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胡泳:微博在中国的兴起正逢其时

搜狐掌门人张朝阳在搜狐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说:“微博的突然火爆非一日之功,乃互联网互动产品十年积累之大成。论坛是集体的,去中心的;邮件是个人的,但却是点对点的,延时的;博客是以个人为中心兼顾集体的,但却是非即时的;短信是近乎即时的,但只是点对点的。 PC 互联网产品的左冲右突,演化和普及,手机作为信息工具的流行,十年的功底造就了这样一个以个人为中心兼顾群体关系的随时随地近乎即时的互联网互动产品,这是技术进步和用户行为演化从无数个可能性中选择出来的正果,不容易啊,请大家珍惜。” 这段话初听上去像是一个产业专家对互联网产品历程的十年总结,然而话尾的“请大家珍惜”五个字听起来却意味深长。请谁珍惜呢?是不是有人并不认可这个“从无数个可能性中选择出来的正果”呢?联系到此前中国微博网站发生的一些状况,这个呼吁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7 月 10 日开始,搜狐微博无法访问,对外称“维护”中,到 12 日才重新恢复运营。网易微博则从 7 月 13 日晚间表示“推累了,休息下”,开始闭关“维护”。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虽已运营一年有余,在 7 月 12 日却忽然变成了“测试版”。不仅如此,除网易和腾讯一直是“测试版”外,搜狐、凤凰,甚至最“根正苗红”的人民网微博都打出“测试版”等标志。“测试”的结果,有些微博服务取消了搜索功能,有些则对站外链接进行限制。最新的发展是,新注册的新浪和搜狐微博用户都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证和手机信息进行验证。微博实名制似乎呼之欲出了。 今年,微博服务在中国获得爆炸性增长,其所实现的信息的密度、传播的频度以及网民的联结度都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种网络应用,这可能是它在当下引起高度关注的原因。仅仅从最近的一些事件就可以看出微博的影响力:玉树地震中,短短 140 字的网络讯息,成为人们面对灾难时互通信息,寄寓情感,相互帮助的别样载体;一位跨国公司的前高管被一个微博作者指为假造博士学历,引发网民对克莱登式野鸡大学的追询和对精英诚信的拷问;一家知名报纸的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而遭地方公安局全国通缉,数十万条有关该事件的微博被转发、评论,显现出中国公众对于新闻事件的巨大参与感,最终公安局撤销通缉并道歉;南京“ 7 · 28 ”爆炸发生后,网友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开始“现场直播”,爆炸地点众说纷纭,央视最早的新闻称“加油站爆炸”,中石化有关负责人迅速通过微博“澄清”…… 可以看到,如张朝阳所称赞的微博特性——个人性、即时性、互动性——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关键是,以上特性并不为网民所独擅,也堪为政府和媒体使用,既可以作为采集民意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和民众沟通的良器。这方面业已出现了一些经典的案例。且不论今年两会中微博在网络问政中发挥的作用,以全国的公安系统而言,就发生了不少可圈可点的事情。比如 6 月 3 日广州警方微博直播枪击案,大胆利用新媒体公开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提升了警方的声誉,也让网友对政府微博在突发事件及公共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产生更多期待。   广东省公安厅及 21 个地级市公安局全部开通公安微博,这已然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刚刚过去的 7 月,北京警方宣布成立公共关系部门,预备开办官方微博,听取民意。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说得好:“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涉警舆论必然成为各类媒体的热点,因此警方与社会公众、媒体、弱势群体进行公开、及时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加强对社会公平、正义、公信度的宣传尤为重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在回答记者“对于有些网民的尖锐批评,警方如何处理?是否会有所限制”的问题时,表现出了足够的胸怀,可以作为各类政府微博的镜鉴:“我们尊重网民的表达。对于普通公众关注式的批评意见和尖锐问题,我们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将直面市民质疑,并会积极联系网友,定期与各界意见领袖沟通,征得理解和支持。” 这正是政府微博应有的心态。第一,认识到微博在中国的意义远远超出社交网站之外,而是兼具言论表达功能和政治传播功能,并可以进行社会动员;第二,微博是一个意见领袖群集地,尤其聚集了众多媒体从业人员,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内其他论坛甚至传统媒体的引领者,取得这些意见领袖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政府的健康运行和获取公众信任善莫大焉;第三,微博上的声音是多元的,其中并不乏尖锐的批评,网友在此不是寻求修辞与喜讯,而更多的是理性和真相。 纵观一年来的发展,可以说,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微博是突发新闻的出色载体,言论表达的开放平台,参政议政的良好工具,也是政府阳光执政不可缺少的通道。当然,微博的经济意义也不容低估。更好地开展微博服务,有助于缩小中国在互联网技术、产品、影响力上同美国的差距,从而更充分地满足中国四亿网民的需求。 所以,微博在中国的兴起正逢其时。既然各大微博都变成了测试版,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试运行——在这个过程中,允许试错,允许实验,允许用户发展自治秩序。可以肯定,张朝阳“请大家珍惜”的呼吁中,“大家”既包括实验者,也包括管理者,因为归根结底,互联网属于中国每一个人。   原载《南方都市报》 2010-08-02 版次: AA23    版名: 个论   http://gcontent.oeeee.com/8/01/801272ee79cfde7f/Blog/39a/b4e1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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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上)

