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季卫东：悼念沈宗灵教授 进入专题 ： 沈宗灵    ● 季卫东 （ 进入专栏 ）       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法理学科教师的预定计划，2012年2月25日要举办沈宗灵教授九十寿辰庆祝活动。我一直在期盼这个盛典的到来。希望到时候向恩师献上感谢和鲜花。希望借此机会与分散在各地的学友们欢聚畅谈。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还差九天的时候，却传来了沈老师已经仙逝的噩耗。实际上，2月16日那个上午，我正在北京出差。午餐时还与老同学赵利国回想在燕园读书的往事。但万万没想到就在几乎同一个时刻，沈老师悄然离开了现实世界，从此以后完全走进了历史记忆。虽然我们可以把“高寿善终”作为理由来安慰亲属和朋辈。尽管我们知道这样的分别作为自然规律无法避免。然而当冷酷的事实一旦呈现出来，我还是感到太突然、太遗憾。离庆寿活动近在咫尺，转瞬间情景全非，更增添了无常的慨叹、后悔的念想。     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就对哲学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进北大后，选课和阅读范围也比较偏重法理学、西方法律思想等研究领域。沈老师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给高年级讲授的“西方法律思想”是当时中国最能反映世界法哲学前沿动态的课程，自然令我景仰。在1980年代前期，北大的法理学研究生由张宏生教授和沈宗灵教授共同指导，两人隔年交替担任主要指导职责。我们那一年级是轮到张老师为主，沈老师为辅。但我在考取研究生之后立即被教育部派到海外留学，两位导师中张老师又去世较早，加上研究领域和志趣上的关系，所以我实际上跟沈老师的接触更多些。我在留学和在国外大学任教期间，回国时总会登门拜访沈老师及其他有关老师。每次到中关园的沈府，书桌上永远摊着撰写中的稿纸或者正在阅读中的专业书籍，老师永远端坐在书桌前。师母泡上茶、端出糖果就离开，只留下我们俩海阔天空地聊。他有时会询问日本的法理学和比较法研究的近况，有时会让我寻找一点参考资料，有时会约我参加国内的研究活动。沈老师话不多，但句句深刻到位，给我启迪很大。     我第一次与沈老师交谈是在1981年秋天。那年春天的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我发表了批判旧苏联权威法学家维辛斯基关于法的本质的论文，引起一定范围内的轰动和争议。讨论会刚一结束，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前来跟我交谈，其中有78级的齐海滨，他对我的主张给予热烈的支持。我和海滨交谈很久，并从此成为好友。但也有一位研究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严厉的批判，甚至还贴出了大字报。系主任赵震江教授很欣赏我的这篇处女作，建议我好好修改一下，争取能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最终结果是被退稿了）。赵教授后来还在各种场合奖掖我，这样的知遇之恩令人感铭肺腑。为了改好原稿，我把文章抄写本递交给沈老师，请他提出批评和修改建议。沈老师在阅读之后约我到他住处面谈。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对文章的问题意识和内容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也指出了一些弱点，并在最后建议我不要一开头就做大题目，可以抓住较具体的、较小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个建议使我茅塞顿开，获益匪浅。至今我指导研究生时，也往往建议他们聚集焦点、以小见大。后来我的专业兴趣转向法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沈老师翻译的庞德的著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影响。     1987年夏天，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国际协会（IVR）的世界大会首次在亚洲召开，地点选在日本神户。筹委会邀请沈老师、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孙国华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这次盛会，我从日本就地出席，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有幸被安排与沈老师在同一个分科会场宣读英语论文。由于中国学者首次参加IVR大会，所以各国学者很关注，好几位世界法哲学界泰斗和主要流派代表人物都到场听报告。沈老师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从此中国法理学界与IVR建立了制度性联系。在1990年IVR中国分会成立，沈老师名至实归当选为首届主席，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正是在这次神户大会上引起了日本乃至欧美法学者的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导致后来在研究生博士课程一毕业就立刻被神户大学法学院聘为副教授。更重要的是，神户大会使我有机会与中国法理学的两位巨匠在较长的时间里进行从容的交流。我陪着沈老师和孙老师参加了在大阪城举行的篝火能乐晚会、游览了留学所在地京都的名胜古迹，介绍了一些民间友好人士和学者与之餐叙。事后我写了一篇关于IVR’87世界大会所反映的海外法学理论前沿动向的详细综述，请沈老师修改补充后不妨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表。沈老师不作任何修改就直接推荐到《法制日报》了，坚持要编辑部以我个人的名义连载发表。由此亦可见他的清高品格，令我肃然起敬。     对于赵震江老师、我、海滨以及其他朋友在1980年代中期推动法社会学运动的努力，沈老师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并且实际上发挥了学术精神领袖的作用。或许是在国内的海滨大力促成的结果，他不仅为1986年和1988年的全国主题研讨会提供了精彩的发言稿和论文，还直接参与某些组织性活动。1988年下半年，我通过热衷国际文化事业的日本资产家冈松庆久先生募集到一笔不菲的捐款，用于筹办北大比较法和法社会学研究所，当时沈先生不仅慨然允诺担任首届所长，而且还在1990年代前期策划了若干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活动。他对这笔经费的使用也非常节俭和谨慎，花费不多，但每次活动都列出具体支出项目，通过我转交捐款人，给外国朋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沈老师以实际行动树立的信赖关系促使冈松先生后来给北京大学进一步提供更大规模的捐助，并对访问日本的中国各类学者给予了更加热情的接待。     1993年1月，我的代表作“法律程序的意义”简版由张志铭编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几乎同时，这篇长达7万余字论稿的全文由贺卫方主编破例在《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上刊登。沈老师以及龚祥瑞老师等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非常关注，给予了强有力的道义支持。龚老师还在他的新著中多处引用和推荐。     有关的基本主张酝酿颇久，其实大概在神户大会之后不久就基本成形了。1988年初，法学界的元老余叔通先生访问日本京都，我就跟他提到过把社会转型期的价值问题转化为程序问题和技术问题进行处理的思路，他很有兴趣。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机构到日本考察，在东京的晤谈中我也强调了法律程序的特别意义，似乎引起了较大的共鸣。深交的朋友们都劝我把这些看法整理成文发表。但因为忙于博士论文写作、社会活动以及就职后的讲义，一直没有动手。把博士论文提交出去了、经过两年授课讲义案也成形了，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的这一年使得我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加上老朋友齐海滨的怂恿和大力支持，我决定把自己的大思路整理成文。