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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在风风雨雨中传递法治薪火 进入专题 ： 法治    ● 周大伟 （ 进入专栏 ）   　　 　　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里，中国法学界有两本非核心法学书刊在坎坷中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一本叫《法学家茶座》，另一本叫《律师文摘》。 　　《法学家茶座》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推出的一本连续出版物，由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教授担任执行主编。在”茶座”里的作者，基本都是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但文章却始终保持着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风格，讨论的也都是读者感兴趣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些特点使得《法学家茶座》既不同于专业性的学术刊物，也不同于直白如水的实用读物，而是自创了一种格调清新、品位独具、雅俗共赏的风格。 　　《律师文摘》则是以律师职业群体为主要读者的文摘类读物。主编孙国栋先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和编辑。据说，10年前，不知是什么原因，一些有权无识的人匆匆停办了《中国律师报》。 因此致使孙国栋等年轻人”趁虚而入”，办起了《律师文摘》。今天看来，真应该感谢当年那个”美丽的错误”。 　　这10年来，面对网络媒体对纸质媒体的冲击，面对经费筹措、出版发行等实际困难，这两本法律读物一路走来，能坚持到今天十分不易。然而，它们却赢得了无数读者的敬仰和热爱。 　　有一位读者给何家弘先生来信说，他是一个常年往返于京广铁路线上的火车司机，《法学家茶座》是他最喜爱的书刊，读起来常常爱不释手，几乎每一期都不想错过。只是因为工作忙碌，有时工休时赶到书店里，最近的《法学家茶座》已经售完，他觉得很沮丧，为此希望能从编辑部直接购得它们。家弘先生和同事们商议后，决定和这位火车司机联系，免费为他补齐了所有缺册。 　　有一位民间法律爱好者，因为自家的房子遭遇野蛮拆迁，被迫自学法律知识，如今已经成为京城内小有名气的”公民诉讼代理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送给他两册《律师文摘》，他竟两天两夜捧读无眠。第三天，他找我索要《律师文摘》编辑部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用他特有的高音嗓门告诉我，他从今天起，开始崇拜一个名叫孙国栋的人，他不仅要买齐以往的各期《律师文摘》，而且要把今后十年的《律师文摘》预订费一次性交齐。 　　在前不久召开的《法学家茶座》十周年庆祝会上，主编何家弘教授说，今天在座的都是法学家，有现在的法学家，也有一些是未来的法学家。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去努力，做到以法为家、知法如家、爱法似家、奉法胜家。这也是我们创办《法学家茶座》的一个宗旨。 　　《律师文摘》的经历更为悲壮，这本刊物十年里数易东家（出版社），东躲西藏，屡败屡战，好像是寒风中的一团火，经历了难以言喻的坎坷和艰辛。每年冬去春来之际，《律师文摘》的年会就在某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里举行。前来参加年会的法律界人士们，走进这个气氛热烈而轻松的会场，似乎可以暂时忘却大门外尚未远去的寒意–好像大家正围着《律师文摘》的火炉在抱团取暖、诉说衷肠。就在前不久的2013年3月3日下午，《律师文摘》的年会再次遭遇”被迫临时变更会址事件”。孙国栋当即表态：”此事再次表明，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法律人依然心怀恐惧。但为了我们多难的民族，为了我们无辜的子孙，我们不该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 　　中国的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乃至官场宫廷文化都很发达，但是我们的法治文化似乎很不发达。不过，这几十年里，法治文化却像是这样一种精灵：它无边无际地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扩散和蔓延，– 没有血和火的革命及战争，也不是领导人的政治口号，更无需惊天地的改朝换代；它表面上不着痕迹，却又如刀似剑，刻画和改变着这个古老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可能已经注意到，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各种媒体上，开始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一批接受过现代法律教育并正在从事着不同法律工作的法律人，其中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公务员和法律学者等，正通过各种传播工具向社会大众传播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的思想；同时，他们作为一群有爱心、有抱负的法律职业人，一直持续地关注并大胆揭露社会各种黑暗现象。在过去的世界历史里，类似的现象在很多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不乏先例。这个独特群体的浮现，似乎预示着这些活跃在中国改革舞台上的的现代法律职业群体，正在书写着当代中国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篇章。 　　我们都知道，依法治国不易，法律业者艰辛。法治的发展是一个艰苦和漫长的过程，我们今天正处于这个过程之中。一个哲人说过：与其赌咒黑暗，不如点亮一支蜡烛。也许，正是门外还有暗色，才赋予了一支支蜡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法学家茶座》和《律师文摘》就无愧于这样照亮暗处的蜡烛。 　　我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时，何家弘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在我们班里一直像是位淡定、睿智的兄长，我们平时都叫他”老何”。我记得老何身怀一个”绝技”–可以在风中划着火柴并用手掌护住火苗，不让火苗轻易熄灭，然后可以替别人把香烟点燃。我们有同学问他如何练就这个绝活，老何说，早年当知青插队在草原上放马时，实在闷的无聊，便手持一盒廉价的火柴坐在草地上”反复练习”，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如果以下的联想不算牵强的话，我以为，这些年来，《法学家茶座》和《律师文摘》就像是被老何、国栋和他们的出色团队小心翼翼地包在手掌中的一团火。我希望这团火在风中继续燃烧下去，永不熄灭，给我们这个社会持续不断地带来温暖，带来光明。 　　我们这一代法律人，在很多年前，或许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进入了法律职业的殿堂。尽管一直心怀惆怅，但仍感到生逢其时。当年填写大学入学志愿的那一个不经意的触点，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般戏剧性地打开，纷纷扰扰又灿烂缤纷。今天，法治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不离不弃的宿命。无论何类强人沉浮，我们都希望人治寡头的幽灵远离；无论世事多么纷纭多变，我们都希望依法治国的大道不变。 　　夜深人静，想起美国电影《保镖》中的一幕，凯文.科斯特纳端坐在幽暗巨大的客厅里，孤独、深沉和从容，似看到远处惠特尼.休斯顿一袭白纱从天边走来，一曲《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将总是爱你）慢响起：Bitter sweet memories, this is all I am taking with me! （苦乐参半的回忆，是我能带走的所有东西！） 　　