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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综合】外媒关注新浪微博关于发帖的新规定

人气颇高的新浪微博向用户发布新通知,要求用户自觉遵守周一推出的按积分衡量用户行为的体系。这一规则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名推特用户 @StKonrath 称这是中国版”奥威尔式”的社交媒体采用游戏化的方式来控制信息。(译注:奥威尔是知名的反极权作家,他在小说中以”老大哥在看着你”来隐喻无所不在的监控。) 《华尔街日报》一直关注中国微博发展的记者Josh Chin发表文章( 中文译文 )称,这个名为”微博信用”的体系鼓励用户相互举报从骚扰他人到发布不实信息等各类行为,用户每次遭负面举报将造成其信用积分降低,最终会在其微博首页等位置显示丢人的”低信用”图标,甚至可能会被删除帐户。 新浪在微博社区管理中心的一份通知中解释了这一规则的基本内容: 微博信用是新浪微博为了维护良好的微博社区氛围,而建立的一套用户信用体系;目的是依靠广大用户的举报,有效降低不实信息、泄露他人隐私、人身攻击、内容抄袭、冒充他人、骚扰他人等信息,以净化微博环境,维护良好的微博秩序。 据通知说,每位用户的初始积分将为80分,”低信用”被定义为积分在60分以下。对于发布不实信息的行为,扣分将根据相关信息直接转发数计算:比如,相关信息直接转发数不超过100次的,扣两分;直接转发数超过1,000次的,扣10分。 当然,用户也可通过采取验证身份的行动来赚取积分,如呈交身份证号码(加10分)、将手机号与微博账户绑定(再加10分)等。 有意思的是,对广泛散布不实信息扣10分是通知里列出的最严厉处罚。其它如公开暴露他人个人信息或公开攻击他人等违规行为均只扣5分。(如通过评论攻击,仅扣2分) 此外,零分账户将被删除的规定出现在新浪网旗下新闻频道新浪科技的另一份公告中,原因尚不完全明了。 长期以来,中国有关部门一直用”不实信息”指责那些质疑政府路线的消息。新浪表示,”不实信息”指的是明显有误、夸大事实或隐藏部分事实导致信息残缺的内容。 这套信用积分体系发布的同时,还出台了其它规定,惩罚那些一再发布”敏感信息”的用户。依据这些规定(已于周一生效),累计发布5条及以上敏感信息的用户,禁言48小时,删除相关内容;恶意发布敏感信息的用户,禁言48小时以上,甚至注销帐号。 现在的问题是,”微博信用”体系是不是向中国宣传机构的要求再次举白旗?还是说新浪试图采用迂回战术让审查更透明? 鉴于中国信息政治的复杂性,最佳答案也许是两者都沾边吧。 ~~~~____~~~~ 法新社2012年5月29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原文 ):由于受到政府要求限制微博言论的压力,中国最著名的微博网站出台了新规定,对发表攻击性言论的博主予以惩罚。 这一措施是在政府对微博影响不断扩大感到不安之际推出的。近年来,这种类似推特的微博风靡全国。 微博流行对这个一党制国家政府控制信息传播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超过5亿人,为世界之最。 北京利用一种庞大的在线审查系统,即所谓的”中国防火长城(国家网络防火墙) “,经常封堵互联网搜索,而且给新浪及其主要竞争对手腾讯施压,要求它们限制用户的发帖内容。 不过,当局一直在极力控制微博内容——从抗议消息到有关政治领导人的谣言,在今年晚些时候领导层换届前,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3月份,当局关闭了16家网站,逮捕了6人,因为他们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薄熙来被撤掉重庆市党的一把手职务后传播军事政变谣言。 在这种谣传出现后好几天,新浪和腾讯被勒令停止用户发表任何评论。 