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

2013 年新书十种（外二十一种） 贺卫方   按 ： 本文的删节本发表于《南方周末》 2014 年 1 月 23 日，这里是全本。发表本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764 ———————————————————————— 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里，北京以及全国其他地方雾霾是越来越严重了。环境恶化的程度与速度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以往，每年 10 月，北京最迷人的季节，总是秋高气爽的。甚至就在前几年也还是那么令人沉醉。我的书房可以远眺西山。只要我在家里工作——谢天谢地，大学教师不用每个工作日朝九晚五地上班——在看书和看电脑屏幕之外，一抬头就是窗外的西山。天气晴好的时候，近处燕园的博雅塔，稍远一点的颐和园佛香阁，还有八大处山上的佛塔，甚至西山之巅上的一座在阳光下闪着光芒、像是一个天文台的无名建筑，都历历在目。惟一的缺陷是没有湖或河流。稍微弥补这个遗憾的是楼下的 13 号城铁，每隔几分钟就有火车在流淌。   但是， 2013 年的 10 月，那美好的秋色却仿佛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山被重重雾霾完全遮住的日子足有三分之二！这种急剧恶化究竟原因何在？真的只是由于汽车增长带来的尾气污染，还是某种更神秘的力量——例如大气环流的周期性发作——使然，终究是不得而知。   跟雾霾一样让人迷茫的还包括报章、网络等媒体上所显示出来的舆论气候。尽管 11 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里明确地规定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但是上半年一些官方媒体所推动的反宪政浪潮还是超乎想象，连同《较量无声》这样在网上流传的电视政论片，都显示出我们对未来目标设定的晦暗不明。   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不畏雾霾遮望眼，关紧窗户，埋头读书。貌似逃避，实则却是生活之必需，也是人生的乐趣。这一年里，一些出版社贡献了不少好书。我的视野有限，从书架上找出一些版权页上表明 2013 年出版的书，把自己读后颇多收益的一些列举点评一下，以为交流。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人，也许都会多少对燕京大学的历史发生些兴趣，毕竟这座美丽的校园是燕京的故园。多年前，我就买过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洪业传》（ 1995 ），作者是出生于马尼拉华侨之家，后在台湾和美国受教育的陈毓贤女士。那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传记，也包含着民国教育史和汉学史方面的丰富信息。例如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成就、许多汉学家的学术贡献及其人格特点，都是引人入胜的。虽然作为历史学家，洪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共影响，但是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教师！看看他的门生所占据的历史学术版图吧：郑德坤考古，齐思和春秋战国，瞿同祖汉代，冯家升辽代，聂崇岐宋代，翁独健元代，王伊同南北朝，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和王钟翰清代，陈观胜佛教史，朱士嘉方志，张天泽海上交通史，邓嗣禹制度史……这是多么雄伟恢宏的学术气象！   如今，这本当年北大版中有所删节的书终于有了一个全本（ 陈毓贤：《洪业传》，商务印书馆） ，作者为此专门写了序言，附录中有余英时先生全面概括传主史学成就的论文。商务版编辑孙祎萌还专门为该书编辑了人名索引，是对洪业这位“引得”编纂事业奠基人的最好致敬。   另外一本修订再版的传记也值得郑重推荐，那就是 范泓 的 《雷震传：民主的风雨中前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雷震是为台湾新闻自由事业做出开拓性努力和艰难抗争的英雄，作为一位生活在大陆的媒体人和诗人，范泓能够广泛地搜集各种史料，写出如此丰满——修订本的篇幅达到了 549 页——和富于思想性的传记，令人感佩。记得我第一次参观台北胡适纪念馆时，馆中定期变换的专题陈列当期主题正是“胡适与雷震”，陈列品中有很多胡适与雷震的来往书信。读此书，感到一种特殊的亲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同以自由为志业的他们是怎样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   说完传记，再说日记。 萧军 的 《延安日记 1940-1945 》 （上下册）能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是一件特别重要的成绩。 1940-45 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年份，影响后来中国文艺走向至深且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在此期间举行。萧军作为一个党外作家，风云际会，进入这个历史大舞台，与那些身居窑洞但心念都城的人物密切交集，是热情的参与者，同时却又是冷静的旁观者。他跟毛泽东的交往和当时的即时评论显示了这位历史人物很生动和真实的一面。对于其他人，尤其是跟文化有关的胡乔木、周扬、丁玲、欧阳山、艾青等都有足以颠覆流行形象的细节化描写，显示了日记的独特史料价值。萧军在日记里曾感叹写日记已经成为他每天的主要工作，我们该感谢他用这么大的心力从事日记写作，让后人能够对于延安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气候有那么真切的了解。还要庆幸的是，由萧军先生长孙萧大忠联合家人整理的这部皇皇百万言日记不作任何删节，一仍其旧，殊为难能可贵。   