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

据称，来自北方几省的十名疫苗受害者家长因在卫生部门前示威，于周一中午遭殴打并被逮捕。 截止周二中午，一人被释放，其他九人仍被警方拘留。 这些家长来自河南、山东和辽宁省。他们的孩子因注射储存不当的疫苗患病，他们来到首都北京希望为自己的孩子讨个说法。（见《环球时报》6月28日的报道）还没有家长的到关于可能赔偿的反馈。 他们站的地方位于西城区，西直门地铁站以南50米处，希望可以见到卫生部长。上周四他们中来自辽宁省的父亲罗巍巍因为游离出了队伍被抓住并遣返回乡。因此，周一其他人就用20米长的链子将所有人串到了一起。 易玲玲的父亲易文龙（音译）说：“他们等你落单了就抓你。”2006年12月，在山西省，15岁的易玲玲被诊断出患有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对于A组或C组脑膜炎疫苗的过敏或免疫反应。 周一中午有身份不明人士穿着“黑色训练服”开着面包车来，吆喝易先生上车。这些黑衣人和警察的关系尚不清楚。 “他们拒绝出示任何身份证明，所以我们也拒绝上车。”易先生说。所有的示威父母都被强行拽上了车，来自辽宁省的杨玉奎（音译）因此肋骨断裂、小手指受伤。 据来自山东省患有脑脊髓炎的6岁男孩的母亲孙宏丽（音译）和易文龙说，示威者都被拘留在西城区展览路警察局的审讯室。警察把杨先生带到医院，照了X光片而后返回警察局。 易说，警察拘留他们是出于“阻碍交通”的理由。 展览路警察局长徐先生（音译）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易先生的妻子任吉凤于周二下午三点被释放。“我没有示威，我只是拍照了。”，她说。其他人仍然在押。 “我们明天就能出去了，”易先生说，“接下来一年半，我们可能还在这里。”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邮件订阅： http://goo.gl/JpxH 投递您的政府丑闻： Twitter标签： #GoveCn    Gmail： GoveCN@Gmail.com

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 近10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中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现象是：在中上阶层快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底层也在扩大。这一现象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阶层面临着日益分化的风险。近期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幼儿园小学凶杀惨案以及企业员工自杀等社会冲突，与这种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底层扩大不无关联。 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表现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分化。其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处于贫困状态的城乡居民、农民工，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从社会底层3大群体规模变化来看：外出进城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现在的 1.3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按2009年国家新的标准，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2亿人；再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 造成 社会底层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其中，最易被观察到的就是财富分配的失衡与流动机会的减少，导致社会底层的扩大。 从财富分配来看， 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造成低收入群体的增加，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直接原因。 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自2000年基尼系数越过0.4以后，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0.5。在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中，那些主要凭体力劳动获得收入的社会底层劳动者群体由于收入增长严重滞缓，如规模不断扩大的农民工群体，其收入增长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基本处于停滞。2000年以来，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经济增长成果越来越多的份额开始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分配，财产性收入成为人们分享发展成果新的主要方式，这在造就很多受益群体的同时，也出现更多在这场财富分配盛宴中出局的群体，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扩大了社会底层。 从社会流动来看，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的提高，导致社会中下阶层及其子女越来越难以向上流动，这是社会底层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流动机会来看，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高校毕业后就业难的出现，社会底层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也变的越来越窄了。