根据新规定,新浪微博用户将获得80分初始信用积分,每次违反规定,都将被扣分。如果积分低于60分,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不得再违规,如果积分为零,将被删除帐户。 很多人过去利用巧妙的办法规避审查——比如利用代码字来讨论敏感问题。 有人用”肖申克”来指代盲人律师陈光诚,他最近摆脱软禁,现在到了美国。 ~~~~____~~~~   俄罗斯的报纸5月30日也有报道,有意思的是俄文报纸更多地从对比的角度认为中国的信息管控超过了俄国。如《独立报》在《中国给微博安上计分器》一文中说: 新浪微博28日开始使用新的用户管理规定——用户信用积分制,此举将涉及其3亿微博用户。专家认为,中国当局甚至比俄罗斯当局更害怕网上的公开论争。 新浪微博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微博服务网站,相当于中国的推特。该网站宣布,散布不道德或谋反言论的用户将受到惩罚。每位用户有80分初始信用积分,若发布违反规定的言论,则将被扣分。积分降至零,则将被注销账户。 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指出,中国互联网上的一些言论是被禁止的,因此出现了一种亚文化——讽喻。例如,喜欢谈论政治的用户经常用”天朝”这个词指代”共产党”。大学生有自己的俚语。 卡尔涅耶夫说:”受欢迎的社交网站设立新规以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这在中国已不止一年。国家为防止不良思潮的渗入投入了大笔的资金。美国CNN网站,以及美国和台湾的一些被认为有敌意的报纸网站都曾被屏蔽。社交网站的时代到来后,在脸谱和推特之后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网站,对国内网站的控制更加容易。共产党同时也开始积极利用互联网引导舆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观了坚持爱国主义路线的强国公司。爱国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通常都爱在网上辩论。共产党利用各种手段,对那些呼吁巩固国家的人给予鼓励。” 在谈及网上限制议论薄熙来一案时,这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这起案件让中国人震惊。北京努力借助互联网引导舆论,向民众灌输这只是个案这种意识。也就是说,中国通过利用自己的一种”放”来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但总体上看,中国当局害怕网上的公开论争,他们立马感到自己甚至比俄罗斯当局还薄弱。 而俄罗斯《生意人报》在《中国用长城围住互联网》中则说: 新浪微博启用新规,以防止通过网络发布传言和呼吁搞抗议活动。新规是北京为监管互联网——民众表达对执政当局不满的主要平台——而做出的又一努力。 针对新浪微博用户的新规从本周起实行。3.24亿的新浪微博用户每人都将获得80分的初始信用积分,违规将被扣分。 罚分制标志着对新浪微博的监管进入新阶段。 专家认为,新浪微博使用新规表明互联网审查出现强化态势。早先已有报道说,北京为升级互联网”防火墙”体系投入了1000多万元(约合158万美元)。这样做是为了在秋天领导层大规模更换前期减少对共产党不利的言论。 但网民仍能找到空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中国网民经常利用同音词,即发音相近或相同但写法和意义不同的词。例如,中国异见者”艾未未”在网上被称作”艾未来”。盲人律师陈光诚在网民的笔下成了好莱坞大片《肖克申的救赎》中的主人公。因此,中国的网上”长城”未必能完全堵住这些裂缝。 不过,俄网络专家安东·诺西克认为,北京对网络言论无需过分担忧,因为网络不满言论并非主流。