去年十月，我有幸第一次访问俄国，目的是考察经历了体制转型的俄罗斯相关机构与人士如何看待此前的历史。其中的一个重要安排是在莫斯科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记忆国际”（又译为“纪念协会”）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主题均为苏联时代的大规模政治恐怖的历史，臭名昭著的古拉格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记忆国际”还有一个小型博物馆，专门收藏跟劳改营相关的各种实物，那些在劳改营里的人们留下的书信、绘画、手工艺品、服装等都令人过目难忘。他们在网站上公布了 300 万以上的受害者名单和生平，在大约 1200 万受害者中还只是四分之一而已。访问归来，很快到书店买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和记者 阿普尔鲍姆 （ Anne Applebaum ）的这本 《古拉格：一部历史》 （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译成中文达 70 万字的这部巨著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从各种集中营、劳改营的起源，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与苦役，一直写到这种反人类的制度最终结束，作者绘制了一幅笔触细腻、色调沉重的古拉格全景图。除了作者搜集的各种史料、亲自进行的各种访谈异常丰富外，她对于这种残酷野蛮的制度何以在苏联发生、长期持续以及西方世界的某种忽视都作出了很有历史依据和见地的分析。我们也应该向以一己之力译竣是书的译者表达感谢。   阿普尔鲍姆比较纳粹与苏联，说纳粹将犹太人关进集中营都无需审判，但苏联把人关进劳改营或处决之前都要进行煞有介事的审判。不过那是怎样的一种粗糙的、毫无程序正义的审判啊。可以说，一种文明能否形成以正义为指向的司法体系，对于治理品质的良窳优劣至关重要。换言之，没有公正的司法，就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社会。过去一年里，有关司法制度的书也有多种。这里推荐两种。一是 徐忠明 的《 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过去的近 20 年里，作者一直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用力最深、成绩最大的大陆学者。他对于档案、笔记、日记以及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广泛涉猎，并且在方法论上兼容了传统的考据和当代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复杂路向，在问题意识、概念厘定以及某些为前人所忽略的材料的解释上都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贡献。   关于司法的第二本书是 张思之 的 《我们律师》 （法律出版社） ，这本书的出版给人带来意外的喜悦。已经是望九之年、仍然活跃在辩护一线的张思之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律师，用流俗的说法，可以说是中国律师的形象代言人。本书收入了作者关于律师职业的论述文章，他对亲历案件所作的分析和部分辩词，还有演讲和访谈录。它记录了张先生的过去三十多年的人生与职业历程，也浓缩了这个国家在荆棘丛生的路上缓慢地走向法治的艰难探索。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他对于案件所涉及法律问题丝丝入扣的精湛分析，感受他为当事人法律权利不屈不挠地抗争的勇气，不独此也，还可以领略他那既严谨又灵动的文字的独特魅力。在柏林举行的一个隆重的颁奖典礼上，作为获奖人，张先生说：“我从东方来，走了很远的路。”简短的一句话，却令我感叹良久。在我们这个法治传统匮乏的古老东方国度里，走上法治怕是还有更远的路要走。不过，张先生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鼓励我们前行的灯塔。   法治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法律人的努力，更是全体国民的共同使命。 何怀宏 的《 新纲常 》（四川人民出版社）展现了一位伦理学家将中国古老纲常学说与普世价值相融合的学理和救世的追求。书中引贺麟在 1940 年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何怀宏所做的正是接续这样的事业。他对中国古典政治历史作了某些独特的解释，例如强调是周文汉制而非秦制塑造了后世中国政治，这跟“百代都行秦政制”的说法形成了极大反差。我觉得这还是过于偏于相信士夫言说和官方话语了。作者更多的是在旧瓶中装新酒，用近代以来输入的一些价值取代了儒家旧说。对于今天的伦理以及政治法治建设，这种移花接木至少可以缓解某些新旧之间的紧张感。   接下来是两本日本学者的书，篇幅都不大，却都很有启发性。一是 與 那霸润 的《 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 》（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另一本是三谷博的《 黑船来航：对长期危机的预测探索与美国使节的到来 》（张宪生、谢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两本书讨论的话题都是我近年来最感兴趣的。前者展示了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探讨了这种差异对于两国近代以来发展路向的影响。不少观点很有冲击力，例如说中国的宋朝是全世界第一个近代国家（当然，首倡这一学说的是汉学家内藤湖南），称明治维新绝非西方化，而是中国化，等等。作者生于 1979 年（！），这本通俗历史书写得活力四射，发人深思。