我正式开始动笔写作程序论是在1992年5月20号，从此一发难收，整整个把月，真可谓废寝忘食，写得非常兴奋。当时我只随身带了一台日文语言处理机，只能用笔书写草稿。海滨就把我的中文手稿拿去，由他自己和一个北大留学生分别用计算机中文软件打字印刷。还有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老朋友资助我们召开了专门针对这篇论文的小型研讨会，周其仁、甘阳、崔之元、胡平、吴国光等风云人物都参加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发表了精辟意见。不出意料，这篇论文在国内发表后引起了较大波纹。     93年晚春，我和绍光、海滨一同回母校。到阔别的法律学系转了一圈后，我和海滨又联袂到中关园拜访沈老师。一见面沈老师就提到我刚发表的程序论，称赞这篇论文写得有见地，论述也很精密，使得1990年代初比较沉寂的学界有了活气，可以理解为从社会大动荡转向制度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是，沈老师也提醒我，程序的意义也不能强调得太过分，还要重视实质性内容，重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他还说，尤其是在中国，价值问题往往比形式和程序问题更重要。我很感谢他的提醒，同时也解释说正因为在中国与道德等相关的实质性价值判断太受重视，才需要特别强调程序的作用，这也许有一点矫枉过正，我会留意的。沈老师还很注意我在论文中提到的一些西方学者，例如尼克拉斯·卢曼。我告诉他，1987年在IVR神户大会上，他来做过讲演，我们应该在会场见到过的。在分手之际，沈老师约我为他主编的《法理学》教材提供一章篇幅的稿件，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2007年的初夏我到北京时，得知沈老师已经从中关园搬到远离北大的上地小区里居住了。我请在清华法学院任教的师弟赵晓力副教授告诉我地址和具体的行走路线，准备在处理完预定的工作后去看望老人家。罗豪才老师在接见我时也特意提醒：沈老师搬出中关园后有点与世隔绝了，你这次在北京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去探望他。我说已经了解到沈老师的新住址，一定会去拜访他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打的到他住的小区，按照门牌号码找到他的府邸。师母开门，他就站在入口处迎接我，非常高兴。师母说，这里较僻静，生活设施也还可以，遗憾的是跟老同事、老朋友见面畅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虽然沈老师是耐得住寂寞的，但缺乏沟通还是不太好。我完全赞同，希望沈老师能住在与亲人交流更方便的地方。沈老师说，儿子和女儿都在美国工作，太忙，不想打扰他们。他把子女的近照拿给我看，充满了慈爱和思念。由于师母有其他预定的事情不能一同餐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请沈老师一个人到离小区最近的一家海鲜酒楼接着谈，然后又把他送回家，切实体会到了现在老师如果外出的话是如何不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他的健康是不利的。一年左右之后，我听说沈老师已经搬进城里了，但住处的周围环境非常复杂，即便有地址也未必找得到。莫非沈老师是想隐居，想进一步淡出这个红尘万丈的时代？     2012年2月20日上午，我与北大法学院的老师、校友以及来宾一同在八宝山兰厅与沈老师告别。在花圈丛里，我看到了自己在三天前撰写的挽联：“寿届九十，三分有二在燕园，育桃李无数；学贯东西，南人居北掌法坛，阐真理永恒”。在贵宾室里，我看到了罗豪才老师、陈光中老师、石泰峰师兄、吴志攀师兄，还有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在大家面前，师母和其他遗属很自律持重，主宾互相致意、安慰，出席者都还能保持冷静。但在三鞠躬之后瞻仰恩师安详的遗容时，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一时无法抑制。沈老师这一生不算太坎坷，但磕磕碰碰走来，也并非很顺利。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被打成右派，他也依然坚持研究??不能发表论文，就翻译；翻译的著作不能出版，就珍藏着；不能阅读西方专业书籍，就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能用本名发表论述和译作，就用笔名。总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沈老师都没有放弃学术，也绝不随波逐流。在中国，在近几十年，这样纯粹的、严谨的学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沈老师走了，远避喧嚣，回归灵隐，似乎走得非常潇洒，没有带走一束花、一片云。但沈老师的离去其实却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在中国法学界，在北大法学院的大楼，在我的心里。思念及此，岂能不悲从中来。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沈宗灵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北大专题 > 湖畔人生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70.html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周二会面，多个团体发表公开信请奥巴马关注中国人权，并要求释放刘晓波以及交待高智晟律师下落。 图片：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左）与美国副总统拜登。 （法新社图片）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中国大陆媒体将各项议题以专题的形式刊登，并邀请网民参与讨论。许多民众认为中美的关系如何将对中国未来影响重大。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习近平周二“情人节会见”，和往年一样，人权问题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不少组织和团体也希望奥巴马能在人权问题上给中方提出建议，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异议人士。早在上个月底，白宫刚刚公开将接待习近平的消息之后，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察逊便发表公开信表示，奥巴马应该利用习近平访美机会，在公开与私下场合，针对中国恶化的人权环境，向习近平提出挑战。 前美国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会主席葛洵，日前前往北京探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时遭到便衣架走，并被关押长达21个小时，期间遭到暴力对待。葛洵就此事发表联名信，信中称，“中国当局公然违反国际法，侵犯一个美国公民的人身自由，说明当局的骄横，为所欲为，这是中共政权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法西斯政权的迹象之一，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这封联名信获得了多名海外民主人士支持，包括盛雪，方政，黄河清及封从德等。 在美国的“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以及《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也发表了致奥巴马总统公开信，信中表示：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问题，中国目前艰难的政治状况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既是困境也是机遇，处于习近平的权力位置，只要顺应民意和服膺人权普世价值，是可以成就一番影响世界的民主事业的。 图片： “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签署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 （杨建利提供/记者心语） 杨建利星期二向本台表示：我们一直是要求奥巴马和其它的美国的领袖们见到中国领导人的时候，能够具体的谈一些人权的侵害案，比如说，你们中国是唯一一个监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家，你们怎么回应这个问题？