践领域对其祛魅的，这恐怕也多少能够回答为何提供了堆积如山的“证据”，质疑者们至今都依然难以在意识形态层面有力地撼动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后者不重视“证据”与论战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其认为这些“证据”一点也不比韩寒所提供的价值理念更重要。而他们所执着的恰恰是与众多质疑派相同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并没有真正的论辩空间，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和解，也可以说是无解。           四、结语          行文至此，韩寒本人已再度回归微博，瞬间聚集起依然超高的人气，在目前可见的四则微博中，转发数最高的一则已超30万，最低的一则也已超8万。随着质疑者们对其刚刚出版的手稿《光明与磊落》所进行的各种破解仍不被支持者们认可，已有几员大将宣布退出此论战，论战仿佛进入了某种僵局。看上去，目前的局面似乎使得这场论战越来越难以真正地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困境恰恰使得今天思考和讨论韩寒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韩寒现象”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经领域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投射，也是重新讨论与反思这段历史中政治经济实践的一道密码。这场论战或多或少触及到了二者相关联的一些关键点，但尚未深入地走下去，而知识分子的普遍疏离（虽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也使得他们并未给这场论战提供足够丰富的意识形态支持。此外，许多人并未意识到的是，尽管韩寒的社会影响力如此之巨大，但却尚未有迹象表明其具有对最广大的基层进行思想动员的力量，这或许也是值得反思的重要线索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在韩寒逐步成长的这十几年里，鲁迅会时不时地被召唤进他的形象里，韩寒被众人推为“当代鲁迅”。韩寒对此颇不以为然，并认为鲁迅是一个“待定的人物”。韩寒大概并没有意识到“召唤鲁迅”所透露的社会心理，而称其为鲁迅的人们大概也没有意识到鲁迅当年的挣扎并不仅仅包含与外在强制性力量的对抗，还包含着自我否定与自我革新。          【注释】     ①参见韩寒：《谈革命》，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5s.html，2012年12月23日访问；韩寒：《说民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84.html，2012年12月25日访问； 韩寒：《要自由》，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9f.html，2012年12月26日访问。     ②麦田：《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349a301011xtb.html，2012年1月15日访问。     ③“韩仁均叔叔”，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1443511045，2011年12月24日23：50。     ④“易中天”，新浪微博，http：//weibo.com/yizhongtian，2011年12月26日11：41。     ⑤“李海鹏”，新浪微博，http：//weibo.com/lihaipeng，2012年2月22日7：33。     ⑥肖鹰：《解读“韩寒神话”的反智主义根源》（上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2dv9b.html，2012年3月18日访问。     ⑦同上。     ⑧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⑨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4134，2012年4月9日访问。     ⑩［匈］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38～240页。     11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3页。     12同上，第104页。     13邓聿文：《社会公正：改革的利益诉求》，载《读书》杂志（编）：《改革：反思与推进》，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5～426页。     14同上，第426页。     15同注11，第101～102页。     16同注13，第426页。     17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载章永乐：《旧邦新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3页。     18孙歌：《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上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2011年11月25日。     19贺照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的思想意涵》，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上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2011年11月25日。     20同注11，第109～110页。     21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59页。     22“韩寒”，百度百科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5972.htm，2012年3月19日访问。     23许纪霖：《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7018，2012年4月9日访问。     24同上。     2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89页。     26“韩寒”，新浪微博，http：//weibo.com/hanhan，2012年4月5日11：16。     27“敏娟”，新浪微博，http：//weibo.com/minjuan0221，2012年4月4日18：39。     28《路金波：是他“炮制”了韩寒》，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0/05/9648749_0.s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29彭晓芸：《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zubv.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30“北京崔卫平”，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1422308692，2012年2月19日17：27。     31《韩寒千万代言费源自哪里？》，网易网，http：//news.163.com/11/1117/09/7J27KLFI00014JB5.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32同注26。     33陈露：《公民社会的缩影——微博社区中的公共领域》，载《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19期。     34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35《〈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首发 潘石屹、马云等商界人士领先》，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7343260.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36参见方舟子：《方舟子在天涯社区谈韩寒事件实录》、《避免更多青少年被偶像误导》、《我合理怀疑》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195403385_0_2.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37“彭晓芸”，新浪微博，http：//weibo.com/pengxy，2012年3月24日19：51。     38崔卫平：《在今天如何理解质疑》，一五一十部落网站，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3600，2012年3月21日访问。     39同上。     40陈鸣：《就〈差生韩寒〉一文在网易与网友的交流记录》，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6486520100wq7d.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41田磊、陈统奎：《谁的韩寒》，载《南风窗》2012年第5期。     