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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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行”和“墙”

徐 贲

   朋友赠我一本由三联出版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封底56元标价的旁边有4个放在括号里的字“内部发行”。我问朋友，这书是哪里来的，他说，是书店，就是一般的书店啊，有什么不对吗？我指着这4个字对他说，你看，这是内部发行的，你算是什么内部呢？他说，什么内部不内部的，愿意掏56元买这本书的，都是内部的。

 
 他说得很轻松，但却勾起了我的一件很不轻松的往事。1974年，我从插队的农村“病退”回城，街道办事处把我分配到苏高中的校办工厂当临时工，每月工资19元。这家校办工厂生产的是电子仪器用的二极管，工厂潘书记对工人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运行，向宇宙播放“东方红”乐曲，用的就是我们小工厂生产的二极管。

 
 工厂的生产是流程化的，先是烧结大块晶片，切割成半粒芝麻大小的单个晶片，放在显微镜下测试，称作“测小片”，测试合格的就再到下面的工序中做成二极管。我被分配在“测小片”车间。“测小片”有时段性，测完一批晶片后，在等待烧结、切割车间送来下一批晶片的时候，没有活干了，领导便叫工人不断地擦桌抹凳。实在没有事干了，工人们便闲聊、唱歌。

 
 文革后期有许多流行的革命歌曲，广播里翻来覆去地播放，在“测小片”车间干活的都是20来岁的年青人，很喜欢唱歌，什么“乌苏里船歌”、“闪闪的红星”，歌手郭颂、李长江，都是他们常常津津乐道的。潘书记喜欢工人搞卫生，不喜欢工人唱歌，但工人唱的都是革命歌曲，又不耽误工作，他也不好说什么。工人唱歌时，我会找一个角落，抽空看一会儿书。谁知有一天就出事了。

 
 那天我正在看书，没在意潘书记走到我面前，从我手里一把夺过书去，大声责问，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啊。他说，这是工作时间。我说，活干完了，大家唱歌，我看书，没耽误工作。他把书翻了翻，更加厉声地责问：你这是看的什么书。

   那是一本“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叫《多雪的冬天》，文革的最后几年间，出版过一些这样的翻译小说。在8个样板戏的中国，这样的翻译小说就已经算是一阵域外的清风，人们在朋友之间悄悄流传这些书，心里还是有害怕沾上“封资修”罪名的顾虑。

   我知道潘书记是什么意思，但我故意装傻，回答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书，是最近在中国出版的吧。潘书记正色道，这是“内部发行”的书，限县团级以上人士阅读。我继续装傻道，我怎么会知道，书上是有“内部发行”这几个字，虽然我不是什么县团级，也不是什么外部人士啊。潘书记勃然大怒，他把我像犯罪分子一样带进他的办公室，当着所有在场者的面对我吆喝道，你的工作到此结束。就这样，我被当场开除了。

 
 除了在生产队当社员，“测小片”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每月19元工资已经足够让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够自食其力。在被开除那天，我慢慢走回家去，神情沮丧。已经是傍晚时分，我看到街上有骑自行车回家的工人，车后架子上绑着一个铝饭盒，我觉得他们太幸福了，能够每天上班下班，而我自己连临时工都做不成，成立一个社会不需要的人，一个多余的人。

 
 既然“团级以上人士”可以阅读，潘书记就不能说《多雪的冬天》是一本反动书籍，虽然不能给我定一个思想罪，但足以用作开除我的理由。对我而言，书扉页上“内部发行”四个字的分量也因此增加了许多。这四个字让我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丢掉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作。

   我为之受到惩罚的是不小心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待遇，我犯下的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僭越之罪。以前，老百姓就算是缝制一件小马褂，要是误用了皇帝专用的黄颜色，是要杀头的。凡是官老爷能用的、能穿的，按他们的“道理”，当然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享用的。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些高贵的用品、服饰、待遇必须“内部享用”，因为高贵的东西如果给下贱的人用了，那还能算高贵吗？但是，在已经轰轰烈烈批了七、八年“四旧”的文革中国，僭越仍然是普通百姓一不小心就可能犯下的一种罪过，当然这个“僭越”是以“革命”的名义，并且按照一种被称之为“内部”和“外部”的等级标准来确定的。

