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

爱思想 | 周大伟:杀人与偿命之间

周大伟:杀人与偿命之间 进入专题 : 药家鑫案 死刑    ● 周大伟 ( 进入专栏 )       药家鑫已经服法。而药父状告被害人家属的代理人张显侵犯名誉权并索赔一元人民币案正在继续。2011年9月29日,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将择日开庭。     说实话,药家鑫案件曝光的最初阶段,我也不由自主地被各类媒体间“杀人偿命”的怒吼声所左右、触动和引导。不过,某一天当我在一个网页上反复端详药家鑫本人的照片时,我对药家鑫开始动了点儿恻隐之心。     不知是庆幸还是遗憾,我天生就没有长出北大教授孔庆东那对极其富有特色的眼睛 —— 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张典型的杀人犯的面孔,这种人一看就是罪该万死的人”,不同的是,药家鑫在我的眼里,真的还是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在紧张和惊恐中,临时起意,一念之差,他残忍地用刀刺死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的确,他犯的这个错误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人能救得了他了。尤其是,在这个千百年来讲究“杀人偿命”的国度里,他的罪行难以得到公众的宽恕。2011年6月7日上午,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年仅21岁。     看着药家鑫照片上那张还有些孩子气的脸,我脑海里浮现出另一个男孩子的脸,他是三十年前我曾经手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件中的罪犯,这个男孩子当时只有14岁。     1982年春季,我在读大学法律系三年级时,来到四川省合川县(现属重庆市)法律顾问处实习。这是摆在我案头的第一个案件:一个14岁的少年,当他放学回家时,看到自己的父亲因为宅基地划界纠纷和邻居发生争执和扭打,他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对方,受害人胸部中刀,因流血过多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当时,我接受法院指派担任这个14岁的男孩子的辩护人。     在法庭开庭之前,受害人的家属成群结队地来到法院情愿和示威 —— 强烈要求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法院的审判人员对他们耐心劝阻无效,就让他们来法律顾问处找我谈谈,希望我能对他们做些普法的工作。那天下午,当我看到这些满脸怒气、手持棒棒的男女老少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律师这个行当大致是个高风险的职业。     走在最前面的是死者的父亲,一位70多岁的长者,面孔酷似画家罗中立那幅著名油画《父亲》的人物外表。他坐下后第一句话就问我:“你说,杀人要不要偿命?”我回答说:“杀人偿命,这是民间老百姓的说法,并不是法律语言。我们还是要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根据刑法,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杀人、抢劫、放火等严重罪行时,应当负刑事责任。不过,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是不能判死刑的”。 听到这里,这位年长的父亲好像突然明白了,他说:“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暂时不杀,先把他关在监狱里,等养到18岁时再杀”。看着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我只有沉默。我不想去纠正他对法律条文的误解。此刻,这种误解或许是对他内心最大的安慰。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内心十分感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血亲复仇、杀人偿命”观念是何等根深蒂固!     人们注意到,药家鑫案事发后,被害人家属通过其代理人 —— 张显,向社会传出来的意念只有一个:杀人偿命。为了达到这个目地,张显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无视司法领域内公认的职业规则,他利用自己位于舆论风口的特殊身份,不遗余力地向公众发送各种后来被证实为谣言的不实之词(诸如“官二代”、“富二代”、等等),激起一波又一波对药家鑫及其家人的社会公愤,由此给司法系统施加压力。一时间,除了“宰了他”的声音外,媒体内似乎不允许有别的声音。     此时,对于“既要讲法律更要讲政治”的中国法官来说,药家鑫不死,可谓“不足以平民愤”。很多人都说,依照现行法律,对这个在一念之差中铸成大错并有主动且诚实自首情节的药家鑫,是可以刀下留人的,至少,判死缓并不违反法律条文和原则。死缓作为一种重刑,其威慑力对这类罪犯已经足够。     在此,我无意为药家鑫的恶行辩护。谁不惋惜无辜被害者者张妙的惨死?谁不痛恨药家鑫的愚蠢和残忍?于是,每当有人对药家鑫表示出“恻隐之心”时,就有人理直气壮地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扎你8刀,你怎么说?”然而,这些人可能忘记了另一个相反的假设:假如药家鑫是你自己的亲友呢?你期待一个司法程序如何公正地对待你的亲人?或许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了——你应当怎样公正地去对待别人。在中国目前许许多多大致相似的家庭里,谁又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在自己家族里,就不会出一个类似药家鑫这样的本应“前途无量”的愚蠢年轻人呢?     目前,世界各地对死刑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废除死刑,比如欧洲各国、中国香港等。第二类是仍然保留死刑,但是少杀慎杀,能不杀最好不杀,或者即使杀也要等判了死刑后十年八年后再杀,比如美国有些州。第三类是对罪犯喊杀叫死,主张“杀人偿命”、“立即执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且杀了以后还要挂横幅放鞭炮。显然,中国现在就属于这一类。     在对于死刑的态度方面,中国人需要和外面的世界接轨吗?今天,关于废除死刑的讨论已经展开,争论仍在继续。看来,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只要未来仍然值得我们期待,不难预料,此类公共辩论中所释放和培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就会逐渐深入人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药家鑫不仅为自己,而且为这个社会支付了代价。     接下来的问题是,张显(或张显们)是否也需要支付一些代价呢?即便是象征性的那“一元人民币”的代价。          作者注:这是作者最近应邀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稿。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药家鑫案 死刑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法制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052.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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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新潮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一. 潮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结尾,曾自述心境:新潮未还,心潮跌荡。老友心细,看到后特地来电询及“新潮未还”之意。那么本文就从“新潮”谈起,来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夫。 看到“新潮”二字,联系前文主题,通常的直觉就是指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所卷起的新潮,包括其中异军突起的《新潮》月刊。我们若往前看,《新潮》之为杂志,其实还另有一番渊源。她创刊于1904年5月,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为日本文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杂志。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纯文学作家,几乎全在《新潮》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这里起步,成名成家的。如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吉田健一、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即便要论中国“新潮”之缘起,也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再往前追溯。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展开保皇,立宪与革命之东京论战,激辩“路在何方?”