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

而且，每一种突发事件，均明确注明主责部门，如上访、聚集等群体性事件，主责部门为市维稳办。 新版还首次规定，“发生巨灾时，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迅速形成应对巨灾的机制，遏制巨灾可能造成的损失;市应急办、市各专项指挥部办公室、相关部门、有关单位 …

肖雪慧   一 3·23南平惨案以来，一个多月间，连发六起校园血案。就在各地开始对校园严防死守，甚至警察持枪护校的态势下，5月12日，陕西省南郑一家幼儿园再起血案，9死11伤，死者中7个儿童，是数起血案中死伤最惨重的。   几乎跟数起校园血案同时段，富士康自今年以来员工已经“八连跳”，后两起跳楼自杀，分别是5月6日和11日，仅间隔5日——这篇文章正要结稿，14日又发生一起，跟第八起仅隔两天。近日港报一则关于四川地震灾民精神状况的消息也令人震惊：震后到四川作心理辅导的香港慈善组织“灾后心理辅导协会”，得悉官方数据录得有严重自杀倾向的灾民比率，由去年3月的12%，急升至去年底的34%。这些之外，还有近年不断发生却一直在刻意回避的大中小学学生自杀现象。   一边是高频度的自杀和高比例自杀意向，一边是幼童成为凶徒袭击、残杀对象。如果说自杀现象，当局还可以通过对媒体的控制作淡化处理，很多人也可以当于己无关而继续抱漠视态度，可接连发生针对幼童的凶案，足以令最麻木者也惊觉到这个社会危机四伏，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更会感到危险逼近身旁。过去轻车熟路的淡化处理也好，把事件忽悠成个案也罢，都不再行得通。泰兴幼儿园的血腥一幕之后，从高层到地方当局都在采取应对措施，所以有了警察护校、钢叉校卫队等等。然而，并没能阻止新的悲剧发生。于是，南郑惨案一发生，警界高层随即强硬表态“严打”，要“打得不敢对孩子下手”。可是，这些针对儿童的屠戮，行凶者就没打算还想活下去，对这样的人来说，问题根本不是敢不敢下手，而是怎么寻找机会下手。何况，七起血案的凶手在行凶前都不属于警方视野内有危险倾向的人物。人们心里明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杀童血案背后是深层次的、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温家宝总理日前的讲话正视了这一点。不从根本点着力，再多、再严格的防范措施都防不胜防。而且，某些措施只可短时间使用，长期使用，势必产生新的严重问题。   二 震惊之余反思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时，人们不约而同聚焦到社会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上。这其实是一个早就不容回避的要害问题，尤其我国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始终有制度安排，这个体制因素步步将我国推向高风险社会。几年前，曾论及这一特殊情况：   “我国的两极分化不像其他同样受这个问题困扰的国家那样，一般经历了相对长期也相对自然的分化过程。我国私人财富积累的自然过程，经由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对私有财产的全面否定和大规模没收，早就彻底中断。后来发生在转轨时期的两极分化非常特殊：没有经历数代人的长期积累过程，而是很短时间内通过社会财富迅速向极少数人手里集中发生的。这是一个很不自然的财富分化过程，始终有制度上的安排在起作用，有公权力的渗透和参与。这中间，最容易触动社会神经的公正问题格外引人瞩目。”   对相对自然形成的财富分化，人们可以有较高容忍度，但形成过程充斥着对公正的漠视和践踏的两极分化，人们的容忍度非常有限，即使一向“大肚能容难容之事”的中国人！——不过，中国很多人的“能容”，是在大问题上，甚至基本权利上。鸡毛蒜皮事，一触即发却是很具代表性的反应。   真要致力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解决这个问题宜早不宜迟，越拖，矛盾积累越深，也越难解。可实际走向相反。强势集团、包括掌握公权力的部门利益肆无忌惮绑架公共政策，不仅税收、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大的公共政策方面反向倾斜，加剧不公，就连城市道路资源分配也越来越挤压弱者空间。近年还发展出两种使人产生强烈被剥夺感、极易引发事端、激起民变的做法。一是凭借公权力进行的掠夺，比如，卖地财政下对农民土地的掠夺；政府与开放商联手拆迁狼烟四起，许多市民也成掠夺对象。二是病态的城市理念支配下对底层谋生者、特别是针对小贩的打击、堵截和抢掠。   对一个正常社会来说，公正是凝聚社会伦理、政治、法律共识的一个基点。立法和施政是否灌注着公正的精神，对社会能否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对人的心理、精神状态也有着无形而有力的影响，这也是公正为什么成为政治学、法学、伦理学交汇点的原因。但在我国，公正遭到了粗暴的践踏。   社会不公以及大量人为制造的对立、冲突甚至仇恨背后，是权力乱象。无制约权力可能有的最夸张、膨胀、野蛮、疯狂的特征，既通过“算个屁”、“板针刀上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之类官员言辞表达出来，更由行动直接演绎给全社会看。已然形成的社会不公酝酿了严重社会矛盾，权力的嚣张则既把矛盾催化成冲突，又不断酿出新事端。制造了事端和冲突，不反省冲突缘由，却强力维稳，这种维稳路径代价极为高昂，称“天价维稳”绝不为过。