42同上。     43赵鼎新：《论方韩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225/article_54396.html，2012年3月22日访问。     44彭晓芸：《“圣人与恶人”文化中的伪自由主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118c9.html，2012年3月22日访问。     45［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46同上，第22页。          石力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进入专题： 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6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时代》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一、导 言 　　 　　 此文简要译述产权经济学及其数学模型近年来的发展并研讨这些理论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六十年代由寇斯(Coase)、张五常等人提出，而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出现。这些数学模型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交易费用，而与财产权结构关系不大的。例如代事理论的数学模型和信息不对称及讨价还价产生的交易费用的数学模型都与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有关。另一类模型虽也与交易有关，但却强调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此文主要介绍后一类数学模型。我将简要介绍寇斯一九六零年的产权理论，阿尔谦(Alchian)和邓塞兹(Demsetz)的剩余权理论，古劳斯曼(Grossman)、哈特(Hart)和摩尔(Moore)的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玻兰(Borland)、黄有光和杨小凯的企业理论和剩余权结构理论，以及黄有光、威尔斯(Wills)和杨小凯的产权经济学数学模型。作者将这些理论对中国的意义，结合中国改革的最新发展动向进行了讨论。 　　 　　 二、寇斯的产权理论 　　 　　 寇斯的产权理论其实渊源于主流学派的第一福利定理。这个定理以严格的一般均衡数学模型为基础。按这个定理，如果没有外部效果，没有公共财产，没有无止尽的规模经济(局部规模经济可能存在)，则完全竞争的市场会将初始的产权分布作有效率的重新分配，其效果对全社会来说是最优的或曰帕累托(Pareto)最优。而这种产权的有效率重新分配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但并不依赖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而寇斯定理也是讲的同样道理。这个定理意味着，不论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如何，通过自愿的协议，人们可以将产权作重新分配，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寇斯的假定弱得多，例如他的定理在市场竞争不完全(例如双边讨价还价的情形)，以及在有外部效果时都同样成立。而且寇斯将私有财产及其自由贸易对这种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加以强调。 　　 　　 而科尔奈(Kornai)的所谓软预算约束理论其实是从反面来支持寇斯定理。寇斯定理说明私有财产权对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而软预算约束理论说明在没有私有产权及相关的硬预算约束时，价格制度将不可能有效地运作。因此这两种理论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自由价格和自由市场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的。 　　 　　 这些理论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是明显的。中国如果要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废止国营经济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私人企业的歧视。特别是应该允许私人企业家发展私人银行，在铁路、高速公路、汽车制造等方面自由投资和发展。中国在八九之前曾对私有化有过热烈的讨论，黄有光教授与笔者也曾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为文鼓吹私有化。八九之后，私有化不再有人提起，加上苏联东欧国家私有化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更使中国人不再提私有化。但是最近私有化的发展有了新苗头。广东在讨论将农村土地合股，用合股公司的形式将农村地产私有化。四川向香港私商公开拍卖国有企业，中国国有公司用在香港买壳上市的形式，将国有公司变成半私有性公司。在邓小平南巡后的第三次公司热中，一些新的准私人股份公司迅速发展为大型公司，这些新公司使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笔者遇到的不少企业家都说，今后几年中国最赚钱的生意是由(包括外国、港台)私商收购中国国营企业，加以重新组织成私人股份公司，再上市转卖。这大概是中国私有化的新形式。这种私有化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来推行，而是由私商按赚钱的原则自下而上地推行。中国改革的成功，可能很大程度依赖于这种新的私有化形式的发展。而最近香港政府已通过中国公司直接在香港上市的规例，这将使买壳上市的不正当方式转为合法的方式，因而促进私有化的发展。 　　 　　 三、阿尔谦和邓塞兹的剩余权理论 　　 　　 阿尔谦和邓塞兹一九七二年首次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剩余权的经济学意义。按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是老板持有企业的剩余权。企业生产是种合作生产，这类合作生产的特点是每人努力的程度会影响他人努力的效果。就象十人共同抬一块大石头时一样，这时每人都因没完全承担对他人效率影响的后果而没有达到整体最优的工作强度。所以一个监管者可以通过协调改进效率。但是一旦有了监管者，谁来监管他以保证监管效率高呢？如果监管效率不高，则所有其他人的效率都不可能高。而给监管者以合作生产后果的剩余权是监管监管者的最有效办法。在这种安排下，老板监管越有效，剩余越多，所以监管效率会自动保持在高水平上。 　　 　　 如果私人老板没有企业的剩余权，则监管效率不高，工人的本性是偷懒，所以企业生产不能达到技术上可行的最高效率。这种技术条件可行的最高效率被称为X效率，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资源配置效率与人们对不同产品的相对爱好程度有关。在技术上有X效率的条件下，如果汽车相对食物生产得太少，就是资源配置无效，但X有效。国营垄断企业与一个自由市场上的私营垄断企业的差别可以说明X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别。私人垄断企业因为有老板的私人剩余权，所以在技术可行的条件下，生产潜力会完全发挥，所以是X有效，但此企业会利用其垄断地位抬高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因此限制其售卖量，剥削了消费者，使此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生产得太少，这对资源配置而言是无效的，即消费者的效用受了损失。而对一个垄断的国营企业而言，没有私人能占有企业的剩余，所以监管效率低，很多技术上可行，也容易做到的事，人们没有刺激去做，所以技术上可行的潜力不能发挥，产生了X无效。当然此企业也会利用垄断权抬高价格剥削消费者(特别是在价格放开的改革后)，因而产生资源配置的无效。在价格不放开的条件下，国营企业产品价格虽不高，但企业可以用限制产量的办法，然后通过后门将垄断权变成无形的好处来剥削消费者。 　　 　　 中国国营企业的承包制的本意就是让承包者对他的承包单位有一定的剩余权，因而改进X效率。但承包制与私有制的区别还是极大的，承包者没有完全的剩余权，所以X效率的改进总会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承包者的上级没有私人剩余权，所以上级没有激励保证承包合同的效率。合同执行的效率，找最佳承包人的效率也会成问题。加上承包制不能解决资源配置效率问题，那是由相对价格和市场竞争所决定，而不能完全由承包来解决的。 　　 　　 私有化会为自由价格制度打下基础，而中国目前国营企业对劳力和资本市场的垄断使得市场的自由进入成为不可能，因而放开价格在没有自由进入条件下，可能会被垄断性的国营企业用高价，或用产量控制(短缺)来剥削社会，造成社会紧张。所以私人银行和自由劳力市场的发展对消除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有决定性的作用。最近中国政府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业，但禁止外国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广东政府最近正在考虑向外资私人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但中国禁止私人经营银行的法律仍未废止，虽然国营企业集团和地方投资公司的银行业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市场上的垄断局面，使自由进入方面有一点改进。 　　 　　 