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

网络实名:杀光天下的公鸡,就能阻止黎明到来?

12月28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网络实名制为其中一项核心内容。这则决定从消息发出到审议通过仅仅过了一周的时间,立法之迅速让人咋舌。大量网民对这项立法非常不满,不少人认为官方的这系列动作和近期愈演愈烈的“网络反腐”有关。也有许多网民认为既然网络需要实名,则官媒上冠以“马碧”、“单仁平”、“莫津津”等笔名的评论文章以及“有关部门”、“有关专家”等指代也应该进行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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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德润:《人民日报》御用网友遭人肉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名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网络管制评论文章,引起各界诸多批评。网友人肉搜寻后,发现文章作者莫津津是《人民日报》的知名御用网友,只要编辑需要时,莫津津的评论就会随时出现。网友批评,政府自己本身就在实行匿名制打压人民,竟然还要求人民实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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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连曝官员丑闻

北京——贪官们大批购置豪宅,购买3万美元(约合18.7万人民币)一只的瑞士名表,或是弄来足够的不义之财为情妇购买保时捷(Porsche),对于这样的故事,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 然而,上个月末,当中国西南部一名胖嘟嘟的共产党官员与一名18岁女子发生性关系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时,就连那些对此类事件最为不屑的市民也有所注意。当地的共产党监察机构也开始关注此事,并将该官员免职。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的记者朱瑞峰曾在自己的网站上曝光了100多件涉嫌腐败的案例,其中就包括雷政富的丑行。 对于那些进行欺诈、偷盗和贿赂的中国官员来说,这段日子尤其难熬。自从地方官员雷政富被迫成名之后,一连串其他官员相继曝光。尽管他们通常都会大呼冤枉,但在党内调查人员对他们的卧室和银行账户进行搜查之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被撤职。 在共产党新一届领导人走马上任后的几周内,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了一系列让人头晕目眩的丑闻,消息则往往来自民间的举报者。其中最突出的包括:山西省某区人大代表与四名妻子育有10个孩子;云南省一名吸鸦片成瘾的地级领导攒下了23套房产,其中有六套在澳大利亚;湖南省某官员拥有1900万美元来源不明的资产,还曾在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送给她3.2万美元现金。 本月早些时候,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在其网站上写道,“反腐风暴已经来临。” 如此大批量的丑闻被曝光,说明中国新一届的领导层可能会以比前任更为认真的方式解决任人唯亲、行贿受贿、纵情酒色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国营企业、地方政府乃至表面寒酸的负责监管卫生的居委会当中广泛存在。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即将就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曾警告称,如果不能遏制腐败,共产党的统治就会受到威胁。他讲话几天之后,反腐行动就拉开了帷幕。 “情况变了,”现居北京的记者朱瑞峰说。他曾在自己的网站上曝光了100多件涉嫌腐败的案例,其中就包括雷政富的丑行。“以前,涉及性丑闻的官员可能要过十天才会丢掉乌纱帽。这次只花了66个小时。” 齐放在中国西部的某个小城市担任公安局长,他的放荡行为恐怕足以让他获得原创故事奖。一名网络爆料人本月透露,齐放包养了一对年轻的姐妹。巧得很,这对姐妹也在公安局谋到了差使,并且同住在由公家出资的一套公寓里。 齐放丢了官,之前却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并纠正了故事的一个细节:与之前的报道不同,这对姐妹并不是双胞胎。 分析人士称,虽然最近曝光的这些丑闻充斥着淫秽下流的情节,但目前还无法得知,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是否有决心和勇气向党内无所不在的腐败行为发起一场不留余地的战争。 他们指出,最近的大多数丑闻都是由记者、匿名市民或者心怀不满的同僚曝光的,这些人的手段是在网络上发布照片或其他谴责性指控,迫使当局予以回应。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大多数下台官员的官位都比较低。 