在苦乐参半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始终衷心祝福《法学家茶座》！祝福《律师文摘》！ 　　 　　作者注：此文系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稿的未删减版。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韦森：中国改革拖不起 进入专题 ： 中国改革    ● 韦森 （ 进入专栏 ）   　　 　　改革成为中国各界的共识，正在召开的中国“两会”亦再度聚焦于此。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在新著《大转型》中指出，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已非要不要进一步改革，而是早改或晚改、如何改和向何处改。值其中文繁体版出版之际，FT中文网获得授权，独家刊发其序言。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经过1978年以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经历了30多年超过9%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已显下移迹象，而发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已成了中国政府新领导人乃至社会各界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 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商业诚信缺失，因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土地失地、环境污染等原因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发生和积累，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此起彼伏，也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 　　当今中国社会不时发生且不断积累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正在呼唤着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这正在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也为中共十八大新推举出来国家领导人所承认。中共中央十八大报告一方面写入了“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十八大一结束，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后所举办的第一次政治局学习会上就明确地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2012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也表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他还提出“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即得]利益。”因此，李克强主张要“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 　　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了，而是早改或晚改，以及如何改和向何处改的问题了。未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如何改？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之路如何走？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到底如何走？这已经是摆在当今中国政府和13亿中国人面前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数千万港、澳、台和世界其他地方关心着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海外华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部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文章，正是围绕着上述问题而撰写和展开的。 　　 　　以财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 　　 　　这本文集2012年7月由中信出版社初版。出版发行后，在中国大陆反映较好，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中，就已经印行了三次。现在，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外繁体中文版。借此机会，笔者谨向广大的海外读者呈达这样一个信息：虽然收入这本书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些财经和时政评论，然而，笔者宁可自己把把每一篇文章均看作是理论思考，而不是简单的或单纯的现实描述。尽管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数据和事实，但这本书的大多数文章均指向未来，即本书的主旨不仅仅是描述和解释当下，而是从现实问题中思考和探索未来中国当走的路。 　　这本文集第一篇的十篇短论在于把脉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现状——包括成就与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国内外一些媒体人士所热炒的“中国模式”问题。首先，这一组文章分析和回顾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的市场化。在这一组文章最后一篇“入世十年和未来十年中国的选择”一文中，根据当下中国大陆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公民对未来良序社会之憧憬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12字箴言，对这部文集的理论宗旨和核心理念做了明确表述和澄清：法治民主政制下的良序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但是如何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如果走向一个良序的法治国家，才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在第一篇的文章分析现状和提出问题后，第二篇则从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增长和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讲到未来中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可能的和可行的演变逻辑。经过研究现代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一般法则和现代国家民主政治的实践，笔者与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相信，民主政治，说到底是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不会被政府公权力任意攫掠和侵犯的一种制度安排。现代民主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支出要受民意和民主推选出来的代表所实质性制约的一种现代政制形式。