四、古劳斯曼和哈特的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 　　 　　 寇斯的产权理论强调私人产权的意义，他认为只要是私人产权，就会有效率，至于私人产权本身的结构是什么却不重要。因为按他的理论，只要是私人产权，不管初始产权结构怎样，都会通过产权的自由买卖而达到最优状态。但古劳斯曼和哈特一九八六年的著名论文却证明，即使是私人产权，也有个最优产权结构问题。例如住房人当房主和住房人从他人处租房就是两种不同的私人产权结构。他们用数学模型证明，一般情况下，住房人当房主的产权结构比租房更有效率。这是因为住房人维修房子的努力是极难监测的，也不可能用合同来强制执行，所以租的房子维修往往比房主自己住要差。这种理论证明，根据不同的技术条件，在某一行业，最优产权结构是一定的。一般而言，某种活动对后果影响很大，或其测度很难，则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当业主比较有效。 　　 　　 这种最优产权结构理论更进一步强化了寇斯对私人产权的强调。按这种理论，即使都是私人财产制度，但谁当业主(或老板)对效率也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分别对效率的影响就更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公有财产的维护和使用效率往往比私有财产低得多的原因。这种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是，应积极推动私有化改革，让市场来选择最优的产权结构。 　　 　　 五、玻兰、黄有光和杨小凯的企业和剩余权结构理论 　　 　　 玻兰、黄有光和杨小凯的两个数学模型将寇斯和张五常的企业理论精细化。他们证明，劳动分工的发展对企业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寇斯的理论)。企业是用劳力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张五常的理论)。只有当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于相应的劳力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他们还证明，当企业出现时，谁当老板这类企业剩余权结构问题对效率有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故事大致如下。每个人被假定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他们可以在没有企业时每人自给自足地生产。因此企业不可能预先假定存在，企业的出现必须由理论来解释。生产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所以每个人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所以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冲突意味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冲突。假定每人都可以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衣服，另一种是生产衣服过程中的管理知识。因此有两种生产方式，一个是自给自足，每人自己生产管理知识，然后使用该管理知识作为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消费用的衣服。这种生产方式的好处是没有任何交易费用，其代价是专业化经济不能被充分利用，所以生产率低下。另一种生产方式是劳动分工，一部分人专门生产管理知识，另一部分人专门用管理知识来生产衣服。这种生产方式虽可以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提高生产率，但却依赖两类专家之间的交换，这交换自然会产生交易费用。 　　 　　 在市场均衡中，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则分工生产的专业化的好处完全被交易费用抵消，所以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很高，则分工的好处大过交易费用，因此人们会选择分工。但是至少有三种方式来组织分工，第一种方式是管理专家将管理知识作为咨询服务卖给生产衣服的专家以换取他需要的衣服。这种组织分工的方式意味着两个产品市场，一个是管理知识市场，另一个是衣服市场。分工的双方用产品换产品，没有劳力买卖，权威和剩余权是对称分配的，所以不存在企业。第二种组织分工的方式是，生产衣服的专家开家工厂，雇用管理专家的劳动，并令他们在厂内生产管理知识。第三种组织分工的方式是，生产管理知识的专家开家工厂雇用工人，并令他们在厂内专业生产衣服。 　　 　　 这后两种组织分工的方式都是剩余权和权威的不对称分配，雇主有剩余权和使用劳动的权威，而雇员却没有。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用劳力的买卖代替中间产品(管理知识)的买卖。所以如果劳力的买卖比中间产品的买卖交易费用低，则企业就会发现，这后两种组织方式虽然都产生企业和劳力市场，但他们却有不同的产权结构。第二种方式是由衣服生产者当老板，第三种方式是由管理专家当老板。假如管理知识的质量和数量不可测量，而用来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也极难测量(你不可能知道一个坐在办公室的管理专家用了多少时间在想管理问题或想他的情人)，但衣服的质量和数量测量成本很低，生产衣服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也一眼就看得出，则第三种产权结构比第一、二种显然效率要高。因为第二种必须交易用来生产管理的劳动(交易费用极高)、而第一种必须交易管理知识(交易费用极高)，第三种必须交易衣服和生产衣服的劳动(交易费用极低)。 　　 　　 所以企业是一种巧妙的交易方式和剩余权结构，它可以把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在此例中是管理活动)卷入分工，但同时却可以避免这类活动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例如在第三种产权结构中，管理专家当老板，他在劳动市场买劳动，令工人用他的管理知识生产衣服，然后在产品市场上卖衣服，这里管理知识和用来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都不卷入买卖和直接定价，但老板的剩余权就是管理知识的间接价格。所以这种企业理论被称为间接定价理论，与古劳斯曼和哈特的资产特异性理论相区别。 　　 　　 因此企业功能与专利制度的功能相仿，它能大大提高不可捉摸的知识产权的定价效率，因而促进分工在生产这类知识的活动中的发展。很多企业管理知识比生产技术知识更不可捉摸，因此很难用专利法来保护。而企业制度却能有效地保护这类知识产权。当然如果生产管理与资产组合管理(management of portfolio)之间有了分工，则可能是股东而不是经理当老板了。因为资产组合管理比生产管理更不可捉摸，而企业的剩余权只能用来避免一种活动的直接定价和买卖。 　　 　　 按照这种间接定价理论，保护自由结社和私人企业家(资本家)对企业的剩余权的立法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哪些法律制度及其发展对企业家的剩余权有关键的影响。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有过无孔不入的影响，所以马克思指责剩余价值是剥削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有深刻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立法者和决策者将个体户与资本家相区别，即使今天对个体户的财产权已有相当保护，但对资本家的剩余权不但没有充分的保护，而且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歧视。 　　 　　 按照最新的一九九三年经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护国营经济的巩固与发展。”这意味着资本家的剩余权是剥削，不受法律保护，因为它不是按劳分配。强行将国有经济定为领导力量，意味着即使国营经济竞争不过资本家经济，也要享有领导和垄断的特权，这当然是对资本家经济的歧视。宪法虽也说允许个体劳动者经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但这并不包括资本家经济，而所谓法律容许的范围意味着不能自由买卖土地，私人不能开银行，雇工不能超过八人等等。这些分别是土地管理法，银行条例等法规所规定。 　　 　　 这种宪法规定的，以一整套法律制度保证的国营经济对劳力市场，资本市场的绝对垄断，使私人企业家要自由得到企业的剩余权非常困难。他们不可能自由地得到资本和劳动，随时有被政府侵犯剩余权的危险。所以这是为什么社队企业，乡镇企业都不能发展为实力强大的私人企业，而是躲在集体所有制的躯壳里苟且偷生。 再看看中国的民法。关于法人，只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能成为法人，而雇人很多的私人资本家却不能成为法人。中国根本没有公司法，却在那里讨论证券法，根本没有财产法，却有了合同法。中国目前在讨论房地产法，但负责立法的官员说，现有的土地管理法不会更改，房地产法将以土地管理法为基础。