潘毅:我最近刚好是因为富士康的事情,有机会跑了一下两岸三地,我并不认为现在对富士康事件媒体的评论和看法已经达到平衡。刚才也提到自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可是在国内大量媒体是针对心理因素这一部分,社会因素是一直都没办法拿出来讨论的。香港报章算比较中立,但也只是比较重视管理压力的问题。我去了台湾5天,我们都知道富士康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非常重要,大陆也有很多台商,所以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希望找一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学生去做田野调查,和学生对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学生问的问题是跟台湾主流媒体的报道直接相关的,他们经常问到底这次事件是否是中共的阴谋,要把郭台铭赶出去,还有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对新闻媒体知道得越多就越没有信心。西方媒体的话他们想把富士康之后的罢工事件变成一个独立工会的追求,所以他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就硬把这种观点塞到你的口袋里,所以我真是对媒体很失望,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很快改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太投入了,所以对媒体有点气。 ● 无论自杀还是罢工都是必然会发生的 杜婷在邀请我过来的时候希望我谈谈自杀背后的社会因素,我们一直在富士康厂区做研究,工厂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巡逻,有人要自杀他就上去把你拉回来。我看富士康的问题,我会把这些工人理解成一个寄生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把农民工放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这个背景上看,这些工人背后是有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那我们就会看到今天工人的这种行为,不管自杀还是罢工,我认为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这次的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今天我们要过度渲染罢工,跟我们渲染自杀其实是一样的。在我的研究里这十多年在工业区一直都是有自杀的,但因为工厂太小,一两千个人,自杀一两个人,根本就引不起关注。从03年到现在其实工业区也经常有罢工,甚至不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少,但也不会有太多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罢工就是几天的事情. 我讲的重点是这些东西其实过去十多年一直都是存在的问题,我自己就处理过好几个个案。重庆、西安、天津什么地方都在罢工,这些现象本来就说明了非常明确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太关注,这次是通过富士康的事情一下子揭露出来。 ● 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的付出 中国在工业化道路里面,它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会有农民工?其他第三世界不是没有,他们其实也有很多外劳,可是我们的农民工还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在整个三十年的工业化里面,城市化、工业化基本是脱钩的两个过程。我们让农民工走进城市、走进工厂、走进工地,甚至也能走进饭馆、酒店工作,可是你就这样让他在城市,如果不能保障他们生存权利的话,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同时农民工的社会身份一直模糊不清,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工人,不需要的时候他就是农民,我们在用劳动力的时候把他理解成临时性的、过度性的。我们所有农民工拿的工资都不是最基本能保障生活的工资,所以现在富士康说加了300块钱,加了之后依然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而不是正常工业化后转化过来的工资。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讨论,我们在维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后是农民工在这样付出。 ● “自杀即他杀” 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不同。我95年的时候在工厂里面生活了8个月,后来在我的书中有写到那时候是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星期六、星期天,宿舍、食堂的条件也比今天差很多。