时,已经屡屡提及“新潮”此意,即如1915年的夏末,胡适在美国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刻(且终其一生再无大变),就曾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而大家熟知的中国现代的《新潮》月刊,则是在1919年元月创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只不知此《新潮》,是否其灵感就来自日本的彼《新潮》?毕竟当时北大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健将,可都是章氏门人,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在年轻时,在彼邦时,当然不免受过原来那份《新潮》杂志的影响。要数本国《新潮》骨干人物,当数当时尚为胡适学生之傅斯年与罗家伦,傅斯年更为主任编辑。后来两位学生为了做先生,先后赴英国及美国留学,所以自第2卷第5号起,改由周作人先生为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与孙伏园四人为编辑。《新潮》共出版了12期,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 潮涌 我们今天来看《新潮》,只觉得她作为一份学生刊物,实在是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启蒙潮流,开《国民》,《觉悟》,《湘江评论》等学生刊物风气之先,应该是风头甚健,一时之选。其实当时她的处境,却并不如后人想象中好。比如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之一,《学衡》主将吴宓,他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诬蔑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在《新潮》创刊不久,就曾相当激烈的表达反对态度: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没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坄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吴宓日记》II,第91-92页) 吴宓先生尽管言辞激烈,毕竟是痛心于新文化运动那种“全盘否定”,不惜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弃之不顾的绝对姿态。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场“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可以商榷之处(请参看《走出五四》一文),即便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人,日后不也是回心转意,逐渐向故国深厚的文学学术传统回归了吗? 胡适先生虽然和陈序经先生一起,在三十年代提倡过“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我们却不可忽略他醉心国学的另一面。姑且不论他在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的开荒之作,或是对《红楼梦》,对《水经注》的终生热情,只要看看他在国外演讲或学术交流时,不断对外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现代价值,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胡适如毕加索笔下之《亚威农少女》,不再是焦点透视的,二维的,静态的,乃是立体的,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单一绝决——即如适粉们津津乐道,喜爱拿来和鲁迅比的胡适的情感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全然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挽联语)。可以说他也是风流一世,余英时已经由其日记考证中找出若干蛛丝马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读台湾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 当然,就对待传统思想的复杂态度而言,这也要看到胡适的思想背景。即来自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本身,就属于较为温和,理性的英美经验论。这个思想传统,注重的是在旧的老树干上,发出本时代的新枝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离。其中蕴涵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觉延续和尊重意识。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论及杜威时,也明确他为“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在这一点上,现代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译本名为《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提出了相当公允的评析: “胡适对中国优越文化的研究,其态度纯粹是批评性的,但绝对不是轻蔑的。他不相信中国的过去没有珍贵的遗产传到现在,同时也深信找到适当的历史先例甚为重要,因为那必然大有助于使“”的态度与方法,便于自外洋输入我国文化。他坚持对过去必须有充分适当的了解,他也坚持此一了解,必须以客观冷静之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估价之后,始能获得。然而,他不赞成引用传统以衡量对新观念的去取及其是否在中国所处之新时代有其用处。他对于纯由感情(而非由理性)出发而保卫传统的人,大不以为然。比如以译小仲马《茶花女》和狄根斯作品出名的林纾(琴南),林反对废止古文,他说“”吾知真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在1919年,胡适写文章说,新思想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应当反对盲目遵从古代的标准,要以输入新的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为科学方法才能使中国人对古代有正确的了解,这种正确的了解才能是中国长存于世界。胡适在1917年自美国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公认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随后数年,在他诸多成就之中,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还有很多很长的白话小说的考证批评,几篇清朝思想家研究,还有几篇有关佛教对中国思想与社会史的论文。”(参见第五章《中国与西方》,P137-138) 三. 潮涨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吴宓的反对新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无论是民国以来,先后自沉的梁济(梁漱凕先生父亲),王国维;或是欧游尤其是欧战后一改前论的梁启超,及他的学生,主编《学灯》及《解放与改造》的张君励,张东荪等研究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杂志》之主笔杜亚泉,钱智修;又或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乃至后来的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他们所护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自身价值。何况很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往往进退失据,狼狈中却见出一个时代的苦闷。 考诸杜亚泉之于新文化运动,视之为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显然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单纯的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转化与调适。在调适论者看来,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为,不是去争夺“旗手”的荣耀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现代文化事业上的多项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有国人自办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专业词典《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继续空洞乏味,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硕果长存。(参见《杜亚泉文存》,许纪霖先生所作跋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又如国社党的“二张”,张君励在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毫不客气的封为“玄学鬼”,同时又堪为中国宪政之父。