   
一本从“苏修”那里翻译来的小说为什么也必须“内部”阅读呢？这个“内部”的“外部”又在区分哪些不同的人群呢？如果真如潘书记所说，“内部”是指“县团级”，那么为什么书上不写明“限县团级以上阅读”，或者再加上一句“违者后果自负”呢？再说，一所中学的一个小小校办工厂车间的领导，他的“级别”一定不会是“县团级”吧？他和我一样是一个“非内部”人员，却在为维护“内部”的特权不遗余力，是不是有点太“外部人”瞧不起“外部人”呢？

   《多雪的冬天》是一本苏修的书，县团级以上人士大概不会用“享受”的心态去阅读它。文革中有一些“内部电影”，是供批判用的。以此推理，苏修的书也是翻译过来供高级有识人士批判用的，他们抗毒的能力比一般人强，所以可以毒害一般人的书，在他们那里起不到危害的作用。而且他们的批判性特别强，除了批判国内的“四旧”，还要批判国际上的苏修、美帝。如果县团级是“内部”，那么谁是“外部”呢？如果因为容易中毒而不允许阅读此书的人群（县团级以下）算是“外部”，那么苏修、美帝国家中的人是不是该算作“外部的外部”呢？但是，就能够自由阅读此书而言，苏修、美帝国家中的人们都是与中国县团级以上人士享受同一待遇的，他们似乎也身处一般中国人所望尘莫及的,
县团级以上的“内部”。

   然而，这样也似乎说不通，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内部”和“外部”在与苏修、美帝相区别、作斗争时，都应当算作是“中国内部”吧？这么一想，把“内部发行”理解为“中国内部发行”，也不应当算是一种误解吧？那么，潘书记所说的“内部”指“县团级”以上，不就是有问题了吗？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就算用尽了“辩证法”，就算绞尽脑汁，想到精神分裂的程度，也不可能为这些问题找到合理的解答，而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解答，又必定都是自相矛盾、荒诞古怪的。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都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无解问题”。

 
 自从1974年我被潘书记以“内外不分”的罪名开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6个年头。但“内部发行”的问题在中国仍然还在发生，并且衍生出“翻墙”的问题来。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英文本1951年在美国出了初版，翻译成多种文字，全世界都有它的读者，而且已经有好几代人了。这样一本书到2008年才以中文出版，就阅读者的“内外有别”而论，中国读者当“外部”人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现在中国这个“外部”的群体的内部，又还要分出“内部”和“外部”，界限在哪里呢？县团级的说法肯定是行不通了，不然我那位不是县团级的朋友也不可能掏56元钱，就在书店里买上一本。能掏钱就能买书，不会是“能掏钱”的就算是“内部”，“不能掏钱”的就算是“外部”吧？

   中国书店里的书架上，摆满了成千上万的书籍，除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如果还有别的什么书籍是“内部发行”的，想来也是凤毛麟角。既然谁都不需要用表明“内部人员”的身份证，到书店里就能买到这样的“内部发行”书籍，想来“内部发行”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政治正确”的表现形式，一个躲躲闪闪的代号，意思是“这本书有问题”。

   赖以维持“内外有别”的是一堵堵试图阻隔信息和知识自由流通的墙，一堵堵将人强行分等并加以歧视的墙，一堵堵建立在权力想象之中的，并由潘书记这样以歧视“外部人”为己任的“外部”奴才来维护、看守的墙。当没有潘书记这样的奴才来尽职的时候，这道“内外有别”之墙也就形同虚设，成为虚张声势的摆设。

   但是，还有别的墙确实还在起着阻隔的作用。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墙，它也无法起到万全的作用，因为总是有要翻墙的人，也有碰巧翻得过墙的人。一切无视内外之分的行为，一切哪怕是因为不小心而破坏了内外之分的行为，都属于“翻墙”。就信息和知识而言，“翻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的行为，因为到底是谁在墙里，谁在墙外呢？翻墙的人，是往墙里去呢，还是往墙外去呢？阅读《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加入到那神秘的，不可知的中国“内部”去呢，还是融入到其他人类可以在朗朗乾坤下自由交流的“外部”去呢？只要你知道有人在用筑墙的办法限制你与其他人类的自由交往，确实弄明白你自己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那又有什么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