可是经常我会被问到“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会接受?第二代不愿意接受?”这是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扣连在一起的。第一代的时候,虽然在外面打工很苦,可是他整个生活的意义感或者价值观是对照在农村的生活,所以他在城市里面多苦都好,赚点钱之后他想回农村盖一个房子,然后让他们的孩子出生,抚养他们长大,最希望就是他能考上大学,进入城市。就是不能考上大学,也希望他们长大了能离开农村去城市。所以离开农村进城市这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实一直贯穿在这两代人身上。第一代人比较愿意回去,年龄越大越知道他在城市生活的不可能,而到了如今这一代,他整个生活价值观已经改变了,他渴望留在城市里生活。富士康那些年轻人进入到那种工厂之后,他其实更容易会看到那种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在城市留下来生活,但他们又不愿意再回去。这就是我们说的从抽象的社会学意义来讲“自杀即他杀”,他现在自杀的只是他的身体而已。年轻人喜欢新鲜的东西,潮流的东西,在富士康门口就有一家商店在卖手机,每个手机都是两千块钱以上,工人的工资不会支持他在城市有这样的消费。 中国这种很特殊的半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今天这种困局,困局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绝望,绝望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自杀;另一种情绪就是愤怒,就是罢工。你希望他愤怒还是希望他绝望?我们是希望能改变他背后的根本东西,改变背后的社会结构。 ● 很难找到比富士康条件更好的工厂 还有一种问题是说那些工人为什么要自杀?他们为什么不离开呢?据我所知工人最初是选择离开的,我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本上都才做两三个月,要很辛苦才能找到一个人是工作超过一两年的,所以在遇到问题时他首先是选择离开,只有小部分人会选择自杀或罢工。我想说的是就算离开了,以后他去哪里?他离开以后同样不会想找到一个比富士康更好的条件和空间是很难的。 ● 宿舍劳动体制让如今中国的工厂模式可以维持下去 像这种工厂的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可以维持下去?可以这么稳定?在城市里我们没有给这些工人家庭生活,但在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他提供了宿舍、公共食堂等等,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其实就把他的工作空间跟他的生活空间高度重合在一起,这种重合从生产方面来讲是非常有好处的。工厂一接到订单可以马上开工,可以非常有效率。同时工厂的宿舍也提供了工人最基本的需要。之前有人说要拆掉富士康的宿舍,如果把宿舍拆掉的话工人就一定要到外面找地方住,就他们的工资水平怎么可能生活?你进A工厂,有个宿舍给你,你离开了进B工厂,也有个宿舍给你,你要真是离开这些工厂,那就只能离开城市。这种宿舍劳动体制让农民工从农民转变为工人的合理转化工程变得不可能。先讲这些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杜婷:谢谢潘毅,潘毅今天讲到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两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还有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在我们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黄煜老师,您先让潘毅对我们媒体行业恢复点信心吧。 ● 媒体不过是整个制度中的一环 黄煜:首先媒体对潘毅的大量采访和报道让潘毅的很多观点被我们了解,这就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其实是一个市场,当然有不好的,但有些还是很值得尊敬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市场化的媒体制度,很难要求所有媒体都是用一种道德来自我要求,当然这里面还有人性的问题。刚才说富士康,但我们想想当iphone出来的时候,一天就定了60万部,这些苹果的使用者有多少人去关注他背后的血汗工厂,这些自杀的工人?苹果给富士康的利润这么低,所以有时候我对郭台铭也有一点同情,他整个军事化的管理恰恰就使得苹果可以有很大利润,也可以比较价廉物美出售给我们,所以最后你转了一圈,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越研究深刻就越糊涂。对媒体来说责难容易,但是媒体本身也是整个体制下的一环。 ● 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结合使公民权利受到侵害 长平:富士康事件出来之后,我在南都发的一篇评论就是介绍潘毅的《中国女工》,我也给很多记者推荐,我当时文章的标题是《除了自杀还有尖叫和梦魇》。《中国女工》有一章重点分析了一个女工的梦魇,从一个梦魇延展开去,分析底层社会反抗的途径。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这个社会打工者体制性地走向孤独,这种孤独一方面使他们更隔离,一方面又使他们更紧密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反抗阶层,除了自杀还有日常的精神痛苦、灵魂挣扎等等构成了这种普遍的反抗。 在书中提到国家资本和父权制的结合,我觉得这个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很准确的描述,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国家的权利和资本的权利的勾结,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概念。