中国几千年已形成很好的经商氛围,人们更看重工作和赚钱的机会。 在谈及借鉴中国经验时,诺西克表示,希望俄当局向中国学习反腐经验,而不是网络审查经验。 另外,CNN和《纽约时报》都对新浪微博的新规则进行了报道。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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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成都圣灯村民房屋遭非法暴力强拆(图)

强行拖开村民 下午4点又开始施工 下午四点五十分,警察在现场,但并未制止强拆行为 (维权网信息员张勇报道)据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圣灯街办建北社区九组村民投诉: 5 月 28 日早晨七点 左右,一伙不明身份人,带着挖掘机到建北社区九组,对她们集体所有的房屋进行暴力拆毁,村民向 110 和圣灯街道派出所报警,大约七点三十分左右,圣灯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一名是自称姓杨的警官,警号为 010386 ,另一名自称叫做陈波,警号为 071058 。 警察到达现场后,询问正在实施暴力拆毁房屋的负责人员,对方拿出一份由中航长城万鼎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与成华区圣灯街道办签订的“建筑拆除协议书”,试图以此证明他们的拆房行为是合法的。 村民们一看协议书,该协议并未允许中航长城万鼎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拆毁村民们的这栋集体所有财产,于是,要求圣灯派出所的两位警官立即制止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但警方并未制止,也未为对方做询问笔录和固定现场证据。不仅如此,该两名警官还到路口去将前来出警的 110 挡了回去。 于是,村民董世蓉、赖香蓉、段主梅等人又到圣灯派出所报案,要求警方立即制止,派出所为村民出具了一份【接(报)处警登记表】登记表只注明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调查,村民要求警方出警去制止正在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警方却让村民去找圣灯街道办事处处理。 村民们对警察说:“我们是来以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报案的,我们的集体财产正在遭到不法毁坏,警察有义务制止不法行为的继续,如果他们有证据证明他们拆除我们这栋集体房屋是合法的,才不属于你们警察管辖,他们不能证明他们拆毁我们房屋的行为是合法行为,你们警察就有义务制止,我们来报案,至少你们应当依据‘公安机关执法细则’为我们出具一份《接受案件回执单》。但派出所民警拒绝为村民出具《接受案件回执单》。 上午 10 点左右,村民们又到成华区公安分局投诉圣灯派出所的这几名警官,成华分局督察警号为 010755 的警官接到了村民,但连记录都未作,一直让村民去找圣灯街道办,一定要将这个故意毁坏村民集体财产的行为,说成是政府的拆迁行为。该警官一直让村民自己去圣灯街办去处理。村民们一再表明,他们到督察这里来,不是说拆迁的问题,而是投诉警察不作为,滥用职权的问题,这位督察却置之不理。 大约 11 点左右,村民们只好又打车来的成都市公安局向市局督察投诉上述三位警官不作为。 在投诉等待督察出来见面期间,这些村民接到还在现场的村民电话说:一名警号为 010833 的警察来到了现场,随便问了一下正在拆房子的人员说:你们有没有合法手续,对方答有,然后警察就离开了。 据这位村民说:警察来了并没有要求他们出示他们拆除行为合法的手续,只是问问,就离开了。 