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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唯色:拉萨废墟——尧西达孜(上)

1、“亚溪”又写“尧西”,在藏语里,“亚”是父亲的最高敬语,“溪”为庄园,藏人都知是何意。无论在藏人的传统中,还是在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亚溪”指的是达赖喇嘛家族。如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所写:“亚溪(yab-gzhis),即前达赖喇嘛的家族。” 中国官方体制内的藏人学者也称:“人们用‘亚溪’(父亲的庄园)这一既显示权势,也显示财富的名词来尊称达赖喇嘛的家庭,使‘亚溪’约定俗成地成了专有名词。” 应该说,“亚谿”的准确含义,即“国父之庄园”。与许多藏人一样,我也一直以为,图伯特的历史上有多少世达赖喇嘛,就会有多少个“居于塔尖” 的“亚溪”家族。但学者说,“现有六个亚溪家族,包括现世达赖喇嘛家族在内。” 即:七世达赖喇嘛家族桑颇;八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家族拉鲁;十世达赖喇嘛家族宇妥;十一世达赖喇嘛家族彭康;十三世达赖喇嘛家族朗顿;以及来自安多当采(达孜)地方,即今中国行政区划的青海省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这表明,有“亚溪”名号的家族乃有史可查。而我之所以将其罗列,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凭空冒出好几个“亚溪”家族。哦,他们在自己家族的名字前,堂而皇之添加的是“尧西”。尧西这个,尧西那个,如昌都活佛帕巴拉家族,连他曾任政协官员的兄长名字都成了尧西•某某某某。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生事物。那之前,谁敢与“亚溪”或“尧西”沾边啊?那属于被革命的大扫帚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四旧”,唯恐避之不及的大麻烦。那时候,连真资格的贵族都恨不得自己是铁匠、屠夫出身,有些干脆下嫁给过去连落在地上的影子都不能挨着的“贱民”。然而风水流转,短短二三十年后,又似乎变回去了。现如今,又有不少藏人恨不得自己一夜变成贵族身,而已为贵族身的,则绞尽脑汁把自己虚构成皇亲国戚、公主王子。甚而至于,原本持守严明的戒律代代相传却于不正常的年代不得不破戒还俗的仁波切,其子女乃是特定历史的伤心产物,说来沉痛,无甚炫耀之处,却也蓦然间自封“尧西”。天下尧西是一家,难道跟历代达赖喇嘛家族并无丝毫关系的这些新生“尧西家族”,相互应该结为亲戚吗?而真正的、正宗的尧西家族呢?我想说的是,故乡属安多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于拉萨留下的痕迹又在何处呢?容我指出:在老城与布达拉宫之间,在布达拉宫顶层向左俯瞰不远处,如果是在1959年以前的照片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有一座庞大的白色建筑坐落在广阔的树木与花园之中分外美丽,这正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亚溪达孜府,今写尧西达孜。正如相关记录明示,它并不与其他贵族的府邸相邻;它是最长的转经路——林廓路线所囊括的拉萨城里“唯一一座独立式的府邸”,而它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居住在高高的布达拉宫里的尊者达赖喇嘛,当他想家的时候,朝左边望去,就能看见兄弟姊妹的身影,说不定还能依稀闻到母亲烘烤着他最爱吃的安多帕勒(面包)的香味,所以它正式的名称是“坚斯厦”。2、据尊者的母亲在孙女阳宗卓玛记录的口述自传(1997年台湾出版,名为《我子达赖》)中解释,“坚斯”的意思是“达赖喇嘛陛下的目光”,“厦”的意思是“布达拉宫的东面”,如此诗意的称谓,透露的是安顿幼小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边地家人的拉萨贵族们心思细密,富有人性。这幢专为尊者家族建造,且距布达拉宫不远的白色宅邸,在尊者于1939年从安多迎请至拉萨后开始动工,大概在1941年完成。但无常的是,坚斯厦属于尊者家族只有不及二十年的短促光阴,1959年3月17日夜里,当24岁的嘉瓦仁波切悄然离别已落入占领者手中的拉萨时,随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家人也从此失去了家园。尊者的母亲回忆道:“这块地原来属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英国大使曾经有意购买,但是遭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他说这块地方将来会有用。坚斯厦是块很大的土地,到处都是树木。”“我们在罗布林卡住了三年后搬到坚斯厦……政府派人来通知我们坚斯厦已经建造完成”。“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政府已经请喇嘛为这个房子祈福了,另外有四位喇嘛一直住在我们家。我们每八天就要在祈祷室祝祷,有时候还会邀请五十位到一百位喇嘛进行一个星期的祈祷。”“……坚斯厦共有三层楼,由西藏政府建造,后院之外还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子用石块盖成,里面有许多柱子。……坚斯厦大门的两边各有一个大轮子,大概二十尺之高,八尺宽,要用极粗的绳子才能移动。