高智晟现在到底是不是在新疆的监狱里？他是死是活，为什么家人见不到他？直接提这些具体的问题要求他们回答。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多的藏人要自焚？像这些具体的问题你要提问的话，他们直接回答就会比较困难。就会施加压力逼迫他们解决问题。 独立中文笔会也发表关于“习近平访美”的呼吁声明，其中罗列了近年来中国恶性人权事件，包括刘晓波获诺奖遭打压，陈西、陈卫、李铁、朱虞夫四位作家被重判，以及失踪多年的高智晟。独立中文笔会提出两点要求，包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等所有系狱作家和其它良心犯；要求中国政府依法保障系狱作家和良心犯在关押期间的合法权利，包括依法上诉的权利、家人探视权利和疾病医疗的需要，并免于酷刑虐待和人身侮辱。 在瑞典的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告诉本台记者：特别是在去年圣诞节前后，陈卫，陈西还有后来的李铁几个都被判处了重刑。最近我们笔会的会员朱虞夫又被判了七年。我们的信主要是给奥巴马总统，让他向习近平进行交涉，对中国因言治罪这个情况要进行关注，要求把我们认为是因言获罪的这些人都释放。 上周六，沃尔夫等五位美国议员致函奥巴马，要求他对习近平提出6位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包括高智晟、郭泉、陈光诚、刘贤斌、阿里木江•依米提和杨荣丽牧师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中国官方禁止在网络等媒体出现与被其禁演的表现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的英语电影有关的新闻、片花和电影介绍。 有中国网民近日在微博爆料称，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最近发出通知说，描写东南亚政治人物昂山素季的电影《THE LADY》，因其内容有部分涉及违规，特提醒大家关于该影片的新闻、片花、影片等均不得做任何形式的推广和宣传。英语电影片THE LADY 有中文译名为“昂山素季”，是一部描写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生平的电影，近期内在海外上映。本台记者在中国视频网站上搜索，确实没有发现有关该电影的预告片花和内容介绍。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介绍说，两个星期前，中国的视频网站还可以见到有关内容，但最近一个星期就已经全部被删除了。 “现在比如像土豆、新浪、搜狐视频等网络视频把昂山素季影片删得特别干净。但是在一、二个星期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视频。” 不过，本台记者在中国广电总局网站上，并未发现有关对昂山素季电影禁令的内容。刘先生表示，近年来，中国官方的类似的敏感通知，都采取不见诸公开文字，而以内部通知形式发禁令的做法。 “这就是现在官方普遍的做法。因为它怕让别人抓住把柄。尤其是在缅甸。昂山素季过几年很有可能就当了缅甸的总统了。那个时候如果要是来访问中国的话，人家拿出广电总局的文件，那中国会很尴尬的。” 在美国的中文网络杂志《北京之春》总编胡平就此分析说，《THE LADY》描写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以和平非暴力方式，与缅甸军政府二十年的抗争历程。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显然并不仅仅是“部分内容涉及违规”。 “别的有的片子它中间有些东西涉及到。昂山素季这部是整个片子。中国当局就觉得是指着和尚骂贼秃。觉得等于就是在骂自己呢。我觉得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片断。它是对这片子本身。” 今年67岁的昂山素季是缅甸独立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1988年回到缅甸，组建了反对派组织“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1989年，缅甸军政府以煽动骚乱为罪名软禁了昂山素姬，昂山素季拒绝了军政府以将她驱逐出境作为她获得自由的条件，坚持留在缅甸。在缅甸1990年大选中，全国民主联盟赢得绝对胜利，但军政府拒绝交出权力，并继续监禁昂山素姬。1991年，昂山素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由于无法亲自前往挪威领奖，只好让在海外的儿子代替她发表了获奖答词。十多年来，昂山素季一直被缅甸军政府软禁在家中，直至军政府让位给文人政权。2010年11月她获得自由，并公开演讲，宣布参加缅甸的议会补选。 胡平表示，有关昂山素季的影片，现在不可能在中国大陆播放。 “昂山素季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英雄的形象，又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如果在中国放映，是否会引起国人的太多的不利于共产党专制的联想。如果再由此引起各种各样的议论，那形成的舆论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广电总局的这次禁令并不令人意外，但和以前一样，禁令只能起到扩大宣传的作用。 “现在基本上都是网友私下传。我估计这影片将来可能会私下里会很热、很火。” 电影“昂山素季”由法国名导演洛比桑( Luc Besson)执导着，国际影星杨紫琼饰演昂山素季。二人上周赴香港宣传影片。受到影迷欢迎。影片2月9号开始在香港公演。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五柳村编者的话：得到 刘衡2003年写出、今年3月修改的《人民日报的右派们》后，在网上搜索还找不到这篇文章，于是赶快发出（2007-04-02 19:36:48）。但后来五柳村建立的这个站点被永久注销了。幸在网上别处还有收存。找到青山明月于2007-07-26 15:18:53 发出的文本，即转录于下：（2007-04-02 发出的本文，后来也消失了；2012-01-27 17:06:32在网易博客发出，随即被那里设置为隐藏，大家看不到。今日再发在此，希望这回不会被屏蔽。–五柳村编者，2012年2月7日。） 　　刘 衡女士今年８５岁，超过了毛泽东活着的年龄，也许這是她不幸一生中最大安慰。她是人民日报的名記者，写了不少好文章，至今烩炙人口。几十年来她壮志不减， 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当电脑进入中国后，她以74岁高龄学会电脑写作，81岁学会了电脑上网。其不折不挠精神使人敬佩，特此向朋友们推荐刘衡老大姐写当年人 民日报反右詳情的文章《“人民日报” 的右派们》。這篇文章是她离休后的1999年草写，今年3月修改而成。 　　《人民日报》的右派们 　　中 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央的驯服工具。中央正确时，党报也正确，中央犯错误时，党报也跟着犯错误。在知识分子中轰 轰烈烈进行的反右派运动里，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 占当时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的11％。《人民日报》 划了32个，其中编辑部门有24人。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包括文化较低的干事在内，共460人，右派分子占5％以上。据说这个比例在新闻界是比较低的， 像《新湖南报社》当时不过140多人，被划成右派的有54人，竟高达38.5％。21年后，除了极个别的外，全国右派分子99.944%得到改正，只有 0.066%称为摘帽右派，据说不足三千人。這三千个没有“改正”的右派，绝大部分死于非命，少数是原单位坚持不改。《人民日报》的32名右派分子全部一 风吹，但很凄惨.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离婚,有的早逝,每个人身心备受摧残,大部分人病痛缠身。 　　1、概况1958年1月6日《人民 日报》发表了一条本报消息，肩题是《不准右派分子混入党的宣传队伍》 ，正题是《人民日报社揭发蒋元椿等人的反党言行》。里面说：”《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目前正在进行整改工作。””从6月下旬开始……5个 月中……揭发和批判了右派分子13人。”实际上，那个时候，《人民日报》的反右派斗争并没有告一段落。