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一、导 言 　　 　　 此文简要译述产权经济学及其数学模型近年来的发展并研讨这些理论对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六十年代由寇斯(Coase)、张五常等人提出，而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出现。这些数学模型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交易费用，而与财产权结构关系不大的。例如代事理论的数学模型和信息不对称及讨价还价产生的交易费用的数学模型都与界定产权的交易费用有关。另一类模型虽也与交易有关，但却强调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此文主要介绍后一类数学模型。我将简要介绍寇斯一九六零年的产权理论，阿尔谦(Alchian)和邓塞兹(Demsetz)的剩余权理论，古劳斯曼(Grossman)、哈特(Hart)和摩尔(Moore)的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玻兰(Borland)、黄有光和杨小凯的企业理论和剩余权结构理论，以及黄有光、威尔斯(Wills)和杨小凯的产权经济学数学模型。作者将这些理论对中国的意义，结合中国改革的最新发展动向进行了讨论。 　　 　　 二、寇斯的产权理论 　　 　　 寇斯的产权理论其实渊源于主流学派的第一福利定理。这个定理以严格的一般均衡数学模型为基础。按这个定理，如果没有外部效果，没有公共财产，没有无止尽的规模经济(局部规模经济可能存在)，则完全竞争的市场会将初始的产权分布作有效率的重新分配，其效果对全社会来说是最优的或曰帕累托(Pareto)最优。而这种产权的有效率重新分配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但并不依赖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而寇斯定理也是讲的同样道理。这个定理意味着，不论私有产权的初始分配如何，通过自愿的协议，人们可以将产权作重新分配，而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寇斯的假定弱得多，例如他的定理在市场竞争不完全(例如双边讨价还价的情形)，以及在有外部效果时都同样成立。而且寇斯将私有财产及其自由贸易对这种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加以强调。 　　 　　 而科尔奈(Kornai)的所谓软预算约束理论其实是从反面来支持寇斯定理。寇斯定理说明私有财产权对市场效率的决定性作用，而软预算约束理论说明在没有私有产权及相关的硬预算约束时，价格制度将不可能有效地运作。因此这两种理论从正反两方面说明自由价格和自由市场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的。 　　 　　 这些理论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是明显的。中国如果要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废止国营经济的垄断地位以及对私人企业的歧视。特别是应该允许私人企业家发展私人银行，在铁路、高速公路、汽车制造等方面自由投资和发展。中国在八九之前曾对私有化有过热烈的讨论，黄有光教授与笔者也曾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为文鼓吹私有化。八九之后，私有化不再有人提起，加上苏联东欧国家私有化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更使中国人不再提私有化。但是最近私有化的发展有了新苗头。广东在讨论将农村土地合股，用合股公司的形式将农村地产私有化。四川向香港私商公开拍卖国有企业，中国国有公司用在香港买壳上市的形式，将国有公司变成半私有性公司。在邓小平南巡后的第三次公司热中，一些新的准私人股份公司迅速发展为大型公司，这些新公司使中国企业的产权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笔者遇到的不少企业家都说，今后几年中国最赚钱的生意是由(包括外国、港台)私商收购中国国营企业，加以重新组织成私人股份公司，再上市转卖。这大概是中国私有化的新形式。这种私有化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来推行，而是由私商按赚钱的原则自下而上地推行。中国改革的成功，可能很大程度依赖于这种新的私有化形式的发展。而最近香港政府已通过中国公司直接在香港上市的规例，这将使买壳上市的不正当方式转为合法的方式，因而促进私有化的发展。 　　 　　 三、阿尔谦和邓塞兹的剩余权理论 　　 　　 阿尔谦和邓塞兹一九七二年首次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剩余权的经济学意义。按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是老板持有企业的剩余权。企业生产是种合作生产，这类合作生产的特点是每人努力的程度会影响他人努力的效果。就象十人共同抬一块大石头时一样，这时每人都因没完全承担对他人效率影响的后果而没有达到整体最优的工作强度。所以一个监管者可以通过协调改进效率。但是一旦有了监管者，谁来监管他以保证监管效率高呢？如果监管效率不高，则所有其他人的效率都不可能高。而给监管者以合作生产后果的剩余权是监管监管者的最有效办法。在这种安排下，老板监管越有效，剩余越多，所以监管效率会自动保持在高水平上。 　　 　　 如果私人老板没有企业的剩余权，则监管效率不高，工人的本性是偷懒，所以企业生产不能达到技术上可行的最高效率。这种技术条件可行的最高效率被称为X效率，与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资源配置效率与人们对不同产品的相对爱好程度有关。在技术上有X效率的条件下，如果汽车相对食物生产得太少，就是资源配置无效，但X有效。国营垄断企业与一个自由市场上的私营垄断企业的差别可以说明X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别。私人垄断企业因为有老板的私人剩余权，所以在技术可行的条件下，生产潜力会完全发挥，所以是X有效，但此企业会利用其垄断地位抬高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因此限制其售卖量，剥削了消费者，使此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生产得太少，这对资源配置而言是无效的，即消费者的效用受了损失。而对一个垄断的国营企业而言，没有私人能占有企业的剩余，所以监管效率低，很多技术上可行，也容易做到的事，人们没有刺激去做，所以技术上可行的潜力不能发挥，产生了X无效。当然此企业也会利用垄断权抬高价格剥削消费者(特别是在价格放开的改革后)，因而产生资源配置的无效。在价格不放开的条件下，国营企业产品价格虽不高，但企业可以用限制产量的办法，然后通过后门将垄断权变成无形的好处来剥削消费者。 　　 　　 中国国营企业的承包制的本意就是让承包者对他的承包单位有一定的剩余权，因而改进X效率。但承包制与私有制的区别还是极大的，承包者没有完全的剩余权，所以X效率的改进总会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承包者的上级没有私人剩余权，所以上级没有激励保证承包合同的效率。合同执行的效率，找最佳承包人的效率也会成问题。加上承包制不能解决资源配置效率问题，那是由相对价格和市场竞争所决定，而不能完全由承包来解决的。 　　 　　 私有化会为自由价格制度打下基础，而中国目前国营企业对劳力和资本市场的垄断使得市场的自由进入成为不可能，因而放开价格在没有自由进入条件下，可能会被垄断性的国营企业用高价，或用产量控制(短缺)来剥削社会，造成社会紧张。所以私人银行和自由劳力市场的发展对消除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有决定性的作用。最近中国政府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业，但禁止外国银行从事人民币业务。广东政府最近正在考虑向外资私人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但中国禁止私人经营银行的法律仍未废止，虽然国营企业集团和地方投资公司的银行业务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市场上的垄断局面，使自由进入方面有一点改进。 　　 　　 四、古劳斯曼和哈特的最优所有权结构理论 　　 　　 寇斯的产权理论强调私人产权的意义，他认为只要是私人产权，就会有效率，至于私人产权本身的结构是什么却不重要。因为按他的理论，只要是私人产权，不管初始产权结构怎样，都会通过产权的自由买卖而达到最优状态。但古劳斯曼和哈特一九八六年的著名论文却证明，即使是私人产权，也有个最优产权结构问题。例如住房人当房主和住房人从他人处租房就是两种不同的私人产权结构。他们用数学模型证明，一般情况下，住房人当房主的产权结构比租房更有效率。