……坚斯厦一共有四个门可以进入,北南东西,每个门旁都有女侍与家人居住的宿舍。”“我有两个儿子在坚斯厦出生,其中一个在两岁时夭折,名叫丹增曲扎,他是个活泼的孩子,常跑到达赖喇嘛陛下的房里,把一切东西搞得天翻地覆。……我们请了噶东国师到坚斯厦起卦……(说)虽然他离开了人世,终究还是会回到父母身边,重新投胎到这个家庭。”“在动身前往中国之前,我们请达赖喇嘛陛下在坚斯厦住了几天。自从我们的房子盖好后,达赖喇嘛陛下从未看过。他能来和我们同住,实在是我极大的荣耀,也是全家人的骄傲。达赖喇嘛陛下住在坚斯厦期间,他和政府官员、随从,以及每天来朝见他的群众的饮食都由我们供应。那可是重责大任。达赖喇嘛在长途旅行之前,每天都要进行祈祷仪式。所有的噶厦与许多贵族都要出席。因为达赖喇嘛陛下的造访,我们特地盖了新厨房与车道,这样他的座车可以直接开进房里。”在传记中见到两张尊者母亲站在坚斯厦房顶上的照片。可能是在洛萨期间拍的,佛母穿的曲巴因双肩系有刺绣的彩色编织带,而与卫藏款式的曲巴不同,应是安多风格。除了耳环,佛母没戴珠宝装饰,显得朴素大方。如佛母所言,自尊者父亲去世后,除了特别场合,没有再佩戴过安多特有的锦缎装饰物及其他装饰。3、但是,在中国军队进入拉萨之后,一切都不同了。最初周旋的那几年,尊者母亲回忆道:“他们来到坚斯厦,行为跋扈粗鲁,并说如果把坚斯厦变成政府办公室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他们又说本来打算向我买这个地方,不过别人一定会说是他们从我这里偷的,所以他们改变主意,不打算向我买了。……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随时都会不请自来。如果他们事先通知我,我就会非常疑惑,不知道他们又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了。每当他们离去,我就感到无比轻松。我一看到他们就非常害怕,因为我必须谨言慎行,否则很可能因为无心的话语而害了其他人。”尊者母亲也回忆了离开坚斯厦的那天情景。是1959年3月10日,藏人反抗中共的行动已经开始,但尊者母亲并未意识到,仍在家中刺绣,料理家务。虽然布达拉宫高墙下已有成千上万妇女在呼喊保卫达赖喇嘛,但不远处的坚斯厦却很平静。当身为尊者护卫队长的女婿赶来接佛母去尊者居住的罗布林卡,她辛酸地说道:“我没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坚斯厦和我的母亲,也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就这么孑然一身地到印度。“我所有的东西都锁在坚斯厦里面,橱柜钥匙和一封短信包在皇丝布中,由我的强苏(管家)保管。……上面写着要他好好看顾房子,钥匙交由他来保管。……我连和母亲道别的时间都没有,没有带任何衣物就离开了……”。而尊者的外祖母,当时已经八十七岁高龄,无法骑马长途逃亡,只能留在坚斯厦,两年后孤寂去世于“世事反转”的拉萨。而几十年后,待我走近坚斯厦时,非但没有见到当年胜景,且有了不堪回首的另一页。简言之,它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自治区政府第二招待所;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极尽各种破坏之能事;在被当作旅馆并由旅馆工作人员使用时,则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杂院。在我看来,这尧西达孜是拉萨的地标之一,其意义不亚于任何一座老建筑,却少有人知。这倒也好,免遭游客覆灭之灾。说起来,这座尊者家族宅邸还算幸运,虽已废墟化,而且还在继续废墟化,但完全坍塌也不会较快发生,至少有三分之二依然在原址。尽管在尊者家族流亡之后,就被“解放者”——如纳博科夫形容的,“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取消了所有权,而且以革命的名义占为己有,在几十年里不停安排各色人等寄居,如今去问,得到的答复不会指认这是尊者家族府邸,而是会理所当然地说它属于西藏大厦。4、一位网名叫“雪域灰土”的藏人,去年夏天在他的博客上张贴了十六张展示尧西达孜外表建筑及内部房间的图片,应该是拍摄于十几年而非今天,彼时尧西达孜尚残破不多,还能看到屋内墙上绘画着共产主义魔头群像:马恩列斯毛。他还写了一些相关的介绍文字,如:“经过西藏噶厦政府与达赖喇嘛的父母,特别是与达赖喇嘛的父亲数次协商,最终确定在布达拉宫东侧,距布达拉宫500米左右的平地上建造达赖喇嘛父母的庄园;建造时间大概是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间。”“大概占地面积为3500平米、建筑面积为2700平米左右。建筑风格为传统藏式建筑;没有什么特殊或现代成分。整个建筑分为两大部分、即外院和内院。外院为两层,主要为佣人和陪同达赖喇嘛的普通官员使用;内院为三层,为主人、达赖喇嘛来时、高级官员和喇嘛使用。大小房屋(包括储藏室等)数量为100间左右。庄园坐落在今日拉萨市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北京中路),被周围临街商铺完全掩盖着庄园,很少人知道这里曾经是达赖喇嘛父母的庄园。”“雪域灰土”显然知悉内情。他写道:“历史十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大破坏期间,只有以下三种因素使有些文化古迹和贵族庄园没有被破坏:被军队占用、政府办公和招待所、人民公社仓库或集体生活场所。达赖喇嘛父母的庄园就是因为被中共政府用作政府招待所才得以保存: 取名 (第二政府招待所)。”尧西达孜“自一九六四年被中共政府没收,一直到一九九0年被用作中共政府招待所,取名第二政府招待所。