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16306/social-media-china-redraws-old-battle-lines-between-left-and-right Social media in China redraws old battle lines between left and right Social media like Weibo is helping China have the type of debate it hasn't seen in decades Wednesday, 17 April, 2013, 5:11am   “P*** off and go abroad” is an insult that writer Li Chengpeng faces every day. Many conservatives want the former soccer commentator to leave the country and don't shy away from telling him so on microblogs or to his face at book readings.

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蔡如鹏 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不断蔓延，不断升级。 　　近些年，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争吵不断，各方都不甘示弱，展开了一场接一场出言不逊的竞赛。但这些骂战的议题却极其严肃，从对毛泽东的评价到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判断，从对“文革”的看法到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严肃的议题，却被非理性的论战方式遮蔽。 　　君子何以动了手？ 　　在这些争论中，最激烈的声音出现在 2012 年 3 月前中共高官薄熙来被免职前后。 2007 年，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便大张旗鼓地在这座山城发起“打黑唱红”运动。围绕着重庆的做法，知识分子迅速分裂成两派。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反对者则驳斥，这是在走“文革”的老路，是死路一条。 　　那段日子，双方在微博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论战。《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几乎天天泡在微博上，每晚都要发几条“午夜政治评论”，“每条都会引来很多评论，攻击的多，赞成的更多。双方剑拔弩张的架势，此前从没有过１ 　　一个月后，随着薄熙来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社交网络上的争吵才开始有所平息。但双方的裂痕却并没因此而平复。 　　中国知识界的分裂由来已久。“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出现分裂，不再是铁板一块，各类学者从此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思想评论界的活跃人物、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曾在文章中回忆说：“直到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并在这一虚拟空间迅速蔓延、升级。最令人担忧的是，过去一向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书生们也开始诉诸武力，把网上的争吵演绎成现实中的暴力冲突。 　　去年 7 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吴法天”）与四川籍女记者周燕（网名“此是燕云”）因四川什邡钼铜项目是否会污染环境在微博发生争吵。吵架逐渐升级为人身攻击恶语相骂，最后双方约定在北京朝阳公园当面论战。 　　见面后，论战很快就变成了拳脚相加，吴丹红被打倒在地。最终，这场闹剧不得不在警方带走双方当事人后才得以草草收常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微博约架”。 　　辩论的“文革法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名亮，一直在研究微博上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交媒体，如论坛、 SNS 、博客等，微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 2009 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微博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广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 　　但知识人也可能被微博非理性的交往场域所“绑架”。李名亮发现，为了获得庞大数量的粉丝“关注”和“跟随”，即“加 V ”确立身份和影响力，微博领袖可能会从言语技巧和思想观点两方面，迎合微博感性而欠缺深刻的文化语境，迎合粉丝群的“网络公意”。 　　大约三年前，媒体人周志兴创办了一个思想性的网站，取名共识网。他希望这个平台能为知识分子的交流提供一个空间。但很多“左派”人士不买他的账，认为这是一个“右派”网站。 　　周志兴的微博有 5 万多粉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他在网上就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前不久《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调去某个基金会工作，发私信托他在微博上转发下这个消息。但转完后，他的粉丝不干了，骂他“怎么跟左派眉来眼去”。 　　“我猜想，很多人是因为我的自由主义立场才关注我，成为我的粉丝的。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我和一个左派互动了。”