经过深挖细揭，到1958年3月底， 又挖出11人。到5月，又补课挖出8人。总计从1957年6月到1958年5月， 一年功夫，《人民日报》先后挖出右派分子共32人。计有： 　　记 者部：副主任刘时平(党员、1999年病故)、记者林钢(党员、反右后离婚)、刘衡(女、党员、反右后离婚) 、吕建中(党员、反右后离婚、1995年病故)、高粮(党员、2006年10月21日病故)、陈国安、钦达木尼(蒙族、党员)、季音(党员)、习平(女、 党员、改正后病故)、刘群（党员）。 　　国际部：副总编辑黄操良(党员、反右中自杀)、东方部主任蒋元椿(党员、1996年病故)、西方部副主任胡骑(党员、反右后离婚、改正后病故)、编辑胡平(文革中自杀)、李右、裴达(党员)、孙乃、方达。 　　文艺部：编辑杨建中(即蓝翎、党员、2005年2月8日病故)、沈同衡（2002年病故）。 　　农村部：副主任刘晓唏(党员、文革中自杀)。 　　文教部：编辑赵克惠。 　　图片组：组长苍石(党员)、张光华。 　　图书室：管理员林安乾(团员、文革中自杀)。 　　行政科：科员赵恒良（团员、一直未婚，改正后住精神病医院）。 　　财务室：朱克潜(改正后病故)。 　　印刷厂：劳资科科员杨春长(党员、2004年12月21日病故)、统计员张恩铭。 　　职工业余学校：副校长蒋如芝(女、党员、1991年病故)、教师张保义。 　　幼儿园：教师田兰坡(女、团员、2006年病故)。 　　另外，印刷厂工人郭卷生也有“右派”言论，因领导指示不在工人中划右派，就把他划成坏分子，开除工职、开除团籍，回家乡劳改。 　　前一阶段揭发的13人中，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只有蒋元椿、林钢、刘衡、杨建中、苍石、沈同衡、胡平等7人。据说有社会影响的人才有上报的资格。 　　2、”罪行” 　　国际部的右派分子有8名，占全报社第二位。因为鸣放初期，在黄操良领导下，国际部出了一张墙报《呼风唤雨》。好些人响应党的号召，在上面写了一些意见、诗文。开头这些泼辣的诗文受到人们的称赞。一反右派，就变成抹不去、赖不掉的罪证了。例如： 　　老 党员蒋元椿根据大家对胡乔木的意见， (如：乔木同志说报纸横排不能用竖标题，赶紧把已经发排的竖标题拆掉;以后他又说，横排可以弄，就赶紧弄个竖标题;国际部登别的国家”毕业就是失业”， 乔木说，我们国家升学就业也紧张，不能登;英国房荒，国际部主任陈浚跟着也说， 不能登，因为我们国家住房也紧张……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等等。)写了《圣旨口》，讽刺胡乔木是圣旨口，说一不二。他说：”只要某个领导人的嘴一动，大家就洗 耳恭听，急忙记在笔记本上，回来照办无误。不管这位领导人的意见是否切实可行，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需要灵活处理，反正来一个死搬活套。据说，这叫做` 组织性纪律性`。”胡乔木是中央派来领导报社的， 就认为蒋元椿批评胡乔木就是反中央、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在《人民日报》首批揭发出的13名右派分子中，蒋的职位最高，因此，在1月6日发表的消息 中，标题标出他的大名，文中也点名批判他：”这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改进《人民日报》 的工作，恶意诽谤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领导是`圣旨口`，是`紧箍咒`。他们认为，党中央规定的宣传方针和政策，具体指导报纸的宣传工作就是`圣旨口 `;而编辑部在自己的活动中，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接受并贯彻党中央对编辑部工作的具体指导，就是凭`圣旨口`办事， 就是用`紧箍咒`来`束缚`自己的脑筋。右派分子蒋元椿竟狂妄地主张圣旨口`要`封口`，要把领导上的意见顶回去。” 　　胡平与蒋元椿有类似 言论，他在非党知识分子和老报人座谈会上说： “资产阶级报纸讲究用事实说话， 分明是一篇评论，但它很巧妙地写成`客观地报道事实`的样子。而我们只知道笨手笨脚地发议论， 不注意用事实来说服人。《纽约时报》的评论是采取发表意见，和读者商量的口气。而我们常常用一种教训人的口气。外面不把我们当成舆论机关，而当成布告牌， 登不登视为政治待遇。””报社有一些领导同志，头上戴着个金箍儿的。他们一听到权威方面说几个字，马上头发热，手足无措。” 　　当时有一个 公式： 对某个党员领导人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分子。总支书记肖风”义正词严”地说： “党不是抽象的，没有一个空洞的共产党。右派分子不可能去反对一个抽象的空洞的共产党， 他都是要通过反对某个具体的党员、具体的党组织来反对共产党，来取消党的领导! “这样，凡是给个别领导人提意见的都有当右派的危险;”右派分子”这顶帽子成了大大小小领导人的护身法宝，是掩盖自己为非作歹、压制批评的整人利剑。 　　但 也有个别例外的：国际部副主任高集写过长篇发言，谈到《人民日报》成了布告牌，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 乔木同志说什么，就听什么。上边说的好些例子就是高集提供的。他说：”乔木同志小事管多了，就可能放松了大事。””我们党的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 现在变成`从乔木同志来，到工作中去`。”结果并没有被划成右派，其中有何奥妙？原来他写了发言稿不久， 去参加中央宣传部的一个会，会上，乔木对他说：”你的意见很好，是善意地提出意见。”当时肖风正在旁边， 听见了这些话，不但不划高集是右派，还让他参加反右派报道。看来人们说乔木是”圣旨口”，是说对了。 　　非党员孙乃：1957年春， 报社组织了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党总支召开五天”非党知识分子和老报人座谈会”，帮助党整风。孙乃发言，讲了”以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群众路线反对宗派主义，以实事求是反对官僚主义。”写了在用人方面的几点建议，如： 　　1.知。过去报社在”知人”方面只限于知道一些死的东西(如出身、历史)，而活的东西 (如性格、特长)平时不去了解，运动来了才去了解。这不是出于关心，而是出于疑心，弄 得不好反而加深隔阂。希望今后”楼上楼下、墙里墙外”互相接近……最好是既没有楼， 也没有墙。 　　2. 信。发挥人的积极性，”不仅仅是依靠面包”，还要精神支持。报社有些作法挫伤人的自尊心， 到处留下政治待遇的痕迹，滥用”因人而异”的原则，有时形成对人不对事，结果是非不明， 赏罚不公。一阵风来了，错戴帽子也许是”难免”的，但”难免”以后怎样？就没有下文。那种根据主观定出的题目硬做文章的作法， 不但不能让人心服，反而造成新的思想问题。 　　3. 用。要在知和信的基础上用人，被用者虽紧张但愉快。在报社，有些人被冷藏起来，有些用非所长， 有些虽用但不给予应有的信任。这不但对不起人，而且浪费国家最宝贵 的财产，也是一种犯罪。 　　4.定。用得其当了，就要定下来，不要朝令夕改，朝三(三楼)暮四(四楼)。这样，干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有确定的目标可奔。 　　孙 乃还写了一首小诗：”蓓蕾枝头鸟啾啾，裤脚管下月双钩。好景催人游春去，却又是，放还收。几翻风雨撼同舟， 帽子底下度春秋。块垒未销鸣声噎，是非事，语还休。”诗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 被整风小组要去，发表在《呼风唤雨》墙报上。副总编黄操良高兴地对孙说：”这下好了，我们的墙报有了副刊!”一反右派，说孙乃在诗中发泄对党的刻骨仇恨， 就被划成右派分子。孙乃当时并没有戴任何帽子， 他的诗句”帽子底下度春秋”，竟然变成了他对自己的预言，他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虽然在六十年代初，被摘掉帽子，但仍然戴了个”摘帽右派”的帽子。 　　李右原名李佑民，1948年上大学时改名李右。反右派运动中，他积极给组织提了许多意见，结果无限上纲，被划成右派分子。例如，他说： 　　”现在社会上错误言论多了，发表出来，使矛盾表面化。这让党和群众摸摸底，没有什么不好。”批判为：”拥护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算不算收？不能算收，当然可以对它反驳。但是今天的社论(指 《这是为什么？》)和新闻作得不够。帽子扣得不少，而分析作得极少，这样就不能说服人。” 批判为：”反对党发起的反击右派的斗争。” 　　” 搞革命和搞建设都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革命之能成功主要归功于牺牲了的烈士们。无论在死人里、活人里，党员都是少数。