这是因为住房人维修房子的努力是极难监测的，也不可能用合同来强制执行，所以租的房子维修往往比房主自己住要差。这种理论证明，根据不同的技术条件，在某一行业，最优产权结构是一定的。一般而言，某种活动对后果影响很大，或其测度很难，则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当业主比较有效。 　　 　　 这种最优产权结构理论更进一步强化了寇斯对私人产权的强调。按这种理论，即使都是私人财产制度，但谁当业主(或老板)对效率也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分别对效率的影响就更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公有财产的维护和使用效率往往比私有财产低得多的原因。这种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是，应积极推动私有化改革，让市场来选择最优的产权结构。 　　 　　 五、玻兰、黄有光和杨小凯的企业和剩余权结构理论 　　 　　 玻兰、黄有光和杨小凯的两个数学模型将寇斯和张五常的企业理论精细化。他们证明，劳动分工的发展对企业的出现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寇斯的理论)。企业是用劳力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张五常的理论)。只有当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高于相应的劳力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他们还证明，当企业出现时，谁当老板这类企业剩余权结构问题对效率有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故事大致如下。每个人被假定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他们可以在没有企业时每人自给自足地生产。因此企业不可能预先假定存在，企业的出现必须由理论来解释。生产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所以每个人作为生产者喜好专业化生产，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所以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冲突意味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冲突。假定每人都可以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衣服，另一种是生产衣服过程中的管理知识。因此有两种生产方式，一个是自给自足，每人自己生产管理知识，然后使用该管理知识作为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消费用的衣服。这种生产方式的好处是没有任何交易费用，其代价是专业化经济不能被充分利用，所以生产率低下。另一种生产方式是劳动分工，一部分人专门生产管理知识，另一部分人专门用管理知识来生产衣服。这种生产方式虽可以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提高生产率，但却依赖两类专家之间的交换，这交换自然会产生交易费用。 　　 　　 在市场均衡中，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则分工生产的专业化的好处完全被交易费用抵消，所以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很高，则分工的好处大过交易费用，因此人们会选择分工。但是至少有三种方式来组织分工，第一种方式是管理专家将管理知识作为咨询服务卖给生产衣服的专家以换取他需要的衣服。这种组织分工的方式意味着两个产品市场，一个是管理知识市场，另一个是衣服市场。分工的双方用产品换产品，没有劳力买卖，权威和剩余权是对称分配的，所以不存在企业。第二种组织分工的方式是，生产衣服的专家开家工厂，雇用管理专家的劳动，并令他们在厂内生产管理知识。第三种组织分工的方式是，生产管理知识的专家开家工厂雇用工人，并令他们在厂内专业生产衣服。 　　 　　 这后两种组织分工的方式都是剩余权和权威的不对称分配，雇主有剩余权和使用劳动的权威，而雇员却没有。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用劳力的买卖代替中间产品(管理知识)的买卖。所以如果劳力的买卖比中间产品的买卖交易费用低，则企业就会发现，这后两种组织方式虽然都产生企业和劳力市场，但他们却有不同的产权结构。第二种方式是由衣服生产者当老板，第三种方式是由管理专家当老板。假如管理知识的质量和数量不可测量，而用来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也极难测量(你不可能知道一个坐在办公室的管理专家用了多少时间在想管理问题或想他的情人)，但衣服的质量和数量测量成本很低，生产衣服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也一眼就看得出，则第三种产权结构比第一、二种显然效率要高。因为第二种必须交易用来生产管理的劳动(交易费用极高)、而第一种必须交易管理知识(交易费用极高)，第三种必须交易衣服和生产衣服的劳动(交易费用极低)。 　　 　　 所以企业是一种巧妙的交易方式和剩余权结构，它可以把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在此例中是管理活动)卷入分工，但同时却可以避免这类活动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例如在第三种产权结构中，管理专家当老板，他在劳动市场买劳动，令工人用他的管理知识生产衣服，然后在产品市场上卖衣服，这里管理知识和用来生产管理知识的劳动都不卷入买卖和直接定价，但老板的剩余权就是管理知识的间接价格。所以这种企业理论被称为间接定价理论，与古劳斯曼和哈特的资产特异性理论相区别。 　　 　　 因此企业功能与专利制度的功能相仿，它能大大提高不可捉摸的知识产权的定价效率，因而促进分工在生产这类知识的活动中的发展。很多企业管理知识比生产技术知识更不可捉摸，因此很难用专利法来保护。而企业制度却能有效地保护这类知识产权。当然如果生产管理与资产组合管理(management of portfolio)之间有了分工，则可能是股东而不是经理当老板了。因为资产组合管理比生产管理更不可捉摸，而企业的剩余权只能用来避免一种活动的直接定价和买卖。 　　 　　 按照这种间接定价理论，保护自由结社和私人企业家(资本家)对企业的剩余权的立法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哪些法律制度及其发展对企业家的剩余权有关键的影响。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立法和司法有过无孔不入的影响，所以马克思指责剩余价值是剥削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有深刻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立法者和决策者将个体户与资本家相区别，即使今天对个体户的财产权已有相当保护，但对资本家的剩余权不但没有充分的保护，而且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歧视。 　　 　　 按照最新的一九九三年经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护国营经济的巩固与发展。”这意味着资本家的剩余权是剥削，不受法律保护，因为它不是按劳分配。强行将国有经济定为领导力量，意味着即使国营经济竞争不过资本家经济，也要享有领导和垄断的特权，这当然是对资本家经济的歧视。宪法虽也说允许个体劳动者经济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展，但这并不包括资本家经济，而所谓法律容许的范围意味着不能自由买卖土地，私人不能开银行，雇工不能超过八人等等。这些分别是土地管理法，银行条例等法规所规定。 　　 　　 这种宪法规定的，以一整套法律制度保证的国营经济对劳力市场，资本市场的绝对垄断，使私人企业家要自由得到企业的剩余权非常困难。他们不可能自由地得到资本和劳动，随时有被政府侵犯剩余权的危险。所以这是为什么社队企业，乡镇企业都不能发展为实力强大的私人企业，而是躲在集体所有制的躯壳里苟且偷生。 再看看中国的民法。关于法人，只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能成为法人，而雇人很多的私人资本家却不能成为法人。中国根本没有公司法，却在那里讨论证券法，根本没有财产法，却有了合同法。中国目前在讨论房地产法，但负责立法的官员说，现有的土地管理法不会更改，房地产法将以土地管理法为基础。而土地管理法是与任何财产法原则不相容的，它禁止任何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最近中国在讨论平等竞争法。