周志兴说，这让“你不得不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分裂的最大问题就是站队。他说：“很多时候，他不是看你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看你是哪个阵营的。只要发现你跟他不是一个阵营，根本就不会听你说什么。”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 5.5 亿人，已经形成网民集结参与公共事务的气氛，网络成为助推中国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网络的言论暴力也开始引起关注和思考。 　　胡泳对 2012 年初微博上爆发的“方（舟子）韩（寒）之争”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论战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包括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使用类似的语言。”胡泳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甚至还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 　　胡泳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他解释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批判对象或其言行与“文革”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00%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胡泳分析认为，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事件，“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来说。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文革’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这种贴标签式的讨论，胡泳认为根本不可能在学理层面去交锋，只能使人失去独立和理性的判断，同时加剧群体的非理性行为。 　　学者秦晖对这一现象也有描述。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什么？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不惜一切的代价消灭。 　　扭曲的争论 　　对于今天社交媒体上弥漫的戾气和语言暴力，不少传播研究者认为，活跃在网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名亮研究发现，微博的出现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但是，塑造与指导公共舆论的权力仍在少数的社会精英手中。也就是说，不少知识人已经或正在占据信息高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在微博中生存。 　　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见领袖，其微博关注度可能不及娱乐明星。李名亮分析称，但他们通过微博内外不同领域的跨界交流，共同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话语权，其实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引发话题、设置议程、引导与改变舆论走向，形象地说，他们是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和“扩音器”。 　　不过，对于社交媒体上的乱象，胡泳也强调，虽然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只能负“部分责任”，因为“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层面”。 　　“知识分子群体也是生活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的，他们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胡泳说，相对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但离真正自由表达的公共讨论空间的标准还相差甚远。 　　在胡泳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太多的问题都需要讨论，而讨论空间却不足够”。 　　“这势必会使得原本正常的争论扭曲、变味。”他说。 　　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也认为，社交媒体上的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知识分子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http://www.dw.de/chinas-li-chengpeng-wins-top-honors-at-the-bobs-online-activism-award/a-16794165 HUMAN RIGHTS China's Li Chengpeng wins top honors at The Bobs online activism award Prominent Chinese blogger Li Chengpeng won the jury's prize for Best Blog at The Bobs awards for the best blog in online activism. Jury members called him an inspiration to young people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2013, Li Chengpeng saw his name hit the headlines outside of his native China while on tour