而土地管理法是与任何财产法原则不相容的，它禁止任何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最近中国在讨论平等竞争法。当记者问及为何平等竞争法没有任何条款反垄断，而这是日本平等竞争法和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主要内容时，负责官员说，中国的私人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能垄断的地步，所以垄断目前在中国不是个问题。此回答看去文不对题，但暴露了中国政府官员对国有企业特权地位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国营企业的垄断不在要限制之列。因此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剩余权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成为经济组织创新和发展的严重障碍，而经济组织管理的落后，使得新技术的采用受到限制。最可怕的是，中国的刑法一一八条将“投机倒把”定为可处十年徒刑和没收财产的刑事犯罪。据中共官方统计，近十年内经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的经济犯罪份子中，百分之四十五是投机倒把罪，被判死刑的经济犯中，百分之三十一是投机倒把罪。而很多西方社会的企业家活动都可定为投机倒把罪。 　　 　　 笔者和黄有光在一九九三年的一部专著中证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的主要功能还不是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是发现有效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有效的市场结构，有效的合同和制度结构，有效的货币形式，有效的分层交易和城市结构，有效的产品种类数及有效的景气波动和失业模式。这一方面说明在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时，经济效率损失实在会比现有经济理论预想的要糟糕得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制度的经济，要发展如此复杂的市场的功能，则需要一个长久的演进过程。 　　 　　 六、杨小凯和威尔斯的产权经济模型 　　 　　 采用杨小凯以角点解为基础的均衡分析，杨小凯和威尔斯一九九零年发展了一个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们假定每个交易有一个失去财产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了劳动分工所需的协调有可能失灵的危险，因而有一个专业化经济和协调可靠性难以两全齐美的困境。每种贸易品生产者人数的增加可降低协调失灵的风险，因为每个消费者在一个生产者无效时可转向其他生产者。但由于人口总规模有限，每种贸易品生产者人数的增加意味着专业贸易品种类数的减少。这就是分工程度的降低。人们也可以在每种交易中花更多时间来界定产权，因而减少交易中失去财产权的风险，但这却以增加界定产权的费用为代价。也就是说，减少界定产权的事前交易费用和减少产权不清造成的事后交易费用难以两全齐美(或曰不可能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一个竞争性的分权市场会折衷这些两难的冲突，以决定有效率的劳动分工水平，每种贸易品的有效率的生产者人数(这人数与竞争程度有关)，以及有效率的合作可靠性程度。 　　 　　 这个理论证明，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的最重要功能是确定有效率的合约安排而不是分配资源。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发展一个有效地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则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和合约安排就会通过产权的自由贸易而自发地生长出来。而这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和合约安排就会促进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的进步，因而产生经济起飞。 　　 　　 这个法律制度的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与各国财产法原则相容的财产法，废止与财产法相冲突的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法律；发展公司法，把民法中与财产法与公司法不相容的内容去掉；发展平等竞争法，其主要目的是废止国营经济的特权和垄断地位。这些法律制度弄好了，则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就会通过司法案例的积累而自发地形成。 　　 　　 七、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最优产权结构理论 　　 　　 杨小凯和黄有光一九九三年将杨小凯和威尔斯的模型发展到有生产财和将每人潜在贸易伙伴数内生化的情形。象杨小凯与威尔斯模型一样，人们有一个专业化经济和交易可靠性难以两全齐美的困境。在界定合约条件上多花时间，可以减少交易中的风险。另一种减少风险的办法是花时间与金钱与潜在的贸易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利用这些潜在的贸易伙伴对已有交易的贸易伙伴施加压力。一旦与现有伙伴的合作失效，则人们可以轻易地转向潜在贸易伙伴。每人的决策问题就是如何折衷这些两难的冲突，在有限资源限制下决定这两种资源用途的最优结构。这些个别人最优决策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均衡的有效的分工水平，有效率的交易费用种类结构，有效率的竞争程度和合约结构。 　　 　　 这种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苏联式财产权结构。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现在都认识到国有制条件下产权界定的不明确是个比扭曲的价格制度更严重的问题。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模型意味着这种产权界定的模糊不但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妨碍了有效率的劳动分工水平的实现。杨小凯和黄有光强调界定个别合约的条件与界定签约权的差别。比如中国对劳力买卖，土地买卖的限制是限制了人们在不同合同之间选择的权利。这种限制对有效率的制度发展的阻碍远甚于合约内条件模糊不清的影响。同时他们的理论也澄清了中国目前流行的一个模糊认识。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产权界定越明确越好，但这个新模型却证明，由于各种两难的矛盾的存在，产权并不是越明确越好。关键是法律制度应该保证人们有自由在合约之间选择，则有效率的界定产权模糊度就会通过自由的产权买卖而自发形成。 　　 　　 中国的国营企业，澳洲或台湾的国营企业，以及私人企业之间的比较可以对以上观点给出直观的说明。对中国的国营企业而言，由于政府对资本、劳力、要素市场的垄断，所以这些企业并没有自由签约的权利。由于剩余权不明确，这些国营企业内人与人之间隐含的合约也非常模糊。所以合约条件和签约权两方面都极模糊。而对台湾的国营企业而言，他们必须与私商在竞争性的劳力和资本市场上竞争，所以签约权的高度选择性是不同于中国的国营企业的，尽管剩余权的模糊两种国营企业都类似。而对于私人企业而言，则界定一个合约的条件的效率与界定签约权的效率都要高过国营企业。 　　 　　 这种模型还可用来分析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问题。正如诺贝尔奖得主斯地格勒(Stigler)所言，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是个误导人的概念。股份公司中，股东对自己的财务资产有完全的私有权和管理权，他们可以通过股票的买卖管理自己的资产。而经理对自己的管理知识也有完全的私人产权和支配权。他们通过高级劳务市场上的买卖来管理自己的知识。这里没有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公司只是经理与股东之间一种复杂的分工产生的复杂交易形式而已。这种复杂分工会因界定合约条件的困难因而有意使合约条件模糊，但股票市场的发达使界定签约权的效率大大提高，因此以合约条件与签约权的综合所代表的私人产权的界定并不一定会因公众股份公司的发达而更模糊。因此，公众股份公司的发展使私人财产权重要性下降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 　　 　　 八、结 语 　　 　　 此文简要评述了产权经济学近来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所有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都说明，一个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虽然中国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是改革日程表上最优先的事项，但私有化运动却是个很不明智的口号。因为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私有化运动与法治精神不合，也与哈耶克(Hayek)的洞见相冲突。