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实名制

“南周事件”持续发酵，媒体人、学者和网友相继联署声援《南方周末》，及抗议中宣部门遏制新闻自由。旅美人权律师陈光诚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认为该事件将成为开年公民行动的导火索。 德国之声：”南周事件“发展到目前，我们看到传媒界已经有很多呼吁行动，您认为此事是否会成为媒体与中宣部门一直存在的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陈光诚： 我觉得不仅是会不会激发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激发了，而且这种激发不仅限于媒体内部的人士，从民间层面，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也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它所打击的不仅是《南方周末》这样的开明报纸，包括体制内开明刊物《炎黄春秋》，他们也在打击。 这里边最能让人联想的就是，将习近平的讲话去和报纸被中宣部再三操刀的这样的事情做一个对比，解释了中国文化当中所说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团体也好，不要听它说什么，而要看做什么”，口中是”兑现宪法承诺，关键在于执行”，手里做的是 “一方面对网络实名制，封人的嘴，一方面是对体制内本已有专门部门控制的媒体大打出手。” 党代会刚开过，人大会还没开始，动作就已经开始了。在此之前也有例子可循，当年《冰点》被封，李大同被调离。所以关键要看，所谓的新领导人所说的和他们现在所做的相对比，同时把现在领导人所说所做与”胡温新政”做对比，再和江泽民在1997年所做对比，会发现他们一脉相承没有任何区别。 德国之声：还记得2004年，作家焦国标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近几年，媒体和中宣部门抗争的个案也一直发生，这次南周个案发生后，引起的反响范围从媒体扩展到其它层面，有人甚至提出”全民讨伐中宣部”这样的说法，您预计这一个案将如何持续，并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光诚： 几年前焦国标提出讨伐中宣部，那个时候如果是一个点的话，现在已经连成一个面了。据我所知，当时焦国标的文章，很多学者网民手里都有一份，但是评论不是很多，并不是大家不知道，而是那时候大家还处于观望状态。现在看到的这种趋势，不管是媒体人也好、学者也好、网民也好，通通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已经到了”我要说话”的时候了，接下来非常有可能不仅我要说，我还要做。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只不是这个量还未累积到涵盖整个社会”我要做”的程度。 德国之声：既然影响范围很大，这次官方会如何收场？官方会不会象以往案例那样采取强制手段压制主张言论自由的声音？还是有可能对庹震问责？ 陈光诚： 我们要换个角度思考，他们要怎样收场并不取决于他们想怎么收场，社会发展到今天，决定他怎么收场的是我们民众，视我们民众的抗争程度。我不得不提，当初中国”绿霸事件”，他要把”开关”安装到你的电脑上，控制你的所有。最后在民众的强烈抗议下破产了，我想当初他们决定把绿霸安装到你的电脑上，他绝对不会想到要停下来。为什么最后停下来，是大家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人微言轻，我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影响，所以我说的话没人会在意，从小的角度讲，是自己瞧不起自己的想法；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其实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无穷的，随着说话越来越多，能量就会越来越大，随着做的越多，能量就会更大，一旦迈过这个门槛就不会再有恐惧，就开始阻止了强权和奴役或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最终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把这个问题探讨到”所有的媒体都是共产党的喉舌，那我们民众的喉舌在哪里”？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就是在问”中宣部你是干什么的？中宣部是替人民说话的？还是限制人民说话的？”这个层面可能对于将来实现《宪法》当中的言论自由的条款，是打下民众基础的非常好的开端。 德国之声：目前原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就任中宣部长，他原来在四川是以强力维稳著称，您觉得这是不是也预示着中宣部门在未来会卡得更死？ 陈光诚： 卡得更死的真正含义可能是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卡，至于说”更死”，我觉得他们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了，从以前的事先卡着喉咙不让你说出来，到现在只能是你说出来我就威胁你、我就让你承担一些代价，这种转换表明只要大家站出来去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不让你说。