富士康就是典型的父权制管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管理的不得已,但是这种管理本身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另外由于这种国家权利和资本权利的勾结,甚至沆瀣一气,他使得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一个工人可以有几种身份,对老板而言他是一个工人,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公民,有政治权利。刚才潘毅讲到宿舍的管理方式,在过去中国最早的国企也是这样管理的,这实际上剥夺了工人的政治权利或者说是混淆了政治权利。最近有个消息,富士康说我要把工人交给深圳市管理,这个消息本身可能有它的价值,但这个说法很奇怪,这样说就意味着资本家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今天我可以交给他管理,明天可以拿过来自己管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大的话,其实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权利的不清晰,然后一旦到了某个时刻,一个管道堵死了整个就没有呼吸了,富士康就比较典型。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过去提到的,就是说现在给工人涨工资可以,但是我的利润薄了那我可能就撤走了。对农民工而言你是要打工的机会还是要一个公民的权利? ● 媒体对罢工的集中报道使人们意识到工人才是产业升级的主体 刚才潘毅提到媒体对罢工事件的过分关注有可能有负效果,但有一点是好的,过去我们关于产业升级换代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都是处于“被”的状态,他们不是主体,主体是国家的发展、产业的方向。我们的讨论仅限于产业要是不升级国家经济怎么发展,工人作为主体是被忽略的。现在他们站出来了,我们才发现其实你是不能忽视工人的要求。 ● “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 邓志新:金融风暴之后对以出口为主的广东的制造业影响很大,当时媒体有很多报道,有一些在同一家厂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就是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整个生活目标就是把子女亲戚都带到城市,在这里安定下来,结果经济不好厂里根本没有生意,要回去,他们觉得生活完全中断了,不知何去何从。我记得一些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有一些很感性的话,比如说有一位说“我不想回老家,因为老家没有QQ可以用”,还有一些农民工他们可以用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个手机,因为他们需要用手机和外界联系,成为感情的一种寄托。这些让人看了很感慨,我的一个朋友北风当时有一个想法,他想要做一个调查,调查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回去之后怎么样,是不是能在家里待下来,工友之间会不会有联系,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他们之间如何互助等等,当然后来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调查没能做下去,但这种想法很有价值。 ● 媒体担心过多的报道会妖魔化某种力量从而导致民粹主义 还有富士康的问题,我和一个朋友曾经有个争论,当时我们作一个评论,我会考虑各个阶层对这个事件有什么反映,比如说有一个大学生关注无良企业的组织,他们要求通过对苹果、惠普这些企业施压让富士康改善工人的用工条件。我的这个朋友是同行,他就很抗拒这种做法。他本人高中毕业后在东莞打工,打了好几年工才出来,他觉得富士康的问题就在于那里都是年轻人,他根据他自身的经验认为在年轻人聚集的工厂环境中大家的抗压能力会比较单一,压力会迅速转嫁和传染。他不同意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富士康,他觉得如果只是把问题纠结在这一环就很容易妖魔化富士康,对很多工人来讲是更不利的。因为相对而言富士康的用工条件算好的,薪水可以按时发,你找不出他太多违反国家用工条例的地方。他所讲的也让我开始犹豫那个评论是不是还按之前所想的做,因为我们在国内做媒体很多时候担心妖魔化某一部分力量,担心民粹的东西泛滥而起。在这个极权社会中我们确实要对公权力非常警惕,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但对于其他的一些力量,我们是不是就要宽容一点,不要随便妖魔化。 ● 媒体四面楚歌 胡泳:我第一次见潘毅,她说的话让我很震动。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做媒体的,而且做了很多年。倒不是完全说潘毅一个人让我震动,因为很多人像她这样想,这件事就会让人震动。在两会的鸿忠抢笔事件中,曾经新闻界有一个联署,但是新闻界想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新闻界本身有什么好说的,这件事就是抢人民日报记者的一个录音笔而已。包括艾未未在他的twitter上,他把媒体直接就叫做倒霉的霉。还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比如说王力雄,还有很多,他们很多时候是很怀疑媒体的公信力,怀疑媒体的判断,至少他们在为很多事情努力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不把媒体当作他们的同盟军,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换句话说今天的媒体人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当然我指的不是全部媒体,我指的是比如说在座的诸位,大家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些共同的认识和判断,这样的一些媒体人。