在中国经济不发达时期对政府的各级官员和政治会议接待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一九九0年中共政府建造现代化的宾馆:即西藏大厦。西藏大厦为半企业性质的中共政府宾馆,原先的第二政府招待所(达赖喇嘛父母庄园)归西藏大厦所有。自一九九0年至二00五年西藏大厦一直把达赖喇嘛父母庄园用作出租房,主要租给汉人打工者。在庄园大院的周围也建造了数百间的商品出租房搞创收。庄园房屋和庄园大院周围出租房统称为西藏大厦的(经济发展部)。”“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九0年用作政府招待所,之后用作出租房并在周围建造了数百间场品出租方,这些商品出租方现在依然在产生经济效果。截止到二0一一年十二月,庄园房屋的使用、出租,以及周围临街商品房出租的综合经济收入估算为6600万人民币左右。”而且,“对庄园内部房屋进行的改动较大,主要是把大的房屋被分成两个房屋,以求通过出租得到最大经济效益。里面也是设立过几个办公室,主要管理租户和收缴租费。很多房屋的内部彩画被抹去,这应该是在被用作政府招待所时进行的。特别是庄园主楼的经堂、接待达赖喇嘛的房间等的墙面壁画和雕刻颜色都被抹去。里面的墙面上画有毛泽东、斯大林等的画像。”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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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习近平的最不够朋友的的“老朋友”(高新)

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孔子和平奖到底有没有官方背景?》刊出后被内地记者朋友提出补充意见,说的是“孔子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孔庆东之流和一直都是他们的幕后黑手,对外号称在人民日报社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环球时报驻持胡锡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今年的孔子和平奖决定发给非洲大独裁者穆加贝,是基于胡锡进“揣摸上意”每每“中奖”,从未“跑偏”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没成想因此引发的来自整个世界的舆论挞伐惊动了当时正在英国伦敦享受女王御驾的总书记,由中宣部传旨“解铃还得系铃人”,“自己捅的漏子自己补”,胡锡进这才不情不愿地弄出了笔者上篇文章已经介绍的“社评”,以满足上峰“必须强调‘孔子和平奖’不管发给谁都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要求。内地的记者朋友调侃说,习总此次英伦之行本来是兴致勃勃,满心欢喜,但期间发生在国内的两件中宣部系统的严重失职令他恼怒不已但又不便发火,其一就是北京的市级媒体公开报道了“庆丰包子被曝吃出蛆和蟑螂” ;其二就是环球时报胡锡进幕后导演的“孔子和平奖”授予声名狼籍的穆加贝。在互联网上多少作点功课就不难发现,“庆丰包子被曝吃出蛆和蟑螂”的新闻在中央级党媒上一律不见,个中原因无需笔者在这里多作分析,百分之百是中宣部在第一时间就向所有党媒下达了“不准转发”,“严禁炒作”的禁令。但是,毕竟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你禁得了党媒,禁不了民间论坛,更何况还有手机微信,于是,“庆丰包子被曝吃出蛆和蟑螂”被配上蟑螂点缀在包子上,蛆虫涌现在盘子里的实景彩色照片,改题为“主席套餐吃出蛆和蟑螂,极度恶心”,用现时代通信手段传遍祖国大江南北,也传到了正在白金汉宫出席女王国宴的“庆丰皇帝”的耳朵里。与此同时,“孔子和平奖”花落穆加贝,也被国际上正义的舆论指斥为“极度恶心”。评奖人之所以敢于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当然是基于穆加贝是习主席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兄弟”,但却不知道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兄弟”在当面接受习近平邀请到北京阅兵式为习近平捧场的同时,再次向习近平狮子大张口,美元、大米…….什么都要,摆明了是借机敲诈,习主席怎么能不心中搓火?去年穆加贝在北京接受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热情款待之时,一个叫刘植荣的内地博客撰文质疑“援助津巴布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文中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于2014年8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他第13次访华。现年90岁的穆加贝是非洲执政时间最长和最年长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8月25日热情称赞到访的穆加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数人已经有了思维定式,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几乎是百分百地要援助。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8月29日刊发了题为《津巴布韦总统未如愿获得中国无偿援助》报道,报道称,穆加贝访华本希望得到100亿美元的援助,但他此次中国行仅获得了价值800万美元的大米,以及用于建造学校和诊所的2400万美元援助款,另外还签署了一份价值20亿美元、未来建设一座煤矿、发电厂和大坝的协议,协议规定,中方提供的贷款要以津巴布韦未来的采矿税收收入为担保。