当记者问及为何平等竞争法没有任何条款反垄断，而这是日本平等竞争法和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主要内容时，负责官员说，中国的私人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能垄断的地步，所以垄断目前在中国不是个问题。此回答看去文不对题，但暴露了中国政府官员对国有企业特权地位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国营企业的垄断不在要限制之列。因此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剩余权目前还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成为经济组织创新和发展的严重障碍，而经济组织管理的落后，使得新技术的采用受到限制。最可怕的是，中国的刑法一一八条将“投机倒把”定为可处十年徒刑和没收财产的刑事犯罪。据中共官方统计，近十年内经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的经济犯罪份子中，百分之四十五是投机倒把罪，被判死刑的经济犯中，百分之三十一是投机倒把罪。而很多西方社会的企业家活动都可定为投机倒把罪。 　　 　　 笔者和黄有光在一九九三年的一部专著中证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的主要功能还不是有效地配置资源，而是发现有效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有效的市场结构，有效的合同和制度结构，有效的货币形式，有效的分层交易和城市结构，有效的产品种类数及有效的景气波动和失业模式。这一方面说明在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制度时，经济效率损失实在会比现有经济理论预想的要糟糕得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制度的经济，要发展如此复杂的市场的功能，则需要一个长久的演进过程。 　　 　　 六、杨小凯和威尔斯的产权经济模型 　　 　　 采用杨小凯以角点解为基础的均衡分析，杨小凯和威尔斯一九九零年发展了一个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们假定每个交易有一个失去财产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了劳动分工所需的协调有可能失灵的危险，因而有一个专业化经济和协调可靠性难以两全齐美的困境。每种贸易品生产者人数的增加可降低协调失灵的风险，因为每个消费者在一个生产者无效时可转向其他生产者。但由于人口总规模有限，每种贸易品生产者人数的增加意味着专业贸易品种类数的减少。这就是分工程度的降低。人们也可以在每种交易中花更多时间来界定产权，因而减少交易中失去财产权的风险，但这却以增加界定产权的费用为代价。也就是说，减少界定产权的事前交易费用和减少产权不清造成的事后交易费用难以两全齐美(或曰不可能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一个竞争性的分权市场会折衷这些两难的冲突，以决定有效率的劳动分工水平，每种贸易品的有效率的生产者人数(这人数与竞争程度有关)，以及有效率的合作可靠性程度。 　　 　　 这个理论证明，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的最重要功能是确定有效率的合约安排而不是分配资源。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发展一个有效地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则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和合约安排就会通过产权的自由贸易而自发地生长出来。而这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和合约安排就会促进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的进步，因而产生经济起飞。 　　 　　 这个法律制度的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与各国财产法原则相容的财产法，废止与财产法相冲突的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法律；发展公司法，把民法中与财产法与公司法不相容的内容去掉；发展平等竞争法，其主要目的是废止国营经济的特权和垄断地位。这些法律制度弄好了，则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就会通过司法案例的积累而自发地形成。 　　 　　 七、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最优产权结构理论 　　 　　 杨小凯和黄有光一九九三年将杨小凯和威尔斯的模型发展到有生产财和将每人潜在贸易伙伴数内生化的情形。象杨小凯与威尔斯模型一样，人们有一个专业化经济和交易可靠性难以两全齐美的困境。在界定合约条件上多花时间，可以减少交易中的风险。另一种减少风险的办法是花时间与金钱与潜在的贸易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利用这些潜在的贸易伙伴对已有交易的贸易伙伴施加压力。一旦与现有伙伴的合作失效，则人们可以轻易地转向潜在贸易伙伴。每人的决策问题就是如何折衷这些两难的冲突，在有限资源限制下决定这两种资源用途的最优结构。这些个别人最优决策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均衡的有效的分工水平，有效率的交易费用种类结构，有效率的竞争程度和合约结构。 　　 　　 这种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苏联式财产权结构。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现在都认识到国有制条件下产权界定的不明确是个比扭曲的价格制度更严重的问题。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模型意味着这种产权界定的模糊不但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妨碍了有效率的劳动分工水平的实现。杨小凯和黄有光强调界定个别合约的条件与界定签约权的差别。比如中国对劳力买卖，土地买卖的限制是限制了人们在不同合同之间选择的权利。这种限制对有效率的制度发展的阻碍远甚于合约内条件模糊不清的影响。同时他们的理论也澄清了中国目前流行的一个模糊认识。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产权界定越明确越好，但这个新模型却证明，由于各种两难的矛盾的存在，产权并不是越明确越好。关键是法律制度应该保证人们有自由在合约之间选择，则有效率的界定产权模糊度就会通过自由的产权买卖而自发形成。 　　 　　 中国的国营企业，澳洲或台湾的国营企业，以及私人企业之间的比较可以对以上观点给出直观的说明。对中国的国营企业而言，由于政府对资本、劳力、要素市场的垄断，所以这些企业并没有自由签约的权利。由于剩余权不明确，这些国营企业内人与人之间隐含的合约也非常模糊。所以合约条件和签约权两方面都极模糊。而对台湾的国营企业而言，他们必须与私商在竞争性的劳力和资本市场上竞争，所以签约权的高度选择性是不同于中国的国营企业的，尽管剩余权的模糊两种国营企业都类似。而对于私人企业而言，则界定一个合约的条件的效率与界定签约权的效率都要高过国营企业。 　　 　　 这种模型还可用来分析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问题。正如诺贝尔奖得主斯地格勒(Stigler)所言，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是个误导人的概念。股份公司中，股东对自己的财务资产有完全的私有权和管理权，他们可以通过股票的买卖管理自己的资产。而经理对自己的管理知识也有完全的私人产权和支配权。他们通过高级劳务市场上的买卖来管理自己的知识。这里没有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公司只是经理与股东之间一种复杂的分工产生的复杂交易形式而已。这种复杂分工会因界定合约条件的困难因而有意使合约条件模糊，但股票市场的发达使界定签约权的效率大大提高，因此以合约条件与签约权的综合所代表的私人产权的界定并不一定会因公众股份公司的发达而更模糊。因此，公众股份公司的发展使私人财产权重要性下降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 　　 　　 八、结 语 　　 　　 此文简要评述了产权经济学近来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所有产权经济学的数学模型都说明，一个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虽然中国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是改革日程表上最优先的事项，但私有化运动却是个很不明智的口号。