由此，我也在这一篇的许多文章中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未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与法治国建设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和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上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即纳税人通过自己所选出的代表，并通过一定法定程序对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监控和审理，以确保期使用的得当，这才是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最基本和最核心问题。由此，这些年我与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的蒋洪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教授等学者一起，一直在利用一切场合不断地宣讲这样一种看法：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就要把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具体说来，要从制衡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支出要受到人民代表的立法机构的制衡与监督开始，构建起公开、透明、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考虑修改中国的预算法以及宪法中有关政府征税权的条款，明确把政府征税须征得纳税人代表的同意以及政府每一笔预算支出都要经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审议批准这类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条款写进预算法和中国宪法。 　　 　　《预算法》修订与预算民主 　　 　　与2012年7月中国大陆出版相比，这次海外繁体版新增了笔者新近发表的有关中国的“预算法”修订的四篇文章，并在后面加了一个附录四：“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的五点修改意见”。这个“修改意见”的缘起是，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2012年7月6日挂在中国全国人大网上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后，我们发现，这次预算修正案，尽管在一些具体条款和用辞上看似有所进步，但许多实质性条款上却有重大的倒退，离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我们估计，如果让这一“预算法修正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通过，将会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运行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参这一海外繁体版第二篇所收入的最后四篇文章）。发现这些问题后，由我牵头，由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所共同组织，于2012年7月25日在上海举办了一次《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一下简称“二审稿”）专题讨论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天津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李炜光，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院长吴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教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岗研究员，以及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与管理学院院长马骏教授（书面交流与参与）等近20位长期关注这个问题的国内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经过一天的热烈和紧张的讨论，我们达成了几条基本共识，并初步形成了对整部“二审稿”的逐条修改意见。会后，我们又通过参会专家网上多次反复提出修改提意见，最后达成了我们的全面修改《预算法》的共识，并在2012年8月5日全国人大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关闭日期之前，通过全国人大的官方渠道正式向人大法工委提出了我们对新《预算法修正案》逐条的和具体的修改意见。收入本书的这一版“附录四”，正是我们通过官方渠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提交的我们的五点基本共识（已经在国内公开发表）。 　　借此机会，我这里谨向海内外广大读者交代两点： 　　第一，正是通过我们这近20名长期关注预算法修订的参会专家、学者的共同意见，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专家、学者、全国人大财经委和中国央行领导，乃至关注这个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改变了这次预算法的修改进程，即全国人大常委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在8月底三审“二审稿”，也没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讨论、审议和通过新的《预算法》修正案，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则决定本届人大不再审议预算法修正案。由此也可以说，笔者也和这些年参与预算法修改讨论的全国许多专家一起，向社会和读者交了一份有意义的答卷。 　　第二，尽管在本书第二篇的这11篇文章反复讲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预算民主应该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因而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和政府财政收支要受到实质性的监督和制衡开始，但是笔者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没有选举民主，即没有纳税人自己能真正选举代表进国家立法机构来制衡、监督和批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预算民主对当代中国大陆13亿公民来说，将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和梦想。因而可以认为，本文集第二篇的这12篇文论和访谈，以及第五篇有关中国预算民主建设的一些文章，尽管大多看来好像是以提出具体改革方案的形式出现的，但实际上笔者宁肯把这些文章视作为对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所做的“知识普及”或“启蒙”，而不是提出现在就能付诸实施的且具体可操作的改革方案。笔者由衷地相信，只有大多数中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了，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政制建设才能真正起步，中国才会“动真格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通货膨胀与货币内生论 　　 　　本书第三篇是关于近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动态的近20篇文章。真正了解现代货币经济学和熟悉我研究思路的学者或学生也许知道，这一组文章，才是我这几年投入研究精力最多、且最可能有点细微的理论价值和学术贡献的作品。 　　