但一讲到功，就归于党;而党员 犯了错误，就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归咎于个人…….只居功不居过，就会产生一系列不良风气。首先就容易把党塑造成有百是而无一非的神道。另外，还会 使人把`党籍`和`德`混同起来。以为入了党，就像打了防疫针一样，德就高了。”批判为：”污蔑党居功不居过。” 　　”以前革命的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有的甚至流血牺牲了。现在反过来了，好些党员享受在前，吃苦在后;升得快，留洋优先，生活福利自有人特殊照 顾…….然而革命这个东西一不能输出，二不能遗传，三不像某些性病那样可以过渡。可是现在就有夫贵妻荣的现象，弄得有些小学生互相比爸爸。”批判为：”污 蔑党有特权。” 　　以后，强逼李右到农场劳改，发配他到河南。他感到他的名字改得太不吉利，把”右”改成”佑”，成了李佑。 　　1938 年入党的黄操良是1955年从新华社调进《人民日报》的，他是1957年5月6日成立的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另外6人是： 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陈浚、肖风。)6月，整风转为反右，整风领导小组变成反右领导小组。1958年4月上旬，报社的反右派运动即将结束。走廊里突 然贴出了几张大字报， 说黄是隐藏最深、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大右派，要挖出来示众。黄在11日服安眠药自杀。走廊里又贴出大字报，声讨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 余辜等等。 　　记者部的人数比国际部少得多，挖出来的右派分子比国际部还多2人，共10人。占报社第一位。这是与记者部领导人员的品质、水平等等分不开的。 　　记 者部主任陈浚曾经向我夸耀： “我没有当过斗争对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是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我就是你们骂的整人的人，是打手!”他还说：”你们都恨汪琦，其实汪琦的后台是 我。””你们都瞧不起汪琦，其实，汪琦立场坚定，革命性比我还强!”原来他是报社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对记者部进行遥控，很少与我们直接冲突。 　　副 主任汪琦（刘白羽的妻子）在鸣放期间曾到上海各报社取经，回来后向大家作报告，极力称赞《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等。她说：《解放日报》说，市 委对他们干涉太多，使他们报纸没有生命。她还写了《新民晚报为什么那样受欢迎？ 》(登在1957年5月1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内部刊物《编辑部生活》 第139期)。文中说：”…….合营后，《新民晚报》的方针一直没有确定。党、团员拼命要把《新民晚报》 办得同上海其他日报一样，结果，越办越糟。不到一年，眼看国家的21万元都快赔光了。最惨的时候，《新民晚报》的销数只有1万多份。””《新民晚报》过去 对于老报人这一部分力量，是没有很好运用的。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党、团员都去搞运动了，无暇过问报纸，这时， 才把《新民晚报》交给他们去办。”文中表扬了《新民晚报》的记者们点子多、动作快。称赞了该报负责人赵超构的三句口号：”广些广些再广些，短些短些再短 些，软些软些再软些。”她说大家对”软些”有争论，但毛主席(毛主席3月份曾到上海点火_____笔者注) 给赵超构带去一个口信，说：”我觉得《新民晚报》不是黄色报纸，现在的内容还不够软，还可以再软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的作者张涛之是这样写 的：”3月10日，毛主席邀请新闻界人士开座谈会。会上， 毛主席说，《新民晚报》办得不错：`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 `。”第523页——笔者注) 　　本来这些言论并没有错误。据文革期间，汪琦在五七干校交代：一反右派，她就敏感到自己的话和报上批判的右派 言论一样，害怕弄到自己头上，说她反对党 的领导、歌颂资产阶级报纸、老报人等等， 赶紧利用副主任和支部副书记的职权，先下手为强。她领着大家批这个，斗那个，转移大家对她的注意。”缺德无才”，这是大家对她的评语。 　　支 部书记傅冬（傅作义的女儿）没有去过解放区，她对去过解放区的老党员、老干部、顶头上司汪琦唯命是从， 以为跟着她走，就是跟着党走。即使走错了，她也不必承担责任，何乐而不为呢？鸣放初期，傅冬和林钢都在首都记者组。他们在闲谈中，曾就政治、时事和文艺问 题坦率交换过意见， 观点完全一致，傅冬比林钢说的还多。一反右派，有些看法成了”问题”，傅冬立刻揭发林钢， 说这些意见都是林钢说的。弄得林钢有口难辩。当时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的政策，把一些旧戏解禁了。筱翠花的《马思远》 是其中之一。在这以前，5月里， 林钢写了一篇报道《筱翠花说”我要唱戏”》。不几天，这戏上演了。林钢又写了报道《筱翠花重演《马思远》》：”…….晚会结束以后，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 夏衍及著名演员叶盛兰、杜近芳、新凤霞等曾到后台去看筱翠花，祝贺他的演出。”6月，一反右派，这部受到领导和大家欢迎的戏又变成坏戏了。林钢首当其冲， 被傅冬抛出。运动中，一个整人成了左派，一个挨整成了右派。《人民日报》 1958年1月6日发表的那篇消息批判说：”右派分子林钢还恶意攻击党的文艺政策，歪曲宣传`百花齐放`的方针，极力鼓吹筱翠花演出坏戏《马思远》。” 　　鸣 放时，我正在内蒙古记者站，鸣放刚刚开始，突然反右派了。从报上揭发的材料看，只是片言只语、 断章取义，没有说服力。我很奇怪怎么人们一对肃反 有意见，就说他是右派分子？我很担心这样匆匆忙忙地划右派，又要搞错许多人。就在党的小组会上提出我的担心。小组的林沫、钦达木尼和我有同感，就让我这个 党的小组长向支部汇报： 　　”就整个肃反运动来说， 成绩是大的。根据事后调查，弄清了许多人的问题。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在许多好人心上留下了伤痕。 　　”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立 刻，引起支部怀疑。林沫赶快表示转变，并把我的汇报告诉记者部。汪琦如获至宝，把我叫回北京。这当间， 我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参事的父亲给我来了 信，说他们参事室的主任耿伯钊是右派， 他们”如梦惊雷”，正批斗他。不几天，《湖北日报》刊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揪出耿伯钊反党集团，其中就有我的父 亲。我父亲来信说，报上讲的许多不是事实。还说，他们参事室闹宗派，他曾经打过”老虎”，现在人们报复他等等。本来，我就感到反右派搞错好些人，听父亲这 么一说，相信把他也搞错了。我就给父亲回信，问他：参事室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党员。有什么错误要好好检查， 不要”无中生有”，也不 要”有而不说”。党不会冤枉人的。《湖北日报》如果弄错了，也可以告诉他们。谁知汪琦对着白纸黑字硬说我给父亲出坏主意，划我是右派分子。傅冬还对我 说：”某某单位只要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光这一条就要被划成右派，你不光有这一条，还有肃反这一条，能不划吗？”由此可见，《人民日报》 的反右派报道推动 着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的发展，《人民日报》内部的反右派运动也受着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的影响。大家就是这样你比我、我比你地扩大着战果，不去进行自己的思考。 　　钦达木尼是蒙族人，在鸣放期间与林沫合写了一篇稿子， 批评大汉族主义，林沫的署名在前面。当时，少数民族不能批评大汉族主义，一批评，就说你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林沫是汉族，又是记者站站长，在紧急的关头，他不去承担责任，于是，钦被划成右派分子。 　　刘 时平也是记者部的副主任， 肃反时斗过他。鸣放时，刘的妻子蒋如芝说，大刘不是反革命， 把他斗错了等等。一反右派，就说蒋如芝攻击肃反，划她是右派。接着，说刘是蒋如芝的幕后操纵人：”如果不是幕后操纵人，蒋如芝怎么知道把大刘斗错了？”于 是，刘时平成了没有说话的右派。”你没有说话， 骨子里也是反党的!”