《黑船来航》是同类书翻译为中文的第一本，详细地描述了 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兵舰武力叩关前后的各种情节，日本在锁国时期怎样积累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当黑船的炮口对准江户的时候，如何应对危机，何以能够避免冲突，顺应时势，签约开国，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过程，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反思清朝与西方交往与冲突历史。   我的阅读兴趣里一直包括西方的汉学或中国学。长期致力于德国汉学研究的 李雪涛 出版了他的新著《 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 》（新星出版社），书中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对于德国汉学和汉学家研究成果。就当今中国的学术资源而言，汉学成果已经成为我们研究自家传统不能忽视的内容。汉学家们研究中国，中国教授李雪涛又研究汉学家，这种相互解读中的理解、不解和误解实在是大可玩味的。我应邀为本书写了印在封底的“勾魂语”（ Blurb ，这是多年前从许医农先生那里听来的妙译），姑且把它抄在这里，并为这篇小文作结：   读李雪涛教授的著作，我仿佛有一种进入凡尔赛宫镜厅之感 —— 自己在一面面镜子里，但不同角度的镜子所显示的我又是如此多样化。我们可以看出自己所习焉不察的某些面相，同时也可以看出被镜子扭曲了的形象。感谢雪涛，他让我们看到德国汉学家如何看我们，也鼓励中国读者从自身出发反思德国汉学的局限与价值。     ———————————— 附记 ： 本年度我还应一些朋友邀请推荐了一些书，另外还有一些旧雨新知赠送的著作或译作，内容也都异彩纷呈，各擅胜场，由于篇幅以及避嫌等原因的限制，没有收入上文，这里姑且把书名列一下，推荐之外，也表达对作者、译者或出版者赠书美意的感谢。   1.        陈夏红：《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法律出版社。江平先生以及中国法治与法学的风雨苍黄五十年。 2.

2013十大法治图书座谈会在京召开 2014年01月15日 14:47 来源： 法治周末 作者： 孟倩   2014年1月12日下午，法制日报社《法治周末》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2013年十大法治图书座谈会，以期秉持法学出场时代的一种关怀意识，在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刻，以书为媒，在法学图书这块园地共话桑麻，梳理思想和故事，将法学的智慧、法治的思想普照开来，凝聚更多的共识和新知，推动法治前行。  　　 　　2014年1月12日下午，法制日报社《法治周末》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2013年十大法治图书座谈会，以期秉持法学出场时代的一种关怀意识，在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刻，以书为媒，在法学图书这块园地共话桑麻，梳理思想和故事，将法学的智慧、法治的思想普照开来，凝聚更多的共识和新知，推动法治前行。   　　到场嘉宾有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法学院高全喜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徐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邓子滨研究员、《中国法律》董彦斌总编辑、中国政法大学朱伟一、杨玉圣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田飞龙、法律出版社法学学术出版分社朱宁社长、社长助理高山、北京大学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事业部曾健主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法政编辑室范新主任，以及《中国新闻周刊》滑璇、《东方历史评论》杂志主编绿茶等媒体人。   　　会议由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中财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李轩主持。法制日报副总编辑、法治周末报社长、总编辑伍彪先生首先致辞，他向百忙之中出席会议的嘉宾表达了感谢和欢迎之情。一如他所说，仅靠报纸和新闻界的力量尚不足以广泛的传播法治文明，还要依靠图书来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也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法治图书事业的发展繁荣。       2013年度的十大法治图书，由《法治周末》经过一轮推荐和两轮评选，并于12月19日推出。榜单在媒体上被广泛转发，引起法律界、法学界、出版界、《法治周末》读者以及同行和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人们的关注和热议。这一切皆因这份榜单包含了2013年中国法治的丰富信息和议题，皆因10位作者用他们锐利的观察、热切的思考带给人们的启发和光亮，更因今天是一个法学出场的时代。   　　法治周末十大图书榜单中排名第一的《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是陈夏红编写的江平先生的传记。江平先生表示，陈夏红在根据他的口述进行编写工作时，不仅完整保留了其口述的内容，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如果新闻界，各大出版界和记者们也能像陈夏红一样，肯于深入发掘法学家生平事迹，必将会留给后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高全喜教授在座谈中提到并探讨了法治环境问题、审查制度问题，并用三点概括了入选图书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力量：第一，在某些人不讲理，讲歪理的时代讲理；第二，在民情激变、思想交错的时代给予民众审慎保守的回应；第三，在不确定时代给予民众一种安全感和依靠感。   　　