中国一家大互联网公司的经理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封杀网上的谴责言论,实质上是在支持全民反腐。但他说,人们都心知肚明,高级官员是不能碰的。 “就目前而言,这种行为都是自发的,”这名经理说。因为此事具有政治敏感性,他不愿公布公司名称。“但我们也知道底线。” 本月,具有创新精神的新闻杂志《财经》的副主编罗昌平在自己的微博上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从事非法交易。罗昌平还在微博上指控刘铁男学历造假,并曾威胁要杀害自己的情妇。因为涉及政府高官,这些指控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都说,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尽管刘铁男否认自己行为不当,罗昌平的言论仍然没有被审查者删除。 在网络上曝光官员不当行为的记者朱瑞峰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了雷政富五年前与一名18岁女子在宾馆翻云覆雨的视频,网站却在此后的一个月当中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朱瑞峰说,过去爆料之后,他的网站往往会遭到屏蔽,通常还会有来势汹汹的安全官员登门造访。 朱瑞峰惊喜地说,“这次我接到北京警方的电话,说的却是他们得到了保护我的指示。” 朱瑞峰手中还有四段可以让人身败名裂的视频。他已经承诺,一旦确定了视频主角的身份,他就会公布这些视频。 由于中央政府尚未出台任何新政策,许多中国人只能去琢磨习近平及王岐山的言辞。王岐山是新的中纪委书记,中纪委负责调查党内人员的不轨行为。 11月15日,习近平在就职演讲中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报道称王岐山敦促官员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这是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19世纪的著作,分析法国贵族穷奢极欲最终走上断头台的事情。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毅对《21 世纪经济报道》说,王岐山的讯息很明确:“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 这一警告似乎在党内产生了一些影响。周一,《东方早报》报道说,至少有两个省的房产中介称他们疲于应对急于出售房产的政府官员,那些官员不想因为房产招致调查。 最近,广州市前基层官员王宝林因账户中有330万美元来源不明的收入而受审,从中可以一窥腐败盛行的程度。王宝林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受贿是他惟一的选择。他说,“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 习近平并不是第一个指责官员恶习及腐败的中国领导人。即将卸任的中国主席胡锦涛曾说腐败是“社会的定时炸弹”。前总理朱镕基曾宣誓愿为反腐斗争献出生命。1998年,朱镕基就任总理时说,“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朱镕基至今健在。朱镕基刚卸任,其子朱云来就当上了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的负责人。 批评人士称,党内精英担心,任何大范围反腐行动都有可能危及他们自身,因为他们有许多亲属因为靠近权力而获利。尽管即将卸任的温家宝总理形象清廉,但是《纽约时报》于10月揭露, 温家宝的直系亲属拥有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 。 7月,彭博社 报道 ,近年来习近平的许多亲属都过得不错,尤其是他的姐姐。他的亲属握有价值以亿美元计的公司股权,还在香港拥有至少6处高端房产。 报道并没有说习近平或温家宝在亲属们的商业交易中获利。但是长期以来,高官家人通过关系致富的消息一直都让许多中国人恼火。 一位认识几名高官的商人说,网络上的谴责让这些高官有所收敛。他说,“铺张浪费和贪污腐败暂时会少一些,但胡锦涛刚上台时也是这样,你再看他卸任的时候,又成了什么样子。” 官媒已经开始敦促大家谨慎行事,北京的一名报刊编辑说,宣传部门的官员一直在试图限制曝光行为。专家称,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甚至仍然拒绝考虑根除腐败的关键手法:政府透明、制衡体制、媒体自由及司法独立。 李新德办了一家揭露腐败官员的网站,他说:“没有有效的制度,反腐运动就只能成为一种清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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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处分泄露房叔住房信息者是纵容腐败