汪琦、傅冬等这些革命的”左派”竟能看到人的骨子里，根据人骨子里的东西定罪! 　　吕 建中在鸣放中对编委会的成员提了一些意见。如： “胡绩伟把中央某负责人的意见说得有声有色，但谈了之后就不作具体研究，错了没人负责。””在编委会里，有这样的人(王揖)，看起来道貌岸然，似乎很有原 则性，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脑子里没有多少东西。编委会缺乏原则性， 对许多事情是非不明，不了了之，这就掩盖了这种人的无能，发展了自由主义。””肖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严重，应该整一整。””现在提出不少意见，领导要 边整边改，如果这次整风结束后仍不了了之，我建议邓拓辞去现任职，健全编委会。”结果说吕建中攻击了编委会许多成员没有脑子，是非不明，”他要改组编委 会，邓拓辞职。”吕建中对记者部的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如：”陈浚乱指挥记者。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很厉害。在稿费问题上教条主义地搬用苏联《真理报》 的经验。””谁不了解汪琦在记者部的情况？应该对她来个称职与否的审查。”结果这些符合实际的意见被说成是一系列的攻击。吕建中当时在记者部当编辑，他根 据记者部领导的指示，给各记者站打电话，让他们发回鸣放稿件。一反右派，被说成是他”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国安是因为同意办同人报而被划成右派的。鸣放期间，毛主席说： “我看每省办两个报，一个党外办，一个党内办，唱对台戏。”毛主席自己说可以，一些人跟着鹦鹉学舌，却被划成右派。于是，汪琦把陈国安抓住了。 　　摄影记者高粮原是记者部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他跟着汪琦、傅冬等在部里挖出几名右派分子， 成绩卓著。他万万没有想到，1958年反右派补课，大字报突然铺天盖地而来，三天功夫，定他为漏网右派。他的主要罪状是他牵扯进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左叶事件中。请看他自己的叙述： 　　”1957 年4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时，发生了部长助理左叶同电影摄影师韩德福吵架事件，在国宾面前造成不 良影响。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接待办公室放进的记者多了些，陪同参观的人也多。地方狭窄，造成了拥挤。负责维持秩序与负责新闻报道和电影新闻摄制人员都很着 急。大家满身大汗，拥挤中也防碍了贵宾的参观速度。当时开路的左叶碰到韩德福时，说：`别挤啦，再挤我让你们滚出去`!韩说：`我是来执行拍摄任务的，拍 不成谁负责`？左叶有些急噪，在拥挤中怕出乱子，就讲：`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当场就吵起来…… 　　”事隔不久，《中国青年 报》发表了洪克写的小品文《部长助理与摄影师》，跟着《人民日报》也发表诗与漫画《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把矛头指向左 叶…….事情闹大了，中宣部为此召开了对证会。左叶、韩德福、洪克都到会了。左叶做了些检查，但基本上是 各说各的理。最后主持会的人问我有何看法？我说我目睹了此事件的经过…… 　　”当时吵架、骂人的不是我，写文章、画漫画的不是我，而且材料不是我提供的。谁知一年后我这个公道人却成了`左叶事件中推波助澜、向右派充实炮弹、使之向党的新闻事业发起猖狂进攻的`罪魁祸首`。天呐……” 　　(摘自高粮著《历史的脚印》第170–171页) 　　据 我所知，4月正是鸣放初期， 新闻界都想发表反对三风的稿件。正好碰见左叶的事，以为抓住了官僚主义的典型， 因此一窝蜂地大做文章。《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小品文，我们报社的袁水拍据此写诗：《官僚主义者滚开!》还配上漫画(载5月10日)，造成轰动。实际上，这 是人们工作上的冲突，与官僚主义、地位高低等等并不沾边。左叶气得哭了，不承认骂过”滚出去”， 说他讲的是：”你的工作重要，难道我的工作就不重要？”并不是和记者比地位高低等等。一些读者也给本报来信， 说我们小题大做，人为地扩大矛盾，不公正，没有抓对典型：”一个好的摄影记者，应该主动猎取好镜头，在接待贵宾的场合，让在场的国家负责干部让路来猎取镜 头，这是不礼貌的行为。文章提出要求尊重记者，我们也有权利要求记者尊重别人。””不能只许新闻记者在金銮殿跑马，不许部长助理在大街骑驴。” 　　不久，中央宣传部召开对证会，人们说没听见左叶骂”滚出去”，唯独高粮说听见他骂了。实际上，大家都在气头上，骂与不骂关系不大。可是以后反右派，人们又要抓右派典型，于是，左叶事件又一窝蜂地被说成是”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高粮提供了进攻的炮弹。 　　在 左叶事件中遭殃的不仅仅是高粮一个人。例如：《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因为编发了《部长助理与摄影师》 小品文，后来被划成右派分子，含冤而死。著名记者彭子冈根据这事写了一篇关于尊重新闻记者的文章，上面说：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这也变成她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状。写诗的袁水拍没有被划，可能因为 他是通天人物，到毛主席家里吃过饭，不知被谁保护下来了。原来，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不久，以中宣部 文艺处处长江青(化名李进)为首，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调查了20多天。团员有袁水拍、钟惦榧。当时袁水拍是《人民日报》 文艺部主任。他回来后，谈到江青如何如何好，钟惦榧老跟她作对，不听指挥，江青如何如何讨厌他等等。还说，他们回来时，毛主席亲自去迎接。他被江青邀请到 家中，和毛主席共进晚餐： “一大桌子菜，都是由江青给毛主席夹菜， 毛主席只顾吃，离不开辣椒…….”这次调查，是江青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通过这次调查，袁水拍和江青互有好感，有了来往，文化大革命中，袁水拍倒向了”四 人帮”，就不奇怪了。 　　社会上不少右派分子在反右派初期，是反右积极分子。谁知射出的箭虽然射中了别人 ，又折回来射中了自己。他们对别人穷凶极恶，无限上纲，搞乱了大家的思想。结果，人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弄得国家大乱，也为以后更乱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好多右派分子在初期为了自保，跟着领导去打人棍子、抓人辫子。从别人的罹难中得到自己的安全 感， 甚至是快感。谁知好景不长，不知道自己碰到了哪根神经，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徒唤苍天：奈何!奈何!当然，还有更多的右派分子是虔诚地相信党报上所说的一 切，不去进行自己的思考。”党指向那里，就打向那里”。”号角既响，能不冲吗？”结果打人的棍棒落到自己头上，”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既然党 要我当右派，我就听党的话，当吧。” 　　在记者部， 与高粮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季音、习平夫妇，他们都在上海记者站。季音是1955年全国第一次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1957年，他跟着党组织” 人云亦云”地搞反右派报道，如批判大学者沈志远、老报人陆诒等，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看见南京大学讲师刘敬坤被划为右派 分子的材料。刘是季音的老战友，而材料中有许多不合事实之处。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 季音向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刘不应被划为右派。季音哪里知道， 柯庆施正是反右派以后提拔上来的，他是有名的毛主席的”好学生”， 他有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随毛主席要跟随到盲从的程度。”他怎么会不顾自己的利害得失，仗义执言呢？