因为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私有化运动与法治精神不合，也与哈耶克(Hayek)的洞见相冲突。在看来，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只能通过产权的自由和自愿的买卖自发地形成。所以中国政府真正要做的事是发展财产法、公司法、平等竞争法，废止或修改现行法律中与这些基本经济法不相容的部分。在一个私人财产权，尤其是私人资本家对企业剩余权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条件下，在一个废止了国营部门垄断特权的公平竞争环境中，一个强大的私人经济就会自发形成，并将无效率的国营经济自动地淘汰掉。 　　 　　 在这个自发渐进的过程中，中国文官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政府高官的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来自特权。而后一部分远远超过前一部分。在这种待遇结构下，商业化和私有化的发展会使政府腐败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而解决的办法是，将官员的工资提高到能在市场上买得起目前通过特权提供的收入(低租金高级住宅、高级汽车等等)的水平，然后让官员通过市价去买这些特权提供的商品。这样既可以高薪养廉，也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因为那些特权商品在市场按市价售卖的收入足以抵消工资的增加)。有了这种政府官员收入结构的改革，加上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和私有化的成功，则官商不分的弊病才能彻底根除。 　　 　　 目前中国不是走的这条路，而是通过一些半官半私的公司机构，将高官的特权逐步转化为公司经理人员的权力。中资公司在香港买壳上市就是一种典型的方式。这种演变方式虽有和平演变，减少阻力，以及避免急剧私有化改革中国有企业剩余权真空等问题，但却非常象清末的官督商办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财阀制度。但是一些大型准私人股份公司在邓小平南巡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可能摆脱清末官督商办和日本财阀制度的模式。 　　 　　 (本文是作者向“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该讨论会于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至三日在海南举行，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 　　

郑永年：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 进入专题 ： 政治改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重提改革，如今多了一份纪念。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20年前，“中国下一步该往何处去”笼罩着整个中国。20年后，同样的困惑再次盘踞于每个国人的心头。     对现实的确切困惑，并不能转换为对未来方向的清晰。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听命于抽象的设计，它只从面临的约束条件出发，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倡导的良性循环理论。不过近些年来，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似乎进入了一个非良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     要破解这个非良性循环，分解式改革的办法没有过时。分解式改革的好处是可以把很多在理论上具有意识形态成分的变革，转换为制度细节和技术问题来处理。这一点在中国尤其重要。     历史上看，俄罗斯和东欧是综合式改革，中国则是分解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先于苏联东欧。中国改革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先行城市经济改革随后；二是持续的分权，主要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当时戈尔巴乔夫也是想走这条道路，但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苏联可惜没有走通。戈尔巴乔夫因此就只能从政治改革入手，即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克服高度集权体制的阻力，这就是苏联东欧民主化的起源。民主化一旦发生，社会就会变得激进化，各方面的改革也随之激进化。大爆炸式改革有利有弊，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是否有全国性质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作为新秩序的历史基础。这在某些东欧国家是有的，它们的社会主义体系本来就是强加的，但有些国家就没有，例如苏联和中国。     当下中国，理想的改革步骤可分解为三步：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     分解式改革设计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体系的关联性，恰恰相反，分解式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关联性。当某一领域的改革进入深层次，领域之间的联动效应就会变得非常明显。因此面对犬牙交错的各领域问题，好的分解式改革，都是因势利导的。例如，用经济改革的成果作为社会改革的基础，利用经济转型造成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改革的动力，这样改革才能环环相扣，步步为营。     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改革顺着这个次序。如果保障人们社会权利的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基本社会正义得不到实现，那么矛盾就会进一步政治化，政治一旦激进化，就有很多可能性，既可能是导致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也有可能是政治革命甚至天下大乱。中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点上。          维稳靠社会而非政治          社会改革应是当下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间插上一个社会改革，并非是拖延、躲避政治改革议题，恰恰是为了未来的政治改革创造制度基础。社会改革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当前中国一边经济高速发展，一边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近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报道。但这里有两大趋势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分散化的地方资本或者政府的暴力已经导致了社会个体化的暴力。中央政府政令和地方政府各个方面行为的冲突与脱节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中央三令五申地强调“和谐社会”的同时，地方政府正引发着无穷无尽的矛盾和冲突。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利益结合体不是导致地方权力的极权（“土皇帝”），就是制造资本的极权（原始形态的资本主义）。同时，以稳定为名义的社会控制（“维稳”），导致社会集体行为在很多场合变得不可能，社会个体不得不诉诸个体暴力来对抗地方权力或者资本。     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在暴力背后隐藏着社会对政府和资本的极度不信任。政府部门生活在权力的城堡里面免受市场力量的冲击，资本有赖于自身财富或者“权力资本”，可以从容应付和消化市场，但普通老百姓面对无情的市场力量则无可逃避。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的不信任度加剧，社会的暴力程度也随之加剧。同时，当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时，政府治理也很容易失效。无论政府说什么，社会都持怀疑态度；无论政府做什么，都赢得不了社会的认同。