to promote his book “The World Knows.” Afraid that his fans could turn a book-signing event into a political rally, he was only permitted to hold what he called “silent book readings” as authorities allowed him to sign fans' books but not speak with them or read from 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http://news.hexun.com/2013-06-23/155423528.html 岳阳楼记不好了桃花源记仍好，原因大致在此 2013 年 06 月 23 日 03:10   来源： 现代快报     如果不小心把手机摔碎了，就是“节操碎了一地”；手机不见了，就变成了“我的节操呢”？   节操手机 　　来自学者严锋周三 微博 转发，转发链接显示，是名为“节操”的一款国产手机预定告示。细看其推介案，奇处一是“命名”，二是“自述”。名之为“节操”，跟将酒吧起名叫“绯闻”或“乱了”的酒吧近似，而其设计、配置之类的说明文本的修辞，则一反成规，以鄙视端庄为己任，吊儿郎当，满腔嘻嘻哈哈，讽世、刺人、挖苦自己，一通招呼，给人印象反而颇深。 岳阳楼记不好了桃花源记仍好，原因大致在此 　　语出作家杨葵周三微博：“近来一点小体会：尽量少用比喻。常看到文章里， ” 像 ” 字一出，后边洋洋洒洒，而那些文字基本都可忽略，乃至删除。笔力够，大部分想表达的内容，定能表达清楚。爱比喻，说得好听是笔力不够，说不好听多属矫情做作，需警惕。前几天说重读古文观止，《岳阳楼记》不好了，《桃花源记》仍好，原因大致在此”……杨葵的强调意在提示那些似是而非无关痛痒之喻，确乎值得以文字谋生者格外警醒。即或是在叙事文本中，比喻也隔断叙事。既要贴切新奇，又要流畅无碍，技术难度不低。再者，天下之喻多为个体体验，而试图让接受者乃至跨时空接受者对其心领神会，本就不易。 设计隐喻 　　语出产品观察家 leeron 周二博文，原题“从设计隐喻角度分析为何电子书翻页是个糟糕概念”。文章认为，“就电子书而言， ” 翻页 ” 是对模拟世界阅读的形式模拟，追求 ” 形似 ” ，忽略了不同介质书籍在显示、功能和操作上的差异……电子书在抛弃对传统阅读 ” 形似 ” 的同时，应该渐渐培养和固化新的适宜的阅读习惯和方式。 ” 翻页 ” 作为混淆概念，会干扰新习惯的形成，不应在设计中被鼓励。” 舒缓关怀 　　来自译言网本周推荐，原文题为“舒缓关怀让人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更有尊严”。初看，想当然地以为所谓“舒缓关怀”大约就是“临终关怀”的另称，但细读介绍，发现二者关注点大有不同。“舒缓关怀涉及到对病人对症下药，并按照病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来量身定制治疗方案，不管病人的价值观是什么。” 中国队坚决捍卫了人民币对泰铢的汇率 　　本周段子，吐槽上周末创纪录败给 泰国 的国足。段云：“今晨，泰国报纸报道： 1 ： 5 ，中国队坚决捍卫了人民币对泰铢的汇率。” 信息鸦片 　　或称“娱乐鸦片”，亦可称“信息过载综合征”，来自学者胡泳周一微博提示在那两张相隔多年的图片之间，全无改变的是近似的沉湎与迷恋：“把新的信息和娱乐比作鸦片，这是个古老的隐喻。” 间隔年 　　西方青年的一个流行做法，即在继续升学或结束学业参加工作前，先以一次较长时段的旅行作为间隔或隔断，借以让自己增加实际社会生活体验，了解自己和生活。“间隔年”期间，一般也会伴随相关短期工作，目前，这一异国青年的习惯性选择也有国内青年效仿或追随。  

从“大公司”到“企业家公司” 胡泳 郝亚洲   很多人都在担心，假如鲸鱼在地球上消失，海底深处那个运转了千百年的神秘生态系统是不是会遭到破坏？可是，亿万年前，恐龙的灭绝并没有带来生态的紊乱，反而出现了科学家所谓的“竞争释放”。哺乳动物的体型在恐龙灭绝之后呈爆炸式增长趋势，拥有了更多的食物资源，进食效率也大大提高。 同样，商业领域中“恐龙”的倒下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情。优秀的人才被流放到组织之外，其中一部分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用掌握的资源和技术成就属于自己的事业。 20 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军方自主研制出性能卓越的 LAVI 战斗机。 80 年代初，迫于美国的压力， LAVI 战斗机仅仅在生产了 3 架之后就被彻底叫停。虽然项目被取消，但参与 LAVI 项目的 1500 名工程师进入业界发展，直接推动了以色列走向高科技强国。同样， 1977 年， IBM 因为印度政府的限令而退出印度市场，但大量 IBM 的前印度雇员却掀起了在本土创业的热潮，多年后，印度聚积了一批全球 IT 技术的重要人才。 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倡导汤姆·彼得斯式的狂欢，让所有巨型组织都轰然倒下。毕竟大公司才是推动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可是，当骤然发现公司存在的种种假设即将或者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以往区分公司“大”与“小”的方式显得过于简单粗暴。 麦肯锡在多年前的报告中写过：在未来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会有鲸鱼、布谷鸟和益生菌并存的局面。这种带有明显工业时代经济体特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显过时，因为用这个框架无法解释创客群体的存在，更无法解释海尔和阿里巴巴在进行的自我革命。 一位美国管理学者在博客中这样形容自己的兴奋：金融危机之后，大量人才行走在纽约街头，他们吸引着风投的目光，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企业家。 我们将这种兴奋归于他看到了未来的公司趋势——“企业家公司”，这也是德鲁克生前愿望的浮现——每个人都是 CEO 。     网络化公司崛起   韦尔奇在 1992 年的年度报告中，有一句话至今还被奉为变革圣经：“我们致力于将小型公司的精神和小型公司的速度植入我们大型公司的肌体。”与他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 ABB 公司的总裁柏西·巴列维。