从流动成本来看，在近10年来，农民工的地位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农民工是抱着外出务工经商、过上小康生活的梦想出来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时间停滞不升、工作环境长期恶劣、生活负担日增等，他们的所得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付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出现农民工大大获益的景象，相反他们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 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了，如教育成本的大幅提升，使得他们难以支撑孩子的教育；城镇房地产价格猛涨，使他们看不到迁居城镇实现城市化的希望和可能。 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扩大的现象也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围绕着再就业，保护农民工权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贫困人口标准，为贫困家庭子女就学提供贷款、加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等问题，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社会底层规模是否因此会缩小，目前来看，政策的效应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资源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不仅导致社会底层在扩大，而且由于在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财富、教育、权力等多种资源配置劣势位置的重合，这使得社会底层面临着重重困境，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民生艰难，体面生存受到威胁。过去的10年，是中国教育、医疗、住房成本快速上涨的10年，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民生保障，不同程度的推向了市场来解决，并且这些公共物品的市场价格一路上涨，然而同期社会底层收入增长却相对滞缓。无力通过市场来满足基本需求。在市场失灵、政府缺位，支出与收入“一涨一缓”的情况下，社会底层沦入了民生艰难的困境，体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 另一方面，权利受损。2000年以来，社会底层在扩大的同时，社会财富阶层快速崛起。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财富阶层， 但是近10年来中国财富阶层的成长速度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根据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统计，1999年中国内地百富排名榜上榜人数为50人，而2008年达到1000人。同期，排名第50名的财产也从0.5亿元上涨到100亿，其中的2007年更是达到120亿元;前50名财富合计从2004年的1715亿元快速的上涨到 8275亿元。 财富阶层的兴起与社会底层的扩大，二者之间是存在关联的，也就是说 财富阶层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底层扩大为代价的，这突出表现在社会底层的权益被侵犯。 如劳动领域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利得不到保护，工资低下并拖欠工资，不给工人缴纳社会险等等现象并不少见，企业在发展，工人权益却在受损。另外，从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富豪最集中的行业是房地产业。而 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底层的扩大中，征地拆迁是个重要的原因。一些房地产商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相勾结，暴力拆迁，低价拿地，严重侵占被征地者利益。正是由于一些富豪的财富积累与社会底层的权益受损密切相联系，引起民众不满情绪和强烈的不公平感， 在一些社会底层群体当中出现了“仇富心态”，这种社会心态的出现表明，在社会底层中已不再是相对剥夺感，而正在向绝对剥夺感转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诸多利益问题上，社会底层的集体意识与行动越来越明显和越来越强烈。 体制外抗争在底层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社会底层维权行动趋于公开性与多样性。根据我们对东西部地区农民征地纠纷调查结果来看，只有23%的农民表示“无可奈何，只好忍了”，而有 77%的农民表示会采取各种公开的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方式包括与对方协商；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找说得上话的官员帮助；打官司；找媒体帮助；暴力反抗和上访静坐示威等。概括来看，社会底层的维权行动分为两大类： 一是体制内抗争，即依照现在体制允可的方式，依法维权。在遇到利益受到侵犯时，多数社会底层群体不再像过去心存顾忌，而是依据国家法律及政策的相关规定，赋予了维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整个活动具有很大的公开性与多样性。这种体制内的依法维权并不具有太强的冲突性，但是， 这种体制内依法维权的途径对于社会底层而言，效果甚微。 根据调查，只有1/3社会底层群体认为维权结果是公平和比较公平的，而有2/3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期望值过高，二是结果的确不公平。