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又成为政府政策失效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导致一种政府无力和社会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当前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用经济力量来“维稳”，虽不会激起反抗，但耗资巨大，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表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他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政府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双重缺失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而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弱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通过各种方式的移民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     为此，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境中显得极具意义。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和政府方面的任何努力都难以实现和谐社会。     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的情况可能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还要差一些。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很多方面是因为政府不作为。这些国家，政府没有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到现在为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社会（企业界）本身驱动的，呈现出藏富于民的态势。如果政府的决策得当，就会取得长足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政治挑战在于如何走出低度民主陷阱，就是说现行的民主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但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是通过国家动员而取得的，是建立在社会资源的大量消耗上的。     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得不到深化，那么经济发展有可能甚至比这些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更为困难。          社会改革的突破口          危机既不可避免，也不可怕。中国是一个危机驱动的社会，有了危机才会有进步。     尽管中央政府在大力呼吁社会管理，但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把重点置于经济发展上，社会管理并不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关注重点。主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看不到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对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意义。必须把社会管理放在广义的社会改革的内容中来讨论。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如果抽象地讨论社会管理，人们就会对社会管理作出狭义的理解，以为社会管理就是社会控制。     从社会改革看社会管理，那么就要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而不是强化社会的“被”管理。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     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如果中央只向地方、或者只向国有企业和其他政府部门分权，必然会演变成地方专制和大量“土皇帝”或者“权贵”的出现。要对“土皇帝”和“权贵”进行有效制约，就须进一步向社会分权。     那么什么是社会发展和赋权社会的最大障碍呢？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如果要赋权社会，最迫切需要改变的是目前盛行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在这种体制里，政府本身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全面垄断金融（国有银行）、土地（地方政府）和战略资源（央企），反而是直接税收和公共服务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政府常常会使用其他替代性工具，例如国家计划、行政垄断和直接的准军事动员。     如果政府（尤其是国有部门）无限扩展，市场空间继续萎缩，财富继续从社会流向国家（或者国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么今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举国体制”必然会最终演变成一种自我击败的体制。     出现一个强社会对中央政府有好处。今天政策执行不力和社会虚弱有关系。虚弱的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帮助实行政府政策。     可见，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政治改革：政党内部多元主义          尽管现在中国的主体性改革是社会改革，但这并不表明政治改革不需要。相反，社会改革缺少进展和缺少政治改革有关。要推进社会改革，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不是截然分开的先后两个阶段；但政治改革在当前是辅助性的。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但社会改革并不能替代政治改革。     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主张，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而民主化在后。     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为什么运作良好，但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运作不良呢？主要是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历史地看，如果以民主化为界，基本国家制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就必须建立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机会了。这类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最重要。实际上，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这些国家制度。从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的。军队、外交、国防、中央与地方体制（比如联邦制）、市场经济、税收体制、现代银行体系、基本法律体系、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等很多国家制度的确立和选举民主没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国家以民主化为工具进行国家制度建设的。换句话说，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民主化的业绩很一般甚至很差。第二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得以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的制度。