以后季音又在记者站谈起此事， 结果被告到记者部，汪琦、田流、顾雷等抓住这个增大反右成绩的机会， 把季音划成右派。在当时红色恐怖下，有一个不成文的公式， 就是：只要领导说某人是右派，别人不能说反面话。否则就是”包庇右派”、”和右派站在一边”， 自己也就成了右派。在运动中，真正包庇亲友的人是极少的。大家对不熟悉的人能够跟着起哄、斗争、搞批判报道。可是，对熟悉、了解的人常常能发现其中许多不 确实之处，就说点公道话，自己以为是为党、为同志负责，结果成了包庇亲友的罪人。季音是其中的一例。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季音有类似之 处。在反右初期，我虽然对这场运动奇怪、困惑，但我仍然紧紧跟着党走，搞反右派报导。我听说包头市商业局副局长苗春 森是右派分子，这人我从未听说过，也没见过。对别人揭发的材料都信以为真，赶紧编写一篇《黑心贤士–苗春森》的通讯登在人民日报上。以后，湖北日报说我 父亲是右派，但报上登的好些材料不是事实。我虽然没像季音那样去说公道话，但我让父亲自己去说。 　　习平在1955年曾对一位好朋友谈过” 胡风不是反革命”之类的话。直到1958年底，进行反右补课。那位好朋友把习平揭发了， 习平也难逃厄运。在批判大会上，汪琦穿着高级呢子大衣，戴着漂亮的仿俄式毛头巾，揭发习平，说习平在上海，做了件很漂亮的旗袍，不好意思穿着上街，经常在 家对着穿衣镜自我欣赏。这也成了习平的一大罪状。难道汪琦自己穿高级洋服，就是无产阶级; 习平穿民族服装，反倒成了资产阶级？由这样的人才领导反右运动，记者部右派分子的数量能不全社第一吗？ 　　文艺部的编辑杨建中(即蓝翎)根据 一个名叫小兰的姑娘被迫害死亡的事实，写了一篇杂文《沉思》，交给文艺部领导运动的刘甲。刘甲把蓝翎自己删改的地 方全部复原，竭力夸张，予以穷追猛打。杂文原来的标题是《面对着血迹的沉思》 。《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特地指出：”右派分子杨建中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地描绘成到处`血迹斑 斑`、漆黑一团。” 　　文艺部的沈同衡画了一副漫画， 批评官僚主义。画中的一位人事领导干部戴着乌纱帽，就说他丑化党的人事制度，成了沈同衡当右派的罪状之一。 　　图 片组组长苍石被划为右派分子，根据的完全是与事实不合的材料。例如说他攻击党的领导是”大锯条”、”圣旨口”等等。实际上，漫画《大锯条》是张光 华画的(张因此被划成右派)，”圣旨口”是蒋元椿说的。再如说他离间报社与外界的关系，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实际上是：外边对《人民日报》登照片 少，有意见。苍石作过解释，大意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有时因重要文章非登不可， 只好把照片割爱了。但当时某些领导搜寻右派邀功请赏热昏了头，硬要东拼西凑，胡乱上纲上线。甚至把他早在1952年已经解决的问题作为罪状扯了进来。即： 解放初期，苍石在《苏南日报》工作时，曾介绍他的堂兄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才知道堂兄的反革命政治面目， 立刻向组织报告并协助公安部门使他归案。事后，苍石主动进行了自我检查。组织上为了教育他，给了他”党内劝告”处分。 　　财务室的朱克潜在7 月中旬给领导写了两封信， 对他的工资待遇、降级处分等等提出意见，说：”根据我本身各方面的条件和周围同志比较一下，产生了一些感想，就是：谁靠近领导，提升得就快， 党内提升得更快。否则，你再努力，再有成绩，也不容易被人发觉和承认。我曾经抵挡二个或以上的人拼命工作， 结果是对我无情的斗争、残酷的打击，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他希望领导以理服人，明辨是非;希望这信保密，只给处以上的干部看。因他在信中点了几个人的 名， 说他们工作不如他、但工资比他多。他一点也没想到，当时领导正苦于抓不到右派，而他正找上门来。于是，领导把他的信公开发表。立刻引起公愤，人们万箭齐 发，说他攻击领导、攻击共产党，是右派分子无疑。加上他曾参加过国民党，虽然以前早就交代，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行政科赵恒良画了一张漫画，讽刺行政部门两个领导是两个山头，被领导打成右派。 　　印 刷厂的杨春长12岁在印刷厂当学徒， 在日本《新民报》、《华北新报》、国民党《华北日报》 当排字工人。全国解放后，《人民日报》接收了《华北日报》，杨春长被留用，从工人、车间副主任、主任、统计、技术科科员到劳资科科员。1957年，他响应 号召，帮助党整风，写了两篇稿子，说了心里话：认为工人工资提得慢，干部工资提得快。工厂书记刘钊把自己卖布的小舅子提拔到工厂当干部， 他认为报社有裙带风等等。一反右派，就说杨春长挑拨干部和工人的关系、污蔑报社领导等等，划成右派分子。 　　印刷厂统计员张恩铭写了《出版社 为什么要企业化？》，有四千字，对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引起几万字的批判， 如《”企业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批判他挑拨编辑部和出版社的关系，说他攻击报社的工作制度、人事制度等等。结果这位与杨春长同为留用人员的张恩铭也被 划成右派分子。 　　职工业余学校的副校长蒋如芝在鸣放中对领导提了一些意见， 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领导， 不应由领导来领导整风。”就说她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理由是：”一个人砍伤了另一个人的手指头， 你能说我只是伤害了你的手指头，并没有伤害你本人吗？”蒋如芝还说，她丈夫刘时平在肃反时挨斗是倒霉， 到现在还不向他道歉。肃反时领导曾派人到他家搜查，她妈妈说：”解放前国民党曾来家搜查，想不到解放后共产党也来。”她同意妈妈的话，就说她：”这不是说 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吗？这不是反对肃反运动吗？” 　　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张保义在鸣放会上说：在这样一个社会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十分不容易 的，不是整别人，就是挨别人的整。我既不是地主，又不是资本家， 也不是反革命，但活在这个社会里，感到不愉快，不幸福，思想不自由，选择职业不自由，说话就更不能随便了。结果批判铺天盖地而来， 说他咒骂新社会，与右派诗人艾青一个腔调。因艾青说过：”党内有一批整人的人，有一批人挨整”。 　　幼儿园的教师田兰坡是一个23岁的青年。 她17岁来《人民日报》，一直是党的积极分子。她入青年团，当团干部。党一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她连忙带头 提意见：”我老家在蓟县，来人说，农村闹水灾，好些人跑到天津讨饭。报上还说咱们那里大丰收，这是报喜不报忧。””报喜不报忧”， 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病，时时都在说。可是，在那个时候，田兰坡一说，就把她划成右派。开头，她想不通：”我好心提意见，怎么变成反党呢？”经过人们狂轰乱 炸，她明白了：”这是我阶级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 虽然没有想到反党，但说出话来都是反党的。””反正是我错了， 要不，党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呢？当然是我错了!”想不到，鲁迅先生的名言：”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现在派上了新用场。 　　从 以上种种”罪行”看来， 我的难友们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们一样，他们既没有对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批评或异议，也没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民主不要 专制，要法治不要人治，要平等不要特权。他们只是反对个别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特权， 反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端，要求更多的民主等等。