《坐待明天》的作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教授在讲话中，以简短而精美的语句，表达其述说不尽的思想，还表达了其感时伤怀，悲欣交集的心情。他认为，在这个时代，有良心的学者要不断发声，说出自己的思想，来给民众以启示，以精神的力量。   　　《斑马线上的中国》的作者邓子滨研究员没有引经据典，只以一件发生在五四大街沙滩路口一位女士阻止路人乱穿马路的小事，引导思考如何解决斑马线上的矛盾、冲突和斗争的时代。他说到，如何解决斑马线的问题，不仅考验国家的治理能力，还考验公民的自制能力。李轩教授称赞《斑马线上的中国》一书中每篇文章的标题都堪称一条法律格言，惜字如金却实则一针见血。   　　自由发言期间，贺卫方教授和许多著名的书评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法治周末》举办的十大法治图书评选给予支持，希望通过这种评选活动筛选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以启迪民众。大家表达的方式不一而足，但都阐释了对法律思想的需要尤甚于法学专著这一观点。确实，只有更多的法学家、法律人出场，才能给法治环境以更多阳光。       附：     投票学者阵容：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童之伟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张永和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王人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刘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法学院教授   林来梵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昕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鸿均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苏里    北京万圣书园创始人、总经理、著名学者型书人

他的思考不沉默 对话著名法学家贺卫方 作者：李香玉　实习生 韩煦 2013-12-30 新金融观察报   采访地选择了万圣书园里的醒客咖啡，“醒客”即 thinker 。贺卫方曾说：“不管未来怎样，我至少不会放弃思考。”而思考者往往是痛苦的，更何况贺卫方是个不愿沉默的思考者。      　　 他是一位敢于直面中国司法现状、不愿躲在书斋里不闻天下事只读圣贤书的学者。他认为，“学者的使命是真理，无论涉及历史研究，抑或政法言论，都应忠实于历史真相以及知识与思想的本来面目。”       　　 《逍遥法外》是贺卫方集十年思索而成的最新随笔集。一个法律学者著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怪异。但当你走进他笔下的“书中景色”“读史阅世”“话语千叶”“士林观望”“逍遥无地”等领地，体味那些或从社会中来，或从历史中来，或从读书中来，或从思考中来的细腻思考和优雅文字的时候，你就会认为“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的是别具一格，再合宜不过。      　　 警惕“微博综合征”      　　 新金融：与大多数学者相比，你对网络的使用可谓游刃有余。你的网名“守门老鹤”也不胫而走。      　　 贺卫方：其实在有些方面我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事物。电脑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有段时期比较抵触，我觉得用电脑写出来的东西有一种机器的味道。手机也比一般人要晚用了两年左右。      　　 网名“守门老鹤”语出《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形容诸葛亮住处的诗句“叩户苍猿时献果 , 守门老鹤夜听经”。初衷是希望博客成为思考的一块净土。现在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矛盾吧，一方面觉得想象中的那种世外桃源、清静无为的生活是很美好的；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也不错。      　　 新金融：你每天基本都会发 3 条左右微博。如何看待微博对人们的影响？      　　 贺卫方：我还算发得比较少的，将近三年发了 3000 多条。微博确实比较费时耗神，但忍不住还是想去看一看，比如写东西的时候，写一会儿就想去看看微博上的评论，它会减少静下心来写东西的时间。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微博综合征”的小文章，里边就提到，眼睛花得越来越严重，静心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总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用 140 个字写清楚，所以写长文章的冲动会越来越低。并且长文章是需要有一定积累才能写出来的，但有了微博，就常常一有灵感就发出来，变得没有那种喷薄而出的感觉。       　　 另外，微博导致了人们知识的趋同。大家知道的事情都差不多，聚在一起的时候，反而没有以前大家相对隔绝了很久突然见面，有很多话说不完的那种新鲜感，所以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愿望也变得小了。有些人对这些工具太依赖了，聚会时一会儿就要发个微博、微信之类的，甚至影响到了一些必要的社交礼仪。      　　 最重要的是，它会妨碍你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世界，它会导致原创性的思想越来越少。大家会容易满足于这种浮光掠影的东西，甚至对更年轻的孩子有更多（不好的）影响，这点还是挺让人忧虑的。       　　 