例如代表制度往往在民主化之后得到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例如税收和福利保障制度得到转型，而传统的一些特权制度则消亡。第三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和建立的制度，尤其是和民主政治相关的制度。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法治、税制、金融制度、社会制度等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并不是民主化可以涵盖的。     从世界经验看，并不是说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必然会发生在国家制度建设之后。但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鉴于此，我们需要积聚理性，克制对民主的热情。为了它更好的到来和实现，现在需要努力推进基本国家制度建设。     谈民主化的问题，不能漫无边际、天马行空。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需要从中国政治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去寻找未来。政治问题是经验性的，道德判断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执政党只有一个，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执政党所确定的政治过程参与政治，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不言自明。因此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有关键的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     中共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会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决定了这一形态，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党争”一般被看成是一个朝代走向衰落甚至灭亡的标志性事件。     当前一个客观局面是，人们只知道在政治方面“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政治改革做什么、怎么做。不能正视所存在的问题，就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政党演化成西方式政党有一定难度，但现在党权的载体是组织，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开放、竞争和参与，正构成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而这三者也都是根据执政党的政治策略而展开的。     开放最重要，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利益开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过程向社会开放，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才就难以参与政治，就谈不上竞争了。但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参与就是社会的不同群体参与政治过程。竞争又是参与的前提条件，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参与既可以是对人才的选拔或者选举，也可以是对政治人物的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参与。     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在中国依靠的是一党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从中共所经历的变化来看，它追求一个一党制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很多政治问题，可以用执政党对内对外的开放性不足来解释。因此，根据中国文明的特点，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开放式建党，实现开放政治。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33.html    

巩胜利：中国“第二轮大投资”箭在弦上…… 进入专题 ： 中国 第二轮大投资    ● 巩胜利       【摘要】： 2012年5月23日，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表上半年报告称，调降中国今年增长预测至8.2%。这意味着全球第一速度的中国经济正在放慢速度，正在降温的中国经济今年将拖累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但北京方面仍有足够财政资源帮助策划、实施一场经济“软着陆”，并且应当考虑国家整体减税和提国民高福利支出。世行在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中表示，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将增长8.2%（低于此前预测的8.4%），然后在2013年回升至8.6%。这份报告称，中国增长放缓，可被视为一个可喜的迹象，说明经济增速从不可持续的水平有所下降，但指出目前的担忧是放缓可能过于剧烈、中国经济正面临60多年来少有的困境。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不是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8%左右）经济若要继续前行，就必需兼容美国（全球第一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2%）、欧盟（全球第二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0%），与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经济已是全球继美国、欧盟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了。世界银行报告着重指出“反周期回应政策的负担应当落在财政政策上”报告表示。中国未来经济“旨在支持消费的财政措施，如针对性的减税、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社会支出，应当被列为重点。”世行发表这份报告之际，各方预期，在全球经济面对欧债危机和美国复苏乏力的敏感时刻，做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方面将采取更具刺激效果的政策。5月1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华中工业城市武汉及周围省市后、并部署表示，政府现在应当“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到5月31日，中国举世第二论大投资序幕已经拉开，只是与2008年10月中国中央政府以开天辟地4万亿大投资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这一次大投资是以中央企业为主力，将比第一大投资更加难以预料和掌控。第（1）单是4月27日，陕西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签约37家央企总投资超过7000亿元（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央企7000亿元入陕》一文）；第（2）单是5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宣布央企在渝签约3506亿大利单（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张德江低调治渝渐入角色》一文）；第（3）单是5月31日， 中央政府第三次援疆工作会议结束，中国东部19个省市决定援疆投资3000亿（见5月30日20.05分中央电视一套《春天绽放》数据统计），而在此之前4月19日，中国央企援疆项目计划开工178个，总投资7243.15亿元（见4月20日新疆“亚心网”《今年央企拟开工178项援疆产业 总投资逾7000亿》一文）。2012年，由中国央企与19省市援疆两项，已超过1万亿之巨。          新疆、重庆、陕西等这三省市区大投资之和已经超过2万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2008年中央政府4万亿大投资之一半。