一名自称姓张的警官身着便衣,出来接待了前来投诉的村民,村民们向张警官投诉圣灯派出所的三名警官不作为,要求市局督察查处三名警官,要求市局督察立即敦促圣灯街道派出所制止正在实施的违法行为,张警官记录后答复:关于投诉警察不作为的事情,他们要经过核实后最长七个工作日给村民答复,关于制止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他们马上打电话给成华分局,让他们先行制止,如果对方有合法手续也要去公安机关收集。 村民们出来后回到圣灯乡,一小时后拆毁房屋的行为还是在继续,于是又给市局督察值班室打电话,接电话的一名女警官接到电话后,说上午不是她接待的投诉,她现在马上再打电话去制止,直到下午 16 点,圣灯派出所才出面制止了中航长城万鼎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违法拆除行为可村民们集体财产,但并未对现场进行处置,因而和该公司开始表演猫捉老鼠的游戏。 据前去拍照的村民说:两名派出所警官就在现场,看着有村民他们就出现制止,该单位就停止施工,村民一走警察也就不管,该公司就又开始拆毁他们的房屋。看见村民拍照,派出所警官立即就躲起来。截止下午四点三十分,该村村民的集体所有房屋,已经被毁坏得面目全非。 据了解,这次参与阻止暴力毁坏,报警,投诉的村民有:谢惠勤、严元才、苏文选、赖相蓉、董世蓉、刘敏、范忠平、段玉梅、胡兴龙、陈雪、侯锡望、张乐英、侯锡春、张云祥、周光俊等近二十户村民,而签名证实这栋大楼属于建北九组的集体财产的村民有一百多位现场目击。 部分村民的联系电话: 谢惠勤 15228943678 董世蓉 :13648047851 赖香蓉 :13678030957 段玉梅 :1510826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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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林天悟:勿讓第四權淪喪

【 信報轉載 】下周一便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維園的燭光肯定會風雨不改地點亮。此際正是特區管治班底換屆的春夏之交,時代變革在即,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看來在未來五年、更大可能在未來十年,將會受到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到底是更加靠向一國,抑或堅持守住兩制的防線?觀乎近日接觸的記者反應,悲觀看法似乎佔大多數。 傳媒之所以稱為社會的第四權,在於發放的資訊經過篩選、核實,報道內容對群眾具有公信力,從而達到監察政府的職能。傳媒一旦淪為政權的喉舌,縱使仍然能夠經營,甚至悶聲發大財,但已難取信於民眾,逐漸受到唾棄,變成對社會可有可無的「建制派媒體」,就算是一門賺錢的生意,公信力早已淪喪。 傳媒風骨 歷歷在目 遙遙回看八九六四,那年頭傳媒風骨錚錚,帶動六百萬香港人(當時人口)聲援學運,香港的記者拚命往北京天安門跑,大有不惜灑汗濺血的豪情。當時,記者是備受社會尊崇的職業,那股熱情感動了許多年輕人立志入行,不少人如今已成為業界的中流砥柱。 上周六翻閱《信報》,看到《文匯報》前副總編輯程翔的訪問,內容免不了談及《文匯報》「痛心疾首」的社評。程翔明確地說,那是另一位副總編輯曾敏之出的點子,社長李子誦和總編輯金堯如支持,再經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拍板;他在訪問中強調:「《文匯報》是有紀律的,社論開天窗這般大事沒可能不經上頭(新華社)拍板,張浚生批准這社論,是一剎那閃現人性。」然而,廣場上血與汗迅速洗刷乾淨,經濟起飛,人性只是曇花一現,黨性壓倒一切。 