自2007年之后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不时有国内外纸面出版媒体和网络媒体给我约稿，邀我就当下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格局及其走势写些文章、发些议论、做些访谈。从某种程度上，撰写这些宏观经济时评，是被媒体界的编辑和朋友们“拖下了水”。尽管如此，笔者从一个多年研究制度经济学、经济哲学、语言哲学与道德哲学的纯思辨理论的思考者，转而撰写这些“形而下”的宏观经济时评和政论，丝毫不后悔。这主要是因为，正是基于自己的思辨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现实经济与社会问题，才得出了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界人士一般不同的理论判断和见解，且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几年自己的一些宏观判断和见解，已被现实证明是“站得住脚的”和“大致没错的”，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觉得是“离谱”、需要“隐藏”和“事后修改”的。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内外许多经济学界的同行、朋友、学生乃至财经界和媒体界的人士对这一组文章还是比较认同的，其中一些文章和观点也曾为一些政府决策层人士所认可和赞赏。 　　这里仅举一例：当2010年下半年之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开始抬头时，许多经济学家、金融学家、财经界人士都在责骂中国央行在“超发货币”，而许多经济学家和财经界人士乃至普通人都断定中国前几年的CPI快速上涨的原因是央行“增印钞票”的结果。可是，到现在又有几位经济学家能真正明白，从2009年到2011年，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并不很大。从央行所能查到的数据来计算，在2008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为47.51万亿元；到2011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则达到85.16万亿元，3年净增了37.65万亿。在全社会都在责备中国央行在超发货币时，有多少经济学家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和数据：2009年，央行净投放基础货币才2，130亿元；2010年净投放8，895亿元，而2011年净投放19，070亿元，故3年期间，中国央行才共增净投放基础货币 3万亿左右。即使算入这3年狭义货币M0净增量1.65万亿元（即印发出的钞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3/0104/c353935-20087269.html 新闻学研究的最高奖项——记第六届吴玉章新闻学奖评奖活动 2013年01月04日16:24      来源：《 新闻爱好者 》2012年12月上半月刊 2012年10月3日，第六届吴玉章新闻学奖颁奖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举行，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胡泳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林爱珺的《知情权的法律保障》、吴廷俊的《中国新闻史新修》、王润泽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等五部学术专著获奖。 奖掖精英、弘扬学术——吴玉章基金和吴玉章奖 为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同志，中国人民大学于1983年设立了吴玉章奖金基金，2002年更名为吴玉章基金。现任基金委员会名誉主任为李鹏、宋平同志，主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同志。 吴玉章基金设立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以下简称“吴玉章奖”），该奖面向全国，主要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人文社会科学论著，旨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吴玉章奖每五年评选一次。现评奖学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新闻学、教育学、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经济学和法学等8个学科，每个学科设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优秀奖2～3项、青年奖1项。自1987年至今，该奖已颁发五届，先后有郭沫若、吕叔湘、胡绳、王力等数十名著名学者获奖，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吴玉章奖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规格较高的奖励。 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年吴玉章基金又首度增设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面向全国，旨在奖励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奋斗终身、贡献卓越，并且现仍活跃在学术界的学者，奖励金额每人100万元，邬沧萍、冯其庸、汤一介等三人获奖，此奖将成为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齐名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最高荣誉奖项。 仔细审阅，认真评选——第六届吴玉章新闻学奖评奖流程 本届吴玉章新闻学奖从2012年4月初开始接受评奖申请，至2012年5月底征集期结束。征集到的申请评奖的专著，既有来自本人申报的，也有来自网络推荐的，前者为34部，后者为118部，共152部，涉及历史新闻传播学、理论新闻传播学、实际应用新闻传播学和传媒经济学等各个领域。参评的专著，以2006～2010年这五年内出版的为限。 本届吴玉章新闻学奖评审组召集人为吴玉章基金委员会委员方汉奇教授，评审组成员由基金委员会聘请的来自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大、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的7位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既有来自新闻工作第一线具有丰富经验的媒体领导，也有在新闻教学与研究领域内有一定声望和影响的学者。 本届评审组成立后，利用6月、7月两个月的时间，由工作人员将自报和推荐参评的共152部著作先期分送评审组的各位专家认真审阅，并初步搜集他们的评审意见。在经过细致认真的前期准备工作后，于8月15日、16日两天，召开评审组全体专家会议。通过讨论和多次筛选及多次无记名投票，最后确定了新闻学奖获奖的全部名单，报请基金委员会审议通过。 百花齐放，蝶舞蜂喧——第六届吴玉章新闻奖获奖作品 本届吴玉章新闻奖共评出获奖专著五部：特等奖空缺，一等奖1部、优秀奖3部、青年奖1部。下面作简要介绍： 一等奖是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所著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该书从人类信息交流的角度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对他们关于信息传播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填补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该书从马克思所感慨的“我们的交往”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研究人类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各种现象，论证了他们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与此同时，还在思维、语言、文字、宗教、文艺、舆论、宣传、新闻、报刊、法律等多维视野上建立了精神交往学说，有较强的学术开创性。