另外，中国还有28个省市自治区没有公布类似2012年的救市投资计划。5月3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第三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称：“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也在加大”。并表示，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方针。          Ⅰ）、中国经济高增长？          不过，世行不建议过于依赖银行放贷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提振增长。中国官方报纸称，中国政府正采取行动，加快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而温家宝也表示将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项目的信贷投放。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最后只有半年时间的胡温党政，依然想以“重大基础项目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增加，相信中国三年来一直实施的这种靠投放货币、重大项目的经济策略已经没有可用武之地。其实，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除了当年出笼4万亿大投资之后，近4年来一直在进行“在建项目”的国有大投资。到2012年6月，中国式大投资，其实质已经没有多大拉动经济的现实意义，在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稳定、发力、可持续的根源所在，否则靠“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拉动，将使中国经济衰退在所难免，任何国家面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都不会是无穷无尽，谁也无法阻挡、挽救这种“大投资”之后的周期性衰退。          5月22日，接受媒体采访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表示，2012年第二季中国经济增长(GDP)可能低于8%，若未能出台更多刺激措施，包括下调存贷款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不到7%，低于温家宝总理3月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的7.5%，但这依然是全球最高增速的国家经济体，与其一直悖论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普遍与“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质量大相径庭、相差很远。          胡锦涛、温家宝任期将至，已经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再杰出的“收官”之作了。          但在一定时期、一种周期性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大投资”之下，将可能败坏这个国家整体的人们生存、生活、延续的投资环境。2010年以来的这轮中国特色“大投资”，导致中国整体的“通货膨胀”达到60年来之最、公民购房达到近30年来置顶。2012年以来及下半年，中国经济还面临居民用电、自来水等“梯级”暴增的现实，但中国市场的电、水、气、油等等居民必需品依然远未到达中国式“市场经济改革”的位置，特别是这些国家垄断性企业的“竞争”根源匮乏，将使中国式“市场经济”走入一个“高成本”恶性循环的怪圈。          Ⅱ）、中国利率本源之治？          中国央行银行的货币降息减率，不是“市场经济地位国”的正常行为。以美欧国家为例，在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的近4年中（2008年9月15日——2012年9月15日为整4年），美元降率只不过只有二、三次，到现在也一直维持在0.25%基准利率；欧元也只有四、五次，现在维持在基准利率为1%。而中国的货币利率等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近4年来总共有40多次的升降，这都引起了中国经济上下的“大波动”、通货膨胀举高不下形成一定时期内的紊乱。一个国家的货币利率，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不是根源的，只能是一种辅助行为。而这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系列收费等制度才是国家“高成本”运行的本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20年来，还没有实施过一次如当年布什政府实施的国家整体降税策略，中国税赋、收费等成为全球大国中最高的国家。          中国金融货币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中最突出、最严重的。众所周知：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中国最高CPI从2010年8月份的同比6.2%回落至6.1%微降，年度总体CPI通胀率仍高于6%，中国通货膨胀创62年之最。根据中国央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自1-10月底，中国新增贷款接近7万亿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规模更是高达近70万亿元（见2010年12月5日《南方都市报》A14版转自“新华述评”）历史之最，有尖端评论开天辟地的对第一次论道：“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供应国”，而美国国家每一年生产产出高达14万亿多美元总产值，中国却只产出了5万亿多美元的总产值，一年的中国货币发行量多达美国的1.6倍，货币供应与产出是天与地之巨大差别，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之差，也许这就是中国“货币泛滥”—→“通货膨胀”的根源，是中国“通货膨胀”根源的重要成因，也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的国家金融决策层策略不准确、甚至失误、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人治”货币策略的重大悖论……          如今2012年的中国银行业经营的人民币，利润、成本之高举世罕见。中国国家货币市场被“四大家族”——国有工农中建银行垄断超过80%以上的中国市场。据2012年02月6日《广州日报》引述《法制日报》题目为《内地银行日赚6亿暴利超石油烟草 手续费7年增10倍》（同上）报道，中国银行业有三大灾难性收费为：⑴、大利差盘剥。中国的16家个公开上市银行披露，2011年前三个季度的净利差坐等收入超过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也就是说，不用干任何事，在中国银行业经营中就完成了其经营业务80%以上的总量，且这是全球其它银行中没有的“天上掉馅饼”的“嗟来之食”。⑵、手续费繁多。2003年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而现在，据中国国家有关方面制定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所列举出的收费项目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⑶、银行暴利。“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靓丽。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仅靠以上三招中国国家的“游戏规则”规定收费“盈利”，中国银行业的运行成本成全球之最。中国货币成中国公民的众矢之的。          Ⅲ）、中国成本高企怎么办？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以该年鉴数据为基数，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见2011年6月29日 9 版《 中国青年报 》《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为啥？》一文，作者 林衍），这几乎是全球大国中最高成本的经济、商业贸易运行。          世行报告表示“在设计回应政策时，应当顾及较长期的效果和目标”。“相对于以往，财政刺激最好能够降低信贷推动的程度、地方政府出资的程度、以及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程度。”