作者: 苗蛮子   广州“房叔事件”背后的舆情,可谓一波三折:广州番禺区城管局有22套房的“房叔”蔡彬被网络举报后因涉嫌腐败被查,“房叔”的处理结果尚未出来,官方却宣称泄露“房叔”房产信息者被撤离岗位并记过;同时,广州市房地产档案局采取一系列堵漏措施,其中包括关闭了阳光家缘网站提供的“验证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证明真伪”和“查验房地产登记基本内容”的功能。 这种处理方式,想不引起公愤都难。不过,在说这事之前,不妨先来看看同期报道的另一则饶有意思的新闻:有媒体报道称,江苏、广东多个城市出现官员暗地抛售多套“灰色房产”的现象。尽管灰色房产的确切数量一时还难以考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多地官员放盘出售现象,无疑只是灰色房产的冰山一角。由此而反证的是,被曝光的“房叔”显然并非个案,而不过是庞大的灰色房产群体中的九牛一毛。从“房叔”到官员抛售房产,足以说明房产已成为官员腐败的重要载体。 如果说中国官员的腐败程度,到了如坊间所说的“隔墙随便扔一块砖都能砸到官员”的地步,那么官员与灰色房产的关系,似乎也可以适用于“隔墙扔砖”论——虽然这种说法只是人们的感官认识,而且未免有些夸张,但也不可否认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对于官员拥有多套乃至几十套的灰色房产,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官员腐败的产物,但这也恐怕是一个连小孩都能回答的问题。 “隔墙扔砖”论所指向的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腐败官员数量的多寡,更多的恐怕是一个“愿不愿意扔砖头”的问题;而对于灰色房产而言,则是一个关于权力部门“想不想查”的问题。不可否认,一些官员将部分灰色房产过户给亲友,由此而增加了查处的难度。但说到底,在技术上核查官员的房产信息并非难事,关键就看纪检部门的意愿和决心。事实上,广州“房叔”“房婶”案,即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有力的佐证。 官员之所以抛售灰色房产,原因据说有二:一是市场不景气,资金偏紧;二是出于对被查的担忧,而提前为转移资产到海外做准备。不难理解官员的这种忧虑心理,毕竟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房产,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要是哪天倒霉起来,也难保自己不被“砖头”砸中。不过,官员们也大可不必如此人心惶惶,做出一副狗急跳墙的模样。毕竟无论是“表叔”还是“房叔”,还是其他的什么叔,被网民揪住的还只是个别倒霉蛋。何况,从广州对“房叔事件”的处理方式中,官员们似乎也可以提振点“精神”来的。 不是么,“房叔”以网曝形式而大白于天下,本来就反映出相关部门工作的滞后乃至不作为;而今,“房叔”尚未处理,便先行处理了举报者,这难免让人产生“权力护短”的遐想,有部分专家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明显的打击报复”。而相关部门所采取的一系列堵漏措施,更使公民原本有限的知情权雪上加霜,由此而引发人们对网络反腐前景的担忧。 对于“房叔事件”,我们显然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普通的隐私侵权案件,而忽视了“房叔”的官员身份;也正因这种特殊身份,也就不能机械地将工作人员受处分与“房叔”因贪污被处理割裂开来。表面上,这看起来是两件事,但实质上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以现代政治伦理规范而论,官员首先作为公民,无疑也享有隐私权并受法律保护。但官员享有的隐私权是有限的,官员财产状况这类可能影响到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理应为公众所知悉。尤其是重要岗位干部的财产信息,更不应该成为隐私,而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在隐私权的保护上,官员的个人生活一旦涉及公共利益,法律毫无疑义地应优先保护公众的知情权。 就此来说,工作人员泄露“房叔”住房信息,恰恰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监督权的体现,这种行为虽然在程序上有瑕疵,但结果却是正义的。因此,在处理“房叔事件”时,固然捍卫程序正义很有必要,但在如何处罚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大的考量空间,比如可以因这种行为符合公共利益而减轻处罚;甚或者,也可以由相关部门来承担——毕竟,公开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原本就是政府部门的应尽之责,然而现实却是公民了解官员财产的渠道极为有限,而只能被迫以“内部泄密”这种有违程序的方式来实现,这本身就是政府部门失职的表现。 说到底,当前公众的反腐冲动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合理性并无冲突,民间反腐之所以出现结果正义但程序不正义,乃至伤及无辜而沦为“以恶制恶”的尴尬局面,原因就在于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公开乏力。显而易见,化解这种尴尬局面别无他途,只能寄希望于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公开制度化。惟其如此,官员的个人隐私权才能实至名归,民间网络反腐也才可持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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