它一方面成吞噬国民财富的无底洞，另一方面，习惯性的滥用警力、截访、非法拘禁之类方式堵死一切说理和宣泄渠道，不啻在一个密闭而脆弱的巨大容器里蓄洪，也不啻为了营造稳定假象把矛盾冲突封闭到去掉气阀装置的高压锅内。“中国人没有发泄途径”这一事实，连一位来华没几年的尼日利尔留学生也注意到了（5月13日南方周末）。   一个存在体制性不公、又人为制造对立、分裂，令许多人产生被歧视感、排斥感或被剥夺感①的社会，再四处堵塞表达诉求的渠道和发泄途径，人的精神被负面情绪侵蚀，情绪无从释放，心理无法调适，出事是早晚的事。而且，当下很多情势足以把一个很热爱生活、很平和的人也逼得精神失控，这种情况在各处拆迁中就不少见。   如此状况下，自杀和凶案高发，几乎是这个社会的宿命。然而，连发的凶案专选孩子为对象，却极为罕见。   三  无论有怎样的冤屈、怒火，滥杀无辜、而且杀的是孩子，令人惊悸莫名，不可理喻。然而，这里确实存在诱发这种恐怖事件的因子。仅举两点：我国曾长期强力灌输的意识形态中包含了鼓励反人性、轻看个体生命价值的内容，现实中人们随时可感的漠视生命现象，无疑也对人的心性产生不良影响。   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我国曾经对人性、良知、人道主义进行了长期批判和排斥，包含在人道主义之内的人类基本价值共识被贴上政治标签。直至八十年代，思想界试图在这个问题上突破禁区，也几次招致整肃。人道价值夹缝求生、动辄得咎的思想理论环境，使得思想界在建立伦理共识上难有作为；而持续批判和排斥传导给全社会，是要对整个民族精神和心智产生影响的。   尊重每个个体生命是人道主义的基本伦理精神。即使不说这种伦理精神具有的引导人突破狭隘认同的开放性，仅就消极意义方面，它具有的抑制暴戾之气、克服麻木的力量，就是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或缺的。对人道主义长期的批判和刻意排斥，破坏了在全社会建立尊重生命伦理共识的条件。而且几十年间，批判排斥所传递的价值信息跟漠视个体生命的现实互为对应、强化。近一二十年，人道主义不再是禁忌， “尊重人”、“尊重生命”也时时出现于媒体和官员之口，然而，现实的力量远胜于言辞。别的不说，被人祸夺去大批生命的事件隔三岔五的出现，一批批死者连姓名也被隐匿掉就湮灭在冷冰冰的统计数据中。这中间，对生命没有丝毫尊重。   发生在成人身上的灾难是这样，孩子呢？不管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有怎样的差异，孩子受保护是通例。在这里，孩子却成了不断遭受伤害甚至杀戮的高危群体。疫苗、奶粉、水污染、校舍……孩子频频受害，家长投诉受阻、维权被打压。这一切，向社会传递出令人悲哀的信息：孩子的生命在这个国家被极度轻看，尤其当一次次孩子伤亡惨剧发生后，高官照旧出现在各种庆典场合，电视照旧一派歌舞升平，这种感受更强烈。   文明社会的规范在这里遭受挫败，人类共享的道德在这里常常失效。这种状况，对任何社会都很危险，对一个被各种矛盾、冲突困扰的社会，就更加危险。   当已有的矛盾、冲突演化到强势一方气焰嚣张、肆无忌惮，无所凭籍、在权力不轨面前深感无奈的弱势一方同样无所顾忌时，由以下元素共同铸就的最劣质一面就活跃起来：不良政体在培植奴性的同时对部分人天性中穷凶极恶的一面的刺激，由此导致的人性沦落——冷漠无情、蔑视生命，服膺于强权却睥睨弱者、施暴弱者，加上宣传、反教育的教育以及现实中对生命的轻看等等。整个社会不得不面对很不堪的情景，而最不堪的是，后果落在幼儿头上。   四 屠戮儿童事件和其他血案不断发生，根源固然是深层次社会矛盾，但对社会公众来说，最直观、影响最直接的，是政府部门和官员无底线——对人的生命毫无敬畏，语言、行动充满暴戾之气。可以说，整个社会弥漫的暴戾气息，这是主要发散源。尤其已成常态的暴力拆迁和对底层民众滥施暴力，这种由公权力演示的暴力，有任何个人暴力行为无法比拟的示范作用和扩散力。这类行为已经到处激起反弹。如果说深层次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过程，但遏制最刺眼、对社会有最直接暴力示范的行径，不能等待。   但现实中，权力滥用没有丝毫收敛，血拆在加快步伐，对底层谋生者照样围堵，广州近日因收缴上路电动车发生暴力冲突，当局一味抓人、放狠话，“绝不姑息”云云，这种霸气表明毫无反省，更无收手迹象。然而，一个不给底层留活路的社会，没有谁是安全的。   至于保护儿童名义下采取的措施，有些可能遗祸无穷。其中，把一些人群贴上标签，这无助于孩子和公众安全，倒可能无端伤害很多人、制造出新的矛盾。   ①如，清除所谓无业人员、堵死底层低成本就业和正当谋生路   2010年5月16日星期日   全文刊上海理财一周报5月28日

还好，管理层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融资融券业务平稳运行且发展势头良好的趋势下，管理层适时出手：扩大试点规模、降低试点门槛并拟引入转融通 制度 。这些举措是对市场内稳机制的强化，也向市场发出了明确的“ 制度维稳 ”信号。 …