在看来，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只能通过产权的自由和自愿的买卖自发地形成。所以中国政府真正要做的事是发展财产法、公司法、平等竞争法，废止或修改现行法律中与这些基本经济法不相容的部分。在一个私人财产权，尤其是私人资本家对企业剩余权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条件下，在一个废止了国营部门垄断特权的公平竞争环境中，一个强大的私人经济就会自发形成，并将无效率的国营经济自动地淘汰掉。 　　 　　 在这个自发渐进的过程中，中国文官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政府高官的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来自特权。而后一部分远远超过前一部分。在这种待遇结构下，商业化和私有化的发展会使政府腐败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而解决的办法是，将官员的工资提高到能在市场上买得起目前通过特权提供的收入(低租金高级住宅、高级汽车等等)的水平，然后让官员通过市价去买这些特权提供的商品。这样既可以高薪养廉，也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因为那些特权商品在市场按市价售卖的收入足以抵消工资的增加)。有了这种政府官员收入结构的改革，加上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和私有化的成功，则官商不分的弊病才能彻底根除。 　　 　　 目前中国不是走的这条路，而是通过一些半官半私的公司机构，将高官的特权逐步转化为公司经理人员的权力。中资公司在香港买壳上市就是一种典型的方式。这种演变方式虽有和平演变，减少阻力，以及避免急剧私有化改革中国有企业剩余权真空等问题，但却非常象清末的官督商办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财阀制度。但是一些大型准私人股份公司在邓小平南巡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可能摆脱清末官督商办和日本财阀制度的模式。 　　 　　 (本文是作者向“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该讨论会于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至三日在海南举行，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 　　

郑永年：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 进入专题 ： 政治改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重提改革，如今多了一份纪念。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20年前，“中国下一步该往何处去”笼罩着整个中国。20年后，同样的困惑再次盘踞于每个国人的心头。     对现实的确切困惑，并不能转换为对未来方向的清晰。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听命于抽象的设计，它只从面临的约束条件出发，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倡导的良性循环理论。不过近些年来，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似乎进入了一个非良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     要破解这个非良性循环，分解式改革的办法没有过时。分解式改革的好处是可以把很多在理论上具有意识形态成分的变革，转换为制度细节和技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     历史上看，俄罗斯和东欧是综合式改革，中国则是分解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先于苏联东欧。中国改革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先行城市经济改革随后；二是持续的分权，主要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当时戈尔巴乔夫也是想走这条道路，但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苏联可惜没有走通。戈尔巴乔夫因此就只能从政治改革入手，即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克服高度集权体制的阻力，这就是苏联东欧民主化的起源。民主化一旦发生，社会就会变得激进化，各方面的改革也随之激进化。大爆炸式改革有利有弊，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是否有全国性质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作为新秩序的历史基础。这在某些东欧国家是有的，它们的社会主义体系本来就是强加的，但有些国家就没有，例如苏联和中国。     当下中国，理想的改革步骤可分解为三步：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     分解式改革设计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体系的关联性，恰恰相反，分解式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关联性。当某一领域的改革进入深层次，领域之间的联动效应就会变得非常明显。因此面对犬牙交错的各领域问题，好的分解式改革，都是因势利导的。例如，用经济改革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利用经济转型造成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改革的动力，这样改革才能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改革顺着这个次序。如果保障人们社会权利的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基本社会正义得不到实现，那么矛盾就会进一步政治化，政治一旦激进化，就有很多可能性，既可能是导致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也有可能是政治革命甚至天下大乱。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点上。          维稳靠社会而非政治          社会改革应是当下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间插上一个社会改革，并非是拖延、躲避政治改革议题，恰恰是为了未来的政治改革创造制度基础。社会改革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前中国一边经济高速发展，一边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报道。但这里有两大趋势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分散化的地方资本或者政府的暴力已经导致了社会个体化的暴力。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正引发着无穷无尽的矛盾和冲突。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利益结合体不是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土皇帝”），就是制造资本的极权（原始形态的资本主义）。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维稳”），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不得不诉诸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和消化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避。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同时，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时，政府治理也很容易失效。无论政府说什么，社会都持怀疑态度；无论政府做什么，都赢得不了社会的认同。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又成为政府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导致一种政府无力和社会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当前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用经济力量来“维稳”，虽不会激起反抗，但耗资巨大，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表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缺失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而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弱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通过各种方式的移民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     为此，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境中显得极具意义。