我们面临的困境是当局觉得你老说政府不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民粹会骂你,说媒体特别犬儒,特别娱乐;自由派会说你没有立场;我们自己来讲可能精神很分裂,所以媒体就变成四面楚歌的境况。而且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对社会的很多不满投射到媒体上,就以前两天著名的六九圣战为例,有的人就说是媒体在这里搞鬼,媒体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走。我看到展江有篇文章说“社会有病,媒体吃药”,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之所以那么乱七八糟全是你们媒体搞的,谁对媒体都不满意。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网民对媒体的反对,包括像潘毅老师这样的学者,还有在座很多为了今天的社会做各种努力的人对媒体也是这样的看法,媒体怎么办?媒体自己该怎么做来促进这种东西的改变?这可能是大家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 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 刚才潘老师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讲了自杀的社会因素,但其实社会结构最根本的还是一种政治结构。我很欣赏袁剑说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的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讲我们背后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因为这种政治结构决定的,而这种政治结构如果不改的话,即使中央开经济会议,说我们要调整结构、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金融危机都在导向说我们应该赶紧从价值链的低端走到高端。但实际上这整个过程如果没有触及到政治结构的话我觉得都是瞎扯,而这个瞎扯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东西,刚才长平讲在中国资本和政府是可以互换的,资本和政府互换的背后,你会在中国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全球化绝对是政府的同盟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化在很多时候是中国现在这种政治结构的同谋。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么多年,国家的能力越来越强,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崛起的能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能力,而如果没有全球化,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有这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前些年西方反全球化的东西,我们觉得离我们那么遥远,比如说G8开会,一些NGO去抗议,还有反耐克的血汗工厂,抗议那些不讲社会责任的公司,我们以前觉得这些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而可怕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还基本上是建立在跟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这种同盟之上来维持现在的这个局面。所以要对全球化作一个重新的思考。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CoChina的最新更新: 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下) / 2010-07-09 23:50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下) / 2010-06-30 19:44 / 评论数( 0 )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上) / 2010-06-30 16:12 / 评论数( 1 ) 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文字稿 / 2010-06-28 15:10 / 评论数( 1 ) 突發新聞報導研討會 / 2010-06-17 23:13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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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人人时代的碎片化生存