这是中国经济囿过去的“高成本”转换大市场向降低成本运行的一种大趋势。          在货币政策方面，报告还建议中国首先考虑进一步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支持增长，从而将降息作为后备手段，仅在形势恶化超过预期的情景下动用。中国货币的利率，还无法与美元、欧元等利率国家管理可比性而一较高下，需要深层“自由浮动”利率的建树。基于此，中国利率、货币国际化之路还遥不可及。          此次世行半年报告称，北京方面的行政政策迄今在冷却房地产业方面是有帮助的，但呼吁“分阶段废止（这些政策非“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改用基于市场经济的措施”，提高资金成本，并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别的投资机会。就较长期而言，中国需要使经济增长更稳健、更可持续，具体手段包括：鼓励企业间加大竞争、发展人力资源，以及从低成本转向更高价值的生产；“竞争环境”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所在，应降低国有大型企业在大市场上的垄断，以提升竞争环境为政策要义。          “投资率已经处于极高水平，无法在不造成负面社会及环境后果的情况下进一步大幅提高”这是世行报告的一种警示。报告称，中国经济减速，预期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东亚发展中国家今年经济增长降至7.6%，低于2011年的8.2%。世行对中国增长预测的下调，与经合组织(OECD)的最新预测吻合，后者是在周二（5月22日）发布预测的。          2012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中国不会再推大规模刺激计划》报道称，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新华社在这篇分析性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不会再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为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批准部分大型项目、进行税制改革和提供专项的家电购买补贴。新华社表示，中国政府“稳增长”政策措施的规模、力度和方向均明显不同于2008年底和2009年初急速推出的以基建和投资项目为主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了最初被称为人民币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以支撑经济发展。而该计划下的实际支出可能远远超过4万亿元。新华社表示，政府不会重复三年前“保增长”刺激计划的老路，尤其是要避免出现效率低下的投资和资产泡沫，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重新抬头趋势。          而2012年，中国主要途径是保持合理的全社会投资规模，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中国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加快了投资项目审批速度，包括广东、广西的大钢铁项目等等。有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由此而担心，特别是央企的这轮过度大投资可能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重，中国通胀将再次风起云涌创高峰，可能比中央政府的4万亿大投资更加猛烈、更难以操控、更加难以平衡。特别是，囿中国国家发改委（有“小国务院”之称）主导的这新一轮大投资，此举对银行放贷总量也更加有影响更令人担忧。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进入专题： 中国 第二轮大投资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2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台湾中央社报道，研究中国大陆政治改革、政治变迁及民主化前景的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处副研究员徐斯俭分析，不能把中共视為「单一行為者」，中共属於集体领导，「很多事9个人可能说不好，而且谁也指挥不了谁。」 他说，温家宝谈论政改很多次，苦於无法推动，却在3月14日又重提政改，「权力格局正在移动中，在这个空隙中，拋出这个议题，某种程度上有权力斗争的意涵，而且使权力斗争更具正当性。」 他说，虽然温家宝也拋出路线之争，但广义来看，这也可视為整个18大权力布局博弈的一部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徐斯俭观察中国政局这段期间发展指出，胡温执政联盟虽然有所让步，但整体而言，已在这盘棋局中胜出，大势已定，这时候如果重提或推动政改，「在政治上是不会得分的」，因此，此刻推动政改可能性极低。 台北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陈华昇也认為，胡温联盟在这波激烈权力斗争中，显然略胜一筹，因此，此刻实在不需要平反六四。 他认为，中国可能启动的政治改革，可能仅止於监督干部、反腐败的问责机制，而非所谓的民主化。 支持中国民运人士观察指出，从贵州民众日前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并未受官方制止来看，显示中共当局对六四态度似乎有所鬆动。网路上甚至传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若接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可能会平反六四。 这不是网路上第一次传出中共当局考虑平反六四传言，网路上先前也盛传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有意平反六四。 因六四事件遭罢黜的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一向无法在大陆网路上搜寻得到任何结果。不过，部分中国祭祀网站几个月前一度可以让网友上网祭拜赵紫阳，甚至张贴具指标意义的悼念文章。但没隔几天，又遭到封锁。 温家宝3月14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后记者会再度重申，不仅要进行经济制度改革，还要推动政治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改革。若不推动政改，文化大革化悲剧还可能重演。 温家宝发表政改与杜绝文革一席话后，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随即下台，令许多人再度萌生对大陆政改期盼。 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王丹就说，如果温家宝真能下决心去做，应该还是有一定能量的。中共即将召开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性」，这么多党代表是不是终於可以发挥作用，提出一些提案？值得观察。 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现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係学院教授的张维为，曾发表一篇「中国政治改革要自信地走自己的路」文章说，过去二、三十年，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有3种模式：古巴「保守改革模式」、前苏联「激进改革模式」及中国「稳健改革模式」。 他说，古巴采取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限改革，但后来证明失败了。前苏联以政治改革为主，以经济改革为辅，结果政治参与迅速爆炸，导致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纷纷独立。 张维为认为，中国以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证明比古巴、苏联模式好，也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好。 中国人民日报5月25日社论则说，「民主人权输出」是西方垄断资产阶段在殖民主义已经破产的历史条件下，透过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新的隐蔽方式干涉、控制、支配开发中国家的政策和活动。 台湾中央社说，这或许可视为中国官方的态度，中国也许有可能推动政改，但绝非西方国家所认知的民主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