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实现和谐社会。     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的情况可能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要差一些。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很多方面是因为政府不作为。这些国家，政府没有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社会（企业界）本身驱动的，呈现出藏富于民的态势。如果政府的决策得当，就会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政治挑战在于如何走出低度民主陷阱，就是说现行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但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国家动员而取得的，是建立在社会资源的大量消耗上的。     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得不到深化，那么经济发展有可能甚至比这些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更为困难。          社会改革的突破口          危机既不可避免，也不可怕。中国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有了危机才会有进步。     尽管中央政府在大力呼吁社会管理，但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把重点置于经济发展上，社会管理并不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看不到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对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意义。必须把社会管理放在广义的社会改革的内容中来讨论。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如果抽象地讨论社会管理，人们就会对社会管理作出狭义的理解，以为社会管理就是社会控制。     从社会改革看社会管理，那么就要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而不是强化社会的“被”管理。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     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如果中央只向地方、或者只向国有企业和其他政府部门分权，必然会演变成地方专制和大量“土皇帝”或者“权贵”的出现。要对“土皇帝”和“权贵”进行有效制约，就须进一步向社会分权。     那么什么是社会发展和赋权社会的最大障碍呢？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如果要赋权社会，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目前盛行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在这种体制里，政府本身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全面垄断金融（国有银行）、土地（地方政府）和战略资源（央企），反而是直接税收和公共服务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政府常常会使用其他替代性工具，例如国家计划、行政垄断和直接的准军事动员。     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必然会最终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     出现一个强社会对中央政府有好处。今天政策执行不力和社会虚弱有关系。虚弱的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帮助实行政府政策。     可见，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政治改革：政党内部多元主义          尽管现在中国的主体性改革是社会改革，但这并不表明政治改革不需要。相反，社会改革缺少进展和缺少政治改革有关。要推进社会改革，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不是截然分开的先后两个阶段；但政治改革在当前是辅助性的。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但社会改革并不能替代政治改革。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主张，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而民主化在后。     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为什么运作良好，但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运作不良呢？主要是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历史地看，如果以民主化为界，基本国家制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就必须建立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机会了。这类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最重要。实际上，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这些国家制度。从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的。军队、外交、国防、中央与地方体制（比如联邦制）、市场经济、税收体制、现代银行体系、基本法律体系、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等很多国家制度的确立和选举民主没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国家以民主化为工具进行国家制度建设的。换句话说，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民主化的业绩很一般甚至很差。第二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得以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的制度。例如代表制度往往在民主化之后得到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例如税收和福利保障制度得到转型，而传统的一些特权制度则消亡。第三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和建立的制度，尤其是和民主政治相关的制度。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法治、税制、金融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并不是民主化可以涵盖的。     从世界经验看，并不是说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必然会发生在国家制度建设之后。但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鉴于此，我们需要积聚理性，克制对民主的热情。为了它更好的到来和实现，现在需要努力推进基本国家制度建设。     谈民主化的问题，不能漫无边际、天马行空。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需要从中国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去寻找未来。政治问题是经验性的，道德判断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因此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有关键的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中共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决定了这一形态，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党争”一般被看成是一个朝代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标志性事件。     当前一个客观局面是，人们只知道在政治方面“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政治改革做什么、怎么做。