从近些年来大量相关案例报道和调查来看，第二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对于社会底层而言，依法维权途径有限且行动成本过高，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判决后执行也存在许多困难，这往往使他们感到失望。 二是体制外抗争。 在依法维权不能解决问题之后，社会底层群体的维权方式转向体制外维权。和依法维权相比，这种维权方式具有很强的冲突性，超越了现有体制的调控，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与社会失序。 目前来看发生的规模性群体性事件，以及个体的暴力抗争，其行为主体多为社会底层。概括来看：这种体制外的抗争方式具有 三大特征：一是维权心态具有很强的冲突性，“仇”、“恨”色彩浓厚;二是维权行动强烈，甚至涉及人身伤害攻击;三是维权后果容易引发社会震荡，由于社会底层群体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这种体制外抗争行动极易引发社会同情的蔓延。 另外， 体制外抗争还有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所谓的反社会 ，如近期接连发生的针对幼儿园和小学的惨案。在人们一致谴责这种行为的同时，还须注意到这些反社会行为的共同特征：一是行凶者多来自社会底层，都有遭遇歧视或权益受损的经历；二是除个别案例外，被攻击的多为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我们不能仅谴责这种反社会行为而不深思背后的社会致因。 目前体制外抗争在社会底层的抗争行动中所占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由此引发诸多矛盾与冲突，正在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与失序。同时也表明， 现有维权制度安排并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底层的权益。 如何改变社会底层维权难的现状，促进社会稳定，这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重大任务。 (作者：胡建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小组成员)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邮件订阅： http://goo.gl/JpxH 投递您的政府丑闻： Twitter标签： #GoveCn    Gmail： GoveCN@Gmail.com

来自: 《参与》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18日,  已有 4 人推荐 2010 年 7 月 17 日 中午 12 ： 00 ，我跨出楼门去就餐，门口守候的民警老张拦住我：“冯老师，国保传唤你，今天有传唤证的。”我说：“有传唤证，我当然要去，原来打算出门吃饭，现在就在家里吃点后再去派出所，是否可以？”传票上要求到达的时间是下午 13 ： 00 。老张同意，我就回家了。吃好饭，把晒在窗外的衣服收进来，然后跟老张与两个社保一起乘车走了 12 ： 35 ，我到达去五角场派出所，被关进讯问室，并签署了传唤证（沪公（杨）（场）行传字 [2010] 第 099 号）。传唤证上写的案由：“因你涉嫌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以其他方式”，这是警察便于滥用传唤权力的法律漏洞。国保警察常常把法律当儿戏，今天至少给法律一个面子，请我去派出所时出示了传唤证，我也依法配合，陪他们玩游戏。   7 月 14 日 周三是我回国四个月后第一次去上海市政府信访办（人民大道 200 号），我想去那里 还愿，看望我熟悉的访民朋友，谢谢他们对我回国的关爱与支持。我的个人小事怎么又成了 惊天动地的官府大事，令上海官员心惊肉跳呢？当天上午一路上遭到便衣警察、社保的推、拦、拉、拖，但我还是坚持到达 200 号。下午警察 企图非法强行绑架我去派出所询问，遭到我强烈反抗未得逞。 今天我终于享受依法传唤的待遇。   13 ： 00 过后，上海市杨浦区 公安分局 国保部门的领导小李出场了。我被带到 310 室的警察办公室接受询问。小李提问，老张记录，我回答。笔录如下： 问：我们是杨浦公安分局的民警，今天依法对你进行询问。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你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能隐瞒事实的真相，否则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知道了吗？ 答：我听清楚了。 问：你今天为何到派出所来的？ 答：我不清楚。 问：上海的访民月底要集体到北京中南海去聚集，有人说是你煽动的是吗？ 答：我不知道此事。 问：你为什么 2010 年 7 月 14 日 到市信访办去？ 答：我去是我自己的事。你们问的我不予回答。 问：你到了信访办又和访民去吃饭时你煽动过他们到北京去吗？ 答：我没有煽动过。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没有了。 问：你以上所说的是事实吗？ 答：是事实。 询问结束，张警官打印出笔录，我按规定亲笔写上：以上两页笔录已阅，记录准确。并签名。传唤的内容很简单，询问笔录很快做完，但我仍被置留在派出所，直到晚上 19 ： 40 被释放。   不管这个笔录真真假假，都是一个司法文书，而我们之间的其他谈话，只能算笑话或聊天。我听到李警官说：有人说我煽动访民去北京中南海去聚集。我忍不住笑着说：“怎么不编一个有人说我煽动访民去杀人的故事呢？我也可以说有人说你们警察怎么。”其实，有人说就等于瞎说。如果谁敢出来指证，我就有机会追究诬告者的法律责任。   上海访民每月数百人去北京上访早已举世闻名、震惊京城，还需要我煽动吗？是上海违法官员逼出来的。护宪维权是我的政治理念及实践方式，我一直劝导所有的访民走司法之路，并依靠当地人大代表来解决被侵权问题。但是，上海司法不作为、不公正，访民还有司法之路可以走吗？访民投诉无门，不断遭受歧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劳教等打压，他们在上海还有安全感吗？越来越的上海访民逃离上海奔向北京，追求希望，他们信任党中央与中国政府，他们信赖北京的知识分子及维权律师。   冯正虎有国难回露宿日本机场 92 天，上海市民胡燕已在联合国门前做了 100 多天上海世博难民。当事人每天要承受巨大的艰难，尤其是心理压力，个人与国家都在蒙受羞辱。这些难道是谁可以煽动的吗？这是上海某些违法官员逼出来的。 2008 年 9 月 25 日 原上海世博局信访办主任张华鑫居然傲慢地给世博动迁地的访民写了一张字条并签上大名：“你们可以办护照去联合国去上访。”现在，上海的这些昏官如愿以偿了。   千年古训：官逼民反。刘晓波、谭作人、胡佳、高智晟等许许多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煽动百姓推翻政权，仅是批评政府而已。中国共产党政权面临颠覆的威胁不是来自体制外的异议知识分子，而是党内的反动官员，这些违法犯罪、侵犯人权、背叛宗旨的官员，连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宪法法律都不遵守，让法官不作为，让警察没有尊严，逼迫上访民众走投无路，天下还能太平吗？   2010 年 7 月 18 日