相反的，那些整人的人，好多正像鲁迅1936年8月6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的那样：” 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 利益，而只顾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当然，即使是在那邪气上升、黑白颠倒的非正常年代，《人民日 报》也不是到处血迹斑斑、漆黑一团。有一些部门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 他们不随大溜，不去和别的部门攀比。当记者部、国际部纷纷打出这个、那个右派的时候， 他们仍然按兵不动，不在”矮子里头拔将军”。宁肯打右派的成绩是个零，也不怕被人说成”反右不力”、是右倾等等。萧航、马沛文领导的国内政治部没有划一个 右派分子。 部内章世鸿为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顾执中辩护，还说过两句讽刺话：”批判会上没好人，追悼会上没坏人。”只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林韦同志(李银河的父 亲、王小波的岳父) 领导的农村部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部内陈泊微、林晰、江夏等三位同志说过”胡风不是反革命”之类的话，林晰还说： “徐兑同志工作也是按圣旨口办事。上面怎么说，她就怎么说。上面说蔬菜问题不宜讨论，她也照办。”却都被大家保护过关， 仅仅作了几次检查了事。农村部唯一的右派是副主任刘晓唏，他是在高级党校进修时被划的。他认为我们党内有个人崇拜，“把领袖偶象化，神秘化”，他主张“要 破除迷信，不要对革命领袖盲目崇拜；也不能把革命理论当作万应灵药。”。”他还认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如果他不去党校，留在 农村部，在那种环境里，不会被划成右派的。真是：人的命运前途无法预测，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 像林韦这样的好党员终于没有逃脱厄运。他在1959年到安徽采访，给总编辑吴冷西写信， 说安徽饿死了人等等。反右倾时，吴冷西揭发：”有些右倾言论，如说大办钢铁1070万吨是好高骛远， 要向全世界显示我们的力量，才搞这么多的，实际上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又说，政治挂帅是吹牛皮，人民公社是独立王国，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违反客观发展规 律，供给制出懒汉等等”。10月19日，他作反右倾整风报告：”反右倾的斗争，比预料的要严重、激烈得多，它是前年的反右派斗争的继续，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党内的反映………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反右派斗争时的漏网分子，有些是对党心怀不满的人。”他说， 报社一千人左右，可分成5种：”1.在大风浪中，立场坚定，毫不动摇。2.有些糊涂观点， 在个别问题上说过怪话，但不是对大跃进、公社化有意见。3.对大跃进、公社化确有些意见，在短时间里有过动摇，发表过右倾言论经过学习，又坚定下来。这两 种人不失为是有缺点的好同志。4. 比较系统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表系统的右倾言论，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报社的反映。5.

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晓波英文版文集《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近期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哈佛大学出版的《没有敌人，没有仇恨》（No Enemies， No Hatred），收录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多年的论著与诗文。现在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是该书的编辑之一，她向本台记者介绍说： “世界性的版权是在德文版手上，德国 Fischer Verlag（渔夫出版社）手上有世界性的版权。由于刘晓波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消息传开来以后，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其它外国出版商都来找渔夫出版社要求出版这本书。渔夫出版社就把版权卖给其它的国家，所以到现在2012年的2月份这本书已经有九个不同的语言出来了，有德文、英文、瑞典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荷兰文、日文还有韩文，当然还有中文的，实际上是十个不同的语言，还有其它的语言还要接着出来。” 参与中文版《刘晓波文集》编选工作的纽约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刘晓波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国内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英文版的《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一书的出版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国际社会全面了解刘晓波的思想。 法新社星期天的报道说，《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一书中的内容显示，刘晓波曾深刻反省、怀疑西方文化。例如，1989年3月，刘晓波在《 后记》一文中提到他造访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惊觉自己的思想竟如此肤浅”，“正因为我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批判是以对西方文化的绝对理想化为前提的。”刘晓波还在这篇文章中批评多数西方人“仍对非西方人有著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他也不喜欢被西方人赞为“造反者”。不过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刘晓波改变看法，认为美国人投票让历史上处于弱势的少数团体成员掌权，显示“美国制度的伟大之处”。在一篇论著中，刘晓波指出中国大陆应遵循奥巴马模式，让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刘晓波写道：“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胡平对此评论说： “谈到刘晓波对西方的观点这中间当然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不是太大。当然首先他在国内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给以非常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从他到西方来的感受他对西方也有不少的批评。他的批判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汉学界就是研究中国问题这方面的人，觉得他们对中国情况的了解还不够；另一方面他对现在西方那种平庸很不满意。当然他对平庸很不满意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不一定是说西方的制度有多么多么的不对，他多少是认为西方现在就是处在这个阶段，西方民主本身就处在这么一种平庸化的一种现象，所以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提出根本的质疑或批评，所以这和他后来奥巴马当选总统这件事发表他的看法前后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现年56岁的刘晓波在2008年起草政治改革请愿书“零八宪章”，2009年遭中国大陆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11年，2010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目前刘晓波仍在狱中服刑，他的妻子刘霞也遭到中国当局软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