胡泳:人人时代的碎片化生存 文:郝亚洲 来源:《中欧商业评论》2009年12月号 2009年是又一个商业新思维在中国集中崛起的年份。和长尾理论、维基经济一样,这一年的免费、众包概念同样来自互联网,同样基于对传统管理模式的颠覆。 社会的每一次进化都来自信息扩散方式的变革,互联网也在进入人人时代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虚拟化。公司和个体之间不再泾渭分明,曾经看似 强大无比的组织正在面临被逐渐碎片化的趋势。传统型组织该如何面对碎片化变局,如何认知各种商业新思维?本刊专访了互联网观察家胡泳。 科斯定律正在瓦解 《中欧商业评论》(CBR):美国《连线》杂志最近集中了几位互联网领域里的资深撰稿人,提出了很前卫也很新锐的新新经济一说。主要是基于平台时代里,高度分权化、自组织力量兴起的大前提。如果说新经济是信息时代的产物的话,新新经济无疑在从根本上瓦解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根基,就是信息源的多元化和不可控制化。 谈及这一点对商业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通用这样的钱德勒笔下的传统工业组织范式倒下去了,而更加强调开放、灵活的丰田日益壮大。无论是波音的开放式创新,还是苹果的平台手机,都在用我们意想不到的组织方式生存。组织在产销一体的时代究竟将会有怎样的变化? 胡泳:组织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边界正在呈现流动性的特征。另一个问题是组织赖以生存的理由正在遭到质疑,也就是该如何定义这个机构。组织的核心是科斯定律。科斯认为人们在一起是要做事情的,而做事情的前提是获取资源。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交易成本。科斯发现,组织结构的存在可以降低交易成 本,这一发现是基于稀缺而言的。 互联网出现后,某种意义上来讲稀缺时代基本上结束了。交易成本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可以看到,相比传统工业时代而言,已经大大降低了,尤其是信息获取的成本。以往将企业和社会分离的组织围墙没那么坚固了。也就是说,将人们圈在一个组织里做事情的方式正在遭到挑战,因为这么做产生的交易成本可能会远大于社会生产的成本。 因此,科斯定律对组织的合法性的解释似乎站不住脚了。企业要想存在的话,必须不停地追问为什么。 CBR:能追问出来吗? 胡泳:德鲁克很早就解答了,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创造市场。但我们必须看到以往创造市场的方式是否还适用。比如大英百科和维基百科的对抗可能是个 小例子。大的例子比如说Linux操作系统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对抗。 微软的做法是招揽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这些人不用倾听市场的声音,不用关心公司战略。产品的开发早已经过了缜密的研究和分析,工程师做的 就是把它们生产出来。 Linux则相反,它有一个很大的人才池,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完善这个操作系统。微软对此不屑一顾,认为Linux的人才池和自己的没什么区别,因为并不是池子里的每一个人的智慧都能构成产品的核心。也就是说,真正的精华还是由当初的几个核心来完成的,而微软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核心直接筛选了出来,这也符合2/8定律。 微软的说法其实是有道理的,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当核心的边界是开放的时候,就等于是一个流动着的状态,去不断地跟外界交换。这样,组织整个的生产也就是一个开放的状态。 微软代表的生产模式是福特式,开发产品前需要模具,当发现产品和市场不对路的时候就要把模具毁掉,重新设计、生产。和开放的生产相比,微软掉头的能力较差。 Linux代表的是新型生产模式,也可以叫后福特式,是一种零头生产。 虽然我并不认为微软会因此消亡,但它必须在某些方面作出改变,否则就会成为问题。未来,非企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融合度会越来越高。 蚂蚁遍布大象的身体 CBR:去年跟你聊过一次,当时还提到了公司的终结这个话题。从今年的趋势来看,似乎正在向汤姆彼得斯设想的方向发展。最近已经有学者在用哲学上的后现代理论来解释当下的企业现象了,认为后现代的碎片化特征将是未来企业的主导生态。从理论上,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大企业越来越少。但是,又如何解释谷歌现象呢?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胡泳:对于大企业的消亡,我暂时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会是一个大象和蚂蚁共存的局面。从媒体行业可以看得很清楚。前些年媒体的逻辑就是扩张。对于媒体来说,有两个核心业务,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内容的发行。媒体都在努力将这两块业务纳入囊中,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当他收购福克斯的时候,默多克的帝国思维基本成型。他不但要自己生产内容,还要掌控渠道。这种全球性竞争的思路有点像汽车业。但默多克有一天突然发现Myspace的领先地位不知何时被 Facebook超过去了,感到了恐慌。 其实,Facebook说到底还只是一个网站,根本无法和新闻集团抗衡。但是,当Facebook在某一个专项领域做到最强的时候,而这个专项又恰恰是新闻集团寻求战略转型的支点,这就会让默多克非常焦虑。 所以,我觉得会出现双重体制的局面。一方面是大的寡头体制,因为它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机制,可以做到规模效应。众多蚂蚁做的事情就是姜奇平讲到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斗争。包括长尾也是范围经济。在未来的时间内你还会看到两者之间的斗争。 CBR:未来的商业世界就存在于两极之间:要么就是大象,要么就是一群蚂蚁。但现在有两个企业现象,一个是谷歌,一个是腾讯。小的企业正在被两头大象所收购,或者用合作的方式来依附在大象身上。比如腾讯的平台开放,对那些生产插件的企业来说就是一种变相的合作。说来说去,未来还是寡头的? 胡泳:小企业本身的成本就低,人也少,它只要依附于平台,平台给它提供多高的利润率,我觉得不是问题。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为了数百亿元的营业规模而存在的,这才是企业的常态。良性的经济体都是一些中小企业去创造价值和创造就业的。 