该书较为全面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信息传播的宏观和微观的诸论点，较为系统地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开放思想体系，观点新颖，论证严谨，逻辑性和说服力较强。 优秀奖三部（排名按获奖者姓氏音序）： 一为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著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该书提出了“共有媒体”的概念，并认为这种集制作者与消费者于一体的全新传播工具，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对于推进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特别是促进尚不发达的公共传播领域的成长，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作者通过“共有媒体”这一中介，为读者理解公域和私域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该书强调数字技术是被植入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在技术的动态趋势和保持现状的惯性作用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并据此认为，对“共有媒体”的限制，应该明显低于对传统媒体的限制。全书思辨性较强，论证严谨。对中国网络数字信息传播的特殊发展路径及其对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特殊影响方式所作的分析，显示出了观察中国社会变革的独特视角，具有较强的理论上的创新。 一为林爱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著的《知情权的法律保障》。该书对知情权理论作了较为扎实的基础性研究，廓清了知情权的概念和历史，并对其在权利行使和保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难点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成果，有利于受众知情权在新闻工作实践中健康、有序、良性地发展。该书重视全人类在知情权方面创造的制度文明，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知情权法律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了其中的规律和特点，体现了作者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广的知识储备和较高的理论素养。该书在公法领域的知情权、私法领域的知情权，以及公益诉讼中的知情权的研究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一为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所著的《中国新闻史新修》。该书是作者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精心撰写的一本“体例新、内容新、观点新”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类著作。在体例上，作品一改传统革命史范式下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编写体例，将媒介本身的发展演进及其现代化作为体例划分的依据，所设的“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等章节，和以“八面来风”、“五方杂处”、“定于一尊”为题的形象化的概括，颇具匠心。体现了该书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全局的和准确的把握，以及作者在史胆、 史识和史才上的追求，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获得青年奖的是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所著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该书角度新颖，较好地弥补了对北洋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不足。对北洋时期官办报纸、政党报纸、商业报纸、宗教报纸、通讯社及广播电台等各种媒体分门别类地作了较为清晰的介绍和研究。同时，还紧紧围绕“现代化”这一线索，对这一时期新闻事业运营模式的现代化、新闻理论和新闻理念的现代化作了一定的探讨。对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有着较为宏观的把握、较为全面的概括和较为准确的分析，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还注意在结构上摆脱传统新闻史研究的程式与套路，按照新闻业自身的类别、结构和发展特征划分成若干板块，将局部和个案性质的新闻史课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自出机杼、颇多新意。 以上各获奖专著，都是2006～2010年这一时间段内出版的各个年龄段作者学术研究中的精品，是这一时间段内出版的历史新闻传播学、理论新闻传播学、实际应用新闻传播学和传媒经济学等各个新闻传播学术领域内优秀著作的杰出代表。吴玉章基金对这些著作的奖励，对中国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吴玉章基金会和所有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们共同的期望。 附：历届吴玉章新闻奖获奖名单 第一届（1987年）： 一等奖：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 优秀奖：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 第二届（1992年）： 一等奖：郑兴东著，《报纸编辑学》 优秀奖：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 第三届（1997年）： 优秀奖：吴廷俊著，《新记大公报史稿》 优秀奖：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编，《中国应用电视学》 第四届（2002年）： 一等奖：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优秀奖：邵华泽著，《同研究生谈新闻评论》 优秀奖：蓝鸿文著，《新闻采访学（第二版）》 优秀奖：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 优秀奖：唐绪军著，《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 第五届（2007年）： 一等奖：彭兰著，《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 一等奖：赵玉明著，《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优秀奖：郑保卫著，《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 优秀奖：杨海军著，《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 优秀奖：姜飞著，《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