过去,非洲国家领导人来访几乎都是满载而归,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也大都带着厚礼。中国的慷慨无私的援助让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富得流油,缺钱了就来中国化缘;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如果兜里不装着几亿美元的大礼,非洲人接待起来就显得冷淡。对如上内容,胡锡进之流不应该不清楚,但可能是因为今年四月习近平在印尼再次热情会见穆加贝,“老友相见”依然还是惺惺相惜,称兄道弟,胡锡进才自信“习总还是很喜欢穆加贝的”。在今年北京阅兵的前一个星期,海内外各界均都还相信应邀出席阅兵式为习近平捧场的外国政要肯定少不了穆加贝,原因不但是中共政权已经给了穆加贝太多的经济支持,更重要的还有习近平的北京阅兵实际上是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共同抵制,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则是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正如习近平在邀请穆加贝第十三次访华时当面对他所讲的那样:“中津传统友谊是在我们并肩反帝反殖反霸的光辉岁月中凝结而成的。”“中国和非洲国家是患难之交,患难之交不能忘。”既然习近平都再三对穆加贝强调了“中国人民是重情义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曾经风雨同舟、相互理解和支持的老朋友”,穆加贝岂有在习近平的阅兵倍受西方国家冷淡的当口不亲身前往为习近平鼓掌打气的道理?但是,最后由中共外交部赶在阅兵式开始前两天才正式对外宣布的受邀出席北京阅兵式的国家元首中不但没有穆加贝,“政府代表”中居然都不见津巴布韦的名单,足见穆加贝是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在北京阅兵式的当口进行他的第十四次访华,绝对是因为习近平口袋里确实没那么多美元去满足穆加贝的交换条件。对此,内地的记者朋友分析说,依胡锡进的精明,不可能看不出穆加贝不到北京阅兵式上为习近平捧场的幕后端倪,所以他幕后授意“孔子和平奖”的评委们把奖评给穆加贝的时间应该是在北京阅兵式之前,因为当时没人会猜到穆加贝会对习近平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拒绝出席北京阅兵式的决定。据说当时的胡锡进曾提醒“孔子和平奖”评委会内的孔庆东之流:“今年如果不把我们的这个奖落实到穆加贝身上,明年可能就来不及了。他毕竟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刚刚读过陈小平先生的文章《谁是北京的朋友?》。文中说:9月3日,北京阅兵式,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习近平右手边并肩的第一外国明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紧挨普京的是韩国总统朴槿惠。这两位是北京阅兵仪式上的“最尊贵客人”。為显示其尊贵,当天阅兵式直播了习近平、普京和朴槿惠三人共同步行与观览阅兵式的画面。这场以抗日和反法西斯為主题的阅兵式,找不到击溃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联盟的中流砥柱美国和英国国家元首的影子。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这次都没有给习近平面子,他们似乎相当默契地集体抵制了北京阅兵。在北京宣称参加出席阅兵式的30名国家领导人中,多数属於与中国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受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从中国拿走50亿美元支票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普京和他的俄国现在是被西方制裁的孤儿,这三个在全世界声名狼藉的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特徵:他们都严重依赖向中国出口石油赚钱…..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艾克曼认為,“从出席观礼的贵宾名单看,人们注意到北京在亚太地区甚至亚太以外都显得相对孤立。”如果说中亚国家2个多月前,习近平受欢迎的程度可是大不一样。当时,前来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议签署仪式的有57个成员国。这57国的“含金量”比前来观看北京阅兵的国家高多了。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日本四个国家未加入,几乎所有亚洲和西欧国家都在这份名单中。其中最亮眼的,是包括英国这样的美国铁桿盟国。那时候习近平的心情,借用孔子的话说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前后2月,西方对中国的态度為什麼反差如此之大?”陈小平先生的问题是“中国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朋友”,习近平的问题是“穆加贝到底还算不算‘朋友’”;胡锡进心里暗骂的是:“穆加贝这个老不死的真他妈得不够朋友”!(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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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州|于世文辩护律师马连顺,六四前夕遭拘留