常聽到資深傳媒人說,左派老文人都是腰板挺直,行事做人追求光明磊落,從不掩飾自己的愛國立場,而李子誦先生一生堅持「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贏得左中右業界的尊重。然而,時代在轉,李社長的十六字辦報真言,雖然為「中立報道」下了最有力批著,但是,誠如才子陶傑本月16日在報章專欄所言:「以國際新聞學標準,用這十六字來辦報紙,依然不合格」。 陶傑在文章裏說:「問題出在『有喜報喜,有善必揚』這八個字。政府有什麼『政績』,……若是事實,只須報道。譬如殖民地時代,東區走廊落成,海洋公園揭幕,不必理會是喜訊還是憂聞,報紙三兩百字報道,從不用頭版,更不必用一篇社論拍馬屁。但相反,政府政策出錯,報紙必將鞭伐,換言之,報紙的功能,不必代政府『報喜』與『揚善』,但政府有問題,都必須大幅重點報憂與伐惡」。 為民做事 政府本分 在此強調,筆者認同陶傑所言並無折損李社長之意,皆因傳媒的監察權力,源頭不是來自「中立」,而是來自對當權者的「鞭伐」。管治機關坐擁龐大的公共財產,掌握統治和分配資源的權利,香港政府還奉行高薪養廉政策(近年經常出現高薪養貪——貪薪金,也貪權),薪金福利名列世界前茅,特首薪酬高過美國統總奧巴馬;而香港人出名溫馴易管治,過去的遊行示威從未演變成暴動(未來則難說)。 在這樣有利的管治環境下,幹實事只是公僕應盡的本分,做得好何須放大褒獎?惟回歸以來,政府施政失誤處處,追究問責亦是合理不過,何況政府從來不缺人脈和宣傳渠道,民辦的媒體若仍然甘心為當權者附和唱好,那就是等於放棄第四權。 因此,當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撰文交給傳媒刊登時,如何處理就成為報館的表態時刻。須知道,身為一個地方的候任首長,從他當選那一刻到任期完結為止,都不可能有「個人意見」,也談不上「言論自由」,因為其一言一行都與港人的福祉有關,否則曾蔭權接受富豪朋友「私人款待」,就不會掀起軒然大波了。 梁振英的文章由六份報章同日刊登,分別是《明報》、《晴報》、《新報》、《文匯》、《大公》、《商報》,內容質問立法會議員以拉布阻礙新政府改組,對市民有什麼好處?指市民對新政府有期望,應該讓新政府團隊齊整地在7月1日全體就任。 這篇「未來行政長官」稿件,被當成特稿或來論處,以「無添加」方式直接出街,報章版面成為官方通告的傳聲筒,許多行家均質疑是否妥當,為什麼不是當新聞去報道,然後加上學者議員的評論?關乎行政長官的看法,為什麼不是由政府新聞處公告?只給個別傳媒,抑或所有傳媒都收到?是不是屬於有稿費的「投稿」方式?為何選擇用這種方式發聲?期望喜歡指點傳媒的候任特首辦高人公開回答。 擴大班子 有責查明 行家談論得最多的「公信報」,該報號稱本港中文報章之中公信第一,但特首選舉期間,政界人士公開質疑它是「挺梁派」,縱使報社多次發表社論否認,但仍未能讓外界釋疑,如今又刊登一篇官樣文章,往後將更難「洗底」。 更大的爭議來自「公信報」翌日的社論:〈與其七一前為難梁振英不如七一後監察梁班子〉,調子跟梁營同出一轍,指立法會應先通過新政府改組議案,日後再觀察官員表現;標題上「為難」一詞是負面用語,有責難阻礙者、斥責阻礙無理之意。該篇社論在面書和討論區廣泛流傳,反應滿是痛心和失望,認為跟梁的文章互相呼應,報館內部亦有不同意見。 本欄曾經寫過,社論關乎報社的立場,下筆前必須由高層人員討論和擬定內容,再由特定人選執筆,絕不是個人意見欄目。如今立法會內各黨派尚且對新班子滿是疑竇,除了新增大量職位、涉及逾七千萬元公帑外,當中會否有政治酬庸?人選是否恰當?過去問責制令市民大失信心,政府推出前都大談先讓人選上任,然後再「聽其言、觀其行」,然後呢? 答案是,職位不斷增加,局長不行?就請團隊幫忙,團隊不行?就找顧問,顧問不行?再換……。七一後有沒有新管治班子都好,香港也不會變天,但改組成五司十四局後,肯定易請難送,面對一個不由人民授權的新政府,哪間傳媒充當抬轎者,都是等於斷送第四權的幫兇,何必呢! 痛心,是因為仍心存希望;正如六四的燭光不滅,代表人心不死,傳媒同業,請慎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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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陶傑兩論文化局