和以前想说说不出来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的人多了，事后找麻烦的可能性和威胁作用也会不存在的。 一位朋友曾说”民无信则不立，官无信则不威”，所以我们考虑问题应该把民众放在主语，不要再把当权者放在主语上，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抬举，以后要把他们放在宾语上。不是说”你要言论控制”，反过来要想，现在这个社会，民众意识觉醒、逐渐战胜恐惧以及网络科技的发展，谁上来也控制不了民众的言论自由。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苗子

武汉市人大及政协2013年会议即将召开，大会要求前来采访“两会”的各地记者预先提供所在党组织的“政审证明”，舆论哗然。有学者认为，联系到当局进一步加强网络实名制，令不能不人担忧，中国官方是否要重回毛泽东文时代。 据中国《法制日报》星期天引述武汉新闻通气会透露，武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定于1月5日至8日召开，政协武汉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定于1月4日至7日召开。会期均只有4天，堪称“史上最短”的武汉“两会”。不过，该报记者收到武汉市“两会”宣传报道组有关负责人的通知，称因会议需要，要求以单位党组织名义开具一份“书面政审证明并附参会记者身份证号码”上交。 人大会议预先政审采访记者 记者发现，中央、省、市参加武汉市“两会”报道的媒体记者都收到了类似通知。一位已将书面政审准备好的中央级媒体记者称，按照要求，“书面政审”基本内容是反映参会记者“政治合格”、“没有违法违纪”与“可以前往报道会议”等，并要附上记者身份证号码。 湖北网络作家刘逸明对这一新要求表示吃惊，他周二告诉本台： “我看到这个消息觉得自己是不是又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是什么时代啊，又要搞政审？这种做法我觉得完全是在走文革的那条路。估计不会是武汉一地的行为，可能其他的地方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武汉可能现在做得比较明显而已”。 曾在媒体工作过的深圳独立评论人朱建国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这不是武汉政府单方面作出来的，是有大背景的， 甚至有可能他们内部得到了什么新的信息。可能是按照中央的某种意图，只不过比其他地方率先公布。它出台的大背景就是新班子七常委出来，第一个实际的动作就是禁网，首先是全面推行实名制”。 政审是新的政治动向 最近一段时期，各地网民通过网络揭露官员贪腐事件后，先后已有多位官员被停职或调查。其后，当局再次强调网络登记实名制，甚至要“完善手机用户实名制”。朱建国说，在此大背景下，武汉对两会记者政审更令人忧虑： “各地在批判网络反腐是运动式反腐，实际上是限制网民自由言论的权利，它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那么这就让我们有一种忧虑，因为政审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文革的产物，那时候什么东西都要政审。重提政审是他们现在新的政治动向的趋势，实际是向毛泽东时代回归”。 有网民对武汉这一做法提出看法。网民“菁菁远山”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写道，“记者通过合法手段自主采集新闻材料而不受干预。采访权是保障实现新闻职能的最基本的权利。。。。。武汉当局所谓的“政审证明”就构成了一种“法外”的附加条件，在客观上对新闻记者的采访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与“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背道而驰。” 作者还写道，“政治审查作为一种审查的手段，武汉当局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实施，如果用在依法履行公务的人员身上，就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还违反《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法律责任中的明确规定。” 政审加网审中国往何处去？ 刘逸民表示，在文革时代，政治审查是将民众按照家庭成分划分，无论做什么工作，政治面貌须摆在首位。邓小平生前已经否定文革，因此不应发生在今天： “很多人在毛泽东时期，他家里成分并不好，但还是可以在公职机关任职，但是现在让人感觉到政审时代又要开始。这实际上把中国人划为很多类，你敢说话的人，敢批评党和政府，批评官员的人，可能被认为是政治不合格，要对你的行为进行限制。现在网络审查很厉害，有很多信息让人感觉中国现在到底会走什么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