2009 年十篇最值得重温的评论（转帖） 由《时代周报》选出，刊登于该报 2009 年 12 月 24 日   在一个速朽的时代，写作已然是一种行动。 　　 这些学者或传媒人以其桀骜的坚韧保持了面对公众写作的激情，不厌其烦地传播着常识，与流行的种种谬误作战。他们是一大批的公共知识分子，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这里有限篇幅列举的十个。如果你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没有来得及好好地获得知识与真理的浸润，那么，至少可以从这里的一次小小总结提示的路径，去重温那些值得记取的声音和它们背后的那个孤独的写作者。 　　 1 、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 《南方都市报》社论 2009-04-15 　　 摘要：就在即将迎来大地震周年祭祀之际，仍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尽数将罹难同胞和失踪者收录在内。震恸尚且不绝，无名伤逝尤其悲哀。以国家人权计划为衡量标准，任何将遇难者和失踪者名单作为秘密的举动都是不可理喻的，更违背这一人权行动计划所象征的民众要求。 　　 入选理由：从响应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完美延伸到对公布震亡名单的呼吁。舆论监督和政府的契合点或在于：在理性思维和建设性监督之下，政府如果宣告了某种规划或理想，我们有让他履行并达成的权利和义务。 ( 特邀点评人：冒安林 ) 　　 2 、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徐贲 《南方周末》   2009-04-29 　　 摘要：在美国学校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有一个不断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 9 年，可见培养说理的习惯不容易。尤其重要的是初中 3 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说理的民主秩序与理性公民的高素质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重视说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入选理由：旅美学者徐贲以其海外观察的视野，写作了一批对中国颇有启发意义的文章，这只是其中一篇。文章视角从细微处入手，却事关公民素质、公民理性培育。中国的教育问题一直被多方诟病，根源在于我们缺乏有效的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到底该怎么搞，这篇文章给出了参考答案。 ( 特邀点评人：彭伟步 ) 　　 3 、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 笑蜀 《东方早报》 2009-06-29 　　 摘要：天价维稳成本已经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对经济危机阴影包围下的中国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危害人人皆知，但天价维稳成本为什么就是降不下来呢？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国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灵。 　　 处于转型期即新旧社会问题交汇期，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已是不可遏制。既然正常渠道不正常，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旦发展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就往往只能法外解决，特殊处理。法外解决、特殊处理就这样成了处置群体事件的惯例，国家基本制度被冷落，而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入选理由：这是一篇探究当下社会治理问题的力作。作者从地方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出发，揭示了转型中国目前的尴尬局面：伴随市场经济成长，我们的社会治理基本制度却在各地频频失灵，地方政府往往只得诉诸非正常渠道即法外解决或曰特殊处理来试图缓解社会矛盾，以至于维稳成本高昂得成了天价，而且还在飙升。作者对社会治理者的告诫极具现实意义：要降低天价维稳成本，就要建立国家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完善法律制度、媒体制度和代议制度构成的国家基本制度。 ( 特邀点评人：展江 ) 　　 4 、天使的倾斜 崔卫平 《经济观察报》 2009-07-29 　　 摘要：“美德”所拥有的是一种千锤百炼的光芒，与美德这种“人工打造”的东西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法律等。它们不如“人类天性”听上去那么有魅力，那么吸引人，但却是一些恒常的、稳固的、触手可及和可以期待的东西。 　　 入选理由：面对引起大众同情的血色事件，思考者崔卫平在这个寓言般的故事中，坚持聚焦秩序而非伦理。她指出，将自己置于一切规则之上的“善”，与不加节制的恶其实处于同等层次，具有同样暴力和破坏性。当下的中国，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引刀成一快的对决和冤冤相报，而崔卫平提醒，无论善与恶，不讲规则，则致暴政；终结暴力的，只能是良好法治。 ( 特邀点评人：李军 ) 　　 5 、抱怨是一大成就 长平 《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9-09-25 　　 摘要：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抱怨是因为有通过抱怨获得好处的期待。这也可以反过来解释政治的沉默，人们不抱怨是因为看不到抱怨的希望。