有鬼呀 2012年05月27日 香港特區本來不需要什麼「文化局長」;香港的「文化人」、「知識份子」不斷在吵嚷,於是梁振英說,有了,不過你們沒份,委任紅大姐許曉暉來當。 「文化界」又吵了,說許大姐不懂文化,外行領導內地,文化局,他們說寧願不要了。「文化界」說:至少,該像台灣一樣,看,人家的文化局長,是女知識份子龍應台。 特區「知識份子」文化人之幼稚,就在這骨節眼上現世了,台灣是民選的國民黨中華民國,而特區的「宗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政策基因」,是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而來,文化是一種「工作」。凡有工作之處,會有「工作組」進駐,文化不是任你「發展」和「促進」的,「文化」必須「領導」。 特區的「知識份子」和中國情懷的「文化人」愚蠢之處,在於他們不僅不了解中國,不知道現代史,他們更像一群玩碟仙的街童。 「碟仙」是什麼遊戲?碟仙是一種召喚遊魂野鬼的通靈遊戲。在這個迷離世界,大家都知道,四圍有許多鬼魂的大氣電波。不論光天化日,還是午夜月圓,你做你的人,你走你的路,不要主動去惹鬼,鬼不會哄找上你。 但幾個兒童玩「碟仙」,攤開一張圖紙,當中覆蓋一隻小碟子,一起閉上眼睛,把幾個小中指,擱在碟子中央,唸唸有詞:碟仙、碟仙,香港要有一個文化局,要有文化局長呀,要有一套自由民主的文化政策呀……幾張嘴巴不停嘮叨,唸着唸着,你沒有推,他有沒有挪,碟子忽然神秘地動了── 碟仙給你請來,然而,誰都知道,碟仙請來容易,送走難。碟仙野鬼請來,牠不會離開,碟子越動越快,小手指想按也按不住,幾個小孩,最終口吐白沫,瘋癲成狂,要叫醫院的白車。 香港的「文化人」,就是幾個玩碟仙的天真的兒童。他們不斷要請碟仙,現在,碟子動了,碟仙反過來,要上你的身,要把你吃了,嘩,有──鬼──呀──旁觀者笑得打跌,白車來了,圍觀的一個智者說:這班儍仔,拿屎上場,抵佢死啦──活得不耐煩。 法國文化部長 2012年05月28日 台灣馬英九委任了女知識份子當中華民國文化局長,深得香港文化知識界都流口水:為什麼人家的人選如此高貴,我們得到的,只是一個沒文化的紅色大姐? 不必羨慕台灣,因為台灣文化局長用「知識份子」,當然絕不是馬英九的原創,而是模仿白人「西方先進國家」。 「文化部長」這個職位,是法國人首創。六十年代,戴高樂委任小說家、文藝評論家馬羅( André Malraux)出任第一任文化部長,在大西洋兩岸引起震動。馬羅不是什麼 AO官僚,他的小說主題反叛,對於文學藝術,馬羅別有洞見。主張與西方以外的人文精神交流,尋找「人類的文藝」( Arts of Mankind)。 馬羅不但是文學、美術、宗教的博學之士,他放下筆,還能拿起鎗參軍。馬羅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協助共和的西班牙建設空軍,還在戰役中負傷。第二次世界大戰,馬羅加入法國反法西斯的游擊隊,一度被德國蓋世太保拘捕。他一面當兵,一邊寫小說「天使之戰」,輾轉撿回一命,戰後成為英雄。 馬羅還以探險家遠征過殖民地柬埔寨,在森林勘察佛寺,此行令他對亞洲古典文化沉迷。戴高樂看中他的國際視野,起用為第一任文化部長,聯絡亞洲的文藝家,中國女小說家凌叔華喜歡畫畫,也就是徐志摩的前女友,在倫敦的家裏,就很得意地向我展示馬羅給她寫的信,那時候,中國知識份子能與馬羅通信,比今日認識到中南海領導人更有面子。 馬羅文武雙全,有十九世紀拜倫的餘風。英國的沙漠梟雄勞倫斯,也是這一派,叫做 Intellectual Heroism。日本偉大的小說家三島由紀夫,也受了馬羅的影響,抑鬱而剖腹自殺。 法國人是天生優秀的民族,所以有馬羅,其他國家崇洋而抄襲,一定走樣。譬如中國在「文革」時期,文化部長于會詠,是一位作曲家,不但追隨江青,還整肅迫害文化人。這是中國的基因。自從法國之後,美國也沒敢學,白宮從不委任什麼文化部長,因有自知之明。台灣竟敢模仿,膽子已經大得生毛,特區香港也想有?哈哈,廣東道一個山西大嬸買一隻 LV,不就以為有了氣質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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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畢培曦:我的老師