请再用力一些 文/谢霸天（中国政法大学） 我的朋友邓江湖告诉我，他父亲，四川达州渠县的尘肺工人肖化忠最终拿到了136000元的赔偿，是现金。拿到钱后，他没敢耽误，马上存到了银行里。 其实在昨天晚上，法院已经调解成功。由于当时是晚上，现金就由法院的郑法官代为保管，今天才取回来。这历时3年多的维权漫长之旅，总算画上句点。 事态转变之快让人有些意外。6月28日的庭审，尽管有开胸验肺的工人张海超前来助阵，很多媒体记者参与庭审，老板廖兴安态度强硬，拒绝调解。之后法官倒是很积极，庭审之后的那天，邓江湖被法官叫去了法院两趟谈话。上午一趟，傍晚下班后又是一趟。但法院组织的调解并无太大进展。 而老板一方终于松动了，虽然较肖化忠主张的19万赔偿差了近三分之一，但无需再经历诉讼持久战了。 肖化忠已经拖不起了。在仲裁时，由于未将肖化忠曾上过班的工农煤矿列为被申请人，法院以未经仲裁前置为由，不同意将该煤矿列入被告。肖化忠给儿子邓江湖打电话，如果在法院打输了官司，也不许再重新去和工农煤矿仲裁了，时间太久了。 不要奇怪，为什么有的人放着诉讼的路却不走，只是因为受不了希望坠落的折磨，和时间的零刀碎割。 新闻中说，一审开庭前夕，肖化忠还在医院输液。政府省总工会的干部为其送救济款，当对方握着他的手说话时，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只会不停地重复着“感谢”二字。 肖化忠，我只想问，当你拿到赔偿钱的时候，面对过去三年的拖延与拒绝，有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 邓江湖是他的养子，本来在福建工作。后来回到成都，维权的事宜操作起来，也方便一些。 去年9月底，我打给邓江湖，问他国庆怎么安排。他说，“没有没有，我现在哪有心思去哪里，为这个案子，我头都已经大掉了。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啊。”终于结束了。但是，邓江湖却被解雇了。 他是货车司机，6月里请了10天假，为他父亲诉讼的奔走。老板说他没有写请假条，违反纪律被开除了。他说老板已经感觉到他权利意识强，是个风险，早就想把他清理掉了。 去年7月，他在前往宜宾拉货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10级伤残。但公司不承认他是工伤，原因是他进入公司时，交了5万余元融资，他便被认为是“合伙人”而非员工。他去劳动仲裁， 又找媒体报道此事 ，并向其他货运员提议一起跟公司签劳动合同。最后，老板没法，只有跟他私了，赔了一笔款。但合同还是一直没签。 去年的事件，即是埋下的引线。 现在的他，面临新一轮的维权。 你不知道的生活的幽暗，是因为那些人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 我翻看过这一路记下的四五篇个案笔记，过去的一年多时光在这些文字中摇曳。我也在成长着。刚开始的时候，对工伤赔偿领域颇为陌生，文中也存在不少法律观点的破绽。现在，甚至很多偏僻的法条也熟稔于心了。 我不是苦难的具体承担者，也不是维权的一线援助者。很大程度上，我只是在记录。 有些文字，现在看来，写的用力过猛，显得有些矫情。 但也许用力一些，麻木的速度就会慢一些吧。 一定程度上，肖化忠是幸运的。每年新发一万多尘肺病例，有多少人又能得到赔付呢？ 而肖化忠如今的结果，又靠着多少人推动过呢。 邓江湖给无数的记者打过电话，曾在政府部门间跑来跑去，北京上访时还被抓到遣返并行政拘留过。他开博客，去各个论坛发帖子。北京的大学生机构安全帽曾经专门写信给达州市委书记请求介入。数位律师以保本的收费甚至是无偿代理过一部分诉讼，或者提供法律意见。 这些推动在其他的案件里是无法想象的。共同的作用力，才得到了这样一个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很难说合理，很难说公平。 但寄希望于媒体，寄希望于领导的介入，永远只能解决个案。而有些苦难是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贵州、陕西、宁夏那边就没有尘肺病吗？为什么成为新闻事件的机会，远远少于沿海的广东呢？ 我曾经和一个发生了严重工伤的湖北民工联系，他受伤后，回村住在窝棚里。手机信号不好，他完全不懂普通话，说着我不懂的方言，我需要逐句确认他说的每句话才能把对话继续下去。他几乎没有书面材料，每一个事实我要敲击键盘才能记录。如果要帮助他，投入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成本太大。我后来，只有放弃了。总有些苦难，是求告无门的。你的问题是敏感那类的吗？你会写博客吗？你会写打字吗？你会上网吗？你会说普通话吗？每一个问题就要刷掉一批苦主。能最终呈现出来等待救援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 我感到无力，也越发感觉到，只有制度推进，才能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才能抵达那些我们目力未及的死角。 请再用力一些。 关于肖化忠案的一些背景资料： 尘肺病矿工索赔起诉成现实难题 无人为其认账买单 “开胸验肺”张海超来劳保 助渠县矿工维权 煤老板当庭否认肖化中曾在煤矿干活 标签： 尘肺病 , 煤矿 , 矿工 , 维权 , 肖化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上访村札记：15位上访者的采访 (6) 深圳下厂经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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