游历在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之间      　　 新金融： 1978 年偶然的机会你进入了西南政法大学，何时真正感到了法律的魅力？      　　 贺卫方：大三的时候，有一门民法课，老师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老法官，同时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学者。他讲的民法太生动了，民事法律关系、不同国家构造模式、法律行为是如何构成的等一系列问题，都能用非常生动的比喻和举例等方法讲给我们听。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民法是一门非常了不起的学问。后来又读了一些西方法律史方面的书籍，觉得如果法学也是科学的话，那么民法一定是其中最科学的。       　　 新金融：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既冲突，又互补，对于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你有怎样的体会？      　　 贺卫方：其实有不少教训。如果完全不关注外界，只闭门思考、阅读、写作，也许在所谓的“硬成果”方面会比现在要好，固然深刻挖掘此前人类相关的知识领域，对社会本身的观察也会带来自身独特的经验，能够展现出一种独特性，体现出与别人的不同。但是“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我也越来越相信学问不是通过某种纯粹的形式去衡量的，不是说从很多角度去分析、引用很多东西才是真正的学问，运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独特的视角以及感悟力去把握自身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并给这些问题一些有原创力的分析和回答，这就算是学问了。      　　 新金融：这种“合理冲突”也许正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稀缺和迫切需要的。比起 学术问题，更多的人还是会关注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发声。      　　 贺卫方：是的。但有时会有一些周期性的心理上的小问题，可能别人就会质疑你像样的成果并不多。现在学术上的量化管理会逼迫你不断地写东西，哪怕只是一些垃圾。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学者过多关注社会事务是不务正业。社会的知名度高了，也可能会遭到同行的一些“不阴不阳”的言论攻击。所以都会有一些压力，当然这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个选择和判断，如果自己决定要走这样一条道路，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      　　 新金融：你在 1997 年出版的《法边馀墨》和最近出版的《逍遥法外》，这两本随笔集可以说都游历在法学与文学之间，而且文风很讲究。      　　 贺卫方：我从小就有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梦想——当编辑、记者，读高中、大学时，喜欢写一点东西，想发表的愿望比较强烈，对于报章文字也一直很喜欢。后来到大学里工作，就比较重视充满脚注、篇幅较长的学术性文字。我个人慢慢意识到这两方面还是需要兼顾一些的，所以喜欢写一些篇幅较短、可读性较高的文章。甚至我会觉得这两者应该有一些呼应，比如短文章里也要有学术的含量，长文章里也要有随笔的风格，学术文章写得故事化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我现在正在探索的，比较适应时代的一种写作风格。      　　 新金融：《逍遥法外》中有专门访书的章节，到某个地方都会去逛那里的书店吗？      　　 贺卫方：我很喜欢逛书店，一个城市如果有很好的书店，这将是我对这个城市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好书店，那对我来说就不可爱了。      　　 新金融：进入一家陌生的书店，你用怎样的感觉或标准选书呢？      　　 贺卫方：有时进书店就是为了呼吸一下里面的空气，只是随意浏览。当然对我来说最有魅力的还是旧书店，像日本神保町 180 多家旧书店，真的会给你带来惊喜。这两年我一直对日本的“开国”，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带领四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的所谓“黑船事件”等特别感兴趣。过去只是读一些中文资料或者翻译成中文的日本资料，这次去神保町的一个旧书店，买到了佩里写的日记，英文版的，后来又买了日文翻译的版本，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日本早期开放过程中背后斗争的书籍，一下子就觉得太有收获了。往往这样大有所获的时候，自己就会在回来的路上买一瓶红酒，一个人边喝红酒边享受一番，还会及时在微博、博客上与别人分享这种喜悦。      　　 最近正在读日本学者与那霸润的《中国化的日本》，与那霸润是 1979 年出生的，很年轻，但很有见地。我现在正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一些差异。      　　 应让公众感受到法治的魅力      　　 新金融：往往一些案件过去之后却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警醒。如果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适时做出一定解读，是否会起些作用？      　　 贺卫方：当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发声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专家的影响力反而会降低。