【 明報專訊 】我常對學生說,在大學中要是沒碰到一個教授或一門學科令他癡迷沉醉的話,四年大學的時光就枉費了。 也許我這樣誇大,是因為我是幸運的。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修讀本科課程時,我遇上一個令我癡迷沉醉的教授,亦因她的帶引,讓我從動物學轉投植物學,進身一門令我癡迷沉醉的學科。她令人對植物癡迷沉醉的魔法,不單影響我,也影響了我的學生和我學生的學生,令他們癡迷沉醉。 記得那是69年一月初的一個下午,是新學期的開始。午飯過後,我們回到課室上大一下學期的生物課。等候老師來時,大家都興高采烈地聊天,分享上學期期終後所碰上的趣事。冷不防走進了一個女的,一瞬間,大家都噤聲停下來。她個子不高,大概五十多歲,頭髮簡單整理,鼻樑上架着一副金屬框架眼鏡;穿著略嫌過寬的陳年襯衫和毛背心,舊牛仔褲,布運動鞋,腰間還掛了條帶點灰色的「祝君早安」毛巾。這個女的二話不說,逕自走到黑板前擦掉黑板上的粉筆字。大家略頓沒兩秒,心想她只是個清潔雜工,就無拘無束地繼續傾談。沒想到,這雜工轉過身來,就開口用英語上課。這時,我們才驚覺,她,就是那位由哈佛大學借調來的教授。接着,她在黑板寫上第一句話﹕「Why Plants?」 樸實無華的「清潔雜工」 胡老師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她的樸實無華。跟她到野外採摘標本,就像陪着一個鄉下農婦到山上拾取柴火。有一次和兩名同學跟她往大嶼山調查,沿途她給我們講解不同的植物,沒多久,每人都已經背着兩個裝滿標本的垃圾袋;到中午時,大家在登上大東山的小路旁小休,吃點乾糧。碰巧有三個美國遊客經過,胡老師就用英語打聲招呼,那些遊客亦趁機停下來休息,還沒聊上幾句,發現我們是中大的老師和學生,他們就變得親切起來,當他們進一步發現胡老師是哈佛大學來的教授,立即變得肅然起敬。胡老師就是以一身農婦的裝束,在野外結識了麥理浩夫人和許多中外籍的植物發燒友,並締成莫逆之交。她的樸實和節儉,貫徹在生活中。但她總不會忘記厚待別人,早年在大陸封關時,她就省吃儉用,訂購學報和抄寫資料,寄給國內的同行;甚至在晚年病後住在老人院、由外籍家庭助理給她餵食時,她也要院方同時為助理預備食物,陪她一同進食;若讓她放縱一下,嘗幾口雪糕,也必須多買一杯給自己,否則她會堅持要我們與她一同分享。 華南植物研究所的賈良智師兄和我編寫《香港竹譜》時,在香港發現幾種新種;其中一種長在中大校園和九龍金山郊野公園的竹子,姿態秀雅優美,我們立時想到以胡老師的名字命名。一方面紀念她在香港和國內外植物學上的貢獻,並感謝她栽培教導之恩;另一方面,因竹子不靠顏色香味取巧,而且竹節中空,就如胡老師的樸實和虛懷若谷,與她極為匹配。如今老師已主懷安息,但秀英竹仍向我們繼續展示她的風華。 胡秀英生平 江蘇省徐州出生,於女子學院念書,畢業於哈佛大學。1949年中國政治不穩,她留在哈佛展開植物研究工作,參與世界最大的植物標本館之研究,1968年加入中大,她常說,自己是吃哈佛大學的飯、研究中國植物的人。 她是冬青、錦蕨、蘭、菊科等植物的世界權威、中文大學植物及中藥標本館和中藥園的建設人、首個獲取Radcliffe學院獎學金到哈佛攻讀博士學位的女性,她的著作超過百份,包括記錄所有中國人會放進口的植物的《中華食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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