不能正视所存在的问题，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政党演化成西方式政党有一定难度，但现在党权的载体是组织，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开放、竞争和参与，正构成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三者也都是根据执政党的政治策略而展开的。     开放最重要，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利益开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就难以参与政治，就谈不上竞争了。但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     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在中国依靠的是一党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从中共所经历的变化来看，它追求一个一党制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很多政治问题，可以用执政党对内对外的开放性不足来解释。因此，根据中国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开放式建党，实现开放政治。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33.html    

巩胜利：中国“第二轮大投资”箭在弦上…… 进入专题 ： 中国 第二轮大投资    ● 巩胜利       【摘要】： 2012年5月23日，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表上半年报告称，调降中国今年增长预测至8.2%。这意味着全球第一速度的中国经济正在放慢速度，正在降温的中国经济今年将拖累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但北京方面仍有足够财政资源帮助策划、实施一场经济“软着陆”，并且应当考虑国家整体减税和提国民高福利支出。世行在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中表示，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将增长8.2%（低于此前预测的8.4%），然后在2013年回升至8.6%。这份报告称，中国增长放缓，可被视为一个可喜的迹象，说明经济增速从不可持续的水平有所下降，但指出目前的担忧是放缓可能过于剧烈、中国经济正面临60多年来少有的困境。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不是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8%左右）经济若要继续前行，就必需兼容美国（全球第一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2%）、欧盟（全球第二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0%），与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经济已是全球继美国、欧盟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了。世界银行报告着重指出“反周期回应政策的负担应当落在财政政策上”报告表示。中国未来经济“旨在支持消费的财政措施，如针对性的减税、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社会支出，应当被列为重点。”世行发表这份报告之际，各方预期，在全球经济面对欧债危机和美国复苏乏力的敏感时刻，做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方面将采取更具刺激效果的政策。5月1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华中工业城市武汉及周围省市后、并部署表示，政府现在应当“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到5月31日，中国举世第二论大投资序幕已经拉开，只是与2008年10月中国中央政府以开天辟地4万亿大投资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这一次大投资是以中央企业为主力，将比第一大投资更加难以预料和掌控。第（1）单是4月27日，陕西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签约37家央企总投资超过7000亿元（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央企7000亿元入陕》一文）；第（2）单是5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宣布央企在渝签约3506亿大利单（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张德江低调治渝渐入角色》一文）；第（3）单是5月31日， 中央政府第三次援疆工作会议结束，中国东部19个省市决定援疆投资3000亿（见5月30日20.05分中央电视一套《春天绽放》数据统计），而在此之前4月19日，中国央企援疆项目计划开工178个，总投资7243.15亿元（见4月20日新疆“亚心网”《今年央企拟开工178项援疆产业 总投资逾7000亿》一文）。2012年，由中国央企与19省市援疆两项，已超过1万亿之巨。          新疆、重庆、陕西等这三省市区大投资之和已经超过2万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2008年中央政府4万亿大投资之一半。另外，中国还有28个省市自治区没有公布类似2012年的救市投资计划。5月3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第三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称：“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也在加大”。并表示，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方针。          Ⅰ）、中国经济高增长？          不过，世行不建议过于依赖银行放贷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提振增长。中国官方报纸称，中国政府正采取行动，加快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而温家宝也表示将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项目的信贷投放。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最后只有半年时间的胡温党政，依然想以“重大基础项目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增加，相信中国三年来一直实施的这种靠投放货币、重大项目的经济策略已经没有可用武之地。其实，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除了当年出笼4万亿大投资之后，近4年来一直在进行“在建项目”的国有大投资。到2012年6月，中国式大投资，其实质已经没有多大拉动经济的现实意义，在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稳定、发力、可持续的根源所在，否则靠“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拉动，将使中国经济衰退在所难免，任何国家面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都不会是无穷无尽，谁也无法阻挡、挽救这种“大投资”之后的周期性衰退。          5月22日，接受媒体采访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表示，2012年第二季中国经济增长(GDP)可能低于8%，若未能出台更多刺激措施，包括下调存贷款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不到7%，低于温家宝总理3月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的7.5%，但这依然是全球最高增速的国家经济体，与其一直悖论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普遍与“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质量大相径庭、相差很远。          胡锦涛、温家宝任期将至，已经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再杰出的“收官”之作了。          但在一定时期、一种周期性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大投资”之下，将可能败坏这个国家整体的人们生存、生活、延续的投资环境。2010年以来的这轮中国特色“大投资”，导致中国整体的“通货膨胀”达到60年来之最、公民购房达到近30年来置顶。