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抱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人们通过抱怨可以改变社会。如今中国社会的抱怨多了，至少可以看作是还没有窒息至死。 　　 入选理由：长平这篇文章好在他一贯的不抽离，不高高在上，却能以自我反省的角度犀利地点出政府与人民之关系的健康递变。在为人民的“抱怨权”辩护的同时，也善意地慰藉政府不用对人民出于自身权益的怨言感到过度不快。然而，正因为他写得这么好，我才不能不感到一丝悲凉；原来我们抱怨的权利也是要一步步来的。 ( 特邀点评人：梁文道 ) 　　 6 、思想解放的下一个突破口 徐友渔 《时代周报》 2009-09-30 　　 摘要：今后思想解放的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最起码的要求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它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如果说， 30 年前的思想解放是自上而下进行，那么以后的思想解放能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入选理由：“我们需要回到和考察思想解放的原点。”这是非常正确的命题。原点在宪法规定的保障言论自由或者是十七大文件宣称的尊重“表达权”。什么时候不用再提倡思想解放？不会言者有罪的时候。至于表达权不以说的话正确不正确为前提，更是常识。 ( 特邀点评人：袁伟时 ) 　　 7 、意见充分表达是成熟社会的标志 梁文道 《时代周报》 2009-11-05 　　 摘要：政府不怕人民，人民也不怕政府，大不了街头推撞一下，回头还得坐下来好好将对方当成伙伴般交谈。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我大概都会同意现代的政治生活应该更文明一些，政府不靠恐惧来统治人民，人民也不靠恐惧来威胁政府。 　　 入选理由：首先要向文道报喜，如他所期待的，广州成了“下一个厦门”，甚至比厦门更令人欣慰——番禺居民反对的垃圾焚烧项目已经停止，番禺区及广州市领导把民众的对话要求看作是公民社会的成长。集会游行示威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但是很多政府官员一直在害怕这项权利妨碍社会稳定。这篇文章以香港的历史为镜鉴，从事实和逻辑上为这项权利正名，具有重要的价值。 ( 特邀点评人：长平 ) 　　 8 、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 秦晖 《经济观察报》 2009-11-09 　　 摘要：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 ( 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 ) 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入选理由：秦晖的这篇大作言简意赅。柏林墙的兴建和倒塌是二战后人类命运大搏斗的侧影。祸根是苏联栽下的。与西方占领西德的政策截然不同，苏联把计划经济、专制统治强加给东德。于是，统治者用高墙与机枪对付芸芸众生。在历史洪流冲击下。柏林墙坍塌了。马克思地下有知，必然喟叹：我为之奋斗终生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不料播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 特邀点评人：袁伟时 ) 　　 9 、屋顶上的悲剧 熊培云 《东方早报》 2009-12-03 　　 摘要：自杀式的维权表达，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甚至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入选理由：没有什么比“屋顶上的矿难”更能用来形容 2009 年年底发生在成都的那起因暴力拆迁而起的不幸事件了。“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看见物权的天空塌了，我们什么都看见了。我们经常这样看见，我们又经常看不见。“矿难”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是时代的新伤痕。谁来治理心灵的“矿难”呢？培云说，有生命就有希望。但愿如此。 ( 特邀点评人：周虎城 ) 　　 10 、一桩难题 一个机遇 贺卫方 《财经》 2009-12-07 　　 摘要：民主是让国民决定自己的事务，包括让国民作出错误的选择；民主是人民之治，而非真理之治。不能容忍异议，缺乏合理的决策程序，压制和平的反抗，最终只能导致国民在两个极端中选择：或者极端地忍受；或者极其暴力性地反抗。 　　 入选理由：贺卫方以法理为基础，敏锐地捕捉到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背后的程序缺陷，又不失时宜地指出了这次事件背后所蕴藏的能够践行审议民主的契机。文章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对民主这一命题进行了阐释，指出人民之治与替民做主思维的根本差别。 ( 特邀点评人：杨锦麟 )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1)  | 标签: 所见所闻 纷纷扰扰的2009年即将逝去，在跨入新年的门槛前，我却有一种莫名的惶惑和无力感，以及有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抑郁，这并非杞人忧天，尽管我也原非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而这种无力与惶恐，又因近日在听了孙立平教授在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发表的讲演，以及12月30日南都对王帅的报道后，感受愈益真切。 孙教授在公众论坛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现今诸多社会冲突和矛盾的病症，他表示，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实际上是源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而非政治问题，更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他认为这才是解决当前社会冲突和矛盾最基本的基调。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稳定压倒一切”的这种僵化的维稳意识，使得当局在处理社会冲突和矛盾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维稳，就得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正当的利益得不到表达，利益关系就会失衡，而利益关系越失衡，社会矛盾就越是尖锐，社会矛盾越是尖锐就越需要维稳。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终致形成社会问题治理的“地上河”：社会冲突和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地根治，反而更加严重，而逐年升高的天价维稳成本则成为沉重的额外的包袱。 孙教授的这种观点，我相信并非他个人的新见，只要是一个有社会良知，对中国的现实有过深入思考的人，就能大体觉察出这种问题。可以这么说，这几乎是一个常识，有些问题也并不见得是件难事，譬如孙教授在论坛中所说的，建立现金管理制度，再加上开放媒体监督权，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就不至于弄得像现在腐败遍地开花、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难堪境地。然而，为什么这么一些常识性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当局却避而不谈或认为不可行呢？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孙教授甚至在一些文章指出，中国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 一个社会的肌体细胞正逐渐坏死，功能正逐渐失效，但主政者却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而就像媒体近日报道的一些地方出现用胶水糊桥、垃圾填桥的现象一样，在做一些表面的工作。而至于个别有良知的媒体、知识分子所起的监督作用则是有限的，像胶水糊桥、垃圾填桥这样的事，并不是监督的结果，而是桥面断裂自动暴露出来的。虽然在西方被称之为“无冕之王”的媒体，能够以独立的姿态成为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然而中国的媒体的处境却是尴尬的，一方面因中国下情上达的渠道的逼仄，媒体由此起着沟通政府和民意的桥梁作用，而使其难以职业化；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委身于党的领导，所谓的独立的舆论监督也就寸步难行。总之，在诸多的限制条件下，即便是那些自命“关注公共利益”、“具有责任感”的中国媒体，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极其有限的，而不是无限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那天孙教授在演讲完毕时，我脑际突然闪过一丝悲观的念头：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这句充满着无奈和无力感的话或相类似的话，是很多人都想过或说过的。为了自保，作为舆论高地的媒体，很多时候都不得不要看新闻宣传处的脸色行事，或自觉“自宫”；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只能在江湖之远的地方被当作牢骚发发而已。而至于像我之类的“屁民”们，所谓的无奈与无力显然是自作多情、自作自受了。 的确，在中国，从对死已麻木的煤矿工人，到在遗书上说“我不想死”的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以及自焚的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不管是底层人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都不可能超然于社会现实之外，都可能成为体制的受害者。身处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杨宽生、唐福珍等人都未能幸免于难，何况如草芥之“屁民”？因在网上发帖揭露当地政府违法征地，随后遭跨省追捕被拘8天的河南青年王帅，从“拯救家乡的英雄”到“灵宝的汉奸”的转换，面对乡人的敌意和冷眼旁观，这个中国版的“堂•吉诃德”，有的只是挫败感和对人性的怀疑：“我再也不做举报的事了，因为代价太大。”