中国维权人士于世文的一位辩护律师马连顺,传出在「六四事件」二十六周年前夕遭到中国当局行政拘留。消息指出,马连顺五月三十一日与另外两位律师一同前往庆安,六月一日凌晨零点零四分时发了段微博,说自己遭遇哈尔滨警察査房;跟着在五点三十四分时发了最后一条微博后失联。一日晚间传出他在庆安被处行政拘留十五天。消息指出马连顺是一位优秀的维权律师,富有责任心,勇于担当,在于世文案上仗义执言,让当局头疼。马连顺律师遭当局拘留,正值六四敏感日前夕,而于世文案也开庭在即。当局拘留马连顺律师,显然是出于防范六四动荡,并有意妨碍于世文案的辩护。(责编:李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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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中国现在有了新的当务之急

据《商业内幕》5月20日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有了新的当务之急。这个当务之急已经不再是去年政府宣布的改革了,而是增长。这完全就是走回老路去了。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整个改革完全终结了增长。不只是像当局当时预计的抑制增长,而是完全终结了增长。不仅如此,北京所有试图阻止终结而使用的办法——包括自从去年11月份以来的三次降息和其他政策措施——根本就没起作用。法国兴业银行中国分析师姚伟(音)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知道北京没有放弃经济增长的想法,因此看到其现在对经济改革的立场软化,我们不感到意外。现在的当务之急再次(临时)从改革转向了增长。”这里的问题是,在这次改革的推进过程中,私营部门的需求没有能够弥补流失的国有企业需求。所以,现在中国又诉诸老办法来谋求经济增长。银行现在又将开始大力放贷来资助基建项目(尤其是处于停滞状态的项目)。与私营部门竞争开发项目的地方政府又将获得优惠的税收减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将开始再次进入债券市场,尽管去年年底已经被叫停。当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占了中国2.5万亿美元企业债券市场的三分之一。中国要想持续增长,那么,信贷增长需要不断的继续缩减。2009年,当中国亟需经济刺激的时候,当时(央行)降了息,让国有企业开始发放债券,并在健康的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放了一堆债务。根据姚伟的说法,现在,北京没有再做后面这两件事的可能性。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太多债务,他们已经承受不了更多债务。至于说国有企业,政府不想让他们再发债券了。如果再发,那就从这次的改革轨道逆转太远了。因此,为了避免经济硬着陆,北京当局从改革转为增长,从增长转为改革的路上将是非常坎坷的。这将是非常艰难的。在颠簸的路上,有时候,事情可能会失控。原文China has a new priori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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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藤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百万纽约人因为3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万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万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岁。哥大一般的文科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助理教授一般年收入就是6万美元左右――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12月20日凌晨3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20号的声明中说:‌‌“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将要背上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大面积占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7百万人的安宁。 《民主的细节》/刘瑜/上海三联书店/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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