CBR: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小企业的繁荣逼迫巨头放开胸怀了,主动去寻求改变。而不是敌人都搞死,剩下自己一个人当大佬。 胡泳:你说得很对,实际上巨头们的开放策略就是这样的,包括API开放。巨头们认为它们的生存是依赖于帮助小企业抬轿子。这个过程中,小企业也能获得抬轿子的费用。我把这个策略称为依附在大象身上的蚂蚁。蚂蚁不能够挡在大象前头,因为大象的巨足很容易把所有蚂蚁踩死。它们就是要遍布在大象的身体 上。 免费VS收费 CBR:最近又在热炒免费。这个概念究竟有多少价值?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实际意义又是什么? 胡泳:《免费》这本书很有意思,实际上作者最终给出的结论还是很理性的。他不认为免费是适于所有人,也就是免费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商业模式,甚至免费在很多时候是导向其他商业模式的踏脚石。里面讲到了交叉补贴的观点,就是向高价值用户收费,对大众免费。 首先,免费能够吸引用户,其次免费变成了市场营销工具。最后的内核仍然是说,我有一部分高溢价的收费模式。其实这个模式在互联网之前就有了,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其实免费背后有丰裕经济的思想。只有在丰裕经济下才能出现长尾效益,才能出现免费,这就等于说,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会导致免费模式,就在这个时代发生,不会发生在前一个时代。但免费一定就是有它的适用范围,不会是结果式的商业模式。 CBR:对,免费最后指向的还是收费。丰裕经济学还是相对短缺经济来说的,当在一个部分出现丰裕的时候,收费的可能性就会流动到别的地方,如从大众流向高端这样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免费会如何呢? 胡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涉及了商业模式。我的孩子们都在玩摩尔庄园,就是专门给小孩开发的一个虚拟世界,在里面小孩也要买装备。它的收费模式就是卖充值卡。这种卡在学校附近的小摊上就能买到,每次10元。你也可以不去买,如果那样的话,很多好玩的东西就玩不到了。虚荣感让孩子们去花些小钱买点卡。10元看似不多,但当成一定规模的时候,这个数字就不得了了。 CBR:免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自己的用户基数够大,可以进来。其实在互联网上就是这样,先有了流量才会有商业模式,第二个其实就是在为收费做一个准备。我觉得这更像战略上的逻辑。 简单必将打败复杂 CBR:对于微博,它在商业上面能够有什么启示?我们以前也探讨过它对商业模式的一些改变,最终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手段和一个方法论而已。至于能够颠覆或者能够改变什么,我觉得很难说。 胡泳:微博最早起源于Twitter,What are you doing?它提供的就是让你时刻不停地把你做什么事发下去。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微博没价值。因为一般人怎么可能有时间关心你的阿猫阿狗在做什么,早上洗脸、吃饭有什么价值?但我觉得,它恰好是满足了人们的一个生活状态,我称其为流式状态。 人们的确有一种随时随地脚踏信息的欲望,这种欲望正好能够通过工具的便捷实现。开始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你记住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可以把生活留着。这里面有两个基本模式:关注和被关注。结果就产生了副作用它变成了一种社交工具,你完全可以关注你想关注的人。我们在Twitter上找到新朋友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在Facebook上。 而且你认识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流动性。这种交流持续性很强,每分每秒都在进行。从物理的角度来讲,你仍然是一个孤独的、坐在电脑前谁也不认识的人。但你又永远不会孤独,因为时时刻刻都有新的信息出现,时时刻刻都有新朋友交往的可能性,这是从满足基本需求的角度来讲。 此外,Twitter还有一个惊人的利器无比简单。为什么以谷歌为代表的搜索网站战胜了门户网站?原因之一就是谷歌简单到让你匪夷所思。谷歌开始就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策,尽可能不让到这儿来的人停在这个网站,谷歌只是一个路口。这是一开始的那些互联网创业者们没有想到的。因为,传统观点认为用户黏度越高网站越有价值。而谷歌反其道而行之。 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一定会越来越简单。和Twitter相比,Facebook也是复杂的。简单必将打败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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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与酷之一为何要做一个政治学者?-胡泳的BLOG-搜狐博客

所有的具备一定复杂性的社区都会按照特定的有关正义、平等、互惠和权威的原则组织自身。这是人类学上的普遍规律。你可以去考察古老的印第安社区,或者土著人的社区,那里都一定会存在一种权力体系,一种合法性体系,这些体系决定物品如何分配,任务如何下达, … 这样的发展趋势暴露了现代官僚政府同经济间的亲和性。经济学现在成了国家的语言,政治学因此也和经济学一样,成为了“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政治学和利维坦国家走得太近了,妨碍它看到、定义并评估在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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