“删除所有年轻的记忆，不再胡言乱语，抒发感情。” 王帅等人的遭遇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遭遇，王帅由一位热血青年到对世态的“彻悟”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他的这种变化何尝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哀和损失！ 唐福珍、王帅等人所选择的自焚或沉默，我们常常会不假思索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那个让人诟病千夫所指的“体制”，而忽略了其中也有着自己的一份“功劳”。甚至用连岳的话说，“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这体制的存在，有我们的不作为”。“这些都是体制的问题”“没用的”“那不关我的事”等等话语，我们不是耳熟能详么？捷克思想家哈维尔曾说：“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从社会精英到平民百姓，从职业记者编辑到社会公众，只不过我们出的力大小不同而已。“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民国初年一代名记黄远生在其《忏悔录》中的这段对他所从事的职业的忏悔，足以让所有远离或漠视良心的新闻人心灵震颤、无地自容。作为在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中国媒体中混迹的一员，我们不也曾或正在为极权出过一份力么？ 想及此，我就为我那种莫名的无奈和无力感，以及那突闪而过的念头而深感羞愧。的确，面对让人诟病的体制问题，以及其他诸如社会道德下滑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我们是应该清点一下我们的“功劳”了。我们且不说宏大的体制问题，单说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譬如一个小偷正在菜市场一肉档前用剪刀剪一位女士挂在手腕的钱包，肉档老板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小偷在自己摊前行窃，却沉默不语而把视线转至一侧；而相隔一条过道的摊主也选择了远观和沉默；至于行人，所表现出来的仍和摊主们保持高度一致的沉默。摊主们选择沉默是怕被小偷报复，而行人选择沉默是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世故心理。正是这种集体性沉默，才使得小偷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行窃。这样的事就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为了不让小偷得逞，不管你用何种方式，但请别选择沉默、视而不见！否则，不仅难保小偷下一次光顾的不是你，而且你也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小至对待小偷的问题，大至庞大的体制问题，请别说“和我无关”“中国没救了”之类的话，它们都有着每一个个体的一份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无数普通、平凡的“位卑者”，而并非只是社会精英们的事。在公共领域发表个人的言论，尽管“屁民”们的影响微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但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要好，有多个声音要比只有一个声音要好。当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时，力求保持冷静的态度而不至于粗暴蛮横。其实，能影响一两人固然是好事（其实这就算赚了），即便是自说自话，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理应自觉去做的日修课，而非把它当成一件很崇高的事，其实它只是个人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而在日常生活中，哪怕是你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善意的举动，就给人带来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沉疴已久的体制病何时才能够治好，然而我们只要力所能及地用行动去见证、去改变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就问心无愧了。至于变化，也许就藏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从拆迁到征收不应只是概念的置换 / 2009-12-19 23:02 / 评论数( 3 ) 黑色阅读· 异端与极权·媚俗的艺术 / 2009-10-30 10:57 / 评论数( 2 ) 教师进城背后的乡村教育困局 / 2009-09-20 10:34 / 评论数( 2 ) 广东“代转公”之耻亦是中国教育之耻 / 2009-09-14 22:27 / 评论数( 6 ) 警惕潜伏中的“抽象愤怒” / 2009-09-10 21:28 / 评论数(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