因为信息量太多，大家不容易判断，不像所谓的贵族时代，写作是需要焚香沐浴才能做的事情，现在写作是非常随意的事情，大家可能一边抽着烟、喝着咖啡，一边写作，而且随时都能发表。      　　 新金融：公众更多是从道德层面去看待一个法律事件，很少有人会从法律角度去分析。这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是不是一种缺憾？      　　 贺卫方：很多事情都是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但是司法部门没有很好地让公众感受到法治的魅力。民众对很多法律判决的结果会存有疑惑，如果司法部门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疑惑，会是一种很好的普法教育。普法教育就是在让大家能够在案件中感受到法律不是随意的，法律是讲理性的、讲证据的。      　　 应以正面方式鼓舞人性      　　 新金融：你早就提倡废除死刑，但死刑的存在是否也具有一定合理性？死刑对人的威慑作用究竟有多大？      　　 贺卫方：死刑对于其他人的影响是挺难判断的。一般人听到某犯罪分子被判死刑，会说这个人该死，但如果真的亲眼看到执行死刑，会感到非常难受，甚至呕吐不止。过去人们相信死刑的威慑作用，但死刑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无论是否存在死刑的国家，都没有数据表明废除死刑犯罪率就提高了，保留死刑犯罪率就降低了。英国人曾经做过研究，英国过去对财产犯罪处罚非常严厉，盗窃不是很大数额的财产就要被砍头，但奇怪的是，小偷却喜欢去行刑现场偷盗，因为那里会聚集很多人，大家驻足围观的时候正是小偷容易得手的时候，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死刑对人根本没有多大威慑力。      　　 新金融：站在施害者和被害者不同的立场上来看，死刑本身也是一种矛盾，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这种矛盾？      　　 贺卫方：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只能说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杀人者是可恨的，但是国家要杀一个人也是很残酷的，只不过国家会说：“我不允许你杀人，你杀了人我就要杀了你。”这从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至少我们不能去宣扬杀人偿命的思想。      　　 新金融：法律和法学归根到底研究的是人，我们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去理解人性，而不是明于知法条，陋于知人心。能不能简单谈谈对人性的思考？      　　 贺卫方：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也是为什么法律是必需的。正因为人性有美好的一面，所以社会应当不断以正面的方式去鼓励人将好的方面更多展现出来。   http://epaper.tianjinwe.com/xjrgcb/xjrgcb/2013-12/30/node_607.htm

一位匿名网友的留言 贺卫方按：这是一位匿名网友在我前一篇博客文字后的留言，很感谢他（或她）充满善意的评论，其中提出的关于政权合法性对历史反思影响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不过，对于某些观点我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为避免埋没，姑且先把这篇评论专门贴出来，等有空再写点有针对性的商榷意见。 ————————————————— 这个问题我觉得贺老师这个切入比较浅显，德国和日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关于战争的认识和反思，民众的态度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拿中国来讲，我们对美国的态度从亲密到仇视之间几经变换，这些都是政府可以轻易操纵和利用的。德国和日本之间在这方面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德国经历了政府的覆灭和重组，新政府反思战争的同时不用担心此举会影响现任政府的合法性，而日本不同的是，过去宣战和停战的主体和如今日本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仍然是日本天皇家族，日本政府对待战争的态度会影响天皇的权威性和政府的合法性，就像我们中国在反思民国的错误根本不会影响新中国的合法性和统治根基，但是我们至今不敢公开大规模的反思毛主席犯下的错误是一个道理。而且在靖国神社这个问题上，由于文化的差异，也导致我们和日本产生了很大的误会，日本人的信仰中，死亡是最大的赎罪，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罪过便一笔勾销了，而且由于日本的战争动员之全面，导致当时很多日本民众或他们的亲人都卷入了战争，遗族（二战中死亡的日本士兵的家属）在日本有很大的势力，也占有了很大的选票，遗族一直为自己在战争中牺牲的亲人争取权利，所以日本也很难去否定军国主义。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在抗议日本的反思态度的同时，也应该增进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日本民众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的亲人也为战争付出了生命，我们反对的是战争本身，而不是日本人这个客体。如今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过分强调仇恨，这也是不正确的，复仇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希望我们和日本人一起通过民间的交流消除仇恨，建立更和平友好的两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