2012年以来及下半年，中国经济还面临居民用电、自来水等“梯级”暴增的现实，但中国市场的电、水、气、油等等居民必需品依然远未到达中国式“市场经济改革”的位置，特别是这些国家垄断性企业的“竞争”根源匮乏，将使中国式“市场经济”走入一个“高成本”恶性循环的怪圈。          Ⅱ）、中国利率本源之治？          中国央行银行的货币降息减率，不是“市场经济地位国”的正常行为。以美欧国家为例，在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的近4年中（2008年9月15日——2012年9月15日为整4年），美元降率只不过只有二、三次，到现在也一直维持在0.25%基准利率；欧元也只有四、五次，现在维持在基准利率为1%。而中国的货币利率等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近4年来总共有40多次的升降，这都引起了中国经济上下的“大波动”、通货膨胀举高不下形成一定时期内的紊乱。一个国家的货币利率，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不是根源的，只能是一种辅助行为。而这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系列收费等制度才是国家“高成本”运行的本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20年来，还没有实施过一次如当年布什政府实施的国家整体降税策略，中国税赋、收费等成为全球大国中最高的国家。          中国金融货币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中最突出、最严重的。众所周知：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中国最高CPI从2010年8月份的同比6.2%回落至6.1%微降，年度总体CPI通胀率仍高于6%，中国通货膨胀创62年之最。根据中国央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自1-10月底，中国新增贷款接近7万亿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规模更是高达近70万亿元（见2010年12月5日《南方都市报》A14版转自“新华述评”）历史之最，有尖端评论开天辟地的对第一次论道：“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供应国”，而美国国家每一年生产产出高达14万亿多美元总产值，中国却只产出了5万亿多美元的总产值，一年的中国货币发行量多达美国的1.6倍，货币供应与产出是天与地之巨大差别，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之差，也许这就是中国“货币泛滥”—→“通货膨胀”的根源，是中国“通货膨胀”根源的重要成因，也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的国家金融决策层策略不准确、甚至失误、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人治”货币策略的重大悖论……          如今2012年的中国银行业经营的人民币，利润、成本之高举世罕见。中国国家货币市场被“四大家族”——国有工农中建银行垄断超过80%以上的中国市场。据2012年02月6日《广州日报》引述《法制日报》题目为《内地银行日赚6亿暴利超石油烟草 手续费7年增10倍》（同上）报道，中国银行业有三大灾难性收费为：⑴、大利差盘剥。中国的16家个公开上市银行披露，2011年前三个季度的净利差坐等收入超过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也就是说，不用干任何事，在中国银行业经营中就完成了其经营业务80%以上的总量，且这是全球其它银行中没有的“天上掉馅饼”的“嗟来之食”。⑵、手续费繁多。2003年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而现在，据中国国家有关方面制定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所列举出的收费项目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⑶、银行暴利。“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靓丽。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仅靠以上三招中国国家的“游戏规则”规定收费“盈利”，中国银行业的运行成本成全球之最。中国货币成中国公民的众矢之的。          Ⅲ）、中国成本高企怎么办？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以该年鉴数据为基数，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见2011年6月29日 9 版《 中国青年报 》《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为啥？》一文，作者 林衍），这几乎是全球大国中最高成本的经济、商业贸易运行。          世行报告表示“在设计回应政策时，应当顾及较长期的效果和目标”。“相对于以往，财政刺激最好能够降低信贷推动的程度、地方政府出资的程度、以及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程度。”这是中国经济囿过去的“高成本”转换大市场向降低成本运行的一种大趋势。          在货币政策方面，报告还建议中国首先考虑进一步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支持增长，从而将降息作为后备手段，仅在形势恶化超过预期的情景下动用。中国货币的利率，还无法与美元、欧元等利率国家管理可比性而一较高下，需要深层“自由浮动”利率的建树。基于此，中国利率、货币国际化之路还遥不可及。          此次世行半年报告称，北京方面的行政政策迄今在冷却房地产业方面是有帮助的，但呼吁“分阶段废止（这些政策非“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改用基于市场经济的措施”，提高资金成本，并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别的投资机会。就较长期而言，中国需要使经济增长更稳健、更可持续，具体手段包括：鼓励企业间加大竞争、发展人力资源，以及从低成本转向更高价值的生产；“竞争环境”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所在，应降低国有大型企业在大市场上的垄断，以提升竞争环境为政策要义。          “投资率已经处于极高水平，无法在不造成负面社会及环境后果的情况下进一步大幅提高”这是世行报告的一种警示。报告称，中国经济减速，预期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东亚发展中国家今年经济增长降至7.6%，低于2011年的8.2%。世行对中国增长预测的下调，与经合组织(OECD)的最新预测吻合，后者是在周二（5月22日）发布预测的。          2012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中国不会再推大规模刺激计划》报道称，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新华社在这篇分析性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不会再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为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批准部分大型项目、进行税制改革和提供专项的家电购买补贴。新华社表示，中国政府“稳增长”政策措施的规模、力度和方向均明显不同于2008年底和2009年初急速推出的以基建和投资项目为主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了最初被称为人民币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以支撑经济发展。而该计划下的实际支出可能远远超过4万亿元。新华社表示，政府不会重复三年前“保增长”刺激计划的老路，尤其是要避免出现效率低下的投资和资产泡沫，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重新抬头趋势。          而2012年，中国主要途径是保持合理的全社会投资规模，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中国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加快了投资项目审批速度，包括广东、广西的大钢铁项目等等。有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由此而担心，特别是央企的这轮过度大投资可能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重，中国通胀将再次风起云涌创高峰，可能比中央政府的4万亿大投资更加猛烈、更难以操控、更加难以平衡。特别是，囿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小国务院”之称）主导的这新一轮大投资，此举对银行放贷总量也更加有影响更令人担忧。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进入专题： 中国 第二轮大投资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2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