尤其是张东荪先生在三十年代和叶青打的社会主义论战,其中表现的理论深度和远见卓识,更是超过今天许多自夸的体制内民主派:“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详见左玉河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二章六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而据戴晴女士为张东荪先生写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我们知道在1949建国大业,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时,毛失去的那唯一一票并非他谦虚而没有投自己一票,而正正是张东荪投下的。在建国后不久张即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除了他本人的傲骨难驯,也同这一票有莫大关联。 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当中,甚至一些人还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结果彻底的倒向了专制。这个矛盾现象,在梁漱凕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既为孔孟儒家全心辩护,同时至死对“评法批儒”,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毁灭殆尽的党和毛持正面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从孟子开始,中经王莽,张居正,直到近代康有为,都曾引经据典,“托古改制”,可见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的包容与多变性。同样的原因,往往由于此种多面特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诠释下传统也变得面目全非,如同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欲见(像秋风先生,哪怕没有也要自己生造一个出来),而不见其所不欲见(如新儒家身上普遍存在对传统专制社会的美化倾向)——而又各各自以为已然得其全貌,再不容旁人置喙。或如新儒家之全盘肯定,或如陈独秀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若能跳出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窠臼与现实政治的羁绊,那么很明显,新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东西文化从隔绝到接触,到交流,到融合与创新,必然有一个相激相荡的过程,对此我们在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中,都曾经看到过。当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奠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更为顺畅,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冲突,都集中在制度转轨的那个短时期内。一旦制度转型成功,传统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日本,台湾,在欧洲大陆,都是如此。 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却是命运多舛,花果飘零。除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包容性,以至泥沙俱下,首要原因,当然要归诸社会制度的严重滞后,以至在泛政治化的强力干涉下,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之间难以相容,彼此冲突。而传统文化中最专制,最黑暗的那部分,反而沦为当代专制的奴仆与帮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牵连整个传统文化成为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对象,也就毫不出奇了。也难怪在贾祖麟先生看来: “胡适在梁启超的一派新传统主义者的意见中所发现的危险是,他们使中国远离了西方及西方的文化,而事实上,西方文化却正在迅速演变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者得到安慰之时,会鼓励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欣然自足。胡适埋怨说,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以来,大多从来未曾出国门一步的老人,都欣然色喜喊道:“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么说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和他的同派就满足了拥护东方文化的虚荣心,也加强了东方的反动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宥于固有陈见,同时秉承自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浓厚,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他们空谈民主启蒙,却主动将自己隔阂于启蒙对象之外,隔阂于公共政治之外。从一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各自为政,散乱难聚,始终未有具体的组织,也因此从未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胡适一生理想,便是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民主体系落实到中国来(他归国前的《别叔永,杏佛,觐庄诗》中,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可是他“暴得大名”后,多次面临有利的政治时势和干政,组党机遇,但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和清名,为了做一个谏臣,始终踌躇不前。结果丧失了真正参与政治,民主救国的宝贵时机,到最后只有悔之晚矣。以至有学者推论他在1962年中研院会议上猝然去世,和他晚年眼看《自由中国》被禁,雷震等人入狱而无所作为,故而心怀歉疚有很大关系。 反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极端对立化,两极化的批判思维,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广大学生青年,为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蔓延,为国共两党大力吸引培养党国,党军人才,提供了危险的思想储备和社会土壤。尤其是当局借以起家的群众路线,在“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等乌托邦口号背后,其实隐藏着远比儒家学说更严酷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某个虚幻的社会群体,其自命的代表和先锋队可以为所欲为,将每一个个体都贬低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其惨痛后果,国人至今深受其害。 当人们出于保国保种的现实需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再也无所顾惜,对传统信仰再也无所敬畏的时候;当新文化运动后期如胡适后来叹息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偏离了其思想启蒙的主流,抛弃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步入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迷狂时,就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也难怪后来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期,当暴力革命压倒思想启蒙,一党专制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那么也就埋下了中国日后苦难的导火线。终于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峰。 而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今日的新老毛左们,虽然同样有着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但他们竭力为之辩护,不惜一切维护的这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是完全的黑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保存的东西,谈不到任何正面意义。对着刽子手单方面的讲宽容,讲理解,如同胡适当年讽刺的“为盗贼上条陈”,实在是对自己苦难同胞的残忍,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如果说捍卫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那么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千方百计为当前的极权体制辩护,就实在让人齿冷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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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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