他的战略几乎完全摒弃了公司的中心，把责任移交给不同的小型、个人化的事业部。巴列维的逻辑非常简单：成功只会垂青于那些行动迅捷的公司，那些通过品质、服务、创新和接近顾客来增加产品附加值的公司；类似的还有稻盛和夫那扬名天下的阿米巴组织。 社会学巨擘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中，将组织分为两种：第一种组织的主要目标是自身手段系统的复制；第二种组织的目标以及目标的转变，是塑造与不断重塑系统的结构。卡斯特称第一种组织为科层制度，第二种组织为企业 (enterprise) 。 基于两种组织的区分，卡斯特提出了“网络化公司”的定义：一种特殊的企业，其手段系统是由各自主目标系统之部分交织而成。因此，既定网络的操作便依赖该网络的两种属性而定：其一是连接性，指促进组成部分之间无障碍沟通的结构性能力；其二是一致性，指的是网络目标及其组成部分之间利益的共同程度。 卡斯特对网络企业的梳理，来源于他对工业时代以来产业组织与生产方式的相互影响的分析。首先是大量生产到弹性生产的转变。大量生产的代表是“福特主义”，其原则根植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和科学的工作组织。弊端是无法准确预测世界范围内的市场需求，同时也很难在质与量之间求得平衡，而且大量生产的系统过于僵硬，因此有了弹性生产的需求。大企业的组织模型奠基于垂直整合以及层级、功能性的管理。在“福特主义”之后，出现了“丰田主义”，卡斯特认为，丰田主义的真正特点不在于厂商间的关系，而是管理者和劳工之间的关系。以往，美国公司强调通过细致的部门分工以及明确的工作划分来提高工作效率，日本公司则重视工作团队自发地处理工作现场紧急事务的能力。 卡斯特认为：如果大公司本身能够进行改革，将组织转化为一个接合（ articulate ）多功能决策的新网络，在新经济中就能真正成为较优越的管理形态。而组织变革的任务就是让生产系统更加有弹性和协调性。      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   卡斯特认为依靠大型生产生存的公司不会死亡，但并不意味着大公司不会死亡。“网络化公司”更像是新经济时代中的企业意识形态，其形成得益于节点的表现。在企业中节点是由最小的经营体，即由人来组成。网络化公司更像是一个利益共生的共同体。 一个完美的网络化公司，应该是由无数个“企业家公司”构成。由此来看，海尔目前正在进行的网络化战略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它和 GE 、 ABB 的本质不同在于，海尔要从大到小彻底消灭金字塔结构。如果阿米巴的内部还依赖于等级制度的话，在海尔的变革中，这样的依赖就会被张瑞敏斥为“当官意识强烈”。所以，在海尔，才会出现一个员工孤零零地拎着包去管理被并购的泰国工厂的情景。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他的背后是海尔的品牌资源。 海尔正在尝试的网状组织和网络化战略是划时代的举动，把大公司变小，把小公司变成小微公司，最后让每个个体成为直接面对市场的“ CEO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无法再用“大”“小”公司来衡量这样的企业举动，解放“人”似乎成为了唯一合理的视角。 “未来每个企业的 CEO 的成功，并不在于你的企业为社会制造了多少产品，而是在于你制造了多少 CEO ；在于是否打造了一个让每位员工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让企业实现永续经营。”张瑞敏如是说。这也似乎为卡斯特那飘在空中的“网络化公司”寻找到了着陆点。 面对网络化的个人主义者，企业能做什么？答案是：把自己变成一张没有边际的网，把以人为核心的资源能力变成节点。     网络化组织的不平衡   张瑞敏特别提到“供应链无尺度”，并延展到“用户体验无尺度、员工创新无尺度”。在 网络理论 中，无尺度网络是带有一类特性的 复杂网络 ，其典型特征是在网络中的大部分节点只和很少的大节点连接，这种关键的节点称为“枢纽”或“集散节点”。如果网络化组织中的每一位员工都是一个节点，那么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会拉大。节点好比磁铁，有的磁铁具有超强的聚集力，有的吸引力则比较微弱。换言之，每一个节点不是平等的，因此，网络化组织也绝对不会是平衡的，会出现一些问题。 首先是连接性问题。在互联网的碎片化时代，在网状组织中会出现每移除一个节点以及与其相关的连接，那么原网络中的其他点也可能受到影响。原本相连的两个节点可能不再相连；即使相连，从其中一处到另一处可能需要经过更多的路途。总的来说，网络的连通性降低了。所以，如何提高每个节点的不可移除性以及连接性，是网状组织亟需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一致性问题。这可能是更加关键的考验。尼葛洛庞帝在《 数字化 生存》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实验：一个大礼堂中有千余人，实验者要求大家开始鼓掌，掌声尽量协调一致。结果发现，虽然没有人指挥，起初杂乱无章的掌声却很快就节奏一致。尼葛洛庞帝研不由感慨：我们对于从完全独立的行动中所产生的协调行为的认识还非常之肤浅。       “尼葛洛庞帝式鼓掌”现象显示出网络的同步性——即便单一节点能力提高，如果整个网络不具备协调一致的同步性，网络化组织的效率打造也终将归于失败。而决定网络动力系统的同步性的则有多种因素，如节点动力系统的特性、节点的耦合方式与网络的结构。大部分大公司在组织变革的时候，虽然可以用信息化解决连接性的问题，但却在“一致性”问题上受阻。 ——————————   当诺基亚面对苹果的冲击基本上一败涂地的时候，在企业内部发起了一个叫做“诺基亚桥（ Nokia Bridge ）”的计划，为进行创业的前诺基亚员工提供 15 万欧元的融资。目前，诺基亚孵化器中已经有 100 多家公司。诺基亚作为昔日“恐龙”被诟病，但它用解放个人的方式宣告了创新不死。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的提出都有当下的经济学假设，最大问题是其静态性和对多面人性的忽略。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解放人性。大公司不再“大”，把每一位员工当做节点，激发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慢慢地，这张网就会成为一个大写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